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固定資本與不變資本，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譯序說：李嘉圖接受了斯密教條，并“以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直接目的，也是為了滿足社會的需要。生產只受資本的限制，任何數量的資本都能投在生產的用途上，只要生產出來，就不愁賣不出去，因為生產物總是用生產物或服務來購買的，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買和賣是不會脫節的”。這種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李嘉圖沒有看到貨幣執行流通手段的職能有可能使買賣分離(但只從這方面批判李嘉圖的危機理論是不夠的，因為認為買賣不會脫節，就應該否認任何危機，包括局部的和普遍的，但李嘉圖卻承認局部危機而否認普遍的危機，所以李嘉圖危機理論錯誤的根源并不在于其貨幣理論的不正確)；他也看不到固定資本的折舊和更新，從某個工廠看必然是不一致的，而從全社會看，要使其一致，需要具備許多條件，也是很難做到的。但是，這些并不是李嘉圖獨有的思想，而是薩伊的“銷路說”和老穆勒的“買賣均衡說”或“供需均衡說”；李嘉圖本人的“生產消費均衡說”是植根于斯密教條的，這一點譯序倒沒有強調。

李嘉圖信奉斯密教條，認為商品中的舊價值C，是不斷地分解為收入V和M的。同樣，薩伊、老穆勒、西斯蒙第、馬爾薩斯，甚至是凱恩斯也是這樣認為。這一教條今天仍影響著經濟學界。正是由于李嘉圖認為全部價值最終被分解為收入，而收入又是用于消費的，因此，即使不是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而是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李嘉圖認為生產同樣等于消費(個人消費)，這樣，普遍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就不可能發生了。當然在李嘉圖生活的歷史時代，資本主義世界還未發生普遍的危機，歷史的局限性使他否認普遍的危機，以及發生這種危機的可能。在這一點上，斯密和他不同，斯密從構成收入的物質資料出發，看到有的收入是體現在生產資料如鋼鐵、機器等物質上的，是不能進入個人消費的。所以，斯密雖然是斯密教條的始祖，但是沒有提出生產等于消費的理論。而李嘉圖卻完全從概念出發，得出收入可以全部進入個人消費、生產等于消費、否定普遍危機的錯誤結論。

二、混淆利潤、平均利潤和剩余價值的原因

《資本論》第1卷出版前，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我的書最好的地方是：……研究剩余價值時，撇開了它的特殊形態……利潤、利息、地租等等。……古典經濟學總是把特殊形態和一般形態混淆起來，所以在這種經濟學中對特殊形態的研究是亂七八糟的”。“李嘉圖從來沒有離開剩余價值的特殊形式——利潤(利息)和地租——同它們分別開來考察剩余價值”。除了特殊的場合，李嘉圖確實是混同了平均利潤、利潤和剩余價值的。

利潤和剩余價值兩者在量上雖然相等，但在質上卻是不同的。剩余價值是從生產和創造的角度考查的，是勞動創造的，這是科學的視角；利潤是從分配和實現的角度考查的，是資本獲得的，這是不科學的視角。生產價格和價值的不同在于，生產價格包含平均利潤，價值則包含剩余價值，因此混同平均利潤和剩余價值，就必然混同生產價格和價值。

原因何在？譯序對此有一段很長的解釋：李嘉圖“只考察了比較次要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區別，并且將這種區別同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混淆起來。因而他也就混同了利潤與剩余價值的區別，進而混同了生產價格與價值的區別。為……地租的規律下了錯誤的前提”。這段解釋是參考了《剩余價值學說史》的，但我認為仍需要討論。我們知道，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的區分，是從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角度著眼的，在相等的資本中，可變資本占的份額不同，生產的剩余價值也就不同；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的區分，是從取回預付資本經歷的時間著眼的，在一次生產過程中取回的是流動資本，在多次生產過程中取回的是固定資本，這既不涉及剩余價值的生產，也不涉及利潤的獲得，因為固定資本雖然有所用資本(全部)和所費資本(折舊)的差別，但是，卻按全部資本獲得平均利潤。就是說平均利潤的獲得，不論是否區分或混同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這兩組資本，只要每組資本的總數是相同的，就能獲得相等的利潤，即平均利潤。因此，兩組資本的混淆并不是混同利潤和剩余價值的原因。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們知道，只要認為工資是勞動的價值，剩余價值來源就無法說明，就必然被歪曲為資本的產物，被歪曲為利潤。李嘉圖正是這樣。至于他為什么混同平均利潤和剩余價值，以及生產價格(自然價格)和價值，其原因是：第一，缺乏抽象力，將自由競爭中形成的平均利潤看成是剩余價值。第二，對斯密的批判不徹底，當斯密說由三種收入構成價值時，他是反對的，因為他認為收人從價值分解而來；但是，當斯密拐了一個彎，說具有自然率的三種收入構成等于價值的生產價格(自然價格)時，他就接受了斯密的觀點，并認為斯密作了“極為精確的討論”。

