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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國際視角出發剖析了國有銀行本身所導致的弊端以及需要進行產權改革的根源，指出了當前兩種關于銀行產權改革的理論缺陷，并認為兩者之爭實質上是銀行產權改革的內因與外因之爭。文章認為銀行產權改革是勢在必行，但必須要在考慮既有約束的條件下審慎進行，如果無視這些現實，極有可能導致銀行危機。因此，在銀行產權改革的同時必須切實加強和完善一國金融基礎設施和監管水平，惟有如此，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關鍵詞：銀行產權；產權改革

一、引言

在WTO下，銀行業已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中之重。關于銀行業的改革，在國內基本可分為兩派：一是銀行產權改革論。這一理論的贊同者眾多，其中易綱明確提出銀行的競爭優勢是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而這正是中國銀行業所缺乏的，而建立現代公司治理結構和激勵機制的核心是產權改革。劉偉則指出中國改革的側重點不能從行業結構的調整為起點，而是相反，要充分利用進入WTO的過渡期，堅決地進行國有商業銀行的產權改革。二是銀行產權改革無關論。這一理論主要以郎咸平為代表，他認為外商銀行的引入無法改善中國內地銀行的經營績效，因此要解決銀行的經營低效和壞賬問題，不能靠引進國外金融機構，而需要進行整體經濟質素的改進，銀行業績與產權無關，并認為銀行改革是一個次于經濟改革的課題，而且和產權結構無關,絕對沒有可能在一個不良的經濟體系素質下先行改革銀行。還有的學者認為由于銀行體系的脆弱性以及存在信貸市場失靈問題，對銀行產權改革產生置疑。總之，學術界圍繞這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二、產權改革的原因分析

諾思提出：“有效率的組織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產權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較大地內在化的激勵，產權作為制度的核心內容具有無可替代的激勵功能，它能激勵人們努力工作，激勵決策者作出合理的決策，采用最有效的組織形式，從而能使組織在高效率的狀態運行，所以說產權界定清晰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就“產權無關論”而言，筆者認為，首先，這一理論從根本上否定了產權作為市場運行的基礎，可能是該學者僅僅把產權理解為財產的所有權。其次，該理論沒有把握好產權與公司治理的內部邏輯，應當說正是產權決定了公司治理結構的績效。再次，該理論存在分析方法上的錯誤，也沒有證實是否存在著產權無關的可行區間，而中國顯然處于端點處，同時也沒有考慮各國的具體國情的差異。最后，該理論混淆了事物發展的內因和外因之間的關系，而銀行業改革與整體經濟素質的改進是否存在相互影響的關系呢？總之，產權無關論是站不住腳的。而國內學術界所熱衷的“產權改革論”，盡管有著很強的理論依據，但沒有把銀行產權改革看作是一個系統工程，僅從銀行自身出發就產權論產權，即僅從事物的內因進行分析，而忽視了制約產權改革效果的現有制度條件和經濟狀況的外在因素，因而讓“產權無關論”乘虛而入。有的學者還從銀行脆弱性和信貸市場失靈的角度否定產權改革，則是對市場與政府監管的各自功能存在著認識上的誤區。

從世界范圍來看，銀行的國有產權普遍存在，而發展中國家的國有制更高。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還有3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國有控股銀行占銀行體系總資產比重超過50%。針對政府對銀行的所有權，當前存在兩種看法：一是以Gerschenkron為代表的發展型觀點；二是以Kornai、Shleifer與Vishny為代表的政治型觀點。這兩種觀點都認為政府擁有銀行產權有助于促進政府目標，但是前者認為這種產權安排有利于政府集中儲蓄并投向戰略性長期項目，通過這種融資，政府克服了破壞私人資本市場的制度失靈，從而通過產生總需求和其他外部性來促進經濟增長，而后者認為國有銀行能夠使政府為無效但政治上需要的項目融資。然而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顯示：國有制既不利于金融部門的發展與穩定，也有損于經濟增長，根據Barth、Caprio和Levine（2001）的研究得出，政府對銀行所有權程度較高的國家存在以下的缺陷：（1）通過降低競爭性。更高的國有制傾向于導致更高的存貸利差、更少的私營部門信貸、證券交易活動不足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信貸不足。（2）限制信貸市場準入。（3）提高危機發生的風險概率。同時他們證明了國有產權對銀行危機的發生具有推動作用。在激勵機制方面，在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的情況，市場對良好的信息結構和其他金融基礎設施需求不足，因而存在監管不力的問題。在銀行業的宏觀層面上，Barth、Caprio和Levine發現在銀行國有產權高的國家，市場監控顯著弱化，同時政府的監管也面臨著激勵機制的沖突。就銀行的微觀層次而言，國有銀行的真正所有者缺失導致公司治理結構扭曲，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低效問題。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了國有銀行傾向于壓抑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提高銀行危機的發生概率及其成本，同時造成銀行自身的不良業績和高度的脆弱性，因而要進行國有產權的改革。這一理論與當前世界上許多國有銀行占主導地位的國家正在出售國有銀行產權的行為相一致的。我們國家國有銀行的經營狀況就驗證了這一觀點，由此我們認為產權改革是我們的必然選擇。

