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從證券市場參與主體的角度看道德風險；道德風險難以避免的原因分析；加強創業板制度建設的對策建議等進行講述，包括了企業管理層有可能利用信息優勢損害投資者的合法權益、證券中介機構是為證券分析與上市提供保薦、審計、資產評估等服務的專門機構、從委托關系的角度看創業板的道德風險、從組織行為學角度看創業板的道德風險等，具體資料請見：

論文關鍵詞：道德風險創業板制度建設

論文摘要：創業板能為創業企業提供融資平臺，對于創業企業的發展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建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但創業板上市門檻較低，企業規模小，出現道德風險的可能性較高。為了促進創業板健康發展，必須通過強化信息披露、創新保薦制度等制度建設來防范可能出現的道德風險。

創業板的推出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歷史性突破，它不僅為一些創新創業企業打開了進入資本市場的通道，而且推動了風險投資的發展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但由于創業板上市門檻較低、公司規模偏小等原因。蘊含較大的風險。而深入研究其中的道德風險，對確保創業板健康穩定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從證券市場參與主體的角度看道德風險

“道德風險”是英文“MoralHazard”的直譯。經濟學上的道德風險有特定的含義，最早提出“道德風險”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阿羅(Arow)，他在1971年的(EssaysintheTheoryofRisk—bearing)-書提出了“MoralHazard”這個概念。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道德風險是在合約條件下，人憑借擁有私人信息的優勢，可能采取隱蔽信息、隱蔽行為的方式，以有利于自己，有損于委托人的經濟現象。創業板道德風險涉及上市公司、中介機構、投資者和監管層這四大主體之間的利益博弈。

一、投資人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

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通過談判選定一家風險企業后，除了要向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外，還要付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收益直接與所籌集的風險基金規模以及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的增值能力有關，所以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除了要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以實現所投資的風險企業最大程度增值外，還要盡量地擴大風險投資基金規模來增加能夠投資的風險企業的數量。在風險資本家的精力和時間數量一定的情況下，需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平衡以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在向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我們假設：第一，風險資本家給單個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間隔為c；第二，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實現的單期最大價值增值為g>0；第三，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產生的單期最小投資損失為b>0；第四，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的單期利潤以的速度遞減。這樣，如果用ri=γg-b表示風險企業某一階段i的單期非貼現利潤，。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時間間隔為c的單期非貼現總利潤。我們將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可以用來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從而保證現有風險企業能夠以p＜0o(0

0<1)新風險企業。現有的風險企業每隔時間c被風險資本家評估一次并受到t輪管理支持，從而在tc時間內通過上市產生了一個市場價值(β代表每期貼現率，0<β<1)，那么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現有風險企業獲得的市場價值就為(α代表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只能在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和評估新型的風險企業兩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樣風險資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會存在機會成本，即風險資本家對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就是風險資本家通過評估新的風險企業所帶來的收益。反之，風險資本家評估新的風險企業的機會成本就是現有的風險企業因缺乏管理支持而減少的市場價值，即現有風險企業成功上市后的市場價值部分。

假設新風險企業從風險資本注資到順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風險資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經過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風險資本家新接受一家風險企業經過管理支持后的市場價值貼現增加值(α''''代表風險資本家占有的新風險企業股份比例)，即風險資本家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的凈值。如果在對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考慮機會成本，那么，風險資本家在一家風險企業投資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凈值αwc(t)就是：

