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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在對“9·11”事件的災難新聞報道中，比較中美主流媒體的報道，可以發現其中存在很多差異。這些差異實際上就是中西方媒介在新聞理論、傳播觀念、文化環境與運營機制等方面所構成的“媒介生態”的差異在現實新聞傳播實踐中的體現。

【關鍵詞】媒介生態；比較；災難新聞

2001年9月11日紐約發生針對美國的恐怖襲擊事件后，美國及西方各大媒體都在第一時間內做出了迅速全面的反應。相比較而言，中國主流媒體的報道則顯得冷靜、沉穩、謹慎。這種反差出現的原因，除了國家、民族、文化、地理、宗教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社會宏觀差異之外，也有中美主流媒體在新聞理論、傳播觀念、運營機制等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媒介生態”（mediaecology）差異。

所謂生態，它通常是指在一個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發展的系統之中，各種因素的相互關聯制約所達到的相對的平衡結構。借用生態學中有關“相互關聯制約”的機理和相關性的系統研究方法，我們可以將“媒介生態”界定為某一特定時代中媒介各構成要素之間、媒介之間、媒介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相互關聯制約而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的結構。媒介生態包含諸多因素，主要是一定時代的政治文化氛圍、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生活形態和媒介本身的屬性、話語立場、人文精神以及受眾方面的教育水平、文化境界、身份背景等等。

為了更好地研究中西媒介生態的差異，我們可以將媒介生態簡單地分解為價值取向、媒介性質定位、調控機制、文化心理4個小單元，把中西主流媒體對“9·11”事件的災難新聞報道作為樣本放在其中進行比較分析，“人們期待通過比較研究，認識新聞傳播的客觀規律，提高依照這種規律傳遞新聞的自覺性，同時又努力尋找中外新聞傳播運作中不同做法及特點，發現自己或對方的優點，堅持下去，或把人家好的做法拿過來，為我所用；看到自己或對方的缺陷，克服揚棄或引以為鑒?！雹?/p>

價值取向

新聞不是單純客觀的信息，它是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是傳播者的活動，必然包含著人的理性認知和主觀判斷，而這種認知和判斷又是以一定的價值觀為基礎的。價值觀中的價值是一個屬于哲學層面的普遍概念，是指客體對主體的某種有用性，或是對主體的需要所具有的積極意義。構成新聞價值的因素既包括信息（客體）本身所具有的屬性（如“五個W”），也包括傳播者（主體）的社會背景、知識體系、文化品位等個人因素，還包括媒體所代表或追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利益。同一客體（未經加工的原始信息）對不同主體（傳播者和媒體）的有用性是不一樣的，對不同主體的需要的積極意義也是不一樣的，因此中西媒體的價值取向必然也有各自的特點。

“9·11”恐怖襲擊這樣驚天動地的重大事件無論是對中國新聞傳媒還是西方新聞傳媒而言，無疑都具有極大的新聞價值。但是在認識災難新聞的“有用性”的價值取向上，中西卻有著不同的標準與尺度。美國新聞學教授比爾·伯尼博士認為：“對新聞媒介來說，最有市場價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災、火災、地震、謀殺、戰爭、行業糾紛以及死亡和傷害?！雹谖鞣綒v來重視災難新聞的報道，災難新聞幾乎涵蓋了西方新聞價值的所有要素：突發性、顯著性、異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涉及負面影響等等。西方傳媒對災難事件的報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準確，不僅不隱瞞負面的、悲劇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災難細節。在

