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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計算傳播學在我國的興起和網絡傳播的日益復雜化，社會網絡分析在傳播學中的應用也逐漸豐富。目前，社會網絡分析在新媒體傳播、國際傳播、政治傳播、復雜網絡、網絡輿情、社會資本等傳播學維度中都有著廣泛應用。總體來看，社會網絡分析在我國傳播學的應用呈現出研究領域較為集中、研究同質化相對明顯、語義研究比重增長等顯著特征。

【關鍵詞】社會網絡分析；傳播學研究；復雜網絡；社會資本；語義研究

社會網絡分析是強調關系內涵、網絡結構、個人位置等因素對社會現象解釋的研究[1]，廣泛應用于社會關系、人際關系以及信息傳播等研究領域之中。賓夕法尼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的著名學者克里彭多夫曾言：“大多數傳播學研究方法都來自其他學科。實驗法源于心理學，調查法來自民意研究……內容分析和傳播網絡分析是僅有的兩項原生于傳播學領域的研究方法?！盵2]此種論斷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也反映出二者之間的深厚淵源。從作為規范的科學來看，網絡分析起始于20世紀30年代關于人際關系模式和“派系”生成的研究。到20世紀60年代，哈佛大學的哈里森•懷特小組將前人在各學科領域關于網絡分析的研究成果鍛造融合，誕生了當代社會網絡分析法。社會網絡分析先后在社會學、政治學、傳播學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近年來，媒介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網絡信息呈指數級增長，網絡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群體之間的關系日益復雜。在此背景下，社會網絡分析引起了越來越多傳播學者的重視。本文對社會網絡分析在我國傳播學研究中的應用進行梳理，一方面是對近年來我國該領域研究的總結，另一方面也旨在為學界今后的相關研究提供更多的啟發和思路。

一、研究傳統

早在20世紀30年代，傳播學四大奠基人之一的庫爾特•勒溫就將社會網絡分析應用到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之中。20世紀中葉，拉扎斯菲爾德和默頓對于社會選擇的研究指出了人們通過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價值觀的相似性構成的社會網絡，同時解釋了由身份、價值觀造成的社會網絡同質性現象，發表了大眾傳播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人民的選擇》。拉扎斯菲爾德的學生卡茨在《人民的選擇》基礎上進一步驗證兩級傳播理論，并開始關注人際關系在選舉等社會行為中的作用，這種論調和同一時期的羅杰斯的著作《創新的擴散》在思路上非常類似。羅杰斯從個體所處網絡位置的差異性角度指出了處于社會網絡中不同位置的個體具有不同的傳播效果，該研究奠定了社會網絡分析廣泛應用于信息擴散和組織傳播的傳統。社會網絡分析的中層理論也在不斷豐富。1967年米爾格萊姆“六度分隔理論”掀起了傳播學者對社會網絡傳播中弱聯系的研究浪潮。格蘭諾維特通過市場中的求職現象觀察社會網絡結構，并分別于1973年和1985年提出了“弱連接優勢理論”和“鑲嵌理論”。近30年來，隨著社會資本進入到傳播學者的視野，傳播學者也開始了傳播學中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探究。2011年我國傳播學開始引入社會網絡分析。祝建華在2014年按照傳播學5W的順序逐一介紹了運用計算方法研究傳播學現象的經典案例，這篇研究被認為是我國開始計算傳播學研究的標志性事件[3]。2015年，楊春華提出了我國社會網絡分析研究比國外起步晚、領域狹窄、創新性不足等諸多問題[4]。2019年龐云黠指出目前我國傳播學研究表現出了對“關系”研究的極大興趣，而忽略了“屬性”研究，“關系”變量與“屬性”變量的結合是該領域研究未來的方向[5]。

