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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與文字的關系問題，是語言文字學的基本問題之一。這個問題不弄清楚，許多問題就討論不下去。

一、中外學者關于文字與語言關系的討論

1.1索緒爾關于語言與文字關系的觀點

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在他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中，首先指出了人們的“錯覺”:

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現前者。語言學的對象不是書寫的詞和口說的詞的結合，而是由后者單獨構成的。但是書寫的詞和它所表現的口說的詞緊密地混在一起，結果篡奪了主要的作用:人們終于把聲音符號的代表看得和這符號本身一樣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這好像人們相信，與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這種錯覺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只這一點已足以表明語言是怎樣離開文字而獨立的。接著，索緒爾分析了產生這種“錯覺”的原因:但是文字何以有這種威望呢?

(1)首先，詞的書寫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穩固的，比語音更適宜于經久地構成語言的統一性。書寫的紐帶盡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種完全虛假的統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紐帶，即聲音的紐帶來，更易于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數人的腦子，視覺形象比音響形象更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們更重視前者。結果，書寫形象就專橫起來，貶低了語音的價值。

(3)文學語言更增強了文字所不應該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語法。人們在學校里是按照書本和通過書本來進行教學。語言顯然要受法規的支配，而這法規本身就是一種要人嚴格遵守的成文的規則: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頭等重要的。到頭來，人們終于忘記了一個人學習說話是在書寫之前的，而它們之間的關系就被顛倒過來了。

(4)最后，當語言和正字法發生齷齪的時候，除語言學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難解決爭端。但是語言學家對這一點沒有發言權，結果差不多總是書寫形式占了上風，因為由它提出的任何辦法都比較容易解決。于是文字就從這位元首那里僭奪了它無權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緒爾進而從拼音文字“寫法和發音發生齷齪的后果”分析原因:

這一切的明顯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語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裝……

另一個結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應該表示的語言，人們把它當作基礎的傾向就越是增強;語法學家老是要大家注意書寫的形式。從心理方面說，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會引起令人煩惱的后果。人們使用“念”和“念法”這些字眼，就是把這種濫用奉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語言間的真正合理的關系給弄顛倒了。

在人們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語言間的真正和合理的關系給弄顛倒了”以后是怎樣一種情形呢?索緒爾認為:

假如一個人從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喪失了這種可以感知的形象，將會面臨一堆沒有形狀的東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學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樣。……因為聲音脫離了書寫符號，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們還是寧愿依靠文字，盡管那是會使人上當的。

看來，顛倒語言和文字的關系，或者把二者混為一談，并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字母文字的國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語言，只要它有相應的文字，就除了索緒爾所說的“音響形象”(語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種索緒爾所說的“視覺形象”(書面形式)。這就使人產生一種錯覺，好像口說的語言是從書寫的語言產生的，也就是說，語言是從文字產生的，文字是土壤，語言是土壤中生長出來的禾苗。而事實恰恰與他們感覺相反:語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漢字和漢語

翻開中國語言文字學名著《廣雅疏證》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學者段玉裁和王念孫的兩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圣人之制字，有義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

王念孫的自序中也談到了同樣的道理:

竊以訓詁之旨，本于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群分，實亦同條共貫，譬如振裘必提其領，舉網必挈其綱，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此之不寤，則有字別為音，音別為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鮮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申觸類，不限形體，茍可以發明前訓，斯凌雜之譏，亦所不辭。

這段話明確闡述了概念(義)、語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間的關系。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解釋，那就是:概念、語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樣東西，它們之間并沒有誰等于誰的必然聯系。人們交際的最終目的是表達概念，在口頭交際中，頭腦里的概念要借助約定俗成的有聲言語形式來表達，在書面交際中，有聲言語形式要借助約定俗成的書寫符號來表達。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沒有有聲言語作為基礎，文字便完全喪失了它存在的意義。

很明顯，這段話闡明了文字的本質——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并不是語言本身。可是在以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乾嘉學派”之前，至少是在17世紀中葉顧炎武提出“考文自知音始”之前，兩千年間的中國學者，包括一些鴻章碩儒莫不把語言和文字二者混為一談。即使是在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存在這種錯覺。那么產生這些錯覺的原因是什么呢?

