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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托爾斯泰；哥薩克；琉森；復活；人性魅力

【論文摘要】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折射著一種精神的洗禮，閃耀著一個偉大作家的人格魅力。本文通過分析托爾斯泰的三篇作品——《哥薩克》、《琉森》和《復活》中的人性表現，來透視作者堅持人性本善的精神探索。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LeoTolstoy，1828-1910）是19世紀后半期俄國最偉大的作家，他創作非常勤奮刻苦，最主要的作品有《一個地主的早晨》（1856）、《哥薩克》（1863）、《戰爭與和平》（1869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復活》（1899年）等。他以自己漫長一生的辛勤勞動，登上了當時歐洲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最高峰。在這里，筆者僅以《哥薩克》、《琉森》和《復活》為例，來看看這位偉大的作家的魅力。《哥薩克》寫的是貴族青年奧列寧厭倦了大城市里的生活，來到高加索美麗的大自然中尋求新的生活，作品深深地蘊涵著作家鮮明的人文生態思想。主人公奧列寧是一個進步的貴族知識分子，為了擺脫他所在的貴族地主階級的扭曲人性、摧殘人的生命意氣的生存枷鎖，對人的生存價值進行了執著的追求，在高加索美麗自然的懷抱中逐步嘗試建構他的詩意人生。奧列寧來到高加索，大自然的氣息就濃濃地撲面而來。遠離了“文明”的毒霧熏染，哥薩克儼然像一塊未經雕鑿的璞玉，一切顯得那么的和諧自然。活在其中的人，沒有一種活得虛偽的做作感，不必為了迎合他人他物而戴上“文明社會”慣有的面具，十分的愜意自我，人性自由歡快很少受到約束。文中，奧列寧有關于幸福的思索，使他對從前的生活產生厭惡感，只有看到被陽光穿透的綠蔭，看到落日和明朗的天空，才又覺得幸福起來。他體悟到“幸福乃在于為他人而活”，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不合乎情理的欲望根本不是幸福的所在，那只是人性污垢的浮塵。他渴望融入哥薩克人民，“象大自然一樣地生活著”，“入哥薩克籍，買一所小茅屋和牲口，娶一個哥薩克姑娘”。但是一個哥薩克的外來人，真的那么容易進入這種生命程式嗎？答案被奧列寧自己和他的所屬階級給否定了。家人和親戚朋友因為他如此習慣哥薩克的生活而把他當作一個近乎毀滅的人為他悲傷。一直過慣了奢侈生活的奧列寧對紙醉金迷、醉生夢死還有留戀，內心的欲望還在不時地冒泡。滿足自己的欲望是人的本能，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即使是道德凈化后的奧列寧也難以免俗。當他在哥薩克住久了，新鮮感慢慢消失，一切歸于平靜后，人性的惡疾慢慢地浮出水面了。尤其表現在他對待瑪麗亞娜的愛情上。他一開始告訴自己，“娶一個哥薩克姑娘，就是不娶瑪麗亞娜，他把她讓給盧卡什卡了”，可是當他發現自己沒有瑪麗亞娜幾乎就活不下去時，便不顧一切地追求瑪麗亞娜。雖然奧列寧認識到不應當把瑪麗亞娜變成一個庸俗的貴婦人，而應當把自己降到瑪麗亞娜的水平，使自己成為一個單純的哥薩克。但是他的愛情觀在本質上

