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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獻述評

所謂協同發展，智庫百科上是這樣定義的，它是指“協調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不同資源或者個體，相互協作完成某一目標，達到共同發展的雙贏效果。協同發展論已被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確定為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就如優勝劣汰理論一樣，是自然法則對人類的貢獻”。但是協同發展論又與優勝劣汰論存在本質不同，后者認為，某個物種的滅絕不是另一物種勝利的附帶產物，某一物種的勝利是與另一些物種共同進化形成的，也就是共榮共存；而協同創新是指創新資源和要素有效匯聚，通過突破創新主體間的壁壘，充分釋放彼此間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活力而實現深度合作。協同的概念來自于系統科學，后來被廣泛應用于各種科學，它是現代管理發展的必然要求。關于科技創新與城鎮化的相互作用問題，國內外學者有過相關論述。威廉•阿瑟•劉易斯（WilliamArthurLewis）提出農業與工業之間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認為科技創新催生的工業部門會全部接納剩余勞動力，促進城鎮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當展經濟學的代表人物霍利斯•錢納里（HollisB．Chenery）提出，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是相互作用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城鎮化是各種表現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科技創新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轉移。英國城市經濟學家K•J•巴頓（K．J．Button）認為，城鎮化與工業化及科技創新之間存在必然聯系，指出工業化及科技進步是城鎮化的基礎，對城鎮化發展起到重要促進作用。

張生瑞［2］對交通運輸系統發展作了探討，為科技創新與工業化、城鎮化協同發展提供了思路。黃群慧［3］指出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發展存在不協同因素，應繼續深化體制改革、加強科技創新，促進城市化、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協同發展。張新光［4］提出工業化、城鎮化在發展過程中相伴相生，認為應該減少農民數量，降低農業比重，以科技創新來促進農業、工業與城市發展。胡振亞［5］在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的基礎上，分析科技創新與工業化、城鎮化協同發展問題，提出科技創新與工業化、城鎮化協同機制，構建發展模型，以有效促進彼此間協同。還有一些機構或學者從科技創新與現代農業的角度研究科技創新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如湖北荊州市科學技術委員會、李哲敏、劉衛柏等。以上學者大都將科技創新、工業化、城鎮化聯系起來，從科技創新帶動工業化從而吸收農村剩余勞力的角度來研究，這是符合城鎮化發展不同階段實際的。在城鎮化初期階段，其直接表現為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但是隨著社會經濟及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們的需求發生了巨大變化，進城務工提高收入不再是農民的唯一需求，進城務工人員也希望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這源于中國城鄉二元制度導致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資源匱乏。

因此，城鎮化開始表現出不同特征，呈現出一場對城市公共資源的爭奪戰，這種狀態的持續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這一表述首次寫入黨的文件及報告，表明城鎮化的新階段已開始。其核心概念在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新型城鎮化區別于城鎮化前期階段即在于此。“市民化”的本質內涵在于實現公共權利均等化。因此，新型城鎮化的思路不再僅僅是通過工業化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而是要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到目前為止，對于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的研究文獻還比較缺乏，只有少數學者提出過相關論題。啟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裁王濟武撰文稱，長期以來，中國發展過于依靠“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投資驅動”，這種典型的低效率發展，又直接導致了“五低”（低成本、低技術、低價格、低利潤、低端市場）和“四高”（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典型低價工業化模式。同時他還提出，18億畝耕地紅線是保障我國14億人口及后代福祉相傳的生命線。中國的城鎮化不能再走某些大城市甚至特大型城市那種“攤大餅式”的發展模式。突破城鎮化過程中空間、人才、資源和效率瓶頸的關鍵在于科技創新，應該通過科技創新集群化，集約利用城市空間資源，提升工業化和城鎮化質量［6］。啟迪控股圍繞產、城、人融合發展的思路，致力于推動科技創新和城鎮化齊頭并進，通過成熟的科技創新服務體系和服務模式，推動新型城鎮化科學發展。甄曉非［7］認為，科技創新與新農村城鎮化進程緊密相關，科技創新的核心在于改變傳統農村產業形態，使“三農”發生根本變化。通過對相關數據的考察，他認為科技創新與新農村城鎮化進程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而且科技創新對于新農村城鎮化進程有重要推動作用。

