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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是人們改造社會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其形成和發展受社會政治環境、歷史傳統、民族性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為文明、法治文明等內容，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在現代社會，政黨制度作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與政治文明關系十分密切。本文試圖就中國政治文明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相互關系作相應的理論探討。

一、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轉型孕育了中國近代政黨的誕生

中國傳統政治文明是華夏先民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改造社會所獲得的政治成果的總和，是適應于傳統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一種文明形態。中華民族是一個原生的農業民族，早熟的農業文明刺激形成了血緣宗法制度和家庭小農經濟，兩者結合起來作為深層背景，與由治水所強化的中央集權共同作用，展示出東方社會所特有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圖景，構筑了傳統政治文明的基礎。這種文明形態分別借重天命理念與民本理念來解決政治合法性與被統治者的價值問題，并用皇權(王權)秩序與華夷秩序分別調整社會內部關系與外交關系，社會結構呈現嚴格的等級秩序特征。

在傳統政治文明的基礎、理念和秩序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具有濃厚的反政黨特征。首先，它賴以建立的早熟的農業文明基礎，決定了農業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決定性地位。而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上的微弱聯系，重農抑商又阻礙了資本大規模的積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客觀上削弱了中國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和力量，不利于政黨意識與組織的產生。其次，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為王權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兩者連通起來共同作用，促進了王權專制思想的發展并強化了政治倫理化的傾向。在孔孟之道的吸引下，士人青睞“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基本杜絕了通過組建政黨提出政治要求的可能性。再次，嚴格的等級秩序通過金字塔形的社會結構，把本質上是一種以皇帝本人為終點的垂直性效忠體制的皇權秩序具體化，使任何非血緣性的社團尤其是政治性組織都被視為潛在威脅，歷代統治者因此都不遺余力地禁止結黨。而華夷秩序又把社會封閉起來，阻斷了發展和變革的外部動力。這種局面使社會個體普遍按照“修齊治平”的公式進行自我修養，結果同等地成為王權統治的工具，因而難以形成獨立的思想人格和階級意識，更不用說建立近代政黨了。

但是，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中國傳統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來自三個方面的沖擊使之發生了轉型。一是強調儒家政治取向的經世思潮得到發展，啟動了思想解放的風氣，不僅為中國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準備，而且提升了士人的政治參與意識和影響；二是現代化歷程的被動開啟嚴重挑戰了傳統秩序，一系列反侵略戰爭的失敗直接動搖了華夷秩序，引發社會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變化的不平等條約體系沖擊了傳統等級秩序，租界中形成的“國中之國”以及地方在興辦團練過程中形成的勢力抬升，更是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央集權和皇權秩序；三是以契約論和民主理念作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價值理念并與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對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傳播，促發了大批知識精英對政治的思考和對民主價值的追求，為傳統政治文明的發展注入了動力。

由于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民族危機的加重和中央政治權威的衰落，中國社會和傳統政治文明轉型加快了步伐，從而為政黨的產生與合法化準備了階級條件和活動空間。例如孫中山先生1894年創立的興中會就有著開拓性的意義。興中會雖有較濃的會黨色彩，但它不以改朝換代為目的，可視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具有政黨性質的組織。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把政治與學術相結合，雖然有明顯的改良主義特征，但它畢竟反映了改良派參與政治的愿望，在相當程度上是一個具備近代意義的政治團體。而作為維新人士的政治聯盟和近代中國第一個全國性政治團體的保國會，有比較明確的政治主張和嚴格的章程規約，有領導骨干和組織形式，更是具備了政黨的雛形。強學會與保國會對政黨和政黨政治的宣傳與介紹，起到了為政黨正名的作用，為突破中國傳統的“君子不黨”的觀念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初知識分子的迅速發展，為政黨的建立擴展了群眾基礎和領導骨干。1905年成立的中國同盟會，提出了較為完整的革命綱領，標志著民族資產階級的中下層已經建立起統一的政黨。改良派和立憲派也加快建黨步伐，積極謀求政黨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外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積極籌劃建立正式的政黨組織。1906年9月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促進了國內外立憲分子的建黨活動，先后建立了帝國憲政會、政聞社、預備立憲公會等，并組織發動了數次請愿運動，要求開放黨禁、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然而1911年4月首屆責任內閣成立，立憲派大為失望，遂成立憲友會與欽選議員在資政院中展開斗爭。隨后，清政府頒發了所謂《實行憲政諭》和《準革命黨人按照法律改組政黨諭》，從而取消了對政黨的限制。雖然政黨的合法化過于遲緩，但畢竟突破了傳統政治文明對政黨的敵視，樹立起一種全新的觀念，推動了政黨的發展，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政黨制度的選擇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二、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是中國政治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歷史選擇

