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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當代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全球化和科技大發展帶來的文學的寫作方式、出版發表方式、接受方式、評價方式和意義生成方式，都定然會帶來文學發展的新樣態和新模式。首先，一般性的大眾文化和文學與精英經典文學，將會長期并存、各自發展。在中外文學史上，文學的主流性與邊緣性的變化是迭代皆有的。現在娛樂至死的通俗文化、狂歡文化，在每個時代都存在，中國文學中的通俗文學自古至今自成流脈源遠流長，不過在古代受到文以載道觀念的壓抑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是對民間的文化消費和精神結構一直具有很大影響。五四以后所謂啟蒙救國的精英文學和以消遣為主的通俗文學一直雙流并在，由于時代造成的新都市市民階層的出現和廣大農村對新文學的隔膜，其實通俗文學的印刷出版數量、市場占有率是遠超雅文學的，連魯迅母親都不看魯迅的小說而魯迅自己要郵購張恨水的小說給母親看。如同古代文學中以詩詞歌賦為主體的主流文學與以說唱文學、民間文學、志怪傳奇、小說戲劇為主的通俗文學，二者互相存在一樣，五四后的中國文學其實也是如此格局。在以往文學史寫作和架構中，由于受政治與文學觀念的制約，一度把文學史寫成主流精英文學史而壓抑了通俗文學的歷史存在。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已經打破了這種局限，現當代通俗文學的存在也進入研究的視野和文學史架構中。當今市場化和網絡化時代，以休閑娛樂、排解競爭和生存壓力帶來的日常生活焦慮為目的的大眾和通俗文學，仍將是文化與文學消費市場的主體，它們已經構成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消費和審美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由于網絡、手機等各種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的新媒體的出現，它們的“創造需求”的功能，將必然帶來消費、休閑、娛樂、放松、刺激等精神需要的擴大，將使伴隨它們的大眾消費文學———廣義的通俗文學依然具有廣大的受眾與市場，在統計學上甚至是文學的主體。但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意味著文學的消亡和高端文學的邊緣。因為，市場化時代是以消費和快餐文化為主體的時代，也是越來越分殊化、價值多元化的時代，對生活、工作、娛樂和精神追求的方式與層次，也出現分殊化、個人化、多元化的現象，而且社會及其文明程度越是發展，這種現象就越來越凸顯。高等教育的普及、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中產階級的擴大，使審美化進入日常生活，也使得追求高品位文化文學產品而非單純娛樂的讀者受眾越來越多，根據率先進入現代化、后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統計，需要高端文化產品的人群呈現兩個特點:基本固定化和在擴大與縮小之間動態化。消費決定生產，這種社會中產化時代的受眾讀者群體的存在，使精英主義的、高端的文化文學的存在和發展具有自己的空間。西方和日本等發達國家著名作家的作品依然有巨大的發行量、經典作家和作品成為中產階級書房的標志，當代中國著名作家如莫言、陳忠實、余華等人的小說擁有廣大的讀者群，都說明高端精英文學存在的社會基礎和文化基礎的存在。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在一個國家從現代化啟動到高速發展時期，固然會出現通俗消費文化成為市場文化主體的現象，不過隨著物質的富裕和中產階級人口的擴大，同樣會出現向精英文化消費回歸的現象。比如電影，上世紀80年代曾經認為電影將沒落，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城市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劇增、中產階級的擴大，欣賞電影成為廣大城市中產白領階層的一種文化消費主流模式。電影如此，其他文化文藝產品也如此，不僅中國如此，世界范圍內也如此。比如在全球化和趨同化時代，世界各國對文化遺產的態度發生了從初始的不重視乃至視為“落后”，到越來越將其視為民族文化瑰寶，視為物質趨同化而精神文化價值多元化的資源，對物質與精神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不斷擴大與保護措施的加大，都說明人類對自己精神優秀文化產品的認識越來越深刻，對古典與經典保護與開發的認同度越來越高。上個世紀，中國80年代當代文學曾經作為思想解放的尖兵和重鎮而成為民族精神生活的必需品，90年代后啟動的市場化大潮曾經一度使作家下海、文人經商、文學邊緣，王朔的“現在誰來請作家吃飯”的調侃是這種現象的征候之一。