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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城鄉面貌煥然一新，而建筑業是這一成就的直接貢獻者。建筑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其關聯產業達60多種及以上，同時在近年來我國基礎設施建設和“一帶一路”走出去戰略中，更呈現了其重要地位。因其生產勞動密集，從業準入門檻低，生產工種類別繁多，建筑業成為流動人口最重要的生產行業選擇。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顯示，2017年末，我國建筑業從業人員達到26432萬人，占總人口139008萬人的19%，占就業總人口77640萬人的34%［1］。建筑業以及建筑業流動人口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重要性與這個行業與人群所受到的關注與重視并不成正比。無論在主流媒體還是學術界，建筑行業以及建筑業流動人口均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當前已有研究中，建筑業流動人口往往涵蓋于農民工這個大的范圍之中［2-4］，其研究的潛在邏輯將農民工群體視為無較大差異、均質的群體；事實上，不同行業之間農民工群體的工資、社會保障水平等方面差異性較大；即使同一群體內部，農民工差異分化明顯，如工資差異懸殊［5］。就筆者所掌握的文獻來看，對建筑業從業人員的研究，主要分為幾個方面：第一，對建筑業農民工的社會保險方面的研究，社會保險險種覆蓋面窄，參保率低，保障水平有限［6-7］；第二，對建筑業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及其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年齡、技能水平、打工地GDP影響工資收入［8］；第三，建筑業農民工的技能培訓研究，當前培訓質量、經費、企業激勵機制和農民工積極性較為欠缺，主張從政府、企業和農民工三方協同主體，加強技能培訓［9］；第四，建筑業農民工流動的身份與認同研究，建筑業農民工被污名化，身份認同呈現制度和文化障礙［10-12］。少部分學者聚焦建筑工地的勞動過程［13］，以及建筑業農民工的具體生活圖景［14］。這些研究有助于推進建筑業農民工相關議題研究，同時有助于學術界關注這一群體。但是建筑業農民工的主體性、他們需求的聲音在這些研究中相對欠缺。后現論重視主體性、話語權，因為這是個體或群體受關注、拓展權力的基礎。本研究正是聚焦建筑業流動人口（建筑業農民工與建筑業流動人口在本研究中為同一群體）這一長期相對受冷落的群體，想要探究工地生產特性和建筑業流動人口的生活圖景如何，生產和生活圖景又形塑了建筑業流動人口什么樣的主體需求。

1建筑業流動人口及建筑業生產特性

1.1建筑業流動人口比例。近年來逐漸和穩步增長，雖2013年后略有減少趨勢，但總體呈現從業人口增多的情形。根據2018中國勞動統計年鑒顯示，2003年至2010，建筑業城鎮就業人口2010年以后建筑業城鎮就業人口833.7萬人緩慢增長至1267.5萬，從2010年這部分人口迅速上升至2013年的2921.9萬人，2013年以后緩慢減少至2017年的2643.2萬人；制造業城鎮就業人口的變化大體走向與建筑業人口走勢相當，從2003年的2980.5萬人到2012年4262.2萬人；2013年增長至5257.9萬人后，緩慢下降至2017年4636.5萬人。具體見圖1：建筑業是流動人口的重要生產行業。持續上升的從業人口比例呈現，建筑業在吸納農村轉移人口就業，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和維護社會穩定等方面持續發揮顯著作用。1.2建筑業生產從單一。固定用工模式向勞務分包模式的轉變，勞務層層分包逐漸于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成為建筑業生產的重要特性。我國在20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建筑業行業實行的是單一固定的用工模式，由國家統籌分配建筑工人至各建筑公司，建筑工人與建筑公司之間形成終身穩定的勞動雇傭關系，該時期我國戶籍制度嚴格限制人口遷移與流動，因此絕大部分建筑工人為城市居民。改革開放政策之后，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81年的《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中明確提出，“實習合同工、臨時工、固定工等多種形式的用工制度，”，同時“建立和健全勞動服務公司，”“通過勞動服務公司逐步把待業人員組織起來，進行就業訓練和從事臨時性的勞動”，終身雇傭制工人被推向了勞動力市場。1988年的《建筑法》進一步將建筑施工企業的勞務層與管理層分離；隨著戶籍制度的松動，農村富余勞動力流入城市，逐步替代了原有城市居民從事的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等工作，城市居民便逐漸退出了建筑業工人工作隊伍。到了2000年，建筑業工人基本為農民工組成，各地顯示建筑業從業人員中絕大部分來自農村。鄉緣、地緣關系引介更多來自農村的勞動力，建筑業也逐漸形成了勞務分包制度，勞務公司將工程項目承接，轉包給包工頭，包工頭轉包給小組長，小組長將勞務轉包給夫妻工等等形式，最多的分包層級有時候達到十幾級。即建筑公司承辦工程之后，層層向下分包給大小規模不一的包工隊，由包工頭招募、組織、分配建筑工人進行勞動。1.3高工作強度、強高流動性與風險四伏的建筑業生產特征。高工資強度。課題通過江西省尋烏縣、贛州、石城、南昌等多個工地的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了解到，當前工地建筑行業的勞動強度非常高，每周工作時間在60個小時及以上；工地的高勞動強度是“趕工游戲”下的結果，即根據工作量和工程進度給付工資，工人因此自我逐利，不斷超額甚至超負荷完成工作量，以盡可能爭取更高工資。工地工期和戶外天氣條件下，往往嚴寒酷暑中，他們揮灑血汗，深夜勞作。強流動性。城市中的住宅小區、商業大廈、寫字樓、公園、體育運動場等每一個項目均有其特定的物流坐標位置，一個項目的完成，生產場所將流動至下一個地點的建筑物建造中，流動發生在不同城區、城市、甚至是不同省份，全國各地?！皼]有哪個工作像我們這樣，到處跑，沒個固定的點兒”，工人描述語言中的強流動性。城鄉二元的歷史體制，造就了農民工這樣雙重身份屬性和流動的歸屬感，加上勞動場所的強流動性，更深化了建筑業工人的“漂泊”感。風險四伏的勞動場所。工地高分貝的機械聲兒、材料攪拌聲兒，泥沙粉塵飛揚，觸電、割傷、踩釘、高空作業等包含多種危險因素和風險傷害，“工地上大大小小的工傷都是很經常發生的事情，踩釘、釘模板都好容易傷到”，遍布工地的各種黃色警醒標志和安全提示標志，揭示建筑工地勞動場所的高風險性。

