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綠色債券市場格局，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治理短板引發重股輕債

成熟資本市場首先是估值系統發達且完善的市場，使股票、債券、產業基金等融資工具應能夠得到有效運用。與此相應，其估值體系也應包括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兩個估值系統。

但我國上市公司一直偏好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很小。這樣的市場格局除了跟債券市場與信貸市場競爭不利，以及監管制度的制約有關外，也跟上市公司自身的治理文化和決策心理息息相關。債券融資雖有某些優勢，但還本付息的剛性約束，讓上市公司管理層對其融資風險非常謹慎。因此，目前股票估值市場（股價）的表現，在國內上市公司管理層激勵與約束機制中仍占據著核心的位置。

盡管現階段國內上市公司對債券估值系統的重視程度仍很低，但近期歐美債務危機已向我們表明，債券估值體系在市場中的影響力不可小覷。這缺失的一環，中國資本市場必須補上，上市公司也必然要將債券信用評級與發行定價納入到內部估值管理體系。

抵御危機發債更從容

在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增速放緩的趨勢開始顯露，股東可能面臨的攤薄風險有所上升，這必然會推動上市公司謀求債券發行等多元化融資渠道。

我國債券市場主要分為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監管主體、發行主體、投資者、服務商既有交疊，又相對分割。由于定位和參與者結構性差異，最近幾年來，銀行間市場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交易所市場，債券發行規模和發行數量都顯著占優。

但實際上，交易所市場的流動性、結構性、市場化程度都遠較其他市場有優勢。一是公司債的創新形態可以發展出權證、轉股、結構化等多元化融資選擇；二是其估值的市場化程度更高，有利于優質公司的信用優勢轉化為融資成本優勢。三是交易所市場投資人結構更為豐富，交易活躍度更高，股票和債券兩個估值系統的充分運行可以降低企業的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從實踐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公司債發行人有效地抵御了市場流動性波動和宏觀調控的影響，應對更為從容。

從2011年公司債信用評級分布看，發行人和債券的信用評級大多數在AA-及以上，可以說目前我國交易所公司債市場是個優質債市場。從公司債的定價走勢上看，在相同信用等級上，公司債與其他債券品種開始體現出信用利差，上市公司治理質量、效率以及競爭優勢得到市場認可。這也從側面表明，交易所市場債券估值體系的有效性正在為上市公司的估值管理提供新的視角和焦點。

均衡發展完善外部治理

對于資本市場的失衡問題，監管層一直看得很清楚，因此將發展交易所債券市場在較長時期內作為促進市場均衡發展、引導市場外部治理的重要方面。

篇2

加強發揮市場功能

隨著國際經濟衰退趨緩和國內宏觀經濟持續回暖，中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穩步推進，證券期貨行業規范健康發展的基礎不斷鞏固，云南資本市場發展的廣度和深度進一步拓展，市場總體呈現出平穩健康運行的良好態勢。截止2010年11月30日，云南已有28家公司上市，總市值為2722.39億元，全省證券市場累計總成交金額為8062.3億元。A股、基金托管市值超過1318億元。股票新增開戶數達16萬戶，全省累計開戶數達171萬戶。云南企業IPO實現新突破，兩家企業成功首發上市，新增直接融資55.9億元。這些有力的數據將一個充滿活力的資本市場展現出來。

通過“轉方式、調結構”把證券市場功能進一步拓展開來。云南鍺業成功首發上市，沃森生物實現了云南企業創業板上市零的突破。至此，云南的上市公司增至28家云南資本市場新增直接融資55.9億元。與此同時，云南證監局推動和支持轄區上市公司并購重組、整體上市，加速講優質資產向上市公司集中，進一步完善產業鏈，增強公司盈利能力，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ST馬龍、云南銅業、云南旅游、昆百大等6家公司進行重大資產重組。

為促進云南企業上市，云南證監局采取舉辦上市培訓會議、現場調研等方式，加強對擬上市公司的輔導監管，鼓勵支持云南優質企業上市融資。2010年新增明珠花卉、健之佳、云南路橋、七彩云南慶灃祥等9家企業進入上市輔導備案重點培育，全省處于輔導備案階段的擬上市企業達到12家。

努力提高核心競爭力

隨著證券市場融資功能的增強，云南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屢創新高。2010年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同比增長顯著，繼續呈現回升向好的良好勢頭。從行業格局來看，代表云南經濟特色的有色金屬行業實現業績同比大幅提升，7家公司實現凈利潤7.89億元；醫藥行業高景氣度持續，2家公司實現凈利潤7.16億元，較同期大幅扭虧；房地產行業受宏觀調控影響，在4月份銷售量急劇萎縮后，9月份已出現回暖跡象，4家公司凈利潤超過1億元。

證券公司各項控制指標持續達標，經營業績各具特色，各有突破。在證券市場持續震蕩調整，多家券商自營業務業績大幅下降的情況下，紅塔證券憑借出色的投資抉擇和風險控制體系，自營業務仍然大幅盈利，對公司業績大幅增長做出主要貢獻；太平洋證券在經紀業務保持穩定發展的情況下，投行業務取得較大突破，保薦業務和債券發行承銷快速推進。

2010年云南全省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設立速度加快，網點增設數量為歷史最高。1至11月已批準籌建或遷址到云南的證券期貨營業部達到15家。隨著曲靖、大理、紅河等地州期貨營業部額度開業，云南期貨營業網點逐步向云南較為發達的地州市輻射填補了云南地州市無營業網點的空白，網點覆蓋得到進一步拓寬。

正視難點 縮小差距

云南資本市場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但在資本市場建設和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許多難點和障礙。與云南經濟發展形勢、與各方面所希望達到的目標相比還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云南的有色金屬、水電、旅游文化、綠色食品、花卉、生物醫藥等資源在全國乃至全球都是響當當的，但轉化為優質資本的程度仍然還很低。云南企業尤其是具有資源優勢和特色的企業對通過資本市場融資、實現跨越式發展的意識不強，制約著云南新股發行工作的加快推進。

資本市場發展滯后、金融創新嚴重不足以及融資觀念的陳舊，不僅讓云南的豐富資源得不到相匹配的融資能力，也讓很多企業的優勢資產難以轉化為企業發展所需資金。雖然在西部省份中，云南的上市公司數量不少，但與發達省份相比，數量少、規模小、結構不合理，持續增長的基礎較為薄弱，資本運作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由于省內資本市場發育程度低，投資來源主要依靠企業自籌、銀行貸款和國家投入等傳統方式，形成了融資渠道狹窄、直接融資比例低、融資成本高的資金瓶頸，無法滿足經濟快速發展的融資需求。目前云南的存量資產總量已具有相當規模，但資產證券化程度還很低。證券、期貨公司發展后勁不足；維穩工作壓力加大。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目前云南經濟發展的主要拉動力依然是投資。這就意味著云南經濟發展對資金的依賴程度將越來越強。在云南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應當抓住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大好機遇，充分發揮資本市場的融資和資源優化配置功能，整合全省的資源優勢和比較優勢，加速資本流動，加強直接融資，是破解發展資金瓶頸，促進云南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實現全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關鍵。

尋找突破口 謀求新發展

云南經濟發展目前已經駛入快車道，應該抓住當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機遇，以發展資本市場為突破口，提升資本市場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作用助推云南經濟更好更快發展。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云南證券期貨市場市場要進一步拓展資本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全面持續地提高市場運行質量，為更好地服務云南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作出新貢獻。云南將發揮聯接東南亞、南亞的交通優勢，深化與上述地域間的交流合作，成為我國面向西南開放的橋頭堡。

首先，充分發揮資本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繼續推動擴大直接融資規模，鼓勵和支持上市公司通過定向增發、公開發行等手段進行再融資，提高對各種融資工具的運用能力。充分利用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多種方式實現多渠道融資，拓寬資金來源渠道，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和活力。

其次，充分發揮資本市場促進并購重組功能，促進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繼續推動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站在產業發展和行業布局的戰略高度，對優勢企業進行重組整合，推動龍頭企業整體上市，不斷完善產業鏈，使云南真正成為各個行業的橋頭堡、排頭兵。

再次，充分發揮資本市場促進科技創新功能，推動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進一步提升對擬上市公司的指導服務，做好輿論引導。加大宣傳扶持力度，整合后備資源，壯大后備上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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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全球金融治理；優劣勢；策略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7）01-0074-03

世界經濟的復蘇發展需要變革完善現有的全球金融治理體系。而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為促進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貢獻了自己的力量，更在改革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歷程與現實需求

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過程是一條曲折的“U型曲線”，從最初的被動者、服從者，逐漸發展為參與者、改革者、引領者。尤其自2008年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與建設，為促進世界經濟穩定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首先，中國已經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參與者。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更加全面地參與了全球金融治理調整則和制定標準。至今，中國已參與了幾乎所有國際金融組織或多邊框架。通過這些平臺，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不斷加強多國交流合作，積極參與引導世界金融發展議程，創新發展全球金融治理理念。同時，通過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積極探索、籌建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完善發展全球金融新秩序。其次，中國逐漸成為重要改革者。自匹茲堡G20開始，中國開始承擔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者的角色。2009年至今，中國積極推動了IMF的資源補充和份額改革、建立和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人民幣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等一系列事件，積極推動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不斷發展。再次，中國將會成為重要引領者，中國智慧開始融入全球金融治理的各項工作中。比如，2016年的杭州G20峰會中國發起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G20議題。同時提交了《G20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等重要文件，成為未來世界普惠金融發展的指引性文件。

當前，世界經濟緩慢復蘇，但仍增長乏力。美國加息政策充滿不確定性；受歐債危機之困和英國脫歐的影響，歐盟經濟增長緩慢，失業率高啟；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斷通過各種途徑，封閉市場，打擊其他國家貿易的進展，經濟全球化出現一定程度的倒退；新興經濟體和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出現了大幅度的下滑；國際投資與貿易低迷；資本國際流動加劇，高泡沫、高風險等風險在積聚；金融市場反復動蕩。面對新的挑戰、新的形勢，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更要積極參與完善改革全球金融治理，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提高世界經濟抗風險的能力；推動金融體制更有效的支撐實體經濟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助推世界經濟復蘇，為新一輪繁榮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優劣勢分析

第一，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說，中國金融機構在海外實現了大規模的擴張，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首先，銀行類金融機構，它是國家金融實力的基礎力量。根據《銀行家》排名，2008年中國有兩家銀行進入了世界前十大銀行之列，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銀行，分別排在第7和第9位。到了2015年，中國有4家銀行入圍，其中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排在前兩位。表明中國的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進行了國際大規模的擴張。其次，就世界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者金融投資機構來說，2015年，中國沒有一家金融機構能排在世界投資銀行的市值前20名。世界主要的投行、私人基金等都在美國，中國在這一方面處于弱勢，與美國差距很大。但在中國，由政府掌握的財富基金卻很強大，總規模排名世界第一，其中中司在世界財富基金中排名第三，這一點在金融投資方面是中國的優勢。最后，國際金融市場越來越重視信用評級機構的作用。信用評級機構掌握大量政府與公司的信用信息與專業知識，具有強大的金融影響力。而國際金融市場的信用評級幾乎全被美國的信用評級公司（標普、惠譽、穆迪）所壟斷，中國在這方面處于弱勢，基本沒有信用評級話語權。

第二，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首先，從資本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的融資方式一直是間接融資為主，資本市場雖有較快發展，但存在市場分割、市場制度不完善、開放程度較低的特點，在規模和發展程度上相較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來說發展不足處于劣勢。就債券市場規模而言，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國內債券市場規模雖然擴張了7倍，但2014年仍然只排名世界第七，不僅落后于日本、意大利、英國、法國和德國，而且只有美國的1/10。相對于債券市場規模，中國股票市場的規模成長更快，2014年中國股票總市值超過6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二大股票市場，但仍然只有美國股票市場規模的1/4。其次，中國的利率匯率改革雖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是利率市場化水平仍然較低，匯率市場化受其他因素的干擾影響比較大，仍需要有序穩步地推進。

第三，從人民幣地位的角度來說。自2008年以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不斷推進，至2014年12月，人民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貿易融資貨幣、第五大支付貨幣、第六大外匯交易貨幣。至2016年10月，世界已有101個國家使用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堅實的進展，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逐漸提高。但是也要看到，人民幣自由化使用程度不高，國際化水平不足，還沒有成為如美元、歐元等那樣的真正的國際貨幣，人民幣的進程還要持續不斷地努力。

三、中國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分析

（一）推動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實力

首先，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發揮好金融機構、自律組織、央行三道防線的作用，進一步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和調控機制。進一步提高金融機構的自主定價能力，讓利率根據市場的供求關系來自行認定，不斷健全利率市場化的形成機制；完善央行利率調控和傳導機制，疏通利率傳導渠道，提高央行引導和調控市場利率的有效性；針對非理性定價行為做好行業自律和監督管理。

其次，人民幣匯率改革進入新階段。今年以來，受到美聯儲加息、英國脫歐、法國恐怖襲擊、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事件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出現一些波動，但相比較于其他匯率波動較大的國際儲備貨幣，尤其是相較于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匯率還是比較穩定的。中國央行將進一步完善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最后，發展普惠金融。中國首次將發展普惠金融納入2016年G20杭州峰會中，中國一直高度重視發展普惠金融，尤其是數字普惠金融，而且取得了顯著成果。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今后要平衡創新與風險，構建法律和監管框架，發展基礎設施生態系統，普及金融基礎知識，促進客戶身份識別，檢測發展進程，以實際行動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

（二）推動G20逐步成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力量

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G20逐漸成為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進行開放性對話協商的重要機制，逐漸實現了全球金融治理從G7到G20的轉變，中國通過制度突變的方式解決了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問題。對中國來說，G20取代G7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G20是當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最能體現“中國智慧”的平臺，它也將在未來深刻影響全球經濟合作。中國能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爭取更大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從而使G20能夠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新變化。

2016年中國在杭州主辦G20第11次峰會，以“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主題，提出了“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觀，提出了“創新增長方式、強勁發展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更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包容聯動式發展”四大重點議題，對世界經濟的未來發展走向貢獻了中國智慧，相信必將會對世界經濟的發展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產生深遠巨大的影響。

（三）進一步推動SDR改革

2009年3月，央行行長周小川提出SDR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提供希望，首次，發出倡議改革SDR 以提升超國際貨幣地位。SDR改革包括貨幣職能和貨幣結構改革兩個方面。首先，改革的核心是提升其國際貨幣職能。SDR是記賬貨幣，發行量小，不能夠滿足世界經濟貿易對國際貨幣的定價、交易等需求。SDR只有具備定價功能，才能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更大作用，如果SDR 在匯率安排中起作用，就能成為貨幣匯率定價的基準，就能成為一種國際貨幣而被廣泛接受和使用。SDR的匯率波動幅度較低，其作為發展中國家貨幣的一種定價基準具有重要的價值，可以提議嘗試建立發展中國家以SDR為定價基準的匯率安排。比如可以選擇某個發展中國家，讓其從使用盯住一籃子貨幣改為盯住SDR，同時能獲得IMF提供的特定的融資支持。其次，SDR的貨幣結構完全由發達國家貨幣組成，不能代表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的總體現狀，為增強SDR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必須要增加貨幣籃子的幣種，尤其是經濟發展迅速的新興經濟體的貨幣。人民幣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加入SDR，即是對SDR改革的重大推進，這一歷史性事件將會加快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進程。

（四）加強與新興國家和周邊區域的國際金融合作

第一，強化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機制。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型經濟體的快速崛起，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心的轉移，全球金融治理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積極推進金磚國家金融合作，有助于拉動世界經濟復蘇增長，有利于提高金磚國家的金融地位，使之更有效地參與全球金融治理并推動其改革。首先，中國須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和增進自身貨幣在貿易中的使用，推動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制衡美元依賴。其次，有效發揮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應急儲備機制的作用，使金磚金融合作進入務實新階段。

