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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大同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理想社會觀。在中國近代，傳統政治文化中的大同思想開始與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相結合，形成了各種新的理想社會的模式。從共產主義理想與儒家理想社會觀的內在聯系出發，在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之上，從社會發展規律、人類大聯合和互助的角度來闡發“大同”，賦予大同思想以嶄新的時代內容，構想出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近而實現了近代大同理想社會從空想到科學的轉變，并且對實現“大同景運”的具體途徑進行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關鍵詞：大同思想社會理想

AnalyzingtheDatongThoughtofLida—zhao

Abstract:Thedatongthoughtisasocialidealoftraditionalandpoliticalcultureinchina.Inmodernhistoryofchina,thedatongthoughthaslinkedtosocialthoughtinthewestandbecomemanynewstyleofsocialideal.Lida-zhaostartfromtherelationofbetweencommunismandsocialidealofRuscholarsandexplainthedatongthoughtinmanyaspectsatthebaseofmaterialism.Hetakeshapeanewsocialidealbetweensocialismandhumanitarianism,betweengreatharmonyandindividualliberation.Hefinishthetransitionofthedatongthoughtfromphantasytorealityandseekafteraapproachofrealizingthissocialideal.

Keywords:lida-zhaodatongthoughtsocialideal

大同思想是中國古代源遠流長的一種政治思想，也是一種最高層次理想社會的政治設計。作為一種社會理想，它具有歷久不衰的無限魅力，成為許多仁人志士用以激勵自己和群眾謀求改造社會的遠大目標。鴉片戰爭以后，傳統大同理想隨著封建社會的逐漸解體，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開始同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近代大同理想的新模式。各階級的革命思想家在保留大同理想的形式下，不斷地改變其時代和階級的內容，近而提出了各種新的未來社會的構想和方案,這些構想和方案與他們領導的政治運動緊密結合，對近代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起到了重要的影響。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把中國傳統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觀的科學基礎之上，成為近代實現大同理想從空想到科學的第一人。他把對“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思考與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聯系起來，構想出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并且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具體探討了實現這一社會理想的具體途徑，從而將近代關于社會理想的探討推進到一個科學的歷史階段。

一

的大同思想的產生既以當時社會主義思潮為歷史前提，又離不開中國傳統大同理想的影響。在俄國二月革命以前，對中國革命的理想目標還是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可見當時他對資本主義固有的矛盾仍缺乏清楚的認識。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發生改變了20世紀世界歷史的進程，也改變了中國思想史的方向。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下，中國先進分子已對資本主義失去信心而尋找新的救國救民真理，這時中國大地興起了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潮，他們自然地把傳統的“大同”、“均平”思想與近代的社會主義聯通在一起，并認為“大同”、“均平”就是社會主義。正是在這種時代思想氛圍中，把大同思想與共產主義理想聯系起來，用“大同”這一民族語言概念來認識、理解與表述共產主義。如報曉的雄雞，猛然看到“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指出“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就是走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這是一個只能迎，不可拒的世界歷史趨勢。他希望用這盜來的火種，點燃改造中國社會的燎原烈火，鼓舞他的已經一變為新的社會理想——社會主義。