假設為了實現風險企業的價值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必然會對投資收益與潛在的成本和監控成本之間進行權衡，以決定對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資本的頻率。當風險資本家認為與風險企業家的利益可能發生沖突時，投資的存續期就會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會加大；再者風險企業資產的性質也對預期的成本和分階段風險資本投資的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一般來說，有形資產越多，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清算形式獲得的投資補償也越多，這將降低進行嚴密監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資的存續期限。現假設風險資本家能夠提供的最優管理支持次數為tv。由于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補償，如果考慮這種機會成本的話，那么風險資本家的實際報酬就會小于名義報酬。因此，風險資本家向風險企業提供的管理支持數量總是少于風險企業家所要求的數量，所以，風險企業家所需要的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時間周期ce總是短于風險資本家實際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周期cv。除此而外，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數還可能隨著獲得新的投資機會能力的增加，及其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股份份額的減少而減少、隨著風險企業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隨著風險企業單期利潤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現何種情況，風險資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數都是不足的，并且總是少于最優次數。這里我們對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數進行比較分析。風險資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優次數tv就是能夠滿足在時間周期cv既定的情況下實現αWcv(t)值最大化；風險企業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數就是能夠滿足在ce既定的情況下實現值最大化。由于風險資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時存在著機會成本，并且風險企業家在計算利潤并沒有考慮機會成本，所以，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存在著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管理支持次數非最優的狀態，并且這種狀態還會隨著新加入的風險企業中風險資本家的股份份額增加和優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二、問題的提出

一、問題的提出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與融資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風險企業的經營權和控制權，而是期望經過一段時間的有效運行，以實現增值并通過股份轉讓來獲取高額的資本回報，是一種高風險與高回報并存的投資。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導致了一系列道德問題的出現，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風險投資主體各方利益產生了不良影響。為了解決這一道德風險問題，減少風險投資主體各方的利益損害，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探討。薩爾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轉換證券可以有效地解決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之間的激勵問題，從而減少道德風險問題的產生；Bigus從風險企業家的角度出發，分析解決風險企業家道德風險問題的多階段融資契約，研究結果顯示這樣可能會促使投資方產生道德風險；Bergemann和Hege構造了風險投資中的動態道德模型來研究風險投資問題，指出最優的投資契約應該是債券與股票的混合體；Cornell&Yosha針對風險投資階段性融資進行研究時，認為風險企業家為獲得下一階段的進一步融資，有動力操縱短期項目信號，這顯然對項目的長期發展不利，建議使用可轉換債券減少這種信號操縱現象；馬克斯(Max，1998)認為將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結合或通過一個可轉換優先股能使風險資本家實行有效的干預：即在企業經營不善時實施對控制權(如清算權)進行干預，而當企業發展順利時，放棄干涉則更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將不完全合同理論用于創業融資領域，認為存在利益沖突時(EN不僅關心企業增值帶來的貨幣收益而且還關心私人的非貨幣收益)可通過控制權的有效分配來加以解決。

從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發現，現有研究成果都是側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如何控制風險企業家的道德風險問題，而對風險資本家道德風險問題研究的情況較少。事實上，風險資本家作為投資人不僅為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且為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并且這種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到風險企業的生存發展。但這種包括風險資本家對風險企業進行監控與注資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制作報告的機會成本、訂約成本、花費的時間成本，風險企業家的資源成本以及簽訂協議時律師費和相關成本。這些成本數額有時可能相當大，并且在風險投資合約中是得不到補償的。為了節約這些成本，增加收益，風險資本家在風險投資過程中反而會比風險企業家更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這樣就形成了風險資本家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風險資本家作為風險投資基金的受資方和管理方，其投資基金的主要來源于民間資金，其與投資人之間的關系是普通合伙人(GP)與有限合伙人(LP)的關系，作為GP的風險資本家作為LP的人，雖然其收益與風險投資基金的收益直接相關，但當其努力程度的機會成本超過其收益時，也可能導致風險資本家放棄努力，選擇偷懶行為，從而產生道德風險問題。所以，在信息不對稱以及環境不確定和行為不可驗證的情況下，負有雙重身份的風險資本家極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形成道德風險問題。

二、投資人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

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通過談判選定一家風險企業后，除了要向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外，還要付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收益直接與所籌集的風險基金規模以及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的增值能力有關，所以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除了要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以實現所投資的風險企業最大程度增值外，還要盡量地擴大風險投資基金規模來增加能夠投資的風險企業的數量。在風險資本家的精力和時間數量一定的情況下，需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平衡以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在向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我們假設：第一，風險資本家給單個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間隔為c；第二，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實現的單期最大價值增值為g>0；第三，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產生的單期最小投資損失為b>0；第四，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的單期利潤以的速度遞減。這樣，如果用ri=γg-b表示風險企業某一階段i的單期非貼現利潤，。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時間間隔為c的單期非貼現總利潤。我們將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可以用來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從而保證現有風險企業能夠以p＜0o(0

