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道德與法治的看法與認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小學法制教育注重文化課而忽略學生的道德法制教育，學校沒有專門的法制教育人才,雖然授課教師一定程度上了解法律知識教育，但并不系統、全面。要使小學生成長為一個思想健康、人格健全的人，作為老師應對法制教育引起高度重視，培訓中，我在老師的講解下對新教材有了較深入的理解。可以說新教材對我們教師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通過這次培訓我所獲得的感想與體會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知道了新教材的編列目的、內容的設計

培訓中，老師主要從三個維度來闡述新教材編列的目的，使我清楚的認識到教科版《道德與法治》教材的編列目的在于同世界性學校德育變革相接軌，以順應時代的變化，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新教材內容的設計重點在知識、技能與能力的關系上，采取的內容編列策略是知識、技能引領，活動穿插，在學習知識、技能中來培養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同時，在解決日常問題的活動過程中適時地結合學生身邊的例子加以講解，這樣有助于提高課程教學的整體效果。教學內容的設計與選編符合國家對課程標準制定要求，教材內容豐富，難度適中，對有關基本知識編排和敘述，正確、合理、也符合科學性。教材中的知識點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來說較新穎、實用。通過學習，使我清楚的認識到新教材的內容是由哪些單元組成，各單元又有哪些知識點的組成，以及知識點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方老師所提供的知識框架對我們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著非常重要而又深遠的意義。

二、認識到整體把握《道德與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體把握新教材不僅可以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也有助于培養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性。只有讓學生具備良好的文化素養才能使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只有清晰地認識并把握好課程知識的主線，才能更好地將知識有機地聯系起來。因此較好的整體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認識并把握好教材的結構，對于一個新入門的政治教師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三、認識到應該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難點

通過老師的經典剖析，使我認識到應該怎樣突破新教材的重點難點；怎樣才能深入淺出；怎樣才能順利打通學生的思維通道、掌握一定的學習要領，形成良好的政治素養；怎樣才能將一個個知識點貫穿于我們的日常政治教學過程中。我已經認識到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應主動學習，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加強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新教材貴在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充分讓學生在通俗易懂但卻蘊含人生哲理的知識點中輕松愉快的提高內在的政治素養，形成科學合理的人生觀，價值觀。

此次培訓，受益匪淺，在方麗敏、安子琴老師精彩的講述中令我對新教材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這將成為我在以后的教學中能夠正確掌握新教材的重難點、駕馭政治課堂的寶貴經驗。

對青少年進行法制教育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多年的實踐告訴我們，對中小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必須遵循學生成長的規律，

小學道德與法治培訓心得體會

培訓中，我在方老師的講解下對新教材有了較深入的理解。可以說新教材對我們教師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通過這次培訓我所獲得的感想與體會可概括為以下三點：

一、知道了新教材的編列目的、內容的設計

培訓中，方老師主要從三個維度來闡述新教材編列的目的，使我清楚的認識到教科版《道德與法治》教材的編列目的在于同世界性學校德育變革相接軌，以順應時代的變化，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

新教材內容的設計重點在知識、技能與能力的關系上，采取的內容編列策略是知識、技能引領，活動穿插，在學習知識、技能中來培養學生學習政治的興趣。同時，在解決日常問題的活動過程中適時地結合學生身邊的例子加以講解，這樣有助于提高課程教學的整體效果。教學內容的設計與選編符合國家對課程標準制定要求，教材內容豐富，難度適中，對有關基本知識編排和敘述，正確、合理、也符合科學性。教材中的知識點相比以前老版的《思想品德》來說較新穎、實用。通過學習，使我清楚的認識到新教材的內容是由哪些單元組成，各單元又有哪些知識點的組成，以及知識點之間的聯系與區別，方老師所提供的知識框架對我們理解教材把握教材有著非常重要而又深遠的意義。

二、認識到整體把握《道德與法治》新教材的重要性

整體把握新教材不僅可以提高教師自身的素質，也有助于培養學生學習政治的積極性。只有讓學生具備良好的文化素養才能使他們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只有清晰地認識并把握好課程知識的主線，才能更好地將知識有機地聯系起來。因此較好的整體把握政治新教材、清晰地認識并把握好教材的結構，對于一個新入門的政治教師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義的。

三、認識到應該如何掌握新教材中的重難點

通過方老師、安老師的經典剖析，使我認識到應該怎樣突破新教材的重點難點；怎樣才能深入淺出；怎樣才能順利打通學生的思維通道、掌握一定的學習要領，形成良好的政治素養；怎樣才能將一個個知識點貫穿于我們的日常政治教學過程中。我已經認識到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應主動學習，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加強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新教材貴在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充分讓學生在通俗易懂但卻蘊含人生哲理的知識點中輕松愉快的提高內在的政治素養，形成科學合理的人生觀，價值觀。

此次培訓，受益匪淺，在方麗敏、安子琴老師精彩的講述中令我對新教材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這將成為我在以后的教學中能夠正確掌握新教材的重難點、駕馭政治課堂的寶貴經驗。

小學道德與法治培訓心得體會2

9月我有幸參加了經開區教研室組織的一二年級《道德與法治》新教材教師培訓。通過這次的培訓，使原來懵懵懂懂的我收獲頗多，專家和老師們的講解，為我今后的教學指明了方向，下面談談我個人的看法。

通過老師的經典剖析，使我認識到應該怎樣突破新教材的重點難點；怎樣才能深入淺出；怎樣才能順利打通學生的思維通道、掌握一定的學習要領，形成良好的政治素養。我已經認識到在教學過程中，學生應主動學習，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加強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新教材貴在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充分讓學生在通俗易懂但卻蘊含人生哲理的知識點中輕松愉快的提高內在的政治素養，形成科學合理的人生觀，價值觀。

小學道德與法治教育課主要是培養學生的生活能力。一年級是培養行為習慣的最佳時期，作為教師，應在道德與法治課中，以培養學生優秀的思想品德和良好的行為習慣為目標，抓細抓實，讓學生在愉快的課堂氛圍中學習新知識，同時讓學生在活動中加強行為訓練，使學生規范自己的行為，主動學習，愛上學習。

這次培訓使我受益匪淺，今后在實際教學中，我們要認真、細致地解讀教材，真正領悟編者的設計意圖，一切要從以學生的需求為出發點，充分發揮學生的創新思維，讓孩子們愛上《道德與法治》這一門課，讓孩子們在快樂中學習。

小學道德與法治培訓心得體會3

七月七日參加了由教委組織的部編《道德與法治》新教材培訓，時間兩天，上午聽了一年級和二年級《道德與法治》示范課各一節，并觀看了教育部副部長朱之文的講話視頻，下午聽了兩位授課老師的教學反思和縣小學教研室鐘曉菊老師對《道德與法治》新教材的詳細解讀。這一天的培訓，總體感覺是嚴謹且高效，受益匪淺。

伍才英老師上的一年級《校園里的號令》一課，充分利用學校資源，讓學生感受校園里的各種鈴聲，通過聽一聽、辨一辨、說一說、演一演等活動，不僅使學生明確了學校各種鈴聲的含義，并受到了“遵守秩序，快樂生活”的“法治”教育。這節課在兩個地方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有效的組織教學，針對剛入學的孩子，采用對口令、小組競賽、表揚激勵等方式，行之有效，課堂井然有序，彰顯了教師超強的駕馭課堂的能力；二是引入“校園童謠”，學生對“鈴聲下的規范”學得快，記得牢。

培訓是短暫的，付諸實踐是我們艱巨而繁重的任務，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必須經常復習培訓內容，在吃透教材的基礎上，積極開發合適的課程資源充實教學，以學生為中心，以學科的教育理論作指導，以課例、課題研究為抓手，以培養學生學科核心素養為目標，創造性地設計課堂教學活動，不斷提高課堂教學質量。

小學道德與法治培訓心得體會

肩負著學校的深切厚望，我于10月8日有幸赴南京師范大學參加了20xx年部編小學《道德與法治》教師培訓。小學《道德與法治》課程的前身是《小學品德與生活》《小學品德與社會》，根據國家、省、市各級文件精神，自20xx年秋季一年級開始，統一更名為《道德與法治》。培訓教師的培訓講座循循善誘、娓娓道來，從他們的身上，透出一種智慧的力量，教育藝術的魅力。通過培訓，使參與者對今后的《道德與法治》教育教學有了全新的領悟。

如今，培訓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進行了一半，以下是這幾天我對這幾次講座的淺薄的見解與體會：

聽的第一場講座是成尚榮老師的《道德教師的專業成長》，我雖然不是專業的道德教師，但被成尚榮老師的人格魅力和淵博的知識深深吸引。因此，對這堂課非常有興趣，津津有味地認真聆聽成老師的獨到見解。

首先，成老師論述了道德和法治的關系，兩者是相互獨立的，又是相互聯系的。而這門課程，是一門道德與法律的相結合的課程。“法治是對道德的支撐，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道德在人們心中，離不開道德的滋養。”我對成老師這句話有著深刻的感觸，這句話我的見解是：法治是道德的保障，如果沒有法治，道德會被隨意破壞與踐踏，法治約束著我們的行為，朝著道德的方向發展，而法治本身就是最基本的道德。道德是法治的最高的體現，法治應該是為道德服務的，如果法治背離的道德，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由于某種情況下，法治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道德還是對法治的一種補充。兩者是相互依存、支撐與補充的。接著，成老師從“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論述了道德教師該如何進行專業成長，我從中收獲良多，不僅清楚了國內道德教育的方向，而且了解到國外道德教育的成果。總而言之，通過這次講座，讓我看到了道德教育的曙光和希望，今后一定要認認真真上好每一堂道德課，雖然的一個老師的力量有限，但是千千萬萬的老師也是由一個教師組成，只有我們每一個人都做好，我國的國民素質、道德水平才會慢慢的提高，精神文明建設才會越來越好。

第二場是孫彩平老師的《小學道德與法治低段教材整體解讀》，孫老師這堂課讓我們非常直觀的認識了小學道德與法治教材的內容，非常有指導意義。

專家講到新舊教材的不同，并進行了對比，新教材將德育與法制教育相融合，落實《課標》要求和大綱精神，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傳承的過程，還講到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目標、內容、工作要求。專家還列出了小學一二年級法制教育圖譜，并列舉了小學一年級《道德與法治》新教材的編寫單元課例，教材按兒童的生活路徑，以兒童的成長與發展的生活邏輯為核心設計的。教材中的主體是兒童，教材的內容是兒童的生活。教材關注一年級學生的整體成長、生活；了解學校生活的兩個主體生活方式；學會玩，并且有意義地玩；學會主動思考，樹立正確的學習觀，有想法的參與學習。整本教材洋溢著對自然和生活的熱愛，從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圖體現多元、開放、平等、包容的價值觀。新教材具備了以兒童的生活視角和路徑，形成生活內容和教學相統一的敘事邏輯，教材力圖體現和諧與溫暖的情懷，體現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和諧與溫暖的關系。學生從課本中能學會做事、主動思考、積極參與學習，讓自己努力從適應制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覺、自主。

新教材中沒有了說教性的內容，各冊設計了相對集中的教育主題，呈現方式體現了兒童的審美需求，突出趣味性，激發了學生想象力，力求從生活中的小事中滲透法制教育。道德與法治教育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相互啟發，教師不僅要向學生呈現良好的道德實例和現實需求的法治知識，也應和學生一起解讀、分析，更要帶學生們走出教室，走進社會，觀察、思考、感悟、實踐。

面對新教材，我們要多思考，多研究，做一名學習型、研究型、實踐型、反思型的教師，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教書育人，做一位有眼光、有底蘊、有情懷的教育者，用德浸潤兒童心靈，用法呵護兒童成長。

另外，汪老師的《做一個德才一體的智慧型教師》講座也讓我記憶猶新，對今后我教學有著很重要指導性意義。

首先，汪老師提出，“為什么要做一個德才一體的智慧型教師”的這樣一個命題，他是從“德多才少”、“才多德少”這兩點來加以解釋。而我聽后的見解是，德和才一樣重要，有才無德比有德無才更危險，就像我曾經和學生開過一句玩笑話說的那樣——“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有才無德的人有頭腦、有技術、有能力，他們如果做壞事，造成的社會危害會更大。所以，我們作為一個老師，是學生的榜樣，模仿的對象。如果做不到德才兼備，也就枉為人師了。然后，炎老師從理論基礎、具體措施這兩方面提出，我們該如何去做一個德才一體的教師，他的智慧與理論讓我十分折服，今后一定要把其具體運用到我的教學生活當中去。

還有很多老師的講座非常精彩，就不一一道來。他們的智慧、理論深深地影響了我，讓我看到了道德教育的光亮，照引著我的教育職業生涯。此次培訓進行到這里，我受益匪淺，在老師精彩的講述中令我對新教材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這將成為我在以后的教學中能夠正確掌握新教材的重難點、駕馭道德與法治課堂的寶貴經驗。

關于小學道德與法治培訓心得體會

2019年8月21日，有幸到二小參加了全縣小學道德與法治的培訓，培訓時間雖短，卻讓我感受到小學道德與法治的重要性，在譚老師的講解下對新教材有了較深入的理解。通過培訓有了以下的心得體會：

小學《道德與法治》新教材的編寫是按兒童的生活路徑，以兒童的成長與發展的生活邏輯為核心設計的。教材中的主體是兒童，教材的內容是兒童的生活。

教材關注學生的整體成長、生活；了解學校生活的兩個主體生活方式，學會玩，并且有意義地玩。學會主動思考，樹立正確的學習觀，有想法的參與學習。整本教材洋溢著對自然和生活的熱愛，從多元的生活世界，力圖體現多元、開放、平等、包容的價值觀。新教材具備了以兒童的生活視角和路徑，形成生活內容和教學相統一的敘事邏輯，教材力圖體現和諧與溫暖的情懷，體現著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和諧與溫暖的關系。學生從課本中能學會守法、樹立規則和公民意識、學會做事、主動思考、積極參與學習，讓自己努力從適應制度走向自理、自律、自覺、自主。新教材中沒有了說教性的內容，各冊設計了相對集中的教育主題，呈現方式體現了兒童的審美需求，突出趣味性。有些還滲入了一些繪本圖畫和內容，激發了學生們的想象力和思考，力求從生活中的小事中滲透法制教育。

篇2

[關鍵詞]初中生；道德與法治；核心素養；策略

[中圖分類號]G63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6058（2017）13005301