譯序又說：“利潤與剩余價值、生產價格與價值，在只有資本全部為可變資本的條件下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這樣的條件是根本不存在的”。這段話是參考了《剩余價值學說史》的，但是也有譯序作者自己的思想在其中。

如前所述，孤立地看，利潤和剩余價值是一回事，兩者在數量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當聯系到“生產價格與價值”時，由于生產價格包括的是平均利潤，因此，“利潤與剩余價值完全一致”中的“利潤”指的就應該是平均利潤。那么，是否只要在資本全部為可變資本的條件下，平均利潤與剩余價值，以及生產價格與價值就完全一致了呢？當然不是，在這個條件下，只能是利潤率與剩余價值率完全一致。問題在于：平均利潤是社會總剩余價值由社會總資本平均分配的結果，它不可能無條件地等于個別資本中的可變資本生產的剩余價值。那么，要在什么條件下，平均利潤才與剩余價值一致，生產價格才與價值一致呢？只有具備中位的資本有機構成和中位的資本周轉時間的條件下的資本，由于所使用的可變資本是屬于社會中等條件的，其生產的剩余價值才等于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于價值，并且這種生產價格，不受工資變動和利潤的反變動的影響，永遠等于由勞動決定的價值。它就是李嘉圖孜孜以求的不變的價值尺度。

三、否認絕對地租的原因和地租的實體

譯序對地租有所說明：從勞動創造的價值是各種收入的來源這一前提出發，李嘉圖指出“工資等于工人及其家屬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利潤等于商品價值超過工資的余額，地租是商品價值超過工資和利潤的余額”。這里對利潤的簡單化處理，必然使地租為零。因此，不應簡單地處理利潤，應該提出利潤差額的概念。兩份農業資本之間的利潤差額構成級差地租，工、農業資本之間的利潤差額構成絕對地租。這樣，就涉及譯序對絕對地租的理解，“對于絕對地租，李嘉圖是從其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出發，把它輕易地否定了。他以為，如果承認了絕對地租的存在，就是承認了同量勞動因其加工要素或材料的不同(如不同豐沃程度的土地)會創造出不同的價值。這樣就承認了不是勞動時間，而是某種另外的東西決定價值了”。這里包含的理論邏輯是：工、農業的等量資本，要獲得等量利潤，即平均利潤。但是，農業要繳納的地租是多于平均利潤的，那么，它們之間的差額是從哪里來的？如果不是農產品的出售價格高于價值，就是勞動以外的自然因素能創造價值了。這兩者都是李嘉圖反對的。因此，他否認絕對地租。

但是，我認為譯序對李嘉圖否認絕對地租的說明，有嚴重的錯誤。我們知道，絕對地租是所有租用土地都有的，是土地私有權在經濟上的表現，與土地的豐沃程度(還有位置)絲毫無關，與此有關的倒是級差地租的第一形態。40年前，我提出這一點時，王老師回信說：“陳其人同志指出，括號內‘如豐沃程度的土地’幾個字是不應該有的。這個意見是正確的。這句話，本來是摘自《剩余價值學說史》上的一句引文，在作文字修飾時將引號去掉了，后來又加了個注釋性的括號，原意是想特別指明，將同量勞動投在不同于加r52業的勞動對象的土地上，就會創造出不同的價值。……沒有想到會產生相反的解釋，會想到級差地租方面去。現在既然陳其人同志指出來.就府該去掉它”。

譯序正確地認為，李嘉圖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除了受歷史條件的限制外，原因還在于，“如果承認絕對地租的存在，農產品的價格就要高于價值，但這是同等價交換原理相違背的州”。但是，問題并沒有得到完全解決，在說明重農主義的地租理論時，譯序說：重農學派主張“地租來源于土地特別肥沃性的自然恩施”。不知道這種說法有何根據？據我所知，重農學派諸子都認為地租就是土地的純產品，即從使用價值角度看的農業產出大于投入的差額。這個差額是自然的恩賜，與土地的肥沃與否沒有關系。當然，不毛之地是不能生產出純產品的，也是無人耕種的。但是，這是土地被資本主義方式經營耕種的條件，而不是純產品的產生條件。

還有一個問題：譯序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總說明：“他從勞動決定價值的原理出發，認為地租來源于農業中的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是在土地有限，需求大于供給的條件下，由于優等地與中等地上的農產品價格大于由劣等地條件所決定的社會價值而產生，并固定在農業中的。農產品是按照價值出售的。決定價值的劣等地沒有超額利潤，當然也就不會有地租……”。這里的說明有不清楚和混亂的地方。不清楚的是：“農業中的超額利潤”。我們知道，除了經營劣等地的農業資本只有一種大于工業資本的超額利潤(其起因是農業資本有機構成較低，它轉化為絕對地租)外，其他的農業資本有兩種超額利潤：一種是兩份農業資本之間的超額利潤，它轉化為級差地租，另一種是農業資本大于工業資本的超額利潤，它轉化為絕對地租。這里的“農業中的超額利潤”指的是一種還是兩種，指代不清楚。從“農產品是按照價值出售的”看，是兩種地租的來源，因為農產品的價值高于其社會生產價格的超額利潤是絕對地租的來源，而優良地和中等地農產品的個別生產價格低于由劣等地調節的社會生產價格的超額利潤則是級差地租的來源。李嘉圖否定絕對地租，原因是混淆了價值和生產價格，看不到農產品的價值高于其社會生產價格的差額。因此，為了排除轉化為絕對地租的那種超額利潤，“農業中的超額利潤’’最好改用李嘉圖的原話：“地租總是使用兩份等量資本和勞動而獲得的產品之間的差額”。

