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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費斯克的理論為切入點，梳理了通俗文化研究的學術史，總結出通俗文化研究中的幾個明顯轉向——從大眾文化到通俗文化；從使用—滿足研究到受眾研究；從文本解讀到傳播語境解讀；從“肯定文化”到“微觀政治的進步女化”；從阿爾圖塞到葛蘭西。論文最后還批判了費斯克為代表的通俗文化研究。

[關鍵詞]

費斯克；通俗文化研究；轉向

約翰·費斯克(JohnFisk)是執教美國的著名傳播學者，作為文化研究學派的一員，進行了大量通俗文化方面的研究與著述。與其他執著于精英文化的學者不同，他自身就是個無可救藥的大眾文化消費者。多年來投入地理解通俗文化，使他具有了與部分批判學者不同的分析視角。

與一些學者居高臨下的批評不同，在對待通俗文化的態度上，費斯克在某種意義上站在了“大眾”一邊，認為通俗文化并非一無是處，或者至少不能像一般人理解地那么簡單與平面。正如麥奎爾(D．McQuail)所評價的那樣：“在努力為通俗文化辯護方面，約翰·費斯克一直是最雄辯、最有說服力的人之一?！雹?/p>

費斯克的通俗文化宣言是以一系列“解讀”研究完成的。1978年，他與約翰·哈特利(JohnHartley)一起合作完成了《解讀電視》(ReadingTelevision)，在1989年，又相繼完成了兩本姊妹著作《解讀通俗》(ReadingthePopular)與《理解通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②，特別是后兩本著作，集中地闡明了他對通俗文化的一些新思考，構成了他與部分批判學者的對話，作為激進派代表，費斯克的理論代表了通俗文化研究中的一種思潮。

如果說以費斯克的理論作為一個路標，以法蘭克福學派的理論作為前一個路標的話，那么不難發現，從霍克海默、阿多諾等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關于大眾文化工業的學說到費斯克的《理解通俗文化》，通俗文化的研究已經在不知不覺之中轉了一個極大的彎。在許多方面，就是與早期的文化研究學者霍格特、威廉斯等人相比，也有著巨大的差別。

從大眾文化到通俗文化

首先在對研究對象的定義上，以費斯克為代表的文化研究學派摒棄了在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以前就一直沿用的“大眾文化”(massculture)的提法，而代之以“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國內學界經常把二者劃等號)，這意味著研究視角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大眾文化”的提法來自于近代社會學者關于“大眾社會”的理論。

作為社會組成方式的“大眾社會”概念出現在一百五十年前，孔德、斯賓塞、杜爾凱姆和藤尼斯、托克維爾等社會科學的先驅者們都對大眾社會進行過論述，甚至在哲學家尼采，作家艾略特、喬治·奧威爾等人的筆下也都出現過大眾社會的影子③。他們認為，隨著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三大社會趨勢的出現，人們的社會關系、物質文化、社會規范，以及個人的思維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這一切的直接后果造成人們之間產生了心理隔絕，差異性增大，從而使得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逐漸失去效力，取而代之的是非人格化的社會，正式的控制手段，如合同、民法、司法系統正在增多。人們成為了原子化的、同質的、散沙一樣的群體。

在各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社會精英們第一次深切地認識到“大眾”的力量，他們既感覺到民主社會所帶來的希望，同時也充滿著對多數暴政的恐懼。這一點在托克維爾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④

當高雅文化不斷地消失甚至被納入到大眾文化體系時，社會精英充滿著復雜的情緒。一方面鄙夷不屑，認為其不值一提；另一方面對其進行理論定義，以?？碌闹R—權力的方式，將其邊緣化為“民間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入侵者”，企圖在話語權力上剝奪其合法性。

雖然法蘭克福學派在政治立場上有所改變，不再把大眾文化視為大眾對精英的威脅，而將大眾文化看成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控制方式之一。但是總的來說，他們仍然對大眾文化本身充滿著居高臨下的輕視，甚至于在他們的作品中很難得見到對具體通俗文化作品的分析。

