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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曙光在望。要是真有上帝對我說：“許個愿吧，為你的祖國。”我會毫不猶豫地說：“讓法治和自由在中國生根。”這些都是現行憲法上寫得明明白白的，但紙上的東西化為現實，歷來都很艱巨。

19世紀中國的最后一年是以兩件事為標志的：一是義和團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貨賣人肉”，有幾十萬人活活餓死。兩者既是19世紀中國的總結，又是20世紀中國之命運的隱喻。而這些都與有沒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關。

愚昧怎樣成為災難

義和團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殘忍、邪教等等的集中體現。這些文化垃圾過去有，現在也有，將來還會有。如果這只是少數公民的個人信念或信仰，它無礙大局，不會成災。它所以成為震驚世界、禍國殃民的奇恥大辱，離不開兩個重要條件：

1．經濟、文化在國內外不能自由交流，在有形、無形的思想控制和思想蠱惑下，出現大面積的群體愚昧。

在義和團席卷華北之際，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符咒可令“刀槍不入”，屎尿等穢物可以破解和抵擋洋人的槍炮？為什么居然有那么多人把殘殺“洋鬼子”、“二毛子”，拆毀鐵路、電線、學堂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正義行動？國際法傳入近60年后，北京又為什么會出現軍民聯手攻打使館的事件？在一個號稱有幾千年文明史的禮義之邦，以此等蠢行迎接20世紀，無疑是令中國人蒙羞的國恥。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中，這些又以新的形式重演了。以革命的名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知識越多越反動”，“破四舊”，“消滅帝修反”，火燒英國代辦處，使難以數計的知識階層備受折磨乃至家破人亡……褻瀆文明，無以復加。中國又一次蒙羞。

如果有人認為這是不應再揭的舊瘡疤，請再看看兩年前的景象：幾個少不更事的文人炒作狹隘民族主義，狂呼“中國可以說不”！有多少人如醉如癡，讓炒作者名利雙收？！

竊以為這類現象所以在20世紀中國不絕如縷，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現代公民獨立自主的自覺還沒有成為多數國民的習慣。他們相信“大師兄”，相信“最高指示”，愿意盲從，而沒有依靠自己的理性觀察一切的自信。

二是盲目的民族自大。一個飽受欺凌的古老民族，急于恢復漢唐盛世，已經成為中國人的集體潛意識，卻又處于封閉或半封閉狀態，對世界現狀缺乏基本的認識。于是，神仙和超人指點的各種捷徑和發泄渠道，往往一夜之間掀動全國，趨之若騖。

2．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獨裁專制的權威猶在。

與鴉片戰爭年代不同，19、20世紀之交的中國，已經有一大批朝野人士對中國和世界的現狀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可是，他們無法左右局勢。例如，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八個總督中只有一個搖擺觀望，其他都反對依靠這些愚民的騙術“扶清滅洋”；還有一大批巡撫持同樣的態度。在決定和還是戰的關鍵時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徐用儀、袁昶、許景澄，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在京大臣也一再上疏或在慈禧和光緒皇帝面前直言，堅決反對向各國宣戰。他們義正辭嚴地指出：“圍攻使館，實背公法。”“民氣可用，匪氣不可用。”“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勝，況八國乎？”[1]可是，在專制制度下，獨栽者不但聽不進去這些常識，還把他們的腦袋砍掉！這樣的專橫，在一些有法治傳統的西方國家，即使在中世紀也是不容許的。例如，1215年的英國《自由大憲章》的第39條就明確規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經其同級貴族之依法審判，或經國法判決，皆不得被逮捕、監禁、沒收財產、剝奪法律保護權、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損害。”[2]而在中國，時至19、20世紀之交，人身的基本自由和以自由為基礎的民主、法治，這些現代社會的基本運作機制，在慈禧一類宗法專制者的頭腦中仍沒有任何位置。這當然不是某些人的認識問題。認可專制權威的文化傳統根深蒂固；加上民間社會力量尚不足牽制這些專制統治者，使他們無法為所欲為；合理的民主政治制度結構也就難以建立了。

翻檢20世紀中國史，義和團以降的各次大災大難，幾乎無一不與這個狀況息息相關。如果有民主和法治，21條能通過嗎？如果建立了以自由、法治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全國公民可以在這樣的制度下正常活動，從九一八到八年抗戰的歷史肯定會重寫；后來的什么“”、“”，恐怕也不會發生。

貧困和天災實質是人禍

改革開發20年，溫飽尚未解決的中國人從兩億五千萬降至兩千六百萬。這當然是一項重大成就。不過，如果用國際學術界公認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占消費支出50%以上為貧困）來衡量，中國的貧困人口肯定要大大超過這個官方數字，也許要超過十倍以上。[3]不能忽視平均達到“小康”背后，還有幾億貧困的中國人。從地區看，則三分之二以上江山總體上仍然十分貧困。假如加上日益受到重視的環境等因素去計算，問題就更加突出了。貧困是20世紀中國最嚴重而且尚未解決的問題之一。

