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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演進型

英國是這一類型的代表。英國的憲政制度是從中世紀封建制度逐步演變而來的。分封制度在英國憲政發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封制度使得貴族在其領地世代相傳，加之，貴族通常與王室有血緣或其他非常密切的關系。這就有可能造成貴族與國王分庭抗禮的局面。中世紀英國憲政發展的過程突出表現在國王和貴族之間的斗爭，以及王位的爭奪上。在這一過程中，英國并不是一開始就學會了妥協，而是妥協與暴力交替出現。1215年，貴族逼迫國王妥協，簽署了《自由大憲章》。而在1399年金雀花王朝終結到1485年都鐸王朝建立，血腥的暴力則占據支配地位，其中長達30年的玫瑰戰爭最為慘烈，自相殘殺幾乎把貴族給殺光了。最后兩大貴族之間的王位爭奪以婚姻的方式達成了妥協。十七世紀中葉國王與國會因爭奪國家最高權力而引發的內戰，并將國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斷頭臺，最后這場革命在1688年以不流血的“光榮革命”，即國會與國王之間達成了某種妥協而結束。憲政制度能夠在英國產生有賴于英國傳統習慣和中世紀分封制度中有豐富的妥協因素：分封制度本身接近契約關系；繼承制度和婚姻關系在擴張領土上的廣泛應用等等都是某種協商和妥協的產物。最為關鍵的因素是盎格魯—薩克遜的賢人會議的傳統，教會的制約和習慣法的限制使得國王幾乎從來都沒有演變為東方式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專制君主?？藖鐾栐趦葢鸷蠼柚h會軍建立起來的專制統治使得英國人充分認識到，通過圣潔的革命建立起來的專制統治比傳統君主制度危害更大。豐富的妥協經驗和對革命以及革命建立起來的專制統治危害的認識使英國人更傾向于采用漸進妥協的方式完成政治變革。二百年來，英國能夠成功避免法國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這一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的沖擊，充分反映了英國憲政制度的高度適應性和穩定性。英國的憲政發展更多地表現了其自然發展的過程。實際上有許多看起來很偶然的因素對英國憲政的發展有重大影響。例如，漢諾威王朝的喬治一世和喬治二世因不會英語，逐漸對國內事務失去興趣，便指派一名大臣主持會議，由此開創了十分重要的內閣制度。綜觀人類社會的民主憲政制度，其發展過程可以這樣來歸納：一個國家——英國，因為各種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政治制度，由于這一制度能夠更好地實現政治穩定和保障人權，逐步被其他國家效仿和采納。當然，英國產生民主憲政制度有其非常特殊的條件。

二、卓越領袖引導型

在建立民主憲政，尤其以暴力手段推翻專制統治建立民主憲政的過程中，通常會形成一個眾望所歸的領袖。這個有卓著威望的領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傾向通常決定一個國家是采用專制體制，還是采用憲政體制。卓越領袖如果選擇憲政并通過自己的政治實踐為憲政的運行樹立典范，憲政就可能在這一政治領袖的引導下進入軌道，從而實現憲政目標。這一類型的典型國家是美國。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后期，華盛頓本人在戰爭中建立了崇高威望，由于戰爭的需要，華盛頓不僅掌握著軍事上的最高指揮權，大陸會議還將其他民政權力也都交給他。而這個時候美洲大陸如何發展還很不確定，十三個州實際基本上是完全獨立的十三個國家。為了打仗，大陸軍欠下了巨額債務，軍人們也面臨著在戰爭勝利后一貧如洗被遣散回家的局面。金融家、投機家、軍人都迫切希望華盛頓進一步攫取更大的權力以保證他們債權的實現。而且當時在那時人們的經驗中，幾乎沒有靠民主共和治理一個大國的經驗。包括漢密爾頓等多人奉勸華盛頓承擔起國王的責任。華盛頓當時面臨的情況是當國王是幾乎水到渠成的選擇，而不當國王則幾乎面臨軍事反叛這樣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段歷史中，我們看到，即便以民主獨立這樣崇高目標組織起來的軍事集團，也會發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如果我們對照中國古代，一個軍事集團的特殊利益要求決不是僅僅局限于軍餉這點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可能將整個國家作為自己的獵物。在已經接近勝利的情況下，如果軍事領袖不當皇帝，那他的屬下就無法當宰相、尚書、省督、巡撫……。這使我們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很多革命，盡管其最初目的非常純潔，到最后終究免不了走向專制，比如英國十七世紀中期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十八世紀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在決定美國未來的關鍵時刻，華盛頓沒有動搖其民主的信念。經過艱苦的工作，華盛頓說服了那些騷動的軍人，拒絕了當國王的請求，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民主憲政制度。在擔任兩任總統后，華盛頓拒絕第三次連任回到家鄉過起隱居生活。華盛頓的這些做法無疑對美國實現憲政起了典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憲法制定過程中是充分妥協的產物：大州與小州、聯邦派與民主派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利益沖突，但最后都妥協在新的憲法之下。在這個過程中，華盛頓起著重要的協調和引導的作用。