二、社會網絡分析在我國傳播學中的研究現狀

參照傳播學者吳飛、丁志遠對傳播學研究維度的劃分[6]，社會網絡分析在傳播學研究中的運用主要集中于新媒體傳播、國際傳播、政治傳播、健康傳播等領域。除此之外，社會網絡分析在復雜網絡、網絡輿情、社會資本等相關領域也得到了廣泛應用。（一）社會網絡分析在新媒體傳播中的應用。社會網絡分析的應用對象多集中在微信、微博、Twitter等社交媒體，主要議題包括社交媒體中信息的流動與傳播、社交媒體對人際關系的塑造及影響、社交媒體上輿論和謠言的擴散等。社交媒體的網絡結構均具有立體、復雜和多元的特點[7]。在社交平臺上少數的參與者貢獻了絕大多數的討論量[8]，線上社交關系影響了線下社會資本的獲取。在信息傳播過程中，意見領袖在子群間溝通傳播中占據關鍵位置[9]，意見領袖之間、意見領袖與其他用戶之間構成復雜網絡，并通過互動塑造社交媒體中的輿論[10]。社交媒體構建的社會網絡中還存在強連接和弱連接并存的局面。網民對于來自不同社交媒體的消息信任程度不同，不同渠道獲取的網絡消息對線下行為的影響程度也具有差異性[11]。在復雜且多元的傳播結構和模式中，網民的行為往往與其所處的社會網絡結構相關，網絡中其他人的舉動對網民行為和認知均會造成不同影響。另一方面，社交媒體用戶之間由于液態的自組織關系，具有平時聯系松散、危機時具有較強凝聚力的特點[12]。在社交媒體的虛擬環境下，政治經濟地位不同的人擁有著相對平等的發言權，一旦遭遇“危機事件”，社交媒體網民都表現出很強的凝聚力。（二）社會網絡分析在國際傳播和政治傳播中的應用。在國際傳播中，我國國際話語權目前處于持續提升狀態，正在打破西方媒體對世界話語權的壟斷，但是固有的權力關系仍然沒有被突破，西方國家媒體依然處于國際傳播網絡的中心位置[13]，而中國則處于連接中心與邊緣的中介地位。通過分析我國與第三世界國家新聞互引的網絡狀況，發現并未形成以我國為中心的發展中國家子群[14]。此外，在國際傳播中同一國家和地區的媒體更容易發生聯系，國家、地緣等要素依舊有力地左右著傳播關系。社會網絡分析還應用在國際政治傳播研究中，包括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國外涉華輿情研究，國際政治人物在社交網絡中的影響力研究等。（三）社會網絡分析在復雜網絡研究中的應用。電子科技大學周濤教授關于復雜網絡演化的研究分析了疾病、信息和行為在復雜網絡中共同演化的傳播學熱點議題，雖然研究框架或有不同，但是其中以網絡視角分析社會現象的思路與傳播學研究中的社會網絡分析是一致的。預測和控制社會網絡中信息傳播的態勢是社會網絡研究中的重點議題。早在1973年，格蘭諾維特就提出通過“弱連接”的信息能夠在社會中傳播得更快[15]，但是在同一網絡中阻止艾滋病傳播中，“弱連接”卻失效了[16]。這說明影響傳播效果不僅包括單一個體所受的社會強化，還包括信息在社會傳播過程中由于各種行為相互影響帶來的共同進化。因此，在流行病、健康防護知識的傳播研究中，就不僅要闡述連接強度、位置等網絡結構對健康信息擴散與行動者行為改變的影響[17]，還應該從行動者的角度，探索在復雜網絡中行動者行為的相互演化。在群體性事件演化過程的實驗中，研究發現具有小世界特性的社會網絡更容易形成群體性事件[18]。在國外媒體對華輿情極化的研究中，反對者和中立者的內部聯系緊密，信息傳播速度快，而支持者群體與反對者群體互斥嚴重，這被認為是造成網絡輿情極化的重要基礎[19]。此外，意見領袖在群體中的控制力也不如想象般強大，甚至會被個體的意見裹挾。在整個社會網絡的輿情傳播過程中，每一種傳播行為的抑制或協同作用都可能會對另一種傳播行為造成影響[20]。（四）社會網絡分析在社會資本研究中的應用。社會資本從誕生之初就與社會網絡密不可分，我國新聞傳播領域對社會資本的研究基本沿襲法國學者布迪厄的研究路數。隨著布迪厄場域理論被引入新聞傳播領域，研究者將研究目光投射到新聞場域中社會、媒體、公眾、記者、編輯等各方勢力對新聞生產的影響上來。布迪厄視角下的新聞傳播研究一方面體現了研究需立足于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充分論證了新聞場域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只注重“關系研究”,考量“社會資本—個人獲得”的聯系，也讓新聞傳播領域的社會資本的研究方法變得狹隘，忽視了量化研究帶來的更多可能性。與布迪厄質化路數相對的是以科爾曼為代表的量化分析。科爾曼更加關注社會資本對于促進集體行動目標實現的作用，將社會資本概念化為群體的集體資產，更強調社會資本的增益。近年來，社會資本研究的量化研究方法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在互聯網使用對社會資本影響的研究中，研究者對結構性社會資本和資源性社會資本分別進行了測量，對1736份樣本進行了量化分析[21]。在線上自我展示與社會資本關系的研究中，研究者運用Williams針對線上與線下的媒介環境所開發的社會資本量表對“橋接型社會資本”和“結合型社會資本”進行測量，發現線上自我展示更多地貢獻于以“弱關系”為代表的橋接型社會資本，而非“強關系”為代表的結合型社會資本[22]。

