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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的“6.25”重要講話提出“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只有充分認識“新的歷史起點”的科學含義，才能科學謀劃當前我國政府職能創新的新課題新任務，從而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廣闊前景。

[關鍵詞]新的歷史起點；政府職能創新；新課題

同志6月25日在中央黨校所作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必須科學分析我國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新機遇新挑戰，深刻把握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形勢下我國各項事業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深入落實科學發展觀，更加自覺地促進科學發展，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這就要求我們科學認識新的歷史起點的科學內涵，深刻認識新形勢下我們所面臨的新課題新任務，從而自覺地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

一、科學認識我國“新的歷史起點”與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制定現階段方針政策的國情依據

什么是歷史新起點？筆者認為，歷史新起點就是歷史的新拐點，或稱作為歷史的轉折點。從哲學意義上來講，歷史發展到一定時期，社會矛盾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引起社會發展戰略發生調整。歷史拐點可分相對大的歷史拐點和相對小的歷史拐點。大的歷史拐點是指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從而引起社會發展戰略的重大變化。小的歷史拐點是指在社會主要矛盾未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社會矛盾的具體結構、具體表現形式發生局部變化，從而引起社會發展戰略發生某種調整。筆者認為我國社會發展從上世紀未到本世紀初，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一千美元，我國就進入了一個小的歷史拐點，黨的十六大報告稱為“必須緊緊抓住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這20年的戰略機遇期，可以稱為“黃金發展期”，也可稱為“矛盾凸顯期”。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我國已進入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6.25”重要講話中指出的“新世紀新階段”，“新的歷史起點”。這些重要論斷應引起我們的深入思考，作為歷史轉折的啟示，以使我們更自覺地進行社會發展戰略的調整。

新的歷史起點具體表現為我國當前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指明了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經濟結構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結構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在新世紀新階段，必須深刻把握我國社會發展的階段特征。

經濟結構深刻變革。經過29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基本完成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轉變，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明顯加快，綜合國力大為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目前體制創新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任務更加繁重，能源、資源、環境、技術的瓶頸矛盾日益突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壓力增大。

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工業化、城鎮化的加快推進，推動著中國社會從傳統的城鄉二元制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重大轉變。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開土地向城市轉移，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帶來了強大動力，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就業方式。同時帶來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者生活困難，一些關系群眾利益的問題亟待解決。

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改革開放以來，克服平均主義，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經濟領域引入競爭機制，使中國經濟充滿活力，實現跨越式發展。同時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及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矛盾和沖突日益突出。

思想觀念深刻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民主政治的進一步健全和文化生活的繁榮，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不斷提高，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差異性明顯增強，人們對社會發展認同性、責任感明顯增強。同時也出現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滋長。

二、新的歷史起點與政府職能創新面臨的新課題

1.歷史新起點，從“主要以GDP論英雄”到全面落實“五個統籌”的轉變

在20世紀80—90年代我們往往把GDP當作社會發展的唯一目標，作為經濟實力國際比較的主要標準。這個理念在一定時期具有很大程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是現在必須加以調整和轉變。近幾年來，我國的GDP呈兩位數字速度增長。2006年我國GDP增長10.7%，如果按匯率比價已達26301億美元，占世界第四位，再用2年，即可超過德國占世界第三位。如果按購買力比價，我國GDP已達到10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第二位強國。這完全證實了我國已經進入“黃金發展期”的判斷。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諸多新矛盾新課題，主要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差距擴大，居民收入差別擴大，社會矛盾和社會犯罪增多，生態環境破壞，官員腐敗蔓延等。這些問題發展之快，前所未有，而且還有繼續擴大之勢。為此，必須從“主要以GDP論英雄”向全面落實“五個統籌”的轉變。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務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落腳點是“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就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逐步改變城鄉二元制結構。統籌地區發展，就是實行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崛起，鼓勵東部率先發展。統籌經濟與社會，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著力發展公益事業，改善民生。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就是人口適度增長，資金合理利用，建立良好的生態環境。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就是合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全面落實“五個統籌”是當前解決我國面臨的新課題的迫切需要，是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針。

2.歷史新起點，政府以保護生態環境和節約資源為首要職能，使經濟從又快又好發展轉變為又好又快發展

同志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在于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取得重大新進展。”“又好又快”與“又快又好”的差別在于把發展質量的效益放在首位，在當前發展中如何保護環境和節約能源面臨形勢嚴峻。

我國地表水質污染嚴重，全國環境監測745個地表水監測分析，全國地表水七大水系中，珠江、長江水質良好，占監測的40%；松花江、黃河、淮海為中度污染，占監測面的30%；遼河、淮河為重度污染，占監測面的28%。今年爆發的太湖藍藻問題，與暖冬有關，也與氮、磷，工業廢水排放有關。南海、黃海近海流域水質良好，渤海、東海近水流域為輕度和中度污染。全國有3.5億農民喝不上合格的飲用水。城市大氣污染嚴重，由于工業廢氣和汽車尾氣的排放造成大氣污染。世界十大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七個，北京占第三位，依次為：太原、米蘭、北京、烏魯木齊、墨西哥城、蘭州、重慶、濟南、石家莊、德黑蘭。

生態環境的污染是工業化必然帶來的難題，許多國家走過的成功之路或慘痛教訓我們都應該研究吸取。一般說來可能采取四種做法：一是先治理后生產；二是邊治理邊生產；三是先污染后治理；四是只污染不治理。前兩種是上策，第三、四種是下策。任其發展必然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后果。