第二，升級東亞金融合作機制。東亞與中國經濟上有著緊密的聯系，是中國發展的重要戰略環境，東亞金融合作自2008年以來逐步進入深化合作階段，但美元依賴和區內不發達的金融市場等因素仍然牽絆著東亞金融合作的步伐。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貿易保護主義不斷加劇的去全球化背景下，發展東亞金融合作對于促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拉動世界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從長期看，東亞金融合作，首先要加強區內金融風險識別的能力，提高風險防范管理，抵御域外風險沖擊。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管理，降低對區外貨幣的依賴。其次，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承擔著重要的國際責任，也有提升自身的話語權的迫切需求，中國有能力而且有必要在東亞金融合作新規則制定中發揮引領作用，從參與配合者轉變為領導塑造者。比如，中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亞投行的融資體系、人民幣國際化中的東亞貨幣合作等，推動東亞金融合作進入更深的層次。

第三，推動“上合組織”金融合作。“上合組織”大多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處于工業化進程，發展潛力巨大，合作前景廣闊。首先，需要大力推動成員國之間的貨幣互換，推動雙邊貨幣互換逐步多變化，有利于維護金融穩定和貨幣安全。其次，建立多框架下的區內貿易投資結算支付體系，滿足貨幣經濟合作的需求，嘗試建立上合組織區域債券市場。最后，加快建立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積極發揮上合組織銀聯體的作用，為成員國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拓展融資渠道，創新地使用PPP模式和適合本區域發展的其他融資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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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商業銀行投行業務增速放緩 投行業務收入“兩頭高、中間低”

2008年～2011年，受惠于貨幣政策放松和債券市場擴容，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普遍經歷了一輪“井噴式”增長。特別是2009年上半年，多家銀行的投行業務收入增幅高達100%以上。但進入2012年后，這一高速增長勢頭明顯受到抑制。

在明確披露投行業務收入的8家上市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招商銀行、中信銀行、北京銀行）中，2012年，除工商銀行、建設銀行、中信銀行和北京銀行仍保持了一定增長外，中國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和招商銀行的投行業務收入與2011年同期相比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此外，即便是實現了正增長的工商銀行、建設銀行和中信銀行，2012年投行業務收入增速也顯著的弱于2011年。進一步分析，2012年一季度各行投行業務收入起點較高，但二、三季度急劇收縮，直到四季度才逐步企穩回升，呈現出“兩頭高、中間低”的態勢。

另外8家上市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深圳發展銀行、南京銀行、寧波銀行）盡管未直接披露投行業務收入數據，但類似情形從其手續費及傭金收入構成中依然可見一斑：2012年，除興業銀行（同比增長74.4%）、光大銀行（同比增長10.4%）和深圳發展銀行（2012年并入平安銀行）外，其余5家銀行的咨詢顧問類收入均不同程度低于2011年。其中，民生銀行、浦發銀行、華夏銀行及寧波銀行分別負增長52.1%、32.2%、27.9%和27.8%。

債務融資工具承銷規模持續擴張

債務融資工具承銷和財務顧問是當前我國商業銀行投行業務收入的兩個主要來源。2012年，在財務顧問業務相對萎縮的同時，多家銀行的債務融資工具承銷規模都維持了較快增長。其中，中信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民生銀行、北京銀行和南京銀行的增幅高達80%以上，尤為引人矚目。

2012年，商業銀行債務融資工具承銷業務熱度不減，究其原因，一是在銀行信貸長期緊張和貸款基準利率高于發債成本的情況下，一些企業紛紛“棄貸選債”，導致“債熱貸冷”現象出現；二是近年來債券審批逐步放寬，債券品種不斷增加，激發了企業發債的熱情；三是非公開定向債務融資工具（PPN）和以私募方式發行的ABN等新型債務融資工具突破了“發債規模不得超過凈資產40%”這一政策限制，因而深受企業追捧。

投行業務進入“結構金融”時代

就狹義理解，結構化融資是指通過出售基礎資產的未來現金流來籌集資金的融資機制。在國外，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結構金融已成為繼間接金融、直接金融之后的“第三類金融模式”。

2012年，我國商業銀行的結構化融資業務發展迅猛。一方面，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和財政部5月份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有關事項的通知》后，商業銀行重新啟動了沉寂了四年的信貸資產證券化試點，如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都發行了首單資產證券化項目。另一方面，根據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8月份的《銀行間債券市場非金融企業資產支持票據指引》，工商銀行、浦發銀行和中信銀行承銷發行了首批以基礎資產的穩定現金流作為還款支持的新型債務融資工具——資產支持票據（ABN）。

大型商業銀行業務相對全面，中小銀行仍顯單一

就業務品種來看，大型商業銀行不僅投行業務收入規模遙遙領先，并且其業務收入來源也相對更為全面、均衡。例如，在財務顧問方面，2012年，大型銀行除繼續發展企業常年財務顧問業務外，還積極拓展了與企業股權融資、并購重組等相關的高端財務顧問業務；在股權融資及相關顧問業務方面，大型銀行能充分利用與境外控股投行子公司的業務協同關系，收取企業赴境外上市的手續費和傭金；在結構化融資方面，2012年，以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為代表的大型銀行率先試點了信貸資產證券化業務。

相比之下，中小銀行，特別是城商行的投行業務品種仍較為單一，主要局限于債券承銷、企業常年財務顧問等傳統領域。

內外因素交織，投行業務發展步入調整期 外部環境變化顯著

宏觀經濟低迷，部分企業投融資意愿不振。2012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國內GDP同比增速連續下滑，分別為8.1%、7.6%、7.4%，到四季度才反彈至7.9%。宏觀經濟低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部分實體經濟的增長預期和投融資意愿。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統計，2012年一季度至四季度，我國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為123、121.2和116.5和120.4。

從大中型企業層面來看，一方面，部分行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呈下降態勢。其中，兩類行業追加投資的意愿尤其疲弱：一是外向型程度較高的消費品制造業，如紡織服裝、化纖等行業因受外需沖擊，投資增速大幅下滑；二是提供大宗原材料或者中間投資品的行業，如鋼鐵和有色金屬由于前期產能擴張較快，且庫存水平較高，企業投資意愿不強，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較低。另一方面，企業的外部并購活動也有所收縮。據普華永道《2012年中國企業并購回顧與2013年前瞻》報告統計，2012年，國內的企業并購交易活動降至5年以來的新低，其中，并購交易量下降26%，交易金額下降9%，降幅甚至比2009年全球經濟衰退時期還要嚴重。

從小微企業層面來看，類似情況同樣存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和阿里巴巴針對長三角地區小微企業融資意愿的聯合調查《長三角小微企業經營與融資現狀調研報告》表明，2012年以來，面對利潤下滑、訂單減少的現狀，企業開工率嚴重不足，生產再投入及融資意愿較為低落。企業投融資意愿不足將直接影響到商業銀行的相關投行業務，如并購貸款、銀團貸款、并購重組財務顧問、投融資顧問、中小企業集合債等業務的發展都受到了制約。

監管更趨嚴格，財務顧問業務急劇收縮。近年來，在利率市場化改革和行業競爭的雙重壓力下，一些銀行從業人員為保業績，在銀行貸款利率降低的同時，以收取“財務顧問費”、“綜合服務費”等形式將壓力轉嫁給了客戶。

針對這一現象，2012年2月，銀監會了“關于整治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規范經營的通知”（即“七不準”），其中，“不得以貸收費”和“不得借貸搭售”直接指向商業銀行投行業務中的財務顧問業務。4月，國家發改委、銀監會等多部門聯手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亂收費”大檢查。5月28日，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局在《中國紀檢監察報》上刊登《商業銀行亂收費問題探析》一文，明確列舉了商業銀行的各種“亂收費”現象，部分投行業務也赫然在列。

對當前部分商業銀行的“亂收費”行為進行清理整頓無疑有其必要性：這既切實維護了客戶權益，也有助于規范行業秩序，創造良性同業競爭氛圍。然而，由于操作細則不明，不少銀行因擔心被查，對于一些正當的財務顧問類投行業務也干脆采取了避而遠之的消極對策，由此進一步加劇了2012年，特別是二三季度財務顧問業務的萎縮。

上市閘門收緊，股權融資及相關顧問業務受阻。2011年11月以來，證監會開始嚴控上市閘門，申報審核、發行批文雙雙收緊。2012年全年，滬深兩市主板、中小企業板和創辦板首次公開發行（IPO）合計僅有155宗，融資金額1083億元，相比2011年的282宗及2861億元分別下降了45%及62%。

與此同時，企業上市難這一預期也影響了商業銀行相關投行業務，如企業上市財務顧問、上市前過橋融資、上市保薦（通過境外控股子公司）、上市收款清算、市值管理財務顧問、上市公司再融資財務顧問等配套業務的發展都因IPO“堰塞湖”連鎖反應而面臨困境。

內部經營遭遇發展瓶頸

基數急劇擴張，投行業務大幅增長潛力有限。近年來，各銀行的投行業務都呈現出蓬勃發展勢頭。但在內部環境和外部需求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其增速必然呈邊際遞減，這是符合經濟學一般規律的。當基數擴張到一定階段后，要繼續保持投行業務收入大幅躍升已變得越來越困難。此時，銀行及其投行部門必須對原有的盈利模式、經營理念、業務組合、組織架構等進行重新調整，以拓展新的投行業務增長空間。

金融自主創新不足，投行業務產品線不夠豐富。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在開展投行業務時自主創新能力和動力不足，多以吸納和移植為主，即通過簡單模仿同業的產品或服務進行“研發”。由此帶來的后果是，投行業務不僅產品種類相對匱乏，無法滿足客戶的多樣化需求；且同質化傾向嚴重，各行在產品的研發設計、客戶定位、營銷渠道和盈利模式等方面均大同小異，難以形成進取向上的良性競爭態勢。

目前，多數商業銀行的投行業務收入仍主要依賴于債務融資工具承銷和常年財務顧問等傳統業務；而IPO及再融資配套服務、并購重組、信貸資產證券化、綠色金融、結構化銀團、高端財務顧問等新興業務還處于發展初期，尚未形成規模。這種脆弱的業務結構意味著，一旦外部環境稍有風吹草動，銀行投行業務收入就將出現較大波動。

人才隊伍建設和績效考核機制仍顯滯后。隨著投行業務的急劇擴張，部分商業銀行專業人才儲備不足和績效考核機制滯后的問題逐漸暴露。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沒有真正意識到投行業務對于商業銀行實現戰略轉型的重要意義，或未能理順新興投行文化與傳統商業文化之間的矛盾所致。

在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方面，部分銀行的基層分行至今尚未配備專職從事投行業務的人員，仍由從事公司業務或其他業務的人員兼任，無法開展真正的投行增值業務，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個性化服務。

在績效考核機制方面，一些銀行未能妥善處理總行投行部與分支行之間的“條”、“塊”關系，在業績分配問題上存在利益沖突，而一度引人矚目的事業部制改革也出現倒退趨勢；此外，總行發放的投行業務績效獎勵也經常被分支行挪作單位統籌基金，無法到達具體的項目經辦人手中，相關人員工作積極性受挫，不愿意從事創新性、長期限和高收益的投行項目，由此也制約了投行業務發展。

風險防控面臨多重挑戰。投行業務屬于典型的輕資本業務，無需占用或較少占用商業銀行的資本，因而風險系數相對較低；但這并不意味著開展投行業務時不需要防控風險。第一，商業銀行在開展投行業務時，需要提高風險意識與風險識別能力，特別是在缺乏可用或沒有匹配授信額度的情況下，應有效控制項目潛在的信用風險，盡量避免墊資風險或債券包銷風險發生。第二，投行業務的操作與風控流程也有待進一步完善，應通過合理的設計，從流程和制度上保證前、中、后臺分離，監管全流程覆蓋，從而實現整體風險可控。第三，商業銀行開展的投行業務中，有些業務盡管不存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但如果未能給客戶帶來預期收益，甚至帶來損失，也有可能對銀行的整體聲譽造成負面影響。目前，各家商業銀行在開展投行業務時，或多或少都存在上述風險隱患。

驅動商業銀行投行業務發展的長期利好因素

商業銀行發展投行業務具備天然優勢。與其他金融機構相比，商業銀行在經營投行業務方面具備了諸多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是商業銀行長期建立的信譽優勢有助于其順利介入新業務和新市場；二是發展投資銀行業務需要有強大的資金來源作為保障，而商業銀行恰恰在這方面擁有充足實力；三是在微觀信息資源方面，商業銀行擁有遍布城鄉的機構網絡以及龐大的客戶群體，可以獲得大量第一手資料；四是在宏觀信息資源方面，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必須及時了解經濟金融信息和政策動向，而我國一些大型商業銀行在這方面也擁有廣泛的人脈和較強的政策研究能力。

行業秩序規范有利于投行業務持續健康發展。近年來，在外部監管的不斷推動下，商業銀行投行業務的發展從無序走向有序，逐漸趨于理性和成熟。2012年銀監會出臺“七不準”整頓財務顧問業務后，各銀行紛紛開展自查行動，并提出了實質性財務顧問業務認定標準。此外，2012年財政部等四部委還下發了《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直接指向與地方融資平臺相關的投行業務；2013年3月，銀監會進一步公布了《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對于商業銀行理財資金直接或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資產交易平臺等間接投資于“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業務做出規模限定，并要求資金和投向一一對應、充分披露資產狀況，其監管范圍同樣覆蓋到了投行類理財業務。

短期來看，對于商業銀行投行業務收入的確可能帶來一定沖擊；但從長期來看，規范行業秩序不僅有助于減少同業間的惡性競爭，更有助于降低銀行自身乃至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系統性風險，從而有利于商業銀行投行業務長遠發展。例如，2012年的“七不準”雖然叫停了虛假性財務顧問業務，卻為各銀行認真反思，推出實質性財務顧問業務創造了契機，由此也重新贏得了客戶的信任，多家銀行因此在下半年實現了投行業務收入的大幅回升。

債券市場還將進一步擴容。2012年9月公布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提出，我國將積極推動金融市場協調發展，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特別是將穩步擴大債券市場規模，以更好地為實體經濟發展服務。《規劃》要求，“十二五”期末我國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將提高至15%以上。對于企業，特別是對于長期受“融資難”困擾的民營企業而言，加大債券發行無疑將提供更多的融資便利。中國銀行間市場交易商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共有359家民營企業通過交易商協會注冊發行債券，較2011年增加近70%，募集資金1855億元；但在全部注冊發行的2.6萬億元各類債券中，占比僅為7%。這顯然與民營經濟總量占中國經濟半壁江山的體量極不相稱。隨著債券市場的進一步擴容，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轉向直接融資，從而加速債券承銷及相關投行業務的發展。

從國際經驗看，國內銀行非利息收入增長還有巨大空間。長期以來，我國商業銀行的營業收入主要來源于存貸利差，非利息收入比重較低。近年來，隨著投行業務、私人理財等業務的蓬勃發展，這一比重有所提升，但多數銀行仍停留在10%～20%左右，相對于國際先進銀行，特別是美國大型商業銀行非利息收入占比高達80%～90%的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因此，大力發展包括投行業務在內的中間業務，提升非利息收入比重將是我國商業銀行今后發展的方向。

不過，要實現上述愿景，商業銀行必須加快結構轉型，對現有投行業務從戰略目標、業務組合、經營模式、風險控制等方面進行系統性改進，并將投行業務轉型融入到整個銀行的戰略轉型過程中去，從而全面提升商業銀行的競爭力。

2013年投行業務將在規范中實現恢復性增長

縱觀商業銀行投行業務的發展趨勢不難發現，該業務與宏觀經濟運行情況、金融市場發展態勢、監管政策的動向等都有著密切關聯。預計2013年商業銀行投行業務將表現出如下特征：

多數銀行將實現恢復性增長，但難現以往高速增長勢頭。2013年一季度，多家銀行的投行業務紛紛迎來“開門紅”，其中，債券承銷業務表現尤為搶眼。與2012年同期相比，無論是在承銷只數還是在募集資金規模方面，均有顯著增長。

不過，2013年國內宏觀經濟前景仍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盡管截至2013年3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已連續六個月高于榮枯線，但一季度GDP同比增幅僅為7.7%，弱于市場預期，表明經濟復蘇基礎還不穩固。此外，在經歷2012年的一系列清理整頓后，2013年監管部門還將進一步整頓影子銀行、地方融資平臺、信托業和理財產品等與投行業務相關領域。在外部監管壓力始終存在的情況下，深刻反思以往盲目擴張和片面追求數量、不重質量的投行業務發展路徑，將是各銀行繞不過去的一道坎。這也決定了商業銀行，特別是大型商業銀行和多數股份制銀行在2013年不太可能復制過去動輒翻番的超高增速。當然，部分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由于原來基數本就偏低，短期內投行業務規模和收入保持較高增速仍有可能。

