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批判與政治文明成果論文
時間:2022-08-12 04: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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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如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發地建成一樣,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作為一種發達的現代制度文明,也不會自發地建成。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這是由于封建專制統治的深重影響,由于民主政治實踐還經歷較短,使得政治領域還存在著不少漏洞和弊端。毫無疑問,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現代資本主義政治文明作為參照系,同時我們又要越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開創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新紀元。
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總結自己的實踐經驗,同時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決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按其層次來劃分,可以分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運行體制,它們的有機結合與協調運行,構成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內在結構。我們要始終堅持我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層面上,決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須堅定不移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發展之路。然而,這并不排斥在具體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層面上,借鑒西方國家政治文明建設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因為這其中包含著人類共同創造的價值成果。事實上,我們不僅僅是要注重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特殊性,還要關注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而且,隨著我國與國際交往和合作的進一步加強,需要全方位的和國際接軌,也要比照發達國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國際慣例的做法,作出我們相應的調整和完善。
在不發達國家搞社會主義,如何處理同資本主義的關系是一個大問題。列寧當年頭腦十分清醒,極力主張蘇維埃政權和管理組織要同資本主義最進步的東西相結合。他還指出:“我們不能設想,除了以龐大的資本主義文化所獲得的一切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主義以外,還有別的什么社會主義。”(注:《列寧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頁。)事實證明,通過大膽借鑒和吸收資本主義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是加快發展的一條必由之路。那么,資本主義文明的優秀成果包括不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答案無疑是肯定的。在實踐中我們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黨,在長期的執政中積累了豐富的治黨治國經驗。其中作為政治體制和政治運行機制的這部分經驗既不姓“資”,也不姓“社”,是可以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民主作為一種與封建專制相對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這些要素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共同具有的。認為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是完全絕緣的,這是非歷史的、虛無主義的態度。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資本主義民主經過幾百年的演變和發展,創造了一整套現代民主運行機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許多思想和形式,顯示了人類的智慧,值得我們參考和借鑒,還有益于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實際上,等領導人早在建國不久就多次闡明過不同政黨和政治制度之間可以相互借鑒、取長補短。認為斯大林破壞法制的現象,在英美等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資產階級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參考”,“西方議會的某些形式和方法還是可以學的,這能使我們從不同方面來發現問題”在50年代中期,又明確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注:《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頁。)這體現了我黨在對待人類文明有益成果這個問題上的唯物辯證態度。
遺憾的是,這些重要思想在后來的實踐中未能發揚光大。很長一個時期,受“左”的傾向干擾,我們自縛手腳,自我封閉,拒絕了任何形式的從別人的經驗和錯誤中學習的機會。不僅是我們,許多執政的共產黨只看到兩種制度之間的對立和斗爭,只看到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卻忽視了又是歷史過程中的“后繼者”。認為凡是西方的東西就是“姓資”,凡“姓資”的就是腐朽沒落的,這就把許多屬于人類共同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當成資產階級的專利加以拋棄。把人類共享的政治財富統統歸到資產階級及其政黨名下,從而使自己的理論空間變得狹小而閉塞。對市場經濟的批判和抵制,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和機制的僵化;背棄權力制衡的原則,使權力過于集中,造成蘇聯、中國、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國有不同時期出現個人專制以及大清洗、大鎮壓等政治異常現象,執政的共產黨聲譽受到極大損傷。
戈爾巴喬夫則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所謂“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旗號下,推行西方那種多黨制和民主化。任由一些政客恣意美化西方政治模式,引起人們盲目崇拜,對西方特別是美國步步緊逼的和平攻勢,缺乏警惕,妥協退讓,這是造成前蘇聯解體的一大原因。
“左”右兩方面教訓都值得記取,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我們要有開放的視野來看待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大膽借鑒是必須的,這一點應當予以突出強調。
二
借鑒,怎樣批判地吸收,辨證地揚棄?執政黨具有遠見卓識已經顯得越來越重要!只有用敏銳的眼光和科學嚴謹的態度對西方政治體制進行了解比較和研究,才能在借鑒中創新。唯有創新才有生命力。
首先,分權和權力制衡制度。這一制度歷經三百多年的發展與完善,成為資本主義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地證實了西方國家運用權力約束權力的原則,防止權力被少數人壟斷和濫用,在維護政治穩定等方面的作用。重新審視資本主義的這一制度,對“三權分立”我們不能照搬,但對權力的制衡卻不能沒有。社會主義國家權力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分權制,而權力制衡對社會主義同樣是需要的。現實十分清楚地表明,權力不被制約必然導致和加重腐敗,權力的過度集中是我們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弊端,關于社會主義的權力制衡需要創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
