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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國民黨派系領導制度理論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

【論文摘要】民國時期派系斗爭是國民黨的一個重要政治特征。國民黨派系斗爭的成因有很多，其中不注重自身建設則是主要的。具體而言，國民黨在領導制度建設、理論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等方面，都存在許多缺陷。

民國時期國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派系斗爭史。國民黨的眾多派系，大致可分為的嫡系派系和非蔣嫡系派系，后者指不以擁戴在全國的統治地位為最高宗旨，甚至力圖否定其統治地位的派系。前者主要有CC系、中統、復興社、軍統、新政學系、陳誠系、胡宗南系、湯恩伯系、朱家驊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蔣經國系、侍從系等。后者主要有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派、孫科派、丁惟汾派、唐生智系、桂系、晉系、馮玉祥系、李濟深系、鄧演達派、張學良系、陳濟棠系、陳銘樞系、楊虎城系、韓復榘系、西北諸馬系、川I康實力派、宋哲元系、盛世才系、龍云系等。國民黨派系斗爭給國民黨的統治造成嚴重危害，是國民黨在大陸迅速喪失政權的重要原因之一。國民黨派系斗爭的成因有很多，不注重自身建設就是其中之一。具體而言，就是在國民黨的領導制度建設、理論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等方面都存在許多問題。本文擬通過介紹國民黨忽視自身作風、理論、組織建設和領導制度建設的情況，分析其對國民黨派系斗爭的促成作用。

一、領導制度建設方面

國民黨在早期曾把孫中山奉為全黨的領袖?！吨袊鴩顸h總章》“總理”第一章第二十一條規定，中國國民黨以創行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孫先生為總理；總理一職只歸于孫中山一人；總理職權有四項：全國代表大會之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主席，對于全國代表大會之議決有交復議之權，對于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后決定權。這給予了孫中山總理在國民黨內至尊地位和最高決策權。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內沒有了總理。孫中山逝世時沒有指定接班人，國民黨領導核心出現了權力真空，在當時的國民黨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由誰來繼承孫中山的職務，成為焦點問題。為此，、、胡漢民三者之間展開了較量。這是1928年以后國民黨派爭紛紜的一個主要根源。隨著國民黨軍事上的勝利，軍事領袖的權勢日益提高，逐漸在權力斗爭中居于優勢。他借處理“廖仲愷遇刺案”，趕跑了右派領袖胡漢民，又借“中山艦事件”氣走了“左派”領袖，然后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公上提出“整理黨務案”，從而把持了國民黨黨務大權。

“四·一二”政變后，建立南京政府，與為首的武漢政府相對抗，造成了國民黨的一次大分裂。而黨內的丁惟汾派，、陳公博的改組派，孫科的再造派，鄒魯、謝持等人的西山會議派，卻都與他爭奪正統。即使南京政府內部的胡漢民也想讓蔣效法土耳其的凱末爾，只當名義領袖，而把政權交給自己。1930年的北平擴大會議、1931年的廣州非常會議等一系列反蔣運動，以及蔣桂、蔣馮、中原大戰等軍閥混戰，都是以反對獨裁的面目出現的，他們指責搞“家民黨”，“蔣就是黨，黨就是蔣，蔣外無黨”等等。

所以，雖然掌握了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他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篡奪黨權”的罪名，在孫中山逝世后的20多年中，他一天也沒有擔任過國民黨最高職位——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除了1926年任過短暫的中常會主席外，在其他時間內中常會也不設主席。這既使他處境尷尬，又成為國民黨派系斗爭的主要根源之一。

進入抗日戰爭時期，1938年在漢口舉行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一些代表提出一項提案，“請恢復本黨領袖制度并推蔣中正同志為領袖”。大會決定國民黨施行“總裁制”，總裁代行原來所規定的總理之職權。建立總裁制以后，國民黨內部關系更強調集中權力，采取“領袖、干部及細胞呼應靈敏之原則”，“補救通常委員制之缺點”，總裁職權的外延比總理擴大。如規定了國民黨中央的正副秘書長、正副部長、黨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副秘書長等的任命，均由總裁提名經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中央的會議均以總裁為主席。1940年7月五屆七中全會又規定每年的7月7日為全黨黨員效忠總裁之宣誓日，屆時全國各級干部召集黨員舉行宣誓，在全國宣傳“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思想。這才覺得自己做到了名符其實，不無感慨地說：余為黨國奮斗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本黨動搖已十有五年，至今方得穩定。