同時在這一時期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初步傳播，中國工人階級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清末民初中國的留日學生已大量譯介了日文的社會主義著作，其中對馬克思及其學說也進行了系統的介紹。眾多留日學生對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發生了極大的興趣，其中幸德秋水、福井準造和村井知至等人的著作不僅集中介紹了社會主義學說，而且觀點鮮明，包含了較深的哲理。在留日期間不僅聽過他們講授的關于社會主義內容的課程，而且還閱讀了他們大量介紹社會主義的文章，開始對馬克思主義有了最初的接觸并且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同時，他已經開始注意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并把創造歷史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他認為在西方，“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之先聲，遂皆發于工人之口。罔不胚釀于勞動階級之運動。最近俄國大革命之發端，亦以面包問題為武器，工人團體為先鋒”，[①]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加顯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他確信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民主主義對“大……主義”的勝利，即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勞工階級”應自覺承擔建設理想社會的責任，從而找到了實現理想社會的現實階級力量。同時以積極姿態熱情地宣傳唯物史觀，超越了進化論的范疇，實現了進化史觀向唯物史觀的轉換。起初他在進化論的引導下將歷史的動因歸之于精神，歸之于民眾的意志即民彝；當他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則把歷史的動因歸之于物質，歸之于勞動生產。他指出“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勢力，而求之于物的勢力”，[②]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徹底轉變。在深入考察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狀況之后，已開始對進化論運用于社會歷史領域的有效性表示質疑，并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點有所批評。“五四”以后，他迅速地沖破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桎梏和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局限，并接受馬克思主義救國救民的真理，順利地完成了向唯物史觀的轉變，他的社會理想也由近代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轉向社會主義。

近代中國大同思潮的勃興對的社會理想具有重大的影響作用。中國大同思想是延綿中國歷史的政治文化之一，對大同理想社會的追求古已有之。鴉片戰爭以來無數先進中國人對救國救民道路的上下求索，無不是一個從現實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轉化現實的過程。作為近代中國重提大同理想的第一人，洪秀全把基督教教義中的平等思想、農民革命傳統中的“等貴賤，均貧富”以及“均田免糧”等革命要求相結合，并借助于“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來闡發太平天國的革命綱領。他指出人的使命就在于通過“相與淑身淑世，相與正己正人”的活動來實現“太平天國”，主張通過農民起義來實現其大同社會。他的大同理想具有濃重的空想色彩，并且要在神學外衣庇護下消滅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貧富差別，因而無疑是一種空想。康有為在《大同書》中設計出人類社會從據亂世經升平世到太平世即大同的發展路徑，主張“破除九界”，實現男女平等，促使家庭消亡，去私產之業，“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于公”。康有為的大同理想所展現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個性解放等體現了近代資產階級的要求，終因其大同之世的烏托邦特征而導致“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③]孫中山再次倡導民眾共同奮斗來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將來世界總有和平之望，總有大同之日，此吾人無窮之希望，偉大的思想。”[④]孫中山的大同理想是以三民主義為基礎，在繼承傳統大同思想的同時又吸取了近代西方社會主義的某些觀點而形成的新的社會理想。但他主張互助，反對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認為通過三民主義的實行可以使中國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因此孫中山的大同理想仍帶有不切實際的空想社會主義的性質。他們三人的大同理想雖具有空想的性質，卻構成了大同理想的歷史先導。作為啟蒙時期的思想家，一直以一種寬闊的視野和理性的批評去對待近代大同理想的思想資料，他將社會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觀的基礎上，結束了幾代先進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大同理想的空想歷史，使他的社會理想獲得了科學形態，實現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學的質的飛躍。

二

社會理想是主體對社會美好未來的向往和追求，是人們對未來奮斗目標或憧憬的觀念性的預見。社會理想與社會現實有一定的差距，兩者又是交互作用，因而對社會理想的探索也是一個從現實中汲取理想，又把理想化為現實的曲折發展過程。中國近代的革命思想家總是把中國的革命理想同人類到大同之路的終極目標聯系起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思想家們所提出的關于社會理想的各種構想、方案，也在保留大理想的形式下不斷地改變著其時代和階級的內容。在承繼大同理想在中國近代的演進歷程，又經歷其在社會理想上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最終所構想成的大同世界，是一個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

