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院的學生是研究、學習法律的。無論是本科生、碩士研究生還是博士研究生，凡是學習法律和研究法律，都離不開寫作論文。尤其是在畢業的時候，每一個法學院的學生都要寫作畢業論文，都存在一個怎樣寫作畢業論文的問題。我做這個題目的報告，就是用我在學習、研究民商法中怎樣寫作法學論文，以及在做法學院教授的工作中，怎樣指導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的經驗和體會。希望對大家能夠有所幫助。

第一部分關于畢業論文的選題

法律的學習和研究，以及寫作法學論文，最重要的是選題。一般的學習法律者除外，凡是涉及到法律要深入做的時候，那么，無論確定專門的學習、研究方向，還是寫作論文、謀劃長篇巨制，都首先面臨的是選題的問題。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同樣也是這樣。因此，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首先要確定好選題，然后才能開始進行畢業論文的搜集資料、謀篇布局、開始寫作。不然的話，上來就寫，寫完了就撕，很難寫出好的作品，畢業論文也就很難過關。有些同學經常到了開題的時候，找到我，央求說，老師給我出一個題目吧！可是，論文題目不是那么好出的，而且學生自己究竟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有積累，并不完全清楚，還是要靠學生自己好好地進行選題。

一、作畢業論文選題的一般考慮

法學院學生，尤其是碩士研究生，在開始進行學習的時候，首先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指導碩士研究生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學習剛剛開始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確定研究的方向。例如有的學生愿意做抽象的民法研究工作，我給他確定民法總論的研究方向。為什么要給他確定這個方向，就是因為我對他的學習和研究很了解，他對民商法的基本問題都是很精通的，基礎很好，尤其是處理具體問題，應用民商法的理論得心應手，這也使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這個同學是很有才氣的，要研究一個一般的題目是很不成問題的。所以，選擇民法總論這個方向給他，既有難度，他又是能夠勝任的。還有一個同學，他的特點是修養很好，基礎很好，特別是在哲學的層次上，有很敏感的感覺，也是很有前途的。而民法哲學這個題目是很難做的，幾乎是一個新的領域，現在沒有多少人能把這個問題做得好。他有這個實力，那就讓他做。應當說，在選擇方向上，因為都是民商法專業，選擇什么專業，只要結合自己的特點、長處和愛好，就行了。

法律的學習和研究，以及寫作法學論文，最重要的是選題。一般的學習法律者除外，凡是涉及到法律要深入做的時候，那么，無論確定專門的學習、研究方向，還是寫作論文、謀劃長篇巨制，都首先面臨的是選題的問題。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同樣也是這樣。因此，法學院學生寫作畢業論文，首先要確定好選題，然后才能開始進行畢業論文的搜集資料、謀篇布局、開始寫作。不然的話，上來就寫，寫完了就撕，很難寫出好的作品，畢業論文也就很難過關。有些同學經常到了開題的時候，找到我，央求說，老師給我出一個題目吧！可是，論文題目不是那么好出的，而且學生自己究竟對什么問題感興趣、有積累，并不完全清楚，還是要靠學生自己好好地進行選題。

一、作畢業論文選題的一般考慮

法學院學生，尤其是碩士研究生，在開始進行學習的時候，首先就是要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指導碩士研究生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學習剛剛開始的時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確定研究的方向。例如有的學生愿意做抽象的民法研究工作，我給他確定民法總論的研究方向。為什么要給他確定這個方向，就是因為我對他的學習和研究很了解，他對民商法的基本問題都是很精通的，基礎很好，尤其是處理具體問題，應用民商法的理論得心應手，這也使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很高。這個同學是很有才氣的，要研究一個一般的題目是很不成問題的。所以，選擇民法總論這個方向給他，既有難度，他又是能夠勝任的。還有一個同學，他的特點是修養很好，基礎很好，特別是在哲學的層次上，有很敏感的感覺，也是很有前途的。而民法哲學這個題目是很難做的，幾乎是一個新的領域，現在沒有多少人能把這個問題做得好。他有這個實力，那就讓他做。應當說，在選擇方向上，因為都是民商法專業，選擇什么專業，只要結合自己的特點、長處和愛好，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選擇具體的題目。

