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談論擴展現代農村研究的新境界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紀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形成的階級分析和經濟社會史分析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我們目前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應下大力氣在當代農村經濟社會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應當注意四個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農村問題研究農村調查階級分析法經濟社會分析法

20世紀的中國農村問題研究，走過了復雜的歷程，形成了階級分析和經濟社會史分析兩種不同的認識方法。

關于農村問題調查研究的成果，是階級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曾經說過，中國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對農民和農村社會階級的調查，構成了有關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的理論基礎。

畢生重視社會調查，其中包括農村調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鄉從事過農民狀況的調查，并且組織過農民斗爭。1926年1月，發表了《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初步分析了農村社會階級。年1月，又進行了湘潭、湘鄉、衡山、酸陵、長沙五縣調查，后來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列舉了鄉村農會組織農民所做的14件大事，駁斥了當時黨內黨外對于農民運動的各種責難。這是從事中國農村研究的開始。后來他說過，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階級的一些情況，可是這種了解是異常膚淺的，一點不深刻”;在考察湖南農民運動之后，“對于農村階級的結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對農村的調查研究，以20世紀30年代的最有價值。

年大革命失敗后，領導了秋收起義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年11月和1928年2月，先后在寧岡和永新進行過農村調查，但是這兩個縣的調查材料在1929年1月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損失掉了。而年1月湖南五縣的調查材料也由于的犧牲而損失了。1930年5月，說:失掉這些調查材料，特別是衡山、永新的兩份材料，“使我時常念及，永久也不會忘記”。

1930年代前期，做過許多有價值的農村調查，并且留下了一些調查報告，其中以1930年5月所寫的《尋烏調查》,1930年10月所寫的《興國調查》,1933年11月所寫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最為重要。

20世紀30年代農村調查的重要性體現在哪些地方呢?

第一使對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和各階級的經濟政治狀況有了一個逐漸清晰的認識。1926年1月，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一文中，把農村社會階級劃分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鄉村手工業者、游民等八個階級。在1930年的《尋烏調查》中，把農村社會分級劃分為地主(包括大、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手工工人、無業游民、雇農七種，并且具體指出，地主占農村人口的3.445%，富農占4%，中農占18.255%，貧農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占0.3%。如果對照中國革命的過程，可以看出對農村階級的劃分以及對他們所占農村人口比例的估計，基本上是正確的。實際上，《尋烏調查》所說的農村地主富農占人口的7.445%，應該是比較符合社會實際的。它的缺點是關于地主富農人口的概念不太明確，用今天的話說，就是這里說的地主富農人口，可以包括地主富農分子和全部地主富農家庭人口兩種解釋。這個問題，直到1947年底至1948年初才解決，當時明確規定了地主富農占農村總戶數8%,總人口10%，改變了1947年執行《中國土地法大綱》最初階段所規定的地主富農占農村總人口10%的估計。此外，自己說過，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在原有土地關系上，沒有分別了解富農、中農和貧農占有的土地狀況，是《尋烏調查》的“大缺點”。盡管如此,《尋烏調查》所分析的地主富農占農村人口7.445%的結論，毫無疑問是一個理論上和政策上的重要成果。

第二，使形成了關于極端重視社會調查工作的一系列科學認識。非常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5月，在寫成《尋烏調查》的同時，還寫出了《調查工作》這篇文章，后來，把這篇文章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等等著名原則。這些思想原則的運用，成為指導中國革命的重要方法論之一。

第三，經過社會調查的實際鍛煉，初步形成

了一套農村社會調查的科學方法。他稱之為“調查技術”，包括要進行討論式的調查，根據調查需要確定座談對象，根據主持調查的經驗決定座談會的規模，事先擬訂調查提綱并讓座談者知道，要親自參加，要深人，要自己做記錄等等。實踐證明，這些方法是行之有效的。

年以后，中國共產黨歷次上進行過四次著名的社會調查。

一次是20世紀40年代對西北農村的調查。從1942年2月18日起，到1943年2月24日止，先后在陜北神府、興縣、米脂、綏德等地農村進行社會調查，前后歷時一年。本人親自整理或修改定稿的調查報告就有《賀家村八個自然村的調查》、《碧村調查》、《興縣十四個自然村的土地問題調查》、《楊家溝地主調查》等，當時還有大量材料沒有來得及整理。《賀家川八個自然村的調查》1943年10月在延安出版，《楊家溝地主調查》直到1957年5月才由三聯書店出版。