初中道德與法治課程是一門以初中生生活為基礎，以引導和促進初中生道德和法治素養提高為根本目的的綜合性課程。作為教師，如何培養學生的學科核心素養，讓學生充分享受課堂教學的快樂，彰顯學科教W的特色與魅力呢？

一、落實立德樹人理念，提高自身專業素養

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過：“如果你想讓教師的勞動能夠給教師一些樂趣，使天天上課不至于變成一種單調乏味的義務，那你就應當引導每一位教師走上從事研究這條幸福的道路上來……凡是感到自己是一個研究者的教師，則最有可能變成教育工作的能手。”學生核心素養培育關鍵在教師。身教重于言教，要發展學生核心素養，教師就要樹立立德樹人理念和終身學習觀念，自覺提高自身學科專業素養，不斷汲取新知識，豐富其他學科知識，跟上時代的腳步。“打鐵先要自身硬”，發展學生的核心素養，教師必須要有較高的自身素養，必須要有高尚的師德，以德服人，時時為人師表，處處做生表率。

二、創設真實教學情境，搭建素養培育平臺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習是一個主動而積極的過程，學習者知識的獲得需要在一定的情境下，通過教師的指導、學生間的交流來實現。在這個過程中，教師扮演的角色是為學生提供一個范式，引導學生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實際問題，由此判斷學生的行為動機，觀察學生的思維養成，最終引領學生形成學科教學所要求的核心素養。比如針對網絡上熱議的“老年人跌倒該不該扶”的問題，教師可以創設情境，讓學生進行角色扮演，在表演和觀看的過程中，分析各類現象的成因，對這些行為可能引發的社會影響進行討論，并從中得到啟示。學生會在一系列鞭辟入里的學習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觀念，增強法制觀念，提升公民素養，同時深刻地認識到，建設和諧社會，人人有責。這就是真實情境所帶來的教學效果，它們貼近生活，容易激起學生的興趣，引發共鳴，自然在認知的形成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只要是和學生密切相連的生活實際，或是社會上的熱點現象，都可以作為學習的素材，幫助學生實現核心素養的提高。創設真實的教學情境，貼近學生的生活，容易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引發學生積極思維，使學生形成正確認知，在生活實踐中提高認識，提升境界，實現學科核心素養的培養。

三、科學設定學習目標，明確素養培育方向

科學合理設定學習目標是課堂教學的關鍵。目標的設定要兼顧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要結合新課程的理念和學生的實際情況，做到具體而細致。比如教學粵教版七年級《綠色上網》這一課時，要對課文的內容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將本課所涵蓋的知識點進行梳理和歸納，最終確定學習目標。知識目標：初步形成對網絡、網絡交往以及使用網絡語言的看法，了解網絡的特點，初步感受網絡的兩面性。能力目標：學會合理利用互聯網等傳播媒介，提升客觀看待問題、辯證分析問題、理性解決問題的能力。初步培養抵制網絡不良誘惑的能力，提高安全防范能力、辨別能力，在網絡交往中保護自己。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形成理性看待網絡的意識，初步培養遵守網絡規則的意識，初步養成積極的媒介評價能力，學會理性利用現代媒介參與社會公共生活。三維目標的設定，由表及里，形成了對學生綜合學科素養的培養體系，學生可以從身邊或自己經歷的事去理解教材知識，從而形成真正的技能與素養。

四、回歸課堂生活本真，拓展素養培育途徑

篇3

社會公眾不可能放棄，而事實上也沒有放棄道德的社會調控。公眾道德訴求法律化的質樸初衷可能是，在道德訴求的目的難以企及時的一種變通，以法律為手段達到道德治理或道德完善，以法律之力提升道德約束的不足。我們更愿意把這種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法律化訴求理解為，公眾對道德調整乏力的無奈與失望，并進而轉化而來的急躁與沖動。道德訴求法律化不可能是一種理性化思考或論證的結果。因為，道德訴求法律化并非解決道德困局的真正出路。

（一）不加區別的道德法律化，不利于法治建設

道德訴求法律化的基本假設是，以道德訴求為“行為模式”，國家的懲罰為“法律后果”，試圖人為地造就法律的規范結構。問題在于，這種欲求過多地強調了道德與法律有相關性，卻忽略了二者的可能區別。法律與道德雖有相關性，但畢竟分屬于不同領域，有著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運行機理與調控機制。盡管道德訴求有可能成為法律的行為模式，但也僅僅是一種可能，一種“或然”。道德訴求法律化有著嚴格的限制性條件。立法是一個需要經過嚴密論證的復雜的社會實踐，是一項綜合性的社會工程。既要有對當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現實情形客觀準確的調查與分析，也要有對于公平正義、倫理道德、社會文化的一般理解或社會共識的論證，還應有對未來社會可能發展趨勢的預測與前瞻性證成。不能因為一個東西是道德的要求，就當然地有了被制定為法律的充分條件。如果說道德是一種實質合理性，那么法律更強調達致價值的形式合理性。法治要求“任何事情都必須依法而行”，“政府必須根據公認的、限制自由裁量權的一整套規則和原則辦事”，“對政府行為是否合法的爭議應當由完全獨立于行政的法官裁決”，以及“法律必須平等地對待政府和公民”，“政府不應當在普通法律上享有不必要的特權和豁免權”。法治是一種“看得見的正義”。程序﹙富勒稱之為程序自然法﹚是法治的核心。不加區別的道德法律化容易侵蝕制度或程序的社會治理，模糊道德與法律的界限，影響以至侵蝕尚處于形成期的法治理念，制約剛剛起步、本來很孱弱的中國法治。傳統文化有著制度性缺失的特征。中國社會是一個道德本位的社會。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民間生活倫理，是一種實質合理性文化。制度化或操作性的意識相對較弱，對形式化或工具合理性的要求較低。制度建構及其有效的運作是有難度的，尤其在一個沒有法治傳統的國度更是如此。因為文化是一種很難改變的積累性的存在。傳統更多地會以“集體無意識”、“潛意識”等深層次的存在，影響著現代人的理念與制度建構。尤其是相伴于近現代社會“上帝的死亡”，與后現代主義的彌散，對法律形式理性化的強調，理所當然地成為法治國家建設過程中的理論與實踐策略。法治是現代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管理方式，但不加區別的道德法律化或法律工具化，可能成為一種變相的以法治之名的人治。

（二）不加區別的道德訴求法律化，同樣有損于道德自身的社會調整

道德的運行或實踐更多地依賴于人的主觀自覺，訴求于人的內在情感認同。向內用力，反求諸已。“品德”的養成是一種非國家化的個體修為，道德的運作全憑賴于內心修養、個體自覺。在純技術的層面上看，道德的統治勿需耗費國家資源。道德調整沒有過多的機會成本，是經濟的，因此，不同于以國家強制為后盾的法律。道德“深入人心”，自律自治。反過來，制度的制定和實施不只具有成本和代價，并常有可能治標不治本。因為，制度以外化的行為作為考量的依據或判準，不訴求于人的內心自律或動機的完善。而且，即便我們有了完備的法律制度，其實施仍要取決于多種的因素。諸如，制度執行者的個別素質，公眾的制度意識與制度自覺。“書本上的法律”遠非“行動中的法律”。極有可能的是，人們“僅僅作為一個本人并不接受這些規則的觀察者”，而不是“作為接受這些規則并以此作為指導的一個群體成員”，也就是說，他們持有的是關于規則或制度的“外在觀點”，而不是“內在觀點”。我們要看到，作為社會治理的機制，道德不是沒有績效的。道德對社會制度意識的建構及其有效運作有著法律所無法替代的社會功用。如果不加區別的道德法律化，社會調整機制大規模地由自律轉化為他律，勢必相應地弱化人們內心的認同感，加大社會治理成本，影響到道德的有效社會調整。而且，由于我們的歷史文化的特點，強調并選擇道德協同治理，更符合我們所具有的優勢傳統文化的要求。

（三）當下道德所處的困境在相當程度上亦是法律自身的困境

道德問題法律化的訴求，在某種意義上，忽略了一個有點吊詭的難題。這就是，道德困境不只是道德自身的困境，同時也是法律自身的困境。我們建構了大量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它們幾于涵攝社會關系的所有方面，但制度的運作或實施，遠未如制度設計本身所預期的那般理想。人們“缺乏制度意識，對制度權威缺乏應有的尊重，過多地把制度作為了一種工具來對待，而且是一種為我所用、為我所定、為我所取、為我所棄的外在性工具”，“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當破壞制度能獲取利益時，就毫不猶豫地去破壞制度。總希望能通過超越制度或規則，為自己謀求規則之外的‘超額’利益。”［3］﹙P15﹚制度認可度低，或制度績效較差。有法不依，違法不究的現象較為普遍的存在。法律的規定與法律的實施是兩個問題。基于差強人意的制度實效，“書本上的法律”遠未成為“行動中的法律”。制度實施不利﹙至少不容樂觀﹚，而不是沒有法律的規定，或者法律規定有多么的不完善。法治要義不只是立法，盡管立法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法治社會更應是“已經制定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亞里士多德語﹚，是一個人人踐行法律規則的社會。法律實施是一個綜合性的社會工程，法律實效的獲得還需要很長的路要走。在中國，道德訴求法律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將道德要求規定為法律的問題，更在于即使規定了，能否得到實行的問題。客觀地講，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規定的再多也意義不大。即便道德訴求法律化，亦可能因同樣情形，被制定為法律的道德形同具文，收不到預期的效果。而且，其負效應還會進一步發酵，破壞法律的權威性、嚴肅性，并進而損害法律的公信力。法律的公信力的一個重要方面源于法律的實效。要么不規定，要么規定者應得到落實。與其如此，還不如不做這種法律化的“提升”工作。

（四）不加區別的道德法律化還可能構成對人本質中自由主義部分的侵害

道德訴求法律化的一個可能的結果是，它不只可能出現以道德化的法律來規范人的行為，甚或可能以法律去約束人的思想，使法律及其運作泛道德化。這樣，被不斷地強制驅使著的個體，將沒有尊嚴感和自由感。富勒認為：“如果義務的道德向上伸展出它的恰當領域，強制性義務的鐵腕就可能抑制試驗、靈感和自發性。”“如果通過道德法律化過度地、強行地賦予‘社會法’以‘國家法’意義的角色，極易把市民社會自決、自律的較高標準，不當地上升為他律強制的國家標準。”“這不僅對道德本身是一個致命的傷害，而且對法律和市民社會也造成了嚴重貶損。因此它所形成的‘法律不法律，道德不道德’的‘夾生’規范，不但建立不起良好的規則秩序，反而可能成為破壞規則秩序的一個禍根。”社會道德可以而且事實上呈現出多樣化、多元化的特點，其內在的價值則有益于確保人們的幸福。人們有相互協商討論的自由，有試驗生活方式的自由。在現代著名的實證主義法學家、功利自由主義者哈特看來，生活在同一法律體系之下的不同的人和群體有著多元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并且彼此之間并非不可相容。哈特提醒人們應特別關注因實施道德所可能導致的不幸，尤其是用刑法懲罰成人之間自愿的隱私時，因為他會與人們最深層的感情發生沖突。從而，對這種社會道德的寬容具有重大的自由主義價值。在哈特看來，給成熟的人以平等的自由去發展道德人格本身就是正義的要求。一味地強調道德法律化將會使人因“異化”而失去了自我，并可能構成對自由主義或人類尊嚴部分的侵害。

二、道德與法律的內在關聯與必要界分

（一）道德不是絕對的不可以法律化

道德與法律有著廣泛而深刻的邏輯與歷史關聯。在實證主義法學出現以前，一個基本的智識思考方式是，任何關于法律的陳述，最后都可能歸結到一種為社會普遍接受的“自然法”理論上來。人們極難或不可能在法律與道德間劃出“楚河漢界”來。即便如法律實證主義者也從不否棄法律與道德的內在關聯。法律實證主義者并不等于“非道德主義者”，更不會因此成為“反道德主義者”。常常被人誤解和詬病的法律實證主義同樣內含著深刻的價值或道德立場。奧斯丁并沒有否認神法的存在。他認為，基本的道德原則是上帝的命令，而功利原則只是通往道德境界的指南。凱爾森的基礎規范被假設為全部實在法律秩序的條件，一種假設的相對的自然法。而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則具有包容性的特點。在他看來，某些道德原則也可能被引入法律，或者法院裁決也可能受到正義的指引。而且，哈特還特別強調道德的法律批判，對實際的社會制度包括法律制度所進行的批判或反思，以使道德的影響在制度的支持下慢慢地發揮出來。在某種意義上，“立法科學”即是一種價值、理念、利益的博弈與證成的學問，是不同價值的較量與法益權衡。而且，這種價值或道德要求又是法律運作或司法判決中的法理基礎和以資論證的重要理據。尤其在遇到特殊案件時，更是如此。儒家思想是傳統法律制度的內在精神，儒家文化以一種價值合理性的方式滲入，并逐漸體現于我國傳統的正式制度之中。“法律是關于人和神的事務的科學，是正義和非正義之學。”﹙烏爾比安﹚“誠實的生活，不加害他人，各得其所。”﹙法學總論﹚這種顯而易見的道德規定則是羅馬法的基本原則。中世紀的神學自然法則更體現著宗教、道德與法律的關聯與相互間難解難分的糾纏。在當前，一些國家或地區確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道德法律化情形。新加坡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將大量道德規則，如隨地吐痰、亂扔廢棄物、隨地大小便、便后不沖水、亂涂亂畫、隨便攀摘花木、公共場所抽煙、吐口香糖渣等道德內容都進行立法。1994年的《法國刑法典》，1968年的《意大利刑法典》，1976年的《德國刑法典》，1971年的《西班牙刑法典》都有不同程度的道德訴求法律化的規定。有些國家對“見死不救”或見危不救作了立法。盡管將這種有點類似于富勒“愿望的道德”的內容規定入刑法當中是否合適，一直存有爭議。當然，目前中國的法律也存在一些或直接或隱含著出現的道德或倫理內容。譬如，民法通則中對誠實信用、公序良俗、公平合理等關于處理民事案件基本原則的法律規定；婚姻法中對子女贍養父母、父母扶養子女、不得遺棄、不得虐待等倫理道德內容的法律規定；行政法中的官員職業道德要求，訴訟法中的公平、公正制度性要求；等等。

