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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財政分權的實踐中，地方政府的軟預算約束幾乎是每個轉軌經濟體都面臨的嚴重問題。針對財政分權、財政分權與軟預算約束的關系、軟預算約束的成因、軟預算約束的后果進行了初步的研究。

關鍵詞：財政分權；軟預算約束；成因；后果

一、財政分權

在財政分權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財政職能劃分的研究備受重視。美國經濟學家夏普(Sharp)認為，不同級次的政府部門具有不同的職能，互相之間不能替代。從國家的經濟職能來看，實現調控的職能要由中央政府來實施，社會福利分配的職能也應由中央政府來執行。而地方政府能取得資源配置的最好效果。馬斯格雷夫(Musgrave)則認為，由于地方政府對宏觀經濟穩定實施控制缺乏充足的財力，另外經濟主體的流動性也嚴重束縛了地方政府進行收入再分配的嘗試，所以宏觀經濟穩定與收入再分配職能應由中央負責，但是資源配置政策則應根據各地居民的偏好不同而有所差別，在這方面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適合，更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改進。

美國學者埃克斯坦(Echesten)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他指出，應當根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來有效地劃分各級政府的職能，并依此作為分配財權的依據。因此，那些有益于全體國民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來提供。另有一些公共產品雖然只惠及某一階層或某些人，但因對全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要由中央政府提供,但是，為了維護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應具有一定的職權和財力。夏普(Sharp)、馬斯格雷夫(Musgrave)、埃克斯坦(Echesten)等人的研究闡明了財政職能分配的基本框架。

二、財政分權與軟預算約束的關系

長期以來，關于財政分權對預算約束的影響的研究在財政分權理論中占據重要地位，大批學者圍繞這一問題發表了各自的觀點。從財政分權對政府預算約束的影響的角度出發，懷爾德森(D.E.Wildasin)認為聯邦的轉移支付給大地方比給小地方可能會使預算約束更軟一些。錢穎一和羅蘭（Roland）也從競爭的角度認為，在任何一種類型的政治體制下，官員傾向于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者浪費公共消費支出。在聯邦制下，跨地區的資源流動增加了地方政府救助效率低下的公司或浪費公共支出的機會成本，財政支出總是低效率的地方不可能吸引流動資源流到該地區。因此，競爭硬化了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改變了地方官員的激勵。近年來中國的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硬化，部分是因為地方政府花費其資源以吸引外國投資者進行競爭。而Bardhan則認為，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不足以解釋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的硬化。因為地方政府很難忽視政治壓力，所以政治壓力將會促進地方政府對地方企業進行兜底。國內學者姚洋也認為中國的財政分權并未導致地方政府預算約束的硬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深了軟預算約束問題。Fornasari，Webb和Zou從財政支出的角度提出，地方稅收收入與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在長期內會存在正相關關系，此時在中央政府控制轉移支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是硬的。此外，也有一些學者從腐敗的角度研究了財政分權對軟預算約束的影響。Hunther和Shah通過實證檢驗得出財政分權有助于減少地方政府的腐敗行為，Arikan也用模型得出了類似的結論。Tanzi則認為財政分權與腐敗存在一定的相關性，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容易發生腐敗行為，因為中央政府官員通常比地方政府官員理性，而且比地方政府官員有好的前途。

三、軟預算約束的成因

科爾奈在討論有關預算軟約束產生的原因時，認為存在外生性和內生性兩種解釋(科爾奈,1998)。其中外生原因包括社會主義國家的父愛主義(Paternalism)，國家追求就業目標或領導人為獲取政治上的支持等；而將預算軟約束視為內生性現象起因于德瓦特里龐（Dewatripont）和馬斯金（Maskin）討論的時間非一致性問題，其它學者用它進一步解釋了短缺經濟的形成、政府官員的監督、多個投資者及“聯邦制”與軟預算約束的關系等問題。a.外生性解釋：經濟理論所指的外生性是指在一個經濟模型中，某一經濟變量在一定的時期中不隨模型內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科爾奈(1980)用父愛主義來概括國家與企業之間的關系，首先提出預算軟約束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父愛主義，認為“父愛主義是預算約束軟化的直接原因”。而國家之所以會拯救即將破產的企業，是因為它不愿承擔由于企業倒閉所帶來的后果。

