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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度約束下商業銀行發展消費信貸的次優選擇——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

中國發展消費信貸有其特殊的市場背景：一是消費信貸作為擴大內需，刺激居民消費，提高最終消費率的一種政策手段，具有很強的政策推動的特征；二是個人消費信貸在我國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產品，缺乏相應的管理風險的制度安排；三是作為消費信貸產品的供給者——國有商業銀行，正處在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階段，在此期間，國家既要求商業銀行的信貸合約行為市場化，但同時又限制商業銀行對信貸利率或其他某些合約變量的自主制定。

一般來說，商業銀行為區分不同風險類型的借款人，可通過組合不同的貸款利率、貸款抵押額和貸給概率等條件來設計信貸合約，以達到使借款人自發選擇商業銀行所期望的信貸合約的目的。而中國商業銀行開展消費信貸業務是在利率限制、信用風險管理制度缺失、消費者信貸擔保資源、途徑缺乏的條件下進行的。為達到將高風險的借款人阻擋在消費信貸市場外，將低風險借款人保留在市場之中的目的，商業銀行采取了單一的、高抵押的(或質押)、高進入壁壘(如繁瑣手續、高準備費及服務群體圈定)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而這種消費信貸供給模式之所以能在短期內發揮作用，是因為有以下的經濟背景：一是近些年來中國的宏觀經濟一直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8％)，消費者風險類型表現得不明顯；二是中國消費信貸發展的歷史還不長，傳統的高儲蓄習慣和政策限制使中國的部分消費者積蓄了一定的財富水平，能夠滿足商業銀行較高的抵押要求。三是國家在住房、汽車、教育等方面的福利制度改革，激發了人們對消費信貸的需求。

二、制度缺失下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所隱含的系統性風險分析

在我國當前的制度環境下，這種單一的、高抵押的消費信貸合約供給是商業銀行防范風險的一種客觀選擇，但從涉及消費信貸業務三方的國家—商業銀行—消費者的整體效益來看，這種合約設計是低效的，因為其面臨著發展困境，隱含著一定的金融風險：

首先，從宏觀上看，在消費信貸合約中設置過高的擔保要求，可能造成消費者有限的擔保資源的浪費，因而是一種宏觀上的非效率選擇。從微觀來看，隨著我國消費信貸的快速發展，向不同類型的借款人提供單一的消費貸款合約可能是無效的，因為它使得低風險的借款人不愿承擔太多的抵押擔保和交易費用而退出市場，而高風險借款人則由于獲得“信息租”而減少償付，這將激勵他們進入市場[2]，可能使銀行蒙受更多的損失。

其次，要求信貸擔保雖然可以節省商業銀行的監督篩選成本，但是也造成了商業銀行監督篩選激勵不足，消費信貸合約設計過分依賴于擔保來規避風險的問題。這在當前我國商業銀行預算軟約束的背景下，易導致商業銀行的道德風險，即將所有的貸款損失都推由國家負擔。而國家為防范其道德風險，必然會采取緊抓松放的行政干預手段，造成信貸政策的不連貫性，這不僅影響商業銀行的長期發展規劃，也影響了消費者對信貸政策的理性預期。

最后，在我國當前的法律制度環境下，高抵押的信貸合約隱含的金融風險不可小視。1998年，我國個人消費信貸余額只有456億元，到2004年6月末消費信貸余額已達17952億元，近六年間增加了約40倍。其中，個人住房信貸余額13878億元，占全部個人消費信貸余額的77.3％[3]；汽車消費信貸余額1833億元，占10.2％；各項助學貸款余額75億元，占0.4％。目前，我國各大商業銀行的個人住房不良貸款率約為1％-2％，不良貸款約為138.78億元—277.56億元。雖然目前的不良貸款率很低，但從國際經驗看，個人住房貸款的風險一般是在發放貸款后3～8年中逐步顯現。而我國的個人住房貸款余額中，80％是2000年以后發放的，即只有20％的貸款開始進入第三年。因此，未來幾年個人住房不良貸款很有可能陸續暴露。而汽車消費信貸的不良貸款率近幾年已呈上升態勢，據有關方面報道，截至2003年底，國內銀行有超過945億元的個人汽車貸款無法回收，不良貸款率超過50％[4]

目前，由于我國住房、汽車的二級交易市場發展還很不完善，市場參與者無法通過產權重組來分散和轉移風險，商業銀行持有的債權或抵押資產權會因不易變現而產生流動性風險。因此，抵押貸款需要相應的市場環境和支持體系，來分散其蘊含的金融風險。

三、管理風險的根本出路：金融制度創新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相應的制度安排和市場手段來增強商業銀行的風險甄別能力，是我國消費信貸順利發展的客觀需求；而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如何增強中、低收入階層的抵押擔保能力，提高其承貸能力，是消費信貸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參考國外經驗，結合我國現狀，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1.基本制度安排：建立全國性的個人征信體系。

從消費信貸供給角度而言，個人信用制度是商業銀行評估借款人、實施信貸監管以及控制消費信貸風險的基本制度安排。盡管個人信用制度無法完全消除消費信貸中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但是個人信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消費信貸配給行為的影響。此外，個人信用制度內在地具有對違約者的懲戒作用。謹慎的銀行家將會拒絕有不良信用記錄的借款人的消費貸款申請。個人信用制度的這種懲戒作用和共享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商業銀行和借款人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從而有利于商業銀行識別借款人的風險類型，設計出分類的消費信貸合約目標。在中國，個人征信體系的建立，受到社會的信息結構、法律制度環境、市場化發展程度的約束。從現實條件來看，如果沒有政府部門的支持或相關措施的推動，任何一個企業要想建立起覆蓋面廣的個人信用信息庫都是極其困難的。因此，在目前個人信息主要集中在各個政府部門以及國有銀行和公用事業機構的情況下，政府運作模式有利于借助政府力量強制推動這種制度安排的實施。而且由于征信機構經營的是個人信用信息這種特殊產品，在當前相關法律缺失的情況下，需要政府的特殊監管與約束。因此，政府主導式的征信體系也許是我國個人信用體系初始階段的理性選擇。