請從親身的見聞說起。小時候我很怕死尸，但偏偏耳聞目睹很多死尸和死尸的故事。只講一件印象最深的事。1943年，我在興寧一中念初中一年級。有個周末，從學校回到家，看見對門良友照相館的櫥窗中掛著兩幅很大的照片。一幅是槍斃吃人犯，在跪著即將槍斃的犯人身旁，是吃剩的一個小孩的頭和兩個手臂。另一幅照的是一個善堂的工人一手拿著一條竹杠，另一個手提著一具餓死的嬰兒正往用薄薄的白木版釘成的棺材中放。棺中已經有兩三具，而地上還有五六具，有一個嬰兒則坐在旁邊哭。我不敢多看，含著眼淚，趕快離開。這些照片記錄了潮汕地區的慘劇。那一年廣東大旱，加上日寇入侵，“1943年全省死于饑餓的達三百萬人，約占當時全省人口的百分之十。各地餓死的人數，有文獻可查的計臺山縣十五萬人，潮汕地區五十多萬人，電白縣沿海地區三萬人，新會縣城十二萬人中餓死了四萬人，澄海縣餓死的農民占三分之一。”[4]“旱災前，惠來全縣人口有40余萬人，1943年就死了11萬多人。”達濠“餓死者也達萬余人，占當地人口三分之一”。[5]人吃人，當時在全省許多地方屢見不鮮。而據現有歷史資料，自從清順治五年（1648）那次災荒后，將近三百年間，廣東已經沒有人吃人的記載。[6]

廣東這次災荒不過是20世紀中國數不勝數的眾多災荒之一。就在1942年，“遼闊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餓死300萬人之多。”也占當時人口十分之一。“賣子女無人要，自己的年輕老婆或十五六歲的女兒，都馱到驢上到……那些販人的市場賣為娼妓。賣一口人，買不回四斗糧食。”[7]人吃人，狗吃人，報章的記載連篇累牘。

要是說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災荒通常是地區性的，下半葉則出現了一次全國范圍的大災：1959~1961年的三年饑荒。“累計增加的死亡人數——除開預期的正常死亡數——估計有1600萬到2700萬。”[8]著名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最近公布的數字更高達4000萬。[9]這個“非正常死亡”人數在中國災荒史上是空前的；無論絕對數還是占人口的比重，都已超過蘇聯集體化造成的。[10]

天災年年有；由此變為饑荒，甚至登峰造極，餓死人，人吃人，這可怪不得天老爺。這是人禍。貧困最根本的原因也是人禍。說到底，還是缺乏自由和法治。

時至18世紀末，乾隆爺時代，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中國人，國內生產總值是世界的三分之一。那時的中國不是窮國；但窮根早已深深埋下，進入19、20世紀的一百多年間便每況愈下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現代工商業發展必不可少的經濟自由，阻礙著中國社會由中世紀向現代轉型，從而無法告別貧困。就傳統經濟領域而言，中國人當然可以經營農業、商業和手工業。可是，有個障礙迎面而來：財產所有權的限制。《大清律》承襲傳統，明確規定：“凡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一百。若居父母喪而兄弟別立戶籍，分異財產者杖八十。”理由是：“祖父母、父母在，子孫不得私財，禮也。居喪則兄弟猶侍乎親也，若遂別立戶籍，分異財產，均為不孝，故有杖一百、八十之罪。仍令合籍共財。”[11]這是嚴重壓抑經營積極性的規定。更為嚴重的是清政府為新經濟的發展設置了種種障礙。突出的表現是辦新式工商、交通和金融事業，一律實行批準制，往往相應設置壟斷特權，不準民間資本自由進入。

例如，19世紀國際貿易的主導商品是紡織品。它和鴉片是19世紀中國外貿入超的主要因素。為與外商爭利，70年代開始，朝野有關人士就著手籌辦紡織廠。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開車生產，這是中國人自己辦的第一個棉紡織廠。從1876年李鴻章批準籌辦起算，幾經折騰，整整歷時14年。1880年，為辦這么一個廠，李鴻章特地上奏，并經皇帝批準，給予該局十年專利，“十年之內只準華商附股搭辦，不準另行設局”。[12]1888年張之洞在廣東籌設織布官局，不得不致電李鴻章協商：“閱《申報》載，上海布局經尊處奏準：‘十年之內，不準另行設局’；是否專指上海而言？粵設官局本與商局有別；且進口布多消旺，斷非滬局所能遍給，粵給粵用，猶恐不給；當不至侵滬局之利。望速電復。”[13]李鴻章的答復是：“粵設官局，距滬較遠，似無妨。”[14]照“不準另行設局”的規定，雙方的說辭都經不起推敲。李鴻章和張之洞是當時權勢最大的兩位總督，在人治社會官場文化的氛圍中，矛盾順利化解了。

但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其他人辦企業，就沒有那么幸運了。郭嵩燾是大清帝國第一位駐外使節，二品大員。黯然回國退休后，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到這么一件事：“輪船之為便利，天下所共知也。愚劣如湘人，亦習焉而知其利。是以十年以前，阻難在士紳；十年以來，阻難專在官。凡三次呈請……獨不準百姓置造”，第三次是郭嵩燾出面籌辦的，已籌集資本兩萬余，這個航運公司還是辦不成！[15]