同時，他還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即通過科技創新推進城鎮化步伐，并且通過專項技術難題突破，增加新農村建設的科技投入，普及科技創新知識，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等，快速推進新農村城鎮化進程。湖北省委副書記張昌爾［8］提出，以新型城鎮化和科技創新構筑湖北科學發展新動力。他認為，科技創新歷來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當前，發達經濟體將創造新的更高的生產力作為克服衰退的根本路徑，中國也進入了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時期，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更多依靠創新驅動，以此全面提升國家競爭力。丁明磊等［9］分析了中國科技創新支撐引領新型城鎮化發展面臨的形勢，提出了科技創新支撐引領新型城鎮化的指導思想，并從戰略規劃、技術體系建設、試點示范和需求面政策、地方和基層工作、人才培養5個方面給出了政策建議。以上學者關于科技創新與城鎮化相互作用以及協同發展的研究為后續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科技創新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源泉，而新型城鎮化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廣闊平臺。科技創新不僅可以通過帶動工業化來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而且可以與城鎮化深度融合、協同發展。兩者的融合一方面能使科技創新產品得到充分應用，另外一方面能夠通過科技創新產品的應用使城鎮化向持續、健康、智慧的方向發展。一直以來，科技創新給工業化提供了巨大的科技支撐，使工業化產生了無與倫比的生產力，但是工業化卻并沒有同步推動城鎮化。因此，鑒于目前中國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的實際情況，應該思考如何使其同步發展。在中國處于轉型的現階段，城鎮化也面臨轉型，科技創新不僅要通過工業化來帶動農村人口轉移，還需要與城鎮化深度融合，與工業化同步發展，這樣才能真正提高中國城鎮化的水平與質量。

2科技創新與城鎮化協同發展現狀

“未來的后人對于21世紀最鮮明的記憶，除了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終階段的大遷徙徹底從鄉間的農業生活移入城市［10］。”可見，城鎮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然而，中國目前城鎮化呈現粗放式發展形態，引發了很多社會問題。科技創新政策對增長方式轉變具有外在集約性作用、內在倍加性作用和關鍵性作用。通過優化科技創新政策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必須滿足人口、資源、環境協調發展和有效配置的要求［11］。但是，當前中國科技創新存在嚴重的城鄉差異、行業差異以及地區差異，即科技投入集中于大城市而中小城市缺乏，大城市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域而城郊缺乏，城鄉科技投入差異化相當嚴重等，這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城鄉二元結構帶來的問題。城鎮化的最終目的在于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可是就科技創新來說，城鄉差異表明科技創新并未與城鎮化同步發展，使得城鎮化質量不高，表現為城市半徑太大導致生活不便，城鎮化粗放發展導致污染嚴重，城鄉差異化發展導致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等。中國科技創新與城鎮化沒有同步發展所導致的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城市盲目擴張導致大城市半徑太大

城市中心區擴張是城鎮化的必然表現之一。城鎮化是一個農轉非的過程，是現代化的一個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必然需要城市不斷擴充其容納能力及承載能力，而城市面積擴張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國的現實情況在于將城鎮化片面理解為城市規模的擴張及城市人口的增加，而忽略了城鎮化的真正目的是讓更多人共享城市現代文明。不能否認城市擴張的意義，但如果城市擴張并沒有給被城鎮化居民帶來生活方式的轉變，那么這種擴張就是盲目的。其后果表現為城市半徑太大，處于城郊的居民被市民化之后生活方式并未有多大轉變。如出行依然不便、觀念形態上仍然認為自己是農村人、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缺乏以及科技成果難以普及等。在現行城市規模基礎上，若能充分利用科技創新的力量，在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建設等方面使城郊與中心區趨同，通過智慧城市的力量縮小城市半徑，將是很好的選擇。

2．2城鎮化粗放發展導致污染嚴重

城鎮化過程中的產業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載體，而剩余勞動力轉移本身就伴隨著產業轉型升級。可是目前中國城鎮化主要依靠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驅使，土地城鎮化快于人的城鎮化，人口過快增長、環境污染、資源承載力有限等各種矛盾也會伴隨而來。國務院總理曾指出，城鎮化不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面積擴張，而是產業結構、就業方式、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等一系列由“鄉”到“城”的重要轉變。國家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建立健全經濟、適用、環保、節約資源、安全的住房標準體系，倡導符合國情的住房消費模式。這都說明，城鎮化的本質在于為居民提供更加宜居的人居環境以及更加現代的生活方式。因此，城鎮化不是盲目造城運動，而是實現由“鄉”到“城”的良性轉變，必須以科技創新為驅動力，集成應用現代科技創新成果，尋找符合城鄉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2．3城鎮化過程中的地區差異導致科技型人才分布不均

