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政見不同，被清政府賞識的洋務商人對現代報紙的認識與洪仁干卻是一致的。鄭觀應在他的《日報》中吁請清政府廣設日報，他這樣寫道：“日報館每日所出新聞，必以一紙郵寄京師，上呈御覽。其有志切民生、不憚指陳、持論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則賜以匾額，以旌直言。不準地方官恃勢恫喝，閉塞言路，……如是，則國勢之無不蒸蒸日上”。這里，“上呈御覽”顯然是問題的中心。如果把洪仁干講的“興各省新聞官”視為最早的關于報紙監察作用的論證，那么這種監察和鄭觀應的思路十分相像。并非是報紙在監察，而是最高統治者通過報紙對官吏臣民的監察。不同點僅僅在于，一位的“圣上”叫天王，另一位叫皇帝。在這種情形下，報紙依靠“圣上”支持的“獨立性”是很可憐的。

無論如何，能夠從“通上下”的角度考察社會的穩固，畢竟是一種覺悟。通上下包括上、下兩個方面。中國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大都來自中下層社會，不同程度地屬于新派人物，因而多少都偏重“下”這一方面。于是，通達民隱和教化百姓成為這些人思考現代報紙作用的重要方面，出現了“輔教化之不及”（王韜）、“對于國民而為其導向者是也”（梁啟超）等等論證。

然而，即使在最激進的維新派人物那里，這種認識仍然是一種上對下的俯視。試看譚嗣同《湘報后敘》的結尾：“人之所以能喻志興事以顯其靈，而萬過于禽獸者，以其能言者耳。而喑之，而啞之，其去禽獸幾何矣。嗚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毀鄉校’，此鄭之所以安也；導之使言，‘誰毀誰譽’，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見《湘報》之出，敢以為鄉民慶，曰諸君復何憂乎？國有口矣。”在這段論述中，新的關于人的社會本性的認識和周召公、鄭子產的治人之術融會貫通，嶄新的改革結論與古老的社會陰影相伴生。也許譚嗣同真的像有的評論者說的那樣，想在中國實行民主政治，但他能夠達到的水平，卻是欲超出周召公、鄭子產而不得超出。其結論“導之使言”即白話“讓人說話”，“口”不屬于人，而屬于“國”。從民主政治角度講，這里的語態顯然顛倒了。

與譚嗣同一樣，所有新聞學的啟蒙者都不是在追求個體心靈自由的前提下，注意到現代報紙的。梁啟超的著名論文《論報館有益于國事》的結語，代表了這一代人的心態：“天下興亡匹夫之賤與有責焉已耳。”正是這種儒家士大夫的政治胸懷，使他們時時處處把現代報紙與“國事”聯系了起來，其邏輯推導雖然簡單，卻也頗具熱情。例如吳恒煒的話：“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緣起》）在這里，報紙的政治實用價值受到極大重視，現代報紙得以產生的整個社會的經濟政治背景則被忽略了，以致對西方報紙在社會中地位的描述，出現了不少用中國的眼光看世界而帶來的差誤。

王韜的《論日報漸行于中土》，是國人第一篇公開談論現代報紙的文章，開篇便流露出對《泰晤士報》政治作用的仰慕：“英國之泰晤士，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這種認識在激進的梁啟超那里，變得更走樣了：“懷才抱德之士，有昨為主筆而今作執政者；亦有朝罷樞府而夕進報館者。其主張國事，每與政府通聲氣，如俄土之爭戰，德奧意之聯盟，五洲之人，莫不仰首企足以觀泰晤士之議論”。（《論報館有益于國事》）《泰晤士報》的政治作用被他們過分夸大，并且所講的情形在西方正在成為歷史。當西方人開始鄙視政治與新聞業結盟的時候，在中國，它卻成為國人的政治理想。新聞學的啟蒙者們在認識上，與世界出現了明顯的時間差。僅就中國現代報紙的作用而言，也出現了歷史的錯位。當西方從政治報刊時期轉入商業報刊時期時，中國的報刊剛剛進入政治報刊時期，并且缺乏相應的新的經濟體制基礎。

