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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和諧關系必須建立在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之上。生態文明不僅要積極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同時還要積極促成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關系。長期以來,人們主要是從哲學、經濟學、科學技術的層面來研究環境問題的產生原因及其解決對策,對政治與生態環境危機之間的關聯研究較少。因此,有必要從政治的更廣闊的背景出發,研究生態與政治的互動關系,提出包括生態文明內涵的新的政治理念,努力建構和諧的生態政治體系。

(一)生態政治的內涵

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風起云涌的生態政治運動。70年代以后,世界各國生態運動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環境日”等為契機而不斷壯大。80、90年代中,在生態政治運動的推動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紛紛建立了眾多形形色色的生態組織和生態綠黨,生態學與政治學由此聯姻形成了生態政治學、政治生態學等新興交叉邊緣學科,傳統政治發展觀也由此向政治生態發展觀轉變。生態政治就是把自然生態系統和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統一整體,將建立可持續的社會、自然、經濟作為其思考的中心,根據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要求,變革政治價值觀、政治思維和政治活動,從政治學的基本原則到政策操作層次,如政治民主、政治決策、政黨參與等,再到國家權力的結構和分配,直至國家之間的關系,系統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它把社會、經濟、文化、自然的和諧發展視為己任,反思現有政治體系的欠缺并調整之,使之能夠更好地調整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相互關系在社會意義上的最優化。生態文明視野下的生態政治是對過去政治理念的揚棄,是不同于以往政治的全新的政治觀。

(二)生態政治的發展及趨勢

生態危機的加劇使人類認識到,社會是身處自然環境中的社會,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具有辯證的雙重互動效應,自然生態環境是社會環境的基礎,社會又對自然環境有著深刻的正負效應。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全球環境問題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日益成為一個敏感而重要的政治問題,生態政治理論也應運而生。生態政治理論認為,人類不僅是社會的人,同時也是受自然環境限制、約束的人,政治行為不僅要把握人與人、人與社會間的社會屬性關系,而且要把握自然生態規律的作用和影響。生態政治理論是站在全人類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導生態政治運動有序進行,一定程度上講,它是超越了階級、民族、種族、國家界限的。生態政治理論是生態文明的先聲,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人類主體意識和理性力量的又一次飛躍。60年代后期,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公眾關心的熱點。到了70年代,生態政治運動的目的已從單一化向多元化趨勢發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態政治運動已成為環保、和平、女權運動的多元全球性群眾政治運動。此后,在1979-1989年期間,西、北歐15個國家的綠黨共有117名成員進入11個國家的議會,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開了歐洲綠黨聯合會第二次代表大會,有28個國家的3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提出了許多“綠色國際”等國際生態政治發展新概念和新趨勢。與此同時,綠色和平組織、政府與非政府間國際生態保護組織也紛紛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個非政府和政府環保組織活躍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在生態政治運動中,活動者用生態思想、環境意識、生態倫理、生態哲學、持續發展等理念為解決國際爭端、沖突和戰爭,最終為維護國際和平,為國際間經濟、文化、政治協調發展以及跨國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做出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把環境問題作為政治范疇并納入政治家的視野,用全球性的環保聯盟來代替軍事、經濟聯盟,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戰略的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變。由于世界各國綠黨的參政,以及民眾生態政治運動的深入和范圍的擴大,使得各國政治和國際政治向新的政治文明方向發展,這就是當前國際及各國內部政治發展的生態文明趨勢。

(三)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生態化及其意義

政治文明的發展與人類與自然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聯系。所謂政治生態化,實質就是把生態環境問題提到政治問題的高度,進而使與生態環境的發展一體化,把政治與生態有機辯證地統一起來,最終促進全球政治與生態環境持續、健康和穩定發展。

廣義上說,政治過程既包括國家內部的政府行為過程,也包括國際政治環境、政治秩序的動態過程。為促進政治過程生態化,必然要對政治發展提出具體要求,并進一步促進政治文明的發展。

