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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濟結構的現狀看，目前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正在和將要發生一場深刻的調整，面臨著許多未曾預見的深刻問題。在這一現象中，*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面臨許多重大理論和實踐的問題，深刻認識這些問題的意義，并從根本上樹立起正確認識和處理“快跑”的基本方向，對于促進*經濟“快跑”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在研究若干理論與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圍繞如何運用稅收戰略，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議。

一、*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理性分析

經濟結構屬于經濟學范疇。研究分析*經濟結構調整，首先必須弄清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此基礎上，還要清晰稅收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的互動作用及其調整經濟結構的必要性。

（一）結構調整與經濟發展

現代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和結構優化。結構優化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帶動結構優化，二者相互推動，共同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在不斷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但調整主要是“補短”，即以彌補短線產業，克服供給短缺為目標，其主要任務是克服產業“瓶頸”，或填補產業“空白”，是一種局部性質的調整。我國加入WTO以后，*經濟結構不合理的表現日益突出，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以及行業結構不合理，區域經濟發展不協調，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嚴重制約*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在經濟全球化和高新技術迅猛發展的國際背景下，*經濟結構特別是各產業技術落后的弊端日顯突出，嚴重影響產業的競爭力，經濟發展的步子明顯放慢。因此，為應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增強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動力，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積極有效地對*經濟結構進行全方位、戰略性調整。

（二）稅收調節與經濟結構的關系

稅收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但稅收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在經濟結構調整和轉換的過程中，稅收調節的導向、激勵作用更加重要。稅收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方向上“引”。其調節的手段主要是通過流轉各稅，針對不同行業或產品設計高低不等的稅率，透過市場機制調節不同行業和產品的盈利水平，并通過開征、停征、稅收減免等手段，引導納稅人和生產經營方向和規模，使之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實現產品結構、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二是結構上“限”。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只對經濟發展預測，重大結構與生產力布局規劃進行宏觀計劃，而組成產業結構的各部門、各行業的經濟活動，主要由市場機制發生作用。這就為稅收誘導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前提。稅收依照國家產業政策，通過稅種設置、稅目、稅率的確定及優惠豁免政策進行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節，一方面在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對經營不善的企業，通過破產、聯合等形式重新配置資源，達到產業結構優化；另一方面，市場信號對產業結構調整會出現一定的誤導，而稅收調節又可減少資源浪費，達到合理的配置，使之符合宏觀經濟發展的需要，實現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合理化。三是生產上“促”。馬克思主義的再生產理論，闡述了兩種規模的生產，即內涵性和外延性的再生產。對于*來說，依靠科學技術，不斷挖潛改造，注意內涵性擴大再生產是十分必要的。但國民經濟的發展，從總的方面來說，只有不斷地擴大外延再生產，才能保證適當的增長速度，使產業、產品、企業在不斷運動中，實現其產生－成熟－發展－衰亡的過程，社會生產力才能按比例不斷發展。而擴大外延再生產，就要上基建項目、擴大產業規模。稅收則通過稅收政策實施有效推動，支持服務于產業政策，保持產業結構的優化。

稅收對產業結構調整的“引”、“限”、“促”是客觀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其作用也是明顯的。但稅收只是國家運用的經濟杠桿之一，調節的力度受經濟環境的制約。在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時，同其它經濟杠桿配合調節，將更能體現稅收調節產業結構的作用。

（三）經濟結構調整的必要性與緊迫性

當前，*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原來的局部性、適應性的經濟結構，已不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加之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產業、產品的競爭力迫切需要提高，所有這些，都對*經濟調整結構提出了新的要求。

1、經濟結構優化，迫切需要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結構優化是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又是*經濟“快跑”的動力。近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不快，其深層原因之一，就是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經濟發展差距拉大，這種經濟結構狀況不利于提高經濟效益，改善就業結構，也不利于資源利用的高效和優化，使經濟增長缺乏動力。

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是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的要求，是*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動力。目前,*依然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工業結構升級緩慢，迫切需要對現有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積極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推進信息化，并帶動傳統產業實現升級，這樣，才能符合產業結構演進規律的要求，才能為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廣闊的空間，才是*經濟“快跑”的關鍵所在。

2、經濟全球化，迫切需要經濟結構調整。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不斷加強，東南沿海省、市，通過“并購”與“重組”，促進了沿海城市的產業結構大調整，廣州、上海、南京、深圳等城市正是通過加快經濟結構調整，特別是產業結構調整，使資金進一步向高科技企業集中，促進經濟的快速增長。實踐證明，哪個省、市的產業結構調整快、水平高，哪個省、市就能在經濟全球化的競爭中占據優勢。*企業和產業，將直接面臨國內競爭國際化、國際競爭國內化的雙重挑戰，與全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密切，受國內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影響將越來越大。今后，*市能否提高產業、產品，國內、國際競爭力，關鍵取決于產業、產品結構能否快速調整，是實現*經濟快跑的關鍵。