0<1)新風險企業。現有的風險企業每隔時間c被風險資本家評估一次并受到t輪管理支持，從而在tc時間內通過上市產生了一個市場價值(β代表每期貼現率，0<β<1)，那么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現有風險企業獲得的市場價值就為(α代表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只能在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和評估新型的風險企業兩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樣風險資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會存在機會成本，即風險資本家對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就是風險資本家通過評估新的風險企業所帶來的收益。反之，風險資本家評估新的風險企業的機會成本就是現有的風險企業因缺乏管理支持而減少的市場價值，即現有風險企業成功上市后的市場價值部分。

摘要：目前，道德風險已經成為阻礙我國醫療保險發展的罪魁禍首。本文從醫療服務機構、投保人兩個角度分析了存在于我國商業醫療保險領域中的道德風險問題，并相應提出了防范道德風險的幾點粗淺建議。

關鍵詞：商業醫療保險；道德風險；防范

一、商業醫療保險的特殊性

相對于一般的保險產品而言，商業醫療保險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現為保險服務過程涉及到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三方。投保人（被保險人）通過向保險人繳納保險費而獲得醫療機構提供的服務，保險人通過向投保人收取保險費對醫療機構進行補償，醫療機構則通過向被保險人提供醫療服務而獲得保險人的補償。保險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醫療機構處于同一個醫療服務和保險運行系統當中。一方面，保險人、醫療機構均以保障被保險人（病人）的醫療需求為社會目標；另一方面，又要維持各自的生存與發展，以利潤（或價值）最大化為內在的經濟目標，產生相互利益制約。商業醫療保險獨特的市場關系，使得保險人除與被保險人關系緊密外，與醫療機構的關系也非常緊密。

在保險公司沒有介入之前，醫患矛盾可謂由來已久。在醫療機構和醫生的收入與其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數量相聯系的情況下，由于利益的驅動，醫生給患者開大處方、小病大醫的情況司空見慣。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醫生和病人在醫療過程中處于不同的信息層面上。病人對醫療診斷和治療，與醫生相比顯然知之甚少，而醫療是人命關天的大事，病人不可能冒生命危險對醫生的診斷治療方案提出質疑。從表面上看病人可以自由選擇醫生、醫院以及醫療處理方案。而事實上，病人在就診時往往只能任醫生擺布。另一方面，醫生既是患者的顧問又是醫療服務提供者，這種雙重角色是一個矛盾。醫生不可能完全從患者利益出發提供治療方案，醫生在決定提供哪種治療方案上存在經濟利益。當病人缺乏醫療知識時，醫生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很可能利用其特殊身份，創造醫療服務的額外需求。

