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理論分析論文
時間:2022-09-06 10: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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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的電腦這個財富是如何來的?離不開人的意識支配下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對于我來說,主要是腦力勞動的結晶,是間接財富。對于生產廠家來說是意識支配下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結晶,是直接財富。可見,財富的核心是人類意識。我通過意識支配下的腦力勞動得到了財富的媒介形式——貨幣,再將貨幣轉換成物質財富——電腦。這是財富形成的第一種形式,即間接財富。間接財富在當今社會更為豐富,如信貸、股票、娛樂、出版等。腦力勞動包括多方面,如管理才能,教育才能,創造發明才能,演藝才能等。體力勞動也是以意識為支配的,只是一種較為低級的意識支配下的勞動。可見,發展經濟的根本所在是人類智慧,也就是說,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人類智慧。智慧層面越高,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力就越大。
作為生產廠家,制造出電腦這一財富出來,離不開幾個要素:管理要素,員工要素,技術要素,原材料要素,設施要素等等。這是財富形成的第二種形式,即直接財富。在管理要素中,包括制度建設(特殊法律)和行政管理,它們不是直接要素,僅僅是一個分支要素。對國家而言,法律和行政就是政治的總和。間接財富的創造,也離不開技術和管理,它們是構成間接財富的要素。可見,行政和法律僅僅是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經濟的對立面。馬克思將經濟和政治視為對立面顯然不科學。經濟存在兩種認識:一是單一經濟(包括企業、文化產業、個體經濟等),一是區域經濟(包括基礎設施、貨幣、流通等)。國家所管理的是兩種經濟,故管理的結構模式更復雜,它是一種系統管理。但它的地位并沒有變,是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說,前面所指是行政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話,那么,法律也同樣是服務于經濟的。由于運動是建立在相對靜止上的運動(見《哲學要素的認識》),靜止是穩定的同義詞。法律是為穩定服務的,穩定是為經濟發展服務的。因此,法律的根本所在落腳于兩種經濟。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政治必須服務于經濟,必須服從于經濟。所以,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提法也不恰當,應該是政治基礎與宏觀經濟。
管理中存在層次問題。一個企業集團也存在不同層面的管理,但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發展經濟。由于上下之間是一種經濟上的直接連鎖關系,因而,對基層的行政人員可以任命。除了這種相聯系的層次外,還存在非聯系層次,即各級行政主管下的兩種經濟。由于經濟的獨立性,帶來行政的獨立性,不能用委任替代。
當然,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是指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這也不對。經濟是由管理等要素組成的,政治制度就體現在經濟制度中,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上層建筑。那么,馬克思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認識呢?這關鍵是在純私有制背景下形成的理論認識。在純粹的私有制中,政治與經濟是分離的。而我理解的政治,與經濟是融合在一起的,它僅僅是構成經濟的一個要素。這也是此文的理論基礎之一。
一個國家的系統分為兩大系統:一是象征穩定的法律系統,穩定就是相對靜止的反映,它的基本數是三,我因而得出了法律系統的三權理論(立法、執法、監察包括公安);二是象征著發展的行政系統,發展的本質就是運動,而這種運動是單一系統運動,單一系統運動是是“四維空間”的組合運動,因而將行政系統分為四權(產業、金融、文化、軍事)。為什么不將經濟視為一個系統呢?這就如同一個企業,企業的制度實際上有法律的功能,企業的行政那一塊就是管理著經濟的發展,它不存在獨立的經濟系統。國家也是一樣。
