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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治模式與賢者治國理想的遺存

為政在人、君子執政是傳統社會的基本政治模式。作為傳統社會官方指導思想的儒家學說中，始終強調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賢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國家，而且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官僚制層級體系來維持這種政治模式。《尚書》中便有“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周書立政》）的記載。儒學宗師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主張“舉賢才”（《論語子路》），并提出了“至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義”（《論語述而》）的選賢標準。后世的思想家紛紛對賢者治國的原則和模式進行論證和設計。如孟子提出君主“身正而天下歸之”，認為君主的品質是天下治理的關鍵，“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荀子提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荀子君道》），漢代劉向講“國有三不祥……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也；知而不用，二不祥也；用而不任，三不祥也”（《說苑君道》）。司馬光講“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司馬溫公文集御臣》）。傳統社會養成了根深蒂固的人治傳統，這種傳統直至今日都在左右著人們的價值意識，誘導和規范著大眾的行為選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法治意識的缺失。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政治文化強調德與禮，強調當權者的個人修養和社會倫理規范。法只是刑罰的一種表現，且不說先秦法家諸子所說的法的最終指向是有利于君權的君主政治，就算在儒家“寬猛相濟”、“雜用王霸”的治國政策中，“猛”、“霸”始終處于次要位置，只是“寬”、“王”的補充。長久以來，造就了社會法治意識的普遍淡薄。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了“熟人社會”的概念，其典型話語是背景和關系。［2］這種重人情、輕規則的人情社會滋生著親情、友情、鄉情面紗掩飾下的一種腐敗，既是法治理念缺失的表現，也對法治權威起著消解作用。例如，部分公共權力的掌有者，將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將公共權力轉化為個人權威，將自己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當作謀私利的工具，存在種種以言廢法、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法、以權廢法的現象。這是法治精神缺失的普遍表現。這也是為何鄧小平強調要確保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3］﹙P146﹚。第二，普遍的清官期盼意識。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主張賢人政治，向往明君賢臣、明君在位、君臣遇合。如孔子講“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語子路》）；其弟子講“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孟子講“尊賢使能，俊杰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孫丑上》）；荀子講“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荀子君子》）；二程則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河南程氏文集》卷五），等等。在思想家們的論證與倡導之下，處于這種政治體系中的大眾形成了對賢人政治的深切向往。隨著歷史的演進，這種向往逐漸演變為社會大眾在政治心態上普遍的清官期盼，這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深層內涵之一，在當前也通過各種形式表現出來。例如，一些影視和文學作品常常熱衷于塑造包青天式的清官形象，媒體也經常報道某些問題解決的原因是“某某領導的親自批示與過問”。事情的解決離不了領導的親自過問，這足以說明法的權威沒有樹立起來，人們只能訴諸領導的個人權威。老百姓已經習慣于把希望寄托于清官的出現，習慣了以某種特權來對付另一種特權。人們對于清官所寄予的希望越大，就越說明法治意識與法治權威的缺失。

二、官本位與權力至上意識的遺存

在“王權支配社會”①的傳統社會中，權力對經濟利益和其他社會資源的支配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隨著歷史的演進，嚴密的權力等級劃分及與之有關的特權成為政治傳統和政治習慣。這種政治權力支配經濟利益的現實，引導著社會中的人紛紛趨于官場，社會各個階層向官僚制君主政治靠攏。“在君主政治時代，在政治權力私有的社會政治條件下，介入體制，分享權力是獲取利益的捷徑。”［1］﹙P275﹚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諸方面面貌都發生了重大轉型，然而，作為傳統社會絕癥的“官本位”意識的流毒絲毫沒有減弱，至今在我國社會生活中仍有很深的影響。第一，爭奪入仕取向日益激烈。在整個封建時代，“學而優則仕”的意識觀念始終居于統治地位并得到廣泛的渲染，孔子提出的“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衛靈公》）可以說是讀書做官思想的最初表達。就傳統社會的社會流動看，漢代以后下層讀書人開始大量入政，“漢代以降，讀書做官成為普遍的社會意識，無論是達官貴人，騷人墨客，還是市井小民，凡夫俗子，大體上形成了共識”［1］﹙P275﹚。特別是始于隋唐并日臻完善的科舉制使傳統社會的政治錄用制度化，將科舉求官固化為傳統社會的根深蒂固的共識。漫長的社會發展過程中這種權力本位的價值觀被深深烙印在社會各個階層心目之中。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當前中國人的政治精神層面，謀官是重要取向之一。例一是近幾年公務員熱現象，報考公務員在近年迎來了一次次的高峰。以高校畢業生為例，“一份有9萬多2013年應屆畢業生參與的調研報告顯示，政府部門是應屆生首選，占24.2%。而選擇去企業工作的，體制內企業也是主流”［4］。例二是“老板從政”現象。近年來，一種與20世紀末期官員辭職下海逆向而行的現象是相當一批民營企業界人士被推選為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社會上稱之為“老板從政”。這種由官而商由商而官的現象，被有的媒體稱之為“政商之變”。我們不能將迷戀權力解釋為這些現象的唯一原因，但相信權力能帶來諸多方便是不可或缺的緣由之一，反映了社會普遍的官本位取向。第二，在體制與思想雙重因素的作用下，政治權力被用來謀取巨大經濟利益，以權謀錢，這是權力本位意識的又一表現。“特別是在權力制約環境未得到全面優化的情況下，權力所具有的呼風喚雨、含金無價的巨大潛能是不爭的事實，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識。”［5］﹙P171﹚例一是各種各樣的貪污現象。縱觀整部中國歷史，可以說貪污是官場綿綿至今的游戲規則，且有愈演愈烈之勢。20世紀80年代以來，官員腐敗的數量不斷增加，層級不斷提高，涉案金額也與日俱增。例二是官商勾結現象。一些黨政干部利用手中的權力，與商人勾結，結成了利益共同體，有恃無恐、鋌而走險。不少商人家族通過與政治力量的聯盟，形成新的豪族。“精英們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治資本謀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從而實現資源與權力的自我循環。”這種“精英聯盟”現象及“精英壟斷”趨勢理應引起足夠的關注。

