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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經》蘊含深刻而豐富的生命倫理思想。《道德經》對生死的論述涉及治國問題和民生問題，體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百姓之心為心”的人文關懷。老子的生死觀集中體現了五個方面的國家治理智慧：生死思想與德政治理觀；生死思想與國家安全觀；生死思想與個人利益觀；生死思想與提升群眾幸福感；生死思想與個體養生觀。本文通過對以上問題的分析，闡發以生死觀為切入點的《道德經》生命倫理思想中的國家治理智慧，為社會治理現代化提供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視角。

關鍵詞：道德經；老子；生命倫理；生死觀；社會治理

《道德經》作為老子的重要著作，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思想的重要來源，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展現出的生命倫理思想，影響了中國人處理倫理和政治問題的方式和態度。

一、《道德經》之生死思想簡述

《道德經》一書五千余言，其中對“死”的論述能夠較為充分地表明老子關于生死的看法，這也是老子通過生死問題闡發其政治哲學和民生思想的重要切人點。通過分析《道德經》中論及“死”之段落，可以看出“死”字凡１８處，出現在９個不同章節。從《道德經》論及“死”的文本可以歸納出，它對“死”之論述具有以下內容和特點：第一，生死本身的狀態。老子認為，“出生人死”，生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命狀態。第二，生死的屬性。老子認為，柔弱與堅強分別是生之屬性與死之屬性。第三，死亡本身具有必然性。在老子眼中，死亡是一種停止和終結，是對事物永恒性的打破和變化性的終止。第四，死亡之時間與方式具有偶然性。就死亡方式而言，老子認為不同的死亡方式及長壽短命都有著好壞之別。第五，對生死問題的論述常與對政治問題的論述相關聯。第六，就情感而言，老子持悅生惡死的態度。第七，在生死境界論上，老子追求“死而不亡”的境界。第八，對長生與短命有明確區分。通過對《道德經》“死”字出現的頻次和內容進行梳理，首先可以明確它對“死”之論述的層面和特點。后續分析將會詳細討論《道德經》是如何將生死思想和民生問題、社會治理問題相結合的。對《道德經》之生命倫理思想和生死觀的深入探討，可以了解老子如何將生死問題與治國問題相結合，不僅能夠從中國傳統哲學中為當今社會治理現代化汲取思想智慧，也能夠為實現民族復興偉業提供精神力量。

二、《道德經》之生死思想與國家治理

《道德經》借對生死的討論，闡發治國、愛民、養生之思想。老子對“死”的論述集中體現了五個方面的國家治理智慧：生死思想與德政治理觀；生死思想與國家安全觀；生死思想與個人利益觀；生死思想與提升群眾幸福感；生死思想與個體養生觀。

（—）生死思想與德政治理觀

《道德經》借生死思想闡發對暴政的反對。這是《道德經》論及生死問題的核心論題之一。老子對民眾面對死亡的心理有著比較深刻的把握，借此闡發社會治理思想。《道德經》第七十四章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在此，老子借死亡表明了自己反對暴政的思想。“民不畏死”，如果上天要使民畏死，那么上天會有“司殺者”，但如果治理者替上天成為這個“司殺者”，就難免會傷到自己，即“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斲者，勞而無功也”“還自傷其手”。因此，老子主張治理者施行德政。老子通過生死思想明確表達當權者應當避免貪婪的物質享受和奢靡的物質生活。老子在闡述政治上的生死觀問題時指出，君主不要過于貪婪地求取奢靡生活，如果君主總是“無厭之心，不知紀極”，那么，民眾則會做一些鋌而走險之事，即所謂“輕死”。《道德經》第七十五章稱：“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一旦民眾“輕死”，君主也難逃其禍。老子認為，民眾如果處于暴政之下而無法獲得安穩生活，他們是不怕死的，更有可能冒死抗爭。老子關于政治治理過程中君主與臣民生死觀的論述，其實是煞費苦心地對治理者進行勸導，希望其領會真正的無為而治之方，使國家安定太平、百姓安居樂業。