而對于20世紀60、70年代以來逐漸興起的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而言，這些左派學者首先在研究對象的判斷上過于簡單化。“沒有所謂大眾文化，只有大眾文化的警世悲觀理論，頂多昭示了權力集團的產業或意識形態的諭令，但卻一點也沒能說明人們循著去拒絕或將其轉為通俗文化的文化過程”⑤。

在文化研究學者眼里，通俗文化不再是一個渾沌的整體性存在。難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化和經典文本放在一起，被學者分析與解讀，從浪漫通俗小說一直到麥當娜。

首先，文化研究學派從系譜上，對通俗文化的歷史進行了梳理。無論是早期的社會學者、法蘭克福學派，甚至早期的文化研究學者如霍格特、威廉斯等，都認為大眾文化是一個歷史范疇，它的出現對于過去“民間文化或精英文化的黃金時代”是一個災難。而文化研究學者們卻對是否存在這么一個“文化的黃金時代”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所謂的民間文化或者純粹的“人民的文化”只是早期學者們烏托邦理想的一個投射。

其次，按費斯克的說法，和“大眾文化”理論所認為的不同，通俗文化的消費者并不是被動無助的，而是具有相當大的主動性。他們并不是不加判斷地將文化產品全部接受下來。

在文化的主體上，費斯克認為，通俗文化的主體是“人民”(PEOPLE)而非大眾?！八^大眾就是疏離者的集合，是意識不正確的單向度的人……通俗文化是人民，而非文化工業所創?！雹薷拍畹霓D變，意味著研究者的視角從把受眾認為是被動的集群，轉向看成主動的個體；從居高臨下的不加區別，變成耐心地進入并解讀。

從使用一滿足研究到受眾研究

自拉斯維爾提出線性傳播模式開始，傳播學的研究一直致力于效果與功能研究，強調如何將傳播者的意圖或者意義有效地強加于受眾。

從30、40年代的廣播肥皂劇研究起，學者們開始把研究視角轉向了受傳者，認為受傳者有使用傳播者所發送信息的自由，并且可以不受后者的制約，靈活地使用傳播內容滿足自己的需要。⑦

表面上看來使用—滿足研究與文化研究的視角具有不謀而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學者們顯然不愿意止步于使用—滿足研究。莫利(DAVIDMORLEY)通過自己在六七十年代進行的電視觀眾調查中所得的經驗，認為經驗主義的使用—滿足研究存在兩個致命的問題：

第一，使用—滿足高估了信息的開放性，這一理論所提出的使用的多義性并不等于多元性，由于社會意識形態的作用，在大多數情況下，受眾的解讀仍然局限于傳播者的意義框架之內。受眾必然會以傳播者編碼的方式去解碼，獲得一個社會意義。因此，使用—滿足研究還沒有涉及意識形態等核心的問題。

第二，它欠缺社會學認知的背景。它把個人抽象地置于一個傳播線性模式之中，而缺乏在社會語境中進行具體的認識分析。⑧

因此，文化研究學者們提出，應把受眾放到一個社會結構與意識形態之中加以分析，而不僅僅像刺激—反應理論那樣孤立簡單地去理解受眾的使用。

在費斯克的眼里，受眾是一群狡黠的游擊隊員。費斯克借用了福柯的理論，認為由于現代社會的控制方式越來越制度化，權力的運作越來越抽象，在增加控制能力的同時，也產生了種種零碎、非連續的場域。這給消費者提供了鉆空子的機會。他們挑選資本主義所提供給他們的文化資源，在自己復雜的身份歸屬之中選取最有利的一個，各取所需，或閃躲、或創造，彈指之間把權力集團的費盡心機的控制化為烏有。“正如霍爾所說，定義通俗的方法之一，便是定義對權力集團的對抗。”⑨

消費者的自由體現在：首先，他們可以自由地選擇場域。“強勢者建構了許多場所(PLACE)，以處于他們展現自己的權力，諸如城市。而弱勢者則在這些場所開創自己的場域(SPACE)。并且，他們總因著需要而在這些場所不停地占領、遷移、占領?！雹?/p>