醫療保險的介入，改變了醫療服務供需雙方的關系，切斷了醫患雙方直接的經濟聯系，大大化解了兩者之間的矛盾。患者不太在乎醫療費用的多少，醫院也沒有了財路變窄的危機，患者和醫院都皆大歡喜。可事實上矛盾并沒有消失，而是將大部分轉移到了保險公司。保險公司的介入使得醫療服務雙方的直接經濟關系消失或退居次要地位，而保險人和醫療機構、被保險人的經濟關系上升到了主導地位。此時保險公司作為醫療衛生領域的外行，作為支付醫療服務費用的第三方，不僅要控制醫療機構的過度服務行為，而且還要面對眾多的被保險人在投保之后濫用醫療服務的現實，以及醫患雙方合謀騙取保險賠償的可能。所以，保險公司介入醫療保險領域，表面上是解決了醫患雙方的矛盾，而事實上只是把原來的雙方交易關系演變成了保險公司－被保險人－醫療機構的三方關系，這只是矛盾存在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按金融倫理學理論，所有金融活動的行為和方式必須符合一定的倫理規則。一般而言，這種行為方式反對自私自利，反對為了自我利益而犧牲他人利益、集體利益或國家利益；強調在公開、公平、公正、仁義及道德的市場環境中戰勝對手；不贊成金融市場的短期行為和過度投機，重視理性投資及社會責任投資；倡導財富的獲得要通過合理合法的渠道，而不應不擇手段；財富的使用和管理也應在力求滿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達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只注重前者而忽視甚至摒棄后者。這倫理規則在金融市場中的具體表現則為金融交易的公平性、誠實守信和遵守道德規范，一旦被踐踏，金融市場就會成為一個爾虞我詐、弱肉強食的場所，其后果是少數人因之謀取了暴利，但社會福利卻大量損失。金融倫理對于股票市場而言，則尤其重要。中國股市的基石到底是什么?以前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是由《證券知識讀本》率先提出的：“上市公司質量是證券市場的基石。”我們認為，這一論斷雖然從微觀架構上指出了市場得以穩定的一個基礎，較之于其他各隔靴瘙癢式的表象描述無疑是一大步，但它沒有抓準基石本身，上市公司質量充其量只是股票“大廈”得以構建的“磚瓦”，股市參與各方的誠信等基本倫理準則是否切實履行，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基石之所在。所以，從本源上看，中國股市問題是個倫理問題。但迄今為止，中國股市中的倫理問題還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本文從構成股票市場的三要素即股票發行者、投資者、交易中介機構的敗德行為來剖析中國股市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不當之處，尚祈方家指正。股市上的敗德行為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引發這兩個問題的直接原因在于股市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對稱。

逆向選擇是股票交易進行之前發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具體表現為股票發行方為引誘投資方購買其股票而采取的欺騙行為。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使普通股票的潛在購買者難以識別有較高預期收益且低風險的優良公司和有較低預期收益且高風險的不良公司。在此情況下，股票購買者只愿意支付發行股票的公司平均質量的價格——這個價格介于不良公司股票的價值與優良公司股票的價值之間。但對于上市公司而言，若是優良公司，它們知道其所發行的股票的價格被低估，因而不愿意按投資者的出價賣出股票。愿意向投資者出售股票的只有不良公司，因為其發行價高于股票本身的價值。如果投資者是理性的，他們就會盡量減少持有或不持有不良公司的股票。發行者和投資者的雙重理性導致的結果是：很少有公司能通過發行股票來籌措資金，股票市場就難以正常運行。倘若信息是完全的，逆向選擇問題就不會產生。

也就是說，如果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了解與上市公司經理一樣充分，他們就能識別優良公司和不良公司，愿意為優良公司股票支付足額的價值，優良上市公司也愿意在市場上推銷其股票。這樣，股市就會把資金配置到業績優良的公司，這是股市的一個最基本的功能。問題是，在現實生活中，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了解遠遠不如融資者，融資者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采取諸如捏造應收賬款、忽略壞賬、放大主營業務、財務包裝、內線交易、指令匹配等手段夸大業績，粉飾危機，欺騙投資者，逆向選擇問題因之產生。此類事例不勝枚舉，如紅光產業是成都的一家電子產品制造商，通過與會計師、律師、地方監督官員合謀炮制虛假賬目上市，在股市上籌措了4億元巨資，但該公司連續兩年篡改財務報告，把16800萬元實際虧損篡改為盈利7074萬元，后證監會暴露了該公司的造假行為，該公司股票直瀉，致使8000多名中小投資者囚受欺騙而賠錢。

