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小議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化滯阻與內化潛力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外化方式由于城市就業人口數量龐大、城鄉二元分割的客觀現實和鄉鎮企業吸納就業能力降低趨勢等因素的影響出現滯阻。農村通過發展大農業、加快農村循環經濟、興辦鄉村第三產業、引入現代物流體系，并在新農村建設的良好契機下，可以發揮其消化、吸收農業人口就業的巨大潛力。提出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要協調好外化與內化兩種方式：繼續加大外化力度但要防止出現的一些問題；重視內化潛力并給予有效政策支持。

[關鍵詞]：外化；內化；農村剩余勞動力

國際經濟表明，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同時就是消除二元經濟結構，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轉移的過程。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流向或就業選擇不外乎存在著外化與內化兩個方向。外化是指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非農產業被消化、吸收的過程或趨勢；內化則是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農業吸納、農村就業的過程或趨勢。當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出現了外化滯阻的問題，但與之并存的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內化潛力尚待挖掘與發揮。因此，外化與內化兩種方式并舉是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有效途徑。

一、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滯阻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化現狀分析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作為我國農業勞動力就業的主導模式，其重要地位和前景是應當肯定的。20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和21世紀初，我國農村勞動力通過外化方式在非農領域（工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倉儲業、批發零售業和其他非農就業）就業的人數，呈逐年遞增趨勢，而且，外化人數占到總體農村就業人數的比例也呈逐年上升趨勢（見圖二）。如圖一所示，第一產業就業持平，總體就業人數的增加主要歸功于非農就業人數的增加。

圖一

在充分肯定通過外化方式解決了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同時，從圖二中看到，1996年到2004年我國第一產業就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就業比例基本保持在50%左右。而全國耕地面積在迅速的減少，根據相關統計，從1996年年底到2004年，耕地面積從19.51億畝急劇減少到18.51億畝，七八年中約減少了1億畝耕地[1]。土地減少，而從事第一產業的人數的比例卻沒有下降，這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是非常艱難的。并且，外化中的絕大多數農村勞動力所從事的是較短周期的經濟活動（是城市人所不愿從事的臟、苦、累、險等工種），就業狀況和收入狀況極不穩定。他們中真正轉化為規范的城市居民的人口少之又少，這又從另一個層面上加深了農民外化的艱難程度。

圖二

資料來源：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二）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化滯阻的原因分析

1．城市本身數量龐大的就業人口，導致其就業壓力不斷增大。

由于經濟體制轉軌和企業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我國城市承受著下崗失業人員、新增勞動力及農村勞動力等就業人口疊加的就業壓力。城市就業困難本身無疑增加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外化方式進行轉移的難度。

20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城鎮登記失業人數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1997~2004年的8年間登記失業人數分別為：570萬、571萬、575萬[2]、595萬、681萬、770萬、800萬、827萬[3]。我國新增城市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在“十五”期間表現得較為突出。從總的供求平衡看，“九五”期間，城鎮剩余勞動力為1557萬人，而“十五”時期達1878萬人。新成長勞動力的初次就業與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的矛盾相互交織，就業和再就業的壓力越來越大。隨著今后勞動適齡人口的快速增長，僅城鎮每年需就業的勞動力就達2400萬人，而按照現有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每年大約可提供新增就業崗位800萬個，年供需缺口達1600萬[4]。城市就業壓力日益突出，因此，各級地方政府都把解決自身城鎮居民就業問題作為工作和政策的重點，為增加城鎮居民的就業機會，客觀上和主觀上排斥和減少了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機會和數量。

2．城鄉二元分割的局面，使得城市對農民勞動力的吸引力不強，甚至具有排斥力。

縱觀英、美、日等發達國家農村勞動力的外化，其工業化是農民脫離農村的原動力。工業化過程中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工業化直接推動了農村人口向城鎮的集中，向工業的靠攏，而且工業化與農村人口的轉移時間上是一致的，可以說其工業化、農民的非農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而我國情況并非如此。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對內受到傳統農業擠壓力，對外則由于工業化與農村勞動力外化進程的異步性而受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排斥。我國工業化過程中政策性的“剪刀差”，造成了農業、農民失血過多，引起了農業的衰退和農村商品經濟的萎縮，我國農業發展遠遠落后于工業的發展。導致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外化的起步時間大大滯后于工業化。我國農村勞動力外化走的是一條農民非農化與國家工業化脫節、不同步的道路，造成了農業人口進入工業的高壁壘，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高成本。