選題，就是選擇什么樣的專題確定為自己學習、研究的具體方向。法律的問題內容極其繁雜，就是確定一個大的方向，里邊的內容也是十分復雜的。比如說，我們選擇物權法作為研究的方向，作一個20多萬字的專著，不可能寫《物權法論》。如果20萬字寫成一部《物權法論》，那就是普及的教材，而不是法學專著。湖南大學的屈茂輝教授是我們學校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學之前，他寄給我一本《用益物權》，大概有40萬字。這種著作，分量與內容是一致的。同樣，如果選擇侵權行為法作為研究方向，也只能選擇一個具體的題目，比如特殊侵權行為啦，歸責原則啦，構成要件啦，賠償范圍啦，等等。我欣賞王衛國教授的《第三次勃興—過錯責任原則》，就是專門研究過錯責任原則的專著，一個歸責原則寫了20多萬字。題目好，寫的再好，就是一個出色的作品。民法總論的題目很多，可以做很多選擇。我原來想過的有民事主體、民事責任、訴訟時效，等等。但是如果選擇是《意思自治原則》，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如果把這個題目做好了，不僅是成功的作品，而且對民商法的進步也是有推動作用的。本科生的選題就為寬泛，可以選擇的問題很多，涉及到全部的法律問題，因此應當很好地斟酌，確定自己畢業論文的選題。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本來就是有研究方向的，選題相對較為容易一些。

摘要：長期以來，國際商法被包容在國際經濟法論文"target="_blank">經濟法或者國際私法學的學科體系中，是對國際商法自身屬性認識不夠，判斷失誤所致。在事實上，由于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增加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格局的形成，此時，國際商法從國際經濟法或國際私法中分離，對不斷發展的國際商事貿易活動進行獨立的調整，是對現實訴求的回應；在理論上，國際商法有自己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完全可以將之歸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同時，從國際商法起源、發展及根本目的來看，其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是合乎邏輯的，有其正當性基礎的。

關鍵詞：現實訴求；調整對象；調整方法；根本目的。

一、國際商法之獨立性———是對現實訴求的回應。

吳經熊先生在其《法律三度論》一文中指出：每一個特殊的法律均有三個度，即時間度、空間度、事實度。這里的事實度是指所有法律均與事實有關，在邏輯上，有什么是關于這件事的法律？詢問“什么是法律”這一問題是毫無意義的，每一法律均統制一定的事件，或一類的情事[1]。事實上，吳氏先生的事實度是從方法論的角度，給我們指引了一條研究法學問題的路徑，即對法律問題的探究必須回應現實的訴求，基于現實的語境來對法律樣態予以多維度的考量和解讀。因此，筆者認為，在論證國際商法獨立性①這一法律問題上，有必要從事實的維度考察其獨立性之現實訴求。據此，下文擬從三個事實維度對此問題展開分析：

第一，新科技革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際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客觀上要求一套獨立能夠規范商事活動的法律。自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由于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社會生產力水平得到飛速的發展，各國之間的商事活動頻繁發生，國際貿易不斷的增加，據統計：二戰后，國際貿易迅速發展，1950年國際貿易僅為607億美元，到2000年世界商品貿易總額達70000億美元，并且，當前的國際貿易的規模還在繼續不斷擴大[2],伴隨著各國間商事交往和合作密切程度的日益提高，使得各國從一國內部的商事領域逐步步入世界性的商事領域，這樣必然打破一些原先具有明顯的區域性、封閉性的地區商事法律、法規（實際上，早在11世紀，地中海沿岸區各國的商人團體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即開始自行制定一些規約，即所謂商人法，這種商人法就是商人們長期從事商業活動的習慣做法，這種習慣性的做法一開始只流行于一定的地區和行業，隨著國際商業的不斷發展，其影響也不斷發展，有的發展到今天已在全世界范圍內通行），迫切需要產生一部能在全世界統一的大市場內能夠適用的商事法律、法規。因此，鑒于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國際商事活動的頻繁發生，在客觀上必然要求誕生一部能夠在國際商業社會領域內，調整平等的國際主體從事各種國際商業活動的統一實體法律規范，即我們所稱謂的國際商法。