道德風險是股票交易進行之后發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表現為股票的發行者通過掩蓋信息來侵犯股票購買者權益的一切敗德行為。股市道德風險可概括為兩個方面：其一，莊家與上市公司聯手推動股價上漲，通過“博傻機制”的放大效應欺騙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以“中科創業”為例：呂梁收購康達爾之前，覺察了康達爾虛假財務報表的黑洞，知道它遠非該業董事長所描述的業績良好，但呂梁還是以7億元巨資收購了康達爾，注冊成“中科創業”，呂梁為什么這么“愚蠢”?其實呂梁壓根就沒有想過要重組康達爾，利用二級市場上康達爾已經相當集，的流通籌碼來炒作圈錢是其真正目的。其二，大股東利用直接借貸、擔保貸款、挪用子公司資金等伎倆吞噬小股東權益。以廣東科龍為例：該公司是一家H股公司，曾被《福爾斯》雜志評選為世界300家最佳中小企業。廣東科龍公司2001年5月和6月為其母公司容生集團提供了總計2．3億元的擔保貸款，不久，容生集團還以廣東科龍公司為擔保人向中閆農業銀行貸款2．1億元，更有甚者，容生集團還要求廣東科龍公司為其支付根本不存在的廣告費用。截至2001年l2月，容生集團共欠廣東科龍公司約13億元，廣東科龍公詞股票，交易因之于2001年底被暫停。

加強信息披露是解決股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直接辦法。發達國家的通行做法是設立私人信息公司，專門搜集有關卜市公司財務狀況的信息，然后賣給證券投資者。在美國，諸如標準普爾公司、穆迪公司和價值線個公司就專門從事此類工作，它們將各種公司的資產負債以及投資活動的信息搜集起來，出版這些數據，并賣給投資者。不過，由于存在搭便車的問題，私人生產和銷售信息的系統只能部分解決證券市場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在搭便車問題使得私人市場不能夠生產出足夠的信息以消除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情況下，政府干預就必不可少。發達國家的第二個解決辦法就是政府對股票市場實施管理，強制市公司披露真實信息，使投資者得以識別上市公司優劣概括起來，發達國家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辦法就是把民間力量和政府力量結合起來，各盡所長。發達國家的這條經驗，中國完全可以借鑒，在加強證監會監管力度的同時應該鼓勵私人信息公司的發展，為投資者提供準確的上市公司信息。不過，中同股市的自身特征決定發達罔家的經驗只能部分解決中周股市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中罔股市有兩個不同于發達國家股市的特點：其一，它不足白而上產生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或者說，它是政府生出來的；其二，由于市公司主要是經過改造的罔有企業，政府既是股票的主要供給者又是監管者，因此，政府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兩個特點直接導致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因為政府把股票市場定位為國有企業改制脫貧的工具，使得一些次級國企也取得了發行股票的資格，上市公司良莠不齊，股票市場成為國有企業圈錢的場所。如果政府對上市公亡d實施嚴格的監管，或許可以減輕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的嚴重性，但政府本身就是股票的主要供給者，運動員和裁判員的雙重身份使政府下不了決心對自己實行嚴厲的監管。本來證監會的主要作用是保護投資苦免受上市公司經理的欺騙，但在實際T作中，證監會本該承擔的責任被完全異化。所以，解決中國股市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政府必須從股市淡出，徹底改變目前的政策市局面。

只靠強化信息披露和改變政策市局面等經濟手段并不能徹底解決中國股市的倫理問題，重構中國股市道德體系才是治本之策。根據證券市場的行業特征，結合《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基本要求．我們認為，可以從四方面人手來重構中國股市道德體系。其一，構建善惡分明、是非分明和美丑分明的股票市場道德標準，部分個人和機構就有可能在高收益的誘惑下跨越道德界限甚至法律界限去追逐暴利，就會損害廣大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就會擾亂股市正常的運行秩序，而這正是中國股市道德危機的集中體現。重構股票市場道德標準首先要厘定的是多高的收益水平才是正常的，才是健康的，才是道德的；其次要厘定的是獲得收益的手段和途徑是否符合公原則，是否符號正義精神，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甚至損人利己的行為決不符合新時期股市的道德標準；最后要厘定的是從股市獲取的收益的使用是否有利于社會價值的再創造。簡言之，重構之后的中國股市的道德標準包括四點：依靠知識和智慧獲取公平利潤、依靠正直和誠信獲取陽光利潤、依靠拼搏和創新獲取功德利潤、依靠人人為我和我為人人獲取良心利潤。其二，構建既吸取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精華，又發映時代特征、時代精神和世界潮流的股票市場價值取向。中國股票市場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共性，更具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道德體制的個性。發展中國股票市場，在遵循市場經濟的物質利益的原則的同時，還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人生觀和道德觀，必須將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同時不斷增強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弘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勇于創新，知難而進的時代精神。其j，構建正義和良知受到全社會尊敬和褒揚，邪惡和無恥受到全社會譴責和鞭撻的股市道德環境。良好的道德環境是弘揚正氣鏟除邪惡，重構股市正確價值取向和建立理性投資理念的外部充要條件。媒體要大肆報道股市上的敗德行為、輿論宣傳要堅持正確的導向，為構建良好的股市道德環境作出貢獻。其四，以正直誠信、勤勉盡責、廉潔保密、自律守法為核心內容，重構證券從業人員職業道德規范。

