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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一五”規劃以來，我國國企體制改革進入了關鍵的戰略維護期，我們必須堅定承襲黨和政府在公有產權的理論和實踐方面所作的創造性努力，繼續深入探討有關公有產權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如何既能搞活公有制經濟，又能把握住社會主義的發展軌道和方向，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研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關鍵詞：資本主義私有產權；資本主義股份制；消極揚棄；合作工廠；積極揚棄；公有產權

一、《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歷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資本論》的學術魅力不僅在于理論抽象和嚴密的邏輯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會經濟問題所遵循的方法論——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它是《資本論》這一重要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著作的思想精髓。馬克思正是在這一方法論的基礎之上，研究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的私有產權問題。根據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通過梳理《資本論》中的相關闡述，我們可以概要性地總結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歷史沿革：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經營，比如家族式私營（當然由于私有產權形式的復雜性，也存在合營等其他私有產權形式）；到了中晚期，隨著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高度發展，出現了資本主義股份制，并且出現了一些類似合作工廠這一積極突破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產權形式；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窮途日暮的晚期，極度自由資本主義走向了自己的對立面——壟斷資本主義，出現了卡特爾、托拉斯、辛迪加等壟斷資本主義產權形式，迫使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對國民經濟發展的積極干預。在以下的論述中，本文將重點探討資本主義股份制和合作工廠，以及它們對我國現階段公有產權改革的重要啟示。

二、資本主義股份制與消極揚棄的辯證法

（一）資本主義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礎——資本主義信用

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觀的物質經濟基礎——“以便對利潤率的平均化或這個平均化運動起中介作用，整個資本主義生產就是建立在這個運動的基礎之上的。”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的貪婪本性對信用制度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歸根結底是為資本攫取剩余價值服務的。簡要剖析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國家信用，但在資本主義信用制度高度發達的今天，三者相互滲透。比如說，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美國羅斯福政府通過金融機構大量發行國債，并以工代賑，消極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這是國家信用、銀行信用與商業信用有效結合、調節經濟的典型案例，因此，資本主義信用制度正如馬克思所解析的那樣，它“表現為生產過剩和商業過度投機的主要杠桿”。

（二）資本主義股份制的歷史特征

資本主義股份制的重要歷史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資本主義私人產權形式，它存在的物質經濟基礎——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沒有突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一陳舊的范圍，也沒有根除資本與勞動、私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對立，不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態上激化了它們之間的對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導致的資金和勞動的社會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也取得了“社會企業”的形式，形成了虛擬的、間接的“社會財產”，策略性地適應了物質生產力社會化的發展要求，而社會化大生產和現代化大工業是社會主義經濟存在的重要物質經濟基礎，因此資本主義股份制純粹是一種消極的過渡點，存在著“自行揚棄的矛盾”，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再次，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出現了資本所有權與職能相分離的現象，即資本所有者淪為單純的貨幣資本家，完全脫離了具體的生產過程，企業由專門的職業經理經營，但在“生產資料已經轉化為資本”的前提下，資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潤（即包括企業主收入和利息），實現其夢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礎上，產生了專門靠炒作、投機股票的食利階層，馬克思稱之為“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一種沒有私人財產控制的私人生產”。最后，由于股份制的過渡性，資本主義股份制存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會主義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能夠適應“過渡型”社會主義經濟的組合產權形式。

（三）消極揚棄的辯證法

“否定之否定”規律是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法的三大規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不斷地自我完善與發展的過程，同時這一過程是由一系列存在著內在聯系的階段性過程的統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發展的復雜性、曲折性，對某一階段的“否定”，既存在著積極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著消極的“否定之否定”，這就是積極揚棄與消極揚棄的辯證法。

資本主義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自我消極揚棄形式。私人私營企業是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特別是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出現，資產階級在確保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根本不變的前提下，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具體形式進行了適度調整，資本主義股份制企業“粉墨登場”，與私人企業形成了形式上的“對立”，實質上二者“殊途同歸”——都是為實現資本主義私人所有權（所有制）的經濟利益服務的。因此，資本主義股份制盡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沒有根除私人財富與社會財富的對立、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反而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隨著“小魚被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對個人生產資料的剝奪發展到了極致——這種剝奪已經降臨到中小資本家本身，社會財富越來越被極少數大資本家所壟斷，并最終迫使資本主義國家行政權力的介入，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壟斷法。