1943年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9月繼任，同時兼任行政院長，國民政府開始實行主席負責制，政府主席不再僅僅是原來那種名義上的國家元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于抗戰期間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指揮，并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職權，使黨政軍權力一體化，全部集中于委員長之手。

而總裁制的建立，使一直以國民黨領袖自居的相形見絀，他無法容忍的“總裁”，這是他憤而脫離國民黨而投日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汪派的出走，客觀上使失去了一個強有力的對手，有利于他在國民黨內的統治。

二、政治理論方面

等許多國民黨人認為，國民黨的政權是通過革命而取得的，既然不是法統的承繼，也不是人民所賦予，所以主張“革命的政權”，即。國民黨不會自動交出自己通過革命而奪來的政權，它認為自己有充分的理由無限期地統治國家。國民黨是要奉行其主義，所以主張以黨治國。

但孫中山早年為動員民眾進行反對清政府和北洋軍閥的專制，曾把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理念向民眾作出許諾。在《中華革命黨總章》中，他把它分為三個時期：軍政時期——以積極武力掃除一切障礙而奠定民國基礎；訓政時期——以文明法理督率國民建設地方自治；憲政時期——憲法頌布之日，即為革命成功之時期。民國初期，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孫中山又曾一度贊同代議政體下的政黨政治模式，主張國民黨、共和黨以英美為模范。但隨著革命的實踐，他逐漸認識到這在中國根本行不通，開始主張國民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時期絕對的政治領導權。主要受蘇俄的影響，孫中山提出“以黨治國”的思想，認為革命黨的責任不僅要建國，把國家再造一次，革命勝利后更應以黨為掌握政權的中樞，即一切軍國庶政都由國民黨它負責。這種蘇俄式的以黨治國，是“將黨放在國上”。

上述幾方面對1928年以后的國民黨派系斗爭產生了如下影響：一是不少國民黨人以民主和自由為口號，反對專制；二是一些國民黨人要求國民黨速行憲政，反對蔣在國民黨內的專制；三是地方實力派以訓政和憲政時期地方理應分權為依據，反對蔣的中央集權；四是許多國民黨人以“黨權”至高為依據，反對蔣憑借軍事優勢而實行獨裁。

首先，以自由和民主反對在黨內的專制，是國民黨派系斗爭的一個主要形式。如改組派倡導恢復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精神，實行黨的民主化。它要求廢除總理獨裁制，抨擊的專制，要求恢復選舉制，黨員在不違背本黨主義范圍內有發表意見的自由。因此，改組派曾擁有一大批追隨者。

以要求國民黨速行憲政的方式反對的專制，這類浪潮在1928—1949年問曾起伏不斷。1932年在國民黨“再造派”的極力支持下，孫科公開宣布其抗日救國綱領，籌備實施憲政。國民黨內部堅持主張速行憲政的人士則被視為一個獨立的派系即憲政派。從某一角度來說，在大陸統治時期，與國民黨內主張速行憲政者的摩擦沒有停止過。1929年6月國民黨的三屆二中全會通過了《行政時期之規定案》，訓政時期規定為六年，至民國二十四年完成。這個日程安排為帶來了無窮的尷尬。憲政派、一些派、共產黨和廣大民眾不斷呼吁國民黨實現承諾，而蔣總是盡量延緩行憲的日期。國民黨改變召開國民大會的日期，在1935年3月12日之后又有十次以上。(注：1935年12月五屆一中全會決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1936年10月國民黨中常委決定國民大會延期；1937年2月五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于1937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1939年11月五屆六中全會議決1940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1940年9月國民黨中央157次常務會議決定國民大會延期至戰后再行召集；1943年9月五屆十一中全會議決于戰后一年內召開國民大會；1945年元旦宣布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待戰后，戰局穩定即可舉行；同年5月在國民黨“六大”宣布定于當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同年11月國民政府命令，延于1946年5月5日召開民國大會；1946年4月國民政府宣布國民大會延期舉行。)每次的許諾和違約，都會引起國民黨內主張行憲的人士與展開激烈斗爭。直到1946年2月政治協商會議決定要召開國民大會，行憲已不可阻擋時，仍不死心，仍想堅持五權憲法下的總統制，反對政協決議所規定的議會制與責任內閣制。

