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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風險社會理論

當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對滿足的時候，當我們的社會需要更高的生活質量的時候，規(guī)避風險就成為我們時代的中心政治議題。要解決社會風險，就必須對現(xiàn)代性進行積極的反思并尋求變革。貝克同時認為，要解決這些風險需要專門的知識，風險政治學就是關于是知識、專門技術和非專門技術的政治學，在風險討論中，知識和專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當前我國正處于關鍵的社會轉型期，處于經(jīng)濟發(fā)展、社會發(fā)展、政治發(fā)展的矛盾聚集階段，是社會和自然風險的高發(fā)期，而這些潛在社會和自然風險往往又很容易轉化為各種現(xiàn)實社會危機。經(jīng)濟轉型過程中利益糾結，社會發(fā)展中的突發(fā)安全事件，政治發(fā)展中腐敗問題，以及大規(guī)模霧霾的蔓延，環(huán)境污染事件的頻發(fā)等都是風險社會時代的重要表征，雖然我們還不能武斷中國已經(jīng)進入了風險社會時代，但是，風險社會理論對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應根據(jù)風險社會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國公共危機管理的長效機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風險，防范危機。在公共危機管理中，處于政府決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決策能力對政府的危機管理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故而，從風險社會理論視角探討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決策能力是極為必要的。

二、風險社會的到來凸顯了公共行

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不足作為新時期的公共行政領導者，它既是社會管理的主體，也是進行各種危機處理的關鍵人物，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關系著危機局勢的發(fā)展變化。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處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在危機情境中的組織、協(xié)調(diào)、指揮、控制、決策等能力的綜合體現(xiàn)，是其有效化解危機的根本前提和基礎。而面對隨時可能轉化為社會危機的風險，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顯。

1.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的預見能力不足。

政府承擔著社會管理的重任，政府的決策質量的高低對整個社會的發(fā)展有著長遠的影響，而作為政府決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領導者的風險和危機預見能力則左右著政府決策質量的高低。而現(xiàn)階段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在做出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決策過程沒有充分意識到風險社會的特征，對決策在未來可能出現(xiàn)的風險和危機預見能力不足。近幾年，因暴雨問題凸顯的城市排水問題就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預見能力不足的明證。公共行政領導者在做出決策的時候本應高瞻遠矚，盡可能預測未來可能的風險和危機，并為此建立相應的應急機制，充分預估未來遭遇災難或危機后可能出現(xiàn)的瓶頸，在人力所及的范圍內(nèi)盡可能消除導致災難的各種潛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領導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對決策風險和可能的危機預估不足的現(xiàn)象還比較普遍。

2.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的辨別能力差。

對于公共行政領導者來說，在風險和危機爆發(fā)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機往往比挽回和處理危機更加重要。然而從當前我國風險防控和危機處理的經(jīng)驗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部分公共行政領導者不具備對風險和危機的辨識能力，不能在危機爆發(fā)初期，就準確判斷危機的性質，預見危機爆發(fā)的危害，從而對癥下藥，將危機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時。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顯了地方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識別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信息搜索能力比較弱。

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機狀態(tài)下：決策者事實上并不具備相關決策狀況的所有信息；決策者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決策者在有了相關決策狀況的簡單印象后就行動；決策者對的選擇行為受所得信息的實質和先后順序的影響。”從中不難看出，針對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三方面：首先決策者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領導者面對情報部門收集來的有關風險和危機信息，難以分辨出信息的真?zhèn)巍⒅鞔危荒芡高^信息的表層現(xiàn)象對風險和危機的本質有深層次的認識，從而引起判斷失誤，決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當公共行政領導者面對不完全的信息時，難免不會影響到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決策能力的發(fā)揮，做出偏頗錯誤的決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時，例如2008年南方低溫冬雨災害，由于我國氣象局的天氣預報系統(tǒng)具有滯后性，不能及時而準確地預計未來一周之后的天氣狀況，各交通部門之間互通信息不夠等，導致公共行政領導者不能及時獲取相關信息，無法估測到可能出現(xiàn)的情況。

4.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斷能力不足。

當風險一旦轉化為現(xiàn)實的危機時，危機決策是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斷能力的重要考驗，然而，許多領導者在危機決斷時，果敢不足、優(yōu)柔有余。尤其在面對一些新問題新情況時，公共行政領導者往往失去判斷力，不能靈活地應對復雜的環(huán)境當機立斷做出最有效的決策。

5.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執(zhí)行能力差。

有些公共行政領導者雖然對風險和危機有了清醒的認識，當機立斷做出了合理的決策，但是在危機決策的執(zhí)行環(huán)節(jié)，限于主客觀條件，正確的決策沒有執(zhí)行到位，致使危機決策沒能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對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造成了巨大損失。