（二）法律與道德的界分具有重要的智識和實踐價值

1.道德與法律分離是法律實證主義的核心命題:法律實證主義是18世紀末19世紀初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學術現象。民族國家的出現結束了法律多元共存的局面。分權制衡背景下的立法與司法職能的劃分，以國家法為核心的制度化的形式理性法的確立，法律職業共同體的產生以及法律職業思維模式的形成，哲學本體論向認識論的轉向，等等，共同構成了法律實證主義產生的重要前提。英國社會變革的功利主義者邊沁與奧斯丁等毫不妥協地試圖區分法的“實然”與“應然”，要在法律與道德、哲學、宗教、政治之間劃出明確而清晰的界線。浸于歐洲大陸思辯哲學的凱爾森則致力于用純粹邏輯或數學的方法建構其規范體系。所不同的是，凱爾森以其“基礎規范”置換了奧斯丁的“者的命令”。哈特的法律實證主義則在堅持法律實證主義的前提下，對法律與道德問題給予了更為精致、完備的貢獻。他說：“這里我們所說的法律實證主義的意思是指這樣一種簡明的論點：法律反映或符合一定道德要求，盡管事實上往往如此，然而不是一個必然的真理。”法律與道德的分離，是這一學派的核心命題。

2.法律實證主義者看重這種“分離命題”產生的功利主義效果:首先，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可以增強作為制度的法律所具有的規范性效果。法律實證主義特別強調法律有效性的系譜檢驗，強調實際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法律規則的權威在于其來源，亦即其制度化的體系認可。通過“科學”建構，清除“雜質”，追尋簡潔清晰的理路，法律實證主義力圖使法律從“爭議性的哲學命題”糾纏中脫出身來，并進而使法律成為一種“明白易懂的語言”。“法律就是法律”。這無疑是一種理性、冷靜、明晰、務實的理論策略。基于這種專業化的思維模式、規范或邏輯分析﹙而非對法律的常識性思考或現象化解讀﹚，法律實證主義能夠凸顯法律在智識思考或社會管理中的獨特的品性與價值。在法律的智識思考及其法律實踐中，益于集中論題，提高明晰性，強化法律內蘊的規范性、公開性、穩定性、可預見性等形式理性或程序正義特征。其次，可以有效地減緩或者安穩地度過因道德多元化而可能導致的無政府主義危險，具有功利自由主義的實踐價值。價值多元化是一個真實存在并無法回避的社會現實。不同的利益主體常常持有不同的道德傾向或價值立場，并進而為其所援引的實在法尋求可能的道德理由或價值證成。司法擅斷、權力濫用的一個借口，即是求助于所謂“見仁見智”、難衷一是的道德。而在人們關于“應然法”的諸多混雜觀念中，法律及其權威可能會因此而被消解。奧斯丁說：“普遍地公開宣布所有法律是有害的，與上帝的意志相互矛盾，從而是無效的并且也是不可容忍的，其本身便是慫恿無政府主義。”凱爾森認為：“每一種自然法學說，只要它持有純自然法觀念時，就一定是理想的無政府主義。”而且社會或歷史經驗也告訴人們，國家的權力往往是通過自然法、道德這樣的東西來破壞法治。法國大革命歷史，抑或納粹德國的法治實踐，到處存在著以各種道德名義破壞既存法律規則的情形。在法律實證主義看來，這一點，只有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區分才有可能。再次，法律與道德的分離有助于坦誠、現實地面對法律的效力困境。在道德與法律出現悖謬的情形下，亦即在法律與道德不一致或者矛盾的情形下，法律有效性難題會進一步地凸顯出來。對于該論題，最為典型者當推：“惡法亦法”？“惡法非法”？具體到最為典型的兩個案例來講，在告密者的困境中，“一個違背了人類良知的法律還是不是法律”？在著名的帕爾默案中，“一個人能否從自己的惡行中得到好處”？當然，對于同一論題，自然法學者與法律實證主義者會給出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不難想象，在法律實證主義者看來，任何情形下，法律就是法律。其理由即在于，包含著邪惡內容的法律始終是一個事實，是一個確實的存在，而不論人們喜歡與否或承認與否。哈特在批評拉德勃魯赫將惡法看作非法，并自認為解決了法律與道德的沖突的看法時，喻之為“無異于回避現實的舵鳥政策”。相對于用道德直接否定“惡法”的做法，哈特的態度更為現實、坦率、明智，即便是通過偶然地制定溯及既往的法律來解決這種道德法律難題。

三、道德訴求法律化的前提

誠然，道德法律化有其存在的必要與可能，而且這一點已為理性與經驗所證實，但這決非是說所有的道德問題都可以或者都有必要法律化。那么，哪些道德可以法律化，哪些不可以？什么樣的道德規則可以成為法律規范？什么樣的道德原則可以成為法律理想？其標準是什么？可能的限度在哪里？所有這些，是一個關涉到道德法律化的必要前提或者可能性的論證。

（一）道德法律化的難題主要存在于合理不合法或合法不合理的情形中:道德與法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其可能的情形，通過排列組合可能呈現為六種情形：合理合法，不合理不合法，合理不合法，不合理合法，以及合理但法律不作規定﹙法律沒有態度﹚，或者雖然法律作了規定但不牽涉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如環境、交通、操作技術規程的規定，或者法律的技術性規定等﹚。道德法律化的論題主要與前四種情形有關。一般來講，道德法律化不存在爭議的情形是，“合法合理”，或“不合法不合理”兩種典型的法律與道德重疊的情況。相應地，在法律與道德重疊之處，把道德規范中的義務道德部分直接規定為法律的要求。或者相應地，把道德原則中的義務道德部分規定為法律原則。然而，難題在于法律與道德并不總是對應的。“合法不合理”或者“合理不合法”﹙合理但法律未作規定的情形，因具有相似性，不再單獨論證﹚，這兩種情形會凸顯出法律與道德關系的復雜性。“合法不合理”情形典型者如蘇格拉底悲劇，納粹法律的適用，帕爾默弒其祖父案中的繼承部分法律與倫理的沖突，等等。“合理不合法”較為典型或者有說明價值的如索福克勒斯筆下的安提戈涅的無奈與糾結，西方社會長期爭執不休的安樂死，現實法律實踐中偶有出現的“為民除害”、“大義滅親”，等等。也正是在這兩個領域，自然法學家堅持道德應當成為法律的出發點或判斷法律正確與否的最后標準。而與之相反，實證主義的法律則會堅守法律的“規范性”領域，毫不妥協地堅稱“法律就是法律”。無論后兩種情形中的哪一種，所涉及的都是法理學所無法回避的“法律是什么”的終極難題。當然，在相當程度上，也是關于“道德訴求法律化的前提或條件是什么”的問題。

（二）除不言自明的道德共識外，擬法律化的道德需要充分、嚴密的論證:任何社會都有基本的倫理道德要求，不管是西方社會，還是我們自己，也不管是歷史還是現實中，總會有一些理念與價值為社會所普遍承認與接受。它是個人和社會所應共同持有的基本行為底線。可以稱之為“義務的道德”、“社會公德”或者哈特的意義上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等等。雖然，社會道德可能呈現出多元化的情勢，尤其是在強調自由與民主的近現代社會里更是如此。但是，在一個特定時期或特定的國度里，甚或在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里，總會有社會公認的基本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范。相應地，道德法律化的部分則應該是為社會普遍接受的部分。道德法律化，要經過嚴格的理性檢驗與經驗論證。被接納為法律的道德，應該經得起理性與經驗的反復權衡與考量。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社會中，哪些道德體現社會要求、契合民意、符合傳統，并由于其他必須性條件﹙如這些道德要求具有嚴重性、重要性等﹚，而有被法律化的必要與可能，也應該經得起充分的法益權衡與立法證成。“對人民有利”、“公共利益”的說詞，或者“法的基本原則”、“傳統文化”、“”的要求與內容等，也可能并非如常識般地顯而易見，拉德勃魯赫對此提出了謹慎而不無有益的看法。［8］從理論上或抽象地談及法律所宜反映的社會、民眾要求是一回事，而具體到一個社會情境中，論證這種社會要求的確指，則是另一回事。而且，在經常的情形下，不是“不言自明”或顯而易見的。因而，要進行社會學的調查、統計、論證、研究，不得率性而為。

（三）擬法律化的道德只能是“義務道德”或“社會公德”的部分:即便在基本道德共識里，也還是有層次的區分。富勒區分為“義務的道德”與“愿望的道德”。“在討論兩種道德之間的關系的時候，我曾經提到過一把向上延伸的標尺這個比喻，這把標尺的底端終于對社會生活而言必不可少的那些條件，而其頂端則終于人類追求卓越的最崇高努力。”“義務道德”屬于基本道德要求，多屬于社會公德，是那些對任何社會存在都必不可少的限制和禁令。如有關誠信的原則、禁止暴力的原則、公平處置的原則、禁止盜竊詐騙的原則，等等。至于像上世紀中期在英美等西方國家爭論不休的同性戀、通奸、婚前同居等關涉隱私的經典論題，多為個人在私人生活交往中所應遵循的道德，因而屬于私德，亦即非基本道德部分。道德法律化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話﹚，只能局限于義務道德的范圍內。無論如何，愿望的道德是不能也不應被法律化的。這不只因為愿望的道德多關涉公民的私生活領域，屬于個人自治、自律的部分，而且“公德建設與進步同私德建設與提升在方式上是不同的。私德主要靠主體的道德自覺，靠倡導與弘揚；公德則靠法律化的制度，靠責任與制裁。由于公德具有可加以普遍化的特性，所以公德的制度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這些并非所有人都可企及的“愿望的道德”則只能留給道德自身社會調整的領域。我們不能也無從以圣人的標準苛求生活中的普通個人。我國的傳統道德多具有塑造圣人的倫理企圖，醉心于一種普通人難以企及的私德。對公德﹙如公眾道德、職業道德、行政道德﹚的強調相對較弱。在中國社會更宜強調道德與法律重疊中的公德部分。

（四）成為基本共識的“義務道德”部分受到的侵害達到了嚴重的程度，是法律道德化一個不可或缺的前提:社會危害的嚴重性是判定義務的道德是否需要法律化的一個標準。即便是義務的道德﹙社會公德或基本道德部分﹚并不當然地都需要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制定為法律。并非所有的不道德行為都有通過法律進行規制和懲罰的必要。只有當某一道德問題達到某種嚴重的程度，亦即不再是以社會輿論能夠調整，而需要以法律的救濟或懲罰來進行調整的時候，道德問題法律化的才成為必要。對違法或犯罪行為的懲處是政治國家對社會危害行為的最后態度與基本立場。法律是社會行為的底線。那么，反過來講，在法律規制的限度之外，不存在是否違法的問題。在一般意義上，法不禁者即自由。表征法律界線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即在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性是違法或犯罪的基本要件。只有社會危害性達到嚴重的程度，或者說公民社會所不能容忍的程度，才構成違法或犯罪。相應地，道德問題法律化所關涉的道德問題也只有達到或跨越了這一界線，始可由政治國家通過法定程序制度或認可為法律。一個典型的可資說明的案例是，1957年沃爾芬登委員會《關于同性戀罪錯和問題的報告》所引發的廣泛討論，被認為是20世紀中期英國社會關于法律道德性和刑罰正當性爭議的焦點性事件。德富林主張任何廣泛持有的道德成見都會證明某種行為法律制裁的正當性。刑法應當被用來禁止任何不道德的行為，應該被認為或被當作支持整個社會“實在道德”的工具。因為，社會道德是一張無縫的網，只要其中某個部分受到削弱，整個結構都會受到威脅﹙這一說法，因此而被稱為“崩潰論”﹚。相反，在哈特看來，“沒有證據證明法律容忍私人的不道德行為﹙或者實際上是道德多元﹚真的就會或者可能使得社會關系瓦解。多樣性和偏離主流就真的會毀滅社會凝聚力，這一點沒有被證明。當然不僅僅是沒有被證明，這一命題連表面上的合理性都不具備”。哈特的看法得到英國社會廣泛的理解與支持。當然，在道德法律化問題上，究竟何為嚴重的程度，其具體的界限如何，則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論證的問題。

（五）道德法律化的工作應該得到功利自由主義的評估與檢驗:社會不是為了制度或為了道德本身而存在，人類社會調整的目的是為了人能更尊嚴更幸福地活著。人是一切制度或倫理的出發點與最后的歸宿。任何社會規整的目的與方向，在于“從人出發”并“為了人”的存在。道德法律化應該得到功利自由主義的評估與檢驗，應該進行認真而充分的法益權衡。約翰•斯圖亞特•密勒之“傷害理論”認為，對文明社會的公民訴諸強權的唯一正當的理由，只能是為了阻止對他人的傷害。哈特認為法律不能用來懲罰道德。他說：“任何一個社會為了實現其正義之訴求所采用的明顯令人生厭的法律強制，只有在其是為某種補償福利的情況下才是可以被容忍的。”他主張經過嚴格限制的自由功利主義刑法理論，強調刑法和刑罰的效用和威懾性的“普遍正當化目標”。哈特提醒人們應特別關注因實施道德所可能導致的不幸，尤其是用刑法懲罰成人之間自愿的時，因為他會與人們最深層的感情發生沖突。給成熟的人以平等的自由去發展道德人格本身就是正義的要求。而且，道德要求中的這種自由的自律是負責任的道德人格的本質部分。法律本身是一種邪惡，它的正當性必須根據與其對立的那些善的結果來衡量﹙如制止或威懾潛在罪犯、改造罪犯等﹚。而在那些維持禁令毫無用處或者造成極大痛苦的地方，絕不意味著這些禁令可以免于批評和譴責。國家對個人自由的干預，僅僅在于阻止或懲罰帶來明顯傷害的犯罪。應該說，這一理論同樣適用于有關道德訴求法律化的基本論證。

四、結語

篇4

【關鍵詞】異質分組；道德與法治；分層教學策略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6年南京市第十一期教學研究課題“基于課程標準的初中小班化思想品德學科分層教學研究”研究成果之一。

中圖分類號：G6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0568（2017）07-0070-03