1、批判封建禮教和尊孔復辟思潮

個性自由和個性解放是西方近代人道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實質。的社會理想是個性解放和大同團結相結合的社會，必然先要求個性解放的反封建斗爭，才能興起實現大同團結的社會主義運動。從前的君主制度是由一個人專制壓迫民眾，決不能發展民眾各自的個性而給予其自由，因此對封建傳統思想的批判是實現大同理想的先決條件。長期以來，封建禮教成為宣傳“政教合一”的價值體系，君主專制則成為傳統價值觀的政治支柱，因而以孔子學說為核心的禮教成為傳統價值觀的主流。對孔子學說與專制社會的關系進行分析：孔子生于專制社會，專制之時代，自不能不就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立說，故其說確足以代表專制社會之道德，亦確足為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孔子者，歷代帝國專制君主之護符也。”[⑤]他指出封建禮教思想壓榨人民，“蓋今日吾國專制之政體雖推翻，而專制之思想尚復彌漫于社會。”[⑥]他堅決反對當時的尊孔復辟思想，特別強調自由與專制不兩立，說“蓋民與君不兩立，自由與專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則國民死，專制活則自由亡。”[⑦]可見，依然始終堅持個性自由是不容取消的，他堅決反對獨裁專橫和各種形式的專制主義。對封建禮教與孔子學說的批判，有助于打破政治上的權威主義和傳統的價值觀的束縛，實現真正的個性解放。

還自覺地運用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指出社會的表層構造是基于基礎構造之上的。作為傳統政治思想主流的封建禮教，其核心就是權威主義的價值原則，中國二千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即大家族制度是其社會物質基礎。說“中國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組織，就是中國二千年來社會的基礎構造。一切的政治、法度、倫理、道德、學術、思想、風俗、習慣，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層構造。”[⑧]孔子的學說作為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是有其經濟上的客觀基礎的。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受到西方工業經濟的沖擊和壓迫而發生動搖，因此孔子的學說和封建禮教也會必然走向崩頹粉碎。他用經濟組織、經濟關系的變動來說明道德乃至一切思想意識的變遷，科學徹底地批判了當時出現的尊孔復古的逆流，指出經濟變動是歷史動因，代表著專制社會道德的孔子學說的經濟基礎根本動搖了，維持其經濟基礎的政治權威必然會坍塌。

2、倡導“個性解放”與“大同團結”相結合

最早在《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一文中，比較完整地闡明了未來理想社會應該是一個“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結合的新組織。在他的《平民主義》中，他從社會發展規律來闡發“大同”：“現在世界進化的軌道，都是沿著一條線走，這條線就是達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類共同精神連貫的脈絡。……這條線的淵源，就是個性解放。個性解放，斷斷不是單為求一個分裂就算了事。乃是為完成一切個性，脫離了舊絆鎖，重新改造一個普通廣大的新組織。一方面是個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團結。這個性解放的運動，同時伴著一個大同團結的運動。”[⑨]在他看來，個性解放是在走向大同世界的必要環節，而大同團結又作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容納并保護著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要求個性解放、個性自由是近代人道主義和民主主義的通則，而大同團結則是共產主義者的社會理想。只有實現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會遵循近代中西方社會的進化的共同軌道：先開始于要求個性解放的反封建和民主斗爭，后興起社會主義的運動，實現科學的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相統一，既有個性自由又有大同團結的社會新秩序。也就是達到《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⑩]

從人類互助角度講“大同”，他認為，從前的社會組織是“縱”的組織，都是“以力統屬的組織”；而現在要求的社會組織”是“橫”的組織，是“打破上下階級為平等聯合的組織”，是“以愛結合的組織”。現在工人、農民、婦女及至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聯合組織，這種聯合會由國內發展到“世界的大聯合”。“在此橫的聯合中，各個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11]這“大同景運”的特征，就是“都相愛助”，“依互助的精神”。他在給予“大同”以廣泛的時代內容的同時，還指出“現在民眾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推翻君主官吏的勢力”；“現在勞工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為橫的組織，以反抗官權階級、資本階級”。[12]他把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都劃歸于“大同景運”。可見在思想中這“大同景運”也是分階段的，而且不管民主主義或社會主義，最后都要進入“大同世界”。還從人類大聯合角度來論述“大同”，主張開展“大同團結的運動”，這種“大同團結”就是要建立一種“新組織”，組織一個“新聯合”。而這種“新聯合”應不斷擴大，從中國擴大到全世界，“令全世界人類組織一個人類的聯合，把種界國界完全打破。這就是我們人類全體所馨香禱祝的世界大同！”[13]