3、科技創新化，迫切需要經濟結構調整。結構優化升級和技術進步是互為條件的。一方面，只有加快技術進步才能促進經濟結構特別是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另一方面，技術進步也要求在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例如，現在我國機械工業是虛胖子，低檔產品過剩，高檔產品甚至不足，難以滿足國民經濟對先進機械裝備的需要。只有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才能為加快技術進步提供基礎和條件。而且也只有以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為依托，確定并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才能促使產業結構的變化與需求結構變化，反之亦然。因此，只有加快科技創新，才能使生產結構與需求結構相適應，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消除相對生產過剩，促進*經濟快速發展。

二、*經濟結構效益走勢分析

經濟結構反映*各產業間的比例關系和技術經濟聯系。通過對*經濟結構效益走勢分析，我們可以了解*經濟結構所具有的規模和它們之間的經濟聯系。從而使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建立在一個可行的基礎之上。

(一)所有制結構經濟效益走勢分析

市場配置資源，賦予適當的經濟結構。而經濟結構由多個要素組成，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行業結構等。這些要素中，所有制結構占主導地位，卻決定著其他要素。人們日常看到的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行業結構等具體的企業行為，都是一定所有制結構形式下的外在表現，歸根結底取決于所有制結構形式。就*所有制結構而言，隨著國企改制步伐的加快，所有制結構轉換取得重要進展。然而，不可否認所有制結構還存在一些矛盾，其突出表現為國有企業改制進展緩慢，部分國有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機制不活，效益下降，“責、權、利”不清，下崗人員增多。僅以20*年－20*年工業企業為例（見表一），國有企業虧損面分別為46%、50%、55%，虧損面逐年放大，虧損額連續3年達17.3億元，虧損額每年以一定的比例遞增；從民營企業看，虧損面分別占民營企業總數18%、16.9%、21.7%，虧損額為10.7億元；從外商投資企業看，虧損面分別占外商投資企業總戶數的23.5%、26.4%、22.6%，虧損額為3.4億元。從國有、民營、外資企業虧損面、虧損額的比重看，國有企業虧損面3年平均高于民營企業10個百分點，高于外資企業23個百分點；虧損額比民營企業高61個百分點，比外商投資企業高408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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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稅收收入結構中，國有工業企業、民營工業企業、外資工業企業3年累計上繳稅金236.8億元。外資工業企業增幅較大，國有工業企業和民營工業企業上繳稅金比重較小（見表二）。國有工業企業20*年－20*年累計上繳稅金87.3億元，20*年比20*年增長20.56%,20*年比20*年增長28.94%；民營企業20*年－20*年3年累計上繳稅金23億元；外資企業20*年-20*年3年累計上繳稅金126億元，分別比國有工業企業高38.7億元，比民營企業高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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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縣域所有制結構經濟效益分析看，民營企業已經成為產值、利潤、稅收的大戶，而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明顯下滑，僅以九臺市所有制結構經濟效益分析為例,國有企業20*年－2004年利潤總額為1.76億元，上繳稅金總額為3.4億元；民營企業利潤總額為29.33億元，上繳稅金總額為63.72億元；外資企業利潤總額為21.77億元，上繳稅金總額9.91億元。由此可見，民營企業創造利潤總額和上繳稅金總額，已遠遠超過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利潤總額和上繳稅金之和。隨著國企改制加快，民營經濟大有可為。

（二）產業結構經濟效益走勢分析

所謂產業結構是各類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科技資源、資本等在社會各產業部門的比例構成和它們之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市場調節的取向加大，*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其中最根本的一點是，作為社會供給基礎的產業結構，在市場導向作用下，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模式，實現了與市場需求結構相對接。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無論是三次產業之間，還是各產業內部的比例關系，都有明顯的改善。20*年，第一產業增加值157.3億元，比上年增長6.0%；第二產業增加值630,3億元，增長17.2%；第三產業增加值550.4億元，增長13.5%，三個產業比重分別為11.8%、47.1%和41.1%。但必須看到，當前*的產業結構仍然面臨著較多問題，擇其要者主要是：

第一，產業結構高度化水平低，存在著三次產業結構發展的失衡和矛盾。我們可以通過（表三）中，反映*產業結構高度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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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表三）產業結構比較數據，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產業結構和水平，從總體上只相當于美、日、英、法、加5國80年代末的水平。這說明*目前的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落后20多年的差距。