第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為國際商法走向獨立化提供根本性的動力支持。經濟全球化作為全球化進程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當今世界發展的深刻背景和根本趨勢。經濟全球化的加速發展，促使世界范圍內的國與國之間的商事交易活動空前的頻繁與活躍。從事國際商事活動的商人們迫切的希望能夠像從事國內商業一樣，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套統一的規則，從而擺脫因適用不同國的民商法而給國際商法帶來的障礙[3]。因為法律規則的不同一，不僅將增加國際商事往來的不確定性，使商人在交易中缺乏預見性和安全感，而且還會造成交易成本極大增加和效率顯著的降低，這是其一；其二，由于商業活動本身固有的與生俱來的擴張性、同一性與世界性以及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要求減少或消除各國商法法律的歧異，避免法律沖突，以便利交易的進行的需要，客觀上要求一套統一的國際性商事法律體系[4]。因此，可以這么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推動了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客觀上為國際商法走向獨立、構建一套獨有的調整國際商事領域的法律體系提供內在性的動力支持。

本文標題中的“四個問題”，分別是指法理學課程的定位、民、商法教學的“兩張皮”、非法學專業經濟法課程的必要性以及法律英語教學的理念。目前，這四個問題在我國高校的法學教學中比較突出，然而卻未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所以有必要對其進行探討和研究。這里還需要對法律英語教學的學科歸屬問題作簡單說明。目前，我國許多高校的法學專業都開設了法律英語課程。由于法律英語課程本身具備交叉學科的鮮明特點，因而既可將其歸入英語課，也可將其歸入法學課。尤其是法律英語課程中含有大量的英美法知識，而筆者正主張在法律英語的教學中應當對這些英美法知識給予高度的重視。有鑒于此，本文特將法律英語課程的教學歸入本文所說的“高校法學教學”這個概念之中。

一、法理學課程的定位

現階段，我國高校的法理學教學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許多學生學習了法理學之后，依然不能全面理解法理學的基本原理，更遑論運用其基本原理解決實際問題。例如，現行的訴訟離婚理由是“感情確已破裂”，對于這個規定，我們不僅可以運用親屬法的原理進行分析，而且也可以運用法理學的原理進行分析。這就如同一個數學問題，我們既可以用解析的方法解決，也可以用算術的方法解決。但是，有的學生在學習了法理學之后，依然認為這只是一個純粹的婚姻法問題，意識不到這個問題也可以運用法理學的基本原理加以分析。

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在于我國高校法學課程設置的不太合理。按照目前的法學課程設置，法理學課程在所有的法學課程中最先開設。學生們先學法理學，然后再學民法學、刑法學、經濟法學、訴訟法學等其他法學課程。這樣，學生在學習法理學時，要直接面對抽象的法學理論，由于這個時候還沒有學習相關的應用法學課程，還沒有應用法學方面的感性材料，因此不能充分理解相對抽象的法理學理論。法理學課程被安排在其他法學課程之前最先開設，與人們對法理學課程的定位有著密切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們總是將其定位為單純的法學基礎課，甚至稱其為“法學基礎理論”。但事實上，法理學不但是法學基礎課，更是法學哲理課。法理學在有些國家(包括我國)，就被稱作法哲學[1]。它里面不僅有著基礎性的內容，而且還有著大量的哲理性內容。

這些哲理性的內容往往抽象、深奧，對于剛剛入學的大學生而言，有著相當的難度，若無充分的來自于應用法學課程的感性材料，是很難融會貫通的。法理學課程應當被定位為基礎性和哲理性相結合的理論法學課程。筆者認為，應當將目前的法理學課程的內容區分為兩個層次，即初級法理學和高級法理學。對初級法理學的內容，繼續在所有應用法學課程之前開設;而對于高級法理學的內容，則應在大多數應用法學課程之后開設。在具體開設時間上，初級法理學可以考慮安排在大一上學期;高級法理學，則可以考慮安排在大三下學期或大四上學期，因為這個時候學生們已經學完了絕大多數的應用法學課程，積累了較多的感性材料，從而具備了學習高級法理學的材料基礎。經過這樣的分層處105理，既能使法理學真正地發揮其法學基礎理論的作用，也能使學生在積累了足夠多的應用法學知識的基礎上，順利學習法理學中抽象深奧的理論，從而真正理解和掌握這些高級的原理。