一、異質分組下的思想品德分層教學的含義

分層教學是指按照學生的行為習慣、興趣愛好、學業基礎、接受能力，以及道德認知和實踐等方面的差異分為不同的層次，然后根據這些層次的實際情況組織課堂教學。道德與法治課的分層教學，可培養學生學習興趣，提高各層次學生的成績，更為關鍵的是通過分層教學，可以有針對性地培育學生對道德與法治教學內容的教育價值進行認同和內化，為學生的德性成長提供切實的幫助。如果僅僅是把班級的學生進行分層并把不同層次的學生分別組成各層次學習小組，這樣分組可以為教師分層施教提供便利，但是，無形中，把班級的學生進行標簽化，其缺陷也非常明顯，優良組別的學生在班級中往往具有一定的優越感和驕傲情緒，在與中低組別學生相處時可能會看不起他們，在班集體建設中很難形成真正的學習共同體。這就需要在道德與法治分層教學中實施異質分組，將興趣愛好、行為習慣、學業基礎、接受能力及道德認知等方面存在差異的人分在一組，這樣，每一組不論從知識的接受程度、能力的大小及學生行為習慣的養成等方面都有不同層次的人，而不同組別之間是同質的，即都有多層次學生組成，這樣組與組就形成競爭性關系。異質分組下的分層教學可以讓學生主觀能動性被充分調動，形成良性的競爭氛圍，有助于課堂學習的高效進行。具體來說，異質分組下的分層教學可以帶來以下好處：

1. 促進學生之間的合作

在異質分組分層教學的情況下，小組內一些基礎知識扎實、學習能力強、行為習慣好、愿意幫助他人的學生可以承擔“小先生”，主動幫助其他同學共同進步。同時，可以通過發揮組內優秀學生的榜樣作用，帶動學習水平、理解能力較差的學生進步，營造互幫互助的學習小組建設氛圍。

2. 滿足學生的成長需要

在異質分組分層教學中，因為把不同興趣愛好、行為習慣、學業基礎、理解能力和道德認知的學生分在一起，為組內有個性特長的學生提供了展示的舞臺，還豐富了課堂教學內容，組內同學之間可以取長補短，滿足了學生自身成長的需要。

3. 思維方式得到了豐富

在異質分組分層教學中，因為不同學生感興趣的學科不一樣、家庭背景不同、思維方式有別。但是，在小組學習中，每個學生經常在一起就學習中的各種問題進行討論、爭論，在交流中，各人對問題的看法、思考問題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樣，各種思維方式得到了展現，在長期的分享氛圍中，每個學生的思維方式會得到不斷豐富。

二、異質分組下的思想品德分層教學小組建設策略

異質分組在道德與法治分層教學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道德與法治教學中如何做好分組顯得非常重要。

首先，根據“全班分層，同組異質”的原則，組織實力差不多的學習共同體――小組。教師首先要通^問卷、訪談等方法，對學生的興趣愛好、個性特點、認知情況、學習態度、行為習慣等各方面進行摸底排查，根據排查結果對全班學生進行分層，一般來說，可以分為3個層次，即A、B、C3層。當然，這種層次的劃分是教師隱性操作的，避免引起學生心理變化而影響課堂教學。然后，依據“同組異質”的要求，兼顧性別、特長差異，分別從排查的3個層次中隨機抽取學生組成小組，對于小班化學校來說，每個班級人數在30～36人之間，全班可以分成5～6個小組，每個小組6人（這樣，每個小組的學生有3個層次）。人員定位后，即開始進行座位調整（因為不是所有的學科都是進行分層分組教學，但是要求在思品課的時候按照思品課的座位），使一個小組的學生集中在一起，這樣有利于小組內的探討和協作，也有利于對各小組的測評。

其次，做好分工，明確職責，增強小組成員歸屬感。異質分組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揮各組員的個性與特長，是為了小組成員之間的優勢互補與共同成長。所以，在小組成員確定后要進行小組建設。每個小組都要做好小組文化建設，如取一個反映小組特色的組名、學期目標、小組紀律、響亮的口號等。還要對小組成員進行明確分工，如“組長”要精細化分配任務和協調好本組人員；“記錄員”要負責記錄本組研討問題時每個人的發言要點；“發言人”要整合組內各成員的發言內容，厘清觀點和思路，代表本組發言，這里也要求在對外組時，同組同一聲音原則，組內有不同意見，可以組內交流。當然，為培養學生多方面才能，小組成員之間角色要定期調換，讓每一位學生在不同方面都有所發展。這樣，學生都知道自己在這個學習小組內做什么，怎么做，就會主動參與，消滅組內看客現象，將分層教學的要求真正落到實處。

最后，建立組與組之間的競爭機制，開啟學習的內在動力，提高學習效率。因為學生每天都要在課堂上學習，要求學生時時刻刻保持濃烈的學習氛圍和激情有點不切實際。如果在學習中能夠找到競爭對手，就會改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疲憊狀態。所以，在異質分組分層教學中，需要師生共同建立競爭性機制，促使學生在小組內進行分工協作，而小組間進行有序競爭可牢牢吸引學生，讓學習更加高效。為此，教師和學生需要共同制定一個競爭性量化方案，在這個方案中，需要把各種加分和減分項目商定清楚，內容涉及很多，如課前準備、課堂紀律、課堂發言、小組成員參與課堂率情況、作業完成情況等。當然，在這種競爭性機制中，教師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具有一定的裁量權。當教師、學生都能熟練利用這種競爭性機制時，必然會在課堂中營造你追我趕的課堂教學氛圍。

三、異質分組下的思想品德分層教學操作策略

小組建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促進學生的合作、探究及異質學生的個性發揮。但是，有效的班內分層教學肯定離不開班級分組。所以，在異質分組情況下，如何有效進行班內分層教學是教師研究的課題。

在分組中，每組的成員已經根據學生的能力、水平、道德認知等綜合因素進行A、B、C3個不同等次的劃分，教師在組織教學時，要不斷關注3個層次學生的發展狀況，找準他們的 “最近發展區”，按照教學目標、課堂問題設計、作業設置和評價檢測等基本要素進行異質分組下的分層設計，讓每個層次學生都有所提升和發展。

1. 教學目標的分層

對于教學目標的分層，需要按照課程標準提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能力、知識”3個維度出發，明確學生應該掌握的主干知識和主要觀點，所要提升的各種能力要求及所要體驗的情感過程。同時，根據已經劃分的3個層次的學生實際情況及課程標準要求，將這些目標區分為3個層次：A層目標則要在“課程標準”全部要求的基礎上拓展提高；B層目標為“課程標準”提出的主要要求；C層目標為“課程標準”所提出的基本達標要求。例如，在講授人教版《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內容時，通過對學生的前測，制定如下分層目標：

A層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幫助學生樹立民族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加深自己的愛國情感。能力目標：具備主動發現和自覺發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能力，能熟練運用民族精神的觀點分析社會問題的能力。知識目標：熟練掌握我國民族精神的內涵、不同時期的表現及作用。

B層學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幫助學生體驗民族自尊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加深對自己祖國的熱愛。能力目標：具備一定的繼承和發揚民族精神的能力并能夠踐行；能夠利用民族精神的知識分析社會問題的能力。知識目標：掌握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不同時期的表現及作用。

C友生：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能夠感受到民族自尊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對自己是一名中國人感到自豪。能力目標：初步具備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的能力，能夠利用給出的民族精神內容分析社會熱點問題的能力。知識目標：知道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及表現。這樣的目標定位，充分考慮到學生現有的知識基礎和基本能力，既能夠讓不同層次的學生滿足自己的發展需要，同時也讓教師的教學更具針對性。當然，這樣的目標定位，教師心中有數，不一定要告訴學生個人。

2. 問題設計的分層

分層是為了每位學生發展，分組則是讓每位學生參與課堂，如何讓所有的學生主動參與呢？這就要求教師在問題的設計時，要充分了解各層次學生的學業和能力水平，既要讓他們感到這些問題可以解決，但同時也要他們感覺到這些問題不那么好解決，要讓學生有那種躍躍欲試的心理。為此，結合道德與法治學科特色，教師可以設計層次性的問題串，激發學生思維。在設計問題串時，有意識地把問題分成A、B、C3個層次，其中以知識性為主的基礎問題面向C類學生；分析、闡釋類等難度稍大的問題則面向B類學生；思辨性、多角度等難度大的問題面向A類學生。例如，在學習人教版《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時，設置以下具有層次性的問題串：①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內涵是什么？不同時期有什么樣的表現？（A、B、C層學生回答）；②我們常常把民族精神稱為民族的“脊梁”，結合上圖及你的體驗，談談對“脊梁”的認識。你知道中華民族精神在哪里嗎？（主要由A、B層學生回答，C層學生可以思考）；③民族精神只是中華民族獨有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中華民族精神有哪些異同？你認為未來的中華民族精神的內涵會有哪些新的發展，并請談談你的理由（A層學生回答）。這樣設計的問題串，不僅兼顧所有層次學生的實際水平和需求，而且問題層層遞進，讓學生在現有的水平基礎上都能夠有所思考，激發學生思維，把學生緊緊吸引到課堂中來。課堂教學是否有效，關鍵就在于教師是否能把學生帶進課堂，讓學生的思維在課堂中撞擊起來，而巧設不同層次的問題就是有效途徑之一。

問題設計需要分層，但分層設計的問題如何不留痕跡地落實到具體的不同層次的學生身上也需要講究策略。如果是一般的課堂提問和自主閱讀，教師自己可以做到讓不同層次的學生回答；如果這些問題落實到各學習小組，由小組共同完成，如何才能保證分層設計的問題落到不同層次的學生身上？筆者采取的做法是：在建設小組的時候，要求每個小組準備3種不同顏色的6支鉛筆，每次上課前，筆者會有意識地把不同顏色的筆發給不同層次的學生（顏色不固定給某一層次學生），教學中，筆者就會要求每次的問題要求不同顏色筆的學生重點考慮，也會請拿不同顏色筆的學生來回答相應的問題。這樣，分層設計的問題就基本上落實到各層次的學生身上。當然，筆的使用好處還有很多，如可以通過筆的擺放位置就可以知道哪些學生上課回答過問題等。

3. 作業的分層

作業的分層，一方面可以在量上體現，但更主要的體現在質的方面。如何才能體現質和量兩方面的內容呢？在進行作業設計時遵照一個原則，即“兩做三層”。“兩做”就是選做和必做；“三層”是指布置作業要分為3個層次：第一層次為核心知識和基本觀點訓練，所有人必做；第二層次為給予一定的材料，學生能夠利用教材中觀點說明即可，以B層次學生能達到的能力為準；第三層次為綜合類型，對學生的綜合素質要求高，以C層次學生達到的能力為主。鑒于道德與法治學科的特點，第一、第二層次的作業基本上都在課堂完成，所以，在課堂上筆者會給學生獨自完成作業的時間，然后要求在組內進行研討，研討的主要內容就是看看答案是否一樣，為什么不一樣，找出具體的原因。然后找一名學生代表小組向全班匯報本組作業答案情況或者對其他小組的作業答案情況作出評價。對于第三層次的作業，雖然是綜合性較強的問題，但是也可以分成不同的要求。例如，C層次要求，只要找出部分知識即可；B層次要求，找出全部觀點；C層次學生不僅要找出全部觀點，材料和觀點還要進行對應，對問題的認識要辯證和全面，這樣A、B、C3個層次的學生都可以完成。當然，對于一些實踐性的任務，則要求所有學生都要完成。作業的分層設計讓不同類別的學生都有選擇余地，而且提供了不同類別學生展示和發揮的空間，對于作業的分層如何落實到學生身上，同分層問題落實一樣，利用不同顏色的筆可以實現。作業的分層設計是為了配合目標的分層和教學設計的分層，目的是滿足不同學生的發展需要，活躍學習氛圍，發揮非智力因素的促進作用，其核心在于促進不同類別的學生共同進步和成長。

4. 評價學生的分層

有差異的學生用同一個標準來評判，既不科學也不公平。這種評價方式只會讓中低層次的學生更低，讓成績優秀的學生產生自滿心理，都不利于學生的發展。筆者的做法是把評價分為兩節，第一節為階段性評價，第二節為學期結束評價。階段性評價主要看小組評價，根據前面的異質分組中的各小組考核情況，每一小組的得分就是這個小組每一位成員的得分，每個月進行一次小結，半學期進行總結，一學期進行最后評定。在每月小結、半學期總結及學期評定中對于優秀的小組都給予一定的獎勵。對于學期結束評價，因為是紙筆測試，筆者會要求學校給予不同層次的學生分別命制AB卷，由學生自主選擇不同的試卷，不論選擇哪一種試卷，都以卷面分計算。當然，在選擇的過程中，教師會有意識地疏導相應層次的學生選擇相應的試卷。這樣的評價方式，讓學習共同體的建設更加緊密，同時也“多一把衡量的尺子”，讓更多的學生找回自信，讓不同層次的學生都有所收獲，有所發展。

異質分組下的思想品德學科分層教學策略，主要是為了使教學更具有針對性和實效性，著力于學生的思想品德素質和法治素質的養成。在這其中，異質分組的策略是為了使每一個學生都參與課堂，在課堂中能夠主動與其他學生進行合作和探究，個性也得以充分發揮，分層教學策略則主要是為教學目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效果服務，所以，教師在進行異質分組分層教學過程不僅要關注異質分組的策略研究，更要關注教學內容和效果的策略研究。

參考文獻：

[1] 周海峰.分層教學是有效教學的重要策略[J].中學教學參考，2012，（15）：116-P117.