“9·11”事件的現場直播中，美國的FOX、CNN等電視臺播放了逃難者從高達110層的世貿中心高樓上跳下逃生的鏡頭。這給所有電視觀眾的視覺沖擊和心靈震撼是前所未有的。西方傳媒“很懂得新聞作為一種商品所具有的價值”，③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發行量和收視（聽）率，獲得最大利潤，他們在進行災難新聞報道時，往往將“空前絕后”、“聳人聽聞”之類的現象和事件作為報道的重點，以此來沖擊和刺激受眾的感知神經。而“9·11”事件的現場直播如同一部好萊塢的災難恐怖大片，其所具有的受人關注程度正好符合西方傳媒這種追求“異乎尋常的感覺”的價值取向。而這種價值取向所帶來的過于血腥殘忍的報道有時也會超出受眾的心理承受能力，帶來巨大的負面效果。另一方面，西方傳媒也把追求社會效益作為其所標榜的社會責任，在突出“以事為本”的信息傳播的價值取向的前提下，也注重宣揚西方社會所認同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在恐怖襲擊發生后，許多媒體都報道了美國民眾晝夜排隊獻血，全體國會議員在關閉的國會山前齊唱《上帝保佑美國》，警察和消防隊員救援受難者和墜毀飛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斗以保護白宮等非常具有人情味和正面意義的報道。

相比較而言，中國新聞傳媒長期以來堅持“穩定壓倒一切”、“團結穩定鼓勁”的輿論導向原則，把正面報道作為新聞報道的主流。以災難新聞為代表的負面報道一般被視為不利于維護社會穩定、無益于鼓舞和激勵人們斗志和信心的新聞題材。題材內容上的特殊性導致了新聞報道中價值取向的特殊性。長期以來，中國災難新聞報道是以“人”為本位，強調一種道德教化的追求，即站在“人”如何與災難作斗爭的角度來充分肯定人的精神與力量的。現在隨著新聞改革的不斷深入，受新聞事業發展新形勢的要求、媒體部門觀念變更以及受眾需要的推動，負面報道包括災難新聞開始較多地出現在大眾媒體的視野中，并開始向以“事”為本位、追求信息層面意義的價值取向轉變，但這種“以人為本”的災難報道仍然在主流媒體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在一些對“人禍”的災難新聞報道中尤其如此。在中國目前的社會發展條件下，一些學者認為新聞除了新聞價值外，還具有政治價值、信息價值、文化價值和商品價值。新聞價值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④新聞報道的價值取向還要考慮其他價值尤其是政治價值（即宣傳價值）的要求。這個觀念在災難新聞的價值取向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媒介性質定位

在生態學研究中，生態學家用“鏈”這一概念形象地描述生態系統中的各要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彼此依存的關系。在媒介生態中，這種鏈式結構也是存在的。價值取向就直接影響著媒介對自身性質的定位。

20世紀初報業進入壟斷階段以后，新聞傳媒完全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成為資本主義企業。因此，西方媒體是以為投資者占領媒介市場、獲取最大利潤作為其基本價值取向的。在追求經濟意義的同時，媒體也將追求政治、社會、文化意義作為其價值取向的要素。從擔負的功能而言，西方媒體首先是一種以盈利為目的的經濟制度下的私營企業，必須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來運營；另一方面它還具有社會功能，“既有文化傳播、環境監視、社會調節、娛樂共享的作用，又參與社會制度的變革、社會組織的構成、社會經濟的運行等方面”的功能。由此而引申出西方媒體普遍將自己的性質定位于“超黨派的、大眾化的、獨立的（最大限度地擴大受眾群）社會公器（社會功能）”。⑤

這種定位直接反映到西方媒體的新聞報道活動之中。在“9·11”事件的災難新聞報道中，西方媒體一方面極盡追逐信息、報道動態和分析猜測之能事（即所謂的“深度報道+狗仔隊”），另一方面也注重對西方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保護和宣揚。這從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后，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支持美國在沒有任何有效證據的情況下打擊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

而中國的新聞媒體一直是把馬克思、列寧和等革命領袖的新聞理論作為其功能定位的基礎和出發點?！昂砩嗾摗痹谥袊恢碧幱诮^對主導地位。與此同時，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建立和新聞改革的深入發展，新聞的商品性逐漸為學術界所認同。因此，在這種現實環境之中，中國新聞媒體把自己的性質定位于“黨和人民的喉舌”，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并“在創造良好的社會效益的同時創造良好的經濟效益”。