（二）生死思想與國家安全觀

國家安全問題是當代社會治理的重要議題。老子的國家安全觀視生死思想為一個側面進行闡發，與其“小國寡民”的理想政治形態是緊密相連的。《道德經》第八十章中描述過“小國寡民”狀態的政治愿景：“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人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小國寡民”是《道德經》描述的理想國家政治形態。通過《道德經》第八十章的描述，不難看出“使民重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建立了老子生死觀與國家安全觀之間的聯系。對此，張三夕指出，在《道德經》“小國寡民”這段論述中，“死亡問題占有一個較重要的位置。老子認為，要實現或維持‘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狀態，其先決條件之一就是‘使民重死而不遠徙’”。國家安定、安全的前提之一就是人民安土重死，珍惜自己的家園。這樣的思想主要根源于當時的社會歷史背景，因為在當時的生活條件下，如果要進行長遠的遷徙活動，會造成較多的社會問題，不僅不利于國家安定，也會使百姓缺乏勞作的田地，導致出現糧食短缺等問題，在遷徙過程中遭遇種種困難造成死亡。雖然“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樣的社會狀態在當今全球化時代已不適用，但這種主張同時也體現了讓人民珍惜自己生活的家園、熱愛自己生長的這片土地的觀點，這也是當今社會治理與德育工作需要引導現代人做到的地方。老子對國家安全和對百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安居樂業狀態的重視，在當今社會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依然能夠起到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提升群眾幸福感的積極作用。

（三）生死思想與個人利益觀

《道德經》討論生死問題，多次涉及國家治理和民生問題，涉及一己之身與家國天下的利害關系。老子和莊子作為道家的兩位代表人物，均對生死思想有所論述，但和莊子的生死觀相比，老子的生死觀更加人世。如果說莊子的生死觀是一種掙脫出政治和社會生活的生死觀，那么，老子的生死觀仍與社會政治有很大關聯。《道德經》第十三章稱：“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大患若身”思想是老子生死觀和政治哲學相結合的一個重要切人點。無身則無患，并不是說讓人舍棄其身，因為自己的身體已然是無法舍棄的。老子的論點在于既然已經有身有患，不如養其身而減其患。以此養身減患之態度，作為治國之方亦是如此。天下已有大患，則應以身當作天下從而做到貴天下、愛天下，拋棄一己之利。若能做到如此，則可托付天下于斯人。也就是說，在社會治理過程中，一定會遇到種種問題，各種問題和亂象是不可能絕對避免的，但是國家治理者如果能夠做到積極解決問題、及時做好應對，減少一己之私，以百姓之心為心，則可以最大可能地降低社會治理過程中發生不良問題的概率，降低已發生社會問題繼續惡化的概率。《道德經》通過對生死思想的闡發，對治理者提出了道德品質上的要求，即面對生命與名利的抉擇，“生死和名利何者更為重要”之道德取舍問題。在死亡與利益何者對人更為有害的問題上，老子提出了“得與亡孰病”論題。《道德經》第四十四章稱：“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對于這三個問題，老子心中是有答案的，但他以疑問形式拋出這些問題，其實是為了引起世人對生命與名利之間輕重關系的反思：聲名遠揚和保全身體哪一樣與人關系更為密切？保全身體和獲得財富哪一樣更為重要？得到名利和喪失生命哪一樣對人來說更為有害？對此問題的反思，也是當代人仍應當做到的事情——面對利益考驗，甚至是面對生死考驗，能否做到以百姓之心為心，能否做到堅守底線、不忘初心？對于《道德經》第四十四章拋出的這三個問題，老子并沒有直接給出答案，而是給出了他對于生命與名利之間關系的一個因果判斷：“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道德經》第四十四章）過于愛惜名利、持有過多財富必然對人有著極大損害，世人爭名奪利，實際上是在損耗自身，將自己置于危險境地。因此，老子雖然沒有正面回答，但他的回答其實是“身親于名”“身多于貨”“得與亡同病”。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對利益考驗時，老子認為可以拋棄其他所有外在于自身的一己私利。在當今德育工作中，老子的這種生死觀顯然具有較高境界，值得我們學習。這種“身親于名”“身多于貨”“得與亡同病”的觀點，實際上是在啟發我們：兩袖清風的自己比擁有名利的自己更加高貴，人的本質存在比外界附加于人的物質條件更加重要，過于貪求名利會對人造成無法逆轉的傷害。老子說道：“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道德經》第四十四章）在這里，老子提到了兩個面對生活的重要態度，即“知足”和“知止”。