這里的“社會價值”應該是單個農產品的社會價值，全部農產品就按此價值出售，而這里的“農產品價格”與社會價值相對照，也應是單個農產品的價格。但是，這樣一來，單個農產品價格大于單個農產品價值，而按價值出售，就不可能有任何超額利潤了。如果說這里的“農產品價格”是總價格，那么，與此對照的社會價值也應是總社會價值，而只有以總價格出售，且大于總社會價值，才有超額利潤。但是，譯序又說：“農產品是按照價值出售的”，這就無法說明超額利潤產生的原因了。

四、不提原料的原因是資本理論有缺陷和勞動價值理論不徹底

《原理》第一章第三節“影響商品價值的不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勞動，而且還有投在這時協助這種勞動的器具、工具和工場建筑上的勞動”，即影響商品價值的，不僅是生產商品的活勞動，而且還有生產資料上的物化勞動，但后者并不包括原材料。對此譯序作者指出：“在李嘉圖的公式中，未曾包括原材料中的勞動卻是一個缺陷”。郭大力老師也認為：“沒有說到這種勞動于以支出的對象，即材料之類的東西。是一種疏忽。”但這兩位經濟學家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僅限如此，并沒有進行深刻的探討，這是遠遠不夠的。我認為原因是很深刻的，涉及到李嘉圖有缺陷的資本理論和不徹底的勞動價值理論。

李嘉圖資本理論的缺陷：只從流通的角度將資本區分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因此，看漏了原材料。李嘉圖對于在生產過程中發生作用的資本，不從創造價值的角度將其區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而從流通的角度，即根據取回這些預付資本的時間長短，將其區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種區分是有缺陷的，因為固定資本的特點是，使用價值全部參加勞動過程，但價值卻部分地轉移到商品上去，并且要在多次資本周轉中才能取回。而流動資本(工資除外)的特點是，使用價值全部參加勞動過程，價值也全部轉移到商品上去。購買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由于它推動的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所以不存在價值轉移問題，但從流通的角度看，其價值和流動資本一樣，在一次資本周轉中便能取回，這和固定資本不同。李嘉圖離開多次或一次資本周轉便能取回投下的資本的價值這一點，單純從取回時間的長短來區分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其原因在于不理解不同部分的生產資料的價值轉移有不同的特點。

將兩種資本作這樣的區分時，李嘉圖沒有把購買原料的資本列人流動資本，原料在這里被省略了。他說：“維持勞動的資本和投在工具、機器、廠房上的資本的比例也可能有各式各樣的配合方式”。因為，在一種行業中，“流動資本(也就是用來維持勞動者生活的資本)可能很少”；在另一種行業中，所使用的資本額可能相等，但主要是用來維持勞動者的生活。在這里，他都把原料排除在外。馬克思指出：李嘉圖將“固定資本=勞動資料，流動資本：投在勞動上的資本。維持勞動的資本，是從亞當·斯密那里抄襲來的陳詞濫調”。斯密的這種理論，同重農主義相比確實是后退了。重農主義正確地從生產資本出發，將投在農業生產中的資本分為原預付和年預付，前者是多年才能取回價值的，后者則是一年便能取回價值的。斯密雖然正確地將這一范疇擴大到工業部門，并用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來代替原預付和年預付，但是卻錯誤地把與固定資本相對立的流動資本，和那些屬于流通領域的資本形式即流通資本混同起來。

我們知道，從資本循環的角度看，資本要經過兩次流通過程和一次生產過程，經歷貨幣資本、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三種形態。斯密把貨幣資本和商品資本這兩種在流通領域的資本形式，混同于流動資本，把工人的消費資料本身，而不是把它的價值看成是流動資本。同樣，重農主義也錯誤地認為，農業生產中消耗的消費資料的價值，會不變地轉移到農產品上去。于是，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分便不可能，這兩者的對立同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對立的區分更是不可能了。

李嘉圖之所以把流動資本看成只是工人的消費資料，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知道，由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組成的資本有機構成的差別，對剩余價值的生產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固定資本的耐久程度或使用壽命的差別，則沒有這樣的作用。但如果不從剩余價值生產的角度看，而從剩余價值在不同的生產部門的資本中進行分配的角度看，那么這兩種差別對平均利潤率的形成和價值向生產價格的轉化，則發生同等的作用。因為在相同時間內使用的等量資本，不管生產的剩余價值如何不同，分配到的剩余價值卻是相同的。第二，從生產剩余價值的角度看，在資本有機構成中，同一價值量的不變資本，其中勞動資料和原料各占多少。是毫無關系的；從投下的資本何時能取回的角度看，在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對立中，同一價值量的流動資本，其中原料和工資各占多少，也是毫無關系。從前一角度看，勞動資料和原料要放在一起，而和可變資本相對立；從后一角度看，工資和原料要放在一起，而和勞動資料的固定資本相對立。