作為一種理想社會秩序，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的結合必然涉及到社會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關系問題。與當時眾多思想家不同，鮮明指出，個人與社會是相互依存的關系，社會是個人集成的群合，個人則是群合中的分子。因此他從個人與社會不可分離的聯系得出結論：“故個人與社會并不沖突；而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一亦決非矛盾。”[14]他主張是“合理的個人主義”和“合理的社會主義”，即個體自由和社會秩序相統一。他說：“真正合理的個人主義，沒有不顧社會秩序的；真正合理的社會主義，沒有不顧個人自由的。個人是群合的元素，社會是眾異的組織。”[15]在這種理想社會中，個性是自由的，社會又是有秩序的；但秩序不是剛性劃一的規范，而是保有個性選擇的自由度。提倡合理的個人主義是主張“秩序中的自由”；合理的社會主義則主張“自由間的秩序”。這一主張突破了以往社會主義者對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的認識，特別突破了一般社會主義者否定個人主義的普遍傾向，因而重視個性解放和個性自由的社會主義理論為重新認識和評價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指明了方向。

3、實現個人獨立自由和婦女解放

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屬于既接受了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又高舉人權旗幟，宣傳個人獨立自由的一代。他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同時又真誠執著地追求個人自由和獨立的人格。從實質上來說，基于天賦理性的獨立自由的人格是理想社會中的理想國民性格。如果說社會主義與大同團結側重于對新的社會秩序的構想，那么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則更多地是描繪一個自由獨立人格的精神風貌。認為民國時期國人精神萎縮的原因在于缺乏對自我的追求。在專制主義統治下“幾乎人人盡喪自其為我”，“我之既無，國于何有”。過去歷代封建統治者打著孔孟之道的旗號推行滅絕個性、抑殺自我的愚民政策，辛亥革命后這種滅殺自我個性的罪惡在尊孔的名義下流行不衰。根據孔孟示人有我的言論指出“孔孟亦何嘗責人以必犧牲其自我之權威，而低首下心甘為其傀儡也哉。”[16]面對這種“失卻獨立自主之人格，墮于奴隸服從之地位”的壓迫人權狀態，號召從堅持一己意志之自由，沖決網羅而卓自樹立。他認為“近世文明之特質惟在解放，吾國以專制之余，凡其自體具有權威者，罔不遭君主之束縛，斯不獨個人己也。”[17]他用“解放”來概括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征或時代精神，預示著在個人理想方面對獨立自由人格的重視。他認為二十世紀是解放的時代，人道主義和個性解放的實質就是要求尊重個性，徹底廢除統治與屈從的關系，使個性真正得到自由的發展。“各個性都有自由，都是平等，都相愛助，就是大同的景運。”[18]大同景運無非是自由獨立的人的大聯合，因此的理想人格其實就是以個性解放為基礎、以獨立自由為特征的人格。他批判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以及綱常名教對個性的泯滅，號召人們實現一種平民化的的獨立自由的人格。

在強調確立獨立自由人格的同時，特別提出將婦女解放與一般社會解放運動相結合。他指出西方近代民主制度長期排斥婦女權利，它仍然不是真正的民主。他說道“現代歐美的Democracy，仍然不是真正的Democracy。因為他們一切的運動立法，言論，思想都還是以男子為本位，那一半婦女的利害關系，他們都漠不關心。”[19]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的重要內容，沒有婦女解放的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他還結合中國的社會狀況闡述了中國婦女的女權運動，認為不僅社會各階級的婦女需要聯合，組成強有力的團體，而且還應該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同男子一起承擔社會責任。婦女應當參加社會上各種公益團體組織，不斷擴大婦女的影響和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強調婦女解放同人權運動相結合，女子應當支持和參與男子進行的各種人權活動。在中國女子受壓迫，男子同樣受壓迫。“不獨男子對女子專制，就是男子對男子，亦是互為專制。”[20]中國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決定著婦女解放運動必須同一般社會解放運動相結合。他還找到了婦女解放的徹底解決辦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產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括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21]可見獨立自由的人格是組成大同理想社會的基本要素，只有具有自由的人格的平民才能主動與人民群眾結合為一，自覺擔負起社會歷史賦予的責任，才能創造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理想社會。