我國政府高度重視減排節能工作，“十一五”規劃提出了“節能減排”的具體目標，2007年4月25日，國務院制定了《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任組長，曾培炎任副組長，4月27日召開電視電話會議，專項布置此項工作。這是因為，此項工作在實際上面臨著“十一五”規劃的指標難以完成的嚴峻形勢。

3.歷史新起點，政府實現分配制度的創新，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到“在發展的基礎上注重公平”的發展

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出現兩極分化的趨向。國際公認基尼系數是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的主要標準。我國80年代，基尼系數在0.2至0.3之間，存在著平均主義傾向。90年代以來，我國基尼系數呈迅速擴大的趨勢。據我國政府測算，我國的基尼系數，1996年為0.375，1997年為0.379，1998年為0.384，1999年為0.397，2000年為0.414，2005年為0.45，2006年為0.496。已經超過0.4的國際警戒線。（美國為0.41，巴西為0.54，印度為0.33）超過國際警戒線，意味著形成了引發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動因。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測算，城鄉居民收入比1978年為2.57，1985年為1.86，2005年為3.22，加上各種福利補貼等因素，2005年的差距為6。城市收入最高的10%的居民收入與收入最低10%的居民收入的比例，1996年為3.78，2002年為7.87。農村收入最高的20%的居民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居民收入的比例，1990為6.34，2000年為9.5。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合計，收入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與收入最低的10%的居民收入的比例，1996年為11.21，2003年為25.41。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差距指數高，二是發展迅速。這在世界各國中是鮮見的。

充分認識我國收入差別的現狀，建立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就成為擺在我國政府面前刻不容緩的歷史任務。我們必須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科學把握效率與公平的辯證關系，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方針。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強調，“在發展經濟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堅決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同志的重要講話強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制度。”為了貫徹這一方針，中央提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構建科學合理公平公正的社會收入分配體系，決定規定公務員工資向基層組織低收入者和艱苦地區傾斜，事業單位實行崗位績效管理，對離退休干部優撫對象等生活困難者，提高補助標準，要求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使全體人民享受到改革開放成果。

4.歷史新起點，實行政府財政制度創新，由重生產重積累向重民生重消費轉變

在我國經濟實力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民生指標應該得到高度的重視。多年以來我國存在著重生產輕民生，重積累輕消費的傾向，生產與消費不平衡，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缺位。生產與消費是經濟生活中的基本經濟范疇，二者互相依存互相促進。我國在公共教育、勞動就業、衛生醫療、養老保險、社會救助、公共設施、環境保護、人身安全、技術設施等方面隨著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與國際比較，不僅與發達國家之間存在較大差距，而且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存在明顯不足。

例如2001年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國為3.19%，高收入國家為5.4%，中等收入國家為4.8%，低收入國家為3.3%。2004年和2005年教育經費均占GDP的2.5%，比重相對下降。再如1990年和1998年公共衛生醫療支出占GDP的比重，中國為2%，高收入國家為6.2%，中等收入國家為3.1%，低收入國家為1.3%。1999年中國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為0.22%，當時日本為11.8%，美國為12.2%，英國為17.3%，印度為0.3%。我國2005年財政收入已超過3萬億元，但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投入只有1474億元，占4.5%。用于社會保障支出費用的增長遠遠落后于財政收入的增長。當前我國尚有80%的農村勞動者沒有養老保險，85%的城鄉居民沒有醫療保險。

當前我國政府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關系，加大民生事業投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同志的重要講話指出：“加強社會建設要以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使經濟發展成果更多的體現在民生上。”貫徹科學發展，其實質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最大限度的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質量。首先必須端正發展目的，把經濟增長看作人民生活改善的手段，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看作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根本目的。同時必須使兩種發展指標相協調，既重視經濟發展的指標，又要重視與人自身發展的同生性目標，賦予經濟發展以人文關懷，與社會人文指標同生、同步、協調、共榮。必須使兩種社會投資相匹配，硬件投資是指工礦企業、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礎設施的投資，軟件投資是指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環境以及民主制度建設的投資。隨著社會的發展，必須運用正確的加減法，逐步減少硬件投資，逐步增加軟件投資，使二者相匹配相協調。

5.新的歷史起點，強化政府監督職能，由監督職能缺位向監督職能強勢發展

官員腐敗被人們稱之為“政治之癌”，成為危及黨和政府生命安全難以醫治的痼疾。官員腐敗也被人們稱之為最大的“社會公害”，成為窒息社會生機，破壞社會穩定的重要動因。近年來在改革開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官場的大案要害頻繁出現，一些高官紛紛落馬，這不能不令人擔憂。現在腐敗現象有三大趨勢，一是高官犯罪增多，二是串案、窩案增多，三是家屬合伙犯罪增多。尤其在干部晉升、建筑工程、司法工作、教育工作、醫療衛生以及壟斷性行業已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在重災區被人們認為“出生入死”、“前‘捕’后繼”。

同志的重要講話強調：“各級黨委要充分認識反腐敗艱巨性重要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總結經驗教訓，不難看出，不能有效遏制腐敗現象的重要原因，是紀檢監察部門的地位不夠強勢，中紀委副書記劉錫榮最近指出，“上級監督下級太遠，同級監督同級太軟，下級監督上級太難，組織監督時間太短，紀委監督為時已晚”。現在已發現案件多數不是首先由紀檢部門查出，而是由于“后院起火”，“內部起哄”，“他案牽連”和“匿名上告”。扭轉這種狀況的出路在于變紀檢部門的弱勢地位為強勢地位，實行有效的平權監督和獨立監督。

參考文獻：

[1].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R].

[2].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R].2006-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