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綜合科技競爭力的國際比較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我國科技事業蒸蒸日上，特別是"科教興國"戰略的提出和深入實施，使我國科技事業有了長足發展，一大批重要成果涌現出來，科技創新和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科技競爭力不斷增強。近年來，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的《國際競爭力年度報告》、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世界銀行的《知識評價矩陣和記分卡》、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等對世界主要國家科技實力進行了評價。對這些報告進行綜合研究后可以看出，我國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國家中居中游水平，處于發展中國家前列，但與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的差距仍然很大。當然，由于這些報告指標考慮的視角各不相同，具體指標體系也時有變化，對其結論也要作全面分析。為此，我從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科技投入以及人才狀況等幾個方面與國外進行一些比較，對中國整體國際科技競爭力作進一步分析。

1、中國科技創新能力的國際比較。

近年來，我國在科學知識生產數量方面增長很快。從我國科學論文在國際三大權威索引---科學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獻索引（EI）和國際科技會議論文索引（ISTP）所占總數的世界排序來看，九十年代前五年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穩步上升，到20*年已躍居第6名。從國內專利申請受理量和授權量來看，20*年分別達到16萬余件和近10萬件，分別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來，一批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的原始性創新成果相繼涌現，如水稻基因組精細圖繪制成功、13.1萬億次并行機研制成功，TD－SCDMA被確立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10兆瓦高溫氣冷核反應堆并網發電成功等。這些成就表明，我國在當今國際許多科學前沿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部分重點和關鍵領域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盡管中國近年來科研產出數量增加很快，但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科學論文產出比較，占世界科學知識生產數量的比重仍然較小。從占世界SCI論文數量的比例上看，美國基本穩定在30％左右，英國、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中國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從衡量科學知識生產質量的論文引用率來看，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科學論文的引用次數與美英德日等國相比距離較大，只與我國臺灣和韓國接近。按照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與生物醫學的不同領域分析各國科學論文的影響力，得出的結論類似。這些數據顯示：中國的科學研究還沒有走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基礎研究所共同存在問題，即模仿跟蹤多，創新突破少。在關鍵領域原始性創新能力不足，已成為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突出矛盾。

技術知識生產的最重要指標是專利數目及其類型。專利是由各個國家自主授予的，很難進行全世界范圍的比較。但我們可以從中國國內和美國國內專利申請和授予情況進行比較分析。隨著近年來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和專利戰略的實施，我國國內專利申請量從*年起大幅增加，20*年比1999年增長51％，從1999年的近11萬件猛增到20*年的16萬余件，在高技術領域內國內機構和個人發明專利的申請尤其活躍。但從總體上看，我們的發明專利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不能令人滿意。據有關資料顯示，自1985年中國實施專利法以來，中國企業發明專利累計申請量約為2.2萬件，而外國企業申請了14萬件，是國內申請量的6.4倍。在目前近5萬件中國授權的發明專利中，國外公司占了60％。20*年，外國人在華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占總數的52.5％和66.9％。特別是在信息、生物、醫藥等產業領域的核心專利上，我國基本上受制于人。

摘要：社會發展會帶動教育事業的整體發展，盡管當前很多高校已經逐漸認識到體育教學的意義所在，它不單單能夠影響學生平時的生活學習，同時還能夠對學生身心健康產生影響。陽光體育背景下體育教學模式可以培養學生良好的體育學習習慣，幫助他們更好的成長。當前，高校體育與陽光體育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因此，需要相關的部門高度重視，提升創新力度，完善教育模式。

關鍵詞：陽光體育；教學模式；高校

伴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學生的心理素質以及身心都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陽光體育作為一種全新的體育理念，被人們所熟知，高校傳統的體育教學模式無法滿足陽光體育的要求。陽光體育教學模式主要模式就是讓學生多開展室外體育教學活動，使得學生能夠在陽光下掌握體育知識，提升學生對于體育的學習興趣，從而更加健康的成長。從陽光體育的發展情況看，高校需要對教學模式進行創新，鼓勵更多的學生參與到陽光體育當中來，提升體育教學的實效性，發揮體育本身的魅力。