第二，第一產業基礎薄弱，存在著工業發展較快和農業發展較慢的矛盾。這主要表現在，農業的發展與工業的發展不相適應。20*年*工農業比為1.85：1,20*年為2.4：1。而正常的比例為2.5：1。從農業科技發展水平看，*農業科技發展水平與國外相差近20年，科技在農業豐產中的貢獻份額仍在30%左右。而歐洲一些國家都在70%，美國高達80%。從農業耕地情況看，*工業發展的代價也是巨大的。目前，*人均耕地面積不足4.1畝，20*年*耕地面積就減少471.51畝。此外，還存在著農業基礎落后，農業現代化生產程度低的問題。

第三，三次產業生產粗放落后，存在著工業發展與科學技術的矛盾。近年來，*企業的技術狀況和經濟效益有了一定改善。但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依然存在，以及轉軌過程中存在著一些機制缺陷，各個產業的粗放型經營方式尚未得到徹底改變。從第一產業看，現代化程度低、生產規模小、生產技術和手段落后。*種植業的平均規模為每個農戶耕作土地0.6公頃左右，而美國在200公頃以上，歐盟平均也在20公頃以上。*以農戶為單位的家庭手工作業，也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以農場為主體的機械化作業；*的農產品加工增值程度低，增值程度不到農產品價值的1倍，而發達國家一般為3－5倍。從第二產業看，雖然比重較高，但內在素質不高，低水平產品供給過剩，而高水平產品供給不足，無論是企業的規模效益，還是技術裝備，都與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目前，*企業技術裝備達到20世紀80年代國際先進水平的只有20%，屬于國內先進水平的只有21.8%，大多數只處于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據有關部門計算，當今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中，60%－80%是依靠新技術，而*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到30%。企業低水平、低效益、數量型擴張比較普遍，低質量的重復建設嚴重。*第三產業發展較快，但傳統產業比重較高，新興產業發展不足，交通運輸、倉儲、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等行業的比重仍在45%以上。

（三）產品結構經濟效益走勢分析

近年來，隨著市場和社會需求變化，*產品結構相應的進行了調整，一些老的產品被淘汰，一些新的產品應運而生，從而，使*出現了一些新的產品。但是，從產品結構看，不適應市場需求的問題依然存在。突出表現在：

1、產需矛盾突出，低水平生產能力嚴重過剩與高附加值產品短缺并存。這表現在，過剩的低水平生產能力不能及時退出，重復建設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在市場選擇下，有些產品銷售不暢，庫存增加。據對*市內41種主要工業產品統計，目前產品生產能力利用比較充分的僅占30%左右，能力閑置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占28%，生產力嚴重不足，生產能力一半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占40%左右，*聯信有限公司，年生產能力安排2,500萬左右手機屏焊接能力，而每天焊接能力僅能達30%左右，企業處于吃不飽狀態，造成大量設備閑置。2004年一汽集團年生產的轎車產量可達60－70萬輛，因市場變化，造成10萬輛左右轎車積壓。同時，每年還要花大量外匯進口短缺產品。造成了*當前的結構性需求不足，制約著*經濟快速發展。

2、產業集中度低，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現象與生產專業化程度不高并存。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現象嚴重，產品生產的專業化、協作化程度不高。絕大多數工業企業產業規模過小，產業集中度低，資金和技術投入分散，資產負債率高，在生產、市場、研究與開發等方面，難以形成規模經濟的優勢；企業“大而全”、“小而全”相互封閉，自成體系，專業化協作水平低，尚未形成合理的分工協作關系。*20*年552戶工業企業年銷售收入總和為1495億元，折合175億美元，僅相當于一汽集團年銷售之和（1075億元）的139.06%，需要引起重視的是，這種“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復建設的問題，還未得到有效的解決。從近年上的項目看，已有24個省、市把電子工業列入支柱產業，發展的重點又都是通訊工具、電子聲像等，但*也將其作為重點發展，樓房建了，設備進了，生產不到4年也就停產了，這種狀態不僅把有限的資金置于沉淀，而且造成了技術專業人才的巨大浪費。

3、經濟效益不高，產品單耗高、浪費大與勞動力素質低下并存。*工業技術含量低，多數產品單耗高、浪費大，資源利用率低，環境污染嚴重，原材料產品向加工產品方面拓展，加工產品向原材料產品延伸。20*年，*市農副食品加工業消耗原煤37,06,407噸，洗精煤35，600噸，其他洗煤322,572噸，熱力13,982,448百萬千焦，分別占全市工業行業能源消耗總量的44.35%、4.48%、81%、78%。*的生產力水平比較低，20*年工業勞動生產率每人每年平均為8，500美元，而美國、英國分別高達97，300美元、45，330美元。與此相對應的，就是勞動力素質低下。總體表現為人力資源豐富，而人才資源缺乏。據統計，*20*年工業企業從業人員299,578人，其中大專以上工程技術人員僅占9.1%。

