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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子儒家思想，時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發展，燦爛的古代丈化的形成與丈化心理素質的培養，曾起過積極的推動作用。它對廿界丈化也產生過重要影響，而且還將產生更大的影響。

關健詞：孔子儒家思想和平與發展和諧社會

孔子是孺學的創始人，是人道的啟蒙者。他的思想博大精深，既有祟高的價值理想，又有切實的百姓日用，是中國古代思想的結晶。孔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以治平為本，以仁為核，以和為貴。他的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活水，禮樂文化的重要根據，價值觀念的是非標準，倫理道德的規范所據，構成了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價值。

早在公元一世紀，孔子孺家思想就傳人東亞地區，先后在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產生廣泛的影響。到十七、十八世紀后，孔子及孺家思想又影響到歐洲，在十八世紀曾掀起一股“孔子熱”，當時人們就尊稱法國的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為歐洲的孔夫子。

21世紀的今天，人類在經過了三次工業革命的大變革和二次世界大戰血的洗禮以后，在思想上已經進人一個迷茫時期。在人類所面臨的眾多挑戰中，最大的挑戰是來自于人類自身的道德水準，西方學者因此提出了“全球精神危論”。

隨著科學技術和現代工業的發展，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和高度的物質文明，也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其價值取向更趨于復雜和多元。人在變得更加理性的同時，也更加物欲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人文精神的弱化和道德的下滑。這樣就迫切需要一種理論指引我們重新步人正常的發展軌道。

孺家講究天人合一，君子以自強不息，應該說對當今世界的和平發展、和諧社會的構建等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諾貝爾物理學獲獎者漢內斯·阿爾文博士就說過：“人類如果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4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中國是孔子孺家思想的發祥地，近些年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一些人卻出現了文化理想的失調和價值意識的喪失，而要喚醒這些人，孔子的孺家思想不失為一劑良藥。盡管孺家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但在學習孺家思想方面，我們反倒應該學習一下我們的鄰國。

在韓國，孔子的名字家喻戶曉。在韓國有將近80%的人曾奉孺教或受過孺教思想的熏陶。韓國把孔子尊為“萬師之表”，并每年舉行紀念孔子的“釋典大祭”。時至今日，孺教在韓國仍占據主導地位，孔子“為國盡忠，敬信節用，愛民如子，人倫之中，忠孝為本”的思想已融人韓國人的血液。韓國借鑒了孔子提出的“和而不同”的多元化文化觀，在大力引進西方市場經濟和先進技術的同時，盡量摒棄西方文化中個人至上、金錢萬能、人情淡薄等弊病，倡導孺教的敬業樂群等精神，創建了家庭和諧穩定、道德風氣良好的社會。而時下“韓劇”在中國的熱播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韓兩國人民在傳統孺家思想文化上的相通和共融。

在日本，有實業界一代貓主之稱的著名企業家澀擇榮一則寫了一本《論語加算盤》的著作，總結自己成功的經營之道，那就是一手拿算盤，一手拿《論語.》，既講精打細算賺錢之術，也講孺家的忠恕之道，二者相得益彰，才使事業得以不斷發展。比如他吸取和踐行了孔子儒家思想中的“天生萬物，維人為貴”的人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交互式管理模式，’；“以義統利”、“見利思義”的誠信觀，還有主張“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的團隊精神等等。“見賢而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孔子儒家思想是我們民族世世代代的寶貴財富，我們應該進一步發揚光大。因為儒家思想至今還具有現代意義，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仁學”與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

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不僅要解決好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要解決好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保護生態平衡，堅持可持續發展戰略。其實任何宗教和哲學家的終極理想境界，無論是佛教的西方極樂世界、道教的神仙世界、儒家的大同世界，基督教的天國，都是無殺人(戰爭)、無偷盜、無說謊、無奸淫的和平、幸福、快樂的世界。而儒家的“仁學”和“天人合一”的思維模式可以為這方面提供十分有意義的資源。這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多年來常新不衰的原因所在，同時也凸顯出孔子思想的現代價值。