二、民、商法教學的“兩張皮”

中國的經濟法學從誕生至今，經歷了從缺乏理論支持的一哄而上，到理論日漸成熟的深刻反思，再到基礎理論上停滯不前的低迷時期。現在，中國的經濟法學應當向何出去的問題不可回避地擺到了中國經濟法學者的面前。

20世紀70年代末，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目標，以解放束縛了多年的生產力，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更加協調，使生產關系能夠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就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經濟法律制度，從法律上加以保障。對經濟運行的機制從法律上加以研究成了當時法學工作者的一項重要課題。在對經濟運行法律機制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經濟法學的雛形。

也許是受計劃經濟思想觀念影響時間太長的緣故，剛剛改革開放的經濟使得法學工作者有些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對市場經濟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學工作者認為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法律都屬于經濟法研究的范圍，于是相應地形成了大經濟法的概念。在當時，人們以談經濟為時髦，對于經濟法學和其他法學部門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問題都當作經濟法問題來對待。為了尋求理論上的支持，人們一方面立足于本國資源，從理論上對經濟運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從外國積極引進各種經濟法理論，借鑒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在這個階段，有一大批的經濟法學教材和著作被翻譯成漢語出版發行。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前蘇聯、日本的一些經濟法學著作和教材，如前蘇聯拉普捷夫主編的《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日本的金澤良雄的《經濟法概論》、丹宗昭信、厚谷囊爾主編的《現代經濟法入門》、《日本經濟法概要》等。此外還翻譯了一批經濟法學論文。在國內則出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眾多的經濟法派別，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縱橫經濟法論。經濟法學研究對法院的司法實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大量經濟案件的出現，使得各級法院相繼成立了經濟庭，專門處理這些案件。在當時看來，企業之間的經濟合同糾紛、涉外經濟糾紛等，只要涉及到錢的糾紛案件（民間借貸除外），一般都當作經濟案件來對待，而民事案件則只限在婚姻家庭糾紛、民事侵權等很小的范圍內。

隨著經濟法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人們發現，經濟法學并不是包羅萬象的，經濟法研究的許多方面實際上應當屬于民法的研究范圍。于是經濟法和民法的關系問題，包括經濟法和民法的范圍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1992年，中國正式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發現各國不但在經濟上可以互相借鑒，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參考。法學家們對經濟法進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已經跟以前的經濟法觀點有了明顯的不同，無所不包的大經濟法概念已經很少有人堅持。這些觀點被稱作為“新經濟法理論”或者“新經濟法諸論”。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自從新經濟法理論逐漸定型以后，人們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駐足不前的局面。人們更多的是關注經濟法各部門學科的研究，甚至還有少數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產生了懷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幾年來民事立法的顯著成就，使得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受到了更大的影響。《合同法》的制定和施行、《物權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啟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法學者把目光轉向了民商法學研究。同時，法學研究的結果對法院的司法實踐同樣產生了影響。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還存在不同看法，對經濟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異，但是他們之間都達成一種共識，即經濟法只調整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有關的法律問題，而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來調整。對于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法學界已經很少有人表示懷疑。至少對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屬于經濟法的研究范圍，人們都不表示懷疑。由于經濟法研究范圍的縮小，于是有人對法院經濟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懷疑。認為經濟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圍，而真正屬于經濟法范圍的案件則很少，因此主張撤消經濟庭，變經濟庭為民庭。這種觀點是一種狹隘的部門利益觀點。人們意識到經濟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屬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圍，這是人們認識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學研究的進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經濟法庭的地步呢？我們應當承認，經濟法庭的設立，對我國解決經濟糾紛、促進我國經濟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經濟庭審理的大量經濟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進民法學家的觀點也不應當屬于民法的受案范圍。例如，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等等。當然，他們可能會說，不正當競爭的案件，從本質上說是侵權糾紛案件。反壟斷案件（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實際上是合同糾紛案件，即這種合同是否違背社會公益，因而是無效合同的問題。如果這樣認為的話，其實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沒有必要存在了，因為他們歸根到底都是一種侵權糾紛或者合同糾紛。行政糾紛從本質上來說，難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機構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釀成的侵權糾紛嗎？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設置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法庭是根據受理案件的性質來設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則是根據其他標準，主要是為了滿足處理某一類案件的方便而設立的，如鐵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設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們同屬于某一個部門，集中起來由某個單獨的法庭來處理比較方便。我們也不否認法院各審判庭的設置都是從審判的實際需要出發的，但是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人們訴訟活動的進行。經過近二十年的審判實踐，人們已經完全適應了經濟庭的概念，人們已經對經濟庭的受案范圍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認識。如果突然間取消經濟法庭，勢必使人們對法院的行為感到茫然，對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無法了解，從而降低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成本，甚至使人們產生經濟法是否已經已經被廢除了的疑慮。這對當前的經濟法學研究是很不利的。