因此，投在購買原料上的那部分資本的價值，不出現在任何一方，它消失了。它不適合于放在固定資本方面，因為在取回投下的價值的方式上，它與固定資本不同，而與工資相同；它不應該放在流動資本方面，因為這樣一來，從斯密流傳下來的把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對立同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對立混同起來的做法，就站不住腳。馬克思指出：“李嘉圖有豐富的邏輯本能，不會不感覺到這一點，所以，這部分資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不徹底。馬克思指出：在寫上述的第三節時，第四節已經在李嘉圖的腦子里。他由于混同了價值與生產價格，就認為利潤率的變動，會影響生產價格(具有中等資本有機構成和中等資本周轉的部門的產品例外)，而利潤率的變動是由工資的變動引起的，兩者的變動方向相反，因此，就錯誤地認為，這種變動也是決定價值的因素(這樣，勞動價值理論就不能堅持了)。他在《原理》第一章第四節表述到：由于資本的比例不同和資本的經歷時間不同，由工資變動引起的利潤反變動，其對生產價格(他誤認為是價值)的影響，只限于在第一次生產過程以后。因為在李嘉圖看來，第一次生產過程，產品的價值，是由活勞動和體現在生產資料上的死勞動一起決定，而在第一次生產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勞動，從第二次生產過程開始就獲得利潤了，這利潤加到產品上，其生產價格(他誤為是價值)就大于由這次生產過程中生產該產品而耗費的活勞動，就是說，有勞動以外的因素參與決定價值。我們知道，原材料是在一次生產過程中就消耗掉的，這就不能成為第一次生產過程以后的積累勞動，固定資本則可以在多次生產過程中存在，所以，無論利潤怎樣變化，原材料不會從獲得利潤方面影響價值，固定資本則必定從這方面影響價值。因此，有豐富邏輯能力的李嘉圖，在分析生產資料的價值對商品價值的影響時，將要到下一節才能說明的問題考慮好，而將原材料從生產資料中去掉。他的具體說明如下。

第一，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比例不同。他舉了這樣的例子(甲例)：假定兩人各雇100人勞動一年，分別制造兩架機器，另一農場主雇100人種植谷物，年終每架機器和谷物的價值相等，因為他們是等量勞動生產出來的(假設不消耗生產資料；下同)。下一年，一架機器所有者雇100人利用機器制造毛呢，另一架機器所有者運用機器制造棉布，農場主則和以前一樣雇100人種植谷物。第二年終，毛呢和機器，棉布和機器，是200人勞動一年，或100人勞動兩年的結果，谷物是100人勞動一年的結果，前兩者的價值就應為后者的兩倍。但李嘉圖認為實際上不止兩倍，因為前兩者的“資本在第1年中的利潤已經加入到各自的資本之中，而農場主的資本在第1年中的利潤卻被消費和享受掉了……商品價值的大小便不會恰好與各自所投入的勞動成比例，也就是，比例不是二比一，而是大一些，以便補償價值較大的一種被送上市場以前所須經過的較長的時間”。例如，假定每個工人每年的工資為50鎊.100人則為5000鎊，平均利潤率為10％，第1年終，每架機器和谷物的價值都是5000鎊+(500(3鎊xO.1)=5500鎊。第2年終，機器作為固定資本使用，它要求產生550鎊利潤，則毛呢和棉布的價值都是6050鎊。毛呢、棉布和谷物耗賀的勞動時間相同，前兩者的價值所以比后者多550鎊，那是因為他們生產時使用了價值5500鎊的固定資本，它要求利潤550鎊。

第二，在資本結合比例不同、商品上市時間不同條件下的工資漲落。承接上述甲例，李嘉圖認為工資上漲，利潤就下降，但兩者相加的數額不變。現在假定由于工資上漲，利潤從10％下降為9％。根據工資和利潤之間關系的原理，谷物的價值不變，仍為5500鎊(可見它是由勞動決定的價值)，毛呢和棉布的價值也是5500鎊，但由機器獲得的利潤卻從550鎊(5500鎊×0.1)下降為495鎊(5500×O.09)，利潤加到毛呢和棉布上去，它們的價值(其實是生產價格)便從6050鎊下降為5995鎊。因此，固定資本越大，商品價值下降也就越大。如果工資下降，情況就相反。他把生產價格的變動，看成是價值的變動。毛呢和棉布的情況相同，其相對價值不變。

