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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實踐上，衡量一個政府是否具有正當性，可以從三個方面觀察，即看它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能否說服公眾、能否獲得民意認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政府要構建新時期的合法性基礎，需要把推進公民社會轉型作為自身合法的歷史依據，需要通過意識形態的改善來提高公眾對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獲取民意資源來增強自身的正當性。

關鍵詞：語用分析；合法性；政府合法性

探討我國政府合法性問題，在理論上就是從語用層面分析政府合法性概念。如何對政府合法性概念進行語用分析呢？這需要弄清語用分析的基本框架。從本質上看，語用框架，即“符號-解釋者”的關系。解釋者是“人”，人要對符號進行解釋需要具備兩個前提條件，即“在什么背景下解釋，為什么這樣解釋”，只有這兩個前提具備了，解釋過程才可以進行，解釋才會有結果。而在這兩個前提中，“在什么背景下解釋”是“解釋語境”的問題；“為什么這樣解釋”是“解釋需求”的問題。前者是解釋活動的客觀因素，后者則是解釋活動的主觀因素。對概念的語用分析也就是對特定符號的“解釋語境”與“解釋需求”進行分析。

1關于“當前中國政府合法性”的解釋語境

“當前中國政府合法性”的解釋語境可以從三個層次考察，即：世界歷史的層次、中國現代化的層次、市場經濟的層次。這些語境構成了當前中國政府合法性基礎構建的基本背景，形成了未來構建的基本約束條件，決定了未來合法性基礎構建的客觀路向。那么，這些約束是什么，其提供的路向又有哪些？

第一，就世界歷史的層次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逐漸進入市場經濟的較高階段，即所謂的“后現代消費社會”階段。該階段市場經濟的發展由傳統的“生產決定消費”的形態逐漸轉換為當代“消費主導生產”的形態。相應地，整個市場的價值創造趨勢也逐漸轉換，從“勞動因素決定型”轉向“效用因素主導型”；世界市場的價值創造鏈條也逐漸生成一種U字形的“微笑曲線”（即利潤最高端集中在“研發”和“營銷”環節，分布在U形的兩端，而利潤的低端集中在“制造”環節，分布在U形的底部）。世界市場經濟格局的這種轉變，引發了整個世界社會結構的變化，那就是全球公民社會的來臨，其基本結構特征是：政府組織行動漸趨有限、私人領域不斷壯大、非政府組織日益崛起。中國政府和市場體制，作為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因素，同樣也或多或少具備這些特征和符合這些趨勢。這就意味著，當下及未來一個時期內，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之構建不得不要考慮這些客觀趨勢。這既是觀察中國政府合法性基礎構建的首要背景，也是決定中國政府發展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基本歷史依據。

第二，就中國現代化的層次來看，中國現代化進程具有特殊性，因而當前中國政府合法性基礎的構建既有諸多機遇也有更多挑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啟動很早，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洋務運動，但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中國真正實現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應該在共和國建立之后，因此，我們可以選擇建國后的工業化作為現代化的起點。盡管如此，若從現代化本質來看（其核心是商品經濟對自然經濟的取代），中國早期的現代化還不是現代意義的現代化，因為其沒有實現商品經濟的轉換，更缺少市場化的體制設計，而這一點直到90年代才從根本上改變。所以，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實質性啟動應該以90年代市場體制的引進為起點。這意味著，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中國因素很特殊：一方面，世界現代化在向縱深發展，而中國才僅僅開始經濟的現代化；另一方面，盡管中國在時間上具滯后性，但后發式現代化同樣具有優勢，那就是可以直接借鑒和引進一些現代化成功因素。這預示著，中國政府處于一種機遇和挑戰并存的歷史境遇中。如何把挑戰轉化為機遇或者成功應對挑戰，就成為中國政府合法性基礎構建的一項迫切任務。

第三，就市場經濟的層次來看，它直接影響著當前中國政府發展的路徑與走向。市場經濟表面上是一種經濟運行機制，但若立足人類發展的序列（“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產品經濟”中的商品經濟區間）來看，市場體制的實際影響力要遠遠大于其經濟本身，或者在一定意義上說已經不主要是經濟影響，而延伸為整個社會本身。概括說，市場體制的生成引發了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體現為三種分離過程的持續與社會秩序的重塑。那就是：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導致國家行動領域逐漸趨于有限，私域與公域的分離——導致私人自主性增強和公民的主體地位成為事實，私權與公權的分離——形成國家“公權民授”的新格局與新觀念；上述三種分離形成這樣的結果，即國家行動逐漸有限，公民行為逐漸自主，民間力量逐漸壯大，“公權民授”的觀念日益普及。在此基礎上，傳統社會結構逐漸消解，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逐漸生成，那就是現代公民社會。在這里，直接影響政府合法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地位的變化——不再是傳統的強權機構，而成為現代公權并提供公共服務；公民角色的變化——不再是傳統國民，而成為社會的主人（公民）；政府正當性來源的變化——不再是階級統治的暴力合法性，而是要由公民授權獲得。而從深層次來看，市場經濟的崛起在政府合法性的各個層面都提出了挑戰。例如：政府地位的變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這意味著政府合法性的歷史根據在變化；公民角色的變化意味著政府要想說服公民，就必須轉換意識形態的內容和模式；政府正當性的來源變化——民意作用的提升，意味著社會民意的力量在增強，直接影響著政府的去與留。由此可見，現代市場經濟的語境對政府合法性基礎構建的影響，更具有決定性意義。