城鎮化過程中的地區差異表現為因傳統城鄉二元制度導致的城鄉差異，這種差異在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的強化下顯得更加嚴重。科技型人才城市偏好非常明顯，而且對于后代的教育更加重視，除非能夠享受到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否則城市依然是他們的首選。在中國城鄉發展嚴重不均的現實情況下，科技型人才主要分布于發達城市，中小城市即使擁有相關產業也難以吸引科技型人才。這一分布不均直接導致中小城市的產業發展延續粗放式發展狀況，不僅不能帶來經濟發展，還會導致環境污染等問題。

2．4城鎮化成果共享的戶籍準入制度導致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

與西方城鎮化進程不同，新中國大規模的城鎮化始于20世紀80年代。從中央到地方，城鎮化被當作經濟增長的一種手段而非結果，其弊端就在于重“鐵公基”等城市硬件建設，而輕公共服務及制度等軟件建設，使得農民無法轉化為市民，導致人的城鎮化嚴重滯后。過去200多年國際城鎮化的發展進程表明，城鎮化可以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巨大空間，包括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以及公共服務質量提升，完善社會治理，破除城鄉壁壘等。但這種潛在機會要轉化為現實，則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包括政府公共政策導向、國家土地政策、經濟發展方式，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務公平供給等。高城鎮化率并不必然意味著高水平人類發展。實踐證明，過去幾十年“攤大餅”式的城鎮化走了一些彎路，產生了許多新的矛盾，以致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城鄉二元結構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在新的體制下自我強化，農村大量青壯勞動力涌入城市，致使城市不堪重負，農村出現土地荒蕪，留下老弱病殘，產生無人養老、養病、育兒等一系列新問題。

3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對策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也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強大軟實力。上海交通大學校長張杰說：“上世紀60年代的航天、70年代的電子、80年代的軟件、90年代的互聯網、新世紀的云計算……一些發達國家能不斷實現跨越式發展，和他們始終引領科技創新不無關系。在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建設現代化、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充分依靠科學技術支撐發展、引領發展［12］。”城鎮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傳統城鎮化給中國農村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以及生活水平的改善等帶來了積極正面的影響。但是在新階段，農民的需求開始發生變化，經濟發展也面臨轉型，而中國城鎮化卻出現明顯異化現象。由于對城鎮化的片面理解，實踐中城鎮化異化成為GDP增長手段，城鎮化作為一個要素聚集的自然歷史發展過程，卻成為圍繞GDP增長而作出的人為布局，導致土地財政、高房價、半市民化等社會矛盾不斷，如鄂爾多斯耗資50億建“空城”，造成全民追債現象。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1978－2012年，城鎮化水平從17％提高到51％［13］。但是，如果按戶籍人口來算，中國城鎮化率只有35％左右，遠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述，這種偏差來源于中國城鎮化的粗放發展，必須走科技創新與城鎮化協同發展的集約路徑，建立“智慧城市”，以促進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深度融合。具體來說，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3．1以科技創新縮小城市半徑

城鎮化帶來城鎮面積的大規模擴張，這是城市發展的必然，但城郊被城鎮化的居民并未能享受到與城市中心區居民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對于城郊居民而言，城郊公共交通偏少，設施簡陋；基礎設施建設不健全，出行不便；教育以及醫療等公共資源不足，這些都導致城市半徑太大，帶來巨大生活成本等。因此，必須以科技創新縮小城市半徑，提高科技創新產品轉化利用率，增加快捷的公共交通，通過信息技術建立交通網絡、醫療網絡等。“智慧城市”的發展必然會改變人類未來的生活方式，而普通人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必然決定“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和步驟。如當前微博等實時媒體工具讓人們形成了通過發微博來信息的習慣，而民眾的數以億計的微博則成為大數據可視化處理的數據基礎。同樣地，可以利用這些先進的媒體工具為各種活動網絡提供便利，即使身處城郊也能夠通過創新媒體共享城市現代文明。