法律系統為一分為三體系,包括:
立法領域(包括行政協調和d組織)
監察領域(環保監察、人事監察、公安、保安)
執法領域(法院和勞改,從中央到地方的直線管理)
行政系統包括四個領域:產業、金融、文化、國防等
a.產業領域:企業的生產、運輸、電信、物價等
b.國防領域:國防科技、國防企業和軍隊等
c.金融領域:貨幣、稅收、股市、銀行、貿易、保險等
d.文化領域:教育、文化(基礎技術)、宣傳、慈善(福利)、醫療、外交、人事、工商、仲裁、國土、水利、慈善(福利)等
行政系統的四權問題。在我過去所寫的文章中,對行政系統中的調節認識有錯誤,還得重新認識。行政四領域都存在謀求發展的問題,各領域的領導人總會以自身領域的發展為重,完全靠各自的理智是不可能實現協調的,必須介入一個協調組織。而每一個領域各自之間都存在相互的聯系,a分別與bcd、b分別與acd、c分別與abd、d分別與abc構成錯綜的聯系網絡,因而必須以每一個領域為主體介入一個調節系統,從而形成了四權調節,加入一個系統調節,就構成了五權調節。五權調節的理論從何而來,它從客觀的四領域的相互聯系而來,而該系統的中心又是根據運動(四維空間)上的調節理論得來的。這樣一來,其實形成了大系統的十一權分布理論,即法律系統三權,行政系統四權,調節系統五權。那么,調節系統五權從何而來?這就關系到法律與道德的目的。立法的重要目的是協調,協調經濟關系,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協調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協調地區與地區、部門與部門的關系。道德建設要依賴于先進組織的建設,同樣可以起到協調作用,它是對人思想的協調。因此,從協調的角度認識,立法與先進組織應該是統一的,也就是說,負責立法工作的領導人應該兼任先進組織的領導人。可見,調節系統五權實際上是從立法領域派生而來,如果將立法領域視為一權的話,就只有七個權力部門,如果從權力地位來認識,實際上構成了十一權領導。
為什么要將公安列入監察領域,這是由公安的性質所決定的。公安是確保社會治安的機構,維護治安,離不開對公民的監察。如果將公安歸屬執法領域,等于將監察與執法包攬于一身,形成了權力的膨脹。公安也不能歸屬行政系統,行政系統的本質是組織社會發展,而不是穩定。如果將行政包攬于一身,也將權力擴大了,以往的政治斗爭與行政管理公安就有密切關系。
中央四個行政領導人的競選,應由立法領域主持、監察領域監督,由中央、州市、縣級主要領導人和三級選派代表參予投票。各州市、縣、鄉行政領導亦參照此法競選。而立法、執法和監察的七個領導人應從內部產生,內部投票。對參加競選的人選,應由立法領域組織(并不一定是集會)全體代表確定后選名單。國有企業各企業主的競選,應由中央三個相應的行政領導人(或委派)會同該部正副領導人以及派駐人員、屬該企業的國家人大代表共同表決。
這種體制是公私兼顧的體制。所謂“公”,是由不同經濟層面的“公”組成,它小到家庭,大到國家。他們均是相對獨立的實體.國家的“公”會對基層的“公”產生自然影響,但不能用什么計劃之類去左右基層的“公”。上對下的左右,均得體現在法律中。所謂“私”,是從不同層面、不同區域、不同利益關系來認識的。
由于在公與私的關系上存在相對性與絕對性,要人們理智地把握這種關系是不可能的,就如同一些人連工作與休息的時間對立關系都難以把握一樣。每一個人都不能排除非理性,只是程度不同、領域不同而已。因此,建立和完善監督機制尤其顯得重要。光靠一方的監督不行,要形成六位監督機制。包括監察監督、議員監督、名人監督、彼此監督、上下監督、權力對等監督、輿論監督。只有形成一個立體的網絡,才能湊效。這些監督除自身的監督機構外,受監察領域組織,但不屬其管理。
監督機制的完善,除了建立組織機構外,關鍵是得有法律的保障,即保障監督職權,不然,就會紙上談兵。
監察監督。監察系統監察什么,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應該是監察法官的執法工作和議長副議長的工作,其次,是監察同級行政領域領導人的行賄受賄,其三,監察警察工作并形成全國多樣化監察網絡系統。
議員監督。是一種全面開花的監督,將其信息傳給監察網絡系統、立法系統以及傳媒。
名人監督。主要是社會性工作監督,如服務工作是否到位,哪方面值得關注,警察是否有行賄受賄的現象,工作責任心如何,一般將信息傳達給主管部門,主管部門不理,再傳給傳媒,重大監察信息傳給立法系統。
上下監督。它是多種形式的監督,有巡視監督、信訪監督、長駐監督。下對上的監督也包括多種形式,如信訪監督,發表言論監督等。
彼此監督。一是建立在本單位(本領域)權力對等基礎上的,構成一種相互制約的關系。二是系統中行政四權和法律三權的相互監督.