時代背景的異質，決定了政治（圖強、御辱、維新等等）在國人的新聞學啟蒙中必然居主導地位。王韜、鄭觀應、陳熾、陳衍等等關于設新報館、設洋文報館、西人報館只準用西字的論證，與其說是研究報業，不如說是一種圖強御辱的政治活動。梁啟超、嚴復、譚嗣同、汪康年、吳恒煒、唐才常等等圍繞報館的“通”所展開的通上下（這是主要的）、通中外、開民智、造新民、監督政府、出版自由、第四種族等等議論，無不直接服務于維新運動。他們看到了世界大通，卻只想到這種世界性精神交往的趨勢與“國事”的關系，給予現代報紙以不堪承受的重大責任。把實現政治抱負的期望，相當程度上寄托于現代報紙。梁啟超的一段論述很典型地說明了一代新聞學啟蒙者的視角。他說：“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敬告我同業諸君》）

新聞學是新聞事業產生以后發展起來的一門科學。新聞事業與社會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政治、經濟、文化等重要社會領域存在著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動關系。有學者將新聞事業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這種結構功能關系的總和稱之為“媒介的生態環境”。1學者們往往會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上述關系，進而將目光聚焦在某一關系層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論觀點甚至思想體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研究視域。

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科學研究時，都有一系列“給定”的理論前提，這些理論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養職業科學家的教育機構和教科書中，它們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真理，影響并制約著科學研究。托馬斯•庫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來描述這種支配特定時代、特定科學家群體科學研究的理論前提和理論假設。庫恩認為，科學發展的標志并不在于各種科學知識的日積月累，而在于科學范式的發展變化。當一個時代的科學家們根據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時，往往會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與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況和問題，隨著矛盾的增加，原先那個破綻百出的范式將被放棄，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充滿希望而不是被顯然無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擾的新的范式。這就是庫恩所說的“科學革命”。2在庫恩看來，科學革命才是科學進步的真正標志。

研究視域顯然不同于科學范式，也不具備科學范式那樣的革命力量。但它卻影響著新聞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限制著新聞學研究的內容，規定著新聞理論的話語體系，甚至成為某些理論觀點爭論不休、某些工作原則和方法對立沖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樣看待新聞媒介與政府或執政黨的關系？新聞單位究竟應該是事業性質還是企業性質？媒介自身的形式與媒介傳播的內容何者更為重要？難道僅僅是內容決定形式嗎？發行量和收聽收視率能不能作為判斷媒介優劣的標準？滿足公民的“知情權”、行使記者的采訪報道權、保護消息來源等要不要有個“邊界”？如果要這些“邊界”該怎樣劃？為什么這樣劃？凡此種種問題，不同視域的理論和學者往往會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視域有各自不同的邏輯起點和歸宿，一些看似對立的觀點、原則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視域的學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論前提不同，對上述問題也會做出不同的回答，而這些回答的“合理性”則體現在與所遵循的理論前提的邏輯關系上。

縱觀百余年中外新聞學發展的歷史，我們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種不同的研究視域：政治視域；經濟視域；文化視域；專業視域。在新聞學術史上，盡管四種研究視域并沒有一條十分清晰的線形發展脈絡，但其間仍能發現一些共性的東西。首先，政治視域在各國新聞學研究中始終或明或暗地占據著重要位置，甚至影響和左右著其他視域的研究。其次，專業視域是新聞傳播由一種職業（occupation）發展成一門專業（profession）的產物，由于新聞傳播的職業化進程不同，這種研究視域在各國出現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國自身看，較之其他三種研究視域，它都是一種相對晚近的研究視域。第三，特定國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往往有某種占主導地位的研究視域，從而形成該國這一時期的主流理論話語體系；而其他邊緣化視域一方面對上述主導視域起到輔助和補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對主流理論話語體系進行挑戰，從而形成某種理論張力，推動新聞學研究的發展。第四，無論中外，新聞學的研究視域基本上沿著“政治-經濟-文化-專業”這樣一條大的主線發展，并且逐步由單一走向多元，由對立趨于融合和統一。

一、政治視域：

中國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為治國安民的事務或者活動，孫中山先生說：“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詞源自希臘語Polis，即城邦或城市國家的意思。列寧說：“政治就是參與國家事務，給國家定方向，確定國家活動的形式、任務和內容”。3現代政治的基本內容是圍繞著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國家”，即政治體系展開的。以國家形式出現的政治體系是政治活動和政治關系的焦點。