（四）城鄉居民收入走勢分析

*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擴大之勢。根據（表四）的數據分析，居民城鄉人均收入差距是比較大的，而且近年來呈擴大之態勢。從1990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之比1：1.67，擴大到20*年的1：2.31。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必然造成城鄉居民消費差距的擴大，不利于擴大需求，也不利于整個經濟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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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醫療衛生及社會保障發展差距大。醫療衛生服務覆蓋范圍差別大。城鎮居民基本上可以享受公費醫療或在醫療保險制度覆蓋范圍之內。而農村合作醫療保健制度大部分已經解體，有合作醫療的僅占15%左右。農民基本上處于“小病不看，大病看不起，看病即意味著傾家蕩產”的狀況。

城鄉社會保障發展差距大。城市居民大多可以享受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盡管仍不十分完善的，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還有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占*市人口56%以上的農民，基本上被排斥在現代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僅在部分農村發達地區探索建立農村社會養老制度。據統計，目前*參加養老保險的農民，僅占農村總人口的9.6%左右。這意味著農村養老仍基本上是以傳統的家庭養老為主，這種狀況對農村的計劃生育工作也是極其不利的。至于失業保障、醫療保障、最低生活保障等現代社會保障制度更與農民無緣。

三、*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稅收原因

造成上述經濟結構不合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稅收角度看，既有分稅制的缺陷，又有稅收優惠缺乏產業導向，還有稅收管理權限不規范。

（一）分稅制改革，中央稅收收入驟增，而地方稅收收入卻逐年萎縮，弱化了經濟結構調整。

實行分稅制后，中央雖然已明確在保證地方1993年既得利益的基礎上實行“增量”分成。從前兩年既得利益的絕對數看，并沒有大的影響，解入中央庫的國稅收入，中央按1993年的基數，“增量”分成比例返還，再加當年超收獎勵，這樣最終90%左右的收入返還給了*市。從長遠看，*市“兩稅”收入是相對固定的，但以后的剛性支出卻是絕對增加的。而“增量”分成在*這樣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也是很有限的，加之“增量”分成75%歸中央，25%歸地方，*的“增量”比例實際數額就顯得很少。由于地方財政收入的總規模逐年相對縮減，*市財力的增長將會長期受到中央集中收入“增量”分成的制約，這樣一來，過去一直被地方政府視為經濟發展的優勢產業，就不再是優勢，一些企業過去是市財政的“發面”，而現在卻成了“死面”。中央稅的稅源是擴大了，但地方稅的稅基卻相對縮小了，特別是作為市財政支柱產業的汽車、糧食深加工、煙、交通運輸、郵電通訊等行業，實行新稅制后，“增量”部分的大頭被中央拿走，而地方財政只得小頭，使收入的“增量”部分愈來愈難，難以支撐剛性的支出能力，既影響了地方財政的增幅，又影響了吃飯和辦事，還制約了各級地方政府對經濟建設的資金投入。由于投入減少，造成發展滯后，反過來影響地方財政經濟，形成惡性循環，與全國的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

（二）稅收優惠過多過濫，稅收調節產業手段乏力，弱化了經濟結構調整。

經濟結構調整依賴稅收政策的傾斜度、平衡度，也就是說，哪些產業、產品、行業需要政策扶持，在稅收政策上應有明確的規定，而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過多過濫，不該扶持的扶持了，不該優惠的優惠了。如經濟特區、沿海開發區、沿邊開發區、民族自治區等，國家都給了一定的優惠政策。從優惠的稅種看，既有增值稅，又有企業所得稅，既有營業稅，又有地方各稅；從優惠企業看，既有國有企業，又有涉外企業，既有校辦福利企業，又有民營企業。更為嚴重的是，在稅收優惠驅動下，各地形成了優惠攀比，搞開發區的首先要求在稅收上“開”，國家不給稅收優惠政策，自己卻擅自優惠。這樣，沒有搞開發區的，由于國家不給優惠政策，就以招商引資為名，擅自搞本地的稅收優惠政策。上述種種稅收優惠與產業政策脫節，造成了投資過熱，經濟效益不高。同時，新產品免稅的優惠政策，不分產業、產品品種和開發周期，不分研制的難易程度，只按級次確定新產品享受免稅的期限，搞“一刀切”，這些都限制了基礎產業開發新技術、試制新產品的積極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產業技術結構的提高。