三、社會網絡分析在我國傳播學研究中的特征

（一）研究領域較為集中。從傳播學研究維度來看，我國傳播學者更偏愛組織傳播研究，而缺少社會網絡中人際關系的探討。在組織傳播研究中，學者們傾向于運用社會網絡分析觀察組織結構、群體事件的起因和發展以及信息在組織中的傳遞。但根據國外的經驗，人際傳播研究是社會網絡分析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社會網絡分析在人際傳播研究中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間。此外，在國際跨文化傳播研究中，現有研究多集中在國際政治傳播方面，如提高我國國際影響力、講好中國故事等，所進行的分析也依賴于各國社交媒體的數據，如Twitter、Facebook等，但在跨文化傳播及文化傳播領域，對社會網絡分析的運用就相對貧乏，略顯不足。（二）研究同質化相對明顯。從社會網絡結構層次的角度來看，我國傳播學現有研究多集中于網絡中的個體研究和靜態的網絡結構研究，而對于社會網絡中多個行動主體的互動影響、宏觀層次對動態社會網絡流動的把握、社會網絡系統和個體共演化等方面的研究還存在許多不足。我國傳播學社會網絡研究還顯示出研究內容同質化和研究結果同質化的特征。首先，社會網絡中的個體研究多集中于意見領袖研究，大多數研究都得出意見領袖在社會網絡中處于顯著位置的結論，但是對于意見領袖加固群體意見甚至造成信息繭房的研究卻顯得不足。其次，大多數研究過于強調“核心—邊緣”的傳統網絡結構框架，關注了社會網絡結構的共性，卻忽視了不同群體社會網絡結構的特殊性。（三）語義研究比重增長。語義網絡研究一直在傳播學研究中占有相當的比重，相較于傳統的內容分析，語義網絡分析對研究內容的呈現更加具體和細化[23]。近年來，在相關分析軟件的加持下，語義網絡研究也呈現出越來越顯著的跨學科特性。學者Shumate和Contractor基于社會網絡研究中的不同對象對社會網絡關系進行了四種分類：親近關系、信息流關系、所屬關系和語義網絡關系[24]。我國目前基于語義網絡關系的社會網絡分析研究最為豐富，包括對社交媒體如微博的文本分析、對國際傳播中報道的關鍵詞分析等。語義網絡分析方法的流行，對于傳播學的理論發展可能產生明顯的影響，尤其是在數據處理規模量級的大幅度提高方面，語義網絡分析適應了當前互聯網大數據的發展趨勢，對現有的傳播學研究方法構成明顯的突破。從某種意義上說，語義網絡分析是社會網絡分析和內容分析的結合，當下互聯網層面的各種應用創新，又恰恰是在關系和內容的復雜性這兩個維度體現得最為顯著。因此可以說，語義網絡分析的流行，展現了傳播學在分析框架拓展和理論創新層面的契機。

作者:瞿旭晟 趙鵬程 單位:上海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