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對于“新新聞學”一詞，最初并無明確的界定。它開始只是一些“離經叛道”的雜志，如《村聲》、《紐約》、《老爺》等，因不滿當時新聞界沉悶的空氣而無意間扶植起的“一種特殊的散文式論文”。隨著參與者的日益增多，在新聞界漸漸形成一股時尚的潮流。“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都具有一系列被傳統新聞忽略的內容：氣氛渲染、個人情感、對事件的解釋、宣傳鼓動、各種觀點、小說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寫、少量的淫穢內容、對時髦事物和文化變革的關心、以及政治見識（在任何一個作家身上，并不能發現所有這些特點）。有時這些作家僅靠打破禁忌，不僅討論禁談的題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聞教條所禁用的手段和寫法，就形成了一種新聲。”1973年堅持這種時新報道觀念的美國記者湯姆沃爾夫（tomwolfe）和約漢遜（EWJohnson）,選出21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報道》，“新新聞學”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

[摘要]：隨著傳播學的發展，新聞學與傳播學以及相應的新聞教育與傳播教育之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緊張，先后產生了不同乃至對立的看法：或主張新聞學吸取傳播學來完善自身，或倡導用傳播學來取代新聞學，或批評傳播學統治了新聞教育。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分歧，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對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缺乏深入的體認。本文在回顧有關討論演進軌跡的基礎上，從研究對象或研究領域、研究層面或學理層面、學術立場或學術取向、研究方法等方面，深入辨析了新聞學與傳播學（主要是大眾傳播學）的異質性與關聯性。由于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的異質性與關聯性相互交織，我們應當更加理性地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促進彼此間的互動與吸取，使其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從而使新聞學與傳播學獲得更大的發展，不必人為軒輊，制造“你死我活”的無謂爭論。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學科關系

一、討論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關系的歷史回顧

自1978年開始引進、介紹西方傳播學以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就逐漸呈現在國人的學術視域中。這是因為，要闡述什么是傳播學，就牽涉到與新聞學的關系。譬如，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斷言：“傳播學重視理論研究，而新聞學重視業務研究；傳播學以‘學理’為重點，新聞學以‘術’為重點。”[1]顯然，這樣的比較已涉及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問題。

進入90年代，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成為學界關注和討論的學科建設問題。1992年，王澤華在《新聞學和傳播學之比較》一文中比較了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異同，提出“新聞學是大眾傳播學的不同層次和分支，但傳播學又不能代替新聞學。”[2]從此，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特別是傳播學能否取代新聞學，就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問題。

1996年，喻權域《關于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調研隨記》寫道：1995年6月在成都出席第四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期間，作者利用會議空隙“與來自各大學新聞系、新聞研究所和報社、電臺、電視臺的學者專家，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結果，“接觸過的所有學者專家，幾乎一致認為：不能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3]作者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開展調研，且強調“不能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顯然包含了一個前提性問題，那就是學界已經出現了“用傳播學取代新聞學”的觀點。

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對于“新新聞學”一詞，最初并無明確的界定。它開始只是一些“離經叛道”的雜志，如《村聲》、《紐約》、《老爺》等，因不滿當時新聞界沉悶的空氣而無意間扶植起的“一種特殊的散文式論文”。隨著參與者的日益增多，在新聞界漸漸形成一股時尚的潮流。“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都具有一系列被傳統新聞忽略的內容：氣氛渲染、個人情感、對事件的解釋、宣傳鼓動、各種觀點、小說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寫、少量的淫穢內容、對時髦事物和文化變革的關心、以及政治見識（在任何一個作家身上，并不能發現所有這些特點）。有時這些作家僅靠打破禁忌，不僅討論禁談的題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聞教條所禁用的手段和寫法，就形成了一種新聲。”1973年堅持這種時新報道觀念的美國記者湯姆沃爾夫（tomwolfe）和約漢遜（EWJohnson）,選出21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報道》，“新新聞學”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

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對于“新新聞學”一詞，最初并無明確的界定。它開始只是一些“離經叛道”的雜志，如《村聲》、《紐約》、《老爺》等，因不滿當時新聞界沉悶的空氣而無意間扶植起的“一種特殊的散文式論文”。隨著參與者的日益增多，在新聞界漸漸形成一股時尚的潮流。“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都具有一系列被傳統新聞忽略的內容：氣氛渲染、個人情感、對事件的解釋、宣傳鼓動、各種觀點、小說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寫、少量的淫穢內容、對時髦事物和文化變革的關心、以及政治見識（在任何一個作家身上，并不能發現所有這些特點）。有時這些作家僅靠打破禁忌，不僅討論禁談的題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聞教條所禁用的手段和寫法，就形成了一種新聲。”1973年堅持這種時新報道觀念的美國記者湯姆沃爾夫（tomwolfe）和約漢遜（EWJohnson）,選出21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報道》，“新新聞學”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