在對“9·11”事件的報道上，中國的主流媒體一方面很節制地進行重要的動態新聞和事態發展的報道，另一方面及時報道我國家領導人及外交部發言人就此事的表態（江主席致電布問、朱邦造的簡短講話、對駐美中資機構和學生等深表關心等）。中國主流媒體保持了其在災難新聞報道中一貫的沉穩和謹慎，不炒作，不渲染，也沒有某些西方媒體不負責任的對事實真相、傷亡人數的猜測性報道。（西方媒體曾估計世貿中心的傷亡人數在5萬左右，后來的調查表明這個數字被大大夸大了。）同時，中國主流媒體還對美國招致恐怖襲擊的深層次原因作了一些分析報道。中新社記者徐德金9月11日發回的《“9·11”：悲慘美國》中談到：“經過此役，該是美國重新認真審視自身的時候，尤其是要反思它的全球戰略了。”中國主流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代表著中國政府在世界上的形象，其反應的謹慎沉穩也是理所當然的。中國新聞媒體在報道這種重大事件時，經常要把自身擺到國家政治經濟外交利益博弈的大棋局之中，這是中國新聞媒體性質的定位所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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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控機制

媒介性質定位也影響到調控機制。良好、有效、適當的調控能使新聞傳媒成為社會的“減壓閥”。任何國家對新聞傳媒的調控都從未放松過，但中外在調控機制上也有相當的差異。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的新聞法制比較完備，因此其調控機制都是以法律調控為主。但其政府調控的影響有越來越大的趨勢。從這次“9·11”事件的災難新聞報道可以看到，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加入了只發出一種聲音的“大合唱”。美國政府的調控手段是非常成功的。雖然政府和政黨難以直接操縱媒體，但政府可以運用多種手段對新聞傳播的若干環節施加影響，對不符合其政治利益的媒體施加壓力。政府擁有龐大的公關網絡，能夠控制公務信息，并通過新聞會等形式控制信息的流動。美國在這次對“9·11”事件的報道中的表現使人對其標榜的新聞自由有了新的認識。10月1日美國政府所屬的美國之音電臺臺長惠特沃恩以及國際廣播局局長被撤銷職務，原因是美國之音不顧美國國務院官員警告，于較早前播出了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領袖奧馬爾的專訪。我們再看看美國政府對大眾傳媒的控制，同樣可以說明問題。據美國《紐約時報》9月28日披露，自從9月11日之后，已有多名媒體從業人員因批評布什總統或發表不同意見而遭到白宮或國務院發言人批評，在官方壓力之下，有的記者甚至因此丟了飯碗。

中國長期以來形成了（中國共產黨）黨委主管新聞傳媒的調控機制，主要是由中共中央及通過一系列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指示實施統一的新聞傳媒調控。對“9·11”恐怖襲擊這樣的重大事件，中國各大媒體在進行必須的動態報道之外一般都把目光投向中國政府的反應、中資機構和有關在美人員傷亡情況等等，其所表現出的冷靜與沉穩明顯是按照制定的統一方針和口徑來客觀適度地進行報道的結果。這種調控機制對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維護社會穩定，防止濫用新聞自由，防止傳媒運作陷入無政府狀態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有時正常的信息流動也受到影響。隨著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不斷發展，這種調控機制有望在法制的軌道上更加完善和有效。

文化環境

生態系統都與其所處的外部環境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系，媒介生態亦是如此，其外部環境一般由一定時代的國家利益、社會制度、社會心理、文化環境等構成。而其中的文化環境又是最具有延續性和相對穩定性的因素。這里著重對媒介生態的文化環境進行考察。