我國雖然從50年代開始了工業化進程，到改革開放之前，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已經形成，但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一直非常弱。改革開放后，我國傳統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之時，就要順應國際的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制高點的新情況加速提升工業結構，在城市化規模擴張尚未到位之時，就要以提高城市質量為主要任務，而城市主要功能的突出與強化，并不以招徠大量農村勞動力為前提條件。恰恰相反，城市質量的提高還縮小和將繼續縮小對農村人口的吸納能力。城市需要的是來自農村的建設者，而非新市民。即使經過了改革開放近30年，我國城市對于農村人口的主動性吸納能力依然不強，在城市棲息著大量難以真正實現身份轉換的“農村人”。

3．鄉鎮企業吸納能力具有降低趨勢

我國鄉鎮企業作為非農產業的新生長點，一開始就顯示了強大的消化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一度成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吸納器。據統計，1978~1996年期間轉入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2218萬人增加到1.35億人。然而，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鄉鎮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明顯下降。1998年~2001年全國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分別為1.25、1.27、1.28、1.31億人，2003年上升為1.357億人，仍少于1996年。究其原因，一是因為鄉鎮企業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超常規高速度增長之后，其吸納勞動力的潛力被挖掘殆盡，增長速度減慢，隨之就業增長下降；二是鄉鎮企業增長方式由勞動密集型向技術、資金密集型的轉變使得就業彈性明顯下降，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降低。這是鄉鎮企業發展的外部市場條件變化及我國深層的體制原因使然。三是隨著我國市場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作為社區導向型企業的鄉鎮企業，其要素與資產很難跨社區進行自由流動和優化組合，這從根本上導致自身發展受阻，吸納從業人員比例趨緩。近10年來，許多貧困鄉鄉鎮企業不但沒有新的增長，反而原有企業不是停產就是破產，就業人數不增反降。[5]

二、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內化潛力

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外化方式轉移滯阻，而內化還有很大潛力尚未挖掘，不能夠長期受忽視。其潛力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通過發展大農業，創造更多的農業就業機會。

大農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牧業、漁業。農業剩余勞動力通過內化方式在農業內部轉移，實際上就是種植業勞動力向林業、牧業、漁業及優勢產業（水果、蔬菜、花卉、藥材等農業項目）的轉移。我國目前待開發的農業資源前景十分可觀，農業內部就業天地是很廣闊的。有2/3的耕地屬于需要改造的中低產田，還有5億畝宜開發的荒地，18億畝宜林、宜草的荒坡，2000萬畝成海灘涂和3000萬畝可養殖的淡水水域，如果這些資源有1/3得到有效開發，可吸納的勞動力就要以數千萬來計。如果再進一步抓好農副產品的深度加工，實現農村集約化經營，則可吸納更多的勞動力。因此，在農業開發上，必須綜合開發，利用耕地、水面、空間資源，發展資金、技術、勞動密集型的高效農業，通過對農業的綜合開發，充分挖掘農業內部的就業潛力。

2．加快農村循環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業勞動力內部消化。

發展農村循環經濟，是解決當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矛盾的重要突破口。在農村大力開發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農業技術，重點推廣廢棄物綜合利用技術、相關產業鏈接技術和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技術。組織實施生物工程，推廣秸稈氣化、固化成型、發電、養畜等技術，開發生物能源和生物材料、培育生物產業。循環經濟的發展可以作為農業內部吸納勞動力的重要途徑。