6.公共行政領導者對危機事件的追蹤決策能力欠缺。

社會風險具有隱蔽性和潛在性，往往突然爆發(fā)釀成危機事件，而且其后續(xù)發(fā)展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危機決策是往往是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做出的緊急決策，有的時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領導者應對危機事件密切關注，及時調(diào)整政策，進行追蹤決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領導者會忽視了對危機事件的追蹤決策，導致危機事件不斷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意識淡薄。

公共行政領導者的風險和危機意識是他們進行公共危機決策的基礎，公共行政領導者應該預見潛在或現(xiàn)實的風險和危機，識別風險和危機爆發(fā)的征兆，并在爆發(fā)之初，預見風險和危機發(fā)展趨勢，估測危機帶來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預防措施，以控制危機的影響范圍。現(xiàn)實中，由于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決策意識淡薄，而致使危機事件擴大化的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意識薄弱不僅會使危機擴大化而且會引發(fā)新的危機。面對危機爆發(fā)，公共行政領導者承受著心理和時間上的雙重壓力，他們不能在復雜的危機面前果斷決策，從而延誤危機處理的最佳時機。

2.公共行政領導者自身素質有待提高。

公共行政領導者自身素質的高與低直接影響著他們決策能力的強弱。危機決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領導者具備較高的自身素質，使其能在短時間內(nèi)做出適合危機事件處理的決策。這里我們將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公共行政領導者自身素質：首先，公共行政領導者心理素質不過硬。危機決策是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心理、能力、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驗，“在危機發(fā)生中，公共行政領導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在公共危機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強弱是決定公共危機管理中發(fā)揮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據(jù)。”就當前的一些危機事件，我們不難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領導者由于自身危機處理知識不足、心理素質過差，導致在危機突發(fā)之時，無法做出正確的危機決策，致使危機轉化為災難。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因為懼怕風險，在危機決策的關鍵時期，畏手畏腳，最終錯失危機處理的良機，給社會帶來巨大損失。其次，公共行政領導者的責任意識不強。責任重于泰山，責任意識是公共行政領導者成功進行危機決策的關鍵要素之一。所謂的領導，就是在享受特權的同時，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在風險或危機來臨時，有勇氣站出來，單獨扛起壓力。在危機處理中，公共行政領導者在責任意識的驅使下，將自己的職、權、責聯(lián)系起來，立足于社會民眾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職責和使命。現(xiàn)實中很多危機事件是可以在初發(fā)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領導者或對存在的安全隱患麻木不仁，或對危機的爆發(fā)心存僥幸，或對潛在的危機敷衍塞責，導致危機事件不斷發(fā)生。最后，知識水平有限。變化多端的危機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領導者不斷學習，不僅要具有管理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專業(yè)知識，還要掌握危機決策相關的知識。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由于缺乏危機意識或者極少接觸類似危機事件，危機決策學習的意識不足，危機處理經(jīng)驗缺乏。另外我國缺乏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技能的專業(yè)培訓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知識不足。

3.危機決策的信息搜集系統(tǒng)不健全。

無調(diào)查無發(fā)言權。信息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決策資源，更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依據(jù)。缺乏充足的信息資源，公共部門領導者的危機決策就容易出現(xiàn)偏差或錯誤。就我國而言，信息搜集系統(tǒng)存在以下缺陷：其一，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信息系統(tǒng)的技術設備較為落后，人員素質不高，造成信息系統(tǒng)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國的電子政務、數(shù)據(jù)庫資源共享平臺等的建設都處于初級階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傳統(tǒng)的方式，同時信息系統(tǒng)的工作人員素質有待提高，這就造成我國信息資源不足，難以支撐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其二，我國官辦的信息機構，除國家安全部門外，均實行分級管理制。在這種管理方式下，信息機構的獨立性大打折扣，當信息搜集的工作觸及政府或者某些領官員私人利益時，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員的私利性便會凸顯，一旦缺乏監(jiān)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領導者極有可能對信息搜集進行人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權力對信息進行偽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實性得不到保證。

4.決策的輔助機構作用不突出。

決策輔助機構是指由專家組成的輔助公共行政領導者決策的智囊團，它主要負責信息的搜集、處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中發(fā)揮參謀咨詢的作用。事實上決策者在利用專家智囊團時存在一定的誤區(qū)和問題，具體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領導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對智囊團的作用認識不足，或者過分依賴，將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團，對其提出的方案全盤接受，將智囊團的作用過度擴大；或者咨詢意識不強，公共行政領導者過分自信，誤將智囊團當做秘書機構，弱化其真正作用的發(fā)揮。另一方面就智囊團本身而言，智囊團的專業(yè)素質有待提高，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國研究人員的知識水平，實際的工作能力較低。智囊團成員結構有待改善，研究人員的年齡、氣質、經(jīng)驗、知識等結構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員還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為智囊團中的專家學者在輔助政府決策的過程中應樹立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5.危機決策的法制環(huán)境不健全。