一、高校體育教學模式問題

(一)教學目標單一

當前，高校體育教學目標集中于提升學生的身體素質，在該目標的引導下，高校體育教學的內容與教學質量評估也自然而然的注重對學生身體素質的培養以及考察，教師在開展體育教學活動的過程中，也會有意的加強身體鍛煉，可是身體鍛煉并不是體育教學的唯一目標，這就導致了高校體育教學進入到某種教學誤區當中。與此同時，很多學生認為學習體育課程只是為了能夠獲得學分，這種錯誤的觀念造成了學生心理素質、終身體育意識的缺失與淡薄。

摘要:知識經濟是本世紀的又一次深刻變革，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應該在世紀之交抓住知識經濟的勃興給我們提供的機遇，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發展知識經濟，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加大對知識、技術的投資，激勵企業不斷創新，同時，讓政府在知識經濟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縮短從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轉移的過程，搶占知識經濟的制高點，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進而推動我國經濟高效、持續、穩定發展。

關鍵詞:知識經濟促進有效增長

目前，知識經濟浪潮在一些發達國家悄然興起。有的經濟學家將知識經濟稱為本世紀50年代第三次產業革命以來又一次深刻變革，其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美國經濟近年增長穩定，充滿活力，最主要的就是因為知識經濟的發展。這對我們來講無疑具有重要的啟迪。我們應該在世紀之交牢牢抓住知識經濟的勃興給我們提供的機遇，積極調整經濟發展戰略，迎頭趕上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

我國現代化起步較晚，如果從19世紀初算起，比西方發達國家晚了數百年。1949年前的一個半世紀，我國在血與火的沖撞中完成了現代化的前期準備。新中國建立后，提出了工業化的任務，經過四五十年的發展，我國仍處于工業化階段，工業化的擔子依然很重。但我國仍應發展知識經濟。因為第一，知識經濟的興起對發展中國家來講是一個世紀性機遇，我們如果不抓住在一機遇，就如同與第一、二、三次產業革命失之交臂一樣，將會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拉得越來越大。第二，工業化與知識化可以而且應當協調發展，這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如果說實現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是第一次現代化，那么從工業時代向知識經濟時代的轉變就是第二次現代化。美國等西方國家已處于第二次現代化階段。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我們將面臨工業化與知識化的雙重挑戰，實現現代化的壓力更重。所以，我們不能全盤走發達國家的老路，等到實現工業化之后再向知識化轉移，而應將工業化與知識化協調起來，共同發展。所以，我們應充分認識發展知識經濟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發展知識經濟，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增長，應從下面幾方面入手：

第一，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就是既要考慮當前發展的需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的需要，不能以犧牲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來換取當代人的利益。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對我國參與21世紀的國際競爭至關重要。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與會各國簽訂了《21世紀議程》。我國政府在會上作出了實行可持續發展的承諾。1994年我國政府發表了《中國21世紀議程》，將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定為“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資源和環境的基礎。”而在1998年3月九屆一次人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更是將可持續發展戰略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現在最關鍵的問題是將可持續戰略付諸實施。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可以通過發展知識經濟來進行。其一知識經濟可以幫助解決資源短缺的問題。知識經濟對自然資源的依賴大大小于工業經濟，人們在知識經濟中不再像過去那樣破壞式甚至毀滅式地利用資源，而是在此過程中加入了智力因素，使自然資源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同時，人類還通過技術手段不斷開發出新資源，資源短缺的問題不再顯得很突出。其二知識經濟可幫助解決環境問題。人類的經濟發展實踐證明環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將對經濟發展造成災難性影響。而知識經濟對環境的依賴和影響比工業經濟小得多，知識經濟中的許多高新技術不僅不會造成環境污染，而且還可以對防治污染作出重要貢獻。其三知識經濟重視開發智力資源，強調知識產品的開發和利用。知識產品不僅具有廣泛的共享性，而且具有永不枯竭的特性。知識產品的這種特性也決定了知識經濟發展具有可持續性。