篇5

關鍵詞：小學德育　；教學問題　；解決措施

德育是實現我國教育目的基礎與保障。通過教學活動促進小學生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是我國學校教育的重要目標。其中德育、智育、體育之間是互相關聯、互相影響與促進的關系，通過提升小學生的思想道德素養，為其全面發展提供動力。當學生對道德是非有正確的判斷力，對客觀事物有較為全面的認識，才能為我國學校教育提供保障。

一、小學階段展開德育的意義

德育也稱為是道德教育，就是通過教學內容的講解、道德思想的傳遞以及價值觀的培養，實現對學生政治意識、道德觀念有計劃有目的的影響。德育是素質教育開展的核心，也是新課改的重要部分，在小學階段的教育中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小學階段展開德育，意義重大：第一，幫助學生樹立正確價值觀念，提升小學生的綜合素養。小學生的年齡較小，社會閱歷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還不全面，甚至不能對一些社會現象做出準確的判斷。德育就是通過政治、法律、經濟、文化與道德等多方面內容的教授，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念，提升自身的是非判別能力，進而實現素質教育目標。第二，促進兩個文明發展的重要保證。在小學階段展開德育，一方面可以提升小學生的認識能力，增強其社會覺悟與責任感，另一方面還有助于改變社會風氣，提升文化素養。第三，有利于教學進度的開展。小學德育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部分學科的情感教育、思想道德教育的不足，不但能提升小學生的素養，而且對其后續學習活動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二、當前小學生德育中存在的問題

當前小學德育的實效性不足，導致這一結果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學校自身對德育的重視程度不足、家庭教育中德育的缺失、德育內容空泛且形式單一、網絡文化的負面影響以及枯燥理論知識的講解，影響了學生的學習興趣。有必要對這些問題展開深入分析，才能找到病源，然后對癥下藥。1.德育的重視程度有待提升重智育輕德育是當前應試教育模式下小學教育中的普遍現象。從學校與教師的角度而言，雖然認識到了德育對小學生個體成長的重要性，但是在應試教育模式下，德育并不會成為衡量教學質量與教師教學能力的重要指標。人們習慣了用考試來衡量學生的學習效果，評價教師的教學水平，然而在考試中道德與法治所占分值較低，甚至還有很多學校不會將這一學科的成績納入總成績中進行綜合評價。這就使教師對德育的重視程度不足，幾乎將所有的精力放在了語文、數學、英語等學科的教學中。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僅做到了知識的傳遞，但是對德育的滲透不足，這也是影響小學生德育效果的重要因素。2.家庭中德育的缺失小學德育需要學校中教師向學生傳遞道德要求，做出道德示范，但是家庭教育也是實施德育的重要環節。家長的言行、對事物的觀點看法對小學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并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潛移默化的。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家長的素質、性格以及教育理念等都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小學生，很多家庭中德育的缺失是影響小學生道德素養的重要因素。家庭教育中德育不足的原因有以下幾種：第一，家長自身受教育程度低，道德素養參差不齊，在家庭教育中對孩子的要求缺乏章法，孩子一旦出現錯誤，動輒斥責、打罵。既不能給孩子做出良好的道德示范，同時也不會采用合適的方式對孩子進行德育引導。第二，隔代教育中溺愛明顯。在部分農村地區存在留守兒童，這些孩子的父母外出務工，不能對其展開良好的家庭教育，孩子們多半是被祖父母所照顧與教育。祖父母對學生的約束力不足，溺愛現象明顯，導致很多小學生存在著不良習慣，道德素養不高。留守兒童家庭中學校與家長之間的溝通不暢，很多問題無法第一時間反饋與解決，也是學校德育的一大阻礙。第三，家長意識到了德育的重要性，自身也有著明確的道德是非觀念，但是缺專業且有效的教育引導方式。同時家長也很少主動和教師交流溝通，未能掌握科學的德育方式，導致了家庭德育效果不足。3.德育教學內容空洞、方式單一部分學校在開展德育時制定的教學計劃不合理，僅僅根據教材來編制教學計劃，但忽視了小學生成長與發展的實際情況。教學計劃的制定更偏向于“成人化”，這就導致德育在實施的過程中教學語言抽象化，教學內容空洞，完全是根據教材照本宣科，教學實效性不足。此外，從德育開展的形式來看，也相對陳舊且單一化。很多教師采用的是傳統的灌輸式教學方法，未能結合生活案例進行分析，也未能展開德育實踐活動，更不是在學生日常學習與生活中滲透的，而是單純的語言講解，給學生一種空洞的說教感。枯燥的德育課堂教學，難以激發其學生的學習欲望，進而影響了德育效果。4.網絡文化對學生道德素養有較大負面影響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帶來了社會變革，智能手機的逐漸普及也給人們的交流、溝通提供了便利，當前很多小學生也擁有了智能手機。這就意味著孩子們可以隨時隨地接受網絡信息，但是小學生的年齡較小，辨別能力不足，網絡上的東西錯綜復雜，不乏存在一些不良信息，影響了小學生的思維意識與價值觀念。例如一些平臺為了吸引人的眼球，做出了很多故意搞怪的言行，還存在著拜金主義思想。一些網絡直播、游戲等也存在著一些不良思想與價值觀念，影響了小學道德教育的良好開展。互聯網是一柄雙刃劍，既能給學生查閱學習資料，開闊閱讀視野提供便利，同時也難以避免有一些不良文化侵蝕小學生的思想，如何揚長避短，合理利用網絡文化，是當前家庭與學校德育中都亟待解決的問題。5.理論知識的講解過于枯燥德育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通過對學生思想意識的影響，讓學生對事物的認識更加全面，對社會事件的思考更是深刻。幫助小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形成健全的人格，自然在這些內容的教學中，理論知識的學習是不可缺少的。實際上小學德育課程也往往是以理論知識為主，教師以教材為依據，給學生分析一些道德要求、法律規范以及社會風俗等。但是，德育單純憑借理論知識的講解是遠遠不夠的，一味地強調理論，對學生而言不但毫無新意，并且會感到枯燥，教師講解的大道理對學生而言就是說教，學生逐漸會對這一課程失去興趣，甚至產生抵觸心理。這樣既會影響德育課程的教學效果，同時也難以實現對學生思想意識與道德觀念的培養。

三、優化小學德育的舉措

小學德育想要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首先應當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然后再優化教學方法、豐富教學內容與形式，具體而言可以通過以下途徑來實現：1.提升對小學德育的重視程度第一，轉變教師教學理念，擴展德育空間。隨著新課改的推廣與實施，教師應當意識到學校教育不單要進行科學文化知識的傳遞，更要注重“育人”。要從多角度、多方面來提升小學生的道德素養，從多學科教學中滲透德育，提升小學生的思想道德品質，這樣才能給其他學科的教學奠定良好的基礎。教師要轉變重智育輕德育的思想，實現德智并重，給德育更大的空間，以思想道德水平的提升，完成教書育人的任務。第二，完善教學評價標準，提升德育在學校教育中的地位。只有在對教師的教學評價中注重“德育”這一指標，才能讓教師在工作中時刻注重德育思想的滲透，才能改變此前應試教育模式下對德育的忽視。每個學期在教學評價工作中增加教師德育教學能力的指標，將班級學生的道德與法治成績、日常道德行為等都納入其中，既增強了教師對德育的重視，還提升了這一教育在小學教育中的地位。第三，營造良好德育環境，增強德育教學實效。學校可以通過各種文藝活動、傳統美德宣傳活動營造良好的德育文化氛圍，提供更多的德育契機，優化小學生的道德素養。例如可以在植樹節來臨之際，組織學生在校園內外植樹種草，并在這一活動中滲透保護自然、愛護環境的理念，提升小學生的德育素養。又如在國慶節期間可以展開以愛國、感恩教育為主題的活動，學生們可以制手抄報，進行歌曲演唱，還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來回報社會，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感。2.發揮家庭教育在德育方面的作用小學生德育素養的提升并非是在短期內就能實現的，這是一個長期、反復且動態培養的過程，尤其要注重家庭教育對小學生的影響。作為家長要意識到自己的一言一行會對學生造成的影響，因此要以較高的道德素養來要求自己，并注意從生活小事中進行德育。當孩子犯錯或出現問題時，要將德育放在首位，加強與孩子的溝通，了解孩子出現某種錯誤行為的原因，然后注意采用語言交流、故事引導、實例啟發等方法來引導與教育孩子。此外，家長要注重與學校的溝通、合作，時刻關注孩子在校期間的表現，日常生活中多與孩子、教師溝通。當發現孩子存在一些不足且不能采取有效方式進行引導時，可以向教師請教，因為除了家長，教師最了解孩子性格與成長情況，而且是專業的教育人士。通過交流互動與合作，可以提升家庭德育的水平，也助力學校德育教學質量的提升。3.優化德育的內容與方法第一，關于德育教學內容，教師不但要按照教材來編制德育教學計劃，更要從各種書籍、網絡信息中搜集更多的德育教學資源，讓德育教學內容更加豐富多彩，既要通過英雄人物、道德模范來影響學生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更要結合生活實例引導學生對事物有正確的認識與判斷，提升自身的道德與法治水平。第二，優化德育教學方法。德育教學活動的開展并非只有語言講解與分析這一方式，故事情境的創設、舞臺劇表演都是良好的德育教學方法，不但新穎，還可以提升學生的注意力，有助于教學效果的增強。除了進行理論知識教學外，還可以組織開展一系列德育實踐活動，如環境教育中開展“愛護環境從我做起”，組織學生走出校門，到社會中展開各種清潔活動、植樹種草活動；在感恩教育中開展“今天我當家”，讓學生作為“一家之主”負責當天的所有家務，體會父母的辛勞，感恩父母對自己的關愛。4.合理利用網絡文化在網絡時代，小學生不可能不接觸網絡，也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作為家長與教師要看到網絡對小學生培養的優勢與弊端。自然要“揚長避短”，才能更好地實施德育，要合理利用網絡中的先進文化、優秀文化提升小學生的德育水平，而為了避免不良網絡文化的影響，同時保證學生正常使用網絡開展學習，可以在學生能夠接觸到的計算機中安裝屏蔽軟件，智能手機則開啟兒童模式，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學生被網絡中不良文化所影響。5.提升德育的趣味性傳統的德育，教師采用的方式單一，且側重于理論知識的教學，導致學生對其興趣不高，自然很少會積極主動地參與教學活動。課堂上教師占據了主導，學生只是被動聽講，課后死記硬背來應對考試，這樣的教學模式完全背離了德育的初衷。因此教師可以改革教學方式，在德育課堂中增加一些趣味因素，讓學生感受到德育課程的趣味性，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例如在德育中，教師可以組織一些趣味小游戲，在展開“信任”這一主題的講解時，教師組織學生進行“趣味開火車”的游戲，每五人一組，第一名同學的眼睛被遮住，后面的同學雙手搭在前面同學的肩膀上，在活動終點放置一把凳子，圍繞凳子轉一圈，返回起點則成功。可以幾個小組競賽，用時最短的一組獲勝。在這一過程中，火車頭不能偷看，但是后面的同學可以提示，雙方之間的互相信任才能取得成功。這樣的小游戲會給學生更多的感觸，也能更好地實現德育目標。綜上所述，小學德育中存在著一些問題，影響了教學效果以及學生的健康成長，對此，本文建議：加深對德育的重視、發揮家庭德育的作用、優化德育的方法與內容，以及合理利用網絡文化，避免學生思想受到不良影響。此外，還應當提升德育的趣味性，激發學生參與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如此才能提升小學德育的教學實效，并給其他教育奠定良好基礎。

參考文獻：

[1]謝姣俐《淺談小學德育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措施》，《教師》2019年第4期。

[2]和淑榮《淺談小學德育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建議》，《明日》2019年第12期。

[3]雷群娣《淺談新時代小學德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散文百家（國學教育）》2019年第11期。

[4]陳俊英《小學德育工作存在的問題和應對策略研究》，《國際教育論壇》2020年第11期。

篇6

關鍵詞：法律素質；培育方式；權利本位

作者簡介：林國強（1979-），男，廣東揭陽人，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廣東?廣州?510520）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0079（2012）25-0031-02

人類的思想追求是物質需要與精神需要的同等滿足，這決定了當代中國大學生——肩負著中華民族崛起復興、國家走向富強、民主、文明歷史重任的一代建設者和接班人，必須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才能實現自身發展與個體追求的和諧統一。眾所周知，素質是指主體在先天生理的基礎上于后天通過環境影響和教育訓練所獲得的、內在的、相對穩定的、長期發揮作用的身心特征及其基本品質結構。全面提高大學生的綜合素質是當前高校面臨的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特別是在當下“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形勢下，開展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通過正確的法律權利與義務觀念的樹立，使當代大學生具備自由平等正義的精神，進而促進當代大學生心智與專業知識的同步增長，實現人的完善與社會的發展相統一更是高等教育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然而，當下大學生法律素質卻不盡如人意，筆者希翼通過探究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方式問題之所在及其發生邏輯，破解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效果不彰的癥結，進而提升高校法制教育的實效，實現大學生的全面發展。

一、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方式癥結之所在

1.素質教育中欠缺法律素質培育

一般而言，社會活動主體通過外在的法制環境影響或法律素質培育所獲得的，能遵循法律規定以約束自身行為的內在穩定特征和傾向，則往往被視為具備了法律素質。在今日中國政治與經濟、社會文化與生活各個領域的無不受法律所調整，法律素質理所當然也成為社會活動主體所必須具備的基本素質。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我國當下的素質教育理論研究中，既未對法律素質的概念加以清晰厘定，也未對法律素質培育的途徑和方法，甚至是法律素質在素質教育中的應有之地位和作用有系統闡釋，相關研究可謂一片空白。毫無疑問，時下的高校素質教育無法突破傳統學校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盡管認識到了對青年學生“法治觀念”與“法律意識”養成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然而在實際教育中卻漠視甚至無視對青年學生的法律素質培育。但在當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之下，高等院校唯有培養出法律精英職業群體的同時大力培育出各類具備良好法律素質的復合型人才，方能彰顯素質教育對于當今治國方略的促進與服務作用，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強大推進器。誠然，若素質教育理論無法與時俱進，繼續忽視法律素質的研究與教育及其存在價值，特別是如高等教育延續傳統的人才培養模式而不加以革新，勢必影響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建設進程。

2.道德教育與法律素質培育未能有效契合

道德教育與法律素質培育的關系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強調法律素質培育重要性的學者認為，在當前的教育體系中，法律素質培育沒有獨立性，而是依附在道德教育中的，因此要加強法律素質培育，就要將其從道德教育中獨立出來；而強調道德教育的學者則沿用我國古代“德本刑用”的觀點，認為道德教育才是根本，強調法律道德化或道德法律化。從在我國現階段實踐的普遍狀況來看，大多數學者都認為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是和道德教育應結合在一起的。而在目前課程和機構的設置上法律素質培育確實是與道德教育相互的，自2006年秋季起全國高校統一開設了“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授課教師也都是由思想政治理論教育教學部門的教師擔任。然而，這樣的結合僅只是事物的表象，通過學生訪談以及筆者對現實情況的考察，卻發現法律素質培育與道德教育在教學中互相分離，這表現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授課過程中“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往往被割裂。這一方面在于教材內容體系的直接或者間接影響，另外一方面在于由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轉換把握不當。表現在有些教師根據教材照本宣科，本身對法學基本理論知識和理論問題缺乏系統了解與把握，師者之昏昏，何以使生者昭昭?導致講道德就單純講道德，講法律就單純講法律，道德與法律教育截然分開。而講法律時也往往脫離了現實生活，不利于學生直觀感受。更有甚者花大量時間精力對“思想道德修養”部分加以講授，而忽略“法律基礎”部分。這對高素質人才的培養無疑極為不利，此種教育模式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很難具備良好的綜合素質。

