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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綱領性文件，落實到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必將對和諧文化、和諧美學建設產生一個創造性的突破。

首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和諧文化、和諧美學的源泉，和諧美學只是對和諧社會的實踐活動和審美經驗的理論概括。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將形成一種新的人與對象、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和諧關系，在此基礎上將產生一種新的審美關系，創造一種新的現代的和諧美，形成一種新的和諧美學。這種關系的不同側面，將呈現為不同的美的形態。人與社會的和諧形成新的社會美；人與自然的和諧形成新的自然美；人與人的和諧形成新的人際美。新的和諧的人，以新的和諧的審美理想和審美觀念，去審視、概括并審美地反映和表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生活現實，這種和諧的人與藝術的和諧，便形成新的和諧藝術美。在這里關鍵的是新的和諧的人，它是社會美的呈現者，自然美的生成者，藝術美的創造者。而新的和諧的人，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只有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才能被創造出來。沒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沒有和諧社會這個社會存在，沒有和諧人的發展，和諧美學就難以生根、發展，和諧美學就成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沒有基礎，沒有前提條件，和諧文化建設就成為一句空談。

其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是和諧文化、和諧美學發展的根本動力。和諧文化、和諧美學的發展有多種因素，如中華文化和諧精神的承傳、世界文化中和諧思想的鏡鑒，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與和諧現實生活的創造這個物質基礎，卻是最根本的動力。沒有這個動力，和諧文化、和諧美學就難于健康地發展，和諧文化、和諧美學即使作了初步的構造，也會因為缺乏這個常活常青的動力，而萎縮甚至停滯。和諧文化、和諧美學隨著和諧社會、和諧生活的發展而發展，隨著和諧社會、和諧生活不斷提高而提高。

再次，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決定著和諧文化、和諧美學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從總體上說和諧社會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屬性，和諧文化、和諧美學是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屬性，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所決定的。但問題卻不能反過來，說任何的和諧文化、和諧美學都是社會主義的文化。這個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這種和諧文化、和諧美學是誕生在什么社會制度上，是生長在什么社會存在的基礎上，是活在什么社會現實生活之中。社會主義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是和諧文化、和諧美學的靈魂，是必須予以充分重視和強調的。

最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不但為和諧文化、和諧美學的建設提供了基礎、動力和發展方向，同時也為徹底消解和超越近現代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和文化現象提供了條件。二元對立是近現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近現代西方文化一直是在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二元對立中嬗變的。雖然馬克思對人與對象、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一系列矛盾早已作了辯證的闡釋，但馬克思之后，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并沒有改變，仍繼續沿著二元對立的路標走向極端化，原因在于畸形的社會制度還存在。隨著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一個科學的辯證的和諧文化的新時代真正開始了。

可以肯定，中國當代的和諧美學，作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它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科學發展觀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必然是一種和諧的發展，不和諧、不均衡、不協調，發展就會受挫，甚至受阻，難于持續的進行。科學發展觀在其精神實質上也可說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和諧發展觀，它將使馬克思主義的和諧美學獲得一個創造性突破性的發展。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就是以和諧的態度、和諧的觀念、和諧的思維去研究問題，以和諧的方法審視、解決美學問題。美本來就是以人為本的人同對象的和諧自由的關系，不以人為本，就難于有和諧的美。以西方后現代語境中出現的生態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生態美學，雖然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和諧”，比主客二元對立前進了一步，但問題是在這個“整體和諧”中，是以人為本，是以自然為本，還是二者絕對平等形態下的以自然為本，卻沒有厘清，淹沒了以人為本這個關鍵。只有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使建立在二元對立基礎上分裂的、對立的審美理想、審美觀念、審美范疇、審美趣味來一個突破性的發展，使在近現代多極分化為獨立形態的崇高、丑、荒誕、喜劇、悲劇，在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大語境下，得到新的融合，新的變革，新的創造和新的發展。

建設和諧美學應以全人類的優秀文化為思想文化資源。和諧觀念、和諧理想是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優良傳統，中華文化在這一意義上可以稱之為“和諧文化”。遠自黃帝時代，就已萌發了“協和萬邦”的思想；《尚書•舜典》中，已產生了“八音克諧”，“神人以和”的觀念；在《周易》和《詩經》中已有大量的“和”的理念的運用和表現。春秋期間的和同之辯，對“和”的思想作了更深刻的哲學論證和闡釋，提出“以他平他謂之和”、“和實生物”等重要觀點。老子講“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孔子以“仁”釋“禮”，倡“中庸”之道，其學生有子倡“和為貴”。子思的《中庸》把和與中聯系起來，發展成更系統更深刻的中和思想。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提到諸和之首。墨子講“兼愛”、“兼利”、“非攻”。漢代的董仲舒論述了中和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他指出“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終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對和的思想作了更哲學更本體性的論述。宋明理學，特別是朱熹把中和的觀念更普遍化、更生活化、更實用化，王夫之把朱熹的思想傳承到了清代。從遠古直到清末，“和”的思想綿延不斷，“和”的傳統滲透于中華文化的每一個細胞、每一個基因之中。一切體現和諧理念、和諧精神、具有和諧價值取向的中華文化，都是我們當代馬克思主義和諧美學的文化資源。

總之，加強和諧美學建設，弘揚中華文化的和諧精神，對于克服西方人感性與理性的分裂，促進人的全面和諧的發展；對轉變人對自然征服、摧殘的敵對狀態，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對消解人與人對立、人與社會對抗，促進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都具有迫切的重要意義，對豐富、提升社會美、自然美、人的美、藝術美的文化底蘊和人文內涵，也具有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