但是歷經經商下海的大潮和市場化的沉淀，新世紀以后當代文學已經出現了悄悄的回歸，文學在參與思想解放、參與當代中國精神建構、政治意識形態建構和市場意識形態建構之后，其自身的價值也在越來越得到認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既是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價值的認同，也是中國當代文學自身價值在中國和世界的體現，而且這種價值隨著莫言的獲獎、隨著當代中國達到或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今后的陸續獲獎，文學在中國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價值與意義將愈發得到認同和凸顯。兩種甚至多種文學樣式并行，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共相，但文學的價值不應以受眾多少和市場占有率來確定，而是以文學對民族文化、思想精神價值、國民精神生活的參與和貢獻來決定的。

其次，在未來的時期內，中國當代文學將呈現“大文學”樣態，將隨著與戲劇、影視和其他新媒體方式的融合，改變文學的概念與面貌。當代文學將參與當代中國文藝的建設并起到積極作用。比如，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至今，莫言、劉震云、鐵凝、陳忠實等作家的小說紛紛被改編成電影，這不僅是集大眾與精英文化品格的電影對文學的選擇和器重，也是文學對當代電影和中國文化、審美心理的塑造。作家的觸電給小說和文學帶來了新的視野、角度和寫作模式的變化。科技革命帶來的電腦、網絡、手機、多媒體融合等新的載體的變化，隨之出現了網絡文學和手機文學等新的文學樣式。這種新的載體上出現的新的文學，是對傳統文學畛域的突破，它們既帶來了傳統文學的欣賞方式和傳授方式的變化，也定然帶來了文學寫作方式和接受方式的變化，就像清末報紙出現后連載小說的形式帶來了小說結構模式的變化一樣，依托新媒體的文學的寫作模式和結構模式也自然會產生文學的新變化。80后和90后以及將來的新一代，都是在電視、電腦和手機前長大的一代，是看圖和讀圖時代的一代，這也一定會帶來他們世界觀、價值觀和審美觀的改變。電子媒體時代已經塑造了一個新人類，他們形成的心理結構、文學接受結構即總體的認知結構一定不同于以往，就像皮亞杰在《發生認識論》里通過證明兒童生下來也不是白板、也有先在的心理認知結構一樣，電媒時代的閱讀者也已經形成了他們的認知結構和習慣模式。這也必然要求文學的寫作、發表(出版)和審美結構的相應變化。比如以小說論，紙媒小說可以有大段的風景和心理描寫，而電子媒體小說由于其容量、屏幕和網絡的局限，必然減弱心理描寫的內容。類似的問題還有很多，這就必然造成電媒小說獨特的由媒體和受眾制約的結構描寫方式的變化。不同媒體的文學寫作和接受模式自然會造成文學的歧異和分殊，傳統的將文學分為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做法將難以面對和闡釋網絡手機等新媒體文學，因為這種文學已經將雅與俗自身難以分離地打包捆綁在一起，它們獨特的寫作方式、語言方式、審美方式和讀者對它們的解讀享受，使得它們成為新的文類和一種新媒體時代的新文學。但這種文學與紙媒文學一樣，都屬于當代中國文學，改變著中國當代文學的概念、樣式和形態，中國當代文學也將是開放的體系，這種體系及其發展的空間和走向的無限可能性，就是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大趨勢。第三，中國當代文學在中國現代化、工業化和后工業化時代的整個過程中，既會出現多元化與分殊化，也會出現經典化與世界化，而文學的經典化和世界化，與文化和文學傳統的支援和創造息息相關。所謂經典化，是指作為精神產品的當代文學，其現實價值會對中國社會、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產生影響———一部《遙遠的世界》對多少當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和人生產生重大影響，這幾乎是無法統計的，正像五四以來的現當代文學對幾代中國人走向革命、正義、建設之路起到的重要影響一樣，當代文學成為當代中國主流價值、核心價值、精神生產的重要組成部分。經典化的另一個方面是它的歷史意義，即它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繼承與拓展，對中國文化價值所作的貢獻。五四以后以魯迅等人為代表的新文學已經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精神價值的組成部分，成為影響中國人精神世界、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資源。正像詩經楚辭、唐詩宋詞等古典文學不僅僅是中國的傳統文學，它們也是中國文化傳統、國粹和中國文化的代表、組成部分與符號。中國五四后的新文學在文化的意義上，已經與古典文學一樣，成為中國文化和精神價值的有機組成部分，學者王富仁稱之為“新國學”。