三、合作工廠與積極揚棄的辯證法

（一）合作工廠——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進一步否定

資本主義股份制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進行了消極地“形式”層次的否定，而工人聯合體的合作工廠對其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否定——涉及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物質內涵”層次的否定，由此可見，合作工廠是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更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華——它所體現的某些共性范疇，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蘊含的物質內涵——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權）。因此，雖然資本主義股份制和工人聯合體的合作工廠都屬于過渡性的組合產權形式，即兩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較性，但是它們的物質內容大相徑庭，合作工廠批判性地否定了資本主義股份制，它在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揚棄方面，走得更遠。

（二）合作工廠積極的歷史過渡性

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是在舊形式內對舊形式打開的第一個缺口，雖然它在自己的實際組織中，當然到處都再生產出并且必然會再產出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這句話體現了合作工廠的歷史過渡性，即合作工廠不僅具有歷史積極性，而且必然會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廠的歷史積極性在于，通過工人自己的資產和勞動的聯合（基于這一點，馬克思這里所講的“合作工廠”可理解為“股份合作制工廠”），它在其內部從根本上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從而揚棄了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的、建立在資本與勞動對立基礎上的資本增殖，形成一種建立在自己勞動基礎上的資產增值，這類似與小商品經濟私有產權形式，不過那時的小商品生產者在這里轉變為工人的“聯合體”；但合作工廠存在其歷史局限性：盡管合作工廠的資產歸工人聯合體共同“占有”，擯棄了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壟斷占有，但是它依然遺留著資本主義“母體”的歷史痕跡——工人聯合體的個體之間的私人產權關系依然是清晰的，這就使合作工廠依然僅僅是一種比較低級的集體經濟產權形式，依然有改進的空間。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廠”亦屬于一種過渡性產權形式，但它不同于資本主義股份制，它是積極的過渡性產權。

（三）積極揚棄的辯證法

馬克思主義者的辯證法是積極揚棄的革命辯證法。工人聯合體的合作工廠是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的革命性突破，這種突破的革命性不僅僅是在于對資本主義私有產權形式的揚棄，更為關鍵性的一點在于，它揚棄了資本主義私人壟斷占有，在其內部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的對立、私人財富同社會財富的對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為更適應物質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新的生產方式的形成，進行了積極地探索和實踐。當然，由于當時的歷史客觀條件的制約，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廠存在明顯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積極向上的，是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和巨大的發展潛力的。

四、對我國現階段公有產權問題的思考

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企體制改革是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權）的結構性改革是公有制企業體制改革的核心，很顯然，對我國現階段公有產權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整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點、突破口。在社會主義公有產權的改革過程中，我們必須堅持積極揚棄的辯證法這一科學的改革觀，從物質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公有產權的具體形式。

在突破純粹、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而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時，要保持公有制經濟成分的絕對主體地位以及國有制經濟成分的絕對主導優勢[3]，這是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公有產權改革必須牢牢謹記的首要原則，它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有效宏觀調控的重要物質經濟基礎，是國民經濟發展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物質保障。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屬于過渡型社會主義，公有產權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種過渡型產權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處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說，一些關乎國民經濟命脈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產業部門依然應該采取國有國營的形式；一些經營狀況不是很理想、但大有發展潛力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可實行國有控股的股份制經營（總理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繼續推進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顯不足、持續虧空、毫無發展前景的中小型企業可實行租賃、承包，甚至出售；對于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根據目前農村經濟的發展形勢，可鼓勵農民從聯產承包責任制過渡到農村專業化合作社經營，實現農業的專業化、規模化、現代化經營；針對異軍突起的民間個體私營經濟，對已經較有規模的個體私營企業，要有意識的引導它們推行員工持股計劃，同時要通過法律、行政等強制性手段提取公積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財產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絕大多數企業（特別是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的進程，同時加快對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的規范化及監控工作，謹防由于虛擬資產的極度膨脹而導致的經濟虛假繁榮。

參考文獻：

1、張宇,孟捷,盧荻.高級政治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

2、張薰華.《資本論》脈絡[M].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

3、何干強.《資本論》的基本思想與理論邏輯[M].中國經濟出版社,2001.

4、馬克思.資本論[M].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