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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發展是社會轉型的形式和內容之一。從我國的歷史和國情來考察，社會轉型是否能順利進行，關鍵之一就在于政治發展的取向與速率，這兩者又取決于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素質。因此，研究我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道德建構乃是一件關系到我國是否能實現平穩的社會轉型并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重大課題。

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有著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則體現在自然法這一傳統理念中；在中國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則體現在“天理”或“天道”觀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載體，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觀念和行為中得以體現。與此同時，政治系統的性質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為媒介顯示出來。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歷史文化時空中政治主體自覺努力的結果，它標志著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廣度。

社會轉型期是一個文化的再鑄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構期，這是因為政治道德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人們自覺努力的結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層面上對社會發展中的基本矛盾認識和理解的產物，具有對策性價值。社會轉型是社會各種矛盾尋求深層解決的一種集體自覺行為，政治道德的建構便是這種自覺行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國社會轉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構過程中，我們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國公民政治意識的基本狀況。

一、我國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基本特征

社會轉型過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識嬗變的過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不僅拓寬了人們的政治思維空間，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他們提供了多元的政治價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客觀上在鍛造著一種“市場人格”，即一種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自由意志。無論是合法的政治參與的范圍和力度，還是非法的政治參與的規模和強度，都能反映這一點。

就我國轉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識而言，主體意識的形成和參與意識的增強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與這一過程平行的還有一些具有負面意義的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人們在社會轉型中因為利益分配結果的差異而形成的人們對政治系統的認知心理的差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執政黨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異；政治價值觀的模糊性，即由于社會轉型期出現的諸如政治腐敗和一些下崗職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農民負擔過重等現象導致的人們對憑借灌輸而形成的政治價值觀念的懷疑；政治取向的個人功利性，即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形成的強烈的個人功利意識從某種程度上左右了人們政治行為的選擇，使其政治取向呈現出明顯的個人功利主義色彩；社會觀念的復雜性，即在社會轉型和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價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觀念的錯綜復雜性；政治態度的不確定性，即在上述諸種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們對現存的政治系統的積極支持與消極抵觸的不穩定態度。[1]此外，由于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人們政治意識中表現出來的“軟骨癥”和政治冷漠，以及通過政治腐敗和政治風波等形式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體意識也是不可忽視的負面現象。[2]

二、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現狀與政治道德建構

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現狀固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其消極性亦是明顯的。首先，公民政治意識中具有負面價值的傾向作為一種消極力量阻礙著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并制約著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會觀念的復雜性隱含著人們不能在思想上“擰成一股繩”的危險，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便是其邏輯的必然；政治取向的個人功利傾向的存在以及在這種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態度的游移不定，導致了一些手中有權的政治人在處理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關系上舉措失當，政治腐敗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結果是執政黨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統的運行負荷以及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風險也隨之而增大，同時，政治系統對社會經濟運行的投入也因此減少。如此循環，必然會使我國社會轉型更顯艱難。其次，在政治主體意識日趨強烈的過程中，公民政治意識中的負面因素會對政治系統形成額外的高壓，干擾政治系統的常規運行。因此，政治系統不僅要同作為其運行軟環境的公民政治意識中的極端個人主義、極端自由主義進行斗爭，同時，它還必須自覺抵制其自身的異化。執政黨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統異化的舉措之一。再其次，“市場人格”獨立自主意識的內涵與政治系統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傾向之間的矛盾往往直接對政治系統造成壓力，并打破政治系統的運行常規，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蕩。因此，在官僚主義盛行的地方，“市場人格”大規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許會與政治系統發生正面沖突。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某種個性，但個性卻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場人格”成熟的條件下，官僚主義的壓抑與市場人格的反壓抑不僅可能以個人與領導集體摩擦的形式出現，而且還可能會以社會群體與整個政治系統對抗的形式反映出來。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鑒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統自覺建構政治道德就顯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構是以政治人為對象，以政治系統運行的目標為參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觀念現狀為出發點的，因為人是政治體系“原子”。從政治發展的意義上講，政治系統的“卸載”從根本上將表現為政治人與政治系統之價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導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須同時關注人們的政治意識現狀和社會轉型過程中表現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國社會轉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構原則

政治道德建構是政治主體的一種自覺行為，是在政治道德層面上對社會現實矛盾反思的結果。從我國社會轉型的實際情況來看，它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轉型期我國公民政治意識中負面因素的需要。筆者認為，轉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構應該堅持如下幾個原則：