［內容摘要］新聞理論的健全依賴于述語模式的成熟，但我國學者從未有考量過理論新聞學述語形態的創新問題，致使理論概括欠缺深度。特定的述語形態不僅是現實生機勃勃的反映，而且是科學認識類型化的結晶，在一定意義上標志著新聞理論完善的程度。西方的新聞理論注重用現實的抽象話語演繹新聞現象的本質，達到思維邏輯的內化效果。科學的新聞理論述語形態，一要防止歷史話語的無效重復，二要以抽象的話語體系代替實踐性的經驗話語，其理論結構的闡釋有四種類型。

［關鍵詞］新聞理論；述語形態；理論科學化

述語形態作為一切學科的語言演繹模式，是學科界劃的區別之一，在理論思維中充當實體的表征。理論思維是新聞理論建構的基點，通過特有的述語再現抽象體系，是這門社會科學成立的前提。如果新聞理論是一門學術的話，必須有堅實的述語形式，否則新聞無學的戲說就得到有力的支持。要使戲說徹底破滅，最終有賴于新聞理論述語模式的成熟。

一、理論新聞學述語形態的現狀分析

當前，我國大多數新聞理論論著的表述方式，呈現直白的通識性語言，新聞理論大眾化一方面可解讀為通俗易懂，另一方面又可詮釋為淺嘗輒止、“白開水一杯”。由于新聞理論沒有形成特定的述語形態，難以使研究內容達到理論層面，許多新聞學論著登不上大雅之堂，在大型綜合學術期刊上沒有它的地位。像《中華文摘》這類轉載學術成果的著名文獻性期刊不開辟新聞學欄目，在其篇幅中新聞學論文幾乎不見蹤影。我國翻譯出版了多本外國新聞理論著作，其中許多觀點常被引用，而我國這類著作連一本也沒有介紹出去。

多年前，許多學者就看到類似的問題，但并沒有從健全述語形態考量理論新聞學的創新問題。至今每年雖然大體有六七種新聞理論著作問世，論文數以千計地刊載出來，但表述形式的理論化并沒有明顯的升華，絕大多數新聞理論著述很少達到像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理論那樣抽象的高度。由于闡釋性述語停留在現象層面，致使理論概括欠缺深度，回答新聞工作的任務、原則、要求、責任、效果這類淺層次的內容占有很大比重。而理論要解決的“對象的本質與聯系”、“對象的關系范疇”、“對象的真理體系”、“對象的功能系統”以及由此推導出來的原理卻很少論及。新聞學不在理論層面上揭示研究對象的普遍規律，對新聞特征與屬性的概括五花八門：有的把新聞特征稱為新聞價值要素，有的把新聞價值稱為新聞規律，有的干脆把同一個范疇認定為特征、價值和規律，混亂的程度令人吃驚。更令讀者頭暈的是，對同一個概念眾說紛紜、各執一詞。出現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僅是述語問題，但述語的淺薄卻是“非理論化”的必然結果。如果研究者不用有深度內涵的述語表達抽象思維，大量概念的界定就會長期無法統一，這正是學理膚淺、就事論事、坐井觀天的效應。

“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黑格爾《美學》第1卷第10頁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很少；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新聞思想”；第二，內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1）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籠罩著，統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科學，作為服從其他部門的思考，也是可以用來實現特殊目的，作為偶然手段的；在這種場合，就不是從它本身而是從對其他事物的關系得到它的定性。從另一方面看，科學也可以脫離它的從屬地位，上升到自由的獨立的地位，達到真理，在這種地位，它就無所依賴，只實現它自己所特有的目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70年了，中國新聞學的創立也70年了。然而，知道后者的為數很少；知之者中，對此持輕率態度的又居多。理由主要有兩點：第一，那是“照抄西方資產階級的新聞理論”，“是資產階級的新聞思想”；第二，內容“膚淺”、“龐雜”。偏見和麻木使中國的新聞學如此輕視自己的歷史，這在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是少見的。久而久之，年輕一代的新聞學研究者能夠面向世界，卻幾乎忘掉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歷史足跡。但是，時間無法消滅過去。處在中國文化氛圍內的新聞學，只有了解自己從何處來，才可能真正知道往何處去，特別在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當今，用歷史的觀念觀照新聞學，對以往重新評價，并不是一件沒有意義的工作。