其次,代議制度。這一制度在16-18世紀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和限制王權的有力武器,在資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成為資本主義民主的重要標志與體現。它把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作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于實行代議制,就使資本主義民主不再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視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徑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質上是法治的政治體制。列寧曾明確指出:“如果沒有代議機構,那我們就很難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無產階級的民主。”(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頁。)由此可以斷言,沒有代議制度及其發展,就沒有社會主義法治及其發展,因為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的精神實質是同一的,或者說是一體兩面。我們當然不能搞“兩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種一院制議會。我們要依法治國,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成為法治的基石。在我國黨的領導權力和人大的監督權力是最高層次的權力平衡關系,黨對人大的制約體現黨的領導,人大對黨的制約體現人民民主。
再次,人權保障制度。這是法治實際上的邏輯起點,也是構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在法治條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權要在憲法和法律上全面確認和規定,從而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在這種漸進實現的長期而復雜的過程中,沒有具體的人權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馬恩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關于平等和人權的要求,“特別是通過盧梭起了一種理論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時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種實際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國家的社會主義運動中仍然起著很大的鼓動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頁。)
對人權的關懷雖然難以取代對權力、安全、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的考量,但是卻已經成為近年來無論是雙邊還是多邊背景下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關懷——成為人們言論、有時甚至是行動的一個典型議題。美國人權學家杰克·唐納利認為,“一個戰略,無論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犧牲政治參與、人權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質的展現為代價去實現物質進步,那它絕對是不完整的。”(注:[美]杰克·唐納利著,《普通人權的理論與實踐》(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頁。)社會主義高度重視“人的全面發展”,當然也高度關注人權事業建設。因此,我們要加緊人權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權宣言》特別是我國已經參加的國際人權公約接軌。近代西方國家在形式上重視并建立的各種人權保障制度以及與此相關的制度,諸如司法公正、律師自由、權力救濟等構成法治的重要內容。而其中有些東西,經過改造完全可以為社會主義法治所用。
第四,樹立法律權威。法制本身不是資產階級的創造,而是有了階級和國家之后就產生了。一般來說,一個注重法制的國家,除了具有比較健全的法律規范以外,還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在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在法制方面的一個重要創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機制,樹立了法律權威,把國家政治生活的運轉納入了法律軌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資產階級治國的重大原則。封建社會的法律是與民主政治風馬牛不相及的,資產階級卻首創了資本主義法制作為資本主義民主的“守護神”。把法制與民主結合起來,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
中國正在實行依法治國,其前景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指出:“法治屬于政治建設、屬于政治文明”,“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注:《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1頁。)毫無疑問,我們要比照、借鑒法治國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論,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獨立、法治和民主相結合等法治理念,引入無罪推定、沉默權、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相結合等法律規范。堅持不懈推進立法進程,到2010年形成完備的法律體系。到2020年,實現社會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黨制度。政黨制度是現代國家政治體系的中樞,西方政黨制度由專門的政黨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條款加以規定,使政黨活動具有較高的制度化、規范化水平。
我國一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我們如果搞多黨競爭那一套,必然出現如鄧小平所說的四分五裂、連年內戰的局面,但是需要在有些方面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我黨要在堅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下,解決好以黨代黨的問題,明確參政黨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參政黨與執政黨的黨際關系,加強友好合作和相互監督,有利于釋放參政黨的政治活力。還要解決好以黨代法的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應按政黨發展規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國際慣例,由法律詳細規定政黨活動。
第六,政黨的定位問題。在西方國家的現代政治體制中,政黨是將國家機構與公民社會聯系起來的紐帶,是社會能量轉換的中介。執政黨對政府過程以間接調控為主,政黨與政府之間的職能有較明確的劃分,很少會被在野黨指責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西方有關“黨民關系”、“黨政關系”、“朝野關系”等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可以參考比照。我們黨既不應當包攬一切,代替人民當家作主,更不應當是國家機器本身,而應當是人民參與政治、當家作主的工具。黨領導和執政的一切觀念、內容、形式,都應當從這個基本的定位出發。這是符合政治文明建設規律的。黨要繼續以政治民主化和法制化為導向,調整或重構執政黨同國家、公民、社會的政治關系,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改進黨的執政方式。
第七,政府職能。縱觀資產階級政府發展的歷史,曾經出現過“自由放任型”和“積極干預型”等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這些政府管理模式雖然不同,但賴以確立的基礎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在公共管理領域中的延伸。
當代資產階級政府在積累了豐富的統治經驗的基礎上,不斷轉變政府職能,淡化行政管理,強化公共服務,把執法治理同公共服務結合起來,把無限權力變為有限權力,把神秘政府變為透明政府。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唐寧教授認為,政府應該成為一個公共的必需品而不是必要的惡魔。“我們需要一個弱勢的、柔性的、能夠預知變化的政府。”(注:JohnH.Dunning.Govermment,Globalization,andInternationalBusiness.NewYork:Oxford
UniversityPressInc.,1999.p.13.)