（三）地方稅制改革滯后，不適應地方經濟發展的要求，弱化了經濟結構調整。

稅制結構是一個動態的結構，必須根據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或言之，必須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而變化。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已經走過了10個年頭，而地方稅制改革，至今無動于衷。這些年來，國家稅務總局只圍繞中央收入，緊鑼密鼓的對中央稅制進行改革，而地方稅制改革卻無人問津，地方稅制失去了調節經濟結構的功能作用。一是該開征的未開征。如遺產稅、贈與稅、證券交易稅等。計劃開征的稅種遲遲未開征，既不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也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變化和居民收入變動的情況。二是該修訂的未修訂。有的已定了修訂草案卻遲遲沒有頒布，如城市維護建設稅，至今仍為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三稅的附加，稅收要素不能獨立存在，調節經濟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還有房產稅、契稅、土地使用稅等，目前仍按20世紀50年代出臺時的法規執行，落后于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三是該統一的未統一。如內資企業還是企業所得稅、車船使用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暫行條例，而外商投資企業卻適用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車船牌照使用稅、城市房地產稅暫行條例等，不僅不利于內外資企業公平稅負、平等競爭，也有損于地方稅制的統一及與國際稅制的接軌。

（四）稅收管理權限不規范，地方稅收流失嚴重，弱化了經濟結構調整。

現行稅收管理權限該集中沒集中，該地方稅務局管的，國稅局也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稅種管理職責劃分不清，造成征管脫節，無法進行有效管理，如地方企業所得稅1994年分稅制改革初期，國家稅務總局明確規定，中央企業所得稅由國家稅務局征收管理，地方企業所得稅由地方稅務局征收管理。但是，到20*年國家稅務總局又明確規定，對地方新辦企業所得稅由國家稅務局征收管理。20*年以前辦的地方企業所得稅由地方稅務局征收管理。在這種情況下，一“新”一“舊”分管，造成了新的也是舊的，舊的也是新的。地方企業所得稅稅款大量流失。據統計，*市地稅局管理繳納企業所得稅的戶數，由20*年末的25,236戶，下降到20*年末的20，813戶，兩年間減少了4423戶（這還不包括已翻牌，未廢業的4千多戶脫管戶）。企業所得稅收入由20*年度的70,004萬元，下降到20*年度的57，320萬元，下降幅度為18%。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企業亂“翻牌”。過去是廢了老的辦新的，現在程序簡化了，老企業不廢照，不申報，“新企業”照辦，出現了在同一經營地點，以同一法人注冊，從事同一經營業務的新辦企業。而且相當一部分企業都在按照新辦企業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據調查，20*年末，當年辦理廢業的企業戶數在1200戶以上，經初步確認就有71戶企業（實際的數字還要大得多）是在企業法人代表和經營地址未變更的情況下，在地稅局辦理廢業，以新辦企業在國稅局注冊登記，這71戶企業當年減少地方企業所得稅收入500多萬元。地方企業所得稅既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體稅種，又是地方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稅種。在目前兩家分管的情況下，地方企業所得稅既失去了地方稅收的主體地位，又失去了調節地方經濟結構的功能。

四、*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稅收戰略

稅收是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結構調整中，無疑擔負著重要職責，也應當發揮重要的作用。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稅收戰略選擇，必須研究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稅收導向戰略；其次是加快農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稅收傾斜戰略；再次是推動工業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稅收扶持戰略；最后是經濟結構整體優化的稅收促進戰略。

（一）堅持稅收導向戰略，加快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

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的目標：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制度創新和機制創新，提高經濟總量和提升經濟發展質量，優化資源配置，推進所有制結構整體升位。所有制結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優化所有制結構的實質是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加快生產力的發展。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除各類型企業自身改革、改制、改組外，必須與相關體制配套改革同步推進。稅收在所有制調整與優化方面具有導向作用。

1、所有制結構調整的導向戰略。所有制結構在經濟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實質是企業的資本結構來源，同一投資主體可以加盟多個行業、多個企業。一個企業可以有多個投資主體，而不再是單一結構的投資主體。稅收調節所有制結構導向，集中體現在企業所得稅。從促進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角度出發，不管是哪種所有制結構，只要能提高微觀經濟運行質量，給社會創造效益，在所得稅上就可考慮給予適當的優惠和激勵。對經濟開發區、高新開發區一些企業，已享受不同程度的稅收優惠稅率，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企業在優惠稅率的導向下，提高了微觀運行經濟質量，節省成本，優化資源配置，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為促進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建議我國現行企業所得稅稅率下調。下調后便于企業用所得再投資，增強后勁，高速發展。從最終的結果看，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必定使企業應稅所得增加，稅基拓寬，即使稅率下調，帶來的收入也不一定會減少，與企業薄利多銷的經營機制極其相似。所以，要運用企業所得稅調控手段，促進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對新辦獨立核算從事公用事業、商業、物資業、對外貿易旅游業、倉儲業、居民服務業、飲食業、教育文化事業、衛生事業的企業和經營單位，第1年免征企業所得稅。對新辦經認定為軟件生產企業的，自開始獲利年度起，企業所得稅享受“兩免三減半”；軟件生產企業的工資和培訓費用，可按實際發生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扣除；軟件企業自登記成立之日起5個納稅年度內，廣告支出可據實扣除，超過5年以上的，按收入8%的比例內扣除。認真落實上述稅收優惠政策，對促進所有制結構調整與優化，必將起到“加速器”的作用。