其次，庶民的閱讀往往是有選擇的，間歇專注的(SPASMODIC)，這使得權力集團結構性地建構意識形態的企圖落空。受眾總是從中挑選能與自己日常生活有關聯的部分，其解碼方式可能與傳播者風馬牛不相及。

第三，受眾可以在自己擁有的多種主體身份之間游移。費斯克認為，傳統的研究是建立在主體性的古典理論之上，結果造成一種相對的統一、單一的主體，或意識形態中的主體。而新的理論則強調非統一的、矛盾的主體。即通俗文化的消費者在文化消費過程中的立場并非始終如一，具有一種“游牧的主體性”，游移于多種主體立場之間。

第四，庶民通過“閃躲”與“創造”，擺脫意識形態的控制。前者意味著像巴赫金所說的狂歡節儀式一樣，暫時擺脫社會和規范對身體的控制，追求快感；后者則在與權力集團的對抗中，創造性地利用文化資源，產生意義。

因此，“研究庶民文化不單單研究產生文化商品的那個體系，同時要研究人們使用這些商品的方法和方式；往往后者要比前者更具創造性和多樣性?！雹线@就需要超越傳統的文本解讀而進入到傳播語境的解讀。

從文本解讀到傳播語境解讀

最初使用內容分析法的傳播學者，使用的主要是文本解讀法，通過文本去暴露傳播者背后的有意識的企圖或是意識形態。但是，由于受眾的接受活動是一個壓迫與反抗的戰術斗爭，單純以傳播者和傳播內容作為研究對象在某種程度上并不說明任何問題。正如霍爾(HALL)提出的，受眾可以以妥協式或反抗式的解讀方式來反抗傳播者的意圖⑿。所以，要分析這一過程，必須把它放在具體的語境和社會脈絡中研究。早在莫利的“全國電視觀眾研究”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客廳政治”理論，由于文化活動越來越隱私化(比如家庭影院的出現)，所有的文化沖突均集中于家庭日常生活的客廳之中，如果不深人到這些場域之中，文化研究必定是不完整的。⒀

費斯克把通俗文化看成是互為文本(INTERTEXT)地流通于初級文本(原初的文化商品，如麥當娜或一條牛仔褲)、次級文本(與初級文本直接相關者，如廣告、雜志文章、評論)和第三級文本(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持續過程中，如會話、穿牛仔褲或居住在公寓中的方式、或在高中舞會上采取麥當娜的肢體運動)之間?！八宣湲斈鹊奈谋尽跫墶⒋渭壔虻谌墶际遣怀浞值募安煌暾??！雹?/p>

此外，與經典作品不同，通俗文本之所以具有平易性和簡單性——這也是文化精英對通俗文化不屑一顧的原因——是因為它要滿足大眾的創造。“拒絕

[page_break]文本的深度和細微的差別，等于把生產這些事的責任移交給了讀者?！裎幕校谋臼遣煌暾模怀渥愕?，除非它們進入了人民的日常生活之后。它們是被不懷敬意地使用的資源，而非被贊賞與崇敬的對象?！雹?/p>

因此，費斯克認為：“分析庶民文本需要雙重的焦點：一是注重文本的深層結構，二是看看人們如何和體系周旋，如何閱讀文本，以及如何從庶民文體中汲取源頭活水?！雹约词故欠治鑫谋荆芭姓咚P心的因此是文本許可做什么，或被驅使去做什么，而非文本是什么?！雹?/p>

從“肯定文化”到“微觀政治的進步文化”

早期的學者在報紙、廣播、電視等傳播工具出現之初，對通俗文化具有一種烏托邦式的幻想，認為這些傳播媒介可以促進社會的教育，使得社會走向進步。但隨著時間的發展，通俗文化并沒有向著這些學者所希望的那樣發展，從美國學者杜威身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對通俗文化從希望到失望的脈絡發展。⒅就在這些學者悲嘆的同時，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展開了更加猛烈的攻擊。