輿論監督。一是要建立長期的監督宣傳媒體,專門負責監督信息。二是記者的輿論監督,一般是帶社會性工作的監督,與名人監督的內容相似。
為什么要建立六個方面的監督系統呢?這還是離不開哲學中的數理要素。認識一個立體事物,單方面是三,即三面,相互聯系是六,也就是六面。只有通過六面的認識,才能形成事物最大的透明度。
關于企業的不同層次集體體制。企業與行業強調個性化,得以分析哲學為指導,管理強調單一化,切忌復雜,因而應按運動的基本結構數“二”來分清責權,它突出一個“分”字。其劃分為:
企業(行業)業務主持:技術、生產、人事、安全
金融主持:財務、流通、物資供應、收益分配
對企業、行業的監察屬政府職能,即由同級政府派出相應的監察機構,既有常駐人員,又有不定期的巡檢人員,一切待遇均由同級政府負責。
企業規劃及內部協調應由同級行政與企業(行業)業務主持、金融業主持共同完成。對一般性的協調工作有監察機構的常駐人員參予即可。
為了有效地建立企業內部相牽制的機制,加速發展進程,我國一部分國有企業已采取以國家為主體的國家與國內私營企業集合式聯營經濟模式,這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企業發展規律的,它能有效地控制貪污鋪張現象。按此模式,國家除了從中獲取稅收外,還應從企業中實行利潤分紅,以進一步充實財政實力。至于企業的發展資金問題,除了按比例留成外,還應從銀行貸款中獲得,實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現在有一股思潮,企業必須做大做強。做強是必然的選擇,但我是反對盲目做大的。沒有強有力的技術支撐,做大只能成為紙老虎。這是因為企業大了不利于經濟的靈活性,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按照分析邏輯的思維方法,必須強調企業的專業化,企業的專業越細,越有發展的空間,企業也就越強。一臺汽車有多少個部件,就由多少個企業來做,那是最好的。因此,強得強在專業技術上。當然,中國企業在專業技術上目前無法與人家競爭,只能發揮價格優勢,這僅僅是權宜之計,不是長遠之策。企業要立足,最終靠技術。目前,過于重視高尖技術,這一思路是不太正確的,關鍵是你沒有人家的技術基礎。然而,中國的產品、儀器制造技術是是落后的,尤其是儀器,實際上它關系到各個行業的制造和設備,能趕上外國,發揮價格優勢就大有市場。企業做大,也只能實行三層次的管理,即車間、工廠、集團,且這種工廠應該是環節上的工廠,而不是互不相干的。
在防止了腐敗的前提下,搞好國有制、集體制企業是完全可行的,當然不宜多,多了,就很難管理好,也不能體現的個性經濟特點。目前國有企業太多,不利管理。筆者認為,有500來家強勢企業就足夠了。關鍵是如何培養人才、穩定人才。眼下的問題是,一些優秀人才被國外所吸引,不能為國效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國外待遇優厚;二是覺得國內論資排輩嚴重,缺乏施展才華的空間;三是出國自由。這些問題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而要防止人才流失,首先是要掌握在校大學生中成績優異者的情況,然后適當控制這些人才的出國,并同他們簽訂合同(包括名牌大學重點專業的學生在內),強調的就是不能為外企服務。這似乎很不公平,其實不盡然。公平是相對的,立足國家利益認識,它是公平的,如果立足個人利益認識,它是不公平的,二者之間構成一種排斥關系。這就如同國家的資源一樣,私人不能隨便開發,外國人也不能隨意侵占。
保障國有制這一級的實力(技術實力、經濟實力)是非常重要的,其目的在于控制整體經濟局勢,在于杜絕剝削,保障中央的財政開支。中國大部分省的版圖比歐洲一個大國還大,人數也比這些大國多,建立省有制的企業誠然是有極大的競爭力,但由于地區差異大,一些強省的實力有可能超過弱省幾十倍,一個省的實力太強,并不利于中央的管理,這是不言而喻的。故筆者認為,應該取消省級建制,或將經濟過強大的省分出幾個直轄市來,實行五級管理:中央—州市—縣—鄉—村。筆者曾認為,作為貧困地區,由于地理環境較差,公有制企業根本沒有什么競爭力,沒有必要辦集體制企業。后來反復一想,覺得這一觀點有問題。通過辦各級行政監管下的企業,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最底層的稅收問題,上繳問題,也能使行政人員做一些實事,避免將權力用在腐敗上。