人們通常注意到了美國民主建立過程中存在暴力，但卻沒有仔細具體分析。事實上，在獨立戰爭之前，美國的各州都已經建立了相當完善的民主，各州都有議會，鄉鎮一級也有民意機關。也就是說，美國的民主是在英國民主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美國是先有了州議會，再由州議會派代表組建大陸會議，由大陸會議選派總司令華盛頓。一句話，美國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獨立戰爭。三、不斷革命型

法國是不斷革命型憲政的典型。法國是英國的近鄰，飽受專制之苦的法國人對英國的憲政真是羨慕之極。然而，從一個非憲政國家過渡為憲政制度通常要經過社會革命，乃至暴力革命，原因在于這些非憲政國家有著與憲政難以共存的政治傳統和社會結構。憲政無法在專制傳統的社會結構上建立起來；人們也無法等待整個國家通過漸進來實現這一過渡。人們既然已經認識到了民主憲政的優點就想一下子實現民主憲政，于是社會革命甚至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法國通過革命來實現憲政。然而革命只能建立憲政體制，卻不能使憲政很好地運行下去。吉倫特黨專政、雅各賓黨專政、熱月黨政權、拿破侖第一、第三帝國、波旁復辟王朝、奧爾良王朝、共和國……。革命在法國建立了一個又一個憲政體制，隨后又被一個又一個革命拋棄了。革命成了癖好，法國陷入了災難性的政治動蕩之中。普法戰爭失敗以后，各種政治勢力紛爭不下，支持君主制的仍有波旁黨人、奧爾良黨人和拿破侖黨人。1875年1月，支持共和的修正案以353對352的一票多數獲得通過。1875年7月，第三共和國憲法通過，由參議院組織法、國家權力組織法和國家權力關系法三部分組成，只有34條。這樣勉強妥協產生的憲法，內容和形式都很不完善，而恰恰是這樣一個不完善的憲法是法國歷史上最長壽的憲法。從這段經歷看，法國通過不斷革命來實現民主憲政，其歷程非常漫長，整個社會要付

出沉重的代價，更重要的是，不斷革命是否能實現民主憲政并不肯定。國家在長期的政治動蕩以后通常建立一個新型的專制制度以恢復政治秩序。這樣，這些國家仍然面臨新的實現民主憲政的任務。1875年的憲法雖然并不完善，但由于其建立在各派政治勢力的妥協的基礎上，因此能夠成為規范法國政治的根本準則。

法國民主的最終落成是在鎮壓了極端勢力——巴黎公社以后建立起來的。也就是說，法國民主是鎮壓了暴力革命后各派政治勢力的妥協。

四、非暴力運動爭取型

印度是這一類型的代表。印度在甘地的領導下同英國殖民主義者進行的長期的斗爭，終于贏得了民族獨立并實現了向民主憲政體制的過渡。非暴力運動爭取權利的原理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如請愿、游行示威，甚至故意違反法律來充分展示自己的冤情和苦難，抵制壓迫，讓壓迫者充分了解自己統治的殘暴和不義，從而爭取更多的同情，分化壓迫者內部陣營。這一方式力圖喚起壓迫者的良知和善良的本能，從而自動放棄自己殘暴的統治方式。最經典的非暴力運動是甘地1930年組織的抵制食鹽法中的一幕：……鹽倉外已掘好壕溝，布滿鐵絲網。24名英國警官指揮著400名警察，個個手執帶鋼尖的木棍或手槍，隨時準備砸向敢越雷池者。在離鹽倉100碼處，隊員們重新編組。第一組涉水過溝，走向鐵絲網。警察用木棍狠擊隊員頭部，一個個應聲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隊隊員又踏著鮮血補上，警察照行其事。隊員們沒有反擊，沒有搏斗，甚至沒有聽到憤怒的咒罵，只傳來低微的呻吟。隊員們改變戰術，他們25人一組，走到壕溝前就坐著不動了。警察照打不誤，已被打倒的人還要補上幾棍，鮮血從頭上的傷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隊員前進，坐下，被打倒，躺下，沒有一人還手。在甘地的鼓舞下，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接受鞭打與被捕入獄已成光榮與時鬃，示威群眾常整夜不散與警察周旋?！褪窃谶@樣一種奇特的斗爭下，英國人不堪其苦，允許印度獨立。