1.充分尊重人權。人權問題是國際政治舞臺中爭論和斗爭的焦點之一，也是關涉自由化和人道主義的一個敏感性問題。人類，作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著某種共同的利益要求。在人類理性不斷覺醒的過程中，當這種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種權利話語表達出來的時候，人權的觀念也就形成了，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歷史文化時空中，帶普遍性的利益要求所借以表達的話語不同，從而使人權概念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變體而已。人作為類的共同性及其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因而隸屬于不同

政治發展是社會轉型的形式和內容之一。從我國的歷史和國情來考察，社會轉型是否能順利進行，關鍵之一就在于政治發展的取向與速率，這兩者又取決于政治人的政治道德素質。因此，研究我國社會轉型中的政治道德建構乃是一件關系到我國是否能實現平穩的社會轉型并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重大課題。

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有著自身的政治道德。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原則體現在自然法這一傳統理念中；在中國封建政治文化中，政治道德則體現在“天理”或“天道”觀念中。政治人是政治道德的載體，政治道德在政治人的觀念和行為中得以體現。與此同時，政治系統的性質也以政治人的政治觀念和政治行為為媒介顯示出來。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政治道德并不是自然形成的，它是特定的歷史文化時空中政治主體自覺努力的結果，它標志著政治主體意識的自覺程度及其文化反思的深度和廣度。

社會轉型期是一個文化的再鑄期，也是政治道德的建構期，這是因為政治道德作為一種特定歷史文化時空中人們自覺努力的結果，是政治理性在道德層面上對社會發展中的基本矛盾認識和理解的產物，具有對策性價值。社會轉型是社會各種矛盾尋求深層解決的一種集體自覺行為，政治道德的建構便是這種自覺行為中的必然。因此，在我國社會轉型期政治道德的建構過程中，我們有必要首先弄清我國公民政治意識的基本狀況。

一、我國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基本特征

社會轉型過程也是公民政治意識嬗變的過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不僅拓寬了人們的政治思維空間，同時也自覺或不自覺地為他們提供了多元的政治價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客觀上在鍛造著一種“市場人格”，即一種具有獨立自主意識的自由意志。無論是合法的政治參與的范圍和力度，還是非法的政治參與的規模和強度，都能反映這一點。

就我國轉型期的公民政治意識而言，主體意識的形成和參與意識的增強是顯而易見的。然而，與這一過程平行的還有一些具有負面意義的傾向：公民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即人們在社會轉型中因為利益分配結果的差異而形成的人們對政治系統的認知心理的差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執政黨所推行的政策的支持情感的差異；政治價值觀的模糊性，即由于社會轉型期出現的諸如政治腐敗和一些下崗職工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一些農民負擔過重等現象導致的人們對憑借灌輸而形成的政治價值觀念的懷疑；政治取向的個人功利性，即人們在市場經濟中形成的強烈的個人功利意識從某種程度上左右了人們政治行為的選擇，使其政治取向呈現出明顯的個人功利主義色彩；社會觀念的復雜性，即在社會轉型和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立足于自身利益需要和價值取向而自主形成的政治觀念的錯綜復雜性；政治態度的不確定性，即在上述諸種因素的作用下而形成的人們對現存的政治系統的積極支持與消極抵觸的不穩定態度。[1]此外，由于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人們政治意識中表現出來的“軟骨癥”和政治冷漠，以及通過政治腐敗和政治風波等形式反映出的被扭曲了的政治主體意識也是不可忽視的負面現象。[2]

二、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現狀與政治道德建構

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現狀固然有其積極的意義，但其消極性亦是明顯的。首先，公民政治意識中具有負面價值的傾向作為一種消極力量阻礙著政治系統的正常運作，并制約著社會轉型的順利進行。例如，政治心理的矛盾性和社會觀念的復雜性隱含著人們不能在思想上“擰成一股繩”的危險，在某些情況下，人們各自“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便是其邏輯的必然；政治取向的個人功利傾向的存在以及在這種因素作用下其政治態度的游移不定，導致了一些手中有權的政治人在處理個人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關系上舉措失當，政治腐敗由此而得以滋生和繁殖，其結果是執政黨的政治凝聚力下降，政治系統的運行負荷以及為此而付出的政治成本增大，政治風險也隨之而增大，同時，政治系統對社會經濟運行的投入也因此減少。如此循環，必然會使我國社會轉型更顯艱難。其次，在政治主體意識日趨強烈的過程中，公民政治意識中的負面因素會對政治系統形成額外的高壓，干擾政治系統的常規運行。因此，政治系統不僅要同作為其運行軟環境的公民政治意識中的極端個人主義、極端自由主義進行斗爭，同時，它還必須自覺抵制其自身的異化。執政黨的“反腐倡廉”就是防止政治系統異化的舉措之一。再其次，“市場人格”獨立自主意識的內涵與政治系統中存在的官僚主義傾向之間的矛盾往往直接對政治系統造成壓力，并打破政治系統的運行常規，造成政治生活的局部震蕩。因此，在官僚主義盛行的地方，“市場人格”大規模地政治角色化也許會與政治系統發生正面沖突。盡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某種個性，但個性卻不能取代共性。在“市場人格”成熟的條件下，官僚主義的壓抑與市場人格的反壓抑不僅可能以個人與領導集體摩擦的形式出現，而且還可能會以社會群體與整個政治系統對抗的形式反映出來。這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

