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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朝聞藝術風格論的理論淵源

中國古典藝術理論是王朝聞美學思想體系的一個重要源頭，對藝術風格的闡釋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對相關傳統藝術理論的認識和把握基礎上，吸收提煉出有關藝術風格的觀點，并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論。他曾說：“中國傳統的美學思想里，存在著許多關于藝術風格的精辟論述。”〔1〕他將古典畫論、詩論、文論與自己的審美辯證法相統一來對藝術風格進行闡釋。藝術風格與作家性情的關系一直是古典文藝理論關注的焦點。《周易•系辭》言：“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2〕就首次談到了創作主體與個體性情的關系。不同的性情導致不同的言辭，不同的言辭可以透露出不同的藝術風格。之后，孟子繼承了這個觀點，他曾言：“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3〕講的是觀其言，知其人。意思是創作主體的個體性情與藝術風格是相輔相成的，可以由此及彼，透過作品知其性情。這些觀點在楊雄那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在《法言•問神》中云：“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開，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4〕言為心聲，直接觸及了創作個性與個體氣質的關系。上述觀點都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王朝聞藝術風格論的形成，但真正在論及藝術家的個性所形成的作品的獨特的美時，影響最大的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王朝聞曾指出要正確把握住作品不可替代的美，要對作品有獨特的感悟和適當的評價，就不僅需要著眼于作品本身，也要研究不同人的氣質個性，作家的風度往往就是作品的風度。正如劉勰的論斷：“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云沈寂，故志隱而味深……”〔5〕寥寥幾句就將幾人的為人和藝術風格評價得入木三分。賈生俊發，因此為文也是高潔、清雅；而司馬相如桀驁不馴，因此文章也言辭華麗、長于夸大。據此，王朝聞亦認可，正是鮮明的藝術個性才有可能升華出獨特的藝術風格。既然藝術家個性的獨特性才能使藝術風格不至于趨同，那藝術個性又是怎樣形成的呢？在這一點上，王朝聞的觀點也得益于劉勰。《文心雕龍》里說：“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云譎，文苑波詭者矣。”〔6〕劉勰以為藝術個性的形成有賴于才、氣、學、習。才、氣是每個個體獨一無二的先天稟賦，是才有天資；學、習是后天的積累，正是源于生活中的藝術實踐積累。前者和后者都是舉足輕重的，不可偏廢其一，正是才有天資才能情性所鑠，也正是后天素養成就陶染所凝。王朝聞認為這四者是藝術個性形成的必要因素，忽略學習就會導致“天才論”，而完全不討論先天條件，也不能全面的了解藝術個性的形成。藝術風格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在有得天獨厚的天資基礎上，廣泛涉獵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少陵詩，摩詰畫，南華經，左傳文，古今絕藝都在胸中，待到用時自是信手拈來。

