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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年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各項社會事業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與此同時，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也取得了成效，產業結構逐步升級，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不少行業、企業和產品的能耗和物耗水平不斷下降。統計數字表明，*—2002年的22年，我國累計節約和少用能源12．6億噸標準煤，能源消費年均增長4．2％，GDP年均增長9．5％，以能源消費翻一番支持了GDP翻兩番。對取得的成績和進步應當充分肯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國在經濟增長方式方面，還存在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問題，這些問題，在有些地區、有些行業、有些企業還相當突出。

(一)高投入。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資金、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的粗放投入實現的。這固然同人口增加，生活質量提高，經濟規模擴大有關，但也同粗放的增長方式有關。從資金投入看，我國投資率一直保持較高水平，并呈不斷上升的趨勢。按照與國際可比的支出法核算，我國資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年為34．9％，1995年為40．8％，2000年為36．4％，*年高達42．7％，大大高于美國、德國、法國、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億元GDP需要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是1．8億元、2．15億元、1．6億元、4．49億元和4．99億元。這里雖然有土地市場化加快、價格上漲和基礎設施投資比重提高等一些不可比的因素，但仍可反映出，高增長在相當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撐的。土地和勞動力也同樣存在著粗放投人的問題。

(二)高消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消耗大量物質資源實現的。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單位產出的能耗和資源消耗水平明顯偏高。從主要產品的單位能耗來看，火電供電煤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22．5％，大中型鋼鐵企業噸鋼可比能耗高2l％，水泥綜合能耗高45％，乙烯綜合能耗高31％。從主要耗能設備的能源效率來看，機動車百公里油耗比歐洲高*％，比日本高20％，比美國高10％；載貨汽車百噸公里油耗比國際先進水平高l倍以上。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候條件相近的發達國家的2～3倍。

從水資源利用來看，我國人均水資源擁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且時空分布不均，但水資源浪費嚴重，利用效率低下。農業灌溉用水利用系數為0．4，是國外先進水平的一半左右；工業萬元產值用水量為100立方米，是國外先進水平的10倍；多數城市供水管網跑冒滴漏損失率超過20％。從礦產資源的消耗強度看，在現行匯率下，我國每萬美元GDP消耗的鋼材、銅、鋁、鉛、鋅分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也高出許多。

(三)高排放。高消耗換來的高增長，必然是高排放和高污染。小機組發電比例高，耗煤就多，粉煤灰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就多；立窯水泥比重高，礦山利用率就低，廢石和粉塵排放量就多；草漿造紙比例高，耗水量就大，廢水排放量就多；低效磷肥比例大，磷礦利用率就低，廢渣和廢石就多。我國廢棄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發達國家，每增加單位GDP的廢水排放量比發達國家高4倍，單位工業產值產生的固體廢棄物比發達國家高10多倍。*年我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總量453億噸，其中化學需氧量排放1348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萬噸，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國每年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近10億噸。

(四)不協調。經濟學有一個著名的“木桶定律”，是說木桶的實際容量，不是取決于桶壁上最長的那條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條板，那些高出最短木條的部分是無效部分。同樣的道理，經濟結構不協調狀態下的增長，會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效增長。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無論是三次產業結構、產業內部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技術結構，還是城鄉結構、地區結構、重大生產力布局等都存在不合理的問題，有些方面還比較突出，嚴重制約著經濟的整體增長和總體效益的提高。

從農業來看，我國農業基礎依然薄弱，“三農”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農業的“短板”，直接影響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影響農民的消費水平和農村市場的開拓，并進一步制約其他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

從服務業來看，目前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僅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45％的水平。服務業不發達，就不能為其他產業提供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務，質優、價廉的信息服務，以及高效的融資、市場中介等服務，就難以促進其他產業的專業化分工和技術創新，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經濟效益。服務業的“短板”，影響其他產業的競爭力和發展水平，并最終降低經濟增長的效益。據估算，我國社會物流總成本占GDP的比重高達20％，比發達國家高出近1倍。