2、國有企業改革的導向戰略。國企改革關系到全市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國企改革受改革力度、工作難度、觸及深度等多方面的影響，困難較大，阻力較多。因此，稅收導向策略要融入國企改革的六大特征：一是改制。即轉換企業經營機制，改革國有企業管理體制。這對現行稅制結構、稅收優惠、稅務管理提出了新課題，不僅要求稅收制度統一、公平、規范和透明，而且要求稅收制度按照國際慣例運行，為公司制企業參與國內與國際市場競爭創造平等條件。二是改型。即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提高企業經濟效益為中心。要求運用稅收政策措施促進科技進步，開發高新技術產業；適度降低流轉稅比重，優化稅制結構；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等，促進企業發展，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三是改組。即對國有存量資產進行流動重組和優化配置，實現規模經濟效益。要求增設新的稅種，以強化稅收調節手段；稅收政策及所得稅制調整要有利于企業改組。四是改造。即挖掘現有工業基礎潛力，提高技術裝備水平。要求對現行稅制中不利于國有企業技術改造的因素加以完善；對老工業基地和老工業企業實行政策傾斜。五是改善。即改善企業內部經營環境，卸掉企業各種歷史包袱和社會負擔。要求政府在建立社會保障稅制的同時，實施必要的稅收照顧政策，解決一些企業在轉軌改制過程中遇到的特殊困難。六是改進。即改進企業經營管理，增強市場運作能力。要求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為其創造公開的外部條件，并對其進行嚴格的監督管理，建立起納稅主體依法納稅和征收主體依法征稅的辦稅制度。

3、民營經濟發展的導向戰略。民營經濟是*市經濟的活力源。從戰略的觀點來看，民營經濟的發展，理論界形成四句話：民營經濟是*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的保證；民營經濟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依托；民營經濟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要內容；民營經濟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應有之義。也就是說，只要實行市場經濟，就不能沒有民營經濟，只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首先發展民營經濟。從我市發展的趨勢看，加快推進區域經濟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離不開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就是在稅收政策上給予扶持。一是對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稅收導向。對利用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非主業資產、閑置資產和關閉破產企業的有效資產，為分流安置企業富余人員和關閉破產企業職工創辦面向市場、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法人民營經濟實體的（除國家不予免稅的行業外），3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對民營經濟兼并劣勢企業，其被兼并企業，將房地產轉讓到民營企業時，暫免征土地增值稅。對民營企業參與符合國家減負政策的能源、交通、水力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市政街道、廣場、綠化等公共設施的建設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稅。在企業改制中，國有、集體企業出售，被出售企業法人予以注銷，并且民營企業（買售人）安置原企業30%以上職工的，對其承受所購企業的土地、房屋權屬，減半征收契稅。全部安置原企業職工的，免征契稅。支持企業改革，優化產業結構。二是對民營企業吸納弱勢群體從事生產經營的稅收導向。對新辦的城鎮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當年安置待業人員超過企業從業人員總數60%，可免征所得稅3年，勞動就業服務企業免稅期滿后，當年新安置待業人員占企業原從業人員總數30%以上的，可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2年；對新辦的服務型企業（除廣告業、桑拿、按摩、網吧、氧吧外，下同），當年新招用下崗失業人員或城鎮退役士兵達到職工總數30%以上，并與其簽訂1年以上期限勞動合同的，3年內免征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對新開辦的企業凡安置自主擇業的軍隊轉業干部或者隨軍家屬占企業總人數60%以上的，3年內免征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對現有的服務型和商業零售企業，新增加的崗位，當年新招用下崗失業人員和退役士兵達到職工總數30%以上，并與其簽定1年以上期限勞動合同，3年內對應繳納的企業所得稅額減征30%；勞動就業服務企業中的加工型企業和街道社區的小型加工企業實體，凡安置下崗失業人員，并經勞動保障部門認定，稅務機關審核，每吸納1名下崗失業人員，每年可享受企業所得稅2000元定額稅收扣減優惠。當年不足扣減的，可結轉至下一年度繼續扣減，但結轉期不能超過兩年。