3.法律素質培育內容與方式背離學生的期望

為厘清此問題筆者曾進行專門的訪談，顯示僅有12%的學生認為法律基礎課程體系設置科學，只有42%的學生認為設置較為科學，分別有8%和38%的學生認為設置不科學和不太科學。高達54%的學生希望增強課堂的趣味性，49%的學生希望教師教學中多一些社會實踐，44%的學生希望教師改進教學方法和手段，52%的學生希望教師多采用多媒體和互動教學，36%的學生希望教師提高理論水平、課堂講授與實際相結合。在當前高校的法律基礎課教學中，絕大多數院校采用的教授方式是傳統的課堂講授法，教學內容與方式離學生的期望有較大差距。通過訪談也可以看出學生對法律基礎課程的教材和教學的看法，也反映出困擾目前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的主渠道——法律基礎課程實效的問題：教學方法傳統，教學內容滯后，教師對教材體系向教學體系的把握不盡合理，教學手段不先進，考試方法單一。在訪談中，學生也對局限于課堂的教學形式、缺乏生動且深入人心的方式不認可。造成了作為社會主義道德最低要求的法律不能夠成為學生心中的信念，使得法律素質培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大學生法律素質培育方式癥結之發生邏輯

篇7

【關鍵詞】荀子 “性惡”論 隆禮重法 禮法統一

春秋戰國末期是社會變革的重要時期，隨著奴隸制逐漸向封建制變革，原有的國家治理思想遠遠不能適應封建制國家的治理要求。而這個時期又是思想家輩出的時期，每個學術流派對于如何統一國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荀子正是在基于國家統一需要，在對百家學說進行綜合的基礎上，提出了以人性論為基礎的“禮法”統一觀。從整個歷史的脈絡來看，荀子禮法思想的產生與春秋戰國時期思想文化的繁榮密不可分，其思想體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荀子的“性惡”論及其產生的哲學根據

荀子的“性惡”論。在荀子看來，“善”與“惡”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是否符合封建道德規范，是否破壞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善”的行為符合封建傳統道德規范，符合封建禮儀；而“惡”的行為通常就是犯上作亂，違背傳統道德規范，更是破壞了國家的統治秩序。正是基于對“善”和“惡”這樣的理解，荀子認為“善”在人的本性中是不存在的，因為人從一生下來，就不可能自然地遵守封建的倫理道德和國家制度，與之相反，人從生下來那刻起，就存在著嫉妒、好利的心理，如果沒有外部的約束，任其發展下去就會有爭奪、犯上的行為，這就違背封建道德了。因而，荀子據此認為人性本“惡”，正是因為人性本“惡”，才需要圣人和國家君主通過道德指引和法律約束去引導、規范人們的行為。

分析荀子“性惡”論，不難發現，荀子其實并不認為禮法直接發揮作用的對象是“性”（這里的“性”主要強調的是人的自然屬性，即生理欲望），而是由“性”引起的“惡”的行為，這才是禮法所調整的對象，禮法最大的作用在于“止惡”和“節性”。荀子對于“節性”的認識最為深刻，他認為，人只有善于“節性”，才不會做出違背事理和情理的事。荀子從人本性和社會現實的角度出發，對“性惡”理論進行了深刻闡述，在當時社會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

荀子“性惡”論產生的哲學根據。荀子“性惡”思想的產生，不僅具有深刻的社會時代背景，從哲學上來說，也具備一定的哲學思想條件。分析荀子的人性論思想，發現其建立的哲學基礎是唯物論哲學。荀子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所以一個國家的形成一定是先有物質條件，然后才有禮儀等制度。對此，他這樣描述：“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荀子對于世界的看法非常明確，先有天地等物質，然后才有國家禮儀等各種制度以及君主。

除此之外，荀子對于天的運行規律也有深刻的認識，他強調順應自然規律，因為只有遵守自然規律才能讓自然規律為人所用，一旦違背自然規律，必然會遭受自然界的懲罰，給人類帶來災難和禍害。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在荀子看來，天地規律雖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是人們可以利用自然界的各種規律，為人類謀福。基于此，荀子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哲學觀點。針對自然規律，荀子堅決反對在自然規律面前的消極態度，不能無為，而要有所為。對此，荀子有言“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從這句話中可以看出，放棄主觀努力是違背萬物本性的。

正是建立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上，結合當時社會急劇變化的狀況，荀子認識到人在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從而促使他把關注的焦點從社會的角度逐漸轉移到了對人和人性的分析上來，對人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了積極的探討，這種視角的轉變正是荀子“性惡”思想形成的哲學基礎。

由“性惡”論催生禮法統一觀

性惡論是禮法統一觀的邏輯起點。“性惡”論在荀子禮法統一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沒有“性惡”論，荀子找不到封建禮法思想統一的邏輯起點在哪里。荀子思想個性鮮明，這其實與一向以溫文儒雅著稱的孟儒學派有著很大的區別。既然人性本惡，就要對人的行為進行干預。立足于性本惡，荀子論述了禮法思想的起源，禮法之間的關系，最終得出了禮法在維護封建國家統治上的協同作用，從而提出禮法觀相統一的思想。

荀子的禮法統一觀。荀子的禮法思想誕生于春秋戰國末期，在當時社會新舊勢力不斷交替以及各種思潮大融合的趨勢下，荀子的“性惡”理論發展了孔孟的禮治思想，并且對法家思想進行積極的改造。立足“性惡”基本點，荀子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國主張，如“重法”、“隆禮”等。仔細剖析荀子的禮法思想，發現荀子的“禮”與孔孟治國的“禮”最大的區別就在于荀子更加務實，祛除了理想主義色彩，具備更加嚴謹的特點，這是荀子整個“禮法”思想體系的支撐點。荀子的“法”思想與法家相比也有一些不同，摒棄了法家思想中的“唯刑主義”。“隆禮重法”、“禮”“法”并存的精神在其“禮法”思想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因此，荀子禮法觀的主要內容就是強調“禮”在整個國家治理中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法”的作用，他主張禮法并重。

一方面，引法入禮，禮法結合，開創禮法統一的先河。荀子將人性作為自己思想研究的出發點，將維護封建國家的社會秩序作為其思想的最終歸宿，他將“禮”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形成一定的社會行為規范，通過“法”的形式賦予“禮”公平性、客觀性和強制性。荀子引法入禮，實現禮法的結合，在我國歷史上開創了禮法統一的先河。

另一方面，“隆禮重法”，重在于強調教化與刑罰并用。依荀子看來，如果沒有法律對禮的強制約束，如果沒有刑罰對禮的強制推行，禮的實現非常困難。因此，在具體的實踐中，荀子強調禮刑并用，先教后刑，既反對“不教而誅”“教而不誅”，也反對“誅而不賞”。荀子認為，“不教而誅”的后果是刑罰越來越多，卻不能從根本上禁止犯罪，而“教而不誅”就會使犯罪的人不能受到應有的懲罰，“誅而不賞”就不能使賢能勤勞的人得到應有的獎勵，這不利于實現社會公平，因此，治理國家必須刑罰與教化并用。

荀子禮法統一觀的歷史意義與現實意義

荀子禮法統一觀的歷史意義。作為儒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隆禮重法”思想對于當時維護封建國家統治來說發揮了重要作用。荀子的“禮法”兼具儒法兩家的長處，汲取了儒法思想的精華，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當時我國古代社會宗法血緣結構的實際狀況，“為秦漢以后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封建法制建設打下了思想基礎。”之后，我國封建社會法制的發展更加有利地證明了荀子禮法思想的前瞻性和遠見性。

荀子禮法統一觀的現實意義。首先，荀子“禮法”思想對于我國禮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荀子主張打破傳統宗法血緣關系的束縛，指出衡量人們品行的標準應該是品德，只有以禮來對社會成員進行約束，才能促進社會良好道德的形成和發展。另一方面，荀子引法入禮，使得對于道德規范的約束具有了一定的強制色彩，這使得禮發展到后來，也逐漸形成了一種制度，從而成為人自身“異已”的力量，來約束人的行為和欲望。正因為如此，在后來的封建國家發展過程中，隨著國家公權力的不斷介入，禮越來越具備了法的功能，統治者完全依靠強制的禮來進行國家統治，從而走上了扼殺人性健康發展、僵化社會結構的極端。這提醒我們，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要妥善處理道德與法律的關系，

其次，荀子的“禮法”思想對于法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荀子提出的以禮率法，打破了傳統的法家“專任刑罰”的“法”思想。荀子認為法家的“嚴令繁刑”而不講“仁義禮治”，“是不求本而索其末”。因此，法家對于“法”的態度不具有“人之為人”的價值追求，不具備基本的仁者情懷。當前我國強調“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并重，正是要求在法律的實施過程中展現道德關懷，使人們能夠樹立正確行為準則，從而推動我國社會的發展，這與荀子的“禮法”思想是一種耦合。

最后，從現代哲學的觀點來看，荀子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在當代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勝天”思想，對傳統的“天命觀”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把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主觀能動性放在了一個很高的位置。對于我國的現代化建設來說，要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首先是尊重自然，其次是要充分發揮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主觀能動性。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荀子在“禮法”思想過程中總結出的哲學思想，對于我國現代社會的發展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

荀子立足于“性惡”的本質，提出了“禮法”統一的思想，在我國整個古代思想歷史長河中占據著獨特而重要的位置。但即便如此，荀子的思想一直以來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更沒有被充分地運用到社會實踐生活之中。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在“依法治國，以德治國”方針的指導下，重新認識荀子關于“禮法”的經典理論，特別是“禮法統一觀”，對于我國社會治理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我們選擇政策方向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考和理論研究的依據。

篇8

一、行人闖紅燈產生原因之利益分析

經濟學認為，機會成本是指將某一資源投入特定用途后，放棄其他用途，隨之獲得的最大收益所付出的部張人性的首要法則，是要維護自身的生存，人性的首要關懷，是對于其自身所應有的關懷為了獲得更多甚至最大化的利益，人們的一切獲取利益的活動都蘊含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動機。因此在行人過馬路時，心中也會為其行為結果做一個快速的預期，以期追求更大的利益。行人過馬路的風險成本是人的人身財產損失。而獲得的僅是快速通過馬路帶來的時間效益。因此，社會成員在利益選擇的驅動下自動選擇了一個新的規則，交通信號燈規則應運而生。

交通信號燈作為社會成員在內心利益認識的驅動下自助選擇的結果，理應是正確有利的。但為什么人們通過公共選擇的方式選擇了約束其行為的法律，如今又不遵守呢?人都是會趨利避害的，有法律規則卻不履行這一社會現象之所以能夠存在，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法律制度對社會成員的利益規范出現了改變。

首先，機動車交通事故歸責原則的確定使得危險發生的概率降低，風險發生后行人需要承擔的成本也因之降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第1款第2項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責任;但是，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機動車駕駛人己經采取必要處置措施的，減輕機動車一方的責任。這一規定產生了說明兩個問題:一是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其歸責原則是嚴格責任原則:二是在實行嚴格責任原則的同時，如果符合法定的條件，機動車一方可以減輕責任。而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講，這兩方面都減少了行人在事故中承擔責任的成本。

其次，從眾效應改變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觀念。個體容易受到群體的影響而懷疑、改變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為等，從而和他人保持一致。當有一部分人闖紅燈時，其他的人就可能受到從眾心理的影響，也選擇闖紅燈。我們可以把群體闖紅燈的行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帶頭闖紅燈者，一類是跟隨闖紅燈者。

對于帶頭闖紅燈的人，他們雖是先獲利益者，但他付出的成本也是所有闖紅燈者中最大的，這包括道德上的成本以及可能帶來的違法成本。

對于跟隨闖紅燈者，成本轉嫁的壓力因有人先闖而將等待信號燈的時間成本轉嫁于他加之法不責眾以及眾人皆闖我獨等的道德孤立感，都會增加闖紅燈的心理傾向。

最后，違法成本的降低也改變了行人對利益的看法。第一，法律規定的處罰方式不健全。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條的規定，行人、乘車人、非機動車駕駛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關于道路通行規定的，處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的罰款。這樣的處罰顯得寬泛，有待法律法規具體的確定實施細則，以增加其可操作性。第二，行政機關在執法時的行政不作為。在一些地區，交警對行人闖紅燈的行為基本上不管不顧，使得行人自認為闖紅燈是合理的，于是就正大光明的、怡然自得的闖著紅燈。違法成本的降低促使行人內心中闖紅燈的風險成本降低，許多人懷著僥幸的心理，認為偶爾闖一次紅燈不會對自己的安全、名譽造成任何影響，大大增加了闖紅燈行為的發生頻率。

除此之外，機動車數量的增多以及交通信號燈設置規則自身的僵硬性等因素，也在影響著行人對闖紅燈的成本和收益的衡量。

二、行人闖紅燈之規制手段以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視角

利益觀念的變化，使得信號燈規則對行人漸漸失效，使得既定的法律規則的效力逐漸淡化，而作為主流的調整社會關系的兩種手段，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爭論點也逐漸集中到法律與道德的博弈中。法律有其強制嚴厲的優勢，但卻要面臨法不責眾法難易心等一系列道德非議，而道德有其教化和易于接受的優勢，但卻對洪水猛獸般的局勢難以有效控制。法律與道德，對行人闖紅燈的規制究竟該何去何從呢?

(一)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調整范圍

對于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的調整范圍這一問題，現今學界對于二者的關系主要有兩種學說，一種是交叉說，其代表人物博登海默認為法律和道德控制的領域卻在部分上是重疊的。道德中有些領域是位于法律管轄范圍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門在很大程度是不受道德判斷影響的。另一種學說是包含說，認為道德規范的調整范圍包含了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

筆者較為傾向于前者，但這里仍然存在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面對一個具體的社會行為，判斷其應受法律規范調整還是道德規范調整的依據究竟是什么呢?