業務結構將向債務融資和新興投行業務傾斜。在財務顧問業務發展趨于謹慎和IPO業務依舊充滿不確定的情況下，投行業務種類間將呈現“此消彼長”的格局。2013年，各銀行將繼續圍繞債務融資工具的承銷份額展開激烈競爭，承銷對象也將由短融、中票、企業債、公司債等傳統債券品種向金融機構債券、地方政府債券、PPN和ABN等領域全面延伸。此外，過橋融資、并購融資、高端財務顧問、投行類理財、信貸資產證券化及信貸資產交易等業務的比重也將明顯上升，同時還將與信托、券商資管、保險資管、第三方理財機構等同業機構建立多層次合作交流平臺，從而大大豐富投行業務產品線。

服務策略將從提供單一產品向提供一攬子解決方案轉變。國外銀行業發展的經驗表明，善于發掘客戶價值是銀行永續競爭力的源泉。加強與客戶的溝通，深入分析客戶對象的個性化需求，為其量身定制一站式、一攬子的投行綜合解決方案，不僅可以為客戶創造更大價值，同時也可借此整合銀行的投行業務資源，開拓全方位的投行業務增收渠道。事實上，過去幾年，不少市場領先的銀行已開始意識到了這一點，提供了諸如“中小企業一站式上市服務”等業務，但這顯然還不足以完全滿足不同類型客戶的融資或理財需求。預計2013年將有更多銀行朝著這一方向努力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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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支持 新興產業 轉型發展

郴州市作為一個資源大市，要把資源優勢轉變為產業優勢，就必然要選擇走新型工業化的道路，并著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技術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能否有效打破技術瓶頸和資金瓶頸成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關鍵。本文就如何打破資金瓶頸的束縛，支持郴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進行了初步探討。

一、金融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要因地制宜突出重點

郴州金融支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既要圍繞國家確定的發展方向，又要結合本地的資源稟賦、產業基礎和長遠發展需要，確定自己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重點。基于郴州擁有的以下五大優勢，金融可以突出以有色金屬和非金屬新材料產業為主，電子信息、先進裝備制造、生物醫藥、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等產業為輔的重點支持方向。

（一）資源稟賦優勢

郴州礦產資源豐富，被稱為“中國有色金屬之鄉”，有色金屬儲量占湖南省總儲量的三分之二。其中鉍礦儲量32.2萬噸，占全國已探明儲量的63％，占世界已探明儲量的42％，居世界第一位，超純鉍用在核反應堆冷卻劑、高性能陶瓷和半導體；鎢礦儲量154.6萬噸，居全國第一，鎢高端的合金材料廣泛用于航天軍工及核技術領域；鉬礦儲量17.33萬噸，位居全國第二，鉬主要用于制造高端鋼材，還用在核電反應堆、太陽能電池、半導體材料等方面。石墨儲量1620萬噸，占全國的72.56%，是亞洲最大的微晶石墨產地，石墨是鋰電池負極材料、石墨烯半導體、碳纖維等新材料的重要原材料；錫礦儲量69.6萬噸，占全省的59.2%，居全國第三位，其高純錫、納米銦錫復合氧化物、錫基合金等材料廣泛應用在高端裝備和航空航天等方面。鉛鋅儲量分別為101.98萬噸和107.54萬噸，位居全國第三和第四，產能分別達到了70萬噸和15萬噸。這些資源都是國家戰略性資源，也是許多新材料產品重要的原材料，豐富的資源稟賦力推新材料產業發展，確立有色金屬和非金屬新材料產業作為郴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主攻方向是科學合理的必然選擇。

（二）產業相對優勢

不斷完備的產業優勢為新材料產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從郴州市工業的整體情況看：2010年規模工業總產值達1432億元，其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完成總產值432.7億元，占比30%；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480.35億元，其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增加值121.97億元，占比25.39%。從高新技術產業的情況看：2010年高新技術企業實現總產值268.5億元，增加值78.4億元，銷售收入260.2億元，完成利稅額28.7億元，完成投資8.16億元；其中新材料領域實現產值207.6億元，占比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77.32％；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完成高新總產值134.8億元，占比高新技術企業總產值50.21％，為全市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支柱之一。

（三）技術領先優勢

近幾年郴州加大研發力度，2010年全市高新技術企業研發經費支出7.3億元，是2005年的17.8倍，年均增長77.8%，其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研發經費支出3.8億元，占全部高新技術企業研發經費的52.3%。2006-2010年，郴州取得各類科技成果640項，專利申請3063件，專利授權1430件。 “十一五”末期，全市建立省級工程技術研發中心2家、企業技術中心3家、市級研發中心31家，高新技術企業科技活動人員達到2255人，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508人，占22.5%，比2005年提高7.5個百分點。

（四）區位比較優勢

區域經濟一體化將為新材料產業發展創造新的條件。郴州市毗鄰粵港澳，是湖南的南大門，區位優勢明顯。區內交通發達，武廣高速鐵路、京廣鐵路、京珠高速、廈蓉高速、106和107國道貫穿其中，都將對郴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產生積極影響。郴州位于“珠三角”向“泛珠三角”擴散的過渡區域，處于重要的交通樞紐位置，是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匯集點。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明顯加快，將有利于促進技術、資本、人才等要素向郴州聚集，從而為郴州新材料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

（五）政策扶持優勢

政策扶持為新材料產業發展提供新的動力。2007年4月，郴州市被國家商務部授予首批“全國加工貿易產業梯度轉移重點承接地”。2009年湖南省委、省政府將郴州市列為“先行先試”政策試點城市，正式下發了《關于支持郴州市承接產業轉移先行先試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在土地、財政體制、金融服務、交通建設、物流發展、項目審批、園區建設、招商引資等方面給予34條“先行先試”政策。良好的政策環境將加快沿海產業梯度轉移速度，為郴州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金融支持郴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現狀及有益探索

（一）明確支持新興產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已經成為郴州金融機構重點支持的產業。2010年12月末，銀行類金融機構對該市戰略性新興產業信貸余額為51.68億元，占全市貸款總余額的13.79%；到2011年6月末，郴州市戰略性新興產業信貸余額達84.4億元，比去年年底增加32.72億元，增長63.3%，占全市貸款總余額也上升到19.46%。

（二）重點扶持龍頭企業

據對全市戰略性新興產業調查顯示，銀行類金融機構的信貸投放主要集中在新材料產業的龍頭企業。2010年貸款余額前十位企業的總余額達46.46億元，占全部新興產業貸款余額的89.8%，新材料產業貸款余額46.26億元，占比89.5%；2011年上半年貸款余額前十位企業的貸款余額達72.03億元，占全部新興產業貸款余額的85.3%，新材料產業貸款余額76.21億元，占比90.3%。

（三）不斷完善金融服務

郴州市近幾年大力推行“金融先行”的發展戰略，積極引入各類金融機構，加快對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改革，金融體系日趨完善。新入駐郴州的浦發銀行、光大銀行、交通銀行三家股份制銀行成為郴州市存貸款業務增長的亮點，截至2011年6月底，這三家股份制銀行新增存款19.06億元，占全市新增存款的17.3%，新增貸款19.61億元，占全市新增貸款的31.8%。兩家村鎮銀行也已開業，全市有8家小額貸款公司，各類擔保公司9個。

（四）努力拓寬融資渠道

隨著新興產業的龍頭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期，郴州加快了企業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步伐，股權融資也成為這些企業重要的融資手段。據郴州股權融資情況調查發現，私募股權基金為該市重點企業提供了11.3億元的融資額度，其中融資規模過億的有四家企業，引入了包括達晨創投和湖南高創投在內的多家股權投資基金作為戰略投資者參與了4家龍頭企業股份制改造工作。

（五）大力創新金融產品

今年該市金融機構首次對新興產業發放并購貸款，由農業銀行和浦發銀行分別貸款3億元和7億元共計10億元給新組建的南方石墨有限公司，用于該市石墨礦產資源的整合，為精深加工新材料產業的發展提供資金保障。2010年累計發放創新型有色金屬質押貸款4.12億元，較好的支持了有色金屬產業發展。此外，銀行機構還為企業開展了除傳統的貸款和票據貼現外的貿易融資、信用證、保函、承兌匯票等業務。

三、金融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跨越發展面臨的困難

（一）產業轉型面臨的瓶頸

1．產業集群效應不明顯，貸款缺乏新增長點。郴州市在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產業形成了一定的產業集群，但由于產業集聚度不高，造成產業鏈不長，從事有色金屬精深加工的企業很少，研發力量和投入不夠，精深加工新產品不多，貸款缺乏新增長點，貸款還是主要集中在采選企業和初級冶煉企業。以鎢產業為例，雖然郴州鎢儲量和開采量都是全國第一，有26家采選企業，但缺少像廈門鎢業這樣能打通上下游產業鏈的大型綜合性高新材料企業。2009年郴州生產鎢精礦14700噸、仲鎢酸銨1774噸，而廈門鎢業一家企業的鎢精礦產量達到5000噸、仲鎢酸銨達到12000噸。

2．龍頭企業帶動效應不夠，貸款吸附能力差。郴州有色金屬和非金屬企業還處于“多而不大”的格局中，產值過百億的大型龍頭企業還沒有，企業貸款吸附能力不足。全市規模以上采礦及冶煉企業近700 家，其中規模最大的30家企業總產值108.11億元，只相當于株冶集團2010年營業收入125.35億的86.2%；2010年郴州采礦和制造業貸款余額54.77億元，而株冶集團一家企業貸款余額達到了34.11億元，相當于郴州62.28%。

3．企業自身素質不高，受綠色信貸制約多。郴州有色金屬及非金屬企業以民營企業為主，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建設比較緩慢，大多依賴于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存在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不規范、財務不透明等弊病，導致在銀行信貸評級中企業得分不高，授信額度不大。加之企業大部份屬于“兩高一資”產業，有悖于銀行“綠色信貸”政策的要求，在“環保一票否決”新的信貸審批體制下貸款約束力進一步加強。同時由于“兩高一資”產業在歷史上也是不良貸款比較集中的行業，銀行有“怕貸”情結，嚴重影響了銀行和企業的互動。2005年以來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剝離的不良貸款中“兩高一資”產業占比達到23.26％。

（二）金融支持中存在的問題

1．融資渠道狹窄，過度依賴銀行信貸資金。目前郴州市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融資來源渠道比較窄，據對10家龍頭企業2010年到2011年融資情況調查發現，企業外部融資中銀行信貸占比86％，通過股權融資等其他渠道融資占比14％。目前為止，郴州市尚無一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通過股票上市在境內外融資，也沒有一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企業發行過企業債券融資。

2．信貸產品創新不夠，難以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需要。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新起點、新技術、新市場，這就需要金融機構能夠提供更多的中長期貸款和類似以知識產權為質押的信貸產品，而目前銀行的信貸產品都集中在短期貸款，抵押物也只認可便于估值和變現的有形資產，郴州尚無一例以知識產權為抵押品的貸款。

3．風險補償機制還不健全。戰略性新興產業比傳統產業有更高的成長性和風險性，金融機構給新興產業發放貸款也將面臨更大的風險。這需要相關的職能部門能夠對這類貸款進行適當的風險補貼和補償，但目前對新興產業貸款貼息政策很少，監管機構對新興產業貸款的撥備覆蓋率也沒有差別政策。

4．企業信用征信體系還不完善。目前雖然各地人民銀行建立了企業征信系統，但由于很多中小企業運作不透明，財務報表不規范，導致系統無法準確、全面的收集企業數據。郴州市貸款信息納入到征信系統的只有1246戶企業。沒有征信記錄的中小企業，銀行難以做出是否貸款的判斷。

四、破解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資金瓶頸的政策建議

（一）多元化的制度保障體系

加快財政、金融、監管等相關政策的相互配套，搞好頂層制度設計。

一是地方財政出資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風險基金，為商業銀行因發放新興產業貸款而形成的不良貸款提供一定比例的風險補償。二是實行單獨的貸款額度管理的貨幣政策，仿照2008年央行曾對中小企業貸款給予額外的5%新增貸款規模優惠的形式，在各個商業銀行貸款總規模外，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單獨新增一個貸款額度，或者規定不占貸款額度，使信貸能夠成為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有力工具。三是對新興產業適當放松監管標準，建立正向激勵機制。可以仿照用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支持“三農”和縣域經濟發展方式，對向戰略性新興產業信貸投放多的商業銀行實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

（二）多方位的產業引導體系

一是傳統優勢產業加快轉型升級。加大傳統優勢產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轉型升級的引導力度，加速礦產資源整合，優化產業布局，鼓勵采選冶煉企業向精深加工發展。二是引入產業鏈完整的巨頭企業，依托礦產資源優勢引入國內外新興產業的巨頭企業，要讓郴州成為這些企業的資源基地，更要成為高端產品的制造基地和技術創新研發基地，把郴州打造成為我國重要的有色金屬和非金屬新材料基地。三是圍繞園區經濟打造新興產業集群，形成大中小企業相互依存、專業協作的格局。

（三）多層次的金融機構服務體系

建立與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同發展階段相適應的多層次的金融機構服務體系。一是組建專門服務于新興產業的政策性銀行；二是商業銀行內設新興產業信貸中心；三是加快發展小額貸款公司；四是做大做強融資擔保公司；五是增設本地信托投資公司，形成一個由信托、擔保公司、銀行等多個市場主體參與的新興產業融資平臺。六是積極完善金融中介服務體系。建立對知識產權的評估體系，建立郴州地區的股權交易托管中心，盡快完善人民銀行的企業征信系統，為商業銀行和新興產業的企業提供一個信息交流的平臺，減少雙方信息不對稱問題。

（四）多渠道的融資體系

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大力發展直接容融資與間接融資相結合，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相連接的多渠道融資體系。一是貨幣市場融資。鼓勵本地龍頭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 嘗試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為新興產業中的優質企業發行集合票據。二是資本市場融資，對于符合戰略性新興產業標準的龍頭企業，鼓勵其通過上市融資和發行企業債券通過債券市場直接融資。三是民間資本融資，鼓勵發展各類基金。設立本土創業投資引導基金與產業投資基金，鼓勵民間資本組建私募股權基金。

（五）多樣化的金融產品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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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Green Finance），又稱可持續金融（Sustainable Finance）、環境金融（Environmental Finance），是指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與傳統金融相比，綠色金融更加突出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利益，追求金融活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和共同發展，最終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與當下的綠色發展理念相吻合，因此受到金融機構的關注。

綠色金融的實踐最早起源于銀行業。上世紀70年代德國銀行業在信貸業務方面開始出現“綠色信貸”。1974年，聯邦德國成立了生態銀行，這是世界上第一家政策性的環保銀行，專門負責為一般銀行不愿接受的環境項目提供優惠貸款。在上世紀90年代，綠色金融開始在歐美國家興起。2002年10月，世界銀行下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知名商業銀行會議上，提出了一項企業貸款準則。這項準則要求金融機構在向一個項目投資時，要對該項目可能對環境和社會產生的影響進行綜合評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桿促進該項目在環境保護以及周圍社會和諧發展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會后，由荷蘭銀行、巴克萊銀行、西德意志州立銀行和花旗銀行在此基礎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針對項目融資中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指南，這就是赤道原則。目前，全球已有72個金融機構宣布接受赤道原則。赤道原則已經成為綠色金融在銀行業的應用中的基本原則。

目前，根據國內外的發展情況，綠色金融其實施模式主要包括四類：一是綠色信貸。這一模式應用最早、也最廣泛。金融機構對建設高能效設施，研發節能技術，生產治污設施，研發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設備，開發新能源，從事生態農業和生態保護的機構提供低息優惠的貸款服務；相對地，對污染較為嚴重的企業實行限制貸款額度，提高貸款利率的懲罰性措施。二是綠色證券。例如，環保產業指數產品、碳金融產品等。這一模式目前規模較小，但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市場前景廣闊。三是綠色保險，即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它以企業發生污染事故時依法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為標的，是國際上普遍采用的制度。四是綠色風險投資。是將資金投向風險較高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的企業和技術研發，以期獲得較高風險回報的投資行為。

