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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治黨學說的基礎上，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對黨的建設的實際需求，從多方面探索了從嚴治黨的方針策略、制度舉措，留下了“水口洗黨”、古田會議、等許多膾炙人口的經典實踐，基本上涵蓋了新時代黨建布局的各方面，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和思想資源。

1開展“水口洗黨”，抓黨的組織建設

黨的組織建設一個重要方面是黨組織隊伍的純潔性建設。十分重視保持黨員隊伍的純潔性，在井岡山時期就要求，發展新黨員時，要把好入口關，嚴格按照黨章規定的條件發展新黨員。指出：“我們共產黨不是誰想入就能入，黨章規定要經過支部大會表決通過，入黨是有條件的”。[1]針對革命需要不斷發展壯大黨員隊伍的實際，他提出要“大膽發展而又不讓一個壞分子侵入”，[2]防止投機分子入黨。隨著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發展，黨員隊伍進一步壯大，但黨員成分復雜，出現了良莠不齊的現象。為了解決革命隊伍里魚龍混雜的問題，保持黨組織的純潔性，1928年9月，在湘贛邊界、湖南水口這個地區主持進行了史稱“水口洗黨”的管黨治黨運動。具體做法就是先將黨組織全面解散，再根據新的黨員條件重新進行黨員登記，對黨員身份和表現進行嚴格審核，合格的予以登記，不合格的不予登記。邊界各縣當時共有黨員一萬多人，此次“洗黨”共清除不合格黨員4000多人，重新保留合格黨員5000多人。“水口洗黨”純潔了黨組織隊伍，使得邊界各縣黨組織的戰斗力和凝聚力大大加強，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證。

2召開古田會議，抓黨的思想建設

1929年1月，紅四軍開創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紅軍隊伍進一步壯大。但大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加入了紅四軍及其黨組織。使得紅四軍黨內軍閥主義、重軍事輕政治、極端民主化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嚴重滋長。為了糾正紅四軍黨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把紅四軍改造成一支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于1929年12月，在福建省古田鎮主持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的政治報告，并多次發表重要講話。會議最后審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古田會議批評了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指出要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黨的路線教育，加強黨和軍隊的建設，把黨建設成為用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把軍隊建設成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古田會議決議》強調，要學會用馬列主義的方法進行形勢研判，并由此決定工作方法和斗爭策略；黨內生活和黨內思想要科學化、政治化。古田會議創造性地回答和解決了用先進的思想理論武裝無產階級政黨以及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等一系列問題，開辟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先河，初步確立了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的原則，形成了我黨我軍獨特的政治優勢。

3提出“偉大工程”，抓黨的政治建設

1938年10月，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改變了對華策略，重點打擊八路軍和新四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蕩、蠶食、清鄉”。國民黨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動方針。黨內也出現了“一切為了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對我們黨及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和中國革命帶來眾多挑戰。為了舉旗定向，全面提高黨的政治水平，更好地應對挑戰。1939年10月4日，發表了《〈共產黨人〉發刊詞》。在這篇文章中，首先提出了黨的建設總目標，那就是：“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3]還把黨的建設稱為“偉大的工程”，并進行了精彩的闡述。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方法以及黨在自身建設過程中如何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等問題進行了深刻論述。還系統總結了過去18年來黨的建設歷史和豐富經驗，指出黨的建設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大法寶之一，突出了黨的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共產黨人〉發刊詞》指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設方向，廓清了人們思想認識上的迷霧，大大促進了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為打造堅強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奠定了政治基礎，為抗日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證和組織基礎。

4處決黃克功，抓黨的紀律建設

認為“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4]在井岡山時期，他就制定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奠定了黨紀軍紀的基礎。延安時期，鑒于和王明，嚴重破壞黨紀的情況，1938年9月，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四個服從”原則，并強調指出：“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誰就要被繩之以法”。[5]“揮淚斬馬謖，處決黃克功”，為我們樹立了嚴格執紀的典范。黃克功十幾歲時就參加了紅軍，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和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中，出生入死、英勇善戰，深得的賞識。1937年10月，已經是紅軍旅長的黃克功向戀愛對象劉茜求婚，遭到拒絕，于是將劉茜開槍打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將其逮捕并判處他死刑。有人認為，將才難得，國難當頭，最好讓他殺敵立功，以抵其罪。黃克功給寫信，請求到前線打仗，戴罪立功。閱信后給邊區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表示堅決支持法院判決。他說：共產黨和紅軍應該執行比一般群眾更加嚴格的紀律。黃克功被判處死刑，是他咎由自取。每一個紅軍指戰員，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鑒。為了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和紅軍指戰員，還要求在公審大會上，當著黃克功和群眾的面宣讀這封信。處決黃克功事件當時有口皆碑，對整肅黨紀和軍紀起了極大的震懾作用。

5開展，抓黨的作風建設

遵義會議以后，雖然確立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王明教條主義思想在黨內仍然根深蒂固。為了肅清教條主義在黨內的影響，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思想認識水平。在的推動下，從1942年開始，正式拉開帷幕。前后歷時三年。期間，發表了《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和《反對黨八股》等經典文獻，提出了關于黨風建設的一系列思想理論。他說：“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全面闡述了我們黨的性質、綱領和宗旨，精辟提煉出黨的三大優良作風，即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召開，審議通過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此，勝利結束。后形成的延安作風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有人說國民黨敗給共產黨實際上是“重慶作風”敗給了“延安作風”，因為“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屎不黃金”。新中國成立前，拓展了黨的作風建設內涵，在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兩個務必”重要思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重要思想旨在告誡廣大黨員干部要發揚共產黨人的優良作風，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6開展“三反”運動，抓反腐倡廉建設

對腐敗歷來深惡痛絕，一直積極探索反腐倡廉建設，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懲治腐敗的黨內規章制度，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陜甘寧邊區懲治貪污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等。他強調指出，要“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禁止任何公務人員假公濟私之行為，共產黨員有犯法者從重治罪”。[6]他認為“一切從事國家工作、黨務工作和人民團體工作的黨員，利用職權實行貪污和實行浪費，都是嚴重的犯罪行為。”[7]新中國建立之初，為了懲治那些貪圖享樂、貪污腐敗分子，我們黨開展“三反”運動，嚴懲“老虎”。劉青山、張子善就是反面典型。他們進城后，居功自傲、腐化墮落、克扣民糧、貪污受賄。了解案情后，堅決要求處決他們。有人向說情，念他們有功。說：“功過不能相抵，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一生先后處死過謝步升等七位貪官，最有影響的就是處決劉青山、張子善一案，這也是黨的反腐倡廉建設的典型案例。“三反”運動不僅清除了黨員干部隊伍中的蛻化變質分子，也匡正了社會風氣，凈化了社會環境。對于促進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建設，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上史實反映了對從嚴治黨的艱辛探索，這些探索，逐步展開了黨的建設總布局，體現了黨的建設規律，從實踐和理論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黨的建設理論，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和思想資源。

參考文獻

[1]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85.

[2]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4.

[3]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02.

[4]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4.

[5]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6]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5.

[7]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08.

作者:黃賢斌 單位:中共六安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