2關于“當前中國政府合法性”的解釋需求

如上所述，政府合法性的解釋語境決定了當前中國政府解釋自身合法性的基本歷史條件，即如何解釋自身的合法性，只能立足這樣的歷史境遇。但是，這畢竟只是一種約束條件，至于在這些約束條件下，如何解釋，則又取決于自身的需要，這就是解釋需求。從理論上看，解釋需求回答著解釋者如何解釋和解釋什么的問題，因此，較之于“解釋語境”，它更能充分觀察“語用解釋”的基本內容。

當前我國政府對自身合法性的解釋需求是什么呢？參照上述約束條件，筆者以為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

其一，世界經濟市場化的進程決定了當前中國政府必須回答自身在該進程中所擔當的角色，這就是中國政府如何認同經濟市場化問題。就意識形態來看，我們認同當前世界發展處于“商品經濟”的歷史區間，市場化是其主要形態；就發展實踐來看，90年代引進市場交換體制，正式從政府層面推進市場經濟發展。因此，當前主要的問題是，在市場向縱深發展的進程中，如何對待全球公民社會化問題或者說如何應對全球公民社會的挑戰。顯然，明智的選擇是積極參與其中，但是，這意味著政府自身要實現由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轉換。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能否實現這種轉換。不僅如此，若再深入一步，假若中國政府積極實現公民社會轉型，這預示未來政府變化已經不再僅僅是經濟體制的層面，更主要是社會體制的配套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例如，契約關系對私權的張揚，產權關系對權力分散的優先選擇，都將對現有的公權優先、權力集中的觀念和體制進行改造，問題是，我們能否順利解決這些根本性的挑戰呢）。相反，假若中國政府回避，那么，這意味著將失去自身存在的歷史根據，政府合法地位不再具有合理性支撐。所以，綜合正反兩方面，這決定了中國政府要實現合法性基礎的構建，必須參與全球公民社會的進程，必須實現自身的現代性轉換。

其二，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了當前中國政府必須提升自身的說服公眾的能力，通過意識形態的現代性轉換增強政府的可接受性。90年代的市場體制引進，表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實現了實質性突破，這預示著未來中國社會發展將進入一個新的現代化場景中。如果說，現代化的基本構架是四個現代化體系，即經濟現代化、政治現代化、文化現代化以及人的現代化，那么，中國經濟現代化深入發展的背后，將是后三個現代化的綜合推進。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發展（實際上已經開始）其政治生態、觀念架構、人的發展將出現根本性改觀。基于這一改觀，傳統意識形態的內容、話語及其模式還會有多大的說服力，無疑將面臨一次極其嚴峻的考驗。基于此，政府要想提高公眾對自身的接受度，只有兩條選擇：或者提升自身說服公民的能力，或者改革傳統意識形態的內容和模式，實現其現代性轉換，如注重人性因素、尊重心理規律等等。

其三，針對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崛起這一事實，中國政府必須尊重和關注公民地位、角色和觀念的變化，在順應當前“政府有限、公民自主、公權民授”的歷史趨勢的基礎上，通過現代文明體制，把社會民意力量納入現代政黨政治的制度建設框架，最大程度地獲得民意資源。市場經濟演進的趨勢表明，基于市場的驅動，現代公民社會的架構正在逐步生成，這意味著政府合法性的基礎在發生轉換，傳統的基于階級強制的暴力資源和基于經濟業績的意識形態資源在逐漸耗盡，一種基于公民授權的新的民意資源在逐漸上升，將成為現代社會的主導性的合法性來源。如何應對這樣一種變化，對政府來講，核心就是重視民意的認同。結合上文關于當前世界范圍內民意內容的非理性化和價值預期化趨勢，筆者以為，對當前中國政府來說，除了實現對民意的重視之外，還要尊重民意的內容。也就是說，重視民意是一種前提，核心是對民意內容的捕捉，尤其是對民意中非理性及其價值預期部分的捕捉。否則，如果僅僅局限在其中的理性部分，那么，在現代語境下，將不會有顯著的效果，因為那代表不了民意的全部甚至連其核心部分都不能反映。

總而言之，結合解釋語境與解釋需求兩個方面，關于當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基礎構建問題，筆者以為可以大致評估如下：首先，中國政府已經邁進現代化進程中，在全球公民社會的歷史大潮中，它將以此獲得合法性的歷史根據；其次，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政府既具有后發優勢，同時也面臨諸多擠壓（既有改革任務的挑戰，又有利益集團的保守性壓力，既有國內一國兩制的競爭，又有國際上先進生活方式的比拼），這意味著中國政府要想說服公眾，需要極高的說服能力；最后，中國市場經濟的崛起所引發的社會結構轉型，直接挑戰政府的權威和傳統地位，這意味著政府要獲得新的合法性資源，就必須把民意資源納入改進的視野，當然，這一改進由于特殊的國情具有超乎人們想象的難度，但總的趨勢是，這無可回避。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北京:三聯書店,1998.

［2］尤爾根•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M］.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4］李普塞特.政治人［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