二、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近幾年，我國在綠色金融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及指導意見，特別是在十八屆五中全會、G20峰會的推動下，全國各地均在積極推進綠色金融。綠色信貸方面，2007年7月原國家環保總局（現為環保部）、銀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緊接著浙江、江蘇等20多個省市的金融機構與環保部門聯合出臺了綠色信貸的實施方案細則。綠色證券方面，2008年2月22日國家環保總局出臺了《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環境保護監督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重污染行業如鋼鐵、火電等企業必須通過環保部的核查，才能進行首次公開募股（IPO）和再融資，否則證監會將不予受理。這樣，這些“兩高一剩”（高污染、高能耗、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將無法通過上市進行直接融資。2008年，我國首家綜合碳排放權交易所――天津碳排放權交易所成立。2011年11月起，全國有七個省市陸續開始了碳排放權交易試點。綠色保險方面，2007年12月4日環保總局出臺了《關于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指導意見》，以防范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破壞生態和污染環境的問題。此后，多家保?U企業相繼推出環境污染責任險，截至2013年全國已有2000余家企業投保，承保金額約200億元。一些省份也出臺了相應措施，探索建立環境責任保護制度。如山西、內蒙古等資源型省份鼓勵商業保險機構開展環境責任保險業務，將本地區的重點污染企業納入保險體系。

山西省是能源資源大省。根據國家統計局2015年的數據顯示，山西省的煤炭儲量占到全國煤炭儲量的37.75%，位居首位，鋁土礦儲量排名第三，鐵礦儲量排名第五，還有多種有色金屬和非金屬礦產的儲量也很豐富。煤炭及煤化工產業和冶金產業成為山西經濟的支柱產業。山西的焦炭年產量為8039.88萬噸，位居全國首位，生鐵和粗鋼產量都位列全國第五，鋼材產量全國第七。2014年，山西省煤炭消費量為37587.43萬噸，僅次于山東省。相伴而來的是高能耗、高污染，霧霾天氣頻發、生態植被脆弱等問題。近年來，山西省把綠色發展理念擺在突出位置，加快去產能，調結構，促轉型，采取了政府干預、金融助推、社會監督的辦法，多管齊下，強力治污，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對糾正“唯GDP”式的粗放型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光靠政府干預事后處罰不是長久而有效的手段。綠色金融既能撬動社會資本，又能變事后處罰為事前預防、事中監督，既可推動企業履行主體責任和社會責任，也可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目前，山西的綠色金融工作主要集中在綠色信貸業務方面。各家商業銀行在山西的綠色信貸業務支持了包括太鋼集團和潞安集團在內的一批企業的節能降耗項目，解決了項目融資問題，保證了資金供應。保險方面，自2011年山西省推行環境污染責任險以來，截至2012年7月，共有來自煤炭、化工、鋼鐵、電力等多個行業的68家企業投保。2016年10月，山西省金融辦、人民銀行太原中心支行等七個單位聯合印發了《關于推動山西綠色金融發展的指導意見》，從信貸、擔保、保險、債券等多領域提出九項重點任務，不僅為山西省綠色金融的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山西省環境保護和治理能力提供了助力。

總體來說，我國的綠色金融在各方面已經開始起步，有了良好的開端，但發展仍較為緩慢。特別是山西發展綠色金融時間更短，以綠色金融推動經濟轉型，加快綠色發展，還存在一些亟待完善和解決的問題。

三、綠色金融發展存在的問題

第一，法規政策體系不健全。由于綠色金融在我國發展時間也較短，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都沒有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和相關政策。雖然國家各部委出臺了多項指導意見，但這些意見仍未上升到法律層面，約束力較弱。山西省也僅有2016年出臺的指導意見，并未出臺具體的、可操作性強的規劃。目前，推行綠色金融，主要缺少規定綠色金融各方參與者其權利、義務、責任的法律法規，以及有關綠色金融如何實施和監管的政策規章。缺乏相關標準，綠色金融自然無法順利開展。另一方面，政府的配套政策存在不足。許多政策的可操作性較差，無法滿足實踐發展的需要。比如，企業在進行降低能耗轉型發展的過程中，會因為經營模式的改變，經營成本大幅上升，影響企業利潤。此時，政府的財政補貼、稅收優惠和金融支持等政策不能跟進，影響了企業實踐綠色金融的積極性。

第二，綠色金融規模小，形式單一。盡管國家在2012年就已經了《綠色信貸指引》，但大多數銀行綠色信貸總額占總資產的比例仍低于2%，即便是最先實行赤道原則的興業銀行，這個數字也只達到3.46%。目前，山西的綠色金融主要集中在綠色信貸和綠色保險方面，其他方面是空白。而且，現有的融資產品主要面向企業，面向家庭和個人的產品少之又少，這也限制了綠色金融對普通民眾的影響力。不管是政府相關部門還是金融機構，往往將發展綠色金融等同于發展綠色信貸，或是減少“兩高一剩”企業的貸款額度，很少關注綠色證券等方面的發展和創新。這也是造成綠色金融市場規模較小的原因之一。

第三，征信機制不完善，導致綠色信貸業務風險較高。即使是綠色金融體系中規模相對較大的綠色信貸，在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著比一般貸款更高的風險。央行《企業基本信用報告》中關于環保的信息較少，而金融機構自身又無法對不屬于國家監管范圍的企業進行環保方面的調查，很難獲取相關的信息，再加上這類企業數量龐大，銀行在擴大綠色信貸規模的過程中就要面對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承擔較大的風險。這就是銀行不愿開展綠色信貸的客觀原因。

第四，缺乏專業人員。開展綠色金融，需要同時具備環保和金融知識的專業人員。比如，對于企業提出的綠色信貸申請，需要有專門的人員對企業進行實地考察，做出環境風險評估，還要有人員來負責各項審查工作。就目前情況來看，山西的金融機構缺少這樣的專業人員，不利于綠色金融的發展。

四、促進綠色金融發展的建議

《十報告》中指出，要“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十八屆五中全會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了“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的觀點。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必由之路。綠色金融作為助推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特別是山西這樣的煤炭能源大省，大力推進勢在必行。

（一）加快完善法規政策體系

首先，從制度上保證綠色金融的良好發展。有關部門應該加快制訂有關綠色金融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強的法律法規，完善從綠色金融基本法律到綠色金融業務實施制度和監管制度等一系列法律組成的綠色金融法律制度體系。

其次，從政策方面給予充分支持。政府有關部門應該以可持續發展原則為出發點，制定一系列與綠色金融相配套的政策，包括財政補貼、稅收減免、信用擔保等。可以適當調整現有的節能減排補貼政策，將現金補貼改為綠色信貸貼息，或者可以與綠色證券相結合，將補貼改為減排額度，以此為標的開發衍生金融工具。這樣可以為企業帶來更多經濟利益，提高企業實踐綠色金融的積極性。

第三，加強綠色金融監管。在發展綠色金融的同時也應該注意保證其健康良好的發展。綠色金融在實施過程中的主要問題是監管不足。金融監管部門應該加大現有監管政策的執行力度，制定更加完善的環保信息征信制度和綠色金融監管制度，降低綠色金融的風險，提高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的積極性。

（二）在原有基礎上大力發展綠色信貸

目前，銀行等金融機構對綠色信貸仍然缺乏足夠的認識。銀行業管理機構應該首先建立起完整、科學的綠色評價機制，通過評價機制來引導金融機構開展業務。金融機構應該將綠色、可持續的理念融入金融機構的金融產品、內部標準和業務流程中，針對綠色企業的特點創新信貸服務，如研發和推行碳排放權質押貸款，允許低碳企業提供碳排放權質押，允許節能技術開發企業提供知識產權質押等。此外，由于地方性商業銀行對本地區企業了解程度更高，相對大型商業銀行具有一定的信息優勢，因此可以在保證風險管控的條件下，發揮自身優勢，開發具有本地區特色的綠色信貸產品。

（三）推進多領域綠色證券創新

2016年12月，山西省首只排污權金融產品成功落地，該產品已經為省內一家大型化工企業融資1000萬元，這標志著山西省在排污權交易實踐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下一步，政府應鼓勵和引導金融模式創新和金融產品開發，比如，推廣與節能環保相關的排污權、碳排放權、項目收益權、特許經營權、環境容量資源有償使用權等權益有關的創新金融模式，也可以鼓勵和支持金融機構運用債券、基金、遠期、期貨、期權等多種金融工具開發金融產品，滿足投資者的需要。政府可以支持節能環保企業和綠色發展項目通過債券市場發行綠色債券，進行直接融資，也可以適當放寬節能企業的上市條件，為其上市提供便利。同時，要加強對污染企業的上市核查，對環評不通過的企業，應該禁止其上市。投資者方面，可以鼓勵機構投資者如保險資金、養老基金等進行投資。

（四）發展綠色保險

環保部門應該與保險監管部門合作，建立環境污染強制責任險制度。山西是能源大省，要將環境風險較高的地區的有關企業納入投保范圍。要鼓勵保險公司針對山西省的情況，開發針對性強的綠色保險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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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循環經濟發展的運行原則

循環經濟是在人、科學技術和自然資源三者相互協調、和諧共處的系統內。將傳統的線性增長經濟對資源投入、生產、消費、廢棄的整個過程中以大量生產、大量消耗、大量廢棄為代價，轉變為依靠自然生態資源的循環來發展的經濟，也就是說，通過發展循環經濟將清潔生產、生態設計、資源利用、可持續消費融為一體，并依照自然生態的原理，整合先進技術，實現對自然生態“索取”與“回報”的統一。

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是循環經濟發展運行必須遵循的三項原則。首先，減量化是防止和減少污染最為基礎的途徑，一般通過適當的方法和手段盡可能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及排放。減量化原則要求從經濟活動的源頭開始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并用較少的原料投入來達到既定的生產和消費目的。其次，再利用是通過多種方式、多次使用物品，防止物品過早成為垃圾，從而減少資源使用量和污染排放量，其在生產上表現為產品質量高、耐用性強，按標準進行設計和制造，容易更換零部件，促使產品能夠多次使用。再利用原則要求產品制造和容器包裝能被反復使用、抵制一次性用品的泛濫、盡量延長產品使用壽命，防止自然資源過快地轉化為廢物而對環境造成污染。最后，再循環是將廢棄物作為原材料返回工廠，重新融入到新產品生產中，再生產出來的物品能再度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再循環原則要求通過對廢棄物的回收再造，最大限度地將廢棄物變成資源。并實現廢棄物的最低排放及資源的閉合良性循環，變廢為寶、化害為利。

（二）循環經濟發展的層次理論

發展循環經濟旨在促使現代經濟體系向企業、產業園區、區域三級生態系統轉化，這就構成了循環經濟發展的層次理論體系。

第一，企業循環經濟發展理論。企業作為經濟活動的微觀主體，是產品生產和資源消耗的場所，在其制定經營戰略、開發產品創新時必須實施循環經濟，充分考慮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全程建立起符合要求的綠色企業。綠色企業通過協調企業生態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來綜合考察產品的綠色設計、綠色制造及綠色消費，并運用綠色技術從根本上消除污染源，實現綠色生產的集約、高效、無害、無廢棄物及無污染。綠色企業與一般企業相比具有高效利用資源和能源，有效降低物耗和能耗，綠色產品產出量大的優勢，并能有效提高循環經濟的綜合效率。

第二。產業園區循環經濟發展理論。產業園區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府以行政或市場化等手段劃定專門區域，制訂發展規劃和提供配套政策支持。從而建設起適合于企業或產業進駐和發展的各種環境，使之成為產業集約化程度高、功能布局完整、產業特色鮮明、集群優勢明顯的實施工業化的有效載體和現代化產業分工協作區。產業園區通過模擬自然生態系統設計園區內的物流和能流，采用清潔生產及廢棄物交換等手段將一個企業的廢棄物提供給另一個企業作為原材料投入，實現能量的多級利用和物質的閉路循環，并形成相互依存的工業生態系統，以達到廢棄物排放最小化和物質能量利用最大化。

第三，區域循環經濟發展理論。區域循環經濟就是在區域層面實施的經濟。區域層面可以是單個區域，也可以是多個區域組團，其擁有較大的地理面積、較豐富的資源種類、較多的人口數量及較為完善的產業結構等特點。目前，對區域循環經濟的定義有從行政區域、經濟區域、空間區域等不同角度進行表述，但共同之處都涉及資源的循環和產業的優化，使規模效應得到充分發揮。循環經濟、區域經濟、生態經濟和產業經濟是區域循環經濟的理論依據，經濟發達、資源高效、環境友好、社會和諧是區域循環經濟的發展目標，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資源效率的提升是區域循環經濟的方針。總之，通過發展區域循環經濟可在產業體系、城市基礎設施、社會消費和人文生態四大領域高效利用資源和能源，減少廢棄物排放，從而達到實現社會、經濟、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二、循環經濟發展的投融資需求和開發性金融支持

（一）循環經濟發展的多元化投融資需求

循環經濟的發展在時間和空間范疇上對投融資有著多元化的需求。首先在時間范疇上，由于循環經濟發展各個階段和環節的價值不同，對投融資需求的方法和數量也不同。一般而言，基礎理論研究及開發階段，以政府注資方式為主：理論成果轉化為技術階段，需要政府開發資金、企業研發資金及個人投資資金支持：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階段，以風險投融資方式為主：循環經濟產業化階段，以銀行信貸、證券融資及產權交易等投融資一體化為主。其次在空間范疇上，由于循環經濟發展多層次性要求，對投融資需求的方式也不同。一般而言，企業層次以短期債券市場、長期資本市場、銀行信貸市場等投融資渠道為主：產業園區層次以財政支持、企業自主融資為主；區域層次以國家財政支持、政策性金融支持及開發性金融支持為主，并輔以多方參與的項目融資。

（二）循環經濟發展的開發性金融支持

金融是經濟發展的命脈。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本質是資源的節約利用和優化配置，開發性金融則是資源配置的中介和重要渠道，發展循環經濟離不了開發性金融的大力支持。由于循環經濟投資具有高風險，高收益特征。且其產業鏈的周轉復雜多樣，在融資方面表現出可融資資源的稀缺性、融資渠道的狹窄性和融資活動的階段性等特點。這既為開發性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有利契機，又為循環經濟產業化發展的資金需求提供巨額有效的開發性金融支持，從而實現循環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開發性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循環經濟發展的投融資需求需要依賴完善有效地開發性金融支持體系才能夠得到滿足。開發性金融機構通過“綠色信貸”給予企業融資支持，促進企業提高資金利用率，實現循環經濟的發展，從而調整和提升產業結構，并對生態保護及資源的可持續開發利用起到積極作用。因此，開發性金融支持循環經濟發展，并通過企業循環經濟的形成，由點及面促成產業園區循環經濟及區域循環經濟的形成，最終建立起一個面向市場的投融資環境和開發性金融支持體系。另一方面，循環經濟與開發性金融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企業為獲得銀行綠色信貸支持，必須按照要求減少廢棄物的排放，高效利用能源和資源，并間接改善生態環境。開發性金融為企業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提供資金支持，從而促進企業循環經濟的發展。可見，開發性金融通過創新適應循環經濟發展變化來促進循環經濟發展，而循環經濟則通過優化生態環境和經濟結構等方式推動開發性金融發展。從而實現循環經濟與社會經濟效益共同發展的雙贏格局。

三、開發性金融助推循環經濟發展的客觀必要性

（一）促進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的需要

我國投融資體制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投融資體制存在制度和管理缺失，使得經濟發展與落后的投融資體制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一方面我國投融資體制既秉承了傳統計劃經濟中政府配置資源的核心內容，又衍生出了許多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國的金融體系以信貸融資為主，財政融資和證券融資規模較小，與市場化的融資體制存在較大差距。然而，隨著政府投資決策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政府融資方式的逐步多元化，整個社會投融資體系呈現出主體多元化、資金來源及運作市場化的局面。這就為開發性金融提供了促進政府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用武之地，可以通過其融資優勢與政府組織優勢相協調特點的發揮和組織增信，促進市場建設及經濟發展。此外，開發性金融能夠運用證券市場化模式，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籌資機構，提供長期穩定的資金來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

