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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引起國內外無數學者的關注，學者們對中國崛起進行了各種解釋。我認為，中國的經濟騰飛既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現象，也是一個政治現象。僅用經濟學理論還解釋不了，必須用政治經濟學，或從政治學和經濟學兩個視角、兩個維度來觀察中國的經濟發展及原因。

從*年到1957年中國

已出現過一次經濟起飛，但西方人沒有關注這個特點；從*年到*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是9.2%，已經高于同期日本的經濟增長率（7.3%），但十分可惜后來很快結束了，這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歷史記憶和歷史經驗。這一時期的增長，實際是中國特有的政治資源在推動。中國共產黨以其特有的政治資源，使一個極端落后的國家，或者說是最不發達國家，在其工業化初期，實現了強有力的經濟起飛，沒有一個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初期可以做到這一點。

中國的改革模式確實不同于一般國家，無法用現有的經濟增長理論和模型解釋。中國的改革是“基于思想解放、觀念創新的經濟改革”，即思想解放模型。這可能是中國最大的特點，也是最大的貢獻。我認為，政治原因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實際上，經濟學上的解釋是相當有限的。當然，政治原因已經作為假定和暗含放在經濟學理論中了。所以我把政治因素界定為中國最重要也是最難得的成功經驗。

思想解放與觀念變革做法類似于Ideas（觀念、主意、知識、經驗、創新等）增長模型。由于Ideas是一個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特性的投入，我們暫且把它稱之為“無形要素投入”或“軟投入”，以區分于資本、勞動、資源等“有形要素投入”或“硬投入”。即使是在沒有增加“硬投入”的情況下，“軟投入”仍然可以有效地促進經濟地增長。

在1963年就已談到，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所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這就是的重要觀點：精神財富可以轉變為物質財富。中國的改革開放并不是外界或外部強加的，而是內部改革型，是領導人自身根據內外部挑戰主動提出、主動發動、主動推動的，因而這種改革是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也是自我發展的。這種情況大大不同于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經濟改革之初，中國是通過思想解放“換思想”，而不是采取“大換血”的做法。此外，全黨學習的政治傳統促使突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去研究當時中國所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中國的這套話語，不是經濟學的話語，但是對中國來講卻是最適合的。

總的說來，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來自三方面的穩定：首先是宏觀經濟的穩定。通過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效地避免了經濟發展的大起大落，實現了經濟發展的幾大目標，這從過去50多年經濟增長率的波動系數變化上可以看出來。

其次是社會的穩定。黨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實際上是協調整個社會之間不同利益人群或階層的矛盾。這在經濟學上基本是不討論的，只是就收入分配這樣的具體問題進行研究。實際上，和諧社會是保證經濟高增長、可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的社會環境。

第三就是政治穩定。這是最重要的。政治穩定問題，經濟學也基本是不討論的。實際上它是假定社會已經是穩定的。但我們發現，所有發展中國家遇到的最大挑戰和最大悖論就是政治始終不能穩定。什么時候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了，這個國家就可能實現高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