這對我們正在強調的依法行政,轉變政府職能不無借鑒意義。我們要減少政府對公共權力的壟斷,糾正行政行為不規范,行政審批事項過多,自由裁量權過大,政策透明度低等缺陷。積極發揮人民群眾在公共管理中的主體作用,使人民群眾能充分運用民主與法治的武器,防止政府脫離國家本質的消極現象,保持政府活動與社會主義國家本質的一致性。
第八,普選制。雖然這是資本主義標榜民主與自由的一種形式,其實質在于“金錢是政治的母乳”。但這種形式本身馬、恩、列寧都認為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工人階級的第一個政權巴黎公社就有過成功的實踐:“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7頁。)我們在完善以公開、公平、競爭、擇優為原則的干部選任制度中,要逐步擴大“民選”的廣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體系實現“用好的作風選人,選作風好的人。”并通過實行對主要領導干部的差額選舉,使黨政官員的選舉更富有競爭力,真正貫徹人民的意愿。還要把那些不具有階級性的制度,如彈劾制,回避制,引咎辭職制,限任制,轉化為我們用以管理干部隊伍的有力措施。
第九,輿論監督。輿論監督在西方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被人們形象地喻為“第四種權力”。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論,大眾傳媒是為公眾服務的,而政府是公眾的會犯錯誤的公仆,它有可能濫用職權侵害公眾的權利,因此需要對政府進行監督。盡管大眾傳媒難免有時偏激,但是,一旦政府及其官員腐化、瀆職以及違法等丑聞被公諸于眾,就會對政府及執政黨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因而比行政監督更有效,更快捷,更有威力。社會主義應當創造自己的輿論監督,包括進一步加大政治生活的公開化、透明化程度,進一步擴展輿論監督的廣度、深度和力度,制定一整套輿論監督的制度和法規,使之為健全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服務。
為篇幅計,此處不再細述。
三
我們黨要適應時代的要求和人民的選擇,必將在新時期接受一次政治現代化的洗禮,并努力創造出輝煌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這就需要既堅持改革開放、吸取西方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動搖,又對可能出現的“西化”和分化的圖謀保持警覺,才能在復雜的國際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
江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指出:“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種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反思人類文明的走向,展現為從線性的、排他的發展觀轉向系統的、兼容的全球視角和多元文明關系視角。在今天,歷史已成為“世界歷史”,文明的腳步已經踏遍地球的每一個角落,社會主義離不開世界文明發展的大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達到了從新的歷史高度來認識自己,加強和完善自己的一種馬克思主義新覺醒,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導和實踐中,正在實現由“革命黨”向著“建設黨”的轉型。中國加入WTO等國際組織,意味著我國進一步融入世界,接受人類文明的共同觀點。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設的探索中,如何觀念創新、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如何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還應有一層重要的含義,即:要有馬克思主義寬廣的眼界,從世界的角度看我們自己,通過比較、借鑒,廣納博學,外為中用,獲取對我們有益的經驗,發揮我們的優勢。
然而,要借鑒別人的經驗,始終應有清醒的頭腦、強烈的機遇意識和穩妥的態度。
一是劃清界限,既然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就有一個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和方向的問題。如同現代化不等于“西化”,政治文明也不等于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模式植根于這些國家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土壤,搬用西方模式導致失敗和混亂的教訓已經足夠多了,遠如拉美國家移植西方多黨制帶來的政權更迭,軍事政變頻繁,導致經濟始終低增長與負增長;近如90年代非洲多黨制引起的混亂和沖突,給非洲各民族帶來深重的災難。在這些現實面前,就連亨廷頓這樣的西方文明優越論者也承認,照搬西方模式往往不能使發展中國家獲得成功。中國有自己的特殊的國情,在建設政治文明方面無疑應當走自己的道路。
二是強烈的機遇意識,機遇意識是世界眼光的本質要求。我們正處于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它是一個在全世界范圍內正在加速進行的文明轉換和社會變遷的過程。必須積極尋求、發現和把握機遇,以非常寬廣的胸襟,實行全方位開放,擺脫把什么問題都問個姓“社”姓“資”的絕對化的思維方法。人類文明發展的現實實踐是對立中有融合,融合中有創新,創新中保留,不要因害怕“演變”顧忌“滲透”而喪失機遇。如果在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和實現社會公正方面猶豫不決,執政黨就很可能成為人們宣泄心中不滿的目標,印度尼西亞的專業集團、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失去執政黨資格的。
三是循序漸進,中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適應性變革過程。鄧小平指出:“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也要一步一步地前進”,“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的做法”。(注:《鄧小平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257頁。)因此不應在形式上追求民主的進展,而應重視民主的實際成效,再也不能把群眾哄起來搞“大民主”。要吸取蘇聯、東歐國家搞激進政治改革,導致共產黨喪權的教訓,把保持穩定始終作為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前提。民主化與執政公信力之間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系,新加坡人民黨能長期執政,也由于有恰當的民主機制又沒有民主泛濫。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需要扎扎實實地奮斗,在初級階段,尤其要十分重視提高公民的民主和法制觀念,要著重加強制度建設。要在思想上、理論上和部署上都做好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把政治文明建設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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