對國家而言,軍隊與企業有類似之處:同樣具有相對的專一性,前者專一經濟,后者專一國防,同樣存在發展問題。因而可比照企業設立軍政線與后勤線的一分為二機制。由政府派機構常駐軍隊,進行監察協調。軍、師、團、營、排主要領導均應實行競選制。首先得分清軍政與后勤兩個領域,由同領域的上級主持,政府駐軍代表監督,然后由上一級隸屬下級同領域領導、競選者所在下級的兩級同領域領導、士兵代表(含下級領導)、業務代表、屬該部隊的國家人大代表投票表決。如師級軍政領導人的競選,即由所在軍的軍政領導主持,由駐軍代表監督,再由該軍各師級軍政領導、該師團營級軍政領導、技術代表、士兵代表(含下級領導)、該師的國家人大代表投票表決。這樣,就能有效地防止軍隊的腐敗和山頭主義。也許有人懷疑這種體制不利于軍隊的調度與指揮,其實,下級服從上級就體現在軍隊有權限的調度與指揮上,在上級的權限之內,就必須聽從指掙揮,權限之外,就得拒絕指揮。這是作為軍人的起碼認識。
關于縱向管理問題。這是一個與該體制密切相關的內容。這里的縱向,是指五個行政層面關系上的上對下的縱向,不屬于企業內部的縱向,也不屬于所轄部辦委局的縱向。縱向管理分為專業縱向與綜合縱向。綜合縱向實際就是重大的法律由中央到基層的一貫制。上級法律機構有對基層法律機構進行巡查、監督的權力,除執法系統外,切不可施行任免權。專業縱向即各個領域的縱向,也包括產業行政、國防行政、文化行政、金融行政,對基層相應的領域,他們具有巡查、監督、培訓、指導、專業考核的權力,但切不可施行任免權(除上調外)。這當中,其實體現的是三位一體制,即上級——專業領域——下級。不同行政層次之間為什么不能實行任免呢?系統是相對的,不存在絕對系統,實行任免,實際上就是否定了不同層次的相對獨立性。實行任免,就極易形成權力操縱、權力腐敗,構成某些不法分子從中央到地方權力部門的群帶關系,產生更為嚴重的紐帶腐敗現象。那么,執法系統為什么可以任免呢?因為重大的法律都是國家統管的,要保障國家對地方的絕對控制權。監察則不同,一旦受中央(或上級行政單位)的控制,該管的反而不敢管,就難以遏制群帶腐敗。
至于地區與地區在交往中牽涉到區域利益的,宜由上級行業黨組織組織下級行業開展協商,如同國際間的交往一樣,訂立行業公約。諸如公路公約、水運公約、環保公約、公安公約、電信公約、貿易公約、人才公約等。
由于實行的是分層管理,因此,凡牽涉到全國的政策,應以法律條文確定下來。政令應該是根據該級行政情況制定的近期總構想,那么,實行政令全國一盤棋,實則有以權代法之嫌。當然,在法律授權的情況下,某些特殊政令(如戰爭、救災、資源回歸、人事調動),自然有一個無條件執行問題。
先進組織=x;黨組織=dz;黨=d
我反對建立在學術信仰上的、政治利益上的黨派,但并不意味著否認先進組織的建設。人具有大共性和自私性。人類不是簡單的物質,是有理性培養基、有智慧的高級動物,但人們在實踐中又往往難以把握道德尺度,構成矛盾狀態,只有形成一種氛圍,才能產生一種感召作用。人們在實際活動中,總是以一定的群體形式出現,因此,要使人們的道德意識增強,使自身的行動受理性的支配,有必要建立一個相應的x(先進組織)來培養引導鞭策人們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并使之形成一種氛圍。
我國的組織形式是按年齡層次分為少先隊、青年團、dz呈年齡階梯式的x。這種組織形式具有強大的生命力。x對培養人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三個代表”則高度概括了人類本性的三個健康因素和對先鋒組織的要求:健康的理想、道德和情感。“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是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理想的重要內容,“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其中就包含著培養人們的良好的道德觀念,“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培養人們健康情感的主要方面。理想教育是迎合人們渴望進步的教育,這種進步性就表現在對人生正確價值觀的追求上,而正確價值觀就表現在根據自己的特性和智力層面選擇其以基本道德為基礎的奮斗目標;道德教育的主要方面是對立認識的協調教育,如謙虛與驕傲的協調,自私與大公的協調,友好與敵對的協調等;情感教育是培養人們對集體的愛護、合作精神、嚴于律己、堅持正義、對朋友誠實守信的教育。