法律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保證公平正義的基本準則，任何人的行為都不能逾越法律。處于非常態(tài)下的危機決策行為，需要法律為其提供正當性和合法性，然而現(xiàn)實中，我國危機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guī)體系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具體說來分為：其一，由于對公共行政領導者行使危機決策權力的過程缺乏切實有效的監(jiān)管，使得領導者危機決策權力的運用出現(xiàn)濫用或者缺失的現(xiàn)象。為了能快速解決危機事件，公共行政領導者作為危機決策的首要負責人，會在危機決策中迅速集聚權力，決策程序相對簡化，以便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作出決策。這一過程中，領導者的危機決策極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領導者因怕?lián)L險、擔責任，而在危機決策的關鍵時刻，放棄決策權力，不履行自身的職責義務，導致危機發(fā)展為災難。其次，現(xiàn)有的危機管理方面的法律體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現(xiàn)有的法律法規(guī)執(zhí)行力度不夠，無論多么有威懾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實，那么只能是一紙空談。此外，部分法律法規(guī)太過分散、老舊，需要及時補充更新，以適應復雜的危機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建議

1.增強公共行政領導者的風險和危機意識。

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風險和危機爆發(fā)前都會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意識淡薄，在危機初露端倪之時，不能及時發(fā)現(xiàn)，采取相應措施，致使危機釀成大禍，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這就要求進行危機決策的公共行政領導者，有較強的危機意識。一方面公共行政領導者樹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發(fā)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關注久積社會問題的變化，留心各類信息的傳播，培養(yǎng)自身的風險和危機識別能力，將危機決策納入日常決策中。另一方面，平時公共行政領導者要注意危機決策資源的積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和信息、智慧、經(jīng)驗等無形資產(chǎn)，這樣有利于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領導者素質。

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心理素質。公共行政領導者作為危機第一決策人，必須具備處驚不變、大膽果敢的心理品質。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公共行政領導者具有很強的克制力，壓制內(nèi)心的恐懼和焦慮，以沉穩(wěn)冷靜的方式，快速有序地應對危機。同時，面對非常規(guī)的危機決策，公共行政領導者要果敢善斷，能準確地判斷危機發(fā)展趨勢，迅速獲取相關信息，并從眾多的備選方案中，準確地挑選出最佳的決策方案。其次，加強公共行政領導者的責任意識。在危機決策中，公共行政領導者要勇于承擔責任，積極履行職責，危難時刻不退縮，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想方設法化解公共危機。然而，從有限理性的角度出發(fā)，公共行政領導者作為一個社會人，在危機關頭的自利思想會影響其決策的正確性。因而，在公務員常規(guī)培訓中，要積極開展思想教育，同時加強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處理過程的監(jiān)督，對于玩忽職守、不履行職責的公共行政領導者加以懲處，達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知識水平。一方面要加強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教育，即組織公共行政領導者定期進行必要的危機決策知識、經(jīng)驗和技能的學習交流活動，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的知識儲備，加深公共行政領導者對危機決策的認識，避免公共行政領導者因知識的缺乏而束手無策。另一方面進行必要的危機演練，即進行公共危機模擬訓練，展現(xiàn)危機爆發(fā)的情景，這種方式既豐富了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經(jīng)驗，又有利于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統(tǒng)，提高信息獲取能力。

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日常決策中，公共行政領導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況緊急的危機關頭，公共行政領導者更加不可能獲取足夠的信息用以決策。因此，在危機決策中，利用有限的條件盡可能多的搜集與危機相關的信息，就顯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質和量，一改原來不科學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聯(lián)網(wǎng)、大眾傳媒等傳播速度快時效性強的信息傳播渠道，獲取更充足的信息資源。另一方面，改變原有的信息機構的管理體制，變分級式管理為縱向條式管理，建立一個直接隸屬于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的信息系統(tǒng)，廣泛搜集各種社會信息。

4.發(fā)揮決策輔助機構的作用。

從公共行政領導者方面而言，要徹底改變對智囊團作用的認識，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環(huán)境和紛繁多出的危機事件，公共行政領導者要積極利用好智囊團的優(yōu)勢，在決策制定中真正發(fā)揮智囊團的參謀咨詢作用，這就要求公共行政領導者，重新定義智囊團在危機決策中的輔助作用，促使其發(fā)揮最大的價值。從智囊團自身來講，國家要從硬件和軟件上支持專家智囊團的發(fā)展，軟件方面完善智囊團的人員結構，老壯青三者結合，提升研究人員的素質，同時發(fā)展和吸納復合型、綜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團，為他們提供資金援助。

5.健全危機決策的法制環(huán)境。

健全的法制環(huán)境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形勢危急決策權力的外在保障條件。為此，應加強對領導者危機決策權力使用的監(jiān)督，健全和完善公務員引咎辭職和行政問責等制度，將危機決策與領導者自身利益聯(lián)系到一起，增強領導者危機決策的責任感，確保決策權力用于為人民謀利益。同時，加強危機管理方面的立法，進一步完善危機管理相關法律系統(tǒng)，為領導者危機決策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讓領導者危機決策權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作者：王玉華梁朵朵單位：東北林業(yè)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