(1)單個漢字大約90%都能夠與漢語中的單音節詞或者單音節語素相對應，也就是說，絕大多數的漢字是直接負載著語義的。這就與字母文字不同:字母文字單個字母一般不負載語義，若干字母組合起來，與詞對應，才有意義。那么，字母文字國家的人，他們顛倒語言和文字的關系，不是以單個字母為單位來顛倒，而是以組合成詞的一組字母來顛倒;漢字則與詞義或者語素存在著一對一的對應關系，于是以它的基本書寫單位——單個漢字為單位，就能顛倒漢語和漢字的關系。

(2)在很多情況下，漢字的造字手段如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很容易讓使用者錯誤地把寫出的字形和頭腦中的概念直接聯系起來，而忽略了其中還有語言這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在很多沒有文字學專業知識的漢字使用者看來，文字的形體和頭腦中的概念之間存在著直接的、必然的聯系，他們認為一個概念只能用那樣一個字來表示，而一個字也只能表示那樣一個概念。

(3)漢字是方塊字，這樣也容易給使用者造成一個誤會:文字的形體和語言中的詞之間存在著天然的、有理據的聯系。但事實卻是:造字者在造字的時候可以對文字所代表的詞有自己的理解，并把這種理解通過某種形式在字符中有所表現，但其具體的表現方式則常常是因人而異的，其間并沒有一個絕對的準則，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漢字為什么會有大量的異體字出現。

(4)在漢字的教學方法中，有一種是用回溯古漢字的辦法來教學漢字的，某個字，甲骨文、金文是這樣描畫的，大篆、小篆是這樣圓轉的，隸書、楷書中有那些古文字的影子，這樣教的結果能加深記憶，但是也形成了人們認為字與書寫形式之間的固定關系牢不可破的意識。

二、語言與文字關系的基本理論

2.1誰先誰后

語言產生在前，文字產生在后。語言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一樣長，人類從類人猿進化為人的最后標志就是語言的產生，語言產生的意義在于人類最終告別了動物界。人類的歷史，有的說有二三百萬年，有的說有幾十萬年，那么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是幾十萬年的歷史。文字的歷史最長也不超過五六千年。這是整個人類的情況。從個人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是從幼兒時期先學會語言，到兒童時期逐漸學會文字的;還有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終身都是文盲。文盲不識字，但都會說話。

2.2誰是根本

語言是根本。沒有語言，文字就無從產生。動物沒有語言，因此任何動物，哪怕是能用叫聲或“舞蹈”或氣味發出一些信息的動物，比如螞蟻、蜜蜂這樣一些“社會”性比較強的動物，都不可能創造出任何有意義的視覺符號。文字永遠是語言的依附物，永遠是語言的投影。

2.3是兩個東西還是一個東西

當然是兩個東西。人類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生存繁衍了二三百年到幾十萬年，世界上有很多民族到現在也沒有文字，在有文字的社會里，還存在沒有學會文字的幼兒和終生不識字的文盲。人類和某個具體的人，都可以沒有文字，但是不能沒有語言。完全失去了言語能力的人無法完全融入整個社會。

文字是在語言這個土壤上長出的禾苗。自然界只存在沒有禾苗的土壤，卻不存在不依賴土壤的禾苗。同理，人類社會中只存在沒有文字的語言，卻不存在沒有語言的文字。相對文字來說，語言是個在它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的先決因素，因而永遠是第一性的。

三、文字的功能

盡管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但文字也不是毫無用處得只是依附于語言。作為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文字的最大功能是輔助和擴大語言的交際作用，稍縱即逝的有聲語言在文字的幫助下可以傳諸久遠。文字的這一性質顯示出了它對于語言的最密切的依附關系，尤其是在研究古代語言的時候，可以說我們關于古代語言的一切知識都是通過分析有關的文字記載而獲得的。此外，雖然語言并不能記錄語言的全部內容，但是人們從字符特別是方塊字中讀出的信息有時卻遠遠超出了相應的言語詞所能表達的范圍。例如我們今天聽到zang(四聲)這個漢語音節時，可以把它和“掩埋死者遺體”這個概念聯系起來，卻并不知道古人死后并不以土掩埋，而是以草薪薦覆置于野外，這一遠古習俗恰恰反映在“葬”的字形上(從死在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