要使這種教育產生良好的效果,加入相應的先進組織是一種有效的方式。這是因為加入相應的x,本身就是迎合人們渴望進步的心理,同時也是對人們的理想、道德和情感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使之成為一種風氣,社會有了效仿的楷模,而對組織成員則可進行終身培養教育。因此,成立相應的先進組織,引導人們的思想向健康方向發展,對于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實現真正的精神文明建設有著巨大的價值。
x在道德建設方面的要求具有國家的統一性,即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層次所實行的道德標準是同一的。這種同一性就決定了管理上必然存在由中央到基層的垂直管理,下級必須按中央的部署辦事,而中央組織也必然得開展檢查督促,了解問題,掌握情況。
由于x具有協調功能,因而能發現以往各領域存在諸如制度、條例、法律的不完善之處,必然得擔負起修改制度、條例、法律的草案工作。這樣一來,中央的x工作與人大的立法工作就實現了同一,或者說,由各級x的工作替代目前的人大工作是合理的。可見,x的管理機構具有提議修改法律、并負責草案的立法職能。這樣也就實現了d代會與人代會的同一。
按少年青年成年階段建立的組織,目的是培養人遵紀守法的觀念,培養人們良好的道德觀念,培養人們健康的價值觀和團結精神,使之成為一種氛圍,因而有必要擴大先進組織的力量,得在人數上做文章。私下認為,少先隊員宜占少年總人數的2/3,青年團員宜占青年總人數的1/2,dz宜占成年人數的1/3。也許有人認為,dz人數太多,不利于保持其先進性和純潔性,其實不然。先進是相對的,不存在絕對的先進,由于經濟地位、政治地位的差異,對先進內涵的理解也有所區別。不受賄是對行政官員的要求,對一個普通工人農民來說,提這一要求就會荒唐;對一個普通工人來說,能夠兼顧家庭、車間、工廠三者的利益,就是具有極高道德素養的人,而對一名企業主而言,僅有這一道德素質是遠遠不夠的,還得顧及社會效益。只有加入了組織,才會更注重自己在身邊人中的形象,才會更嚴格地要求自己。先進分子一旦就在身邊,就會覺得加入組織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才會對加入組織產生更強烈的愿望,促使自己不斷進步。至于純潔性問題,它是通過組織形式實現的最終目的,具體體現在前文的三個培養中,而培養的過程是生命的全過程。
由于x具有協調功能,必然得協調行政各領域的工作,要進行協調,必然要參與到行政工作中來,這種協調并不是管理,二者是要嚴格區分開來的。這就保證了dz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議會主要領導人與dz的主要領導人就實現了二者的同一,即領導權的合二為一。作為dz的副書記(含副議長)與行政領導的數量應該是相等的,因為存在四個領域的協調,也存在四個領域的不同情況。這樣一來,就真正實現了dz管政治。那么,政治的本質是什么?它應該是法律、行政的總和。
各類公有制企業的所有員工的一切工作均是為了自身和所在企業的利益,dz在企業中的地位又得同樣體現出來。如果將dz與兩個企業主構成三位一體的關系,dz在兩個企業主之間起調節作用,極有可能產生領導層的集體腐敗。因此,企業d委書記宜采取由兩個企業輪流負責的方式,主要負責黨委會的召開和黨員的培訓計劃工作。d委副書記主要負責企業的宣傳、吸收d員和企業規章制度草案的制訂工作。
由于組織在各級單位中,主要起道德教育的促進作用,處理好個人與單位,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沒有必要由中央統管,更不能委任組織領導人。一旦由上級統管、委任,組織的純潔性反而會降低,立黨為私來了,權權交易來了,不能起到道德教育的作用。
以上是我對新的政治經濟理論的一些思索,這種思索的理論依據就是中西方兩種哲學的結合。如果覺得有道理而不去實踐,理論就會變成一紙空文。當然,道理還得在實踐中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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