（四）生死思想與提升群眾幸福感

“知足”和“知止”是《道德經》中重要的養生方式，也是現代社會提升人民群眾幸福感的關鍵。老子認為，不知足是引起災禍最主要的原因，“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經》第四十六章）。名利不使人富，反而會危害人。與之相反，“知足者富”（《道德經》第三十三章）。世人通常認為物質和名利是對自我的擴充和完善，而老子認為這些都是外在于自我的多余之物，它們反而會損害自己本有的身體和生命。論及死亡方式，老子認為不同的死亡方式有著好壞之別和高低之別。“強梁者不得其死。”（《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河上公對此稱：“強梁者，謂不信玄妙，背叛道德，不從經教，尚勢任力也。不得其死者，為天命所絕，兵刃所伐，王法所殺，不得以壽命死也。”暴烈剛強者不得好死，無法盡其天年而善終，他們的行為恰恰是一種教訓和警戒，是應該被避免的，因而老子稱“吾將以為教父”（《道德經》第四十二章），河上公亦稱“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通過對不同死亡方式進行好與壞的劃分，老子告誡治理者和民眾應當以和善的方式面對國家治理、面對生活。建設和諧社會是治理者和個體應當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也是傳統文化“和諧”思想在當代的體現。

（五）生死思想與個體養生觀

《道德經》對死亡的論述并不是消極的，其落腳點是為了更好地養生。就生死本身的狀態而言，老子認為“出生入死”（《道德經》第五十章）。在老學史上，不同的研究者對“出生人死”的解釋有著諸多分歧。如河上公從人是否具有情感欲念的角度出發，將心中存有的、使人精神勞頓迷惑的欲念作為死之原因：“出生謂情欲出（于）五內，魂定魄靜，故生。人死謂情欲入于胸臆，精勞神惑，故死。”在河上公看來，死亡是由于奢靡之情、貪念之欲。王弼稱“出生地，人死地”，強調生死的不兼容性，將“出生人死”直接解讀為離開生地而進人死地，強調兩者是截然不同的兩種狀態。《韓非子？解老》稱：“人始于生而卒于死。始之謂‘出’，卒之謂‘人’。故曰‘出生人死’。”把“出生入死”之“人死”與下一句中“人之生，動之于死地”的“死地”聯系起來看，“出生”即在世，開始存在于世間，“死”即人地，個體消亡而與天地自然融為一體。《韓非子》強調生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生命狀態，旨在強調道家所認為的“死生之變”實為“自然之化”。老子也肯定死之必然。這一點從《道德經》第二十三章的描述中也能看出：“故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于人乎？”老子雖沒有直接提到人的死生存亡，但將人與天地作比，通過對“天地尚不能久”的描述，暗指治理者不能施暴政，否則亦不能久。這種天人對比映襯出老子“以百姓之心為心”的政治哲學思想。死亡之降臨具有必然性，但何時降臨、以何種方式降臨則具有偶然性。在時間上，老子認為生命中隨時都有危害生命的因素潛伏和存在于我們周圍，因而＾我們要學會養生、善于“攝生”。“出生人死。生之徒８０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路行不遇兕虎，人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道德經》第五十章）但是，僅僅注意損害生命的外在因素還是不夠的，最重要的是自我內在修養，從自身內部尋找能夠使自己全生的妙道，而這種內在修養最重要的就是修煉自己知足不爭、居弱守雌、不露鋒芒的性格，應該避免勇猛精進、盛氣凌人的態度。“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后且先；死矣！”（《道德經》第六十七章）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道德經》中的生死思想，就作為個體的人而言，老子希望社會中的個體能夠提升幸福感、知足常樂；就治理者而言，老子希望治理者重視德政、反對暴政。

三、結論

綜上所述，《道德經》關于生死問題的論述，可作為反映老子治國思想和民生思想的重要側面。它呈現出以下基本特點：第一，強調治理者應該重視德政、反對暴政。“民不畏死”，暴烈的治理方式并不會使個體屈服，相反，只會增加社會不穩定因素。第二，強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的重要性。“小國寡民”的政治愿景雖然在現代社會已不適用，但老子對國家安全觀的重視和對社會個體“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重視，對當今社會治理現代化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和提升群眾幸福感依然能夠起到一定的借鑒作用。第三，強調治理者減少私利私欲。在面對利益考驗甚至生死考驗時，老子認為可以拋棄其他所有外在于自身的名利。第四，強調通過養生提升群眾幸福感。《道德經》主張社會個體做到知足不爭、珍視生命、以和為貴。老子通過生死思想對治國問題、民生問題、暴政問題、政體問題等進行討論，充分表明道家生死思想對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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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雨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