（二）堅持稅收傾斜戰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與優化。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國民經濟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又是*市的弱質產業。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利用稅收政策，對農業給予不同程度和范圍的支持。我市當前也迫切需要對農業發展給予積極支持。因此，我們要在稅收政策規定下，轉變支農方式，充分利用稅收政策，支持和提升農業產業結構，推進農業產業化進程，增強我市農業產業的市場競爭力。

1、加大農業和農業基地建設的傾斜扶持力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迫切要求，也是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內容。*市農村農田水力基礎設施十分薄弱，公路交通急待改善，而且基礎設施建設也屬于一般公共產品的范疇。因此，加大對農村基礎建設的扶持力度，需要合理的利用稅收政策手段。一是要加大對農村公路交通、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扶持力度。對企業參與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能源交通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免征土地使用稅。二是要加大對農業生態環境的扶持力度。包括水土保持，土地改良，“退耕還林”、“退耕還湖”。三是要加大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扶持力度。包括電網建設和改造、供水和通訊基礎設施建設，要給予優惠稅收政策等。改善農村生產、生活、以及市場環境條件，加快農村發展，確實減輕農民負擔，改善農民生活。

2、加大面向“兩個市場”的傾斜扶持力度。發展精品農業的傾斜力度。農業科技進步是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條件和推動力量。優化農業結構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大對農業科技的傾斜。發展精品農業的主要目的是向市場出售，從而獲取相應的收益，而不是象傳統農業、粗放農業一樣主要是自食。精品農業的市場不僅僅是國內市場，必須包括國際市場。部分產品的主要銷售對象應該是國際市場，市場是無情的，客觀上不存在任何損害本身利益的關照；市場又是有情的，只要符合市場要求的產品，市場就特別垂愛，甚至不顧一切地獲取。農產品市場是一種比較特殊的市場，具有地域性、鮮活性、有限性、多變性和波動性的特點，很難把握，尤其在供給與需求上極不容易平衡。這就給稅收扶持精品農業提出了新的課題，稅收要圍繞“兩個市場”，制定相關稅收傾斜政策，促進發展精品農業。

3、加大依靠科技，發展精品農業的傾斜扶持力度。今后農業的競爭主要是科技的競爭，發展精品農業更是如此。如何把科技全面引入農業，最突出的是要抓好兩個動力。一個是科技人員科研成果的投入動力，一個是農業生產者對科技的需求動力。圍繞這兩個動力，稅收應把傾斜重點放在農業科技上，凡是對科技產品、科技人員，都要在稅收上給予優惠。

（三）堅持稅收扶持戰略，推動工業結構調整與優化。

黨中央已做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部署，實現這項戰略任務的關鍵，是要解決工業產業結構整體優化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應該走依靠市場調節政府干預相結合的道路，為了使現行稅收政策在解決*老工業基地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是在稅收政策上。可結合國家對振興東北老工業基礎的思路和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制定一些東北“資源型”和“工業結構調整型”的政策傾斜措施，還可以比照東部沿海地區辦法，由國家制定《東北地區資源開發優惠辦法》，引導東部沿海地區的部分產業、產品、技術、設備和企業向東北地區轉移，擴大橫向經濟聯合與協作，做到優勢互補，共謀發展。在優惠的具體方法上，除了減免稅優惠等直接辦法外，還可采取加速折舊辦法，對高新技術產業的風險投資損失允許在稅前列支，還可以實行投資稅收抵扣等方式。二是在分稅制體制上。首先，賦予東北地區一定的稅收立法權，擴大稅收管理權限，允許東北各省區根據國家稅法，結合各自的實際，對現行地方稅享有制定實施細則、開征、停征某些地方稅種，調整稅目、稅率的權限，還可單獨制定本省區的地方稅法規。允許當地國、地稅機關對某產業、產品給予一定數額減免稅的權限。對因稅收減免影響的收入，由國家財政在一定期限內采取轉移支付的辦法予以解決。其次，增值稅分成比例以及消費稅與增值稅增長分成比例，對東北地區給予照顧，即增值稅的分成比例由現行的75%：25%，改為50%：50%；增值稅、消費稅超收分成比例由現在的70%：30%，改為50%：50%，并及時返還給地方。對于提高分成比例的部分資金，可以建立“東北地區發展基金”專款專用，用于東北地區支柱產業、重點建設項目的開發。再次，對東北地區的能源、礦產品、原材料等征收的增值稅，實行先征后返政策。三是根據“區別對待，合理負擔”的原則，與東北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可通過浮動稅率辦法來調節。增值稅在東北地區按統一稅率征收后，再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返還4%－7%；企業所得稅應低于全國負擔水平，可按不同情況定為25%、20%、15%和10%。為鼓勵外商或東部企業向東北地區投資，可實行投資稅額抵免制度，抵免率可定為20%－15%，抵免辦法可視需要實行全額抵免或超額抵免，也可實行按行業或按地區抵免；對自愿在東北地區工作的專家學者和科技人員，在3－5年內免征個人所得稅；對來源于東北地區企業的技術成果轉讓和技術服務收入所得，應給予減征50%的個人所得稅優惠，常年在東北地區工作的干部職工應享受優厚的補貼，并免征個人所得稅；適當提高資源稅稅率，或同時開征礦產使用稅，并將增加的收入歸東北地區地方財政，增加的稅收負擔應轉移給加工企業，轉移的辦法是提高資源性產品的價格。