現在，我們進一步看到，李嘉圖談論商品價值決定中的間接勞動時，為什么只提機器之類的固定資本，而不提原料之類的流動資本的原因了。因為機器存在的時間事實上超過一次生產過程，利潤率變動，利潤也變動，由利潤構成的生產價格也變動，而李嘉圖則把它看成是價值的變動；原料存在的時間以一次，t產過程為限，此后它再也不能獲取利潤了。利潤率的變動對它毫無影響，而在一次生產過程中，李嘉圖始終認為價值是由勞動決定的。

李嘉圖不了解他看到的這個現象的實質是：工資變動，即剩余價值率變動，由平均利潤構成的生產價格也變動，其變動情況要取決于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比。他應該把機器和原料等列為不變資本，再從可變資本的變動、平均利潤率的變動來考察生產價格的變動。

篇2

政治經濟學（財）試題

課程代碼：00009

請考生按規定用筆將所有試題的答案涂、寫在答題紙上。

選擇題部分

注意事項：

1. 答題前，考生務必將自己的考試課程名稱、姓名、準考證號用黑色字跡的簽字筆或鋼筆填寫在答題紙規定的位置上。

2. 每小題選出答案后，用2B鉛筆把答題紙上對應題目的答案標號涂黑。如需改動，用橡皮擦干凈后，再選涂其他答案標號。不能答在試題卷上。

一、單項選擇題(本大題共30小題，每小題1分，共3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四個備選項中只有一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選出并將“答題紙”的相應代碼涂黑。錯涂、多涂或未涂均無分。

1．在經濟學說，第一次把經濟理論的考察從流通領域轉移到生產領域的是

A．重商主義學說

B．古典政治經濟學

C．庸俗政治經濟學

D．政治經濟學

2．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方法是

A．系統方法

B．數學方法

C．唯物辯證法

D．歸納和演繹法

3．社會經濟制度變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動力是

A．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

B．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

C．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矛盾

D．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矛盾

4．構成社會財富物質內容的是

A．價值

B．使用價值

C．交換價值

D．剩余價值

5．簡單商品經濟的基本矛盾是

A．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

B．抽象勞動和具體勞動的矛盾

C．簡單勞動和復雜勞動的矛盾

D．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

6．債務人向債權人開出的定期付款的保證書是

A．期票

B．匯票

C．支票

D．債券

7．解決資本總公式矛盾的關鍵在于說明剩余價值是在

A．生產領域產生的，但離不開流通領域

B．流通領域產生的，但離不開生產領域

C．流通領域產生的，與生產領域無關

D．生產領域產生的，與流通領域無關

8．假定資本家投入1000萬元的資本，其中不變資本800萬元(假定不變資本一次轉移)，可變資本200萬元。雇傭勞動者生產出來的商品價值為1400萬元，那么剩余價值率是

A．50％

B．100％

C．150％

D．200％

9．絕對剩余價值的產生是

A．個別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結果

B．社會勞動生產率普遍提高的結果

C．工作日不變縮短必要勞動時間的結果

D．延長工作日增加剩余勞動時間的結果

10．資本有機構成是指

A．反映生產資料和勞動力比例關系的資本技術構成

B．反映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比例關系的資本價值構成

C．由資本技術構成決定并反映其變化的資本價值構成

D．由資本價值構成決定并反映其變化的資本技術構成

11．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資本集中的直接后果是

A．導致社會資本總額急劇增大

B．導致個別資本規模迅速擴大

C．導致資本有機構成下降

D．導致可變資本數量上升

12．考察資本循環要以

A．借貸資本為對象

B．商業資本為對象

C．產業資本為對象

D．生息資本為對象

13．固定資本在有效使用期內，由于生產技術進步所引起的資本價值貶值，被稱為

A．物質磨損

B．精神磨損

C．固定資本折舊

D．固定資本更新

14．年剩余價值率的公式是

A．M′=m／c

B．M′=m／v

C．M′=M／v

D．M′=m／(c+v)

15．公式I(v+v+m／x)=II(c+c)是

A．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

B．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

C．社會資本簡單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D．社會資本擴大再生產的前提條件

16．平均利潤率形成后，資本有機構成高的部門獲得的平均利潤量

A．等于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

B．大于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

C．小于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

D．與本部門創造的剩余價值無關

17．壟斷組織在購買生產資料時規定的價格是

A．壟斷高價

B．壟斷低價

C．自由價格

D．保護價格

18．公有制反映的是

A．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

B．財產的組織制度

C．資本的組織形式

D．資產的經營方式

19．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收入分配中屬于按生產要素分配的是

A．按勞分配

B．個體勞動收入

C．福利性分配

D．按資金分配

20．作為現代企業制度基本特征的產權清晰是指明確界定

A．出資人的財產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財產權

B．出資人的財產經營權與企業的法人財產權

C．出資人的財產所有權與企業的法人經營權

D．出資人的財產經營權與企業的法人經營權

21．規范市場客體的規則屬于

A．市場進出規則

B．市場競爭規則

C．市場交易規則

D．市場兼并規則

22．與集約型經濟增長內容基本一致的是

A．粗放型經濟增長

B．外延型經濟增長

C．內涵型經濟增長

D．數量型經濟增長

23．下列產業中，消耗資源較少的是

A．建筑業

B．新興服務業

C．裝備制造業

D．加工工業

24．一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實質上反映

A．國家創新能力的強弱

B．物質資源消耗的多少

C．市場份額占有的大小

D．環境保護狀況的優劣

25．企業分配給職工的工資屬于

A．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B．國民收入的再分配

C．國民收入中的積累基金

D．國民收入中的社會后備基金

26．社會保險的三大法定保險是

A．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B．養老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