已經前后對立起來——前時期犧牲自己成全他人，后時期認為在愛情中，利己的才是幸福的，充分暴露出奧列寧一直以來壓抑著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人生觀。不出意外的，這種舉動遭到了美與自然的化身的瑪麗亞娜的唾棄。愛情是檢驗一個人靈魂高下的試金石，雖然奧列寧一方面努力去追求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始終無法擺脫原先都市貴族生活方式根深蒂固的影響，注定了他的平民化理想的失敗。于是，他的內心更為彷徨，雖然知道“他所生活過的和他現在要回去的那個社會中的一切都是假的”，但也無處可去，只能重新成為一流污水潛進那骯臟的異化文明的圣地。這時候的托爾斯泰已經充分認識到社會環境對于一個人的影響是何其之大。作者懷著對人類未來命運的深切關注，苦苦探索俄國的社會問題和貴族的出路問題。《琉森》這部短篇名作是托氏在游歷瑞士盧塞恩時的見聞，描寫了一場“文明人”欺辱“下等人”的場景，篇幅雖短卻蘊藏了無窮的精神力量。托爾斯泰的一生都在同情不幸人們的苦難，不斷思索怎樣使人間充滿溫情與真愛，不斷地宣揚他的人道主義。他寄希望于人的道德上的自我修養，不提倡以暴力抗惡，宣揚基督教的寬恕和博愛，他幻想通過這些人性的升華來消滅社會的罪惡。雖然在黑暗的現實面前這似乎顯得有些天方夜譚，但這種艱苦的思想探索令一顆偉大的心靈一直活到現世，感動了并正在感動著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們的心。黑塞曾經說過，真正的文學是一定永遠有讀者的，因為它們包容了人間的基本真理和真相。閱讀此文，可以看見作者靈魂深處迸射出來的震怒，可以感到他內心深處的苦苦掙扎，可以聽見他無可奈何的深深嘆息。瑞士旅館門前，一個矮小的流浪歌手演奏悅耳甜蜜的音樂很久，三次求聽眾賞他一點東西，可是一百來位“幸福”的闊人卻白白享受了這美妙的藝術,誰都不愿意給他任何東西，甚至帶著冷漠的微笑嘲諷他。看見這一幕，“我”覺得十分的痛心與可恥，想補償歌手點什么，就邀歌手去喝酒，卻又在喝酒時受到了各種歧視待遇，令“我”十分震怒又苦惑。

文章對人的生存環境進行了細膩的描寫，令人感覺大自然也有了生命似的。如瑞士旅館門前的晚景，作者描寫的是那樣的美輪美奐：湖水的顏色是“燃燒著的硫磺”，湖岸又“芳草芬披”，大氣是“柔和的、晶瑩的、蔚藍色的”，“到處都在動，都是不均衡，是變幻離奇，是光怪陸離的陰影和線條的無窮的混合和錯綜，而萬物之中卻蘊藏著寧靜、柔和、統一和美的必然性”。在充溢著和諧與美的大自然面前，人的心里一切不善良不諧和的東西，應該蕩然無存才對。可是后文中就餐時紳士淑女們的故作高雅與骨子里的冷漠讓“我”難以忍受，破壞了好心情。就像文中那座人工的堤岸一樣庸俗不堪，粗暴地破壞了無拘無束的那種大自然的美。迷人的大自然和“文明”的教化就這樣突兀的對立起來，刺痛讀者的雙眼，讓人看到了異化文明的丑陋可笑與裝腔作勢。

當“我”為此而抑郁失落時，流浪乞食歌手的歌唱像“一道明亮快樂的光輝射進了“我”的心里，讓我感覺生活也重新有了意義和魅力。美妙的音樂是一種美的享受，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可是瑞士旅館里的人們卻這樣傲慢無禮的對待這神圣的美，還去嘲笑踐踏歌手的勞動，無視“下等人”的尊嚴，不肯把他們口袋里千千萬萬個錢幣扔給歌手一個半個。他們個個自命不凡，認為世界上最大的幸福就是錢，平庸的生活已經把他們弄得頭昏腦脹腐化墮落。“我”為他們感到羞愧不已，不顧他人把“我”當作瘋子，接近歌手，力圖讓這矮小的人能夠跟這群人平等。可是，不但是那些上等人如此桀傲，連旅館的侍者也盲目的自大起來，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要比歌手高得多，就可以拋開侍者應有的禮節，慢待起客人來。整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誰的社會地位高，就可任意欺辱“下等人”。人生來已是不平等的，文明社會用“階級”來把同一質的人硬生生的劃成三六九等。事實上，不但是欺辱者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連被欺辱者也認為命該如此。歌手三次懇求人們賞賜時，都因為自慚形穢而膽怯躊躇，面對嘲諷，更是以笑來掩飾自己的失落，不敢表現出一點點地不滿。