三、產權改革的約束條件

如果獨立地僅從銀行產權改革還是不夠的，同時必須認識銀行產權改革的約束條件，并在實踐中加以關注，方能使產權改革順利進行并取得良好的業績。

1．銀行產權改革面臨政治上的約束。金融部門中的特定利益集團與政治舞臺的關系往往非常密切，原因很簡單，“金融意味著錢”，銀行國有制畢竟可以頻繁地為政府財政赤字提供便利地融資，又可以充分利用儲蓄實現政府既定的社會目標，正像前文所提到的銀行國有產權的“發展型”和“政治型”理論。同時銀行國有制也是一種政治性饋贈資源。許多國家，銀行產權的改革是令人失望的，大型國有銀行占據銀行業的壟斷地位，在經歷了數十年的行政管理和軟約束后，很難進行重組和產權改革。這也正是“產權無關論”能夠得到我們國內許多人認可的根源。

2．銀行產權改革面臨經濟制度環境的約束。對于許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存在著很高的國有銀行比例，產權改革是一項迫切的任務。我們上述對降低國有產權的收益是在假定“所有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例如，金融基礎設施和監管環境的質量等因素沒有納入改革速度和順序安排的考慮范圍。所以如果忽略了這些條件，而進行的產權改革設計失誤，就會導致銀行危機。薄弱的監管環境應該是導致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也會導致欺詐、資產流失甚至危機。因此政府部門在進行產權改革的過程中要盡快完善金融基礎設施和提高監管質量，同時又不能使產權改革停滯。

3．銀行產權改革面臨銀行自身業績的約束。國有銀行產權改革的迫切需求往往是由于銀行自身的業績已影響到當前或未來的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甚至有產生危機的可能，此時政府往往想通過產權改革擺脫困境。而由于此前的種種原因導致了國有銀行的業績低下，尤其是不良資產率過高，這為國有產權改革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一般來說政府注資可能是一個可行的方案，但政府注資一方面可能面臨著財政上的拮據和政治力量的左右，而Clarke和Cull(1999)認為，應該避免在銀行產權改革前注入資金，因為這可能放慢銀行產權改革的速度，且注入的資金可能被揮霍。如果通過上市進行產權改革，也面臨著一個悖論，準入條件和銀行已有業績的矛盾，解決這一問題可能面臨許多需要解決的困難，同時上市還時常受到國內資本市場和對外開放的程度的影響。

由以上原因決定了進行產權改革一定要根據具體的國情，慎重地處理好改革的次序和速度問題。根據有關國家的成功的經驗表明：在解決總體激勵機制缺陷并做好產權改革的各項工作的同時緩慢而審慎推行改革，應該是較好的戰略。同時在改革的過程中從不同國家選擇實力雄厚的外國銀行進入本國開展業務將是一個很好的方案。良好的外資銀行不僅可以帶來先進的技術設備和金融產品，而且還可以培訓本國銀行家的作用，所以存在著很強的外溢效應。

總之，一國能夠實行產權改革之前應該做好哪些工作，以及在已有約束條件下其銀行業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行私有化，都必須根據具體國情進行，這項工作是科學性與藝術性的結合。

四、啟示

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國有銀行改革的成效不大，還沒有涉及深層次的產權改革，這也是最難進行，并由此導致種種弊端的根源。中國加入了WTO并承諾在2007年解除所有的對外資銀行的限制，外資銀行的進入將使得國有銀行存貸流量規模的收縮是不可避免的，進而影響國有銀行的流動性和盈利，并最終導致國有銀行支付問題的出現，因而國有銀行將面臨非常嚴峻的挑戰。

現在問題的關鍵是如何進行產權改革，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已基本達成公識：首先使商業銀行轉變成真正意義的國有獨資公司，并實施股份制改造。其次，在適當的時候，創造條件上市。但在具體操作上還存在很多需要解決的問題。當前我們國家的產權改革必須結合具體的約束條件審慎進行，否則極有可能導致銀行危機和上文提到的許多嚴重后果，從而阻礙經濟的正常發展。而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監管的框架及提高其水平，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輔助條件，倘若忽略了這些條件，產權改革是不會獲得成功的。然而，我們國家在這些方面顯然是很薄弱,因此，我們國家進行銀行產權改革時必須認真面對這個問題并切實加以解決，而不能孤立地進行產權改革，一些國家的教訓已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從發展趨勢來看，如果我們的國有商業銀行產權改革取得成功，它們應該是體現“中國的”而非“國有的”，應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及其效率提高的服務產業而存在，使之回歸到國民經濟中企業細胞的本性，同時根據有關國家的經驗來看，外資銀行業無論從規模還是效率方面可能發揮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