中華民國時期上承傳統封建君主專制，下啟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政黨組建、分化劇烈，活動異常頻繁的時期，實踐過多種政黨制度形態。大致來說，其間出現過五次高潮：一是民國初創時期，受黨禁放開、同盟會分化、共和政體確立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政黨群起，曾出現過三百多個政黨或政團；二是新文化運動和十月革命的勝利，促成了一些黨派的建立，中國共產黨就是此時建立的，國民黨也是在此階段由中華革命黨改組而成的；三是大革命失敗后，由于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前途都感到悲觀而建立起若干第三勢力政治組織；四是受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刺激，進步人士組建了一些黨派，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其中之一；五是抗戰勝利前后，新建了一些黨派，現有的八大派中的多數就是在此階段建立的。可以說，中國自突破傳統政治文明對政黨的限制以來，就基本上處于多黨狀態。

中華民國確立共和政體，初年出現了政黨林立的局面，當時黨人一致認為政治競爭的理想模式是兩黨競爭，并開展了組建兩大政黨的活動，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黨參加了國會競選。在袁世凱處心積慮的破壞下，政黨競爭發生畸化，給袁可乘之機，遂使競爭性政黨制度告以失敗。在抗戰期間及勝利后的一段時間，一些中間黨派積極推行中間路線，試圖實現競爭性政黨政治，最后亦以破產而告終，中間黨派自身也發生分化。這說明競爭性的多黨政黨制度在中國缺乏合適的土壤，不適合中國國情。

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決心重新建立一個革命的黨來重建民國。他傾向于用一黨制的新思路代替多黨競爭，但并不排斥進步黨派。后來他接受了蘇俄和中共的幫助，改組了國民黨，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巨大進展。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等以實行“訓政”為名，強化，確立起國民黨統治。“七·七”事變后，國民黨雖然被迫在黨禁方面有所松動，設立了國民參政會，推行所謂戰時體制，但這些變化實際上包含著國民黨“以黨滲政”、為實行憲政后繼續維持事實上的一黨制作準備。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的反動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統治，遭到中國共產黨和絕大多數中間黨派堅決反對，最終喪失了在大陸的政權。這表明排斥其它黨派的一黨制，在中國也缺乏合適的土壤，同樣不適合中國國情。

與上述情況完全不同，面對嚴重的民族危機，中國共產黨號召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促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與國民黨開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權，與其他黨派開展合作，創造出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多黨合作制的雛形。在隨之而來的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與各派緊密合作，為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新中國發揮了直接的作用。這說明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政黨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歷史合理性，適合中國的國情。

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政黨承擔了艱巨的任務，建立民族國家政權的過程與革命的過程同社會淘汰性選擇政黨和政黨制度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為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經過革命的洗禮而形成，它顯示出不同于別國政黨制度的自身特色，這表現為：第一，從結構上看，中國共產黨和各派都是體制內政黨，中國共產黨執政，各派參政，沒有在朝和在野之分；第二，從功能上看，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黨，她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第三，從理念上看，中國政黨的意識形態不是多元的，各黨派都以馬克思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反對意識形態多元化；第四，從黨際關系看，執政黨和參政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是相同的，彼此是友黨，是相互學習、互相支持、互相監督、共同發展的關系而不是競爭關系。這種嶄新的政黨制度，完全擺脫了傳統政治文明對政黨的桎梏，同時體現了中國的大一統的色彩，滿足超大社會對一個強有力的核心的需求，又能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擴大參政議政的范圍，促進政治民主化，是一個創造性的突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一是有助于避免多黨競爭政權造成的無序狀態和資源浪費，減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個黨派群策群力，共同進步；三是驗證并強化了統一戰線的思想和政策，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標志著中國政黨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構起來，則是以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的確立為基礎的，經歷了較長一段時間的實踐和探索。

新中國的建立完成了實行民主革命、建立民族國家政權的任務，實現了傳統政治文明的轉型。在此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成為當之無愧的領導黨，派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也表現出了明顯的政治價值。雖然他們受半殖民地半封建舊中國的具體國情及其所代表的階級、階層發展不充分等方面的影響，在政治進程中難以充當主要角色，無力左右政局，但他們畢竟代表了某些階級的政治要求，能夠對政局施加影響。不少黨派選擇與中國共產黨結盟，團結在她周圍，堅持抗戰，爭取民主，反對內戰。它們在民主憲政運動、政治協商會議、國共兩黨會談、反對國民黨當局召開的國民大會等重大斗爭中，與中共密切合作，共同戰斗，對爭取中間力量，擴大人民革命陣營，孤立革命的敵人，起了重要作用。許多派的成員甚至還在解放戰爭中獻出了生命。中國共產黨充分尊重派的政治價值，與他們一起召開新政協，一起制定《共同綱領》，一起選舉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而派也服膺于中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貢獻，接受中共的政治領導。這種黨派相互間對政治價值的肯定，直接推動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形成和建國初期良好政治氛圍的出現。