以法蘭克福學派為代表的早期大眾文化研究者們認為，大眾文化是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閑暇時間的統治，一方面充當勞動力再生產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也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忠實制造者。馬爾庫塞干脆把這種文化命名為“肯定文化”，即“是資產階級時代按其自身的歷程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文化。它的根本特征在于認可普遍義務、永恒美好和必須無條件肯定的更有價值的世界”。⒆

出于對法西斯主義的反思和對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厭惡，大部分早期的批判學者們對大眾文化執一種完全否定的態度。

但與前人的簡單肯定或簡單否定不同。文化研究學者采取了一種更為靈活的態度。

首先費斯克否定了早期進步主義者對通俗文化進步性的過高估計。這些進步主義者認為，只要改變媒介和傳播的內容，就可以改變通俗文化，繼而改變大眾和社會秩序。費斯克批評道，事實上他們采取的是一種與大眾社會觀相同的簡單看法，在一般情況下，通俗文化并不具備這樣的作用。

其次，他認為像法蘭克福學派這樣的左派以為大眾可以被文本所左右，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們低估了庶民的主動性與創造性。

費斯克認為，因為大眾利用通俗文化游擊式的反抗，使得它具有了積極的進步作用。但他同時對這種進步作用的評價是審慎的。

他認為，只有在微觀政治上，通俗文化才具有政治性和進步性。也就是說，通俗文化的進步性并不必然造成馬克思所說的宏觀政治中主體的行動，或者發展為暴力的反抗，相反，它只是一種微觀政治中，在意義解讀的過程中進行的反抗與斗爭。它在其它條件作用下也許會形成最終的行動，也許根本就不會形成任何社會成員的統一行動。

費斯克最后的結論是，通俗文化不是一種激進的文化，而是一種微觀政治的進步文化。

從阿爾圖塞到葛蘭西

對大眾文化政治評價的轉變有著深層的理論取向轉變。法蘭克福學派和早期的文化研究學派認為，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的關系雖然有所松動，——比如阿爾圖塞強調了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方面——但阿爾圖塞最終承認，經濟基礎仍然“最終”地決定著上層建筑，更為重要的是，阿爾圖塞仍繼承了馬克思所說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意識形態上也占有統治地位，認為大眾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完全是由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所建構的。

這種學說也被部分早期的文化研究學派所借用，形成了霍爾所說的文化研究中的“結構主義范式”。阿爾圖塞的主體性理論被認為帶有濃厚的決定論色彩。

而以霍爾等為首的另一部分文化研究學派則更多地從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立場?！鞍詸喔拍畋桓鹛m西用來指一種正在進行中的條件，在這種條件下，某個居支配地位的階級(與其他各階級或階級的一部分結成了同盟)不僅統治著一個社會而且還在精神方面的領導地位引導著這個社會?！钡牵鞍詸嗍峭ㄟ^占支配地位的各個集團和階級與居附屬地位的各個集團和階級進行’談判’，并向他們做出讓步，才得以維持的?！雹?/p>

新葛蘭西主義認為，不存在統治階級意識形態能夠完全無妨地貫徹到社會各個層面的情況，無條件的壓迫并不存在，而是表現為爭斗與妥協，在某些時候，被統治階級也會讓統治階級做出讓步，最后達成雙方的妥協。因此，通俗文化也是按照這么一種機制運轉，這就是其進步性所在。

費斯克對霍爾提出的“接合理論”(theoryofarticulation)大為推崇。所謂接合(articulate)在英語字面上有兩上意思：一是去說出或吐露，一是形成一個彈性的聯系，去建立樞紐。“接合理論在兩種對文本的看法之間維持一良好的均衡，一種視文本為意義的生產者與流通者，一種視它為開放給廣泛的，雖非無限的，生產性的使用文化資源”。①不難發現，接合理論深受葛蘭西理論霸權理論的影響。

批判與總結

由以上五個文化研究的轉向，可以看出個趨勢：傳統的批判理論正在向社會學田野考察靠攏，學者們不再是不分清紅皂白地對通俗文化做出完全否定的結論，而是具體深入到通俗文化之中，體會它的運作方式、活動脈絡，以及更為重要的是，通俗文化對我們的影響。

