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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而中國制造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增長更快。與中國不同,俄羅斯的制造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與美國對俄羅斯的總投資金額增長沒有顯著相關關系。這一結論說明,中國的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以致整個經濟的發展對制造業的依賴在增加。俄羅斯的制造業在經濟結構中所占比例并未隨接受外資的金額同步增長,外資流入投向了其他產業。外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同,反映了中俄兩國改革路徑的差異。

關鍵詞:美國的直接投資制造業吸收外資比例中國俄羅斯

中國和俄羅斯接受外國直接投資的狀況比較

俄羅斯(前蘇聯)和中國過去是兩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大國。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于1978年,遠遠早于俄羅斯。1992年正式確定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經濟改革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近20年來,中國的GDP年增長率保持在10%左右。俄羅斯的改革開始于1992年蘇聯解體之后。前蘇聯解體后的激進改革,導致俄羅斯在一段時期內經濟大幅下降,經濟總量甚至只及改革前的三分之一。直到20世紀末,俄羅斯的經濟才止跌回穩。俄羅斯的經濟增長,開始于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速度達6%多,經濟總量增加了70%。同時,俄羅斯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加了500%,扣除通脹后,人均收入的實際增長超過200%。八年間,俄羅斯的人均實際工資和人均實際收入的增長速度,比人均GDP的增長速度高出二倍。

中俄兩國的改革,都是從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實行市場經濟就勢必融入世界經濟。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在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方面,中俄兩國存在著很大差別。

中國FDI流入量遠遠多于俄羅斯。1990年中國FDI流入量為35億美元,2003年達到535億美元,是1990年的15倍。2005年的金額是790億美元,2006年是870億美元。同時,2003年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僅僅10億美元,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的低谷,隨后大幅增長,2005年是150億美元左右,2006年達284億美元。盡管如此,俄羅斯接受的外國直接投資金額仍遠遠低于中國。

DeMello(1997)指出,FDI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全球化。其他因素還包括政治穩定、政府政策的性質、貿易和投資的制度安排、接受國的對外開放程度以及接受國的市場規模等。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定位于“改革和開放”,吸收外資是改革開放的最重要內容之一。俄羅斯實行的是激進的改革,私有化力度很大,但政府沒有特別提倡諸如中國“對外開放”那樣的政策導向或“引進外資”的政績考核指標。

可以說,中國和俄羅斯在吸收外資方面,無論是金額還是政策導向上,都存在不小的差異。正是由于這些差異,使得對兩國吸收的外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特點進行比較才有意義。

本文擬對中國和俄羅斯的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變化狀況進行比較。這一比較是基于計量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諸如中國和俄羅斯那樣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是國民經濟中的主要產業,其他眾多的“非制造業”部門尚居于次要的地位。俄國是制造業強國,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也一直占50%以上。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中俄兩國制造業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狀況基本可以反映兩國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在行業間的分布狀況,從而反映出兩國經濟結構的變動趨勢。

對中國和俄羅斯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

本文所采用的數據,是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直接投資的存量數據,全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歷年公布的資料。美國商務部公布它們時,已對數據根據歷史成本進行過調整,可比性更好。美國對中國制造業及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金額占美國對它們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比是筆者根據兩者的數據計算的。

首先研究美國向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向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彈性。計量模型如下:

lnMANt=α+βlnFDIt+μt(1)

其中,ln是自然對數符號,MAN是美國對中國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的總金額,u是誤差項,t是時間序列的符號,α、β是參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回歸結果說明,在1982到2004年的23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22%。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22%。這就導致對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在投資總金額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

由于俄羅斯的數據是從1993年到2004年的,為了與這一時間段相匹配,以期更好地進行比較,本文從表1中截取1993到2004期間的相關數據來考察美國對中國制造業投資的金額對美國投資總金額的彈性。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的時間段是1993到2004,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也非常高,自變量前面的參數非常顯著。在1993到2004年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總額每增長1%,其中對制造業的投資增長約1.09%。對制造業投資的增長速度比直接投資總金額的增長速度快9%。雖然制造業吸收的直接投資金額的增長速度沒有23年間的總體速度快,但制造業吸收投資金額的增速仍比投資總金額的增速快。

最后再來看看1993年到2004年間美國對俄國制造業投資金額和投資總金額之間的關系。仍用計量模型(1),這時MAN是美國對俄羅斯制造業直接投資的金額,FDI是美國對俄羅斯直接投資的總金額,其他符號的含義不變,時間序列的長度是1993到2004。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

從回歸結果看,應變量和自變量之間的擬合程度較差,自變量前面的參數也通不過5%條件下的顯著性檢驗。回歸結果說明,美國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總額的增長,和其對制造業的投資金額的變動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結論與分析

根據以上數據及計量回歸的結果,本文可以得出下列結論:在1982-2004年間,中國吸收美國的直接投資快速增長,而中國制造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增長更快。基本上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22%,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占美國總投資的比例從1982年的22.45%增長到2004年的55.67%。僅制造業一個行業,吸收的美國直接投資就占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額的一半以上。從1993-2004的12年間,美國對中國直接投資總金額每增長1%,投向制造業的直接投資金額就增長約1.09%。而在俄羅斯獨立后的1993年到2004年,俄國制造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金額變動與美國對俄國投資總金額的變動基本上沒有相關性。

美國是世界主要的直接投資輸出國,對外投資的行業也很齊全。一國的不同行業吸收美國直接投資的比例基本上反映了該國經濟結構的真實情況。在全球產業轉移的過程中,中國的制造業接受的外國投資不斷提速,成為“世界工廠”的趨勢非常明顯。其中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政府倡導的對外開放政策使吸收外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二是中國較低的工業水平和龐大的勞動力使得低附加值的制造業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能與外資的投向一拍即合。

俄羅斯的情況較之中國大為不同。在實證研究所涉及的12年中,俄國接受美國直接投資的總額也有8倍的增長,但制造業吸收的投資金額上下變動很大,沒有明顯增加。直接投資總額的增加大多落實到了“非制造業”。因為俄國比較徹底的私有化使得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政府沒有明顯地提倡諸如“擴大開放、引進外資”之類的發展經濟的政策取向(即使提倡也未必被私有化了的企業所認可);再者,俄羅斯的制造業水平遠較中國為高,其他國家的制造業未必比俄羅斯本地的制造業有優勢。這就限制了制造業向俄羅斯的轉移。

如第一部分所述,外資流入發展中國家的最重要因素是生產的私有化和經濟的全球化。中國的經濟改革主要是在政府的開放政策倡導下以開放促發展,而俄羅斯的經濟改革主要是以徹底的私有化促發展。俄羅斯的私有化經歷了私有化股權證時期(1993-1994年)、債轉股時期(1995-1996年)和個案私有化時期(1997年以后)三個階段,其中雖多有缺陷,對私有化的評價也褒貶不一,但其最終的徹底私有化目的還是達到了。可以說,中國吸收外資的主要因素來自大力對外開放,俄羅斯吸收外資的因素來自經濟的徹底私有化。外資流入兩國制造業的重大區別是否是由于兩國吸收外資的因素不同所致,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俄羅斯的制造業吸收外資的比重不隨吸收外資總金額的增加而增加,從一個方面說明俄國的產業結構比較合理,制造業并未擠壓其他行業—特別是代表未來產業發展趨勢的服務業—的發展空間。中國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差別應當引起我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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