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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在華外報傳教士報刊商業性外報政治性外報

[摘要]：中國近代的報刊是在外國傳教士和外國商人的辦報風潮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許多早期外國人報紙對以后的辦報理念和業務發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及后來的《萬國公報》等。許多外報在后來的中國近代報刊發展史中都占據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動了國人辦報的開展，如《申報》、《新聞報》、《字林西報》等。本文嘗試從前人研究資料的基礎上，橫向考察外報的報紙形態、宗旨定位乃至新聞專業主義等問題。大致思路是理出脈絡，并做簡單之比較。更多的具體問題，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國人在華報紙是近代中國報業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伴隨封建清王朝國門被動開放和中國社會半殖民地過程的一個重要現象。外國人在華報刊（外報）活動始自《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創辦，19世紀50年代后“漸行于中土”；1872年《申報》創辦，外報發展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同時傳教士報紙、商業報紙、純粹辦給外國人看的外文報紙也并行不悖的發展著，共同演繹出近代中國報刊的一段特殊時期。

我們將20世紀前的外報區分為傳教士報刊、商業報刊和政治性報刊，這是就某一類型外報的總體報紙定位而論。通過這樣的劃分，我們希望能夠管窺外報的發展脈絡，并適當結合同時期西方報刊發展做新聞專業主義和理念簡單的對比。

作為一種廣泛社會過程的大眾傳播，媒介是一種關系的中介。與社會以及文化問題相關的一個中心前提是：媒介機構從本質上是有關最廣義的知識的制作和傳播。[1]近代中國“最廣義的知識”對于當時的先知先覺的中國人而言就是“師夷長技以制夷”，這種思想在外報對后來中國人的辦報經歷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時期西方新聞事業正在進行著里程碑式的發展，新聞作為一個職業其合法性正不斷建構，新聞專業主義也成為當時西方新聞工作者建構和探索的中心話題。借鑒這一時期在華外國人所辦報紙的三種形態，或可得一二媒介社會功能觀的新認識。

傳教士報刊

談傳教士報紙，自然從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談起。《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5日創辦于馬六甲，是中國歷史上出現的第一份近代化報紙，其創刊揭開了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第一頁。該報是一份宗教宣傳性質報紙，辦刊宗旨乃以“闡發基督教義為根本要務。”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從報紙形態上看是這樣一份報紙：封面：“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左下角印有：“博愛者纂”。右有：“子曰多聞則其善者而從之”，時間標識：“嘉慶丙子年全卷”。可見，《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有神學色彩的同時，也頗注意中國受眾的本土化語境。[2]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從傳媒分眾的層面來界定刊載內容，稱：“看書者之中，有各種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達智昏皆有，隨人之能曉，隨教之以道，故察世俗書，必載道理各等也”[3]這種按受眾層次區別對待的受眾觀在當時無疑是為了適應傳教之需要的，但從媒介經營的角度來說也是很有遠見的做法。然而從當時中國的媒介生態環境來看，讀書人迷于科舉，而普通“老少愚達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讀報的需求的。這顯而易見制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華的發展。事實上從后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在華傳播的途徑和作用來看，除了早期傳教功能外，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范圍是有限的。

對于時事政治問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前五卷概未涉及，連米憐自己也認為是一大缺陷，但將這一缺陷歸諸當時條件的限制，聲稱并非其辦刊本意。[4]然而，該報畢竟還是清楚意識到了自己這一缺陷。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紹世界各國概括，及至月食報道等內容。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報紙內容可見，主持人對媒介的定位是明確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擴展報紙之所及。

如果說《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近代傳教士報紙的先驅者，《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無疑是傳教士報紙精神傳承和轉變過程的一份重要報紙。《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8月1日創辦于廣州，為中國境內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從報紙主持人來看，其辦報動機已經在早期傳教士報刊的基礎上進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轉變了。傳辦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講北方官話及閩粵方言，還十分了解中國傳統文化與習俗，曾3次乘船到中國沿海口岸探聽軍事情報，收集政治、經濟方面的信息，也曾參與走私鴉片等活動。他在航海日記中說：‘我誠懇地期望，應該采取某些更為有效的措施，以打開和中國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盡微力，為推進這一事業做些有益的工作，將感到莫大榮幸。’”[5]