當然，文化研究學派特別是費斯克的通俗文化研究也存在許多問題：

一、不加批判的民粹主義取向。與文化研究學派的其他學者相比，費斯克屬于比較激進的一類。他對大眾文化很少進行否定的批判。麥克蓋根(JimMcGuigan)毫不猶豫地把他劃人了“文化民粹主義者”之列，并認為他“不加對大眾的通俗文化消費加以慶賀”。②“對通俗文化不恰不當的贊譽是看不到權力關系，看不到主流與從屬之間的辯證性。”③

二、價值判斷的缺失。正因為費斯克明顯的民粹主義立場，使得他放棄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判斷，而把標準交給了“人民”。正如大眾社會理論一樣，他的理論并沒有對人民本身加以社會學上的區分，僅僅以性別、階級、種族這樣的通常的標準進行了大致的分類，遠沒有達到他所說的人種學研究的目標。

三、社會語境的不完整。費斯克雖然提到了要對通俗文本流動的社會語境進行全面地分析，可是他對于社會語境的分析卻十分有限。他將“文化經濟”(在觀眾之間的符號交換)與“金融經濟”(電視工業的定位)分割開來。并認為完全沒有必要解釋在與后者的商業運作關系之中的前者的定義。④缺少經濟與符號的全面分析，使得他的電視研究走向主觀唯心主義。⑤

四、兩種權力不加區別的等同。在費斯克的書中，資本的權力與消費者的反抗變成了具有被等同了起來。而現實告訴我們，資本的力量要遠遠大于消費者，而且消費者所具有的反抗只是在有限的文化意義的解讀中所做出的，對權力集團并沒有造成實質上的打擊。

五、理論與方法的脫節。盡管費斯克一再提到，在通俗文化的分析上，為了全面分析流通語境，人種志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我們也可以采用大規模的系統性的，或者結構性的方式來做”。⑥但在實際操作上，并沒有提供太多的可資借鑒的具體案例，而費斯克自己的分析大多也只是推己及人的文本分析。

六、前提理論的缺陷。從前面的分析中來看，費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論來源于葛蘭西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碌群蟋F代主義者，還包括布爾迪厄、德塞圖等人的理論。這些理論多多少少都帶有唯心主義與唯文化論色彩，這使得費斯克的通俗文化分析過于偏重文化與主觀感受，缺乏客觀的和唯物主義的批判。

費斯克的理論代表了文化研究流派中對通俗文化研究的一個顯著趨勢，它同時也給剛剛開始的中國通俗文化研究帶來了許多啟示，比如擺脫對通俗文化簡單的評價，從單純的文本研究和空洞的“宏大敘事”轉向深入地分析目前中國的通俗文化語境與微觀的文化消費行為等。正如霍爾所論，文化研究所得出的理論絕不是一個普適的理論，只有和具體的文化與實踐相結合時，才能成為活的文化研究。

注釋：

①D．McQuail：McQuml’smasscommunicationtheory，4thedition，SagePublications，2000，P．103。

②⑤⑥⑨⑩⑾⒁⒂⒃⒄①④⑥本文所引費斯克書均依臺灣遠流公司1993年的譯本，原書名為《了解庶民文化》(JohnFisk，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UnwinHymanLimited，1989)，引文中也對一些不符合大陸習慣的表述方式相應訂正。

③見AlanSwingewood：《大眾文化的迷思》(TheMythofMossCulture，MacmillanPublishersLtdLondon，1977)，馮健三譯，臺灣遠流公司。

④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2牟議論美國的民主)，商務印書館，1988年。

⑦見ShearoA．Lowery，MelvinI．DeFleur，MilestoneinMassCommunication，MediaEffects，SagePublication，1995。

⑧⒀DavidMorley:《電視，觀眾與文化研究》(Television，CulturalStud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馮健三，遠流出公司，1995年，第85—90頁。

⑿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見《文化研究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

⒅DanielJ．Czitrom：《傳播媒介與莢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MediaandtheAmericanMind：FromMorestoMcLuhan，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2)，曾靜生、黃艾禾譯，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