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化；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化過程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金融衍生化過程中道德風險與金融危機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次貸危機爆發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國房地產泡沫、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的發展、美國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和進一步衍生化、次級貸款的證券化反過來加劇了美國的房地產泡沫、貸款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投資銀行的道德風險行為等。具體資料請見：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和全球性經濟衰退仍在蔓延之中，至今仍深禾見底，從表面上看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發了次貸危機的爆友，但從本質上分析，次級抵押貸款證券化、衍生化和虛擬化過程中各參與主體的道德風險行為才是引發危機的真正根源、正是不斷虛擬化所引發的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加劇為各環節的金融中介提供了道德風險行為的空間；而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加劇和疊加則增加了金融市場的脆弱性，提高了金融市場的系統風險，最終導致危機的全面爆發。

關鍵詞：次貸危機；虛擬化；道德風險

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5月爆發以來已經給世界各國的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造成巨大的沖擊和影響，全球經濟更是陷入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更令人擔憂的是這場金融海嘯的“破壞力”至今還未完全釋放，全球經濟衰退也遠未見底。此外，美國應對金融海嘯和防止經濟衰退所采取的降息和弱勢美元政策也給全球經濟帶來諸多消極影響和不確定性因素，甚至可能再次埋下未來危機的種子。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中國不但難以在這場危機中獨善其身，而是遭受著巨大的損失和多方的壓力。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外學界和業界都在積極評估危機可能的影響和分析引發危機的原因。從表面上看是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引發了次貸危機，但從本質上分析，金融衍生化各環節中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行為才是引發危機的真正根源。從某種意義上講，金融市場是一個信息的市場，信息不對稱是市場的常態。而信息不對稱容易引發各層級市場參與者的道德風險行為——可以是某些金融從業人員的道德風險行為，也可以是某些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行為，甚至可以是整個金融部門的道德風險行為。早在1998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Krugman就指出正是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并提出了解釋金融危機的第三代模型，分析了道德風險對金融危機的影響。但一直以來，學術界關于金融市場道德風險問題的研究還只能算是零星而稀少，缺乏足夠的關注。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可以理解為金融部門道德風險行為累積的又一次爆發。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源于金融中介道德風險行為的危機卻是發生在號稱金融體系最完善，金融市場最成熟，金融監管最嚴密，金融創新最活躍的美國。由次貸危機的爆發和惡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了：隨著金融創新的日新月異，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在提高風險管理效率的同時也為市場增添了不少難以評估和預測的風險，這使得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和風險管理并不是越來越清晰可控，而是變得越來越復雜而難以把握。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分析，過度衍生化和虛擬化使得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實際上是加劇了，在監管水平沒能跟上創新步伐的情況下，這又容易誘發市場參與主體的道德風險行為，引發金融危機。由此本文認為，正是過度的金融虛擬化和滯后的金融監管誘發了各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進而引發危機的爆發。

