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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的產出能力（農地效率）是一直以來廣受關注且多有爭議的問題，其中勞動投入和農田水利是決定農地效率的兩個決定性因素。從勞動投入方面解釋1980年代初土地承包制度的成功，已成為一個不容質疑的“真理”。勞動投入不僅有量的方面，而且有質的方面。體制下面，集體組織即使可以一年讓農民在田間勞動350天，農民也可能以怠工來抵消這些漫長的勞動時間。農業生產具有難以監督的特點，在沒有內在積極性的情況下，勞動投入的效率很低。很低的勞動投入降低了農地本來可能的高產能力。老田曾質疑說中國農村勞動力在時期過剩就已經十分嚴重，當勞動力嚴重過剩的時候，決定農地產量的因素就不應該是勞動投入的多少，而是其他決定農地效率的要素投入水平。因為過剩勞動力投入農地的邊際收益遞減。黃宗智更進一步認為，自明朝晚期以來的50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就過剩，過剩的農村勞動力成為中國農業精耕細作的原因，也構成一直以來相當高的農地效率。他還以在長江三角洲的調查為例說明，上海郊縣土地畝產糧食最高的年份是體制下的1970年代末，而不是承包制后的1980年代。

從全國情況來看，1980年代初的承包制的確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數十年（甚至可能是數百年）來的糧食緊張局面，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與農業勞動投入質量的提高有關系。體制下，因為難以對勞動精確計量（雖然也有評工方、計件管理等制度），偷懶不可避免，勞動投入的質量大成問題。承包制將土地承包給農戶，對勞動的監督及精確計量不再需要，農民為自己勞動的內在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農地效率因為勞動投入質與量的增加而提高。

不過，若不只是在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的這一時點上，而是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勞動投入對農地效率的影響，情況可能會大為不同。在建國前，中國農地一直是私有的，允許土地自由買賣。建國前后實行，將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分配給貧下中去，土地也是私有的，私有土地上的勞動投入成果完全歸已所有，勞動的內在積極性不成問題。1956年建立初級社，以后建立高級社，私有土地一步步被收歸集體所有，集體占有土地不能調動勞動的內在積極性，農地產出能力因此大為下降，林毅夫用退出權解釋了1958年以來糧食產量的大幅下降。

換句話說，1980年代初的土地承包制并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創新，而不過是對1956年初級社之前農地制度的某種復歸，是中國幾千年來農地制度的常態。在目前的土地承包制和1956年前數千年的土地私有制之間的體制下的農地制度是這一常態的異數。體制下的農地制度這一異數壓抑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從而限制了農地的產出能力。

進一步說，如果沒有這個異數，中國農地制度延續1956年建初級社前的私有制度，則中國農地制度將會一直具有效率，而不會人為造成實行二十多年的糧食緊張局面。的確，已有很多學者認為，如果土地承包制度在1960年代初就實行，中國根本就不會出現時期二十多年糧食緊張的局面，中國的糧食問題將不是在1980年代實行承包制后，而是在1960年代初實行“三自一包”時即可解決。

但這里有一個問題，即在1956年建立初級合作社之前的數年，數十年，數百年，中國的糧食問題是否就已經解決。實際上，數千年來，中國糧食短缺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1956年建立初級社及1953年在全國范圍實行統購統銷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糧食短缺，何況1960年—1980年正是中國人口增加最快的20年，中國人口從1960年的6.62億增加到1987年的9.87億，一年增加一千多萬。如果僅僅是勞動投入在決定著農地的產出能力，則1960年初實行“三自一包”和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都只能恢復1956年前的糧食產量，就一直會存在越來越嚴重的糧食短缺，而不可能在1960年代初實行“三自一包”時突然解決糧食的短缺問題，更不可能在1980年代初通過承包制來解決這一問題。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之所以可以突然間解決糧食短缺問題，顯然是因為1956年建立初級社和后來建立以來，在決定農地產出能力的其他方面發生了某些重大的改變。

眾所周知，決定農地產出能力的因素很多，其中勞動投入只是一個方面，其他重要因素如種子、化肥、農藥、農業機械、耕作技術、種植模式以及本文關心的農田水利。1980年代初實行承包制時除了勞動積極性，決定農地產出能力的幾乎所有因素都與1956年實行初期級社之前的時期有了根本性的不同。雜交水稻種的大面積推廣、化肥的大量生產和大量施用，農藥的普遍使用，農田水利的根本性改善等等，都是1980年代初承包制可以突然解決糧食短缺的原因。