三

將大同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觀之上以后，他就開始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探討了社會理想轉化為現實的具體途徑。其中既涉及到人類走向大同理想的一般道路，又有對中國革命與歷史邏輯的特殊途徑初步探索。他明確指出應當根據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確定社會組織是由如何的根本原因變化而來的；然后根據這個確定的原理，以觀察現在的經濟狀態，就把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為分析的，解剖的研究，預言現在資本主義的組織不久必移入社會主義的組織，是必然的命運；然后更根據這個預見，斷定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階級競爭。他這三部理論，都有不可分的關系，而階級競爭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22]可見，唯物史觀不僅構成了關于社會主義理想的歷史基礎，而且為實現這一理想找到了現實的途徑——階級斗爭，即無產階級革命。他強調指出，大同世界是一個消滅了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但在人類邁向大同世界的歷史進程中，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是階級社會自滅的途轍”。只有通過嚴重的階級斗爭，才能達到階級的消滅，實現世界的大同。

強調大同理想的實現不僅要依靠階級斗爭，還需要經過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對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他解釋說：“在革命的時期，為鎮壓反動者的死灰復燃，為使新制度新理想的基礎鞏固，不能不經過一個無產者專政（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的時期。在此時期，以無產階級的統治代替中產階級的少數統治（Bourgeisoligarchy）。”[23]可見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類社會邁向世界大同的必經階段，是“一個政治的過渡期”。隨著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過，就真正進入“工人政治”的實現階段，即進入體現著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結合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實行“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改造”的原則，即用階級斗爭來改造社會經濟組織，又要提倡人道主義來改造人的精神。在他看來，這種的“改造”本身又表現為一個“解放”的過程，這種“解放”決不是統治者的恩賜，而是勞動者自求解放的結果。因此讓群眾自覺地參加解放事業，“自己解放自己”，最終建立一個既實現個性自由又能確保社會團結的大同世界。

在分析實現人類大同的一般道路的基礎之上，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當時政治經濟情況作了初步研究，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世界大同的必然趨勢，論證了中國走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他強調：“社會主義的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適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故中國將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24]因而應給予中國特殊的國情以充分的關注和研究。針對中國近代的各種社會問題，他認為必須訴諸于社會革命的“根本解決”，這一根本解決以社會經濟組織的變動為內涵，而其實現方式是階級斗爭或社會革命。他指出中國近代的革命首先是一個民族解放運動，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國際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國內武人軍閥”，革命的任務“應該是既反帝又反軍閥”，他指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國民運動中的領導因素，并且強調農民應當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發動農民群眾去實現社會革命，近而實現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大同理想。

總之，較之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的大同理想，的關于社會主義與人道主義、大同團結與個性解放相統一的社會理想，科學地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提問，實現了近代大同理想由空想向科學的質的飛躍。同時依據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對大同理想向現實轉化的具體途徑初步探索，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構成了提出的人類到大同之路的理論前導——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大同”。[25]

參考文獻

1、：《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25頁

2、：《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2頁

3、：《論人民民主專政》《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頁

4、參見馮契：《中國近代哲學史》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25頁

5、：《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4頁

6、：《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0頁

7、高瑞泉：《向著新的理想社會》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第38頁

8、：《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8頁

9、：《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97—598頁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頁

11、12、18、：《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2—203頁

13、：《文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22頁

14、15、：《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37—438頁

16、17、：《文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85頁

19、20：《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3—103頁

21、：《文集》上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40頁

22、：《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頁

23、：《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72頁

24、：《文集》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6頁

25、：《論人民民主專政》《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頁（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