2.輔助措施：逐步建立政府主導型的個人信用擔保體系。

由于我國缺乏充足的抵押擔保途徑，借款人在申請信貸時很難選擇有效的擔保形式，商業銀行也難以為消費貸款實施有效的風險保障。因此，本文提出創建以政府機構為主的個人消費信貸擔保、保險一體化的機制，以此來提高居民的承貸能力。

首先，成立各省市的個人信用擔保機構。我們可以借鑒美國、日本政府的經驗，成立抵押貸款擔保機構，專門為中低收入者提供抵押貸款擔保。這些機構擔保的購房者，首付的比例可以適當降低，貸款期限可以延長，可以實行一定的優惠利率政策；其次，采用擔保公司和保險公司的雙重保證措施。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消費信貸只有與保險相結合才能獲得發展。在法國，僅國家人壽保險公司就向800萬借款人提供了借款保險。在信用消費最為流行的美國，向借款人提供保險成為最大的保險市場。目前，我國北京、上海、四川、廈門等地保險公司針對個人住房貸款保險的市場需求，也陸續推出了新險種，保險費率也有所降低，這種及時防范商業銀行貸款風險、降低借款人負擔的做法值得推廣；最后，隨著市場條件的成熟成立一批私營抵押貸款保險公司，形成一個以政府為主的全國性貸款抵押擔保網，并在此基礎上引進再擔保保險機制。這種做法對分散一級抵押市場上的貸款風險，提高貸款的安全性和流動性，促進住房信貸資產良性循環以及金融機構在二級市場上順利轉讓債權或發行抵押債券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5]。

3.市場手段：逐步實現個人貸款利率市場化。

在消費信貸業務上逐步實現不同信用等級不同利率水平的市場化手段，是基于以下原因：一是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創新極大地弱化了利率管制的效果，利率逐步市場化是我國金融改革的大勢所趨；二是由于個人信用交易的不確定性較低，其逃債的代價也較大，因此個人消費信貸作為一種風險相對較小的金融產品，可以優先嘗試利率的市場化改革；三是全國性的個人征信體系為逐步實現個人貸款利率市場化提供了技術支持。對守信用的客戶實施利率優惠，對不守信用的客戶實施處罰，會產生社會正效應，提高社會的整體信用水平。

4.強制性約束機制：形成基本的消費信貸法律體系。

作為由第三方實施的行為規范，法律為誠信交易提供了強制性的約束機制。我們都知道，美國信用經濟得以健康、快速地發展，與其配套的法律法規的完善是分不開的。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多年期間，美國信用管理的相關法律紛紛出臺，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信用管理立法框架體系，主要包括16項信用相關法律，如：公平信用報告法、公平信用結賬法、公平債務催收作業法、平等信用機會法、誠實租賃法、銀行平等競爭法等等。在這16項法案中，法律直接規范的目標都集中在規范授信、平等授信機會、保護個人隱私權，因此，商業銀行、金融機構、房地產商、消費者資信調查、商賬追收行業受到了直接和明確的法律約束[6]。

盡管在社會信譽的建立過程中，法律常常是缺位的，但法律作為維護信譽的底線作用不可低估。作為后發的國家，選擇“規則優先”的法律改革方式，來推動法律體系的完善是理性的選擇。因此，我國現階段的當務之急是以立法來推動個人信用制度建立，明確個人信用制度的管理部門，制定統一征信標準和征信辦法，加強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及建立信用懲罰機制等[6]。

5.補充機制：硬化社會信譽制度。

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況下，信譽制度的安排對于促進市場交易的進行就顯得比較重要。信譽是用來衡量一個人的承諾值得信賴的程度，表現為他人對其偏好或行為可信性的概率[7]。在我國立法、執法環節落后，法律往往流于表面化的現狀下，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勵企業、個人講誠信，也許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體到信貸領域，銀行可以為信譽良好的長期客戶提供優惠的貸款利率，并在其出現流動性困難時得到銀行的融資幫助；而對于那些出現在商業銀行黑名單上的企業或個人，對其日后融資需求的懲罰性許諾必須是可信的和切實的。

參考文獻：

［1］DeatonA.S.,J.Muellbauer.EconomicsConsumerBehavior［M］.NewYork：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0,16-28

［2］哈維爾·弗雷克斯，讓·夏爾·羅歇著.劉錫良主譯.微觀銀行學[M].四川：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109-112

［3］徐平生.住房與教育支出過大，我國居民消費傾向逐年走低[N].上海證券報.2004年9月24日第4版

［4］張為文.汽車不良貸款率超過50％[N].經濟觀察報，2004年7月28日第5版

［5］劉萍.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風險探析[J].金融研究，2002(8)：105-110

［6］“信用消費比較研究”課題組.借鑒國際經驗推動我國信用消費發展[M].財貿經濟，2000(11)：21-26

［7］張維迎.市場秩序的信譽基礎[C].產權、政府與信譽.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