在重重的社會矛盾面前，哪條才是消滅社會罪惡的途徑，長長的思索也不能理出一個答案，只能尋找超乎人類力量的存在。此時的托爾斯泰只好呼吁人們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只能對自己說，“你沒有權利可憐他，也沒有權利為那勛爵的富裕生氣。”仁慈的上帝既然容許矛盾的存在，就是寬廣的憐憫，人就該從自身反省，找回自己身上的原始的人性美，皈依上帝，接受上帝的凈化與救贖。這就是典型的托爾斯泰主義前期的要義。

《復活》是托爾斯泰的最后一部長篇小說。主要情節圍繞主人公馬斯洛娃和聶赫柳多夫展開：馬絲洛瓦在16歲時被聶赫柳多夫誘奸,懷上了小孩被東家趕出家門，最終走投無路,跌入了妓院的火坑。十年后，馬被誣告為殺犯，受審時聶恰巧是陪審員，他明白馬的墮落是他一手造成的，決心以行動贖罪，為她的案子到處奔波。最后，兩人都懂得了生活的真正意義，精神走向復活。

男女主人公的墮落是不良社會環境腐蝕的結果。聶赫柳多夫受了當時俄國貴族地主階級普遍的浮夸糜爛的風氣的影響，若不想成為局外人，就不得不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在這種扭曲的價值評估下，渾渾噩噩的一次次否定“自我的靈魂掃除”，從一個誠實、高尚、把自己的土地無償分給農民的青年學生，變成一個心安理得的享受荒淫無度的生活的利己主義者。用一百盧布買斷對馬斯洛娃的愧疚，私通有夫之婦的同時準備向公爵小姐求婚，為擁有大宗家業而感到“愉快”……社會階級的特權慫恿促使他去這樣做，似乎有人在耳邊不斷告訴他生活本來就是這樣的。于是在與馬斯洛娃相逢前，他的斷斷續續的“靈魂掃除”就顯得那么的微不足道：“每一回,人世的誘惑總是降服了他，不知不覺地他又墮落了，往往比以前墮落得更深”。女主人公就更是她的屈辱的社會地位的悲劇演繹了。當懷孕的馬斯洛娃淋著雨追趕在火車上舒適地靠著絲絨椅飲酒取樂的聶赫柳多夫無果后，在受盡雇主的欺辱后，在店員的負情后，她不再相信善的存在，一步步淪落為麻木不仁的妓女。此外，作者還通過對法庭、宗教、特權階級的詮釋全面暴露了沙皇專制制度的黑暗。執法機關從上到下都是昏天黑地毫無公理，庭長、法官、檢察官都拿犯人的生命當兒戲，樞密院又不問案情的是非曲直，冤獄遍布全國，監獄人滿為患。官僚機構腐朽不堪，官吏草菅人命，在這種情境下，馬斯洛娃成了荒謬的法律和昏庸法官的犧牲品。

這是一部關于宣揚人性美、批判現實罪惡的作品，是“托爾斯泰主義”的藝術解構。作品通過聶赫柳多夫和馬斯洛娃的人性中的善的復蘇來成全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民和烏托邦夢想，并以清醒的現實主義無情地撕毀了統治階級的假面具，毫不留情地、全面地、深刻地揭露了沙皇俄國的黑暗腐朽。

通過以上三部作品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托爾斯泰不斷進行著精神的洗禮。他始終堅信人性本善，在探尋社會出路的時候，寄希望于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在人人自愛相愛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理想的社會。他的仁心仁德，他的孜孜追求，他夢想中的烏托邦都表現了一個偉大作家光輝閃耀的人格魅力。這種偉大的人格魅力，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