2001年9月11日，總編輯史蒂夫·福布斯在《福布斯》雜志10月號的社論中寫道：“這起針對美利堅合眾國的恐怖事件是對西方文明價值觀和準則的全面進攻?！彼^的西方文明價值觀，就是以“天賦人權”和自由平等思想為基礎的“個人本位”的價值觀，注重個體獨立、個性自由、個人權利和個人存在。同時，古希臘“酒神”文化中的悲劇精神和《圣經》宗教文化中的“贖罪”思想對西方文化的影響也是非常深遠的。美國總統布什9月20日在國會發表的電視講話就充分體現了這種文化心理：

“我們在救援人員的頑強和不知疲倦的工作中看到了美國人民的這種精神；我們看到了飄揚的旗幟、燃燒的燭光、獻血的民眾以及祈禱中的人們，無論他們是用英語、希伯來語還是阿拉伯語在為美國祈禱。我們看到了民眾相互關愛，無私捐助，他們把陌生人的悲痛當成自己的痛苦。”

在西方媒體的災難新聞報道中更能看到這種文化心理的折射。西方傳媒的報道注重仔細描摹事實，字里行間充滿了恐懼、絕望和憐憫。西方災難新聞注重表現災難到來的慘劇、遇難家屬的痛苦、悲劇發生的處境和進行斗爭的勇氣，使受眾正視現實社會的負面，自覺接受災難的挑戰，在奮斗與超越的過程中體會人生的價值。

中國的文化傳統建立了一整套完備的倫理道德體系。這種道德精神所帶來的價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諧”，就是把兩個對立、具有很大差異甚至截然相反的事物融合或協調起來，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這種“和合”精神的具體表現就是追求團圓、完滿、平和。在這種文化環境中，具有強烈沖突性、刺激性和不確定性的災難自然會被視為影響社會安定團結的“不穩定因素”；災難新聞報道也不符合中國主流媒體長期以來一以貫之的“團結穩定鼓勁”的正面宣傳方針，這也是與中國受眾的傳統心理承受能力有很大聯系的。而在政治文化心理方面，中國長期奉行“家國同構”的政治規范，這種文化傳統“使傳媒習慣于用同一的視角關注同一重大問題，對國之重要便是對家之重要，政治意義之重大便是新聞價值之重大”⑥。因此面對同樣性質的災難事件，中國媒體的報道極少出現災難現場的描摹以及對災難本身的注視，極少突出毀滅感、死亡感和絕望感，而代之以人民群眾與災難斗爭的樂觀精神以及抗災救災的英雄氣概，并以此來凝聚公眾注意力，團結人民群眾的斗爭精神。1998年的抗洪報道就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結語

從上可知盡管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下，中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傳媒的話語范式有共通同化的趨勢，但中美之間媒介生態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差異。從中美媒體對“9·11”事件災難新聞報道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兩者在報道中的差異實際上是媒介生態的差異在新聞傳播實踐中的反映。

媒介生態如自然生態一樣是一個開放運動的、流變不居的系統，每時每刻都在吐故納新，使自身能進一步適合社會的發展。面對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傳媒的相互滲透和“親密接觸”，我們一方面要注重媒介生態保護，抵制文化帝國主義的侵入，保護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傳統，防止媒介資源的“水土流失”；另一方面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氣魄進入全球媒介大環境之中，汲取富于時代精神、代表人類先進文化、具有生命力的媒介因素，融各家之所長，為中國的媒介發展開拓更為廣闊的空間。

注釋：

①童兵主編：《中西新聞比較論綱》，新華出版社，1999年，前言第5頁。

②張威：《中西比較：正面報道與負面報道》，《國際新聞界》，1999年第1期。

③童兵主編：《中西新聞比較論綱》，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131頁。

④童兵主編：《中西新聞比較論綱》，新華出版社，1999年，第342頁。

⑤徐耀魁主編：《西方新聞理論評析》，新華出版社，1998年，第70頁。

⑥張卓：《搜索傳統走向溝通——從中國新聞獎和普利策新聞獎看中西傳媒價值取向和文化選擇》，《國際新聞界》，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