3．鄉村第三產業的興起，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開辟就業道路。

鄉村第三產業主要是指鄉村服務業，包括農民自我服務組織和小型的旅游服務業等等。農業是一種弱質產業，處在市場大風大浪中的農民是相對的弱勢群體。他們對社會化的服務要求更為迫切。據相關調查，農民對于農產品的銷售服務、信息（包括生產項目、打工、種植業結構調整、農副產品銷售等信息）服務、物資服務（農用物資的價格質量）等迫切需要，這些服務的提供就促進了農民自我服務組織的產生。自我服務組織可以吸取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例如，以溝通市場、提供信息服務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紀人的大量涌現，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有條件（或地理或人文或歷史優勢）的農村可以發展鄉村對外服務業，類似于農家樂，這樣小型的服務群體在我國當前的農村應運而生。隨著時間的推移和農民自身經營素質的提高，各個小型的服務群體可以豐富服務內容，從個體的單純的提供飲食、居住到集體的聯合的提供旅游性質的服務，這個過程也是為農村人自己提供就業的過程，其中鄉村導游也是一個很有前景的職業，將會吸收越來越多的有知識的新時代農民參與其中。

4．現代物流體系走進農村，為農村勞動力增加就業門路。

現代物流體系在改善廣大農村生產、生活條件的同時也為農村勞動力增加了就業空間。針對農村市場流通不暢、市場體制不健全等問題，國家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積極推進農產品批發市場升級改造，促進入市農產品質量等級化、包裝規格化。鼓勵商貿企業、郵政系統和其他各類投資主體通過新建、兼并、聯合、加盟等方式，在農村發展現代流通業。繼續實施“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建設連鎖化“農家店”。上邊舉措無疑將擴大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門路。

5．新農村建設的實施，為農村吸納勞動力提供新的機遇。

新農村建設中，政府要加大村鎮外部基礎設施和村莊公共設施建設的投入，會引導農民自主投工投勞，推動村莊建設。城鄉之間公路交通設施，鄉村人居環境，村莊水利、電力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都需要農村勞動力的廣泛參與，另外，農村生態環境的改善，須運用新的適用農村污染治理要求的技術和設施，在大范圍內進行植樹、植草、植被及相關的水利工程與生態工程等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的參與。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內化方式解決，有了新的機遇與渠道。

三、內化與外化并舉，是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有效途徑

1．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實現途徑

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有兩條途徑：一是外化，即農村剩余勞動力面向城市和非農產業就業；二是內化，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著眼于農業和農村就業。外化是與工業化、城市化相統一的過程，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主流選擇。而內化是目前我國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種現實選擇，這既可以消化吸納大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又可改善我國傳統農業的經營模式，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

根據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由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商業構成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將傳統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進行外化，使其在現代工業部門就業，一方面會提高這部分外化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會增加現代工業部門的產出和積累；反過來，現代部門積累增加使它有能力吸引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到本部門就業。這種互動關系產生的良性循環，會促使整個經濟加速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過渡到劉易斯所描述的“現代經濟增長”。[6]該理論說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是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的前提。發展中國家在制定經濟政策時必須優先考慮如何盡可能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面向非農產業的就業。

美國經濟學家托達羅的“人口流動模型”解釋了城市失業率日益上升的情況下，農村人口還不斷涌入城市的原因。他認為，盡管城市失業率高，但由于城市工資率遠遠高于農村，農民還是愿意進程尋找工作。在城鄉收入差距懸殊的情況下，創造的就業機會越多，城鄉預期收入差別越大，從而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遷移的速度越快，規模就越大，這進一步引起城市失業率的增加。建議增加鄉村的有效就業機會，提出了在農村內部消化剩余勞動力，擴張農業內部就業容量，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7]。

2．外化與內化的相互關系

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趨勢與力量，是內化方式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與之抗衡的。外化依然是解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主流趨勢和主要渠道。大量的統計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長期低于國民經濟增長的平均水準和社會消費增長的平均水準，是享受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最少的龐大群體之一，城鄉收入的差距不斷拉大。我國接近2億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長期沉積，很難在短期內通過農業和農村經濟自身的增長、發展，獲得具有平均社會收入水平的就業崗位，從而最終脫離貧困或脫離貧困狀況。必須依靠在非農經濟部門就業，達到農村人口逐步向工業經濟圈和城市經濟圈的規模轉移。