2建筑業流動人口的生活圖景

2.1平均工資水平實際不高，且工資分化差異明顯。一些媒體曾報道，建筑業工人日工資400至500元，“高薪”收入，而這些“高薪”的預設是以較高水平的日工資500元，按照30天計算，理論上月工資過萬元，然而，建筑業生產戶外勞作，受天氣、材料供應等各種因素限制，平均月出工時間在23至25天左右，其次除夏季7月和8月微薄的高溫補貼外，工資背后并沒有任何附加福利。和制造業相比，建筑業生產勞動環境差，平均工資水平實際更低。根據國家統計局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司數據顯示，2003年至2017年全國城鎮制造業和建筑業工資水平，制造業年平均工資持續建筑業年平均工資，具體見圖2.除此之外，建筑業群體內工資水平分化差異明顯，平均月工資收入小則相差數千元，包工頭、分包小組的平均月工資達萬余元；其次技術水平分化機制中，技術工與雜工工資收入差別明顯，雜工或小工工資150元，而技術工有些高達500元每月；性別分化機制，女工和男工的工資差別，小工中男工150元，女工100元左右；技術工中，女工的工資也低于男工，總體女性技術工人數量遠遠少于男性技術工人。2.2工作強度高，業余時間少。建筑業工人的工作時間很長，夏季有時甚至要在深夜趕工。建筑業生產特點，其生產時間和工作周期不固定，業余時間和閑暇時間偏少，且不固定。高勞動強度下，閑暇活動和業務活動則成了奢侈品，調查中工人紛紛表示“時間太少”、“沒精力”。緊密、高強度工作擠占了他們的生活，限制了他們結識朋友和進行閑暇活動的時間與空間。2.3社交網絡過窄，限制交友與擇偶范圍?！稗r民工”離開原居留地，原存的親緣和地緣關系難以作用，城市的社交網絡又相對狹窄，遠遠弱于城市居民。具體到建筑業農民工，因其工作性質，生活和工作的范圍局限以及不斷流動的項目與工程，更進一步限制了他們的社交圈。他們的交往對象往往限于工友或是老鄉，表現出非常強的同質性。在固有的社交圈進行交友、擇偶，對他們來說也是個很大的難題。建筑工地上女工數量少，且女工均是以夫妻工形式進入工地，極大限制了他們的交友與擇偶范圍。