C．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生育保險

D．生育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

27．產業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是

A．國際貿易

B．國際金融

C．對外直接投資

D．國際間接融資

28．經濟全球化的基礎是

A．國際水平分工

B．國際垂直分工

C．工業國和農業國的分工

D．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分工

29．世界貿易組織是

A．聯合國的組成機構

B．區域性的國際貿易組織

C．多邊性的國際貿易組織

D．雙邊性的國際貿易組織

30．中國對外開放的戰略格局是

A．以質取勝、科技興貿

B．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C．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

D．“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

二、多項選擇題(本大題共10小題，每小題2分，共20分)

在每小題列出的五個備選項中至少有兩個是符合題目要求的，請將其選出并將“答題紙”的相應代碼涂黑。錯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無分。

31．作為自然經濟對立物的商品經濟

A．以自然分工為基礎

B．以社會分工為基礎

C．以市場交換為目的

D．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

E．是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總和

32．按主體的不同，信用可分為

A．商業信用

B．銀行信用

C．企業信用

D．國家信用

E．消費信用

33．根據資本不同部分在價值增殖過程中的不同作用，資本可區分為

A．不變資本

B．固定資本

C．可變資本

D．流通資本

E．流動資本

34．產業資本循環中的貨幣資本是

A．產業資本運動中采取的一種職能形式

B．資本家購買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資本

C．為生產剩余價值作準備的資本

D．商品資本的組成部分

E．生產資本的組成部分

35．平均利潤率形成以后

A．各部門的利潤率趨向平均化

B．各部門內部各個企業的利潤率完全相等

C．各部門商品的價值和它們的生產價格完全一致

D．各部門的剩余價值與平均利潤不一定完全一致

E．各部門投入的等量資本會獲得等量利潤

36．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運用財政政策進行調節的手段有

A．稅種

B．稅率

C．政府支出

D．利息率

E．貨幣供應量

37．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是

A．個體經濟

B．私營經濟

C．外資經濟

D．集體經濟

E．股份合作制經濟

38．理順分配關系和調節收入分配要求

A．提高城鄉低收入居民的基本收入

B．調控不合理、不公平的高收入

C．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D．打擊非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

E．允許兩級分化

39．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內容包括

A．社會保險

B．社會福利

C．社會救助

D．社會優撫

E．社會資助

40．屬于非關稅貿易措施的有

A．進口配額限制

B．“自愿”出口限制

C．行政手段限制進口

D．制定環保標準限制進口

E．制定技術標準限制進口

非選擇題部分

注意事項：

用黑色字跡的簽字筆或鋼筆將答案寫在答題紙上，不能答在試題卷上。

三、簡答題(本大題共5小題，每小題6分，共30分)

41．簡述經濟規律的特點。

42．簡述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決定。

43．簡述影響利潤率的主要因素。

44．簡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涵。

45．簡述“走出去”戰略的主要內容。

四、論述題(本大題共3小題，請任選2小題作答，全部作答只按前2小題評分。

每小題10分，共20分)

46．試述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區別。

篇3

關鍵詞：技術進步；一般利潤率；提高

一、引言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提出了“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即如果剩余價值率或勞動被資本的剝削程度不發生變化時，通常利潤率會逐漸下降。究其原因，一般是社會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不斷提高，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而社會的平均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是由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的共同作用形成的。所以，有些人認為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可以使得技術進步，進而導致一般利潤率下降。而實際上，技術進步會通過多種途徑影響利潤率，需要對其進行綜合考慮。

二、一般利潤率的影響因素

一般利潤率等于社會剩余價值總額除以社會總資本。對平均利潤率，不能理解為是各部門利潤率的簡均，而要考慮各個部門的資本在社總資本中所占的比重。“考慮一般利潤率的形成原因時，要同時考慮到不同生產部門利潤率的差別（求出不同生產部門利潤率的簡均數）和平均數中不同利潤率的占比。而投在每個特殊部門的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占多大的部分決定了一般利潤率。”個別生產部門的利潤率為p'=m/（c+v）。由此公式可見，個別生產部門的利率由兩方面因素決定的：一是資本的有機構成，即c：v，二是剩余價值率，即m/v。因此，一般利潤率通常由資本的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決定。另外，周轉時間，包括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也會影響一般利潤率。