這樣一位報紙主持人，不難想象其傳辦報刊的目的已不是單純的傳教士辦報傳教。但是限于當時的媒介生態環境，傳教士報紙市場有限，也很難跳出傳教這個圈子（盡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顯的傾向性的，其所傳之“教”也非單純之“天主教”）。客觀上，這份報紙由于從報紙的內容到宣傳都更好的適應了中國人的習慣和口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較之《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是巨大的。尤其是報紙定位，已經不是早期單純的宣傳品。《東西洋考》明確將自己歸屬新聞紙，辟有“新聞”專欄，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載《新聞紙略論》。[6]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在形式上繼承了《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如其創刊號上印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左下角注有“愛漢者纂”等等。但內容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已經更加注重時事新聞，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載解釋教義的專文，言論主要用來宣傳中外人士之間的行為準則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是傳教士報刊向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報刊的過渡，對后來的商業性報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頗為巧合的是，此時的西方社會，1833年9月3日《紐約太陽報》創刊。開啟了美國便士報的新時代。便士報不僅僅在其后西方新聞活動中充當了主角，還深深影響了西方新聞界的辦報理念和實踐。創辦人本杰明•戴（BenjaminH.Day）這樣表述其報紙宗旨：“本報的目的是刊載每天所有的新聞，并以每個人可以承受的價格，使報紙置于公眾之前。同時，也為廣告提供一種有利的媒介（Bleyer,W.G.,1927,158）.”[7]對比可見，彼時中國的新聞傳播受制于當時的媒介生態環境，發展已遠遠落后西方社會。

這一時期（1815年-1839年）的傳教士報刊主要還有《特選撮要每月紀傳》、《天下新聞》、《依涇雜說》、《各國消息》等。他們在內容上基本都還是停留在傳教上，這里不做詳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紀50年代后香港出現的《遐邇貫珍》。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份中文報紙，也開我國中文報刊鉛印之首。雖然《遐邇貫珍》是傳教士麥都思依靠馬禮遜教育會、英華書院創辦，但其實際上已經是一份新聞為主的刊物了。其創刊《序言》上云：“‘中國除邸抄載上諭奏折，僅得朝廷活動大略外，向無日報之類。’、‘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輯貫珍一帙，誠為善舉。其內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國之美行，亦可達之于我邦，俾兩家日臻于洽習，中外均得其裨也。’”[8]由之可見，該報重視通內外，后來國人王韜“達內事于外”、“通外情于內”；鄭觀應“欲通之達之，則莫如廣設日報矣”或由之受啟發。

有學者認為，《遐邇貫珍》暴露了西方‘炮艦’加‘布道’的殖民取向。[9]固然是深刻的見解，不過從其辦刊形式和內容上來看的話，也的確更加側重了對新聞信息的傳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當前時事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既有報道中國和中外關系的新聞也有反映歐美、日本和東南亞的新聞。《遐邇貫珍》的政治傾向，無疑是站在英國殖民主義的立場上的，但在報道中國內部消息時，因其不必顧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較客觀、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實面貌。[10]純粹從辦報的角度來論的話是很大的進步和發展。

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又出現了一份對中國近代報業和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報紙，即《萬國公報》。該報是一份基督教報紙，林樂知（YoungJohnAllen）創辦并主編。《萬國公報》的評論是其區別于前述傳教士報刊的一個顯著特色。

《萬國公報》以犀利的政論，站在西方立場上，為晚清政治變革提供了新思維；對報刊本身軌跡及一些報刊理論作探索。《萬國公報》辦報的目光、視野具有職業理念。[11]尤其突出的是該報在傳教的同時，對英美報學進行研究。“泰西諸國人民率皆嗜閱新聞紙，如飲食，殆不可一日缺。”“考英美新聞紙之不同處，即英報重于論辯、義理，美報專于搜羅新聞。”對報刊史進行探索的意義或許可能更多的影響到了該報具體的辦報上。

總體上說，傳教士在華報刊開啟了中國報刊的新時代。傳教士報紙客觀上是為傳教服務的，但其為國人帶來的“通內外”之作用對早期國人辦報和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從以后的改良派、維新派辦報經歷來看，無不受到傳教士報刊宣傳思想的影響。

商業性外報

以《北華捷報》、《字林西報》、《上海新報》、《申報》、《新聞報》為代表的外報顯示了另外一類報紙形態，即以商業信息流通和盈利為目的商業性報紙。

《北華捷報》1850年8月3日于上海創刊。創辦人為英國商人亨利•奚安門（HenryShearman），字林洋行發行，該報無論從報紙主持人，發行單位都已經大大不同于傳教士報紙，因而也表現出其商業性報紙的特色。報紙從政治上代表英國在華商人的利益，由于被英國駐滬領事館指定為公署文告機關，得到優先刊載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機構工部局的文告和付費廣告的特權，因而有“英國官報”（OfficialBritishOrgan）的稱號。

《北華捷報》的歷史意義更在于該報孕育了近代中國歷史最長、影響最大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