首先,政治生態化使得各國政府決策過程生態化面對環境困境,政府決策行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對環境保護進行干預,同時政府的政策、法令、規章制度、教育方式對經濟發展模式、公眾行為有著影響,并以此間接影響生態環境的保護。在生態環境持續發展過程中,政府決策行為起主導作用,它可以把各項權利、義務有機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各種手段,去提高公眾的環境意識、科學素養,去調控人口數量和素質;由政府正確引導,實施生態文化教育,改變人們無節制地追求物質享受,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態觀。這方面中國有著沉痛的歷史教訓,中國的生態環境破壞及人口問題正是50-70年代政府決策的嚴重失誤所致。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大煉鋼鐵”,沒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等錯誤政府決策,就不會出現我國北方近年來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塵暴,沒有對馬寅初的批判,中國也許就不會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負擔,而這些政治發展觀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誤所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失是無法用數學概念來衡量,這種破壞是快捷、持續、長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轉的。因此,在任何國家中,亟需一批具有生態意識、富于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政治家,努力促進政治、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生態環境相協調發展,將環境保護知識和法律等生態基礎知識融入各級政府公務員的職業意識和各項管理行為之中,以此來促進政府政治行為的生態化。

第二,政治生態化加強了各國政府的生態道德義務在全球生態危機中,顯而易見,西方發達國家應對全球的生態環境失衡負有主要責任。正是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以不能持久的生產和消費方式過度消耗世界的自然資源,并在實踐中實行環境利己主義,給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的生態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因此,發達國家理應為解決全球環境問題承擔更多的義務,一方面,作為“補償的正義”,它們應以自己擁有的較雄厚的資金和技術,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解決環境與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另一方面,作為“分配的正義”,發達國家應當回到環境正義的立場上,承認和維護廣大發展國家的平等環境權利,支持發展中國家努力發展自己的經濟和技術。由于環境危機的共同性和環境利益的整體性,發展中國家也應當把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當作人類共同的道德責任。關鍵是要以本國的環境與發展的具體情況出發,吸取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不走西方工業化國家已經走過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精神是: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辯證統一起來,既要滿足當代人的基本需求,又不危害子孫后代滿足其需求的能力;既要發展經濟,又要加強環境保護,要使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逐步實現人口、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第三,生態政治促進了民主政治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末,馬來西亞主管森林政府官員因權錢交易而做出讓步,將采伐熱帶雨林的特許權出售給了一些公司,并且壓制民間自發的環保運動,從而造成那里的森林迅速消失,水土流失嚴重,人民生活悲慘,引發全世界的抗議浪潮。2005年12月,由于開發者破壞抵擋驚濤駭浪的天然屏障———珊瑚礁和紅樹林,泰國沿海遭到海嘯的猛烈襲擊,損失慘重,泰國民眾和世界綠黨組織紛紛抗議泰國政府的過度開發行為,并要求有關官員引咎辭職。這些都是損害民主、破壞環境的例子。它充分說明:民主運動能夠促進環境運動。未來的生態文明有賴于我們對環境的管理,同樣也迫切有賴于我們對民主的實行。為此,生態政治強調政治參與,力圖實踐它的政治主張,重視發揚基層民主,實行民主政治。與民主政治相同,生態政治也贊同公民政治生活的主動參與,主張公民有獲得環境權的權利,主張社會的法制化以及決策的科學化,主張為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奮斗。廣泛的政治參與有助于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推進生態文明。

第四,要建立國際新秩序,促進國際政治生態化,建立全球伙伴新關系建立在國際政治生態化上的新的全球伙伴關系既要求推動國際社會間在維護、恢復地球生態環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動國際社會在經濟、社會方面的合作,它必須包含環境與發展兩方面,改善國際經濟環境,以利于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實現保護環境和經濟發展協調的可持續目標。這種新型關系必須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國際關系準則基礎之上,要實事求是地考慮造成地球生態環境惡化的不同國家間的責任,并以此確定相應的義務,在制定有關措施時,必須考慮到各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顧歷史和現實而用同一標準來要求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全球自然生態環境是一個整體,只有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才能建立起這種“新型全球伙伴關系”,從而確保和實現全球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的人類共同目標。生態文明的時代要求,必然促使政治家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環境保護,把更大份額的國家財政用于改善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斷演進的生態政治就是給與自然以更多關切,以維護生態平衡的政治,是把政治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自然發展相協調統一的生態政治,是代表先進政治文明的前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