這兩個例子帶有普遍性。說到底，這是制度問題：傳統中國沒有經濟自由。因此，各行各業要辦點當時的新經濟，無不碰到官方批準這一難關。于是，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步履維艱，沒有新的經濟領域和企業可以大量吸收過剩勞動力；億萬農民守著在當時技術條件下，開發已近極限的小塊土地，一遇天災，怎能不餓死？

1942年河南為什么會死那么多人？蔣委員長不承認有那么大的天災！他不但沒有認真救災，還“嚴令河南的征收不能緩免。”當時“全部所征糧稅占農民總收獲的30—50%……稅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因此，收成越壞，從農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在少數地方，顯然使用了軍隊對付人民。吃著榆樹皮和干樹葉的災民，被迫把他們最后一點糧食交給稅收機關。身體虛弱得幾乎走不動的農民還必須給軍隊繳納軍馬飼料。”[16]與此同時，國民黨和把言論自由視為洪水猛獸。《大公報》的記者把河南大災人吃人的慘狀公諸于眾，蔣委員長竟下令該報停刊三天！已定好機票應邀赴美的該報總編輯王蕓生，在出發前兩天接到長的電話：“委員長叫我通知你，請你不要到美國去了。”[17]一個敵視新聞自由、拒絕獨立的大眾傳媒監督的專制政府驅趕農民走向死亡！

1943年的廣東，則一是日寇橫行，他們當然不管中國人的死活；二是國民黨官員雖然也做了一些救災工作，挪用救災物資投機倒把的也大有人在。人禍的氣味也是很濃的。

自由和法治對經濟的決定性作用最有力的證據，莫過于20世紀中國下半葉的正反兩方面的實踐。1959~1961年的，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語），早有定論。后二十年解散，使農民獲得經濟自由而使農業蓬勃發展的事實，強有力證明了前二十多年農業問題的癥結所在。舉世公認，內外私人經濟已經成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最強大的推動器；國有經濟只有擺脫行政羈絆走向市場，才能起死回生；又從另一側面奏響了經濟自由頌。當前經濟發展的隱憂和障礙何在？經濟自由不充分，不準進入的禁令太多，私人經濟仍然是二等公民，不少方面還處在不平等狀態。國有經濟仍受意識形態束縛，即使掛上公司的招牌，仍然不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規范。神憎鬼厭的貪污腐敗黑潮所以無法根治，說到底，也是由于政府官員手中的權力太大，而公民應有的自由權被侵蝕，反而要向官員乞討。

希望在勇敢地與國際接軌

歷史畢竟在前進。要是說上一世紀之交“滅洋”的叫囂還能愚弄千百萬農民，還能在權貴和最高決策層中占上風，改革開放卻是中國人迎接新世紀的主旋律。

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每個公民都有自己應盡的責任。

中國人應該擁抱世界，令人類文明的所有先進成果為我所用。

自由是舶來品；又是現代國家和現代公民的必需品。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現代經濟。沒有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也不可能有學術、文化的繁榮和政治清明。

法治也是舶來品。如果它不能在中國生根，神州必然淪為可怕的黑金世界。

有識之士早已指出，競爭是制度環境之爭。一國、一省、一市乃至一個企業，制度環境優良，資金、人才就會匯聚；反之，則逃之夭夭。

在新世紀，讓狹隘民族主義遠離我們！中國的希望在勇敢地與國際接軌，讓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

2001年元旦試筆

原載《合生月刊》第15、16期合刊（2001年1月）

[1]《清史稿》卷466。

[2]周一良等主編：《世界通史資料選輯·中古部分》第183頁，商務印書館1964年北京。

[3]2000年全國平均的恩格爾系數為51%；其中三億多城市人口為40%；而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為2.5倍。九億多農民狀況如何，不難估計。

[4]<1943年廣東旱災史料>，《廣州文史資料》第8輯第3頁，廣州市政協1963年。

[5]吳華胥：<1943年潮汕旱災見聞>，《廣東文史資料》第11輯第91、93頁，廣東省政協1963年。

[6]<1943年廣東旱災史料>，《廣州文史資料》第8輯第12~13頁。

[7]錢鋼、耿國慶主編：《二十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第375、3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8]《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39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北京。

[9]廖蓋隆：〈號召“進京趕考”回眸〉，《炎黃春秋》2000年第3期。

[10]《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391頁。

[11]沈之奇：《大清律輯注》第215頁，法律出版社2000年北京。

[12]李鴻章：<試辦織布局摺>，《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3。

[13]張之洞：<致天津李中堂>（光緒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張文襄公全集》卷131。

[14]<李中堂來電>（光緒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同上。

[15]致李傅相，《郭嵩燾詩文集》第240~241頁，岳麓書社1984年長沙。

[16]《20世紀中國重災百錄》第384~386頁。

[17]同上第398頁。相關性：畢業論文,免費畢業論文,大學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