本文主要從技術進步對資本的有機構成、剩余價值率以及周轉率方面研究其對一般利潤率的影響。

三、技術進步、資本有機構成與一般利潤率

技術進步對資本有機構成的影響主要包括三方面：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資本和降低不變資本各要素的價格。

1.技術進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

個別生產部門為了獲得超額利潤，增強競爭力，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獲取更多的相對剩余價值，激勵研究更加先進的技術，這也是資本家剝削工人階級的手段之一。當其他部門發現之后，也會采取該技術進行生產，從而整個社會的必要勞動時間縮短，勞動生產率得到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之后，相比于提高之前將需要更少的勞動力，使得不變資本相對于可變資本增加，從而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

置鹽信雄對以上分析持相反的觀點，他認為資本家進行生產的目標是利潤最大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不是采用先進的技術的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降低生產成本，所以技術進步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另外，即使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由于沒有統計數據，所以也不能判斷其對資本有機構成的影響。

綜合以上觀點，而且由于邊際技術替代率的存在，筆者認為技術進步為了使資本的有機構成得到提高而利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效果是有限的。

2.技術進步通過節約資本而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

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可以通過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進而達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生產不變資本的勞動的節約不能達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而是要通過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資本存在著兩種趨勢：一、通過利用勞動的各種社會生產力聿歡霞跎儼品生產所必要的勞動，進而盡量節約直接使用的活勞動；二、在最經濟的條件下使用這種生產產品壓縮到最小的必要的勞動，即壓縮利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到最低限度。”

通過技術進步而改良機器是節約資本的主要途徑之一。機器的改良所引起的不變資本節約，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改良制造機器的材料，使機器耐用；二是生產生產資料的勞動生產力提高，使生產資料價值下降；三是改良已有機器，使它們更便宜或更有效地進行操作；四是廢料可以通過使用性能較好的機器減少。“凡是使機器從而全部固定資本在一定生產期間內的損耗減少的事情，不僅會使單個商品變得便宜......而且減少這段時間內的資本支出。”而由機器改良引起的利潤率提高，實際上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社會內部的分工和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都會使生產力得到發展。資本家利用的是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在為資本家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中，勞動生產力通過降低資本家所使用的不變資本的價值，達到提高利潤率的目的。”

3.技術進步通過降低各要素價格而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

不變資本的各種要素變得便宜，就是生產資料價值的下降。它可以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

第一，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生產資料的數量要不斷增加。但是生產資料價值的下降，使不變資本的價值并不與生產資料的數量成比例地增加。因此，生產資料價值的下降使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放緩，從而延緩了利潤率的下降。第二，由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單位產品價值會下降，生產資料價值也會下降，從而現有以生產資料價值存在的不變資本就會貶值。

4.資本有機構成與一般利潤率

綜合以上三方面，筆者認為技術進步降低了資本有機構成。從一般利潤率計算過程可以看出，在剩余價值率不變的情況下，資本的有機構成與一般利率是負相關關系。所以，技術進步通過降低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了一般利潤率。

四、技術進步、剩余價值率與一般利潤率

技術進步會對剩余價值率產生影響，從而影響一般利潤率。

1.技術進步提高剩余價值率

技術進步會同時導致勞動力的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提高，但是相對于勞動力價值，剩余價值提高得更多。其原因是，從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分析，社會中少數人擁有著大量的物質財富。人類生產的發展過程伴隨著技術進步，因此：技術進步帶來的利益全部被資本家占有，工人僅僅變成了更復雜的勞動力。資本家剩余價值生產的需求使得勞動力變得復雜。因為資本家希望得到更高的剩余價值率，如果技術進步使勞動力價值和剩余價值同比例提高，那么資本家也沒有動力尋求技術進步。

所以，從原始社會和現代社會兩個時點的總量比較，可以這樣說，技術進步一定會使剩余價值率提高。

2.剩余價值率與一般利潤率

由于技術進步的存在，不同行業的剩余價值率不同。擁有先進技術的行業資本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均較高。基于平均利潤率相等的經濟事實，一個行業生存的必要條件：技術帶來的資本有機構成倒數的減量與剩余價值率的增量之和為零。如果有限的剩余價值率提高要求過多的不變資本，或者工人的勞動力價值不能達到太高的技術要求水平，那么這樣的技術都不會被采用。技術落后的行業，資本技術構成和剩余價值率均處于較低水平，所以這些行業也可以獲得平均利潤率。

由于技術進步不僅具有內在規律，還存在巨大的外部效應，不由資本家控制得使所有行業獲得外部收益。這導致了平均利潤率的存在。技術進步有勞動力價值增長的需求，同時勞動力價值存在超強增長的特性。因此，如果技術受到影響進步速度減緩，資本家的剩余價值將會同時減少，進而使得利潤率下降，導致經濟危機。

五、技術進步、周轉速度與一般利潤率

除了資本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外，周轉速度也會影響一般利潤率。所以，技術進步可以通過影響周轉速度，進而影響一般利潤率。