同志1949年6月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為新中國的建立勾畫了藍圖，明確指出新中國將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一思想隨后寫入《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時代背景和統一戰線內部的階級關系發生了一些變化，于是，有人提出了派是否還有政治價值的問題。1950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對此作了肯定的回答，明確了新形勢下統一戰線工作的新任務，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和派關于統一戰線工作重要性的再認識。在此前后，各派通過一系列會議清理和整頓了各自的思想與隊伍，并根據成員構成的特點確定了分工活動的主要范圍和工作重點，還紛紛組組起來，成立了雙周座談會、學習座談會等組織，更好地發揮自己參政議政的作用。隨后，各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參加了、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運動，使多黨合作的政治形式更加鞏固和發展。1954年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確認了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并肯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及其發展成果。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實現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并在這種經濟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的政體這兩個方面的統一，把中國政治文明建設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時，派原來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不復存在，各界對派存在的必要性分歧很大，派中也有人認為自身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無存在必要而準備宣告結束。但同志明確提出中國要有幾個黨。他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他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萬歲，派萬歲”的口號。之所以如此重視派，一方面是出于對各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光榮歷史和社會主義改造中的重要貢獻的肯定；另一方面是因為他非常強調派的監督作用，他認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有了派會更有益。這很顯然是從派所特有的政治功能方面肯定了其政治價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也經由第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和黨的“八大”正式確定為處理中國共產黨與派關系的準則，再次確認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政治大格局。

50年代中期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實際上是進入了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隨后經歷了一段曲折發展的時期。在撥亂反正后，中國加強了民主法制和經濟建設，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探索。1982年黨的十二大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偉綱領，其中政治建設方面包括了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等內容，在肯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黨際關系準則的同時，增加了“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內容。應該說，這后八個字，對前八個字是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前者只是講了中共與派在時間上要長期共存，在關系上要互相監督，而后者則進一步表明中共與派之間是兄弟黨和同呼吸共命運的關系，非常明確地規定和揭示了兩者間肝膽相照的合作共事態度和榮辱與共的發展前途。這十六個字成為處理黨際關系準則的基本方針。

1982年通過的憲法再一次對社會主義制度、對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代表大會制作出了明確規定，為國家的政治生活和建設發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同時也進一步肯定了多黨合作和派的政治功能與價值，為鞏固和發展共產黨與派合作關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種政治功能與價值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其一，派參政議政有利于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提高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主人翁精神和管理國家大事的能力；其二，派有利于發揮中國政黨制度實現政策選擇的互動優勢，充分發揮智力集團的咨詢作用，更好地實現利益綜合，從而促進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其三，派有利于形成中國政治體系的內部監督機制，黨派之間的有組織的監督無疑比無組織的社會監督更為現實，更有可能使人民群眾的利益通過政治過程得到充分實現；其四，派有利于優化中國政黨制度的社會整合功能，擴大整合的邊界和張力區，吸收更多的政治資源融入政治體系，協調社會利益關系，促進政治團結、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些功能與價值隨著中國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進一步凸顯，受到了充分的重視和強調。如中國共產黨的十三大把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十四大更是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主要內容，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在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過程中，中國發展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多黨合作的體制和運作機制。目前派、無黨派人士在17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有9位；在29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中有14位；還有14位擔任國務院部委或直屬局的副部長、副局長。全國各級政府和司法機關擔任縣(處)以上的黨外領導干部達9000多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其運作主要包括政治協商、合作共事、互相監督等多種形式，而且這些形式已經相當制度化。其中，政治協商不僅包括政協全國委員會的全體會議、常務委員會會議、主席會議、常務委員專題座談會和各專門委員會會議等，而且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邀請各派主要領導人和無黨派的代表人士舉行民主協商會、座談會、談心活動等；合作共事不僅體現為中國共產黨吸收各派的部分成員到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中擔任領導職務，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召開全體會議和有關會議討論工作時可視需要邀請有關派人士列席、政府有關部門可就專業性問題同派對口協商等多種形式；互相監督也體現了執政黨與參政黨之間的合作關系，派可通過政協各種會議提出建議、向政協會議提出議案、政協委員視察或舉報等形式，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監督。尤為值得指出的是，全國政協與全國人大同時召開會議(新聞媒體一般稱為“兩會”)，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與八個派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派參政的基本內容和發揮派監督作用的總原則，規定了共產黨與各派進行政治協商和合作共事的各種形式和具體安排。可以認為，這個《意見》包含了對十六字黨際關系準則的確定、派政治價值的肯定和多黨合作運作機制的制度性規定，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經確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條憲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內容，將政黨制度納入了憲法的框架體系。