“仁”是儒學最高的道德原則。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在第一位的。目前，人們在感受發達的物質文明的同時，更渴望人性的回歸，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注重仁愛之心的培養，對于善待他人、扶殘助弱、扶危濟困社會風尚的形成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

何謂“仁學”?孔子的弟子樊遲問“仁”，子曰：“仁者，愛人”。這種“愛人”的思想從哪里來呢?子日：“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愛”的精神是人自身所具有的，而愛自己的親人是最根本的。但是“仁”的精神不能只止于此，還要“推己及人”，還要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才叫作“仁”。而要做到“推己及人”并不容易，必須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作為“為仁”的準則。“仁”是人自身內在的品德，“禮”是規范人的行為的外在的禮儀制度。這對于現在世界上一些國家來說就是應該行“仁政”，行“王道”，不應該行“霸道”。這對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實現，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孔子還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主張。他認為，以“和為貴”而行“忠恕之道”的有道德有學問的君子應該做到能在不同中求得和諧相處。這和我國一貫主張的“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的外交原則有相通之處。顏淵也曾問孔子如何才能做到“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意思就是說，通過自己約束自己的欲望以達到禮的要求就是仁。顏淵繼而問到如何求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可見，“禮”是求“仁”的行為標準和必由之路。但孔子的“克己復禮”不是宋學家所宣揚的“存天理，滅人欲”，而是適度克制，獨善其身的節欲觀。我們知道，欲望是社會發展的動力，然而無度的欲望卻無異于飲鴿止渴。因此，我們應該再度發揚孔子的價值與智慧，用孔子的節欲思想扼制和節制人類自身不斷膨脹的不合理欲望，從而使得整個人類社會得到健康的可持續發展。

二、“中庸”與和諧社會的構建

對于中庸，孔子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意思是說中庸是一種最高的仁德。孔子認為過與不及二者都偏離中道，都是“不賢”的表現，所謂“過猶不及”、“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由此可見，中庸作為君子的德行，是儒家思想中的一個重要觀念，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它有廣泛的適用領域。在政治領域，它表現為寬猛相濟、德刑并用的治國方略，一種“致中和”為政的最高境界。子思(孔子之孫)所作的《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僅實現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和諧，而且也實現了人類與自然萬物的和諧。類似《禮記·禮運》所設計的“大同”社會藍圖，是一個高度和諧的社會。

中庸之道適用于法律領域，從維護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與整體利益出發，應當在立法上適當考慮民眾的利益。孔子有言“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就強調了刑罰公正問題。用今天的標準看，一種以公正和人道精神為主宰的立法與司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有力保障。

在文化領域，中庸之道則表現為一種理性與溫和的文化發展觀。它反對在文化問題上搞“不破不立”，反對橫掃一切文化傳統，提倡文化的“損益”式發展。孔子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所謂“損益”就意味著對傳統文化要有繼承、有創新，批判地繼承。而回首“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十年“”中我們對大成至圣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態度，不能不說是偏激或野蠻的，是數典忘祖的民族虛無主義。

中庸之道還適角于經濟領域，表現為經濟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從“中庸之道”的立場出發，反對將社會不同階層間貧富差距拉得過大，因為這將有礙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孔子是明確主張“富民”的，因此我們不能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簡單地理解為財富分配上的一種平均主義，而是應該從建設和諧社會，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角度來理解。

其實，儒家文化不僅從倫理道德、行為準則、價值取向等方面為現代人提供了有益的養分，而且古代儒家學說中，還包括其它方面精辟的論述，如早在兩千年前就提出的“各取所長，當盡其才”的用人之道，“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的干部考察方法，“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的市場價值規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經營策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之道，“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預測觀點等等，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學習、研究和挖掘。

孔子儒家的仁學思想和中庸之道對當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精神資源。我們應該讓它歷久而彌新，流淌在我們的文化血液中，融合進我們的文化生命里。在一個求索化解沖突的時代，在一個渴望安頓人心的時代，繼承和發揚孔子儒家思想，將有效化解我們所面臨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心靈與體魄、文明與文明之間的激烈沖突，朝著真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