繼科爾奈之后，不少學者采用父愛主義來解釋破產企業獲得事后拯救這一類預算軟約束的現象。Hillman等人(1987)從政府無法承受企業破產后引起的政治代價來分析，指出政府不能承受企業大批解雇工人所帶來的政治代價非常昂貴是軟預算約束形成的直接原因。Shleifer和Vishny(1994)、博爾考（Boycko，1996）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Goldfeld和Quandt(1988,1990)建立了一套預算軟約束模型，利用父愛主義來解釋破產企業獲得事后拯救等軟預算約束問題，指出虧損企業所獲補貼的多少取決于企業花費多少資源進行游說。斯卡福（Schaffer，1989）建立了一個博弈論模型，第一次以模型的形式把軟預算約束與動態承諾問題聯系起來，從政府對企業作出承諾的可置信性程度論述了軟約束的形成。他認為軟預算約束的產生是因為有父愛主義傾向的政府不能夠向企業作出可置信承諾(ACreditableCommitment)，即當企業破產時，它不會設法拯救。但斯卡福（Schaffer，1989）的模型相對顯得簡單，遺留下許多有待回答的問題。除內在作用機理有待完善外，斯卡福（Schaffer）沒有解釋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或轉型國家比市場經濟國家更容易患上軟預算約束綜合癥。而德瓦特里龐（Dewatripont）和馬斯金（Maskin）于1995年發表的論文通過最簡單的跨期(兩期)模型試圖回答這些問題。我國學者林毅夫和譚國富(1999)試圖從政府或國家的責任歸屬角度來解釋社會主義和轉軌經濟中預算軟約束盛行的原因。他們認為傳統的斯大林模式是為建立某種戰略性的國有企業而設計的，而這類國有企業在競爭性的市場經濟制度中不具備自生能力。而且，轉軌經濟中絕大多數國有企業承擔了許多政策性負擔，因此企業虧損時，政府同樣有責任給予補貼，預算軟約束就這樣繼續存在下去。總之，預算軟約束的形成是社會主義國家或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所致，是一種外生性變量引起的經濟后果。b.內生性解釋：9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在探討預算軟約束成因問題時，把注意力轉向經濟系統內部，從不同經濟主體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探討預算軟約束發生的機制。德瓦特里龐（Dewatripont）和馬斯金（Maskin）(1990,1995)借鑒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認為在政治性等非經濟因素之外，預算軟約束的發生可能與經濟因素相關，并把其歸因于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即對一個未完工的無效率的投資項目追加投資，其邊際收益可能大于項目廢棄產生的邊際成本。由于信貸市場中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可能導致一方的逆向選擇和由此產生的道德風險。這一分析思路很快被運用于解釋其他與軟約束有關系的問題，取得了一系列富有說服力的成果。錢穎一(Qian，1994)從德瓦特里龐（Dewatripont）和馬斯金（Maskin）的分析獲得啟發，將社會主義經濟的物資短缺歸因于時間非一致性產生的預算軟約束，認為當銀行無法對不贏利的項目實施取消追加貸款的行動時，預算軟約束便產生了。黃海洲和許成鋼(Huang&Xu，1998a)從投資者數量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資本主義經濟中多個投資者參與投資，有助于硬化項目的預算約束。而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實質上僅有一個投資者，所以形成預算軟約束的可能性很大。錢穎一和羅蘭（Roland，1998）構造了一個三層動態博弈模型，分析了中國改革過程中財政分權與貨幣集權對預算軟約束的影響，認為財政分權的改革有利于加強對預算的約束程度，而金融的分權則會降低對預算的約束程度。此外，米切爾（2000）分析了銀行中存在的消極性或軟性現象，指出銀行預期政府將事后干預并解救虧損銀行是產生軟預算約束的原因之一。

四、軟預算約束的后果

科爾奈（1980）把短缺現象看作是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導致的最重要后果，錢穎一（1994）則認為社會主義政府把短缺當作一種手段，通過有意識地制造經濟中的短缺來減少壞項目再融資的收益，從而達到消除或緩解經濟中廣為存在的軟預算約束現象。錢穎一在德瓦特里龐——馬斯金（Dewatripont-Maskin）模型的基礎上，用一個相似的模型解釋了它的起因。考察一個存在軟預算約束的中央計劃經濟，假定消費者和廠商(生產需要)對某些商品都有需求，而賣方沒有(或不能)將廠商、企業家與居民區分開來這樣，將商品價格定在市場出清水平以下以造成短缺，是克服部分軟預算約束問題的手段：如果不能用借款買到所需商品，則項目上馬對企業家沒有任何好處，因此，企業家一開始就不愿意讓差項目上馬。這意味著雖然消費者會因短缺而遭到損失，但軟預算約束將會消失。黃海洲和許成鋼(1999)在預算約束的制度框架內研究了金融危機的成因。他們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從根本上說是由于當地金融機構對企業貸款的軟預算約束所造成的，這種軟預算約束不僅影響了金融市場的效率，更扭曲了市場信息，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銀行間貸款市場的逆向選擇問題，最終可能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長期來看，軟預算約束將導致經濟增長放慢。對于軟預算約束的后果，錢穎一和許成鋼（1998）還基于軟預算約束理論分析了社會主義中央計劃經濟下普遍缺乏創新的問題。他們認為市場能夠在事后作到有效率地挑選項目，而中央計劃經濟由于軟預算約束的存在不能做到在事后對項目進行有效率地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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