但是，根據胡鞍鋼的研究，我國產出增長的就業彈性呈不斷下降趨勢，說明經濟高速發展并不一定伴隨著就業高速增長。即使大城市第三產業很發達，也未必會產生大量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結果[8]。那么，在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出現滯阻，加之考慮到農民、農業、農村的長遠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內化就是一種現實選擇。通過內化方式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要打破傳統農業經營方式，在發展大農業、農村循環經濟、鄉村第三產業、現代農村物流體系等方面挖掘農村、農業對勞動力吸納的潛力。內化與我國農村產業結構深度調整是一體的。通過調整農業內部結構、完善農村產業體系，可以充分挖掘農業潛力，擴大創業空間，讓農民從資金、勞動技能和創業經驗方面不斷增加積累，從而逐步脫離農業和農村，最終消融城鄉二元結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

3．外化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外化是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途徑，加大政策力度，繼續擴大外化提供農村就業，仍是相關部門的工作重點。但是，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離土、離農、離鄉”的外化過程中主要考慮的是作為單個個人的“再就業”，并沒有與農村自身的發展聯系起來；而農村基層管理者主要考慮的是如何發展經濟脫貧致富，著眼點放在自然資源、關系資源、資金資源等方面而沒有把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再就業與農村社會的綜合發展有機的結合起來。以至于出現下面的一些問題：

一是農業勞動力供給結構失衡。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過程中，有可能從農村或農業中出去的勞動力，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邊際過剩人口，而是那些擁有一定文化科學素質和較好體能素質的農村人口，這些人口是農村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不難設想，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外化，完全有可能導致農業勞動力供給的知識結構、年齡結構嚴重失衡，以老、弱、愚、少為主體的農村留守人口，必然會影響農村現代化建設步伐。

二是農村內部產業結構失衡。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化之后，勞動人口的下降會使傳統種植業在短時期內表現出一定的效率，比如：人均產出增加。不過，這種短期效應不會長時間持續。因為（1）農業勞動力中的高素質人口的外化會使留守在種植業中的勞動力人口的素質偏低，極不利于原有種植業產業增加和其本身的結構調整。（2）種植業目前的發展水平難以經受住社會化大市場的沖擊，抓住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具有挑戰性的機遇的可能性不大。（3）種植業人口的人均純收入不可能是時間的增函數。種植業很快就會進入邊際生產力遞減階段，從而阻礙農村內部的分工，種植業不能夠良好發展，并且會造成農村內部工業和服務業發展缺乏相應的種植業基礎，最終導致農村內部產業結構嚴重失衡。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這種外化是在拿農村長遠發展作為代價來換取短暫的利益，或者是犧牲整體利益換取個人利益。這不是長久之計。筆者認為，無論是基于農村發展還是農民本身的發展，都應給與外化農村剩余勞動力以足夠的引導。

4．內化需要有效的政策支持。

從長期發展戰略考慮，我國農村本身蘊藏著前文所述的豐富的就業潛能，這就需要從戰略和政策選擇上變輕視內化為重視內化。而政府作為內化的一個主要投資者和政策的供給者應高度重視其巨大的就業潛力，給予有效的政策支持。

政府政策應采取長期傾斜措施，讓利于民[9]。農業具有天然的弱質性和長期性，國家在實行擴大內需的財政、信貸政策中，對農田水利、農業設施、交通運輸、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應予以長期有效支持。大農業、農村循環經濟的發展需要先進的農業技術，實現土地規模的集約化經營。政府須引進先進的農業技術，并建立穩定、長期、有效的農業人才培養機制，對農民進行職業教育，保障其從事大農業、循環經濟的智力投資。另外，鄉村第三產業的興起、農村物流體系的引進，需要政府給與適時適地的引導。政府要加快完善廣泛意義上的農業產出的賣方市場和農業投入的買方市場。農民所從事的農業相對工業而言，分工程度低，農民作為農業產出銷售方，面對的是買方市場；作為農業投入一方則面對的是賣方市場。政府應發揮“看得見的手”的力量，盡量多的增加大農業、循環經濟、物流體系等分工環節，讓農業內部分工細致，更加專業，增加其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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