（四）堅持稅收促進戰略，整體優化經濟結構。

優化經濟結構必須堅持快跑，跳越式發展，通過對重點產業、區域和領域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使之超越某些階段，直至達到產業結構優化整合，以此帶動經濟結構的整體優化。

1、大力促進農業產品深加工產業。圍繞糧食、畜禽、特產品加工系列，對大成、德大、皓月等龍頭農畜產品深加工企業暫免企業所得稅，提高糧畜產品加工轉化率，形成高起點、大規模、有特色的農畜產品加工企業。要繼續扶持以農產品加工為主要方向，加快鄉鎮企業改制、改組、改造，發展新型農業企業，打造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群。大力扶持特色產業發展，扶持特色產業，離不開稅收優惠政策的“引”和政府行為管理的“促”。首先，要在新上項目、市場定位、發展目標等方面科學決策、加強引導和扶持；其次，要解決好“小規模、大群體”中存在的生產方式落后、產品質量不高、市場競爭能力不足，與市場對接不緊密等問題，積極引導他們改制、改組、改造，發展高科技、新技術，加強開發、管理，向大規模、大群體發展；第三，要加快信息、技術、人才、引資、市場等方面的服務，鼓勵農民組建各種協會和服務組織，靠利益機制的調整把更多的農民吸納到特色產業中來，使產、供、銷各方面結成利益共同體，讓農民獲得更多的利益。

2、大力促進工業產品優化升級。圍繞工業產業整體優化和增加競爭力目標，加快第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以一汽為龍頭，強化核心，優化中重，實現轎車規模化和經營體制現代化，努力調整和發展汽車零部件企業，支持地方企業進行廣泛合作，加快資產重組，逐步由單件配套，向系列配套轉變；要以光電子產業為重點，依托我市光電子技術優勢，大力發展以能量光電子為主的發光材料，光器件及應用整機，使*光電子產業源真正形成電子產業群；以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為重點，加快產業提升、產業創新、產業轉移；要加快通用產品更新換代，鼓勵發展農用機械、鐵路客車、環保設備等產品，要突出名、優、新、特產品。對上述產業、產品國家應在稅收政策方面給予十大支持：對部分欠稅企業歷史形成確實難以歸還的歷史欠稅，按照規定條件，經國務院批準的給予豁免。對資源開采衰竭期的礦山企業，以及對低豐度油田開發，在地方具備承受能力的條件下，適當降低資源稅稅額標準。對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業、冶金工業、船舶制造業、汽車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軍品工業和農產品加工業等行業，允許新購進機器設備所含增值稅稅金予以抵扣。實施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和縮短無形資產攤銷期限，擴大企業研發經費加計扣除優惠政策適用范圍，提高計稅工資前扣除標準等，減輕企業負擔的政策。為東北地區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稅收政策的支持。

3、大力促進發展第三產業。大力促進發展第三產業，是地方財政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戰略點。營業稅是地方稅骨干稅種，約占地稅總額的30%，營業稅多少，直接影響地方財政狀況，而營業稅80%來自第三產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無疑是培養地方財源的重要方面，是壯大地方財力的重要基礎。而從我市第三產業發展情況看，無論是就業人數還是產業比例，不僅遠不及經濟發達省市，而且與我市的經濟發展實力狀況也不相稱。這既表明第三產業有巨大的潛力，又說明了發展的迫切性。稅收促進第三產業發展，應實行突出重點的策略，第三產業中占有相當大比重的商業、飲食業、物資供銷及倉儲業、居民服務業、旅游業、房地產業、咨詢信息服務業、技術服務業、交通運輸業等經營性行業，是稅收的支持重點。在促進這些行業的發展中，稅務部門的職責主要是放寬政策，允許多種所有制企業在法律允許的前提下，自主經營、公平競爭、促進發展，全面實現*經濟結構調整與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