3建筑業流動人口的需求層次

3.1工資支付與工廠體制的需求。建筑業勞務層層分包，具體項目上，不僅分包，工地呈現轉包、“掛靠經營”等現象，從工程發包到一線工人，最多分包級達十二級之多。因為利潤分配，和工程資金周轉等問題，各地對于分包、轉包、“掛靠經營”等持支持和默許太多。在廣泛的轉包與分包過程中，不同主體間的責任關系模糊，風險的層層轉嫁，利潤的層層分配，導致工地工資拖欠現象較為普遍。建筑業欠薪、討薪事件頻頻出現，這一狀況在國辦發〔2003〕94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切實解決建設領域拖欠工程款問題的通知》，各地對于拖欠工資問題重視和整頓，有所緩和。2019年中央和檢察機關對“惡意欠薪”等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等罪犯加大打擊力度，并將其作為服務保障“脫貧攻堅”的重要舉措，這一舉措從司法上切實維護廣大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這有利于建筑業工資支付的常規化建設與保障。在實際調查過程中，建筑業工人表示工資拖欠狀態有很大改善，且表達了工資支付周期不宜過長的需求，項目完工后，能及時領取工資的需求，及時領取有助于增強個人生活的獲得感。建筑業企業的生產特征，項目周期性，物理空間流動性，生產不確定性等特征，勞務層層轉包，工地上工人的“漂泊感”十足。雖然調查過程中，工地上不乏相對固定的包工隊，但多數包工隊隊員流動性大，且夫妻包工的和個體包工的趨勢日益增長。固定受雇于登記勞務公司的用工仍然少之又少，這種體制下，工人的相應社會福利與保障變得難以實現。在調查過程中，希望工地也采用工廠體制。工廠體制與現行的勞務層層轉包相比較，主要體現為以下優勢：員工隊伍的穩定性和固定性較強，用工規范性較強、在生產制度約束、安全保障、技能培養與提升、員工勞動福利與社會保障等。工廠體制有助于工會制度、福利和社會保障、培訓體制等規范與改善。3.2社會保障水平提升需求。建筑業高強度與高風險性行業，完善工人的社會保障制度是迫在眉睫且必要的。在本次江西省多個工地調查中發現，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低、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參保率低，甚至工傷保險與意外保險也嚴重不足。當前農民工的顧慮在于工傷、意外發生后的責任歸屬問題，以及個人的生活保障問題，雖然農村的基本養老保險和合作醫療參保，但保障水平十分有限。絕大多數工人提出了提升社會保障水平的需求。這一需求需要在層層分包的體制下明確追責制度，保障基本工資和工作待遇，加強政策的規范管理，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使建筑業農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有所保障；需要鼓勵勞動合同長效機制，規范企業管理用工合同，鼓勵企業與建筑業農民工建立長期的勞動關系，減少農民工的流動頻率，從而使建筑業農民工能夠在更穩定的工作環境中建立更廣更強的社交網絡。3.3培訓體系完善的需求。教育，是個體獲得向上流動機會的主要途徑。技能水平是建筑業工人工資的重要影響因素。根據實證調查結果顯示，技術和學歷是影響建筑業農民工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工地培訓體系的完善是建筑業工人的重大需求。對建筑業農民工的再教育，可以包括工作技能的培訓，學歷的提升，思想觀念的再教育等。因此，應當加強對建筑業農民工的職業技術培訓，幫助他們掌握工作技能，提高工作質量，改變重復和機械性勞動的工作性質，不斷提升工人的技能水平。成人學校和職業培訓學校也應當向農民工開放，通過設立自學考試制度，幫助農民工提升學歷水平，滿足他們的教育需求，從而獲得學歷資本，提升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其次在工地中提供具體的技能培訓、知識培訓是提升工人技能水平和職業素質的重要途徑。通過工地內和工地外的技能與知識教育，不斷完善培訓體系，滿足工人的培訓需求。3.4交友及擇偶的需求。建筑工地是男性高度集中的場域，女性從業人員極少，加上建筑業生產的高度流動性、高強度等，限制了農民工的交友和擇偶范圍。在調查過程中，大部分青年表達擴大交友和擇偶的需求，如聯誼、社交活動等開展形式。調查過程中同時還探索了建筑業農民工的擇偶期望與需求。社會交換理論所提出的擇偶婚配的目的是雙方自身所擁有資源的互換和共贏，而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建筑業農民工的擇偶期望已經不僅僅局限于傳統的物質層面的交換需求，他們對戀愛和婚姻的期望正在與城市的現代擇偶觀念靠攏，更多地集中在性格、共同的興趣愛好上，他們更期望能找到精神上、價值觀上的契合，情感上相互陪伴的配偶。更能解釋這個調查結果的是同類匹配理論所提出的，人們傾向于選擇與自己價值觀、教育程度相似的配偶。但另一方面，同類匹配理論中的地域鄰近性原則指出，地域相近的人們由于相似相近的文化背景、社區生活、工作地點，有著較低的交往成本，更有可能熟識和戀愛。同地域的建筑業農民工在客觀上是否更有可能結識并建立婚戀關系？調查結果顯示，在擇偶過程中，地域因素不再是主體考量的重要因素。便捷的交通、發達的通訊網絡使得地域之間的隔閡被縮小，“鄰近性”原則的影響力正在下降。在考慮婚配對象時，“本地人”或“同鄉”的因素已不再是必然因素了。在調查過程中發現，工地大齡未婚青年比例居高不下。建筑工人對于擴大交友和擇偶范圍，以及豐富交友和擇偶活動的需求較為強烈。一些大齡未婚青年提出，社區、企業的聯誼活動，工會活動等需要關心和照顧他們這個群體。

作者:魏丹 林堃 單位:1.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2.仰恩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