目前尚缺乏種籽、化肥、農藥與體制關系的系統研究，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就是如果沒有通過體制為工業提供的持續而大量的積累，作為工業化成果的化肥、農藥、農業機械就不可能被大規模地生產出來，也就不可能最終成為糧食增產的決定性因素。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田水利對農地產出能力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經驗研究表明，沒有足夠的農業用水，水稻就不能種植，農地就只能種旱作物，而旱作物的畝產量一般只及水稻產量的一半。即便是對于旱作物小麥，水澆地的小麥產量一般是非水澆地產量的一倍。在中國糧食結構中，水稻和小麥占有絕對比重。

建國之初的1952年，中國耕地的灌溉面積為1995.5萬公頃，不足農地總面積20%，經過體制20余年的建設，到本世紀末978年耕地的灌溉面積達到4996.5萬公頃，超過農地總面積的40%，這40%可灌溉農地是產出能力最高的高產田，目前中國糧食的主要來源。除此之外，時期還修有一億多畝比較高產的梯田，決定性地改造了黃淮海平原，開發出如北大荒這類大糧倉。

農田水利是的主要成果之一。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雖然中國因為治理黃河長江，而成為所謂水利社會，并因此成為中國大型專制帝國得以存在的基礎，但是，龐大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實際上很少在農田水利方面發揮作用。水利社會的核心是帝國為防止黃河決口改道造成災難而動員大量民工修堤的巨型工程，農田水利基本上是在村莊范圍內，通過村莊內部的合作（宗族是關鍵的組織載體）來解決的，這類合作一般只能在小水利允許解決的范圍進行，難以真正做到從大江大河調水灌溉農田或修建大型水庫。中國數千年來進行農田水利建設的成果，是到建國前有了占農地總數約20%的可灌溉的高產農田。

時期則通過這一新型的組織體制，修建了數量極其龐大的農業水利設施，可灌溉高產農田面積占到農田總面積的40%以上。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的組織體制可以集中大量人財物力進行大水利的建設，如從大江大河引水的引水工程，興修大型水庫和大型泵站等，有了大型水利，農田水利就容易興修，旱澇保收農田面積就大大增加。無疑，體制對于修建農田水利是具有相當作用的。中國數千年來盡管因為土地私有制而帶來勞動積極性的內生，并能提供小水利，卻不能提供大水利，從而不能提供更多的可灌溉農田面積。

事實上，不僅建國前的數千年不能解決大型水利的問題，而且承包制也因為分散勞動和經營，而難以集中人財物力進行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除非國家投資（這又是以工業發展為前提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設無從談起。不僅大型水利工程，而且農田水利中的小型水利工程建設也因為農民合作困難，而不能自足地提供。

從以上討論中可以得出關于的以下結論，即因為監督農業生產的困難而降低了農地的產出能力，但在提供諸如鄉村水利等公共物品方面，能夠通過集體所有制的組織體制，將農村人財物力集中起來，成功地降低交易成本，這是可以建設空前水利設施的主要原因[8]。

承包制之所以可以迅速成解決困擾全國數十年的糧食短缺問題，是因為承包制在農田水利已經具備，工業化已經完成并為農業提供了可能的化肥、農藥、機械條件的時點，釋放出了農村勞動力的內在積極性，并因此而生產出遠遠多于1956年實行初級社之前的糧食總量。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但是，承包制不能解決農田水利問題，不僅不能解決大水利的修建問題，而且不能解決大水利的使用和小水利的修建和使用問題。承包制下使用小水利的交易費用（談判成本等）過高，表現形式即共同生產費用過高。在實行承包制之初，農地的產生能力最強，隨著農田水利的漸被破壞，農地的產生能力逐步下降。

要解目前承包制下的農田水利問題，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由國家投資解決大型農田水利的規劃、修建及部分維護的問題。今天的國家財政已大不同于時期，因為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工商業而非農業，農業大型水利有望通過國家財政投資來予解決。但國家財政沒有能力解決小水利方面的問題，這其中既有財政的原因，也有需求特殊的原因。因此，解決承包制下農田水利的第二個方面是通過農地制度創新來節約農戶在小水利建設和維護上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