內容提要在當代，科學研究總是和一定的科學組織相聯系，任何組織都必然會對其成員的行為產生影響，因此，探討科學組織對科研人員越軌行為的影響就是一個有意義的課題。本文認為：科學職業化與科學組織的結合導致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大量出現，而實體性科學組織則從組織認可和組織權威影響力兩個方面影響到越軌行為的發生，科學研究中越軌行為的動因主要地來自實體性科學組織的影響。

關鍵詞越軌行為實體性科學組織組織認可組織權威影響力

隨著科學事業的發展，漸漸增多的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國外對此類問題的研究比較早，而在中國這方面的研究只是剛剛起步，但種種越軌行為同樣存在。在已有的研究中，人們分別從人性之惡、科學家道德水平的下降與價值取向的變化，以及內外控制機制的不完善等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討，但仍然沒有完整地揭示出越軌行為的動力機制。本文認為今天的科學事業首先是與一定的科學組織相聯系的，否則就不可能進一步發展，因此對越軌行為動力機制的探討不能忽視科學組織對科學家行為的影響。本文試圖從對越軌行為概念的明確界定和對科學組織形態變化的描述開始，逐步說明科學組織是如何影響科學活動中越軌行為發生的，以促進這方面的探討進一步深入。

一

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一般是指：違反科學活動中被共同承認的行為準則或者價值觀念的行為。我們認為，科學活動中的越軌行為包括以下幾類：

1.科研成果獲得階段中的越軌。主要表現為：偽造研究證據或數據。1912年，一個業余地質學家從皮爾當(Piltdown)挖掘出一個特別的顱骨，該發現被認為是填補類人猿和人類之間的一條直接進化線——所謂失缺的環——的證據，從而引起轟動，但到1953年該顱骨被發現是偽造的。并在最近被確認為是當時的英國歷史博物館館長馬丁·欣頓(MartinA.C.Hinton)所為。這就是一個明顯的偽造證據的行為。而更常見的則是在實驗數據上弄虛作假，例如：1923年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羅伯特·密立根(RobertAndrewsMillikan,1868—1953)在1913—1917年間進行的“油滴實驗”中對實驗數據采取了主觀取舍行為，直到60年后才被發現。

摘要：觀瞻數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地說，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的基礎。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可是，現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的。

教育部“名刊工程”醞釀于2002年，啟動于2003年10月。“名刊工程”是以社科學報品牌建設為核心，以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為目的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其推行時間雖然不長，但對各學報的導向意義極其深遠；其影響和作用已日益彰顯。

一、高校學報名刊的基本特征及其構成要素

1.高校學報名刊應具備高校學報的一般性質

所謂名刊，顧名思義，就是著名的刊物。我國期刊業自19世紀產生至今，產生過許許多多著名的期刊。如1905年孫中山先生創辦的《民報》，就以站在時代潮頭，傳播民主革命思想而聞名于世。又如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就是“五四”時期最著名的期刊，它有力地促進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中心的民主思潮的興起。還有創辦的《湘江評論》，被稱為“當時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刊物。”[1]就學報名刊而言，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學都創辦了著名的一流期刊（學報），如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劍橋大學的《經濟學雜志》等。

這是因為一流的大學都把科學研究放在突出地位，強調科研與教學的有機結合，特別是鼓勵學科的交叉和學術探索；而學報通過論文的發表和交流，通過活躍的學術活動來配合學校的教學及科研，提高了學校的師資水平，激活了學術氛圍。因而，學報就是學校的一扇窗口、一面鏡子；辦學報就是辦學校。中國教育部首批入選名刊工程的11家高校學報，可以說是名至實歸。