蘇聯時代流亡外國的哲學家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里指出，俄羅斯的偉大作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等人的思想和作品，是俄羅斯思想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和偉大遺產。他們的思想甚至比哲學家更能代表俄羅斯思想。其實不只是俄羅斯，中國的古典文學也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白居易的詩歌里就包含著唐代社會的生活和政治制度、社會風俗的寶貴信息，所以歷史學家陳寅恪從其詩歌里可以研究唐代社會和政治。中國五四后魯迅代表的新文學也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意義，僅僅魯迅一個人的思想作品，就構成現代中國文學、哲學、社會思想里最深邃最有價值的遺產，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寶貴資源，既是文學又超越了文學，進入了思想文化、中國價值的范疇。正因為如此，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如伊藤虎丸、丸山昇等皆認為魯迅不僅是中國的，也是20世紀亞洲在傳統走向現代過程中的代表性思想家，魯迅的思想與文學代表了亞洲的世紀思考。這就啟示我們，中國當代文學必須要有高視點下的文化擔當意識，即把文學寫作與文學行為作為中國文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從中國傳統文化、現代文化發展的流脈中汲取文化精粹和血緣，從中國當展和崛起的社會歷史進程中提煉中國精神和意識，將偉大的傳統和豐富的現實作為創作的文化資源和支撐，形成來自深厚文化的支援意識，并將這一切資源和支撐凝聚到當代文學中，使得當代文學既是中國文學長河的組成部分和中國文學的表征，也是深厚博大的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和文化表征，既是繼承文學傳統的當代文學寫作，也是賡續文化傳統的當代中國文化的創造。只有這樣的文學，才會成為中國文學經典的組成部分，成為當代和后代需要不斷閱讀的體現中國精神和價值的文學傳統，并以這樣的傳統滋潤和培育未來的中國精神與價值的創造。同時，也只有這樣的文學才會不斷代表著中國、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成為全人類的思想精神和文化產品的組成部分，成為具有中國內容、風格和特色的世界性文化資源與遺產。自五四開始，魯迅、老舍、沈從文、林語堂等一大批中國作家的文學作品已經走向世界，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

世界從他們的作品中既了解了中國現代的文學，也了解了現代中國的文化，了解了具有悠久強大文學傳統的現代中國在面對外來沖擊和壓力、在西方文學的浸潤參照下如何用文學言說自己、如何轉型再生創造的新的文學的樣態。他們的作品具有代表中國文學和文化的雙重意義，是現代中國的好聲音。文學與文化的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在百年來世界文學不斷走向中國的過程中，中國文學及其凝聚于其中的文化價值也在不斷走向世界，自魯迅到莫言，中國現當代文學數度問鼎諾貝爾文學獎，其價值并非僅僅是獲獎，而是顯示出現代文學在壓力下誕生不久就納入世界文學的實力和這實力的不斷增強，莫言之所以最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一世界文學最高榮譽，是這一過程的必然結果。同樣，魯迅、老舍、沈從文、林語堂和莫言等人的小說，既被世界認為是中國文學的實績和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也被視為了解和解讀為現當代中國歷史、現實、文化和國情的窗口與橋梁，是中國文學的代表也是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表征，而在被接受和認同之際，這些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文學與文化，必然走向世界成為世界性的文學經典和思想文化資源。這就啟示我們，隨著中國的崛起、隨著中國文化不斷走向世界、隨著中國不斷融入世界與世界融入中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經典化與世界化，必然要承擔文學與文化的雙重功能，文學的審美價值與文化價值是密切融合的。具有了這樣的文化意識、使命和擔當，將會使當代作家的眼光和視野、胸襟和抱負更為高瞻遠大，從而創作出具有中國文學與文化血脈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為中國文學經典和世界文學寶庫貢獻更多的、既有文學價值也具有中國文化價值的佳作。具有文學與文化擔當和品格的文學，是多媒體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存在的不變的價值和意義。

本文作者：逄增玉工作單位：中國傳媒大學對外漢語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