三、等級制與人身依附關系的遺存

打破社會成員的等級身份并在此基礎上實現自由與民主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涵與首要要求，但等級身份和人身依附關系恰恰是傳統政治思想反復論證的核心主題。“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由各種社會地位構成的多級的階梯。”［8］﹙P466﹚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極重倫理、名分和等級的社會。《詩經》中便有諸多“君子”﹙指貴族統治者﹚、“小人”﹙指平民或勞動者﹚之稱的記載。后來更有所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左傳昭公七年》），“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左傳宣公十二年》），“各位不同、禮亦異數”（《左傳莊公十八年》），等等。禮治社會是儒家的理想社會，所謂禮治實質上就是一種等級社會。每個人都有其所歸屬的等級，而且其行為也要符合禮的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便明確表達了孔子的高低尊卑的等級觀。儒家之外，其他法家、墨家等各派思想家也從不同角度論證等級制度的合理性。就思想史的整體看，盡管有一些思想家批判等級制度，但畢竟不占主流。①在這種社會中，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既先天取決于他的家庭在社會等級中的地位，又后天取決于他個人在社會政治結構中所獲得的身份。以此為觀照，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傳統社會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形成西方近代以來的那種天賦人權的平等意識和民主意識。這種等級觀念對當前社會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考察。第一，以官劃線，等級森嚴，視當官為凌駕于一切職業之上的最高職業。在傳統社會，士農工商是基本的職業排序，等級規范被認定為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歡。”（《荀子大略》）“在這樣的等級觀念的關照下，人們自降生之日始，就被牢牢地固著于相應的等級位置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活的進程，分別進入不同角色，隸屬于各種各樣的主人。整個社會就是由無數個這樣的等級隸屬關系織結而成的關系網絡。”［1］以至今日，官品成為衡量個人價值和社會地位的基本尺度，官級被用來換算和顯示某種職務的含金量。例如，《教師法》中就有“教師工資不低于同級公務員工資”的規定。這里明確地表現出以公務員為參照系的取向。又如，新聞媒體上經常看到稱基層干部為“父母官”的報導與宣傳。源自兩漢時期的“父母官”之稱表達了百姓對召信臣和杜詩式官員清廉的贊譽，但現代政治學以公民為核心，今日的政治環境與古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究其實質，“父母官”這詞本身就徹頭徹尾地顛倒了主仆關系。留戀這一稱呼的官員的思想深處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而熱衷于這一稱呼的公眾和媒體露出的更是腐朽的封建等級觀念。第二，現代公民意識的缺失。傳統政治文化具有重群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是在群己關系的定位上優先考慮群體的利益和需要，忽視甚至泯滅個人的利益和需要。它強調一種整體主義的價值規范。這種整體主義既是官方倡導的普遍價值與意識形態，又是現實生活中人們進行價值選擇的依據。這種人身依附觀念把個人馴化成了臣民，不僅泯滅了人的本性和創造精神，而且限制了人的自主性與獨立性，造成了普遍的現代公民意識的缺失。正如葛荃所言：“中國沒有蒞臨后現代，中國的文化和精神在某些方面甚至還沒有走出中世紀。諸如自由、平等、人權、法制等等啟蒙時代的理念，不僅社會的中下層很陌生，沒有興趣了解，而且社會的上層、高層也不感興趣。總的來看，這些現代社會的法制觀念和政治理念大體上存續在理論層面上，傳布于少數高層文化群體和教育群體中，社會多數成員則處于若即若離的模棱兩可狀態，于是表現為全社會的整體匱乏。”［9］因此，傳統的等級意識和人身依附觀念抑制了社會個體的政治主體意識，現代政治所主張的政治權利意識以及平等、自由、民主等理念更無從談起，久而久之，社會大眾形成了一種“盡人皆奴仆”［1］﹙P154−156﹚的臣民心態。