論文摘要：我國的商事法律制度顯得分散、混亂，缺少一個起統領作用的靈魂和核心，存在諸多問題，應通過制定《商法通則》來予以完善。

論文關鍵詞：商法商法通則民商合一

我國商事法律制度是隨著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確立而逐步發展起來的。在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商事法和民法一起構成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及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后.我國的商事立法走上了科學發展的道路，進入了建立現代商事法律制度的新時期。此后我國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商事立法蓬勃開展，陸續頒布了一系列商事單行法并修正了許多商法。然而.我國的商事法律制度顯得分散、混亂，缺乏一個靈魂和核心，存在諸多問題。

一、我國商事法律制度的缺陷和不足

1.我國的商事立法分散、混亂立法層次不高

我國的商法呈現分散和混亂的局面，如有關商事登記的規定就散布在各種法律、法規及部門規章中，在《公司法》、《公司登記管理條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實施條例》、《企業法人登記管理條例》、《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合伙企業法》、《私營企業登記程序法》、《合伙登記管理辦法》、《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個人獨資企業登記管理辦法》、《企業法人登記公告管理辦法》、《鄉村集體制企業審批和登記管理暫行規定》、《城鄉個體戶管理暫行條例》、《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中都有規定。而且這些規定由于政出多門，存在疏漏、重疊、交叉和沖突的現象，妨礙了商事登記制度有機體系的構建。而且在立法層次上也很低大多是以條例、規定、辦法等形式存在的行政法規或部門規章這些授權立法是一種非常態的狀況，摻雜了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而且出現了一些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部門規章與上位法沖突的現象令人無所適從.無法起到調整和保護公民、法人基本權益的應有作用。

關于文學作品的翻譯，錢鐘書先生有過著名的“化”境之說：“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2].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本人自然是向往這種“最高境界”的，然而，最近研究《海商法》中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發現這一制度在適用中產生的種種分歧都可以歸咎于術語翻譯。于是徹悟：法律術語的翻譯是不能追求“化”境的！

究其原因，蓋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人類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也許可以忽略不計，翻譯高手能夠從語言文字中提煉出人類感覺的共同“精魂”，“投胎轉世”之后，語言習慣的差異便通過翻譯家的再創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載體，翻譯往往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用目的體系（本土的）法律術語對譯出發體系（比如英美的）法律術語，意味著把不完全相同的兩種制度牽強地疊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內涵有著共同的“精魂”，但細微的差別也可能影響移植制度的功能。當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著意把出發制度的內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當別論。但許多情況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這樣一部強調保持淵源制度完整體系的法律，法律術語之間的差異一旦“化”掉，就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分析PossessoryLien，[4]翻譯方法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問題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內容。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參考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英文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Lien、MaritimeLien和Equitable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或“占有優先權”），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一、法國法上與經濟法相關的幾個概念辨析