對于評判標準的界分問題，在眾多學者的討論中，我們認為有一種是可取的，即認為這種界分至少應包含以下三個標準:

1.社會關系的重要性，即法律應只對那些重要的社會關系進行調整。

2.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即法律只應調整那些社會危害性較大的行為。

3.行為在道德層次中所處的位置，即法律只應調整那些在道德層次較低的行為。

但筆者認為以上標準也還尚有不足，比如對社會關系重要性的判斷應引入一個相對細化的標準，可以因時而動，也應通過對所涉各方主體的量化做出具體考察。對于危害性的判斷也應從個人到群體在到社會，探究更進一步的評價標準，比如針對行人闖紅燈這類事件，其危害性標準應從個人性推演到群體性的層面去考察，而不僅僅局限于單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再者對于道德的劃分，除了層次以外，還應引入一種基本分類公德與私德等等。

(二)調整行人闖紅燈問題所適用的規范

行人闖紅燈這一行為，自然可以以道德規范進行調整，從道德的角度加以譴責，但同時筆者認為，就該情勢的現狀來看，納入到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也有其合理合法的依據。

1.行人闖紅燈對公共交通秩序這一重大的社會關系的破壞性較大。行人闖紅燈行為的本質，是行人的自由通行權與車輛自由通行權之間的關系。理想情況是通過各種調整手段使二者相對均衡的發展，但依目前的現實情況看，在出行安全方面，由于行人處于弱勢，因此法律做了積極的回應，將責任承擔的砝碼較多的施加于機動車。但這種立法忽視了出行安全和交通秩序的區別，在交通秩序方面，行人卻未必處于劣勢，有時甚至會成為干擾正常交通秩序首要因素。上海市民所作的問卷調查顯示，目前排名公共秩序倫理前三位的問題中，行人不遵守交通規則，無視紅綠燈，亂穿馬路，排名在第一位，經常發生率為43.13%而在其他城市，由行人闖紅燈所引發的交通秩序混亂甚至交通事故也屢見不鮮。

2.行人闖紅燈在道德層次中地位較低，適于法律規范調整。一方面，行人對于公共交通秩序的遵守，是較低層次的行為準則，與仁、義、禮、智、信、忠、孝等高層次的道德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而且行人闖紅燈的原因從主觀上講是缺乏公共秩序意識，帶有個人主義色彩。另一方面，闖紅燈的行人對于良好的公共交通秩序也是認同的，對于那些遵守交通規則的人也是存有敬意的。這就說明行人闖紅燈行為本身，在道德上是缺乏認同的，而遵守交通規則，維護良好的公共交通秩序，也是行人在一般道德層次上就可以達成共識的。

3.有學者認為，以法律手段制裁不道德行為不合理，其理由可簡述為:一方面，公眾的道德判斷本身就存在著不合理的一面，在為確定其合理性之前，強行加之以法律制裁，會產生不良影響。另一方面，道德自身的特點決定了道德不適合以法律手段實施。其副作用在于會侵犯一些公民應享有的權利以及加重公民的精神負擔。

筆者認為上述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尤其對于類似于常回家看看這一類兼具道德利益和法益雙重性質的事件。但其問題在于，它忽略了在道德中公德與私德的分類。中國幸福學認為，所謂私德是指私德是指存在于小于社會大眾的小群體或個人中間的道德，是人們為了維護我們小群體或自我的利益而約定俗成我們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的行為規范。公德則是指存在于社會群體中間的道德，是生活于社會中的人們為了我們群體的利益而約定俗成的我們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的行為規范。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不是任何一個道德問題，都只代表這個人或小群體的利益，還有一些問題雖然具有道德性，但其與公共利益的關系更為密切。因此對于這類問題的調整，也不應只停留在對個人權利的考量，應將其納入社會視角，在個人權利與社會利益之中作以取舍。倘若結果是社會利益更大，或者在特定時期內，個人利益對社會利益造成了較為嚴重的損害，那么此時就應將該行為納入到法律規范的調整范圍中來。

三、行人闖紅燈之公法視角的分析

對同一問題，從不同視角加以審視，雖側重不同，但皆有助于真理之闡發。上文試圖從群眾利益和道德與法律之比較，闡釋行人闖紅燈的成因和法律規制的合理性。而與行為人相對的另一方主體則是掌握公權力的國家機關，調整行人闖紅燈問題離不開行政主體的作為。人和體制對于良好的社會來說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公法領域之下，關注制度是否失當，制度如何才能合理非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對各地闖紅燈處罰措施的法律評價

對于政府采取的治理行為，筆者認為應該以法律眼光做公正之判斷。首先，法律判斷的總原則是法治原則，即規則之治，具體而言應著重考慮法律優先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并靈活合理的運用比例原則等。以此為據，筆者試圖對以下兩種爭議較大的情形做具體的評價。

1.責令擔當臨時協管員

(1)合法性分析。根據法律優先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行政須受法律約束，一切行政活動，無論是權力性行政活動還是非權力性行政活動，也無論是負擔行為還是授益行為，均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處罰法》更是明確規定法律對違法己經作出行政處罰規定，行政法規需要作出具體規定的，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給予行政處罰的行為、種類、幅度的范圍內規定。綜上，我國法律均未規定對闖紅燈行為責令擔當臨時協管員的處罰方式。

而在我國行政執法實踐中，長期存在一種普遍觀念有組織法就有行為法，混淆組織規范與根據規范，認為只要有行政機關對于某方面的事物具有管轄權，就可以采取有助于行使這種管轄權的所有必要措施。在這種觀念的影響卜，對行人闖紅燈處以擔當臨時協管員的處罰并沒有遵守法律保留原則。因此，地方政府規定此類處罰與法律相抵觸，無法律依據。

(2)合理性分析。首先，責令違法者充當臨時協管員完全忽視了協管員本身的業務素質與法律地位，一個違反交通規則、毫無協管技術與經驗的人竟可以管理其它相對人，它的地位如何界定?如果賦予他與交通協管員同樣的職權與地位，那么就否定了交通協管員隊伍本身的公信力，又怎能使得群眾在協管員的指揮與管理下遵守規則，敬畏公共秩序?因此，該處罰方式大大降低了協管隊伍的威信，阻礙協管員行使職權。

其次，合理性原則的重要派生原則之一是比例原則。責令闖紅燈的行人擔當臨時協管員勢必會造成法益的失衡，違反法益相對稱原則。它意味著限制違法者在一定公開區域內為一定行為，向公眾宣示正在接受行政處罰。這實質上己經構成了對人身權的侵犯。基于對人身權的重視與保拍《行政處罰法》明確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其它行政處罰，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民自由、吊銷企業營業執照以外的行政處罰。目的正當性決不能推斷成手段正當性責令闖紅燈行人擔當臨時協管員正是對個人正當權益過分忽視，違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體現。

2.對闖紅燈者施以信譽罰

在評價之前，先應對闖紅燈曝光行為的法律性質加以判斷，對此一直存在爭議，主要集中在:其是否屬于行政處罰方式的范疇:若這種曝光行為算是一種行政處罰行為，那么它是否合法。筆者對此持肯定態度。

首先，從行政處罰的含義和特征上來看，行政處罰由行政主體做出:以行政違法為前提:適用對象是行政違法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一般僅對違法行為人本人作出，而不向其他社會成員公示。但其內容具有制裁性:其根本目的是維護行政管理秩序，制裁行政違法人只是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而對于闖紅燈行為進行曝光，無論是行為主體、前提、適用對象、內容以及目的都符合行政處罰的特征。

其次，從闖紅燈曝光的懲戒性程度來看，行政處罰與其他執行性的行政行為主要區別即在于行政處罰所具有的懲戒性。從《行政處罰法》的規定來看，行政處罰的形式具體包括6種，其中最輕的一種是警告。警告是一種影響被處罰人聲譽的行政處罰形式，即行政主體對違法人予以譴責和告誡的形式，一般適用于違法情節較輕的情形。警告曝光行為對違法人的行為進行了公示，而不僅僅是對其本人作出譴責或告誡，因此，明顯可以判斷出其對于行為人的懲戒性程度大于警告，理應屬于行政處罰的范疇。下面對其合法性進行具體分析:

(1)合法性分析。首先，設定權限的合法性分析。依據法律保留原則，行政處罰的種類和幅度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必須在法定權限內進行行政處罰。上文己論述對于行人闖紅燈的處罰方式僅限于警告和罰款兩種。而實踐中，交通管理部門對于闖紅燈行人的曝光行為并無相關法律依據，實際上是違反了合法性原則。

其次，程序的合法性分析。在我國《行政處罰法》中，雖未明確規定正當程序原則，但是從其具體內容上來看，這一原則無疑也被我國法律所承認。結合該法的立法宗旨和具體規則可知，行政相對人在行政處罰中的知情權和辯護權是不可剝奪的。然而，從闖紅燈曝光的具體執行過程來看，相關的行政機關只是拍攝到了行人闖紅燈的照片，并未履行告知程序，也未給予相對人陳述和申辯的機會，由此，筆者認為，行政機關未經法定程序對闖紅燈行人進行真實姓名、家庭住址和闖紅燈行為曝光違反了《行政處罰法》中的程序性規定，不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

(2)合理性分析。由于此問題所運用的比例原則的分析及結論與前述兩個問題相近，在此不再贅述。僅就這種處罰方式是否侵犯了相對人的人格尊嚴權，違反了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做一討論。

人格尊嚴權是指與人身有密切聯系的名譽、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權利，它是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是公民享有人身自由的前提和基礎。有學者主張，法律保護的隱私權和姓名權，是指公民的合法權益，闖紅燈是違法行為，故違法者的隱私權和姓名權也受到限制，不再在人格尊嚴權的保護范圍之內。對此，筆者持相反態度。正如法學家博登海默曾說如果一個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結果而不關注人權，那么它就有可能導致壓迫。對于闖紅燈行為，現行法律并沒有賦予交警對其進行曝光的執法權限，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故行政機關無權要求違法行為人承擔超出法律規定范圍的責任:而相對的，對于公民隱私權、肖像權和名譽權等，確實法律給予明確保護的，因此，即使該公民違法了，行政機關也無權對其進行曝光。

也有學者認為，闖紅燈曝光是對行政處罰結果的一種公開，是對行政處罰公開、公正原則的貫徹，因此，是合法的而非侵犯違法行為人的人格尊嚴權的行政行為。對此，筆者也持反對看法。首先，從行政處罰公開的目的來看，是為了增加行政透明度，加強公眾對行政的監督，防止行敗，從而保護行政相對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益。然而，闖紅燈曝光行為的公開顯然是為了羞辱違法行為人，即以公開作為一種對于違法行為人的處罰手段，通過公開達到一種懲戒功能。其次，從行政處罰結果公開的方式和對象來看，法律法規雖然未做明確的規定，但是根據一般的理解，行政處罰公開主要是針對行政相對人的公開，即進行行政處罰應當及時通知行政相對人(對于有些行政違法行為的處罰結果公開對象還包含了相對人的近親屬)。最后，從行政處罰結果公開所帶來的后果上看，行政處罰結果的公開，僅僅是作為使得相對人或者其他公眾了解處罰情況和行政機關行政合法性的途徑，其不該對違法相對人造成除去行政處罰措施之外的不利后果，否則就是對違法相對人的一種加重處罰。然而，闖紅燈曝光顯然是對相對人施加了除了法定處罰種類之外的其他不利后果，并且，曝光行為帶來的后果往往己經遠遠超過行政處罰本身的后果。通過這些方面可以看出，闖紅燈曝光并非行政處罰結果的合法公開，而是一種非法的行政行為。

(二)對違法處罰背后的政府思維模式的評價

通上對以上三種處罰方式的評價，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的法治己經搞了好幾十年，但有些地方政府還是難以擺脫單一的法工具論。為了方便論述，筆者將這種為政思想概括為嚴刑峻法，并在對此種思想加以探討，并挖掘和評價這背后政府的慣常且錯誤的思維模式。

1.嚴刑峻法是否能夠達到目的

應該承認，嚴刑峻法固然有一定的震懾作用，但這種震懾或許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在執法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由于無法對每一個違規者都施以處罰，那么受罰的相對人必然會有抵觸情緒，也讓民眾存在逃避處罰的僥幸心理。嚴刑峻法的目的，本來是希望通過處罰提高違法成本，但如果對違法行為的制裁概率很低，那么實際上違法者的成本并沒有增加很多，反而使一些人增加了對抗規則的。其次，嚴刑峻法，不僅很難達到目的，反而也更容易令民眾對執法者產生對立態度，破壞政府和民眾之間的和諧關系。民眾不會因為受到處罰而理解執法者，自覺養成規則意識，而是對執法者充滿怨言甚至仇恨。再次，執法者迫于上級壓力，為了達到執法目的，只能變本加厲，采取各種違法手段，甚至違法動用公權，以達到控制違法者的目的，結果就是:官民之間，不再是管理和服務提供者與雇主的關系，而是相互對立的敵我矛盾關系。這顯然不利于和諧社會建設。

2.嚴刑峻法背后錯誤的執政理念

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執法成本過高，很多規則被現實架空，政府也因為說話不管用而喪失了公信，法治也因為令行不止失掉了權威。可令我們很好奇的問題是，既然如此，為什么我們的一些地方政府還是這么樂于采取亂世用重典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考慮試試其他方式?

有學者指出，這反應出政府在許多時候制定規則的目的不是為了去執行，而是為了去表達一種立場，借立法的形式來逃避對問題實際解決的責任。在其背后是治亂世當用重典的法工具主義思維，是將復雜的社會管理簡單化(立了法就萬事大吉)，不僅沒有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先賢智慧，反而只有嚴刑峻法一招，而且還不鮮，難以吃遍天。這實際上這是一種以罰代管的懶政、怠政。

篇9

【關鍵詞】高校體育專業 思想政治理論課 多維互動教學模式 實施

【中圖分類號】G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0-9889（2016）10C-0022-04

高校體育專業學生是國家體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學生的公共必修課，對于學生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為了提高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參與度，增強體育專業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同感，激發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積極性，課題組成員從2014年開始積極探索高校體育專業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構建，并于2015―2016年在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各個班級中進行深入的教學改革，將多維互動教學模式運用到教學之中，取得了一定的實效。

一、高校體育專業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實施過程

多維互動教學模式指的是在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社會之間發生的各種形式、各種性質、各種程度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是一種以教師為主導、學生為主體，以課堂和課外延伸為平臺的互動教學模式。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實施是各種教學因素相互影響的過程，需要教師從多方面進行精心設計。為了達到預定的教學效果，在本課題中將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運用與實施分為五個環節。

（一）結合學生特點，挖掘互動主題。在多維互動教學實施之前，教師必須結合本門課程特點及學生的特點來進行教學設計。首先，教師要熟悉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材，在把握好課程重點、難點及熱點問題的基礎上，尋找挖掘互動教學的主題。其次，要通過與學生進行交流和進行問卷調查摸底等方式來了解學生的思想狀況及認知水平，切實了解學生對本門課程教學的期望及學生關注的話題。再次，要針對學生的特點來設計互動教學環節，從而引起學生的共鳴，激發學生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的積極性。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為例，教師在認真鉆研本門課程教材的基礎之上，將課程的內容分為三大模塊：一是入學適應教育模塊（緒論章節）；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塊（第一章至第三章）；三是道德法制模塊（第四章至第七章）。在不同的模塊，課題組根據學生認知水平及專業特點設計了不同的互動主題，同時通過對各模塊中的內容進行有效融合，以實現各模塊的教育目標，讓課程內容形成一個既井然有序又有機聯系的整體。如在第一模塊設計了體育專業大學生生活規劃互動主題，在第二模塊設計了奧運冠軍的成長之路互動主題，第三模塊設計了“小悅悅事件”的道德與法律之爭等互動主題。這些互動主題結合學生特點及實際，在教學的過程中，學生參與互動的積極性非常高。