鑒于以上原因，政治系統自覺建構政治道德就顯得非常必要。政治道德建構是以政治人為對象，以政治系統運行的目標為參照，以政治人的政治觀念現狀為出發點的，因為人是政治體系“原子”。從政治發展的意義上講，政治系統的“卸載”從根本上將表現為政治人與政治系統之價值追求相一致的道德完善，而引導人的政治道德走向完善又必須同時關注人們的政治意識現狀和社會轉型過程中表現出的某些必然性。

三、我國社會轉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構原則

政治道德建構是政治主體的一種自覺行為，是在政治道德層面上對社會現實矛盾反思的結果。從我國社會轉型的實際情況來看，它不僅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克制轉型期我國公民政治意識中負面因素的需要。筆者認為，轉型期的政治道德建構應該堅持如下幾個原則：

1.充分尊重人權。人權問題是國際政治舞臺中爭論和斗爭的焦點之一，也是關涉自由化和人道主義的一個敏感性問題。人類，作為具有共性的存在物，有著某種共同的利益要求。在人類理性不斷覺醒的過程中，當這種共同的利益要求借助于某種權利話語表達出來的時候，人權的觀念也就形成了，只不過是在不同的歷史文化時空中，帶普遍性的利益要求所借以表達的話語不同，從而使人權概念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變體而已。人作為類的共同性及其在生產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因而隸屬于不同

的政治集團的階級性決定了人權具有雙重屬性，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人權等同于抽象的人性要求，也不能通約為階級利益的體現。如果這種判斷能成立，那么，西方人權理論中是不乏可資借鑒之成分的。當然，人權的內容是具體的，具有歷史文化時空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構不僅導致物質生活層面的巨變，而且還誘發了精神層面的革命，“市場人格”的形成就是社會轉型中人們精神層面革命的最顯著的標志之一。在基本的生存權得到滿足的同時，人們對自由、自治、有效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以及保護這些權利的諸如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等其他權利要求日趨強烈。這種權利意識的覺醒和增強迫切地要求把尊重人權當作我國政治系統建構其政治道德的一個基本原則，因為，對人權的尊重不僅起著保護業已形成的“市場人格”并保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健向前發展的作用，同時也有利于培養公民的政治主人翁意識，有利于根除我國政治系統中長期存在的官僚主義和政治腐敗，尤其是將尊重人權確立為我國政治系統運行的基本的政治道德原則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社會目標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為此，政治系統在自我調整過程中應該形成相應的結構，完善相應的制度，為基本人權的實現提供更為堅實的基礎；同時，還必須培養公民，尤其是那些處于不同權力機構的公民尊重人權的意識。應該說，這是建設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內容。當然，人權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形態應該具有其特殊性，它與集體主義和全局觀念不僅不應該相悖，而且應該是統一協調的，極端個人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也不是其應有的“義項”。

2.自覺地平衡利益。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人們的個人功利意識增強，在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發生沖突時的抉擇中明顯傾向于個人利益的現象已不罕見，因此，把平衡利益作為政治道德建構原則是必要的。這里的平衡利益指的是平衡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關系，在確保社會利益服務于普遍的個人利益的前提下，提倡個人利益和局部利益服從社會利益和整體利益。為此，我們既不能無原則、無條件地用社會利益、整體利益或集體利益來壓制個人利益的實現，也不能以前者的名義來否定個人利益，更不能以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利益、集體利益服務于個人利益的本質屬性或社會利益是個人利益之和為由，無限抬高個人利益的地位，從而忽視社會利益的重要性。片面強調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都是有悖于作為社會的人的理性的。人作為社會的動物，對社會具有依賴性，這決定了每個社會成員有義務向社會提供后者可資再分配的某種資源。當社會成員拒絕這種義務時，社會就會因為其資源匱乏而喪失其功能。這種理論上的假設客觀上要求處于不同社會集團中的個人自覺地將自己所擁有的包括個人能力和智力在內的資源的一部分按照某種比例分割出來交給社會或者群體進行再分配；同樣，取之于個人的社會資源必須以一定的方式和比例返還給個人，對人們因自然能力造成的差異實行某種程度的社會性補償，從而緩解人們需求的多樣性和能力的單一性之間的矛盾。從理論上講，平衡利益對于政治道德建構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即使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理論也未曾忽視過對這種必然性和必要性的研究和倡導。