從工業來看，雖然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我國工業的整體水平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傳統產業、低技術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產業仍占主導地位，高技術產業發展相對滯后，裝備制造業的水平不高。許多關鍵設備都要依賴進口。據統計，我國光纖制造設備和60萬千瓦發電站控制設備的幾乎100％，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裝備的85％，石油化工制造裝備的80％，轎車工業裝備和數控機床等的70％都被進口產品占據。裝備制造業基礎性強、關聯度高，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社會生產消耗水平和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益。技術裝備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高，產品的層次和附加值就低，產業的競爭力就差，增長的代價就大。這些行業的“短板”，特別是關鍵技術設備受制于人，必然會減緩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進度，增加結構升級的成本，削弱在國際競爭中的主動權，從而制約增長質量和競爭力的提高。

從企業組織結構看，我國企業組織結構相對落后，“大而全”、“小而全”在某些行業依然突出，專業化分工不夠發達，行業集中度不高。不合理的企業組織結構，影響勞動力、技術、資金等資源的優化組合，會造成人力與物力資源的浪費，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加企業的成本，削弱整個產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競爭力。

(五)難循環。從資源流程和對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增長方式存在著兩種模式：一種是傳統模式，即“資源一產品_廢棄物”的單向線性過程，創造的財富越多，消耗的資源就越多，產生的廢棄物也就越多，對資源環境的負面影響就越大；另一種是循環經濟模式，即“資源_產品_廢棄物_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環境，以盡可能小的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

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模式，在一些發達國家取得了明顯成效。目前，全世界鋼產量的1／3、銅產量的1／2、紙制品的1／3來自于循環使用。水的循環利用更為普遍，一些發達國家在17個產業部類的生產中，水資源的消耗速率已達到“零”增長，有的已實現負增長。國外鋼鐵企業采用高爐噴廢塑料、余熱余壓發電等資源綜合利用技術，不僅減少了污染，還提高了企業的經濟效益。美國用鋁廢料生產的再生鋁占其鋁產量的50％以上。巴西鋁飲料罐的回收率高達85％，日本為82．5％，美國為55．4％。

目前，我國資源回收率還比較低，綜合利用率不高，許多可以利用或再利用的資源卻成了廢棄物。我國能源利用效率為33％，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為55％，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分別比國外先進水平低10個、*個和20個百分點。煤炭資源綜合回收率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礦為40％～50％，小型煤礦只有10％一15％。我國每年產生上億噸的粉煤灰，歷年積存量已有30多億噸，目前的綜合利用僅限于生產水泥、墻體材料或者鋪路、建壩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質沒有開發利用。我國每年約有500萬噸廢鋼鐵、20多萬噸廢有色金屬、1400萬噸的廢紙及大量的廢塑料、廢玻璃等沒有回收利用。

(六)低效率。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的增長，必然是低效率。我國全社會從業人員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于美國的1／46、日本的1／41、法國的1／34、德國的l／32。剔除農業人口多的因素，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也只相當于美國的1／30、日本的1／18、法國的1／

16、德國的1／12和韓國的1／7。我國水泥企業的人均年產量不到500噸，世界先進水平一般在8000噸以上。我國重點煤礦原煤生產效率是每人每天3．4噸，而美國為44噸，德國為11噸，俄羅斯為9噸。

資源產出效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按現行匯率計算，我國單位資源的產出水平相當于美國的1／10，日本的1／20，德國的1／6。每噸標準煤的產出效率，我國只有785美元，相當于美國的28．6％，歐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產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國只有2美元，英國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國是5l美元。即使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資源產出率大大低于國際先進水平，也是不爭的事實。

我國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低效利用問題也十分突出。按現行城市人均用地高限標準估算，全國大約可節約654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設用地，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城市新增建成區面積的一半。全國城鎮人均用地面積已達133平方米，已超過國家規定人均100平方米的標準。農村居民點人均用地達182平方米，布局分散，閑散地大量存在。一些地方缺乏規劃，不顧實際，盲目興辦各類開發區，省級以下開發區征地后的土地閑置率高達40％以上。

以上大量事實說明，從總體上看，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尚未實現根本性轉變，與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