按照《教育部關于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是高等學校主辦的、刊登哲學社會科學論文的、高層次的學術理論刊物。它連續、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學科研成果，是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展示高校學術水平的重要窗口，是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橋梁，是發現培養學術人才的重要園地，是塑造學校形象、創造學校品牌的重要途徑。據此，高校學報名刊首先應該具備高校學報的上述一般性質；同時，它又應該高于一般學報，是具有很高學術地位的、有引領時代學術前沿能力的、有培養名學者和名編輯機制的、有催化學術成果創新膽識的、被學術界公認的著名期刊。[2]

教育部“名刊工程”醞釀于2002年，啟動于2003年10月。“名刊工程”是以社科學報品牌建設為核心，以發展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為目的的國家重大出版工程。其推行時間雖然不長，但對各學報的導向意義極其深遠；其影響和作用已日益彰顯。

一、高校學報名刊的基本特征及其構成要素

1.高校學報名刊應具備高校學報的一般性質

所謂名刊，顧名思義，就是著名的刊物。我國期刊業自19世紀產生至今，產生過許許多多著名的期刊。如1905年孫中山先生創辦的《民報》，就以站在時代潮頭，傳播民主革命思想而聞名于世。又如1915年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就是“五四”時期最著名的期刊，它有力地促進了以反帝反封建為中心的民主思潮的興起。還有創辦的《湘江評論》，被稱為“當時全國最有分量、見解最深的刊物。”[1]就學報名刊而言，世界著名的一流大學都創辦了著名的一流期刊（學報），如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劍橋大學的《經濟學雜志》等。

這是因為一流的大學都把科學研究放在突出地位，強調科研與教學的有機結合，特別是鼓勵學科的交叉和學術探索；而學報通過論文的發表和交流，通過活躍的學術活動來配合學校的教學及科研，提高了學校的師資水平，激活了學術氛圍。因而，學報就是學校的一扇窗口、一面鏡子；辦學報就是辦學校。中國教育部首批入選名刊工程的11家高校學報，可以說是名至實歸。

按照《教育部關于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工作的意見》，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學報是高等學校主辦的、刊登哲學社會科學論文的、高層次的學術理論刊物。它連續、集中、全面反映高校教學科研成果，是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載體，是展示高校學術水平的重要窗口，是開展國內外學術交流的重要橋梁，是發現培養學術人才的重要園地，是塑造學校形象、創造學校品牌的重要途徑。據此，高校學報名刊首先應該具備高校學報的上述一般性質；同時，它又應該高于一般學報，是具有很高學術地位的、有引領時代學術前沿能力的、有培養名學者和名編輯機制的、有催化學術成果創新膽識的、被學術界公認的著名期刊。[2]

論文摘要：后現代主義目前是個有著極大爭議空間的話題。本文針對“后現代主義”這一術語的使用，在文學意義上與現代主義的裂變、繼承和反撥，與現代主義文學特征上的異同等方面作了分析、辨別。

論文關鍵詞：后現代主義；比較；文學特征

后現代主義并非僅僅是一個文學話題。

“后現代主義”(Post—modemism)一詞當初在使用時大體上是關于歷史、文學史、藝術史上的一個很不確切的分期概念，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確切性。正因為后現代主義具有很突出的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確切性，當人們在使用這一概念時，又根據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對這一概念進行了修正、補充，使其內涵越來越大。如此以來，后現代主義陷入了這樣一個怪圈：一方面，后現代主義早巳成為了人們的熱門話題，廣泛運用于攝影、建筑、電影、電視、服裝、家具以及社會學、語言學、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學、教育學等領域或學科，且使用的頻率越來越高；另一方面，它卻更加富于抽象性、模糊性和不確切性。