《字林西報》脫胎于《北華捷報》的星期增刊《每日航運與商業新聞》，該報尤其重視加強新聞報道工作，還獲得了獨享刊登英國路透社電訊的特權。為此，《文匯報》（J.D.Clark）還因公開轉載《字林西報》刊登的路透電訊而打了場版權官司。

繼這之后，《上海新報》創刊，該報是以北華捷報館為主體的字林洋行創辦出版的周刊。其編輯方針曰：“大凡商賈貿易，貴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報，所有一切國政軍情，世俗利弊，生意價值，船貨往來，無所不載。”[12]該報自1870年3月24日在國內率先為每條新聞擬簡明標題，是一項對后來報紙業務進步具有重要影響的舉措。《上海新報》后來在與《申報》的競爭中失敗，由此亦可窺商業性報紙的商業競爭意識。

值得重點評述的是《申報》和《新聞報》。

《申報》創辦于1872年4月30日，創辦人美查（ErnestMajor）直言其辦報就是為了賺錢。如果說前述商業性報紙與殖民主義開拓尚有關聯的話，到美查的《申報》已經完全是為金錢而辦。美查于1889年將所經營事業改組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報紙也由外國獨資變為外資控股，中外合資，其商業性運作已接近同時期西方新聞事業的經營。

《新聞報》1893年3月17日創辦，雖晚于《申報》，卻后繼勃發，一創刊就同《申報》打價格仗。很快就在上海站穩了腳跟，成為僅次于《申報》的第二大報。從兩報的競爭可以看出彼此追求利潤至上的宗旨。

《申報》的經營和管理大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時期的傳教士和政治性報紙的。它奠定了近代中國商業報紙的基本模式。其創刊號所登《發刊辭》、《本館條例》、《申江新報緣起》宣稱：“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13]其所謂“可驚可愕可喜之事”或可作為《申報》對新聞價值的一種認識和探索。

《申報》對戰事的報道非常重視真實性原則。無論是朝鮮政變、中法戰爭等，無不嘗試親身采訪、現場報道。同時期西方新聞界倡導的客觀性原則在其報道中亦有所體現。對“楊乃武與小白菜”的連續報道或可作為《申報》無意中的一次新聞議程設置。

此外，《申報》報道大量社會新聞，以吸引讀者；號外以追求時效；連載旅行通訊以豐富內容；刊登照片以美化版面；重視言論和副刊以形成特色。這些具體的新聞業務為商業性報紙的經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模式，為我國報紙的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申報館的經營思想亦是一個值得比照的方面。申報館除了出版《申報》，自辦發行，創辦了一批其他出版事業。比較突出的有各類期刊的經營，如《瀛寰瑣記》、《點石齋畫報》等。申報館還兼營書籍出版。其1888年出版的《古今圖書集成》有“康熙百科全書美查版”之美稱。

廣告成為《申報》經營的重點。在《招刊告白引》（1872年5月7日）中如此云：“嘗游通都大邑，見中國一城一邑，一歲一市之中，有懷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無由遍訴者……西人之為民下者亦嘗患此久矣，思夫善其術以出之。蓋有新聞紙出，而民之情不至擁于上聞矣。”[14]從其中可見，申報館的廣告思想多受西方思想影響。其對“新聞紙”廣告功能的認識頗具有遠見。

這一時期的商業性報刊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從傳播思想來講可能不如傳教士報刊明顯，但是其對中國報業和社會的發展作用卻是巨大的。因為商業性報刊的存在，國人充分認識到新聞紙可謀利、可廣耳目、可易風俗，商業性報刊的創辦也在這之后開始孕育并漸漸發展了起來。宗教性報刊對中國新聞事業的影響是有限的，商業性報刊卻是刺激近代報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性外報

政治性不可避免的在傳教士報刊和商業性報刊中有所體現，這是由傳播者的自身階級性質所決定的。然而，在近代中國報業史上的外報中有這么一股力量，它們是純粹的政黨報紙，如果溯源的話，或者是西方政黨報紙在中國的特殊產物。這里擇其代表性報紙略述。

1822年9月12日，《蜜蜂華報》（AAbelhadaChina）在澳門創辦，這也是中國第一份外文報紙。但實際上，這份報紙與中國僅僅是從地域上建立了聯系。報紙的創辦人是葡萄牙立憲黨派人士，報紙是為了宣傳立憲黨派在澳門的政治主張而創辦的。此后，在澳門又創辦了《澳門報》（GazetadeMacao）、《澳門鈔報》（AChronicadeMacao）等8份葡文報刊。