一、次級抵押貸款的衍生化

從表面上看，次貸危機爆發的最直接原因是美元利率的走高刺破了美國房地產泡沫。我們知道：2001年以來，在美聯儲低利率政策下，美國的房地產價格在國內和國際的流動性泛濫中不斷走高，日益泡沫化。房地產泡沫的滋生和膨脹使得美國房地產市場空前繁榮，也使得住房抵押貸款市場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態勢。

內容提要：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道德風險使醫療費用快速不合理地增長，過度消耗有限資源，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本文對我國醫療保險及其表現，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分析了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約束機制和防范措施，對當前醫療保險進行制度上的改革與完善方面提出一點建議。關鍵詞：醫療保險；道德風險；風險防范一、引言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使它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也顯得越來越重要。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穩定擔負著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醫療保險，政府以各種形式來組建、完善和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療保險的提供不應改變被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醫療費用的變化，也就是說，保險當事人的行為不應該影響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條件是很難滿足的。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并不是完全由個體所患疾病來決定的，它還受個體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等因素的影響。大量的事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的提供，它為患者提供了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也給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創造了更多機會和條件。即通常會引發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風險，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如何減少道德風險，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卻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

二、道德風險及表現形式

在保險領域里，道德風險是任何一個保險人都必須面對的一個無法回避的風險。國家實行基本社會醫療保險制度后，使醫療機構和患者都成為“經濟人”，而“經濟人”在做決策時就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為其出發點。我國的基本社會醫療制度推出時間較晚，醫療衛生體制也存在諸多的缺陷，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在我國就更為嚴重。如何對其加以有效的防范與控制顯得極為迫切。

（一）道德風險的概念及其影響道德風險最早源自于保險業，現在已經被廣泛應用到經濟生活中各個領域的各個方面，成為微觀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概念。道德風險亦可稱之為“敗德行為”，一般是指一種無形的人為損害或危險，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形式。泛指市場交易中一方難以觀測或監督另外一方的行為而導致的風險。[1]在醫療保險領域，道德風險是指一方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損害他人利益的行為。在經濟活動中，道德風險問題相當普遍。獲2001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斯蒂格里茨在研究保險市場時，發現了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一所大學學生自行車被盜比率約為10%，有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發起了一個對自行車的保險，保費為保險標的15%。按常理，這幾個有經營頭腦的學生應獲得5%左右的利潤。但該保險運作一段時間后，這幾個學生發現自行車被盜比率迅速提高到15%以上。何以如此？這是因為自行車投保后學生們對自行車安全防范措施明顯減少。在這個例子中，投保的學生由于不完全承擔自行車被盜的風險后果，因而采取了對自行車安全防范的不作為行為。而這種不作為的行為，就是道德風險。可以說，只要市場經濟存在，道德風險就不可避免。

（二）不同角度下的道德風險

內容提要：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道德風險使醫療費用快速不合理地增長，過度消耗有限資源，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浪費。本文對我國醫療保險及其表現，道德風險產生的原因，醫療保險制度、醫療衛生體制等方面進行了論述，分析了醫療保險中道德風險的約束機制和防范措施，對當前醫療保險進行制度上的改革與完善方面提出一點建議。

關鍵詞：醫療保險；道德風險；風險防范

一、引言

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制度，是公共選擇的結果，具有準公共產品的特點，即具有社會性、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點；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并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自身實踐活動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現代社會文明的一個重要標志，使它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起著“減震器”和“安全網”的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保障制度的作用也顯得越來越重要。

社會醫療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社會穩定擔負著巨大作用，因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非常重視醫療保險，政府以各種形式來組建、完善和提供社會醫療保險。在理想的情況下，醫療保險的提供不應改變被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和醫療費用的變化，也就是說，保險當事人的行為不應該影響保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及增加醫療費用的支出。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一條件是很難滿足的。在醫療保險中，醫療費用并不是完全由個體所患疾病來決定的，它還受個體對醫生的選擇、就醫習慣和醫生提供的醫療服務內容等因素的影響。大量的事實表明，由于醫療保險的提供，它為患者提供了過度利用醫療服務的動機和激勵機制，也給醫療機構的過度供給創造了更多機會和條件。即通常會引發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