3．2以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并強調“城鎮化是中國擴大內需最大潛力所在，是中國經濟增長持久的內生動力”。在這一政策導向下，中國從地方到基層都開始在城郊建設高新技術園區，建設初期的盲目擴張導致城郊污染嚴重，人居環境遭到嚴重破壞。解決這些深層次問題，必須依靠科學的力量。目前，相關部門已啟動城鎮功能提升與空間節約利用、綠色節能與綠色建筑、城鎮生態居住環境質量保障等一系列研究項目，對城鎮化健康發展起到了支撐作用，也為如何利用先進科技解決發展難題作出了良好表率。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內容在于經濟結構轉型、人口結構調整以及城市功能布局優化，是一個從量的提升到質的轉變的過程。科技園區本身承載著科技創新促動產業升級的重大任務，是產業聚集、人口聚集的載體。因此，產業升級是整個城市的系統升級，要利用科技創新帶動產業升級，而不是一味將污染產業移植到城郊；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推動產業升級和城鎮化加速。科技創新是產業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能夠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有效推動我國工業化水平提高和城鎮化發展加速。例如，依靠科技創新驅動建立現代農業，將農產品綠色供應鏈產業化，在提升我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了農民收入，促進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對于其它產業而言，必須通過科技創新發展綠色環保產業，利用先進技術處理污染源等，由此帶動產業升級。

3．3完善配套設施，吸引科技型人才

新型城鎮化需要以人為本帶動經濟要素集約發展。其中，科技型人才是重要因素之一。科技型人才是科技成果的創造者，同時也是科技創新的傳播者與攜帶者，科技創新成果如果沒有科技型人才的傳播與使用，科技創新產品將無法投入市場。目前，中國高新技術園區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優勢，高科技人才依然偏向北京、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目前很多高新技術園區基礎設施配套不全，層次很低，無法滿足科技型人才的基本需求，如住房、教育等。因此，以科技創新帶動新型城鎮化發展，必須完善相關配套設施，吸引更多科技型人才，從而提高科技創新產品的轉化及應用。

3．4優化科技創新制度環境

中國科技創新投入存在不均衡現象，發達城市科技創新投入多，但是城郊及中小城鎮投入少，而阻礙城郊及中小城鎮科技投入的關鍵因素在于制度環境。中國傳統的二元制度催生出特殊的戶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使得城郊以及中小城鎮吸引力遠不及發達城市，既吸引不到投資，也吸引不到科技型人才。科技成果的開發及應用需要大量投入，必須在政府的引導下引入足夠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創建優越的制度環境，以吸引更多投資及人力資本。如上所述，政府的政策環境對于科技型人才吸引非常重要，因為政府始終是基本公共服務的最大提供者，只有提供或引導提供了足夠的配套設施以及各項支持，才能為科技創新提供物質基礎及人力資本基礎。

3．5促進科技創新與城鎮經濟社會發展相融合

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經歷對中國城鎮化發展具有借鑒作用。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了城鎮化運動是獨一無二的，即使改變過去高消耗、高排放、城鄉分割、缺乏特色的傳統城鎮化路徑，也不可能簡單移植其它國家做法。面對新問題，只能用新理論和新思路來解決。科技創新無處不在，新型城鎮化階段，必須通過創新發揮科技的積極作用，在城鎮發展的各個方面體現科技創新帶來的轉變，充分依靠科技創新和智力資源，積極穩妥地推進新型城鎮化進程。2008年11月，在紐約召開的外國關系理事會上，IBM提出了“智慧的地球”這一理念，進而引發了智慧城市（SmartCity）建設熱潮。美國、新加坡、韓國等相繼建立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引起了中國極大的興趣，并被正式列入中國城市發展規劃。所謂“智慧城市”是這樣一種城市，它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城鎮化，一個硬件實力與軟實力相配套的城鎮化。智慧城市并不遙遠，它始終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互動。不僅如此，智慧城市的發展與動植物、空氣土壤、文化的發展也存在互動關系。

4結語

通過對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相關文獻的研究，我們認為，科技創新與城鎮化應該是協同發展的，科技創新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源泉，而新型城鎮化為科技創新提供了廣闊平臺。工業化解決了農村人口轉移的數量問題，但是城鎮化的質量并未跟上，被市民化的居民并未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從科技創新與城鎮化的協同發展視角來考慮，將科技創新融入到新型城鎮化過程中，倡導綠色、環保、智能、高效并且人性化的“智慧城市”，不失為一條城鎮化可持續發展路徑。然而，科技創新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將面臨很多制度困境，這是未來需要要細化研究的問題。

作者：甘丹麗工作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