這些報刊，多報道本國事務，從受眾定位上即不是面對中國受眾的，因而也無關宏旨。不過鴉片戰爭爆發后，這些葡文報刊一般都持中立態度，甚至有少數持親華立場，是值得聯系當時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方向。

《中國叢報》（ChineseRepository，一譯《中國文庫》）是一份同中國聯系緊密的政治性報紙。該報創刊于1832年5月31日，英文月刊。雖然該報是由美國傳教士裨治文所創辦并主編，但其政治性遠大于宗教性，我們認為其更是一份政治性報刊而非宗教報刊。該報以提供“有關中國及其鄰邦最可靠、最有價值的情報”為宗旨，其內容“多為英人在華的商務報告，對于中國文字及華人生活有極精密之研究”，[15]該報鼓吹對中國采取強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華，政治性昭然若揭。

政治性報紙對中國人的辦報影響甚微。對先知先覺的中國人林則徐、魏源等也僅起了解外情的作用。但是政治性報紙卻在近代中國社會扮演了重要角色，為殖民侵略進行了向導，對政治性報紙的媒介功能不能小覷。但同時我們也應辯證的看待這一媒介形態及其功能，正如我們歷史地評價鴉片戰爭一樣。“大眾媒介是形成新型凝聚力的潛在力量，能夠把同一國家、城市或地方的分散個體聯合起來。……如何詮釋媒介影響常常取決于一個觀察者對現代社會的態度和他們的社會觀中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的程度。20世紀早期既是（或可能正因為是）民族主義、革命和社會沖突最為顯著的時代，同時也是思想進步、民主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時代。”[16]將媒介置于能顯示其前后聯系的語境中考量，這對我們評價政治性外報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有所啟發的。

三股力量的交織

孤立地看待報紙的形態是狹隘的，而不將報紙的形態做一具體的細分也不利于我們區分對待不同產生背景下的報紙和同一背景下不同語境下的報紙。我們認為在分析在華外報及其影響時不應該一概而論。本文即是對此的一個簡單梳理和評述。

外國人在華報紙對中國近代社會的影響是巨大的，它開啟了中國近代報刊的第一頁。但同時它也是適應近代中國社會以及當時的國際形勢而產生的。如果說傳播的局限性導致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割裂，是否這種割裂又孕育了外國人在華報刊的不同形態？

從新聞專業主義的角度來論，早期在華外報的三股力量交織或許對近代“有中國特色的”新聞專業意識也有一定的影響。正如西方便士報使得獨立報業形成，早期商業性外報是否也在新聞活動過程中不自覺地促成了中國獨立報業的形成？而早期傳教士報紙的宣傳策略（我們知道王韜等早期報人都有在傳教士外報中工作的經歷）是否亦對形成中國的政黨報刊及其政論風格有一定的影響？或者是中國人介入傳教士外報的創辦（梁發、王韜等等）而形成了傳教士報刊的宣傳風格？此外，這種影響又是如何顯現的？除了傳教士報刊，政治性的外報對梁啟超等人的辦報活動是否也有所啟發和影響？

無論如何，這三股力量彼此是相互聯系，共生于當時的中國社會的。對其彼此間這種共生和相互影響（或者一定程度的彼此隔離？）的關系的探究，或許需要我們更多的從媒介的功能和作用角度去考察，并將這種媒介功能置于能顯示其前后聯系的大的社會背景和特殊語境下。

理清這三股力量的關系或許對近代中國報業專業主義之肇啟有所啟迪。如果我們把對這三股力量的研究作為對在華外報傳播者的研究的話，或許可以借用黃旦先生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的一段深刻見解：

也許，正是這種持續不斷地（對新聞專業主義的——筆者注）建構和消解，才使得有關大眾傳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這一點，不僅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分析西方的媒介組織，而且對如何研究我們的傳播者也不無啟示。[17]

[注釋]

[1]《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第四版），丹尼斯•麥奎爾，清華大學出版社，第54頁。

[2]《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王天根，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第58頁。

[3]《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張之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77頁。

[4]《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2頁。

[5]《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5頁。

[6]《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王天根，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第73頁。

[7]轉引自《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黃旦，復旦大學出版社，第20頁。

[8]《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5頁。

[9]《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王天根，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第79頁。

[10]《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5頁。

[11]《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王天根，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第107頁。

[12]《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39頁。

[13]《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50頁。

[14]摘引自《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第二版），黃瑚，復旦大學出版社，第54頁。

[15]《中國報學史》，戈公振，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頁。

[16]《麥奎爾大眾傳播理論》（第四版），丹尼斯•麥奎爾，清華大學出版社，第33頁。

[17]《傳者圖像：新聞專業主義的建構與消解》，黃旦，復旦大學出版社，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