（二）布置互動主題，做好啟動準備。教師制定出互動主題之后，要根據互動主題查閱相關資料，在充分掌握該主題的基礎之上，制作出課堂上所使用的課件，準備好上課所需要用到的視頻、音樂等多媒體文件及相關教具。同時，為了更好地實現互動教學效果，必須給學生留有充足的準備時間，那就是要提前給學生布置好任務，讓學生自主進行課前預習。在課前預習的環節中，學生要明確學習目標，通過自學課本相關內容、分析整理相關資料來達到對互動主題的認識，從而結合自身實際及社會熱點來對問題進行分析。在此環節中，教師要教會學生自主學習的方法，讓學生知道應該怎樣制訂學習計劃，怎樣在網上及圖書館搜索查閱相關資料，怎樣對搜集到的資料進行歸納整理，怎樣凝練自己的觀點等。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為例，在第三章“領悟人生真諦 創造人生價值”的學習中，教師設計了關于“金錢是不是萬能的”辯論。在進行辯論的前一周課上，課題組把全班同學分成了正方和反方，要正方和反方分別推選出5名同學來擔任辯手，同時，將辯論主題、辯論程序、辯論時間告訴學生，還選出兩名同學擔任計時員。在任務布置下去之后，教師通過QQ、微信等方式跟進學生的自主學習進程，解決學生在自主學習中存在的一些困惑。在辯論當天，參與辯論的學生表現出色，整個辯論過程精彩而激烈，時不時引發場下學生的陣陣掌聲。通過布置互動主題，教師指導學生進行自主學習，本次辯論達到了預期的教學目標。

（三）實施互動教學，進行合作探究。這一階段是多維互動教學的核心環節。教師經過醞釀環節及啟動環節的準備，已經對課程進行了合理的互動教學設計，同時也把相關的任務交給學生做好課前準備，在這一環節，教師需要靈活采用情境體驗互動、角色扮演互動、案例討論互動、團隊合作互動、問題探究互動、辯題爭論互動、對話互動等互動方式，通過不同的互動方式來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強學生的團隊協作能力、溝通交往能力、表達思辨能力等。這一環節中教師要發揮自身的上課特點及上課優勢，在班級營造出良好的互動氛圍。互動的形式可分為多種，包含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學生與多媒體設備之間的互動。以“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程為例，在第一章“理論的兩大成果”的教學過程中，為了讓學生能正確認識的歷史地位、時代價值，從而進一步明確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科學內涵，課題組教師先給學生播放了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跡介紹的視頻。課堂上學生看得津津有味，對馬克思、恩格斯產生了敬仰之情。但是仍有很多學生存在著困擾：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什么還要堅持產生于160多年前的呢？是不是已經過時了？針對學生存在的疑問，教師提出問題：“在當今堅持有沒有其必要性？請大家以小組為單位進行討論。”學生開始進行討論，他們對于該問題的看法不一，各持己見，在討論的過程中產生了一次次思想的碰撞。

（四）進行相互點評，實現反思提升。相互點評是教學反饋的重要階段，要通過點評對課程的重點及難點進行總結歸納，對學生有疑義和爭論的問題進行啟發引導，對課程知識進行引申、遷移及拓展，強化學生對課程內容的認識與理解，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及科學思維方式。點評的方式可以分為三種：教師點評學生、學生點評教師與學生相互點評。這三種點評方式都必須在平等的環境與氛圍中進行，雙方要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來進行點評，切不可輕易地進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尤其是教師點評學生是最有權威性的一種方式，教師必須掌握好點評的藝術，要多使用鼓勵性的語言來肯定學生的表現，在指出學生的不足之處時必須以理服人，而非教師所說的一切就是真理的高高在上姿態。以“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課中“在當今堅持有沒有其必要性？”這一問題為例，學生在對問題進行討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對雙方觀點進行相互點評的過程。在討論結束之后，教師請各組代表與同學們分享討論的結果，最后教師拿出一本《資本論》的書，說道：“之所以能成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是因為具有鮮明的階級立場，嚴密的科學體系及巨大的實踐指導作用。直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圍內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在讀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這并不僅僅只是中國人在讀，還包括很多外國人，其中有很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外國人在讀這本書。這是由于，是深刻察析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方法，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世界金融和經濟危機，讓大家在全球再一次看到馬克思思想的光芒。我們應當把作為引領當代社會主義發展的科學指南，堅持中國化的兩大理論成果，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教師通過點評，來對課堂討論問題進行總結，既具有權威性，同時也具有說服力，從而加深了學生對的理解與認識，最終實現學生對思想及情感上的認同，而不僅僅是局限于課本字面上的表述。

（五）課后交流聯系，延續教學互動。課后的交流與互動是課堂教學向課外的延續與深入，是對所學課本知識的拓展與延伸，在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實施過程中是一個最為生動的實踐環節。在此階段，教師給學生布置拓展式的作業，讓學生將課本所學的理論知識運用到生活之中去解決生活的實際問題，去分析生活中的社會現象，從而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形成良好的世界觀、人生觀及價值觀。在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教學過程中，課題組成員設計了學生遵守公德現狀的調查與分析、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學習態度的調查與分析、學生入黨動機的調查與分析、學生對本校的總體評價及原因分析、優秀學生訪談錄等實踐作業，同時，還組織學生參與清明祭掃革命先烈、“三下鄉”社會實踐活動、體育賽事志愿服務活動等。在給學生布置課外作業，組織學生參與課外實踐活動的過程中，教師通過微信、QQ、電話等方式與學生進行課堂外的交流，對學生進行拓展作業的指導，促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更加暢通、更加有效、更加深入。

二、高校體育專業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實施效果

本課題以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2014級、2015級體育專業學生作為教學改革對象，涉及體育教育、運動訓練、高爾夫運動技術與管理、體育保健、體育服務與管理及民族傳統體育6個體育類專業。在教學改革實施過程中，將多維互動教學模式運用到“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及“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門課程的教學之中。同時，在開學初及學期末對同班次學生發放調查問卷，兩次調查共發放調查問卷360份，收回調查問卷352份，問卷有效率為97.8%。通過對教學改革前后的調查問卷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體育專業學生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實施效果。

（一）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同感增強。在教學改革實施之前，課題組成員對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體育專業學生對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態度及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喜愛程度進行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39.8%的學生認為在體育專業中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非常有必要或有一點必要，有60.2%的學生認為體育專業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完全沒必要（見表1）。由此可以看出，在體育專業學生中超過一半以上的同學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是一門可有可無的課程，許多學生上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原因僅僅是為了應付考試拿到學分，并沒有真正從心理上重視并認同這門課程。教學改革的實施過程中，教師通過貼近體育生專業實際的教學設計，融入微課、慕課等新的多媒體教學手段，增強了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喜愛程度，讓學生從“要我學”主動轉變為“我要學”。教學改革實施之后，當再次問及這一問題時，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識有了新的改觀，學生開始重新審視這門課程，并對這門課程產生了情感上的共鳴，如表1所示，82.4%的學生認識到在體育專業中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有其必要性。同時，如表2所示，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非常感興趣的從8.0%提升至32.4%，一般感興趣的從35.2%提升至59.7%，表示反感的從56.8%降至7.9%。由此可見，教學改革的實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同感有了進一步增強。

表1 學生對于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態度統計表

您認為在體育專業大學生中開設思想政治理論課有沒有必要？ 非常有必要 有一點必要 完全沒必要

教改前 9.7% 30.1% 60.2%

教改后 38.1% 44.3% 17.6%

表2 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喜愛程度統計表

您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喜愛程度如何？ 非常感興趣 一般感興趣 反感

教改前 8.0% 35.2% 56.8%

教改后 32.4% 59.7% 7.9%

（二）學生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積極性提高。在教學改革實施之前，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體育專業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參與度一直很低，學生遲到、曠課、早退的現象較為常見，在課上聊天、睡覺或玩手機的學生也大面積存在。學生對于老師的講課并不關注，對于老師課堂上的提問或布置的作業也不關心。通過對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體育專業學生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上發言情況及在課后與老師交流情況進行調查，課題組發現高達89.1%的學生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上沒有回答過問題或者進行發言（見表3），高達91.5%的學生在課后沒有與老師進行溝通交流（見表4）。在教學改革的實施過程中，通過采用專題討論教學、辯論式教學、情景模擬教學等多種教學方法，盡可能地創設“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環境，讓體育專業學生主動參與到思想政治理論課之中，充分調動了學生課堂內外的積極性。在教學改革實施之后，學生在思想政治理論課上回答問題或發言的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如表3所示，在課堂上發言的學生由教改前的10.9%上升為59.7%。此外，在課外與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進行溝通的學生人數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升，在課后與老師溝通交流的學生由教改前的8.5%上升為33.0%（見表4）。

表3 學生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上發言情況統計表

您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堂上回答問題或發言的次數有多少？ 沒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89.1% 8.0% 2.3% 0.6%

教改后 40.3% 46.6% 6.8% 6.3%

表4 學生在思想政治理論課課后與老師交流情況統計表

在課外您與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溝通的次數有多少？ 沒有 1-2次 3-4次 5次以上

教改前 91.5% 7.4% 1.1% 0%

教改后 67.0% 23.4% 8.5% 1.1%

（三）思想政治理論課對體育專業學生的影響力擴大。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體育專業學生在教學改革之前，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積極性一直不高，學生的學習效果也十分差。調查結果顯示，有60%的學生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沒有太大收獲，學過就忘記或者對自己的生活沒有太大幫助。在教學改革的過程中，教師在教學設計環節根據體育專業學生的特點加入了“弘揚奧運精神 做一名誠信的體育人”、“我為體育競賽添光彩”等專題教學，同時積極引導學生利用所學知識服務社會，積極主動參與到社會實踐之中。社會實踐形式豐富多樣，涵蓋志愿服務活動、“三下鄉”實踐活動、參觀企業、革命老區活動及社會調查等。通過一系列的教學改革，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體育專業學生中的影響力得以逐步擴大，學生對于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有了新的體會，有61.4%的學生認為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學習加強了自身的道德修養及法治觀念，53.4%的學生認為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觀，50.6%的學生認為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明確了奮斗目標，認為通過這門課程的學習沒有太大收獲的學生也從60%降至15.3%。此外，課外實踐活動的豐富及多樣性也對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教改后，學生普遍認為參加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社會實踐對自身的成長有很大的幫助，68.8%的學生認為通過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增長了見識，55.7%的學生認為通過參加社會實踐活動服務了社會，49.4%的學生認為通過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將專業知識學以致用，認為參加社會實踐沒什么用處的學生也從33.5%降至10.8%。由此可見，通過教學改革，思想政治理論課在學生成長成才過程中的重要性得以發揮出來，思想政治理論課對學生的影響力也日益擴大。

三、高校體育專業思想政治理論課實施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反思

通過對廣西體育高等專科學校高校體育專業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實施效果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教學改革取得的成效是比較明顯的，學生對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認同感增強，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的積極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論課對體育專業學生的影響力擴大。但課題組成員在調查中也發現教學改革過程中仍存在一些問題，如教師對于新興多媒體技術的應用有待進一步增強、學生參與課堂互動的覆蓋面仍不夠廣、課程考核評價有待進一步完善等。針對教學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課題組成員從互動主體、互動管理、互動維度、互動空間、互動平臺及互動評價等方面入手，提出高校體育專業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提升路徑。

（一）注重互動主體的參與性及互動管理的嚴密性。多維互動教學實施的過程是師生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交流的過程，教師和學生作為互動主體要主動積極參與到其中。一方面，要求教師在教學管理上要有高度的責任心。教師必須提前做好專題的設計，在設計過程中要做到內容新穎、題材豐富、過程精密。要積極尋找提高學生參與積極性的切入點，將學生充分動員組織起來參與到課程教學中。另一方面，要求教學活動的組織開展具有高度的嚴密性。課前的設計準備、課中的分工協調及課后的完善總結都必須嚴格進行管理，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參與到各個環節之中。尤其在大班教學之中，教學活動組織開展的嚴密性更顯得尤為重要。

（二）注重互動維度的創新性及互動空間的靈活性。多維互動教學是多種教學因素相互影響的過程，教師、學生、課程、社會、媒體之間進行著多元的信息交流與活動交往。在多種教學因素進行相互作用的過程中，教學手段及教學方法的創新是影響互動教學效果的重要因素。教師應多采用辯論式、問題式、演講式、案例式、情景模擬式等教育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多媒體來創設教學情境，加強學生對課程的理解，拓展課程內容知識，并通過QQ、微信、博客等工具來進行溝通交流。在教學內容的選取過程中，不能一成不變，必須緊跟時展的要求，結合“90后”大學生的性格特征，結合體育專業學生的專業特點，加入一些新的教學案例。此外，教師還要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課堂外的時間，充分利用學校的各種有效資源，加強與各部門的協作及配合，拓展課堂外的實踐方式與途徑。

（三）注重互動平臺的時代性及互動評價的多元性。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課程的互動平臺也變得越來越廣泛。微課及慕課的出現對傳統的課堂教學造成了極大的挑戰，為了加強課堂教學的時效性，教師也應當積極主動地學習新的多媒體技術。此外，簡單的課件制作、圖片編輯、影像處理也是教師的一項基本功之一。實踐表明，圖文并茂、聲像具備的課堂教學更為學生所喜愛，也更容易取得潛移默化的教學效果。在評價方面，必須引入多元評價機制，把學生在課堂中的表現作為課程教學評價的主要內容，不把考試成績作為課程的主要評定依據，更注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的表現，還有學生在價值觀及情感態度方面的發展。通過調查顯示，62.5%的學生認為平時成績占50%、考試成績占50%是比較合適的成績評定方式，這也表明學生對課程考核的一個新的要求。在進行課程成績評價的時候，必須充分借助評教評學的計算機軟件系統，實行學生自評、學生互評及教師點評，力求做到考核過程科學，考核群體普及面廣，確保考核結果的公平、公開及公正，通過考核來更好地激發學生參與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的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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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恩富.的當代意義[N].人民日報，2013-03-19

【基金項目】2014年度廣西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一般A類項目“體育專業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課多維互動教學模式的構建與實踐研究”（2014JGA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