以“黨權”為號召反對借軍事獨裁而行政治獨裁，這是國民黨派系中又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派曾以“護黨”為由反對，并鼓動一些軍事實力派進行“護黨救國”活動。在改組派的政治主張中，“護黨”也是一項主要內容，它抨擊是“以軍治黨”，“以軍分黨”。而胡漢民派更是以“黨權”來與抗衡。他是孫中山“黨權”主張的極力擁護者，認為軍隊若不黨化，可以成為軍閥。所以他處心積慮地想限制蔣依仗軍事獨裁而實行政治獨裁。他主持成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做為全國的最高決策機關，由他主持工作；他以第一黨務專家自許，出席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一切會議。他精心設計了國民黨在訓政時期以黨馭政的基本原則和實施綱領，提出了“訓政保姆論”，規定黨是國家的政治核心，政府是國民黨意志的執行機關，中央政治會議代表國民黨決定國家大政方針。胡與蔣的矛盾日益尖銳。要借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做獨裁一切的總統，胡以訓政時期無需什么約法為由進行堅決抵制，二人的矛盾公開化，胡漢民派便開始成為蔣一大敵對的政治派系。

1928年國民黨統一中國后，它所面臨的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許多地方實力派不愿把權力輕易交給中央，與蔣便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他們的一個主要的理論依據便是孫中山所曾闡述的訓政時期的地方自治權。所以1930年中原大戰時，反蔣派太原“擴大會議”制定的《約法》中，便有保證地方自治權力的內容。

三、組織建設方面

國民黨曾高倡“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作為一條重要的組織原則。1929年國民黨三大和1938年國民黨五屆四中全會都曾作出過解散黨內小組織亦即黨內派系的規定。但國民黨內部存在激烈的派系斗爭，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這與國民黨組織建設方面的不成功有著密切關系。

由于歷史的原因，在國民黨系統中的資歷，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資歷，明顯地不及胡漢民、和其他許多所謂的國民黨元老，這些人總是在蔣面前擺老資格。這樣，蔣對國民黨的態度是極為復雜的。在與共產黨以及其他黨外勢力進行對抗時，他自然是以維護國民黨的權威的姿態出現；但當他與黨內異己勢力，特別是以黨內老資格的身份出現的異己勢力作斗爭時，他一方面是盡量指責對手不是國民黨的正統，一方面又總想以一種可以由自己控制的、新的政治勢力來取代國民黨。他為此進行了多次嘗試，但結果都是事與愿違，反而使本來就已十分激烈的黨內派系斗爭更加紛繁復雜。

1932年組織以黃埔學生為骨干的復興社，便有取代國民黨政治地位的企圖。復興社分子也以新生勢力自許，宣揚說要以復興社取代國民黨。蔣的企圖首先遭到當時正與之合作的派的反對。1935年華北事變后，北平和天津的國民黨黨部在日本人的壓力下被迫撤消。蔣希望借機取消國民黨，以復興社代之。他支持國民黨“憲政派”對國民黨的抨擊，并授意上海的社會名流等發動民意請愿要求取消國民黨。而堅信“無黨則無汪”的汪派堅決抵制這一企圖。另外，還遭到了當時以兩廣為基地進行反蔣活動的胡漢民派的反對。胡認為中國沒有法西斯主義的土壤，揭露了以法西斯主義為宗旨的復興社的反動性。而復興社與國民黨的主流派——CC系的互相傾軋及其帶來的巨大內耗，則是蔣在國民黨組織建設方面失敗的后果。

1938年又一次企圖從組織上削弱甚至取消國民黨，這便是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但三青團自始至終卻變成了各嫡系派系互相爭斗的載體。首先是CC系因自己沒有獲得對三青團的領導權而不滿，其次是復興社與蔣經國系、陳誠系、朱家驊系等為控制三青團而展開了混戰。在內心是傾向于三青團的，有以黨代團的想法，起碼希望團做為一個獨立的政治組織，彌補國民黨的不足。但他顧忌很多，再三躊躇，他說團要接受黨的領導，但又說團員可以入黨，黨員可以入團，又說三青團要“獨立發揚革命創造精神”，使得人們對黨、團的政治關系無法清晰了解。結果是CC系想以黨統團，把三青團做為國民黨的外圍組織，把三青團員做為黨的預備黨員；而復興社則借口曾說三青團是國民黨的“新血輪”和“先鋒隊”，強調團的獨立性，大搞黨、團對立，甚至想以團代黨；蔣經國系更是迫切希望三青團獨立組黨，以蔣經國為新黨的領袖，以為舊國民黨和新黨的兼任領袖。這引起了CC系的極度恐慌和堅決反抗，受到極大阻力，被迫放棄，而折中的結果是黨、團合并。但他的各個嫡系派系對合并后的國民黨的爭奪戰，并未因此而罷休。在1948年行憲后的總統和副總統的選舉中，三青團、復興社、黃埔系等為反對CC系的繼續得寵，支持李宗仁競選副總統，以抵制CC系支持的、屬意的孫科，結果是李宗仁當選，桂系在與的斗爭中獲得了優勢。