二、受創作主體時代性、階級性和民族性影響的藝術風格論

王朝聞將藝術風格定義為：“獨特的內容與形式相統一、藝術家的主觀方面的特點和題材的客觀特征相統一所造成的一種難于說明卻不難感覺的獨特面貌。”〔7〕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藝術之所以可能形成風格，其前提就在于，藝術是沒有絕對標準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言到，作家個體性情會造就文風的差異，換言之，文風正是創作主體此時心情的直接體現，而非西方所認為的是絕對之物的外顯。所以，首先，藝術風格必是多元的。王朝聞曾言到：“藝術所反映的客觀世界本身的多樣性，藝術家思想感情、生活經驗、審美理想、創作才能的多樣性，群眾對藝術的需要和愛好的多樣性，規定了藝術風格的多樣性。”〔8〕縱觀藝術風格的漫長發展史，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及不同藝術創作主體的相互作用，形成了藝術之間的差異。而差異是藝術作品之所以能相互區別開來的原因所在。當不同的藝術作品相伴出現時，差異就成為了其自證獨一性的標尺。而藝術，又是文明存在的標志，因此，藝術的價值，正在于藝術風格各自有別，從本質決定現象的觀點出發，這也正是世界的多樣性，決定了藝術風格必然是多樣的體現。同時，總的說來，創作主體的時代性、階級性和民族性也影響著藝術風格的多樣。1．創作主體的時代性。王朝聞從歷史實踐出發，認為一定時期物質生產的水平在根本上決定著藝術的風格。如齊梁時期，“彩麗競繁，興寄都絕”，及至盛唐則“骨氣端翔，音情搓頓”。2．創作主體的階級性。正如他在《風格的個性和共性》一文中談到的：“藝術，因為與作者的思想感情密切聯系的題材、主體的特殊性特別是表現方式的習慣性而形成各種不同的藝術風格。任何個人既然是階級的一成員，他的風格有個性，也不可避免地有其階級性的一般性。”〔9〕所以，無產階級文學不可避免地要將工人、農民作為文學故事的主角加以書寫和歌頌。3．創作主體的民族性。柏拉圖曾以為，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是對理式的模仿的模仿。任何的具體事物的背面，都必然存在著著理式。風格是不同理式的不同表達方式。亞里士多德說：“風格的涵義是把要表達內容用適當的方法完美的表現出來。”〔10〕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對風格的論述具體到了創作的技巧、語言的妥帖上。而后，朗基努斯則為風格制定了五個原則：“莊嚴偉大的思想，強烈而激動的情感、運用藻飾的技術、高雅的措辭及整個結構的堂皇卓越。”〔11〕所以，到黑格爾時，西方形成了絕對理念的美學觀。而中國的古代文學理論，強調“道”、“氣”、“五行”的運動變化，所以形成了無中生有的藝術手法。對比西方，中國的藝術創作，則更有自己的鮮明特點，舉例來說，“留白”就是東方文明創作主體的民族性的具體體現。其次，藝術風格是與時俱進的，是動態的。這又包括兩個方面，第一，藝術風格是創作主體于生活的體悟中不斷提煉出來的本真。第二，因為實踐的作用，藝術風格亦在不斷地變化，也就是說，生活對藝術風格進行著修正。藝術風格是創作主體提煉出的生活本真。王朝聞曾說：“藝術家的創作個性不等于風格的個性，他卻是在風格的獨特性中出于支配地位和起決定性的東西。”〔12〕他在探討藝術風格時，首先談到的是藝術風格的創造者，認為創作主體在藝術風格中居于主導地位。真正的風格是創作主體的主觀特性與作品對客觀現實真實反應的協調一致。所以，創作主體在創作時，不論自覺與否，都會無意識的表現出個體對生活的獨特感悟和情緒。因此，藝術作品是創作主體的運動，正如別林斯基所說：“一切詩人的一切作品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怎樣分歧，還是有著共同的面貌，標志著僅僅為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為他們都發自一個個性，發自一個統一而不可分割的我。”生活的本真透過創作主體的實踐不斷自我實現。所謂文如其人，即創作主體的人格高低直接影響其創作的作品的審美性。其實，更加準確地來講，對于藝術的感悟不斷地引領著創作主體的生活與美趨近。所以，王朝聞先生認為人格的修養與作品審美性的增強是在相互作用著的。但是，一些研究者將這個觀點與布封的“風格即人”比附，盡管兩個觀點確有異曲同工之處，但實質上卻是形同而質異的。文如其人的內涵，首先強調創作主體德性與風格的關系，是指藝術家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筆寫出。這都是源于生活實踐的積累和不斷進行的自身修養。其次，作品風格與創作主體性格、氣質、才情、情感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而布封“風格即人”的觀點是指作品是刻畫人思想的，只有作品有了思想的深度，恰當的謀篇布局方能看出作者，因此，布封筆下的風格是人的思想、才能、智力的表現。二者相互比較，可以看出他們都看到了藝術風格與主體氣質、情感的關系，只是布封并不認為風格與道德品質有關，二者的內涵本質上是相左的。正如錢鐘書指出的：“吾國論者言及‘文如其人’，輒引Buffon語（Lestyle，c''''estl''''homme）為比附，亦不免耳食途說。Buffon（布封）初無是意，其Discours僅謂學問乃身外物（horsdel''''homme），遣詞成章，爐錘各具，則本諸其人（［de］l''''hommomême）。‘文如其人’，乃讀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諸人’，乃作者取諸已以成文。”〔13〕此外，王朝聞認為對生活的感悟積累到一定程度便可厚積薄發，讓這些感悟不僅得之于心而且能應之于手。所以，凡不追求人格的塑造，而是一味的追求形式上的風格，都不過是追逐幻影，娛人耳目而已。藝術家唯有藏錦于心，才能最終藏繡于口。所以，浩然之氣的修養和與眾不同的藝術生活實踐是藝術獨創風格形成的關鍵，只有先修身才可能開創一代文風，自成一家。故而，正如王朝聞在總結藝術風格與人格關系時說到的：“藝術風格的美是美的人格的創造物；為了創造美的藝術風格，首先要創造比較完美的雕塑家的人格和人品。”〔14〕因此，藝術家要形成相對穩定的藝術風格，必須美于內、誠于中才能最終形于外。其次，藝術風格在藝術實踐中不斷被修正并得到發展。王朝聞著重研究了審美主體與藝術風格的關系。他發現以前對于藝術風格的研究都主要關注了創作個性對藝術風格的影響，而忽略了欣賞者的審美趣味和審美需求也對藝術風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響。他認為藝術風格唯有與審美主體的審美趨向相一致才能真正的得以流傳。西方對于審美主體的研究多集中于接受美學，它主張作品的存在取決于讀者的理解，文學史就是審美接受史。盡管接受美學強調審美主體的重要性，但卻并沒有直接說明審美主體對藝術風格的影響，且有過分夸大審美主體作用的弊端，過分地強調了決定論。所以，根據在藝術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王朝聞指出了群眾的需要會反作用于藝術風格的形成。藝術家只有堅持走群眾路線，發揮符合群眾思想路線的藝術風格和創作技巧，才能創造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因此，藝術風格與生活的關系，其實是相互作用的關系。而創作主體和接受客體的相互交流，正是藝術風格不斷發展變化的實現途徑。

三、王朝聞藝術風格論對中國當代美學的貢獻

王朝聞對藝術風格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他獨到的觀點，他從創作主體、審美主體與藝術風格的關系、風格的多樣性和一致性等方面較為全面的把握藝術風格。他根植于藝術實踐，從豐富的藝術批評經驗出發來探討藝術規律。一方面對我國現階段美學研究在風格論研究中的缺失做了一個補充，另一方面也糾正了藝術創作只重創作層面，而忽略理論的作風。他將審美主體引入藝術風格的研究，使得對藝術風格的研究更加全面。此外，王朝聞的藝術風格論，大多是源于傳統思想與現代闡發的結合，一面堅持借鑒和吸收外來的文化和美學，努力“把外來藝術化為本民族的東西”，一面也明確“無古不成今”的堅守。凡此種種，他都只是為了講明，傳統素樸的辯證美學是今之美學的基石，傳承和創新自己，再借鑒西方的經驗，才能創造自己的美學。在此基礎上王朝聞先生發展了自己的美學理論，并形成自成一家的藝術風格論，拓展了美學研究領域并形成了自己具有獨創性的富有個性的研究方法，成為我國當代獨樹一幟的美學大家。

本文作者:江燕工作單位:四川省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