（二）服務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需要

開發性金融作為連接政府與市場的橋梁，在彌補體制缺陷、市場失靈和引導市場發育方面能夠有效實現政府宏觀調控目標。因為開發性金融作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通過控制信貸投向、結構和規模，支持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建設，堅持結構調整、有保有壓、區別對待、避免大起大落的原則，既提高了項目整體規劃水平和建設成功率，又實現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及區域經濟的協調。而且開發性金融能夠打通融資瓶頸和調整融資結構，并通過對市場空白和缺損領域的前期開發，培育市場和健全制度，釋放信息誘導商業性金融和民間資本進入，發揮資金導向的作用。從而實現融資結構的調整和政府經濟發展戰略意圖。

（三）促進開發性金融不斷創新的需要

開發性金融助推循環經濟發展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在循環經濟發展初期，開發性金融通過發揮金融資源配置的作用，確定循環經濟發展的產業次序，促使不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或有損金融生態的產業實行退出循環經濟圈等限制性政策。這一過程也是開發性金融不斷創新思路、創新工作方法、創新機制的過程，而在循環經濟充分發展時。開發性金融通過自身的創新，不斷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新需求，進一步支持和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開發性金融創新的意義在于有針對性地為循環經濟發展進行金融支持策略設計。在循環經濟發展的三個層次中，區域循環經濟是最高層次的產業布局，也是開發性金融能夠首先介入并發揮組織增信優勢的層次。在該領域中，開發性金融一方面能夠利用其支持企業和產業園區循環經濟建設中積累的豐富經驗繼續發揮優勢：另一方面能夠發揮其先鋒作用以解決當前我國日益嚴重的工業污染和城市污染問題，并實現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四）解決社會經濟瓶頸和市場缺損問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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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世界經濟

中國經濟長三角區域經濟

本研究報告旨在從大趨勢分析與戰略預測的視角，從國際經濟格局、宏觀經濟運行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層面，對未來浙江經濟社會發展可能處于的大環境，進行前瞻性研究。研究報告分析預測的時間跨度為2011～2030年。

一、國際經濟政治環境

當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的重要成員，國內經濟發展與世界經濟走勢息息相關。浙江作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先行省份，必須放眼全球，把握好世界大勢，深刻認識世界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規律性特征。世界經濟大體在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的周期性波動中前進，有為期3～5年的基欣周期，為期9～10年的朱格拉周期，為期5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是經濟長周期的一個階段，將產生深遠的不確定影響。我們必須著眼經濟中的長期發展趨勢，才能正確分析和處理短期經濟走勢。為此，課題組從國際經濟長周期及階段特征出發，研究未來20年浙江面臨的世界經濟政治環境。

(一)基本論斷

未來20年，世界經濟處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中期(衰退－蕭條期)和后期(蕭條－復蘇期)。1980～2030年左右，以計算機及信息技術的突破性和創新性的大范圍應用擴展為特征，輔之以風險資本等一系列金融工具創新，形成了新一輪的康氏長周期。在這一輪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加速和新興經濟體崛起的康氏長周期中，1980～2005年是復蘇一繁榮期(新經濟的發軔興起和迅速擴張期)，2005～2015年是衰退～蕭條期(金融危機的醞釀及爆發和擴散期)，2015～2030年是蕭條一復蘇期(震蕩緩慢復蘇到平穩復蘇期，直至新一輪周期)。在康氏長周期的中期和后期，科技創新和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等總體上出現根本轉變的可能性不大，但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將持續上升，對全球經濟政治多極化格局帶來新的沖擊和變化。

(二)基本特征

1，全球科技創新的總體和局部變化。革命性的重大科技創新是推動康氏長周期發展演變的根本動力。未來20年，爆發新一輪推動產業革命性突破的重大技術創新可能性不大，世界科技創新總體上將處于孕育和深化應用階段，但是在局部科技領域會出現一些新的變化，形成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支撐和引領全球經濟發展。現有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應用創新將持續加快推進，信息技術向泛在化、網絡化、智能化拓展，在制造業、服務業以及教育、醫療、交通、應急管理、社交網絡等經濟社會領域的應用日益深化，推動生產生活方式發生深刻變革。以移動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第四代移動通信以及遙感、全球地理信息系統、全球衛星定位導航系統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以功能基因、生物醫藥等為重點的生物技術，以節能環保、綠色發展為方向的新能源、新材料、環境保護等技術有望出現局部乃至比較重要的創新突破，為全球經濟增長注入一些新的動力，并為下一輪重大科技創新奠定新的基礎。

2，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深化改革國際金融體系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共識。考慮歐美經濟綜合實力、貨幣控制力和金融創新能力，未來20年，美元和歐元等發達國家貨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不會有根本性動搖。但是艱難緩慢的經濟復蘇將使美元國際地位繼續下滑，華爾街對世界金融體系的控制力將遭受越來越多的挑戰。歐洲債務危機使得歐元區進退維艱，放棄獨立貨幣政策使歐元區各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能力大打折扣，爭取獨立貨幣政策又將使歐元區走向動蕩乃至崩潰。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歷史性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人民幣國際化地位的提升，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和金融將成為穩定和創新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新生力量。人民幣通過貨幣互換、區域化逐步走向國際化，逐步參與國際貿易投資結算，有望成為新的區域或者世界投資貿易結算貨幣和國際儲備手段，進而推動國際金融格局深刻變化。

3，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國際貿易失衡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中的重要問題。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體推行“再工業化”，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從出口導向轉向擴大內需，國際貿易格局將呈現新的變化。發達國家為保護本國工業和市場，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將有所抬頭，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各種顯性和隱性貿易摩擦將進一步增多，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出口。中國進出口總額有望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由于國內外經濟結構的轉變，中國外貿順差有望大幅縮小甚至階段性出現貿易逆差。除了南北貿易之外，新興市場經濟體之間的相互貿易有望進一步加強，在部分地區和部分貿易領域形成新的貿易格局。

4，國際社會應對氣候問題引發的變化。應對氣候變化是全球治理的重大問題。雖然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共同行動爭議不斷，但是綠色低碳的革命仍將產生深刻影響。考慮現有資源能源消費狀況以及世界經濟發展變化，未來20年，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不會發生太大變化，海洋石油、煤制油、煤制氣將為化石能源消費提供新保障；核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消費比重逐步上升，將還不能替代化石能源。碳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等總量增長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但是環境惡化趨勢總體上將有所緩解，生態補償、碳排放交易等有利于應對氣候變化的機制將逐步完善，綠色、低碳、環保的生產生活方式將日漸盛行。

5，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和平、發展、合作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主題，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但在未來20年國際政治多極化均勢調整和局部動蕩將出現新的不確定的形勢變化。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總量占全球份額下降，全球政治影響逐步減弱，但發達國家在科技、金融、戰略資源、人才、軍事等方面的領先優勢將維持較長時期。新興市場經濟體國際話語權逐步增強，但在崛起道路上仍將面臨不確定環境下的經濟波動、政治民主化、地區局部沖突等諸多嚴峻挑戰，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都將帶來轉型與發展的巨大壓力。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政治形勢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因素，歐美等發達國家由于經濟衰退、債務危機、高失業率等問題存在引發新一輪社會變革和政治動態的可能性，北非、中東等伊斯蘭世界局部地區動蕩局勢深刻演變，美國向亞太地區的擴張，以及南海潛在沖突有顯現和加劇的趨勢，

這些都可能對全球政治環境帶來多變的、無法預計的影響。

(三)發達經濟體主要特征

l，發達經濟體在近期將處于康氏長周期中的朱拉爾中周期的危機-清償階段。經濟增長經常會面臨間歇性的衰退-蕭條危局，歐洲債務危機頻發并呈現出階段性的擴散趨勢和“債務貨幣化”的沖擊，引發全球經濟階段性波動甚至“二次探底”，中長期會在振蕩復蘇中走向平穩復蘇。

2，金融創新步伐逐步放緩。失去重大科技創新的支撐，在后國際金融危機的震蕩期，發達國家金融發展的微觀基礎脆弱，金融創新失去方向。前景和目標不明環境中的金融創新，反而會使金融體系的風險不斷加大并時常暴露。

3，技術和產業轉移會處于時快時慢的糾結困境。一方面，發達經濟體試圖要積極推進技術和產業轉移，優化產業布局，重塑產業優勢；另一方面，又由于擔心國內“產業空洞化”和失業問題，在面臨衰退蕭條時又要著力推進“再工業化”，從而控制高新技術和產業的轉移。

(四)新興經濟體主要特征

1，經濟增長步伐較前一個20年相對放緩。受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長及震蕩的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環境相對不穩定，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多加大，周期性波動頻率增加。但新興市場經濟體總體上升的趨勢仍將保持。

2，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速。主動接受發達經濟體技術和產業轉移的步伐加大，加強自主創新、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內生動力增強，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產業轉型升級方向和路徑多元化。

3，“中等收入陷阱”風險加大。更多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在新的發展階段和發展環境中，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的發展趨勢可能出現分化，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落人“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增加。

需要強調的是，未來20年全球經濟政治演變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增多，世界范圍內的制度競爭及話語權的競爭將加劇。當前世界各國還沒有完全走出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甚至在部分國家，國際金融危機造成了社會政治動蕩，全球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和部分國家經濟政治形勢惡化的風險仍然存在且有可能蔓延擴散。如果世界各國不加強政策協調，特別是發達國家如果不承當應盡的國際責任，反而用自身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的地位遏制新興市場經濟體崛起；而新興市場經濟體如果不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妥善應對國際經濟政治環境的各種挑戰，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可能出現更多的不利變化。

二、國內經濟社會環境

發展經驗表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大體都會經歷以下三個階段：一是從低收入向中等收入邁進的階段，該階段的特征是經濟高速成長，國民普遍受惠，活力與穩定兼備；二是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邁進的階段，該階段是經濟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化的階段，機遇與挑戰并存，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三是進入高收入后的發達階段，該階段的特征是現代化得以實現，經濟社會發育成熟。改革開放后，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201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4000美元，已經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未來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順利實現從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的過渡。鑒于“中等收入陷阱”問題涉及到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課題組以此為研究視角，對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環境與趨勢進行了研判。

(一)基本論斷

未來20年，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面仍然向好，但受國際經濟長周期及發達經濟體的影響，加上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的制約，經濟增長速度將相對放緩。預期到2020年中國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GDP總量將達到15～18萬億美元(當年匯率，下同)，逼近美國經濟總量，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到2030年，預計中國的GDP總量將達到25～30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確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左右，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經濟結構將進一步優化，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大需求協調拉動經濟增長，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現代服務業、高科技產業和先進制造業融合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初步建立；

――城鄉二元結構被打破，戶籍制度逐步開放，城市化水平達到70％；人口總量達到頂點，勞動人口出現負增長，開始形成了以老齡化為特征的“倒金字塔型”人口結構；

――開放格局明顯變化，在進出口總量保持平穩增長態勢的同時，外貿依存度逐漸下降，出口貿易呈“產品高端化、地區多元化”特征，中國企業“走出去”進一步加快，對外收購成為大勢所趨；

――社會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協調性明顯增強，政府職能有效轉變，收入分配差距縮小，社會各階層的流動性明顯加強，社會公共服務能力顯著提高。

(二)基本特征

伴隨著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我國的投資結構、消費結構、開放格局、社會結構、政府職能等關系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將會隨之產生深刻的變化。

1，投資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發展經驗表明，隨著經濟發展階段的演進，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投資結構將會出現不斷調整與優化的過程。未來20年間，由于初始條件的差異性，中國的不同地區間將出現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和創新驅動發展階段并存的局面，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在整體水平上仍將保持一個相對較高的投資率。但是，投資結構上將出現以下重大變化：一是在投資方向上，對基礎設施投資的比重將降低，對研發設計、更新改造、人力資本、技術創新與消化等方面的比重將大幅提升；二是在投資主體上，國有經濟投資比重將不斷降低，隨著產業管制出現實質性的放松，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投資比重將明顯提升，投資主體多元化趨勢日益明顯。

2，消費結構發生重大變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所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國內消費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目前，我國總體上已經進入大眾消費階段，城鄉居民家庭面臨著普遍的消費升級問題。未來20年，中國的消費需求將呈現三大特點：一是消費總量規模的大幅提升，導致其發生重大變化的動力主要有城市化的加速推進、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斷完善、中西部地區發展所產生的新需求等；二是消費結構將日益呈現多元化特征，住房、汽車、教育、文化娛樂、休閑旅游等為主的享受型、發展型消費支出將明顯增加；三是消費質量、消費能級不斷升級，品牌化、個性化消費人群擴大，中高端消費比重提高，更加注重消費的安全性、舒適度和社會認同感。

3，開放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發展經驗表明，根據發展階段不斷優化調整出口導向戰略以及對外貿易結構，也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因素。未來20年，隨著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地位的確立，對外開放整體格局將呈現深層次的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進出口總量規模保持平穩增長，對外貿易依存度將不斷降低；二是進口方面對能源、原材料

等方面的需求將會進一步提高，歐美對中國進口管制逐步放松，對高技術和設備的進口增加，出口方面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將明顯提升，同時，中國與非洲、南美、東盟等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力度將不斷加強；三是外資將更多地采取并購的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同時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成大勢所趨，對外收購現象將愈加普遍。

4，社會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國際經驗表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要加快推進社會結構轉型，實現發展的重心從財富增長向民生福利的有效轉變。未來20年，中國的社會結構將在以下三個方面出現深刻的變化：一是中等收入群體和現代職業階層快速形成壯大，私營業主、個體工商戶、各類企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等一批新的社會階層迅速形成；二是行業協會和中介機構等社會組織將大量涌現，市民主體意識顯著增強，人民參與經濟社會管理的權利不斷擴大；三是社會管理參與機制不斷創新，政府的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能力明顯提升。

5，政府職能發生重大變化。轉變政府職能，全面地推進制度建設，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礎。未來20年，我國的政府職能變化將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發展型政府轉變為服務型政府，“大社會、小政府”的格局初步確立；二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放緩，政府開支約束增強，財政支出結構較快地向公共財政方向轉變；三是凝聚改革共識，推動系統全面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治建設。同時，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在長期將保持相對穩定，相機抉擇政策的頻率將相應減緩。

由于一個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涉及到經濟、社會、政治等多方面的復雜系統工程。如果在未來的20年間，中國對發展中的問題不能有效地加以協調和處理，特別是在以下方面出現偏差，則落入“陷阱”的風險也可能增大：一是發展戰略調整緩慢，不能順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從而喪失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活力；二是在教育和科技方面的投入力度不夠，人力資本存量不足，難以隨著經濟增長及時改善要素結構，導致自主創新及發展動力不足；三是收入分配等社會不公問題無法有效解決，引起社會兩極分化，導致社會不穩定和內部紛爭；四是不能及時進行深入的改革和系統的制度建設，不能及時完善法律制度、更好地界定公共權力的行使邊界，導致公共權力的過度擴張或不適當收縮，政府能力的弱化。

三、區域經濟社會環境

未來20年，上海及長三角在世界的地位將不斷提升，長三角內部將加速融合且一體化進程日趨加快。上海及長三角在未來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將對浙江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且直接的影響。

(一)基本論斷

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長三角地區將超越歐洲西北部城市群(以法國巴黎、比利時布魯塞爾和荷蘭阿姆斯特丹為核心)、英國的中南部城市群(以倫敦為核心)、日本的東海道城市群(以東京、大阪和名古屋為核心)以及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芝加哥、多倫多為核心)，成為僅次于美國波士頓城市群(以紐約為核心)的世界第二大城市群，而上海都市經濟圈也將成為僅次于紐約的為世界第二大都市經濟圈。

――經濟總量方面，到2020年，長三角地區經濟總量達到4萬多億美元(當年匯率，下同)，人均GDP可達到2萬美元左右，率先進入高收入地區行列；到2030年，長三角地區經濟總量將達到7～8萬億美元，人均GDP接近4萬美元，成為全球高收人人群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

――經濟結構方面，到2030年，長三角地區將形成現代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服務業占GDP比重將大大超過一、二產總和，其中上海服務業比重將在80％以上。現代服務業特別是高端服務業日益向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先進制造業的分布更趨向于二、三線城市以及其他沿海地區。發展質量方面，生態環境持續改善，單位地區生產總值能耗超過世界先進水平，新能源和清潔能源使用比例、能源利用效率和資源回收利用水平均處于國內最高水平，形成經濟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良好局面。