二是1950年代前期的農業合作化調查。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農業互助合作會議，到1956年1月全國合作化基本完成，中國農村迅速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的集體化改造。在這個過程中，為了指導合作化運動，和各級黨組織用很大的精力進行農村社會調查。為了批判黨內的不同意見，在年9月到12月，主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并寫了兩篇序言和104份批語。1957年，三聯書店匯集合作化運動中各級黨委或部門、個人的農村調查報告、工作報告、報刊新聞報道等資料，編輯出版了《中國農業合作化史料》一書。

三是1952年12月上旬到1953年3月上旬劉少奇對中央政府32個部、委、直屬局工作的調查，和1956年2月中旬到5月初對中央政府34個財經部門與湖北省、廣東省、廣州市、武漢市經濟工作的調查。這次調查，順應了新中國政權認識政府行政工作的規范、秩序、規律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正是通過這次調查，形成了《論十大關系》所表達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思想。

四是1960年代初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央領導人員對農村經濟形勢和如何糾正“左”傾錯誤的調查。在這次農村調查活動中，劉少奇到湖南長沙、寧鄉，到河北武安，到四川、河南，陳云到上海青浦，鄧小平到北京市的順義、懷柔，了解基層情況;中央各部和各級領導也做了大量調查工作。今天我們可以看到的調查報告就陳云的《青浦農村調查》;胡喬木的《關于在韶山公社解決食堂問題的報告》、《韶山討論農村工作條例(草案)情況簡報》、《韶西大隊楊家生產隊食堂分伙后情況》、《訪問東塘生產隊》;的《關于食堂和評工記分等問題的調查》;鄧小平、彭真的《關于農村幾個問題的調查》;張平化的(關于在瀏陽縣文家市大江大隊作調查的報告》;的《在長葛縣和尚公社檢查工作向中央寫的第一次通訊》;鄧子恢的《關于龍巖調查》、《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試點情況的調查報告》，等等。這次農村調查對于糾正1958年以來的“左”傾錯誤意義重大。

20世紀20年代以來，農村問題研究日漸受到重視，逐漸形成了與農村階級分析法相區別的經濟社會史分析流派。它的特點是:

第一，在研究領域方面，形成了以梁方仲、傅衣凌為代表的明清經濟史，以陳翰笙、費孝通為代表的民國農村經濟研究，以及1949年以后的當代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三大研究領域(當然有的研究作品具有涉及面交叉的性質)。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比較規范和融會的特點。比如，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的學術方法，作者就表示:“本書在分析方法上同時得助于農民學和中國歷史研究中的三大學術傳統，即革命后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歷史研究，西方‘形式主義經濟學’和‘實體主義’的學術著作，以及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和實體主義的研究成果?！睏顕澖淌诒容^了法國年鑒學派和梁方仲、傅衣凌教授的研究特點后說:“它們的本質都是經濟史和社會史相結合，學術淵源上都受過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研究方法和手段都是借助其他人文學科，關注社會下層群眾的社會生活和‘私’經濟，挑戰當時流行的事件史、政治史敘事模式，其發展都構成‘新史學’的動力?！?/p>

第三，都花了很大的精力從事收集史料的工作。比如，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使用了大量的滿鐵資料。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一書，也大量使用了1939-1943年期間日本人在華北進行的調查資料。傅衣凌教授的研究，非常注意收集鄉村社會中當時還不為人重視的契約、族譜、墓志銘、鄉規民約等文獻，建立了以民間文獻證史，以民俗鄉例證史，以實物碑刻證史的學術傳統。再比如，唐致卿的《近代山東農村社會經濟研究》一書，收集了山東省檔案館的2000多卷檔案、上千件農村契約文書和數百萬字的田野調查資料。