醫療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是醫療保險機構所面臨的一個最重要風險，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我國如何減少道德風險，提高對有限資源的利用率，防止對醫療衛生資源的過度消耗，卻值得我們認真去探討與研究。

摘要核賠是保險業務處理的最后一個環節，道德風險行為是壽險核賠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本文分析了道德風險行為的表現形式、特點及其不良影響，提出了壽險核賠的應對措施，即加強企業內部管理，提高核賠人員素質，加強核賠調查和加強外部協作與同業間協作。

關鍵詞道德風險壽險核賠

道德風險，又稱道德危險，是一種無形的人為危險。壽險理賠中的道德風險行為是指：投保人（被保險人）在購買保險時，抱著贏利或賭博（非規避風險）的主觀心理態度，采用隱瞞、欺騙或其它故意不實告知的方式和手段，獲取保險理賠金的種種違反社會公德和法律規范的行為。

道德風險行為涉及的保險金給付額高，在壽險核賠中非常典型，容易使保險公司陷入財務和法律上的困境，社會負面影響極大。針對道德風險行為的特點采取一定的核賠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1道德風險行為的表現形式

1．1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欺詐

摘要：醫療市場發生道德風險的現象極為普遍，尤其以醫生的道德風險最為嚴重。醫生道德風險產生的條件有三個：醫患雙方利益不一致；信息不對稱以及醫療結果的不確定性。英國的全科醫生制度在規避醫生道德風險方面的激勵約束機制：重復博弈——醫生個體聲譽機制；風險轉嫁——賦予醫生剩余索取權。

關鍵詞：道德風險；全科醫生；剩余索取權；聲譽機制

道德風險是指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為了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效用所做出的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道德風險與道德本身沒什么關系，多存在于委托框架下，具體指人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損害委托人利益的行為。由于醫療市場的復雜性，發生道德風險的現象極為普遍，主要表現為需求方（患者）的過度消費和供給方（醫生）的誘導需求。而通常患者的道德風險只有通過醫生才能實現，因此醫生道德風險更為普遍和嚴重。如醫生利用其處方權和信息優勢，開大處方，做不必要的醫療設備檢查，延長病人的住院時間或者醫生的偷懶行為等等。然而對比英國全科醫生制度下的全科醫生，他們發生道德風險的現象卻并不多見。是他們醫生的職業道德高于其他的醫生嗎？他們究竟是采取哪些途徑來規避醫生的道德風險呢？是強力監督還是設計激勵約束機制規范醫生的行為？這些是本文提出并探討的關鍵問題。

1醫生道德風險的產生的條件

首先，醫生和患者的利益不完全一致是醫生道德風險產生的主觀動機。作為理性的經濟人，醫生在治愈患者的同時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動機，而患者則無疑只想花費最少的醫療成本使疾病得到治療。

其次，醫患雙方信息不對稱是醫生道德風險產生的客觀條件。由于醫療行業的高度專業性和技術性，作為人的醫生擁有處方權和醫療技術方面足夠多的信息，而委托人患者往往處于醫療信息的劣勢地位，醫生可能誘導患者去消費更多的醫療服務。同時由于處于信息劣勢地位的患者無法判斷醫生的努力程度，醫生也可能發生道德風險。但是這個條件并不是醫生道德風險產生的充分條件。因為，如果結果可以確定，信息不對稱引發的道德風險就可能不會發生。這里以地主和佃農之間的委托關系為例作出驗證。假定一個佃農只有兩種行為，a1-努力，a2-偷懶。佃農的行為也是不可觀測的，或者說觀測和監督需要較大的成本。但是結果卻是可以觀測的。假定產量與勞動的關系為y=f(a)，地主完全有可能由產量y倒推出佃農的努力程度。簡單的將產量分為高產量和低產量兩個標準，則很容易由高產量推出a1，低產量推出a2。那么委托人是否可以根據疾病的治療結果來推斷醫生的努力程度呢？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