平衡利益既是政治系統必須認真解決的問題，也是公民應該自覺考慮的問題。政治系統堅持平衡利益的政治道德建構原則，不僅要合理地從個人資源中劃分出屬于社會的那一部分，確立個人所得和社會所得之間的合理的比例關系，并運用行政手段乃至法律手段確保這種比例關系落實；更重要的是要建立既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又有利于社會穩定、社會政治關系和諧的分配制度，為人們平衡各種利益提供一種宏觀的制度框架和政治法律保障。目前，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屢禁不止的亂攤派、亂收費現象的普遍存在表明，把平衡利益確立為我國政治道德建構原則具有現實的必要性。對于個人而言，平衡利益原則要求公民全面認識自己的屬性：人是個體存在和社會存在的統一，社會與個人在本質上的相互依存關系客觀上要求他們應自覺地將自身所擁有的資源按一定比例分割一部分給社會。由此而推知，人們不能將市場競爭理解為一場你死我活、你虧我賺的賭博，更不能以此為借口為極端個人主義進行辯護。事實上，競爭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不僅不能取消人作為社會性動物的義務，相反，它還強化著個體對社會的依賴，并因而客觀上強化著個體對社會的義務。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過程中出現的極端個人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我國市場經濟的內涵是相對立的。因此，在市場經濟的“語境”中，把平衡利益當作我國政治道德建構原則也是必然的。

3.理性地自主自律。市場人格的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同時表現為公民的自主性，也就是說，他們的政治價值判斷是他們自己根據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利益需要，依靠自己的理性來完成的。這種自主性同時也會以一定的社會組織方式體現出來，群眾性的自治組織就是一例。在社會轉型期，通過系統結構的調整為公民自主性的表達創造條件既是我國政治發展應該堅持的方向，也是政治主體建構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則。公民的自主性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內涵在社會政治事務中的必然擴展，而且與社會主義的性質具有一致性。此外，它也是尊重人權的邏輯延伸。公民缺乏政治生活中的自主，其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自主就可能會失去保障，“市場人格”的發育也就不可能臻于完善，其最終結果當然是市場經濟的受阻。政治系統堅持這一政治道德建構原則，關鍵是要生發出一種有利于自主意識發育、自主行為展開的組織結構，完善自主意識得以表達的法律程序，并賦予和確保它們的法律地位。近幾年來，在中國農村已經初見成效的村民自治就是一種極好的嘗試。從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的趨勢來看，這種嘗試還應該在更大的層面和領域進行，同時，自治的形式和內容的法律效率亦待提高。當然，自治并非社會成員自由意志的任性，它與自律是共生的。既然政治道德建構原則的確立是針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中“市場人格”的形成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的，那么，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了人們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中賴以自律的根本規范：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法制原則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信條。這些觀念形態的東西從宏觀上決定著人們的自治行為和方式。從轉型期的實際情況來看，一方面，政治系統在堅持這一原則時應當

注意營造寬松的政治環境和寬厚的政治氛圍，并以此為基礎，在不斷滿足人們物質和精神需要的過程中，逐步引導他們憑借其獨立的理性內化上述規范。僅僅依靠空洞的理論灌輸或者行政命令甚至強制性手段都是于事無補的。另一方面，公民應該加強自律意識的自我修養，以合法的方式實現自己的自主權利，在既定的政治法律道德規范之內保障自己的自主權利。從我國國情出發，對這些規范中暴露出來的弊端的克服也應該在自律的前提下進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社會失范所造成的動蕩。

只有堅持上述政治道德建構的基本原則，我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轉型才能沿著既有利于穩定又有利于發展的方向推進。

【參考文獻】

[1]黃頌.略論我國社會轉型期公民政治意識的若干傾向性特征[J].遼寧教育學院學報，2000，(1)

[2]黃頌，張正乾.對我國公民政治意識嬗變中若干問題的思考[J].人大復印資料·中國政治，2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