在當代法國法上，與經濟法（droitéconomique）有密切聯系、有時甚至被混同的法學術語有：傳統的商法（droitcommercial）、新興的商貿法（droitdesaffaires）（注：法文affaires在這里的含義為“與從事工業、貿易或金融相關的各種活動的總稱”（opérationsdetoutenatureliéesàl‘exerciced’uneactivitéindustrielle，commercialeoufinanciére）。見u主編的vocabulairejuridiqueassociationhenricapitant，puf，1996，paris，p.32affaires詞條之lb（com）。droitdesaffaires的英文對應詞匯是businesslaw，參見alexisjacoueminetguyschrans，ledroiteconomioue，quesais-je？puf，1982，p.71之“…cellededroitdesaffaires（businesslaw）”。為了與傳統的商法droitcommercial相區別，此處將其譯為商貿法。

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宇泉先生對“a.jacqueminetg.schrans，ledroiteconomique（quesais-je？，puf，1982）”一書的中譯《經濟法》（“我知道什么？”叢書，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惠我良多。然而有關droitdesaffaires的漢譯，但愿能夠與先生商榷。宇泉先生的漢譯“企業法規”，是在研究了原著作者對droitdesaffaires的闡釋之后的意譯。然而，已如本文引用的法國學者的不同觀點顯示，并非所有學者都持該書作者雅克曼和施朗斯的“企業中心”觀點，例如巴黎一大著名法學者伊夫·桂永教授及巴黎二大g.考爾釹教授，詳本文“一、（三）”所述。此外法國法上還有一個“企業法”（droitdel‘entreprise）概念。因此，將droitdesaffaires譯作“企業法規”看來不妥：其一，這樣翻譯在語義上失之精確；其二，在法學術語概念體系中極易與droitdel’entreprise相混淆。），有時還有企業法（droitdel‘entreprise）。商法、商貿法和經濟法這三個并行于法國學術界的術語之先后產生，反映了處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商品—市場經濟關系之法律調整模式的演變。

（一）商法（droitcommercial）

肇始于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的商法（droitcommercial），在三者當中是最古老的。它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同民法一樣本質上是“自由的財產流轉法”，（注：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國的經濟法-兼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問題》，載《中國法學》，1995.3，北京。）與民法一道調整自由競爭的商品經濟關系。1673年由一個巴黎批發商薩瓦里起草的《陸上貿易法令》（ordonnancesurlecommercedeterre），又稱《薩瓦里法典》（godesavary），奠定了商法的基本模樣。開創民商法分立模式的1807年《法國商法典》，是在一次因為軍需物品供應商財政舞弊事件而導致的軍事失利后，拿破侖于震怒中下令制定的。（注：參見claudechampaud，ledroitdesaffaires，quesaisje？，puf，1994，paris.p.12.）商法典的內容和體例沿襲1673年的《陸上貿易法令》，由于疏于因應已變化了的時代現實，加之編撰倉促、體例混亂、行文粗糙，該法典從生效那一天起就已是內容陳舊、構造不全。法典缺乏預見和靈感：在商人作為一個階層的特性已日趨淡化的19世紀，它長篇大論構造的獨立于民法之外的“特別法”之“商行為理論”、“商人的資格”一開始就受到質疑；以及把商事活動納入一種孤立的司法“隔離區”的商事法庭審判體系的設計，在在都導致商法典不可逆轉的沒落。從1817年開始，在商法典之外，經由一系列特別法規對其不斷修改。時至今日，商法典中依然有效的原始條文僅剩30余條，它幾乎已被新法規架空。一位法國學者遂稱之為：“當代商法的非法典化”（注：參見oppetit，mélangesrodiére，p.157；citédansfrancoisedekeuwer-défossez，droitcommercial，editionsmontchrestien，1995，paris.p.8.）現象。