新聞學從啟蒙到創立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上，自公元前841年至清末，只有太史采風、兼聽天下、通達民隱、教化蟻民等等一整套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以及使國人引以自豪的古老的邸報。16世紀以來的現代新聞學觀念，對封閉的中國來說，是海外妖言。邸報的欽定性質，使任何讀者都必須把它視為神圣和永遠沒有錯誤。因而，馬克思在他的第一篇政論（1842年）中就不無諷刺地說：“請給我們一種完善的報刊，這種報刊的原型好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在中國存在了。”（1）同樣基于這種對中國“報刊”性質的準確認識，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1748年）中，把褻瀆邸報列入了“大逆罪”。

顯然，現代新聞學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領域，是沒有任何根基的。新聞學在中國的啟蒙和創立，從邏輯上看，是純粹的“西化”過程。但在強大的中國輿論控制的觀念體系面前，這個過程的開始，卻幾乎表現為“東化”。這種“東化”，從最早的幾家外國傳教士辦的中文期刊的發刊詞（上個世紀10--30年代）中，可以明顯地感覺到。傳教士們諳練孔孟之道，滿口“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致明明德，窮至事物之理焉”；“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余，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2），等等，而所要宣達的西方新聞學觀念，則淹沒在這類中國傳統的說教里了。這個時期，中國依然被怡然自得的天朝心態籠罩著，統治者對幾本期刊在大陸的傳播，雖不以為然，卻也不以為意。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強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門戶，形勢改觀了。當中國的文人們還沒有清醒過來的時候，馬克思對中國已經看得很透了，他寫道：“歷史的發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這個國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們從歷來的麻木狀態中喚醒似的。”“英國的大炮破壞了中國皇帝的威權，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3）如果說馬克思講的“舊中國”是指清王朝，那么他的預見是天才的；如果他同時也理解為舊中國的傳統和黃色文明的迅速解體，那么他就太性急了。現代新聞學在中國立足的艱難過程，足以說明這一點。

摘要：20世紀60年代，新聞報道中的客觀性原則遭到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悄然出現在美國，該文論述了新新聞學的內容和社會背景，客觀地評價了新新聞學的理論及實踐中的價值。

關鍵詞：新新聞學；客觀報道；新聞報道方式

到了20世紀60年代，客觀性原則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挑戰。一種全新的新聞報道思潮——新新聞學（NewJoumalism）悄然涌現，它沖破傳統新聞報道觀念和寫作手法的樊籬，如同一枚石子投入當時頗顯沉悶、死板的新聞業“死水”之中，在美國乃至西方各國蕩起陣陣漣漪。

一、什么是新新聞學

對于“新新聞學”一詞，最初并無明確的界定。它開始只是一些“離經叛道”的雜志，如《村聲》、《紐約》、《老爺》等，因不滿當時新聞界沉悶的空氣而無意間扶植起的“一種特殊的散文式論文”。隨著參與者的日益增多，在新聞界漸漸形成一股時尚的潮流。“這些不同類型的寫作都具有一系列被傳統新聞忽略的內容：氣氛渲染、個人情感、對事件的解釋、宣傳鼓動、各種觀點、小說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寫、少量的淫穢內容、對時髦事物和文化變革的關心、以及政治見識（在任何一個作家身上，并不能發現所有這些特點）。有時這些作家僅靠打破禁忌，不僅討論禁談的題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聞教條所禁用的手段和寫法，就形成了一種新聲。”1973年堅持這種時新報道觀念的美國記者湯姆沃爾夫（tomwolfe）和約漢遜（EWJohnson）,選出21位認同這種寫作風格的作家的作品，編輯了一本《新新報道》，“新新聞學”的稱呼由此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

新新聞學，又稱新集納主義，新新聞體。簡單的說，所謂新新聞學是指用小說的筆法來寫新聞故事。這種報道方式融合小說的創造想象力及新聞記者的采訪技巧，一反新聞界過分依賴新聞來源提供消息的傳統，由記者對現場一件事深入觀察，并作詳盡分析。新新聞學強調的是寫作的風格及描述的品質。在這種新聞報道方式里，洋溢著濃郁的小說化氣息和主觀性色彩，甚至走著由事實轉向虛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