四、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有效途徑

同志在黨的十六大上的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強調要“堅持和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同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的特點和優勢”。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強我國的政治實力，而且影響到經濟實力、外交實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務，現在又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任務，這顯然是對社會主義本質和特征，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必將對社會主義的全面發展產生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在政治形態上屬于現代政治文明，隨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發展，是一種建筑在民主和社會主義兩個基本原則基礎上的政治文明，具有社會主義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雙重的規定性，其核心、本質和精髓都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既包括價值層面，即國家的一切權利來自人民，人民當家作主，擁有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利；又包括制度層面，即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國家的根本制度以及有關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本身就包含了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內容，或者說，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題中應有之義。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包括兩方面的價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領域中表現為保證和體現人民當家作主，二是在社會領域中表現為為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創造政治條件。從前文有關內容和中國民主革命可以看出，這種政黨制度的形成是傳統政治文明轉型和追求民主政治的歷史發展的結果，必然以民主理念作為自己的價值理念。不僅執政黨共產黨的政治實踐始終圍繞著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價值理念而展開，而且參政黨在歷史上一直是推動中國民主政治進步的力量，現階段也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實踐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力量，其制度化的參政活動本身就體現著民主的價值。至于為中華民族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創造政治條件作為價值理念，則是由中國近代以來推動整個社會的現代化變遷、實現社會經濟的充分發展的根本任務所決定的。當前，執政黨與參政黨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建設社會主義，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正是這方面價值理念的實踐和體現。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在價值理念上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極為吻合，堅持這一制度并與時俱進地加以完善和發展，是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基礎和有效途徑。

在多黨間形成核心與合作模式而非競爭模式是中國政黨制度的特點，長期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則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無論是根據發展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要求來完善政黨制度，還是通過完善政黨制度來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都必須從加強和改善執政黨、參政黨及其黨際關系三個方面來進行努力。

首先，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明確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而且賦予黨的先進性以鮮明的時代意義，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在要求，是政治文明發展的重大成果。當前，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和發展應當特別注意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等三個方面：一是加強對共產黨執政基本規律的探索，解決好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不斷增強黨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的能力這兩個歷史性課題，使黨的執政不僅能有效地推進現代化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而且能保證人民民主實踐的正確方向和有效性；二是強化黨內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充分發揮示范作用并通過執政黨黨內民主帶動國家政治民主，從而促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三是要變革領導方式，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黨的領導、人民民主、依法治國是有機統一的，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三大支點和基本特征。

第二，要更充分地發揮派的參政功能。這主要應從兩個方面來作出努力：一是派自身要加強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要在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對成員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國情教育，增強黨派成員的政黨意識和參政意識，加強與所代表階層的實際聯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能力，并從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和機關建設、做好組織發展工作、積極發揮基層組織作用等方面著手，健全組織體系，提升參政議政的實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派有效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規定，通過發揮派成員在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作用、加強派成員在政協中的協商與監督功能、保證派成員在各級政府及司法機關中有職有權、完善中國共產黨所邀集的各種協商活動等，拓展派參政的空間，增強派對政治和社會的影響力。

第三，要進一步優化黨際關系模式。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既強調共產黨的領導，同時又充分肯定各派的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作用，這種黨際關系既是中國政黨制度的特色，也是中國政黨制度的優勢。如何在中國政黨制度的框架內保持執政黨和參政黨之間的適度的張力，實現共產黨的領導與派的獨立性之間的相互平衡，是一個非常現實而又十分重要的問題。當前，我國已經具備或正在形成進一步優化黨際關系模式的若干前提條件，如中國共產黨領導方式的變革提供了政治性前提，對國家與社會關系認識的逐步深入和社會自主空間的逐步擴大提供了社會性前提。眾所周知，任何國家，任何政黨之間的關系如何，最終要從這些黨的奮斗目標來分析。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為中國各派所高度認同并作為共同的目標，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黨際關系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進一步優化。因此，要充分利用這些條件，采取切實措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這必將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建設作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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