應當指出，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為人類解決利益糾紛和權力沖突提供了文明的解決方案：憲政制度結合非暴力運動的補充為人類最終摒棄暴力，實現政治文明化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模式。尤其考慮到，隨著科學的進步，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發明，暴力斗爭和武裝沖突所造成的破壞和代價越來越大。人類甚至面臨被自己的發明毀滅的危險。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意義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1999年底，甘地被評為改變了上一個千年歷史的十個最偉大的人物之一。

五、有限暴力爭取型

南非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以曼德拉為代表的非國大同南非白人種族主義政權進行了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最初，非國大繼承甘地的思想通過非暴力運動來爭取民主憲政。但是白人政權的殘酷鎮壓使非國大的非暴力斗爭陷入了絕境。在這種情況下，曼德拉組建“非洲之矛”這一武裝組織。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之矛”所進行武裝斗爭是有限度的，它以破壞各種設施為目的，盡量避免對人員的傷害。南非爭取民主憲政的方式也是對甘地過于理想化方式的發展。有限暴力斗爭這一方式的運用為后來南非實現民族和解創造了了條件。在實現南非民族和解，建立民主憲政的過程中曼德拉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盡管曼德拉本人受盡白人政權的迫害，但他沒有主張用暴力手段進行報復，而是推動民族和解。終于使南非主要政黨在1993年達成妥協。1994年曼德拉被選為南非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

六、外國強加型

日本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二戰以后美軍對日本實施了單獨占領。1946年，“盟軍最高司令部”民政局在麥克阿瑟的授權下起草了《日本國憲法草案》，完全按照美國政府的意見使天皇成為為象征性的國家最高元首。日本政府在占領當局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按照這一藍本修改了原有憲法草案。同年11月，《日本國憲法》正式公布于世。應當指出，從原有的政治體制轉化到憲政體制也是在占領當局的強大壓力下進行的。因此，可以認為，日本的憲政完全是美國強加給它的。這一強加的過程是在日本完全喪失國家主權的前提下進行的，它給日本帶來了屈辱，但日本從憲政體制中受到的恩澤卻是莫大的。在憲政體制下，日本經濟迅速騰飛，成為第二號經濟強國。此外，由外國強加了憲法并在喪失主權的前提下被外國強行加以改造，這一方式極大地縮短了漫長痛苦而又前途莫測的建立憲政體制的歷程。但是，這一方式注定要遭到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堅決反對而成為一種例外。

七、國際社會幫助型

柬埔寨是這一類型的代表。1975年——1979年紅色高棉統治柬埔寨造成了五分之一，約一百七十萬人被迫害致死。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扶植了忠于越南的韓桑林政權。這一政權受到紅色高棉、前國王西哈努克和其他各派政治勢力的堅決反對和武裝抗擊，整個國家政治秩序陷入混亂局面。在國際社會，主要是中國、美國、蘇聯和法國的長期努力下，終于在1991年達成巴黎協定并于1993年進行了議會大選，制定了新憲法。但是，由于國際社會沒有對原有政治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造，尤其軍隊沒有實現國家化，終使其兩大黨派洪森主導的人民黨與拉那烈主導的奉辛比克黨之間于1997年發生沖突，拉那烈被驅逐出國。后雖各派政治勢力達成了妥協，但柬埔寨的憲政前途仍有待進一步觀察。國際社會在幫助一些國家實現民主憲政這一事業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例如，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社會于2001年在阿富汗結束了其20年的內戰，建立了過渡政府，并制定了新憲法。

八、承接宗主國的民主憲政制度

 這一類型的典型國家是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前英國殖民地國家。

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實現獨立和爭取憲政的過程至少給人這樣幾個印象：一、持續時間長，從1830年到1900年，長達70年；二、充分運用或嫁接宗主國的憲法和民主制度，例如組建院外集團、呈交請愿書等；三、漸進、逐步完成，從爭取立法會議成立，到爭取部分議員民選，再到全部議員民選；四、范圍也逐步擴大，從新南威爾士擴大到其他地方；五、充分妥協，從澳大利亞本身各派之間，各殖民區之間的妥協，到殖民地與宗主國之間的妥協。正是因為澳大利亞在獨立之前漸進接續了宗主國的民主制度，并在長達70余年的時間內充分學習和演練了這一制度，才使得澳大利亞獨立以后民主憲政制度的運作自然流暢、毫無困難。考慮到，澳大利亞人均為英國人后裔，已經深受民主制度的熏陶并有著相當高的法治素養，其他地區，比如非洲國家，迅速地獨立并脫離宗主國產生政治動蕩就毫不奇怪了。澳大利亞爭取獨立和民主憲政運動的實踐非常值得其他國家的借鑒。

值得回味的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沒有羅伯斯比爾、拿破侖，沒有玻利瓦爾和華盛頓，整個歷史沒有波瀾壯闊，平淡無奇，一點也不精彩。但政治經濟就是成功，人民就是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