――戰略地位方面。長三角地區成為全球主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基地。擁有一批在世界范圍內具有輻射作用的現代服務業集聚區，建成若干規模和水平居世界領先地位的先進制造產業基地和現代產業集群；長三角地區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太地區主要國際門戶。基本建成上海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形成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在我國乃至亞太地區參與全球合作與對外交流中發揮主導作用；長三角地區成為全球最具活力和綜合競爭力的世界級城市群。上海建成具全球意義的國際性大都市，作為區域中心城市的上海與作為長江三角洲發展腹地的周邊城市在發展的維度(產業、社會、環境)和制度的維度(理念、體制、技術)等方面實現整合，成為全球世界上經濟最為活躍和高收入群體最為密集的地區。

(二)基本特征

L上海將建成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進而帶動長三角地區形成較高水平的國際化程度，形成交易、定價和信息功能齊備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體系。上海將成為集股票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票據市場、期貨市場、金融期貨市場、黃金市場等各類金融市場最聚集的城市之一。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建成，首先將大大增強上海服務長三角、長江流域和全國的能力，為建成全球主要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中心提供強大的資源配置能力。其次，有利于拓展金融資源運作空間，直接支持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實現“兩大中心”的資源互動。借助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積極發展航運的金融服務需求，上海金融中心將發展船舶融資、海上保險、資金結算等高附加值業務，掌握行業制高點和國際話語權，成為世界公認的船舶融資業務中心。

2，長三角地區將建設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長江沿河和東海沿岸的港口資源得到充分整合和利用，與航空、公路和鐵路等形成了最為完善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其中，集裝箱總吞吐量到2030年將突破30000萬標箱，煤炭、石油等貨物吞吐量突破200億噸。并成為集期貨交易、運輸集聚和金融結算為一體的全球最大的大宗物商品交易中心。這一中心將運用先進的互聯網技術、電子商務技術和現代市場交易技術，成為連接國際、國內市場和多區布點大宗商品集散地交割倉的電子化交易平臺，建設成為具備港內外運輸合理化、倉儲自動化、包裝標準化、裝卸機械化、加工配送一體化、信息管理網絡化等現代物流特征，并擁有集資金流、商流和信息流于一體的商貿型綜合物流體系。

長三角地區將逐步建成集裝箱運輸系統、外貿大宗散貨海進江中轉運輸系統、江海物資轉運系統和客運系統，江海聯運、海海聯運、海鐵聯運等物流集疏運模式將得到迅速發展。隨著長三角地區建成全球最大的物流集散中心和大宗物商品

交易中心，長三角地區的區位、港口、資源、市場和開放優勢將得到進一步發揮，將極大提升大宗商品的交易服務能級，提高現代服務業水平。長三角內部也將建立統一的要素市場和高效暢通的現代物流網絡，極大地促進交易商融資融貨、降低貿易成本、增加貿易機會、加快資金周轉。

3，長三角地區將成為世界級先進制造業中心。在現代服務業迅速發展的帶動下，制造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增強，地區內的產業分工不斷優化，并建成集研發、生產加工、國際營銷和全球商務為一體的世界制造業中心，特別在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具有較強的核心競爭力，并成為世界級的大型制造業企業總部最為密集的地區之一。

未來，長三角地區將充分發揮區域在研發、設計、制造及服務方面的綜合優勢，不斷增強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研發能力，具有強大的區域產業協作配套能力和分工體系。這種世界級先進制造業中心不是由境外企業控制的“世界工廠”或“加工場”角色，而是一個擁有自我創新能力、自主知識產權、獨立品牌和銷售渠道的全球化的制造業基地。上海也將成為國際性的管理控制中心，成為跨國公司和國內大公司總部或地區總部的所在地，區域內逐步形成一個以上海為“龍頭”的一體化現代產業體系。

4，長三角將成為國際人才高地和國際創新高地。隨著上海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長三角地區將建成以上海為龍頭的集聚能力強、輻射領域廣的國際人才高地、國際創新高地，成為國際商業模式創新的發祥地、海內外高層次人才的選擇地和科技創新資源的集聚地。在長三角內部，將形成統一開放的人力資源、資本、技術等各類要素市場，形成優勢互補、資源共享、互利共贏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域創新體系，在重要領域的科技創新水平達到或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發揮對全國乃至全球的帶動和引領作用。

未來二十年，長三角地區建成國際人才高地、創新高地，可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與人才結構優化協調互動，使人力資源體系更符合產業轉型升級的需求，通過人力資源結構的優化來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同時，可以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重要基礎性資源性作用，使長三角真正成為集產業、科技、人才為一體的資源集合平臺，促進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同時，長三角地區在發展過程中，也將面臨以下幾個挑戰：區域內各城市發展定位和內部分工不夠合理，區域整體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交通、能源、通信等重大基礎設施沒有形成有效的配套與銜接，不能形成要素合理流動的制度環境和市場體系；經濟發展面臨土地、能源匱乏等資源環境約束；社會事業發展有可能出現不平衡的情況，城鄉公共服務水平或許還會存在較大差距。此外，對于浙江的發展而言，如果忽略了上海國際金融和國際航運中心的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不積極主動接軌上海，融入長三角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是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建設以大宗商品交易轉運為基礎的三位一體的海洋經濟發展大平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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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指導思想和總體要求

（一）指導思想。認真學習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省委十二屆十四次全會精神，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下大決心和勇氣推進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解決經濟社會領域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全面提升進位趕超、綠色崛起的內生動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為市“十二五”規劃起好步、開好局，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二）總體要求。構筑多主題、多層次的改革試點格局，對國家重大改革舉措、省級改革試點，以及圍繞生態經濟區建設開展的探索實踐，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全面把握先行先試的主動權。要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要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健全公共服務體系，創新社會管理，從制度上更加重視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要正確處理改革創新和依法行政的關系，充分運用法律手段推進改革、規范改革和鞏固改革成果，促進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的發展變化。

二、主要任務

（一）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1、推行行政權力公開透明。重點調整涉及經濟、民生領域行政審批事項，將部門審批職能相對集中，簡化審批程序，減少審批環節。建立政府績效管理制度，加強行政問責制度建設，著力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按照《市重大產業項目綠色通道管理辦法》的要求，利用重大產業項目綠色通道并聯審批系統，逐步完善網上審批與電子監察，優化投資項目的核準與備案管理。（市監察局、市效能辦負責）

2、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開展事業單位清理規范，深化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完成事業單位崗位設置工作，建立事業單位崗位動態管理機制，實行聘用制的單位和人員達95%以上，實現公開招聘的“全覆蓋”。切實理順政府與事業單位間關系，強化公益類事業單位的公益屬性，在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上，采取鼓勵措施，引導社會力量興辦公益事業，擴大購買服務，實現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的多元化。推進非基本公共服務市場化改革。增強多層次供給能力，滿足群眾多樣化需求。（市編辦、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負責）

（二）優化所有制結構，增強市場主體活力

1、持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扎實推進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鼓勵市屬骨干企業跨地區、跨行業、跨所有制聯合、兼并重組。支持國有企業以大項目為載體靠大聯強，完善與央企的對接合作機制，通過優化企業布局和資源配置，構造形成以轉型升級的資源能源優勢產業為龍頭、以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端服務業為兩翼的國有經濟新格局，推進國有資本向國有經濟關鍵領域集中，向優勢、主導產業集中，向大企業、大集團集中，向企業主業集中，發展壯大國有企業實力和市場競爭的能力。（市國資委負責）

2、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監管體系。著手編制市級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草案，做好各項配套政策的銜接跟進工作，研究制定預算支出的重點和方向，規范預算支出的使用決策審批程序，探索有效利用資本預算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的新途徑。（市財政局、市國資委負責）

3、大力扶持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清理和廢止帶有限制、歧視性的法規政策規定，降低民間資本的準入門檻，采取健全收費補貼機制、實行政府補貼和政府采購、給予信貸支持和用地保障等多種措施，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交通電信能源基礎設施、市政公用事業、國防科技工業、保障性住房等領域，興辦金融機構、投資商貿流通產業，參與發展文化、教育、醫療、社會福利事業。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促使非公有制經濟在擴大規模、做大總量上取得新突破。（市發改委、市工信委、市中小企業局負責）

（三）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1、在穩定農村土地承包關系的基礎上，經過集體土地的確權和登記發證工作，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加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流轉，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有形市場體系，培育流轉主體，通過轉包、租賃、互換經營、股份合作等形式，推進土地適度集中，發展規模經營。并以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和農村土地整治為契機，通過建新拆舊和土地整理復墾等措施，提高節約集約用地水平，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其土地增值收益應當主要用于支持農業農村發展和改善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建設。（市農業局、市國土資源局負責）

2、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考慮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及綜合承載能力，在城市和人口規劃的指導下，以具有合法穩定住所、合法穩定職業為基本落戶條件，允許在城鎮居住滿一定年限的農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根據本人意愿登記為城鎮常住戶口，逐步滿足符合條件人員的落戶需求。探索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市公安局、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發改委、市農業局、市國土資源局、市教育局、市衛生局、市人口和計生委、市住房城鄉建設局負責）

3、集中力量抓好國有林場改革，組織好申報工作，力爭列入國家級試點范疇。針對國有林場數量多、規模小的特點，改革從分類指導、因場施策入手，整合重組為生態公益和商品經營兩大類型，借鑒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經驗，把國有林場改革與放活商品林經營、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解決職工就業有機結合起來，多措并舉，實現“森林資源增長、職工增收、林場增效，林區社會和諧穩定”的既定目標。（市林業局、市發改委、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財政局負責）

4、持續深化集體林權制度改革。進一步完善林業產權制度，穩定和落實林地家庭承包經營政策。積極推動林業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加強林木采伐、林權管理，建立健全林權管理機構，增強涉林矛盾糾紛處理處置能力，做大做強林權交易市場，擴大林權抵押貸款規模，加快推進政策性森林保險，扶持林業專業合作組織，大力發展特色產業，切實加強林農技術指導和服務，鞏固和發展好改革成果，確保林農收入和森林資源總量增長，生態環境改善。（市林業局負責）

（四）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

1、圍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理順市以下政府間的收入分配關系，逐步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推進包括國有資產經營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在內的各項財政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形成覆蓋所有收支、完整統一的政府預算體系。推進政府采購規范化管理，拓展采購規模，對節能、環保、自主創新產品實行優先采購。認真實施《市財政監督條例》，重點加強財政支出績效評價工作，建立覆蓋財政運行全過程的監督機制。落實國家即將出臺的各項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發揮稅收調控經濟、調節分配的職能作用，瞄準促進生態經濟區建設，做好環境稅試點的前期準備工作，進一步修改完善我市環境稅改革試點方案，研究適合市內實際的環境稅征管模式，推動區域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市財政局、市國稅局、市地稅局、市環境保護局負責）

2、大力發展金融業。積極引進金融機構來景設立分支機構。大力培育農村新型金融機構，加快發展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小額貸款公司等農村新型企融組織;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積極組建以縣城為基礎的農村商業銀行;進一步完善覆蓋市、縣(區)兩級的融資性擔保體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擴大直接融資規模。支持市內優質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并上市融資，支持上市公司通過增發、配股等方式實現再融資，支持企業利用資本市場和銀行間債券市場實行發債融資。努力將我市高新技術開發區申報列入全國代辦股份轉讓系統試點范圍，爭取年內市股權交易市場掛牌交易。將政策性農業保險納入全市民生工程，爭取今年四季度推廣全市農房保險試點工作，逐步構建起我市覆蓋農業、農村、農民“三位一體”的“三農”風險分散新機制。積極推進健康保險、商業養老保險和企業年企業務發展，完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支持市內企業“走出去”戰略深入實施。優化金融生態環境，逐步建立全市金融生態考核評價機制。加強我市與沿海發達地區的金融合作與交流，大力推進我市金融服務體系的深化發展。（人行中心支行、市銀監局、市發改委、市政府金融辦負責）

（五）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健全生態補償機制

以市場為取向，發揮價格杠桿作用，理順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及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淘汰落后產能。完善節能減排目標責任評價考核體系，健全高效節能推廣激勵機制，促進資源配置向高效環保型產業傾斜。建立資源有償使用和生態環境補償制度，加大生態經濟區和自然保護等重要生態功能區的轉移支付力度，根據國家有關要求，探索跨區域生態補償的方式和補償標準。（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市環境保護局負責）

（六）深化民生領域體制改革

1、把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強化積極的就業政策，發揮政府投資、重大項目建設和產業規劃的帶動作用，廣開渠道，解決高校畢業生、農村轉移勞力和城鎮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再就業。采取靈活多樣的幫扶措施，認真抓好勞動者技能培訓，提高職業素質，以創業促進就業，盡快建成布局合理、運行規范、服務高效的城鄉一體化人力資源市場。（市發改委、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負責）

2、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健全工資收入協調增長機制，逐步縮小市際、市內地區間收入差距，落實最低工資標準政策，配合國家對壟斷行業企業和職工收入實行有效監督和調控，完善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和支付保障機制，規范國有企業負責人的薪金管理。（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財政局、市發改委、市國資委負責）

3、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開展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擴大新農保試點范圍，進一步推進城鎮居民醫保、工傷保險等工作，落實各項社會保險待遇，提高統籌層次和保障水平，搞好制度銜接，貫徹落實全國統一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初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社會保障。（市發改委、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負責）

（七）深化社會領域體制改革

1、加快教育體制改革。按照《市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確定的任務目標，制定出臺各項配套政策，建立起規劃綱要落實的政策支撐體系。著力鞏固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加快全市教育園區建設，探索園區內各級各類學校之間、校內教育與校外教育的相互銜接、相互補充，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更多的面向農村、薄弱學校及欠發達地區，縮小教育的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和群體差距。發揮政府統籌、行業辦學積極性，推進職業院校校企一體辦學的新模式，將職業學校專業設置與企業的發展規劃結合起來，把企業文化融入職業學校的校園文化。以素質教育為導向，加快高等學校考試招生改革。完善民辦教育扶持政策，支持民辦教育持續發展。推進教師教育綜合改革，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建立完善地方教育投入保障機制，切實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市教育局負責）

2、以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醫療衛生服務為宗旨，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全面提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水平，增強保障能力。實施國家基本藥物制度，推進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綜合改革，建立規范的基本藥物供應保障體系，在政府舉辦的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全部實行基本藥物零差率銷售，并落實相應的補償機制。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積極探索管辦分開、醫藥分開、政事分開、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開的有效形式，形成公立醫院與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業務指導、分工協作的良好運行機制。（市發改委、市財政局、市衛生局、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市編辦負責）

3、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推進出版發行、演藝、廣電網絡等領域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工作，深入推進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內部機制改革，創新公共文化服務運行機制。（市文化局、市新聞出版局、市廣電局、市編辦、市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局負責）

（八）積極做好省級綜合配套改革工作

1、積極做好省級綜合配套改革工作，結合我市實際，盡快完成試點實施方案和五年行動計劃的編制。抓住先行先試的歷史性機遇，相互交流學習，構建試點地區與市直相關部門的溝通協調機制，爭取對口單位在政策和資金、項目上的傾斜支持，激發改革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做到即扎實穩妥、又有所突破創新，積累有推廣價值的好做法和典型經驗，為我市改革工作發揮重要作用。（市發改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2、加強對改革試點地區工作的指導協調，積極推進試點地區“擴權強縣”的子項改革。通過合理界定理順事權關系，明確簡政放權的具體措施和主要內容，賦予試點縣（市、區）級政府更多的經濟社會管理權限，分步驟將管理重心下移。進一步增強基層公共服務職能，提高地方政府的區域經濟發展的統籌協調能力。（市發改委、市編辦、各有關部門負責）

3、在總結我市以往機構改革做法的基礎上，借鑒吸收部分兄弟地市行政體制改革的成功經驗，有條件的選擇部分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地區，開展“大部門制”改革試點。整合重組部門間職責，探索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運行機制，有效解決管理中存在的職能交叉、條塊分割、執行力低下等突出問題。（市發改委、市編辦、各有關部門負責）