可見，在國民黨組織建設方面的不成功，激化了國民黨的派系斗爭，為國民黨派系斗爭提供了條件。

四、作風建設方面

在作風方面，“幫會”習氣深刻影響了國民黨的派系斗爭。國民黨的派系政治具有江湖習氣化的特征，而幫會因素又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國民黨派系的形成，這便是國民黨派系斗爭與幫會勢力的大致關系。

在民國年間與國民黨派系斗爭有密切關系的幫會，是青幫、紅幫和袍哥等。幫會是中國的秘密社會或日黑社會、地下社會的一種。青幫是僅次于紅幫的第二大幫會。對國民黨派系斗爭有較大影響的青幫，是上海的以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大亨”為代表的青幫勢力，這是眾所周知的。紅幫又稱洪門、洪幫，是天地會的代稱。在時代對國民黨派系斗爭有較大影響的紅幫，是紅幫的五圣山和海外的致公堂。

國民黨與幫會的關系可謂歷史悠久。孫中山為壯大革命力量，曾加入紅幫。在他領導的多次反清起義中，會黨成員出了大力。而其他許多革命黨人如陶成章、譚人風、陳其美等都是會黨中人。蔣在早期的軍事政治斗爭乃至建立南京政權的過程中也受到幫會的大力支持。在以后蔣控制上海乃至全國局面，在他進行統治的過程中，幫會勢力仍然為他立下大功。的各嫡系派系也深受幫會勢力的影響。軍統是與幫會勢力關系密切的派系之一。戴笠與杜月笙是早年的結拜兄弟，二人互相關照，杜月笙給予戴笠以很大的幫助。復興社和CC系的外圍組織的活動，如果離開了幫會勢力的支持，簡直是寸步難行。

國民黨非蔣嫡系派系的維系和發展，也是多與幫會勢力密不可分的。如李濟深、韓復榘、閻錫山、四川許多軍閥等，都曾是幫會中人。四川的袍哥是哥老會的一支。四川是“袍哥”的勢力王國，黨、政、軍、工、商、農學等各界均遍布袍哥組織。四川軍閥與袍哥組織更是密不可分。f注：1941年閻錫山成立了青幫組織“安青進步委員會”，立起“明德堂”幫號，自封為“嘉白幫大字班老前人”，拉人山西的許多文武官員，讓他們再向外發展他們自己的徒子徒孫。

1942年他又成立了洪幫組織“進步總社”，立起“民眾山”山頭，自封為“山主”。他提出“領袖至上，山主至尊；組織至上，義氣第一”的口號，利用幫會的形式以圖壯大其力量。請參見趙瑞：《閻錫山的反動組織概況》，《山西文史資料》第10期。)幫會勢力在幫助鞏固其地位的同時，也助長了國民黨非蔣嫡系派系與蔣抗衡的力量，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

深諳幫會實質的，既要利用幫會的冒險性和盲動性，又擔心幫會的凝聚力和破壞力危害其統治地位，特別害怕幫會勢力形成一種獨立的政治力量。為此，蔣對幫會采取的對策是利用中加以限制。但幫會的江湖習氣對加劇國民黨派系斗爭乃至促成國民黨迅速衰敗，仍然是一種無形的、巨大的影響力量。只顧小團體、小宗派的利益，唯利是圖，無視紀律和組織原則，缺乏政治信仰，這是幫會江湖習氣對國民黨派系維系和互相斗爭的主要影響。如杜月笙曾對投靠日偽的“朋友”百般保護，他與漢奸汪曼云等來往密切，并為周佛海的免遭嚴懲而到處奔走，他說幫會是講道義的，他們做了漢奸，國家有法律制裁，但我們兄弟之誼還是有的。[61(1"235)只顧私恩團體內的相互關照，而不惜犧牲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這是幫會江湖習氣對國民黨派系維系和互相斗爭的又一種影響。在這方面，陳公博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受的提攜，他從一個普通的國民黨黨員迅速成為中執委員，成為一個政壇上的新星，陳便抱定“士為知己者死”的念頭，始終追隨汪，而對汪政治立場的考慮則是次要的。他曾表白自己一再反蔣的原因是為抬轎子，是為汪受的欺壓而抱打不平。

綜上所述，幫會對國民黨派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利用幫會勢力僅是一種簡單的方式，借鑒幫會的幫規等也并不復雜；幫會對國民黨派系人物在思想意識方面的影響，才是最深刻而又最復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