我感到，目前我們對農村問題的研究，應當下大力氣在當代農村經濟社會方面取得突破。

在當代農村問題研究方面，已經出現了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毛丹的《一個村落共同體的變遷—關于尖山下村的單位化的觀察與闡釋》、于建嶸的《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黃樹民的《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國農村變革》、弗里曼等人的《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莊孔韶的《銀翅—中國的地方社會與文化變遷》，等等。但是，這個領域基本上還是一個有待開發的處女地，學術發展的空間還相當大，我們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在研究方法上，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實現階級分析法和經濟社會分析法的有機結合。以為代表的共產黨人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研究農村社會，分析農村階級，制定黨的政策策略，實現了農村社會的政治變革。這是它的成功的一面。可是，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從根本上來說僅僅依靠政治變革是不成的。我在199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曾經提出了一個問題:運動“對人們私有觀念的摧毀，是否僅僅限于地主階級?如果一個社會不斷摧毀人們的私有觀念，能否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近代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為什么沒有能夠為近代化提供必要的資金積累?”我們需要重新審視革命時期的農村社會的政治變革。不過，我們今天在對農村進行經濟社會研究的時候，仍然有進行階層分析的必要。當代農村之后，隨著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不同的社會階層在不同的時期占有的社會資源是不同的，他們的身份、地位、主張、要求也是不同的。研究這些不同的社會階層，會使我們對農村問題的認識更加直觀，更加科學，更有價值。

第二，實現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的結合。當代農村研究的成果，一般有描述某一全國性運動、概況的專史性著作，有描寫某一地區的區域性著作，還有描寫某一個別鄉村的個案型著作。目前個案型著作比較受到重視。個案研究具有相對典型，相對細致，相對深人的特點，但是個案研究必須盡可能地與宏觀形勢緊密結合。對一個孤零零的村莊的調查，固然是有意思的，但是在中國，完全忽視了與它周圍地區，乃至整個國家政策和政治趨勢的聯系，這個村莊的命運是說不清楚的。

第三，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鑒別史料。對當代農村的研究，既有難以收集資料的困難，更有對資料難以鑒別的困難。當代農村同樣受到當代中國政治的強烈支配，大量材料帶有當時政治形勢的鮮明色彩，需要我們更加小心地分析鑒別。比如，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就花很大的精力編輯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共90萬字。這部書收集的資料是否全都可靠呢?有人說，中國的農業合作化是靠“三次會議一本書”發動起來的。自己也把編輯這本書看成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所做的第一次社會調查，可見對它的重視。但是，圍繞合作化問題，黨內發生過不同意見的爭論，尖銳地責罵了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年7月和10月，特別是10月的尖銳批評，以強大的權力壓制了不同意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共計收集了176份材料，其中年9月份之前上報的材料91篇，年10月之后上報的材料85篇。試想，在大力反右傾政治氣氛中這些各地報上去的材料能可信嗎?薄一波曾經說過:“由于出版《高潮》的主要目的是批判農業合作化中的‘右傾保守思想’，因此，序言、按語和材料選擇標準中都存在一些問題?！彼裕檬妨蠈W的真工夫分析史料，是當代農村研究，也是整個當代史研究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前提。

第四，大力培養年輕學者。我曾經說過，當代史研究中一個突出的優勢，是我們的碩士生教育、博士生教育為充實更新研究隊伍提供了堅實的支持。他們年輕，朝氣蓬勃，思想開闊，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是當代學術進步的光明前途所在。僅以南京大學的博士論文為例，殷曉清博士對當代“三農”問題的研究;賈艷敏博士對時期全國第一個—河南遂平縣碴研山衛星的研究;葉揚兵博士對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研究;張學強博士對山東直南的研究;莫宏偉的博士論文課題:蘇南研究;鐘霞的博士論文課題:對山東一個村1956-1966年經濟社會變遷的研究，都以題材新穎，視野宏大，史料扎實而別具一格。

我還曾經說過，在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出現了許多非常優秀的外國學者，特別是一些西方學者的著作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新的感受，這反映了科學無國界的時代特點。當然，我們中國學者也應當下定決心，努力工作，拿出自己可以與西方學者的作品相媲美的卓越成果。我相信，在他們身上，或者說經過他們的努力，我們會看到這個希望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