篇10

關鍵詞：融資；風險投資；信用擔保；風險補償

中圖分類號：F275.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12-0029-08

一、引言

在我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小企業成為國民經濟發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成分，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加快，中小企業在拉動民間投資、優化經濟結構、推動技術創新、緩解就業壓力、保持社會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2012年末內蒙古中小企業共有17.5萬戶，創造了全區70%左右的GDP、50%以上的稅收，提供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內蒙古一直是一個落后的邊疆少數民族地區，進入21世紀以來，在國家大開發戰略的政策推動下，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良好態勢，2012年人均GDP達到6.4萬元，超過1萬美元，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居第6位，但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牧民人均純收入處于較低水平。全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150元，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居第10位；全年農牧民人均純收入7 611元，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居第15位。同中小企業比較發達的浙江省比較，內蒙古人均GDP比浙江省高1 053元，但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內蒙古比浙江省低11 40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內蒙古比浙江省低6 941元。也就是說，人均GDP內蒙古略超過浙江省，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浙江省是內蒙古的1.5倍，農民人均純收入收入浙江省是內蒙古的1.9倍，如此巨大的差距說明，加快內蒙古中小企業的發展，對于提高當地居民收入，改善居民生活，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安定和繁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小企業發展滯后必然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就業問題比任何問題都急迫和重要。中小企業的繁榮和發展，不僅會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讓居民在發展中得到更大的份額，而且會使人口優勢得到更好的發揮，使我國在制造業、服務業走在世界前列，同時收入的均衡分配會創造潛力巨大和層層遞增的消費市場，使得我國出口導向型經濟得以轉變，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動力增強。

然而，在中小企業的發展過程中仍然存在著種種問題，如區域政策環境和企業自身的發展能力較弱等問題，特別是“錢荒”問題是制約著中小企業迅速擴張、提高自身素質的關鍵性因素，成為中小企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在利率管制的情況下，國有金融機構控制了大部分的資金，大量的資金被配置到效率低下的項目中，極大的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我國只創造30%產值的國有大中企業共占用了70%以上的銀行信貸，而創造了70%的工業附加值、提供95%以上的就業、支持80%的經濟增長率的中小企業卻只獲得了30%的銀行貸款[1]。“錢荒”成為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一個問題。

二、內蒙古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在20世紀80年代，內蒙古是一個以農畜產品加工為主的工業結構，中小企業所占比重較大。進入90年代后，國家逐步加大了對內蒙古煤炭石油等資源的開發力度，經濟結構開始向重型化轉變。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發展呈現很強的投資拉動型特征，大中型企業比重明顯上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中小企業發展嚴重滯后，使就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慢。關于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內蒙古從政府到金融管理部門和各有關金融機構都非常重視。2006年人民政府出臺了《關于促進工業中小企業發展的意見》，2009年出臺了《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意見》，2012年出臺了《關于促進小型微型企業持續健康發展的意見》。政府出臺的措施越來越具體化，對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擴大融資規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增長速度連續多年超過全區全部貸款增長速度。2007年全區金融機構中小企業貸款余額為604.3億元，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16%；中小企業貸款在全部當年新增貸款中占到8%，年末中小企業貸款不良率為18.8%。到2012年末，全區中小企業貸款余額達到4 653億元，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比重為41.2%；中小企業貸款在全部當年新增貸款中的比重占到42.8%，年末中小企業貸款不良率為1.3%。五年來貸款余額增長6.7倍，中小企業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比重提高了25.2%；中小企業貸款在全部當年新增貸款中提高了34.8%。中小企業貸款不良率下降了17.5%。中小企業的貸款不良率已經低于全部銀行業貸款的不良率。在2012年末全區中小微企業貸款余額中，中型企業貸款余額為2 310.4億元，占到49.6%；小型企業貸款余額為2 251億元，占到48.4%；微型企業貸款余額92億元，占到2%。

各家銀行業金融機構普遍建立了中小企業貸款專營機構，不斷擴大中小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覆蓋面，在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機制建設方面有了新的發展。截至2011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共設立小企業金融專營服務機構461家，其中總行設有3家，一級分行設有18家，二級分行和支行設有440家，專業營銷人員超過3 000人。2012年銀行業金融機構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4 653.36億元，其中大型銀行為中小微企業提供貸款3 071.03億元，股份制商業銀行提供貸款605.54億元；地方性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貸款976.78億元。內蒙古地方性銀行業金融機構是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專注于中小企業服務。地方性銀行業金融機構超過90%以上的貸款余額都用于為中小企業提供資金服務。

內蒙古地方性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年來得到迅速發展。內蒙古共有地方法人銀行業金融機構157家，其中城市商業銀行4家，農村信用社縣級法人機構97家（農村商業銀行9家、農村合作銀行6家、旗縣信用社82家），村鎮銀行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59家，信托投資公司2家，初步形成了種類較為齊全、覆蓋范圍較廣的地方金融服務體系。全區地方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由2007年的2 296.9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6 357.2億元，年均增長22.6%，占全區銀行業金融總資產的比重由26.5%提高到33.8%；存款余額從2007年的1 249.1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4 118.1億元，年均增長27%，占全區銀行業的比重由26.6%提高到30.3%；貸款余額從2007年的708.4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2 429.6億元，年均增長28%，占全區銀行業的比重由18.6%提高到21.5%。2012年末自治區農村信用社資產已經接近3 000億元，成為自治區網點最多、服務范圍最廣、資產規模最大的金融機構。2012年末，內蒙古銀行總資產602億元，已經在區內外設立9家分行和27家村鎮銀行，發展勢頭強勁；包商銀行資產已經突破2 000億元，在區內外設立14家分行、27家村鎮銀行和1家貸款公司，正在向全國性股份制銀行發展；鄂爾多斯銀行、烏海銀行均已在區內實現跨區域發展。

內蒙古是全國首批五個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省區之一。五年來，全區小額貸款公司發展迅速，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和注冊資本金規模走在全國前列。小額貸款公司由2007年的5家增加到2012年的533家，注冊資本金由2007年的3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402.5億元，2012年末貸款余額386億元，五年累計發放貸款1 499.9億元，已成為落實普惠金融、服務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牧戶等實體經濟的重要新生力量。2012年末全區小額貸款公司的貸款余額已經相當于全區全部銀行業金融機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的總和。

內蒙古中小企業擔保體系建設進展較快。融資性擔保機構由2007年的82家增加到2012年的212家；在保余額由2007年的24.8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336億元，年均分別增長61.9%和68.4%；擔保資金從2007年的19.2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90億元，年均增長58.2%。2012年末在保責任余額340億元，2012年新增擔保307億元。2012年底內蒙古融資性擔保機構為小微企業貸款擔保123億元，占全部企業擔保貸款的48%。

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不斷拓寬。內蒙古露天煤業和金河生物在中小板上市，實現融資12.5億元；通遼岳泰飼料、錫盟蘇尼特堿業捆綁發行中小企業集合票據1億元，赤峰威龍汽貿、中昊運輸捆綁發行中小企業集合票據1.1億元；內蒙古作為國家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省區，已經有奈倫農業等四家成功發行，實現融資10.5億元。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內蒙古中小微企業融資狀況逐年得到改善，但仍無法滿足中小微企業快速發展的需求。中小企業在融資中依然面臨著種種問題。

三、中小企業融資存在的問題

大型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資產規模大，融資能力強，信用等級高，普遍會受到銀行的青睞。企業上市、發行債券的標準大型企業和部分中型企業都能夠達到，而中小企業則面臨著融資渠道窄、融資成本高兩大突出問題。中小企業融資難，實際上小微企業融資更難，中小企業在融資過程中的突出問題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融資渠道單一，基本依賴銀行貸款

在外源融資的方式上，中小企業更加依賴于債務融資，而在債務融資的融資渠道上更加傾向于來自銀行貸款。然而由于中小企業信息不透明和缺乏足夠的抵押品，擔保條件不具備，即使是效益比較好、收益穩定的中小企業，銀行嚴格的內部風險控制和責任追究機制使得他們最終難以獲得貸款。據全國工商聯的《我國中小企業發展調查報告》顯示，90%以上的受調查民營中小企業實際上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全國民營企業和家族企業在過去3年中有62.3%的融資來自民間借貸。近年來內蒙古高利貸風險問題成為全國媒體的焦點，說明內蒙古的中小企業從民間融資已經是比較普遍的。我國的債券發行條件一般只有大型企業才能具備。從債券發行主體看，基本是中央企業、大型企業和城鎮投資開發公司。如2013年包頭市國有資產運營公司發行債券8億元，票面利率7.03%。信用評級是衡量企業債券能否發行的關鍵因素，而高額的信用評級成本以及政府部門對債券發行的層層審核，也使中小企業對債券市場融資望而卻步。上市融資亦可作為中小企業的一個融資途徑，然而中小企業很難進入主板市場進行融資，雖然在2004年和2009年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分別成立，上市要求也相對于主板市場較低，但大多數中小企業仍然難以滿足其上市條件，使中小企業通過直接融資渠道進行融資的比例很低。中國證監會推出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后，內蒙古成為試點地區之一，已經有通惠燃氣、奶聯科技、奈倫農業三家企業成功發行私募債，但是基本上都是屬于大中型企業。

（二）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偏高

由于國家對存貸利率實行管制，致使利率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在對國有企業及大型企業與私營的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形成巨大的差異。中小企業無法從正規的金融機構以較低的成本進行融資，便不得不訴諸于不規范的、非市場化的其他非正常途徑，并付出了較高的融資成本。目前大多數中小企業都是通過小額貸款公司、典當行、擔保公司和個人之間放貸來進行融資，年利率普遍大于30%。高額的融資成本對本就利潤微薄的中小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使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始終處于劣勢[2]。據中國人民銀行呼和浩特中心支行的2011年區域金融市場報告，在信貸資金趨緊的形勢下，內蒙古民間借貸保持活躍，借貸總量持續擴大，民間借貸加權平均利率為26.6%。商業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一般都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50%以上，農村信用社上浮到170%以上。內蒙古中小企業私募債最低的發行規模為2億元，發行利率為9.8%，已經相當于基準利率的60%。資信度更低、貸款額在500萬元以下的小微企業利率將遠遠高于這一水平。

四、造成中小企業“錢荒”問題的原因

中小企業“錢荒”作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問題，有著較為復雜的因素，無論從資金的供需雙方或是政府政策，都對中小企業的“錢荒”現狀產生了相應的影響。

（一）中小企業服務體系的缺陷

目前中小企業的資金主要來源于民間借貸和利潤的留存積累，據調查顯示這兩部分的資金占到了我國中小企業發展所需資金的83%，同樣的比例日本為51%，歐美為45%。由此可見，我國的金融服務體系并不能為中小企業提供完善的資金供給，具體原因如下：

1. 金融業發展規模與經濟發展水平不相稱。雖然目前金融業發展速度很快，但是金融業發展規模仍然不適應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與經濟發展水平很不相稱。生產總值從2000年的全國第24位（西部12省區市第6位）躍升到2011年的全國第15位（西部12省區市第2位），但是內蒙古各家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在西部十二省區市中一直排列第6位。2011年金融業增加值在全國各省區中居第21位，在西部省區中居第6位。境內上市公司22家在全國各省區處于第27位。2011年生產總值為1.4萬億元，比周邊省區山西省高出3 146億元，陜西省高出1 855億元，而2011年末貸款余額9 730億元，山西省貸款余額為11 266億元，比我區高出1 536億元；陜西省貸款余額為11 865億元，比我區高出2 135億元。山西省上市公司34家，陜西省上市公司38家，都遠遠高于我區。

2. 金融組織結構與企業組織結構不相稱。在我國，大部分金融機構的服務對象都為國有企業及大型企業，而真正為中小企業服務的中小型金融機構比重較少。美國的金融組織體系與美國的企業組織結構上是恰好對應的。美國共計有7 000多家銀行，大企業對應著其少數的大規模銀行，多數的小企業則對應著多數的小規模銀行，各取所需。從全國看，大型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總額占到全部銀行業的63%，中小型銀行機構占到37%。從看，大型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資產總額占到全部銀行業的66%，中小型銀行機構占到34%，中小型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比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而從企業結構看，全國大型企業總產值占到42%，中小企業占到58%，大型企業總產值占到36%，中小企業占到64%。由于中小企業金融服務成本和風險高于大型企業，我國的金融機構服務中小企業的意愿偏低。金融機構體系與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不相匹配，使眾多的中小企業陷入到融資困境當中。除此之外，債券市場和票據市場基本上是為大企業服務的，而中小企業集合債和集合票據發行額很少。股票市場也基本上為大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金融組織結構和企業組織結構不對稱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體制性原因。

3. 資金集中在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我國金融資源集中在發達地區，2011年東部比較發達地區（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廣東）六省區市2011年貸款余額占到全國同期余額的43.4%。在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金融機構相對較多，中小企業融資狀況好于邊遠落后地區。2012年末呼和浩特、包頭、鄂爾多斯三市貸款余額占到全區12個地市的2/3。

4. 風險投資基金發展相對滯后。依據中小企業生命周期和金融成長周期相結合的理論，企業在不同的成長階段需要不同的融資支持。企業發展一般經歷五個階段，即初創期、成活期、成長期、起飛期和成熟期。在中小企業的初創期和成活期，企業通常需要股權融資，如風險投資基金。在成長期和起飛期，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銀行貸款、上市融資才能先后介入，到成熟期后中小企業可以通過信貸融資、債券融資、股票融資等金融市場中融資。

在我國，風險投資在發展過程中存在著很多問題。首先，其資金規模小，來源渠道單一。我國風險投資的投資主體目前主要是政府、金融機構和企業資本等為主導，與美國、韓國等風險投資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的民間資本進入風險投資的程度較低。其次，我國的風險投資主體錯位。風險投資機構是風險投資市場的真正主體，是向風險企業提供風險資本的專業資金管理人，而我國具有明顯的政府主義的特點，沒有形成民營主導的風險投資格局。再次，風險投資的對象錯位。風險投資的主要對象是處于初創期或者經營較為困難的中小型高科技企業，而我國的風險投資在短期利益的驅動下，重視收益而輕風險，更多的關注于成長期后、發展勢頭好的企業，對急需資金和專業幫助的處于初創期和成長期的中小企業往往投資不足。最后，風險投資的增值和退出困難。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不夠完善，中小企業公開上市的可能性較小，使風險投資資本實現增值的可能性降低。

（二）政府的扶持力度比較薄弱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各級政府普遍設立了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但是資金規模較少。2012年各級財政安排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5億元，在全部公共財政預算支出中占比為0.15%，這對于眾多的中小企業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對于關系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全局的中小企業支持力度非常輕微。政府對中小企業支持少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 政府對中小企業的定位存在偏差。我國旨在建設公共財政體制。公共財政是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要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財政支出。因此，政府開支主要安排科教文衛、社會保障、行政運轉等公共支出，以及交通、水利、生態、城建等基礎設施支出。2013年中央財政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支出預算中，安排中小企業發展和管理支出120.8億元，占全部中央給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總額的0.3%，僅為同年就業補助預算資金的1/4。實際上最大的民生問題是就業，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也是穩定就業。對中小企業的財政支出絕對不能當作競爭性行業或者生產企業的補貼逐年降低份額。而是要把發展中小企業作為穩定就業的中間目標加大投入。

2. 我國的財政體制缺乏合理性。最需要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的，同時也是直接收益于中小企業發展的市縣政府的財政收入在總分配中所占比重最低。我國現行財政體制是中央集中了全部財政收入的50%左右，省及省以下政府占到全部財政收入為50%左右。2012年公共財政總財力為3 799.7億元，其中：公共財政預算收入1 552.8億元，中央財政各類補助收入1 737.5億元，中央各類補助已經超過地方公共財政預算收入。中央各類補助多數都是中央下達的項目補助資金，基本上都必須專款專用，只有中央預算中關于中小企業的專項資金可以用于中小企業。2012年，財政下達盟市補助收入1 517.7億元，將多數中央補助資金再層層按照項目下達到盟市和旗縣。在2012年內蒙古包頭市的財政總收入中，上劃中央占到35%，上劃自治區占到8%，兩項合計占到43%。旗縣財政自給能力更低，維持公共服務的資金都非常缺乏，能夠投入中小企業的資金寥寥無幾。市縣政府缺乏扶持中小企業的能力，只能更多地靠向中央和自治區申請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