四、家長制與倫常神圣觀念的遺存

倫理道德與政治規范緊密聯系、相互作用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我國古代，于氏族方面之組織尤極完密，且能活用其精神，故家與國之聯絡關系甚圓滑，形成一種倫理的政治。”［10］﹙P45﹚早在《尚書》中便記有“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尚書堯典》）。“在中華傳統家族本位的社會里，一切社會組織均以家族為中心，一切人與人的關系，都須套在家的關系中；人們少有個人的觀念，有的都是家族角色的觀念。”［11］﹙P123﹚由于“家”的觀念特別突出，父權、族權事實上被置于了一種法律的地位，家庭的倫理被演繹到國家領域，君主是國家的大家長，各級地方官員則是中、小家長，綱常之道成為維護封建秩序的基本行為準則，倫理觀念起到了政治規則的作用。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政治文化把政治道德化，以倫理道德為本位，家長的權威具有普遍的至上性和絕對性，與之相應的倫常神圣觀念、家長意志觀念束縛著人的思維與意識，影響直至今日。第一，我國傳統社會是“家國同構”模式，源于血緣農耕基礎的親情內核外顯出的宗族倫理成為政治權力普遍的社會基礎。它強調家長的絕對權威，家庭成員對家長的意志只能順從和服從。“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荀子致士》）“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春秋繁露五行之義》）且君主成為天下最大的父家長，具備至高無上的統領社會所有家族權力。“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尚書洪范》）“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禮記大傳》）于是，“父家長與君、夫一道成為社會的當然主宰”［1］﹙P44﹚。這種家長制傳統在今天仍有影響，如黨的集體領導演變為個人領導，不少地方和個人都有家長式人物和一言堂現象，長官意志決定一切。干部作風不民主，聽不進不同意見，以“家長”的話論定是非，把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即使是錯誤的意見也要求別人絕對服從。正如鄧小平對家長制的批判：“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3］﹙P328−329﹚第二，家長制傳統使體制內的人無一例外地按家長的好惡行事，形成了形式主義、好大喜功的傳統。20世紀50年代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便是這種思維的最好例證。“當時從中央到地方的領導層中，普遍存在盲動情緒和頭腦發熱的情形。但這種現象的存在與來自上面的感染與導向有直接關系。……家長制下的‘一言堂’助長了虛飾不實行為，使‘’變成了謊騙投機的大浮夸。”［5］﹙P131﹚盡管作為一場政治運動早已遠去，但時至今日，與家長本位直接聯系的虛飾、浮夸、謊騙等思維定勢一仍舊貫。“作為一種政治文化中權威主義人格的遺存，它仍在尋找政治體制中不完善的縫隙，以作為寄生的空間。它鼻嗅須觸，伺機而動，期待著恢復在昔日封建專制時代的威風和顯榮。”［5］﹙P135﹚例如當前普遍的政績造假現象，GDP被政績化，經濟數據的統計被服務于政治權力的需要，所謂“數字出干部、干部出數字”，在制造假政績的同時隱瞞真事故，等等。這種報喜不報憂、浮夸作偽的政治價值背后的根源在于家長制，家長憑依數字行賞的理念使體制內的人無一例外地按家長的好惡行事。中國已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跋涉了百余年，然而，“近一個多世紀以來，雖然中國的國體性質和政體形式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社會的整體結構、經濟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們的生存樣態等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但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尤其是在政治觀念方面，在相當程度上還沒能從傳統政治文化的羈絆中完全解脫出來”［1］﹙P159﹚。這種傳統的政治文化與價值系統“雖然‘視而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但確實是存在的，而且直接規范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12］﹙P9﹚。當前種種繁雜的社會政治亂象背后內含著幾千年的傳統思想思維定勢的影響，對這種傳統的超越是實現現代化不可逾越的任務之一，也是歷史和現實反復警示我們的教訓。我們應努力消除這種消極思想的影響，以期真正促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進步。

本文作者：莊仕文工作單位：山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