歷經190余年，在一些仍然偏愛商法這一術語的當代學者那里，重新構建商法概念自是一條順理成章的出路。法國里爾第二大學的民法學教授弗朗索瓦茲·德柯沃—戴福塞在她多次再版的《商法》（注：參見francoisedekeuwer－défossez，droitcommercial，editionsmontchrestien，1995，paris.p.1.）教科書中寫道：“什么是商法？對這個簡單的問題，并不存在一個簡單的回答”。與民法、刑法甚至勞動法、稅法等的內容確定、自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體系不同，商法一直為自身的定位問題所困擾。這位女教授引用另外一位學者阿提亞的論斷，點中商法的窘境：“商法的突出特點是其存在的困境”。接著德柯沃—戴福塞教授給商法下了一個“操作”性的定義，用國內學界的通行術語表達即：商法是調整經濟交換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注：“ledroitcommercialestceluiquirégitlemondedeséchangeséconomiques.”見前書p.1.）

「內容提要」論文對20世紀我國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的成果從六個方面作了較為全面的評述。論文積極肯定了該學科在短時期內所迅速取得的成績，認為與相鄰學科相比已毫不遜色，在某些方面與歐美等發達國家相比亦有勝出之處。論文同時也指出了現有研究五個方面的主要不足。作者預言，中國國際經濟法學在21世紀將走向繁榮，獲得與美國、歐洲、日本國際經濟法學同等的影響力。作者最后就未來20年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主要任務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將來應予關注的16個重要課題。

「關鍵詞」國際經濟法，國際貿易法，國際投資法，國際金融法，回顧與展望

「正文」

伴隨著人類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經濟法已漸成為人類法律實踐中最為活躍的部分，國際經濟法研究在中國和世界范圍內正蓬勃發展令人矚目。在21世紀國際經濟法將面對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種種挑戰和機遇，并擔負著促進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重任，世界和中國國際經濟法學必須回應實踐的呼喚。

21世紀中國國際經濟法學將如何順應實踐的要求而發展？這是中國國際經濟法學人在世紀之交有必要思考和作出回答的一個問題，也是諸多業內業外人士所關心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又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國際經濟法學20世紀的總結和回顧相關聯。

本文不揣掛一漏萬之嫌，擬對20世紀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研究短暫的歷史和豐碩的成果作一述評，并結合國外研究狀況，對21世紀中國國際經濟法學的發展進行展望，希望能對有關人士了解該學科已有的重要成果、存在的問題及把握其未來走勢有所裨益。

孟德斯鳩有句名言："哪里有貿易，哪里就有法律。"從近代的商事習慣法演變成今天我們所說的商法，商法一直與商事交易實踐不斷變動和發展的特性相適應，層出不窮的新的商事法律制度不斷建立，商法因此發展和完善起來。商法中大量的商事法律制度及其所貫徹的價值理念是傳統民法所難以覆蓋的，其突破了傳統民法的價值理念和法律構成，整個私法領域也因商法的產生與發展而不斷得以豐富。

在我國，由于受大陸法系概念法學的研究方法、前蘇聯法學、傳統文化、地理環境及經濟發展水平等諸多因素的綜合影響，商法的特殊性在私法領域中被民法所遮蔽與掩蓋，這也導致了"商法的困惑"。本文將試圖從此入手，來談談商法在私法體系中的地位之問題。

一、商法的"公法化"沒有改變商法的私法屬性

所謂商法的公法化，是指商法在保持其私法本質特征的同時，增加了許多公法性質的強制性條款，從而呈現出所謂的"商法公法化"的現象。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為了克服和彌補商人自身的不足，對國家經濟進行強制干預，體現在私法領域就是私法的社會本位趨勢日漸上升，大量的強制性規范、公法性規范出現在意思自治的私法領域。私法領域中的"私法公法化"現象主要發生和體現在商法領域，也就是"私法公法化"主要表現為"商法公法化"。

然而，商法的私法屬性不會因"商法公法化"現象的出現而改變。國家通過強制干預的措施，對商事領域的意思自治進行必要的限制，目的就是要合理充分發揮商法的私法屬性，克服意思自治的不足，從反面證明了商法的私法屬性仍然處于主要地位。過分強調"商法公法化"，不僅會使商法的私法性被模糊化，還會使曾與民商法相互糾結、外延不甚明晰的經濟法與商法之間的關系再起爭議。

二、私法發展過程中商法與民法的相互關系——商法豐富了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