3. 有限的扶持資金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有限的扶持中小企業發展專項資金采用無償資助或貸款貼息方式，并不能有效帶動金融機構和社會資金的投入，資金使用效果較差。無償補助只能起到1∶1的作用，對于中小企業的資金解渴非常輕微。而貸款貼息只是降低了企業的融資成本，對于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沒有實質效果。事實上，政府通過設立擔保基金的方式能放大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特別是中小企業貸款難，根本原因是缺乏合格的擔保條件。因此，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對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有著非常重要意義，然而內蒙古政府出資的擔保機構資金實力弱，與眾多的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需求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政府直接或間接投入融資擔保行業的資金共12億元，分散在4個機構，至今沒有1家超10億元的融資擔保機構，而全國10億元以上的國有控股擔保機構已有30家。2011內蒙古發行中小企業集合信托計劃，因區內沒有具備條件的擔保機構，只能找區外擔保公司擔保。因為缺乏有效擔保，中小企業集合信托和中小企業集合票據在內蒙古只各做成一筆。

（三）中小企業自身存在的缺陷

銀行不愿意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的主要原因是中小企業規模小、風險大、信用度低等。對于中小企業來說，自身在銀行眼中形象成為它們獲得資金的又一障礙，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 中小企業成長的脆弱性。我國中小企業因經濟規模較小、資金不足、人才匱乏，并且許多企業缺乏自主品牌與核心競爭力，使企業的發展極其不穩定，平均壽命在3年左右。企業發展在創業期和成活期，成功長大的幾率比較小，很可能中途夭折。即使到了成長期，在市場競爭中和產業鏈條中仍處于弱勢，尚未形成比較成熟的商業模式，直到起飛期和成熟期，其生存能力明顯增強。中小企業在創業期和成活期其產品和服務尚未定型，尚在摸索中，轉行的可能性較大。這些都是為其服務的金融機構面臨著較大的信用風險。

2. 中小企業信息不透明。從中小企業自身的角度看，其自身的缺陷制約著信貸業務的發展，影響著融資問題。據調查，大部分中小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經營管理水平低，財務信息不完整，技術創新能力差，經營風險大，市場競爭力弱，有效資產不足。中小企業規模小，單筆資金需求少，貸款的頻率高，使銀行的貸款成本加大。銀行對中小企業多數采取抵押、質押和擔保貸款，而中小企業普遍缺乏抵押品。由于中小企業規模小，廠房、土地通常都是租賃的，如果沒有合格有效的資產作抵押，或者滿足條件的擔保公司提供擔保，抵押貸款和擔保貸款都將難以落實。目前，大多中小企業都是民營企業，家族管理取代了現代的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中小企業財務管理制度不規范，會計信息缺乏應有的完整性和準確性，財務報表不能真實反映企業經營情況。銀行和企業信息不對稱，銀行難以用常規方法評估其還貸能力和信貸風險，使貸前調查工作難度大，風險難以準確判斷。貸款投放后銀行缺乏對中小企業貸款使用情況進行有效的監控，貸后風險控制難度大。

五、中小企業“錢荒”問題的對策

要改變中小企業的融資困境，需多方面綜合努力才能治根治本。概括來說，金融體系要更好的為中小企業服務，政府要積極創造條件，中小企業要規范自身，只有三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緩解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突出矛盾。

（一）健全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體系

中小企業可以通過風險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中小金融機構、大型商業銀行、資本市場等多個渠道進行融資。改變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問題，需要針對中小企業不同成長階段的融資需求，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體系。

1. 發展風險投資基金，為初創期中小企業融資。首先，要大力發展民營資本為主的風險投資基金，使風險投資總量快速增加，形成參與風險投資的多元化主體，滿足我國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融資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設立創業投資引導基金，作為母基金，引導和帶動民間資本進入創業投資領域。各地根據產業特色和優勢，明確重點領域。例如，內蒙古可以把稀土、畜產品深加工、優質畜群繁殖、煤化工、綠色食品加工等作為重點領域，作為創業投資的主攻方向，以成功的投資案例帶動創投產業的發展。其次，建立和完善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風險投資的退出方式主要有三種：公開上市、出售股份及因投資失敗而進行的資產清算。而公開上市無疑是風險投資基金實現增值的最佳方式。對于創業投資基金青睞的中小企業，地方政府要作為重點上市后備企業加以培育和扶持，使風險投資在獲得高額回報的同時，實現中小企業的快速成長和壯大。最后，建立相關的優惠政策體系，鼓勵長期價值投資，遏制短期投機行為，使風險投資的投資行為理性化。

2. 強化銀行業服務功能為成長期中小企業融資。我國是以銀行為主的金融組織體系。中小企業對銀行的依賴性更強。因此，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必須強化銀行業服務中小企業的作用。進一步完善大型銀行對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機制。民生銀行中小企業金融事業部的模式很值得借鑒和推廣。要在大型商業銀行和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普遍推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事業部制，建立和完善不同于大型客戶金融服務的績效激勵機制、風險控制機制和壞賬核銷機制，開發與其融資需求相適應的融資工具和產品，創新授信和擔保手段。大型商業銀行可以以其良好的信譽發行小微企業金融債，把機構投資者的資金轉移到中小企業中。大力發展地方性的中小型銀行業金融機構。這一類的城市商業銀行對當地的中小企業的經營狀況較為了解，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因此一方面要增加數量，監管部門應當在金融機構比較少的地區批準新設縣域范圍內經營的社區商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形成有效的競爭格局。

3. 利用資本市場拓寬成熟期企業融資渠道。加快推進中小企業改制上市工作。引導、支持成長性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企業借助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市場實現直接融資；支持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到境外上市。培育和發展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成為連通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基礎性環節。除上市融資渠道外，鼓勵中小企業到債券市場上進行融資。1987年國務院頒布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中規定了企業發行債券的最低門檻，即發債主體的凈資產不得低于6 000萬元，平均可支配利潤足夠支付全部債息。目前大部分中小企業都不符合發債資格。中小企業集合債券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這種“捆綁發債”的模式具有降低信用道德風險信息不對稱等方面的優勢，同時具有規模經濟效應，增加了中小企業融資的可能，降低其融資成本，成為中小企業在資本市場上融資的新途徑。除此之外，在銀行業交易市場發行中小企業集優票據，組織中小企業發行集合信托等都是行之有效的。中國證監會推出的中小企業私募債試點效果良好，需要進一步擴大試點面，擴大融資規模。

4. 規范發展的民間金融服務體系。近些年來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已經成為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目前立法監管的缺位，民間借貸行為不規范，資金用途不明確，致使民間借貸的資金鏈條出現斷裂，非法集資案件頻發，蘊藏著較大的風險，并且有著向銀行體系擴散的趨勢。

首先，要繼續擴大小額貸款公司試點。小額貸款公司作為民間金融的規范組織形式，有利于政府規范化監管，使大量潛在地下的民間借貸業務能夠走到地上。小額貸款公司作為不吸收公眾存款、可經營貸款業務的新型信貸組織，是我國旨在改善中小企業以及農村金融服務而進行的重要金融體制創新，成為傳統金融業的有益補充[3]。作為全國5個首批試點省區之一，小額貸款公司到2012年末達到533家，注冊資本金402.5億元，2012年末貸款余額386億元，已經相當于全區一家大型商業銀行貸款余額的1/3；其正常貸款占到99.5%，94%的機構實現盈利，總體來看經營運行情況良好[4]。要更好地發揮小額貸款公司貼近中小企業、服務中小企業的作用，一是要不斷提高小額貸款公司自身的信貸供給能力，適度增加小額貸款公司的數量，批準發展其分支機構，持續提高小貸公司的資本金規模。二是建立銀行批發、小額貸款公司零售的互惠互利、分工協作、共同發展的良性運行機制，形成大型銀行批發、小貸公司零售的合作共贏，使正規金融資金向民間金融機構規范流動。同時，小額貸款公司源源不斷哺育和培養優質中小企業客戶，使其進入銀行的客戶群中。三是加強對小額貸款公司的監督管理。通過制度約束、自律管理及外部監管，不斷提高監管的有效性，提高其風險防范的能力。

其次，借鑒和推廣溫州金融改革經驗，試點發展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和民間資本管理公司。通過登記中心對民間借貸進行規范，同時形成民間借貸征信信息體系。要求民間借貸雙方簽訂規范的書面協議，資金往來要從銀行轉賬，民間融資行為履行公證、擔保、抵押、質押等手段。同時，司法部門將對口頭約定、貸款時間和利息不明確的民間借貸行為將不予以保護。民間資本管理公司要和小額貸款公司、私募股權投資基金錯位發展，形成一種新型融資渠道和方式。

再次，規范民間借貸主體的融資行為，建立規范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民間借貸中介按照規定披露財務狀況、資金用途、運用效益等情況，對借貸人違反合同規定，隨意改變借款用途的或逾期歸還貸款的，披露其不良信用記錄，并逐步納入人民銀行的征信信息系統中。

5. 完善中小企業的信用評級制度。信用評級在中小企業到債券市場融資及獲得銀行貸款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信用評級的高成本及國內信用評級的正確性和公允性較低等問題使中小企業信用服務嚴重缺乏。政府一方面應該對中小企業發行集合債、集合票據的評級費用給予一定的補貼，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按照地域組織屬地企業進行信用評級，然后與有關評級公司合作，形成規模效應，降低評級公司的費用支出，從而降低中小企業進行信用評級的成本。推動銀行和評級公司、擔保機構開展合作，引導銀行發放授信貸款，簡化評審環節，實現多贏。除此之外，政府還要規范發展中小企業信用評級體系。加強對信用評級行業的監督和管理，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強化信用評級機構的社會責任感，以保證信用評級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和準確性[5]。

（二）健全政府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扶持政策體系

盡管近年來我國中小企業“錢荒”問題在各級政府的努力下有著一定的成效，但現有政策不足以根治中小企業融資難這個癥結。政府應梳理現有的政策，加強政策的協調性，減少一些不合理的政策約束，努力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

1. 對中小企業金融業務給予差異化監管。為激勵商業銀行將更多的信貸業務傾向于中小企業，國家應建立差異化的監管制度，提高對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率的容忍度。2011年6月，銀監會印發《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通知》即銀十條，指出將通過十條措施，運用差別化的監管和激勵政策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大對小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2011年10月，銀監會又印發《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型微型企業金融服務的補充通知》，在銀十條的基礎上，針對機構準入、資本占用、貸款比考核、不良貸款容忍度和服務收費等，提出更為具體的差別化監管和激勵政策，以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的信貸支持力度[6]。金融管理部門要把中小企業貸款余額和新增額作為核心考核指標，明確要求各家大型銀行的比例，建議每年貸款新增額中用于中小企業的不能低于50%。銀行業監管部門對中小企業事業部建立差異化監管制度，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不良率容忍度到5%。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機構存在以下問題：一是由于地方性商業銀行知名度低、網點少而導致吸納的儲蓄存款較少。二是監管規則和標準和大型銀行基本無差異。我國長期存在著大型商業銀行流動性資金過剩，而中小企業資金嚴重不足的現象。在目前貸款需求旺盛的情況下，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采用同樣的監管標準，大大限制了中小型銀行的經營能力。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與中小企業金融服務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進一步加快壯大地方商業銀行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在準備金率、存貸比、存款利率浮動幅度給予差別政策，使他們能夠吸收更多的資金投放給中小企業客戶，并以較大的利差覆蓋風險，實現中小企業信貸業務的可持續發展。

2. 加強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從實踐經驗看，信用擔保體系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政府應進一步扶持信用擔保體系，積極解決擔保體系目前存在的問題。首先，應擴大信用擔保的規模，擴大擔保機構的資金來源渠道。推動地方財政對擔保體系建設資金的持續投入，擴大擔保機構的規模。其次，擔保公司要以政府控股或者參股、帶動民營資本投入的方式，對現有擔保機構進行增資擴股，完善法人治理結構，增強擔保公司資本金實力，提高擔保放大倍數10倍左右。第三，要建立擔保業務風險補償機制。擔保行業是高風險、低收益，如果沒有政策性支持，民營擔保公司無法生存，國有擔保公司也不能實現可持續經營。政府每年仍需從財政預算中安排必要的一定比例的資金來建立外部風險補償機制，或者是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擔保公司發生代償損失一定的比例進行補償，或者組建政府控股的、以省為單位的再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信用擔保公司提供增信服務或者分散風險。目前已經有湖南、浙江、山東、廣西、安徽、福建、河北、甘肅、等省區已經設立風險補償機制。已經設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風險補償專項資金的省市推動擔保體系發展效果明顯。

3. 建立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基金。浙江省早在2005年就出臺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辦法，之后福建、上海、廣西、河南、山東、河北、江蘇、寧夏、、天津、青海等地也相繼出臺了扶持政策。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的辦法主要有3類，第一類是對本年度小微企業貸款按年、季或月的凈增加額給予風險補償。第二類是對本年度出現的小微企業不良貸款給予補償。第三類是對本年度小微企業貸款余額的增加額達到一定數額時，給予固定金額的獎勵。這些省區市的探索證明，設立小微企業貸款補償資金辦法對于增加小微企業貸款，化解銀行小微企業貸款風險和損失具有重要推動作用，能夠切實有效調動銀行對小微企業服務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4. 加大財政對地方性金融機構的政策扶持力度。首先，適當減免中小金融機構的營業稅及所得稅，對于金融機構在邊遠地區設立分支機構給予費用補貼，使其超過贏虧平衡點，實現可持續經營。其次，要把在西部地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貧困地區的金融業務看作像公路、通信、郵政、廣播電視一樣的公共服務，中央和各級政府匹配補助資金，加快發展這些地區的金融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最后，對創業投資基金分紅免征個人所得稅，鼓勵投資者從事實體經濟，對創業投資企業的虧損可以用以后年度的利潤在稅前抵扣。

（三）提高中小企業自身經營管理水平

中小企業對自身狀況的調整有利于進一步構建銀企互信關系，解決融資難的問題。中小企業財務混亂，信息不透明導致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難的關鍵點。

1. 推動中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缺乏規范的企業治理結構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癥結之一。要推動中小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產權要明晰，管理要規范，財務制度要完善，為未來上市融資和吸收風險投資資金鋪平道路，為向銀行提供合格的抵質押條件提前做好準備。

2. 建議對中小企業規范財務信息的激勵約束機制。中小企業普遍存在通過編制虛假的財務報表逃稅現象。因此要加強對中小企業財務人員執業情況的審查，加大對制作虛假財務報表的會計師事務所和企業財務人員的處罰力度，規范管理會計人員的職業資格。同時要減輕中小企業的偏重的稅負，形成依法合規納稅的正向激勵機制。2012年湖南省中小微企業完成增加值8 154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41.5%；完成各種稅收899億元，占全部企業稅收的52%；可見中小企業的稅負明顯高于大型企業。建議對符合國家統計局和工信部文件小微企業標準的，降低增值稅和營業稅稅率，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使中小企業主動消除通過虛假財務報表逃稅的動機，增加企業財務信息的客觀性透明度，為構造良好的銀企關系打好基礎。

3. 提升中小企業發展的成長性和穩定性。成長性好的中小企業容易得到風險投資的青睞，經營穩定的中小企業容易得到銀行的認可，中小企業要向精專特優發展，運用和消化適合的專利技術，提高科技含量，創新商業模式，成為產業鏈和供應鏈分工中不可替代的環節，更多地借助供應鏈和物流鏈獲得融資，如通過知識產權質押、訂單質押、倉單質押等形式融資。

4. 組織對中小企業的融資培訓。大多中小企業的管理者和財務人員缺乏對金融業務的了解，并不了解現在有哪些類型的融資產品，需要具備哪些條件，融資缺乏籌劃，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因此中小企業要加強對財務人員融資能力的培訓，使其熟悉并運用好各種金融產品。建立與銀行等金融機構比較暢通的信息溝通機制，積極與銀行進行溝通對接，從而提高獲得資金支持的機會。

參考文獻：

[1]劉瑞.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及對策研究——基于信貸配給理論的分析[J].甘肅金融，2012，（11）：34-37.

[2]馮麗娜.淺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J].財會研究，2013，（1）：75-77.

[3]王英，黃頌文.推動小額貸款公司規范發展[J].中國金融，2012，（18）：60-61.

[4]李連俊.小額貸款公司的制度設計問題[J].中國金融，2012，（18）：62-63.

[5]朱孟楠，葉芳.中小企業創新型債券融資方式[J].中國金融，2013，（4）：77-78.

[6]金瑋.我國中小企業融資路徑探討——由溫州金融改革試點引發的思考[J].當代經濟，2012，（11）：122-125.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Enterprises to "Money Shortage"

——SMEs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ian Yuan1， Ju Juan2

（1. Institute of Fi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