一般說來，“后現代主義”是西方后工業社會(或說晚期資本主義)的產物。比利時的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政治經濟學家厄內斯特?曼德爾認為資本主義應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市場資本主義；第二階段為壟斷資本主義(或說帝國主義)；第三階段為當達資本主義，即晚期資本主義。美國當代著名文化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直接受厄內斯特?曼德爾的影響，他不僅認同厄內斯特?曼德爾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劃分，還把資本主義的三個階段與資本主義的三種文化相對應：第一階段的市場資本主義與現實主義對應；第二階段的壟斷資本主義與現代主義對應；第三階段的當達資本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對應。按照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說法，后現代主義是當達資本主義階段(或說后工業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的產物，這一階段發達資本主義的重要標志是科技優先得以確立，科學技術官僚業已產生，傳統的工業科技向信息科技過渡。

在后工業社會，信息科技對文化產生的影響有積極和消極兩個重要方面：首先是積極影響，電視以及電腦的普及使文化無處不在，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的有效的普及。其次是消極影響，正因為文化的無處不在，它也導致了廣泛的“反文化”、“反美學”的傾向，改變了文化藝術的性質和人們對它的印象，消費文化和通俗文化泛濫成災，嚴重動搖或取代了昔日高雅藝術的地位。于是，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了，后工業社會給后現代主義帶來的是這樣一種尷尬處境；一方面，它使文化得到迅猛擴張；另一方面，它使文化改變了昔日神圣的性質，越來越流于凡俗。

2008年是20世紀蘇聯最杰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LevD.Landau)誕生100周年､逝世40周年.事實上,作為理論物理學家的朗道在1962年1月7日的車禍后已經消逝.他在當年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并在多方救治之下又存活了6年,于1968年4月1日去世.

四十年來,已經出版了許多關于朗道的書籍和文章.特別是1989年由以朗道命名的俄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哈拉特尼科夫主編的《回憶朗道》文集[1],相當詳細地介紹了朗道科學與生活的方方面面.2008年1月,俄國的高級科普刊物《自然》為朗道百年出版了專輯[2].俄國科學院物理學部在2008年1月22和23日舉行了紀念朗道百年的學術會議,會議文集已經發表在2008年6月俄國的《物理學進展》雜志第178卷第6期[3].加之蘇聯解體以來,公布了大量過去的秘密檔案,使人們對朗道經歷中鮮為人知的方面有了較多認識.這篇短文將較少復述公開文獻,而扼要介紹一些筆者個人的所知所思.

1生平

1908年1月22日,朗道出生在石油之都巴庫的一個工程師家庭.他13歲修完全部中學課程,1922年進入巴庫大學,同時上化學系和物理數學系.兩年后轉入列寧格勒(今圣彼德堡)大學物理系.學生時代即在列寧格勒技術物理研究所參加科研,1927年畢業后成為該所研究生.那里當時在約飛1)院士周圍聚集了蘇聯物理學界未來的一代精英.1926年,朗道發表了科學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關于雙原子分子光譜譜線強度的理論.1927年,他首先在論文中引入密度矩陣,作為比波函數更普遍的量子系統描述方式.

1929年,21歲的朗道被派往國外一年半,訪問了丹麥､英國和瑞士,特別是哥本哈根尼爾斯·玻爾領導的研究所.玻爾很賞識年輕的朗道,朗道也把玻爾視為自己的老師.在以后數十年里,他們還多有交往.這次訪問期間,他發展了金屬電子的“朗道抗磁”理論,從“泡利順磁”分走了三分之一.電子在磁場中的“朗道能級”以及能級的態密度,這些在后來的量子霍爾效應理論中使用的基本概念,都首次出現在這篇文章里.

1931年,朗道回到列寧格勒,翌年轉到哈爾科夫的烏克蘭技術物理研究所,擔任理論室主任,不久后被聘為哈爾科夫大學理論物理教授.1937年,朗道轉移到莫斯科,在卡皮查2)領導的物理問題研究所擔任理論研究室主任.朗道在1946年當選為蘇聯科學院院士.除了在研究所工作外,朗道還多年在莫斯科大學和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任教,直至1962年發生車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