1.技術進步加快周轉速度

通過技術進步可以實現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的縮短，進而提高周轉速度。技術進步主要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達到縮短生產時間的目的，通常人們稱之為工業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引起生產時間的縮短，從而縮短周轉時間，可以提高利潤率。如果由于提高勞動生產率要添置昂貴的機器，引起總投資的大大增加，也可能降低利潤率。技術進步縮短流通時間的主要方法是改進交通。

2.周轉速度與一般利潤率

周轉時間由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構成，生產時間和流通時間任意一個要素的減少，都可以使剩余價值量增加。究其原因是，用于生產的資本僅是全部資本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流動資本體現為貨幣和商品資本的形式。生產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周轉速度越快，閑置的資本就越少，用于生產的資本就越多，生產的剩余價值就會越多。由于利潤率是剩余價值與預付總資本的比率，因此剩余價值量增加，利潤率也就提高。

六、總結

技術進步對一般利潤率的兩方面決定因素：資本的有機構成和剩余價值率，它們的影響體現為是資本的有機構成降低，而使剩余價值率提高，它們分別使得一般利潤率提高，所以綜合起來也是得一般利潤率提高。雖然此結論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認為技術進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使得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是有限的，此觀點有待進一步考證，但在其他方面都嚴格論證了技術進步對一般利潤率的正向作用。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2]彭必源.對國外學者非議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規律的分析[J].當代經濟研究，2008（1）：1-5.

[3]沙洛姆，煞.馬克思利潤率下降理論中的技術進步和價值：一個注解[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10）：186-207.

[4]余斌.平均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及其爭議[J].經濟縱橫，2012（9）：9-13.

篇4

【關鍵詞】價值 轉形 薩繆爾森 馬克思

一、前言

西方經濟學家對待馬克思經濟學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強烈的反感，一種是清醒的評價。前者全面否定馬克思經濟學，首先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后者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馬克思經濟學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能得到當代人的共鳴，西方經濟學家應當向馬克思學習很多東西。薩繆爾森顯然屬于前者，他曾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出號召：“的價值太大，不能聽任者支配。它提供一面可以用來批判的棱鏡。通過這面棱鏡，主流經濟學――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通過分析毫不留情地對其進行審查。”薩繆爾森的這番話，說白一點就是：不能聽任者闡述、研究和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為了自己的生存，必須肆無忌憚地向經濟學發起全面的攻擊。

本文介紹薩繆爾森對于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提出的價值轉形問題的批判，力求客觀的將二者理論進行對比。

二、薩繆爾森對價值轉形問題的批判

龐巴維克在《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一書中提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斷言價格與價值是一致的,可是,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卻為不同部門間的價格與價值不一致為難。于是,龐巴維克得出結論:如果價值只以勞動量為基礎,那它就不能解釋現實世界中的價格和利潤;勞動價值如果不能解釋現實世界中的價格和利潤,那么斷言資本主義建立在對工人剝削基礎上的剩余價值理論也就崩潰了。可見,龐巴維克試圖通過《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的所謂矛盾,從根本上否定經濟學體系。薩繆爾森繼承了龐巴維克的研究傳統,也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和第三卷存在的所謂矛盾上大做文章,所以有人將他稱為“當代的龐巴維克”。薩繆爾森對馬克思轉形理論的攻擊集中在《從馬克思的價值到競爭價格的轉形:一個排斥與替代的過程》(1970)、《理解馬克思的剝削概念:馬克思的價值與競爭價格間所謂轉形問題的概述》(1971)等論文中,薩繆爾森(1970)將馬克思的轉形分析看成是一塊橡皮解決的問題。

三、兩者理論的內容

1.馬克思的價值轉形

所謂轉形問題是指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中關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剩余價值轉化為平均利潤的論證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證了由于資本主義的競爭，不同資本最終會按照平均利潤來獲取報酬，利潤的平均化掩蓋了剩余價值的源泉，也為生產價格的形成提供了條件。然而生產價格和價值終究只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轉化形式。

篇5

內容摘要：價值理論是經濟學理論中最基本的內容之一，關于價值理論，當今經濟學界有三大理論體系—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體系、新古典均衡價值理論體系和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絕大多數經濟學者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體系和新古典價值理論體系并不陌生，但對于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卻知之不多。本文旨在介紹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并且將其與馬克思價值理論體系進行比較，找到這兩種價值理論體系的相通之處，然后通過這些相通之處從馬克思價值理論體系的視角解讀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

關鍵詞：勞動價值理論 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 斯拉法價值理論 簡單再生產 擴大再生產 比較

相關文獻綜述

皮羅·斯拉法（Piero Sraffa）英國著名的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從1930年開始在凱恩斯的幫助下，斯拉法花費了二十年的時間完成了十卷本《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的編訂工作。1960年他又出版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用商品生產商品》（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這部著作為新劍橋學派的理論體系奠定了價值理論的基礎，斯拉法也因此成為新劍橋學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用商品生產商品》的成功出版意味著斯拉法價值理論的成型，斯拉法價值理論成為與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和新古典均衡價值理論相并列的三大價值理論體系之一。后凱恩斯主義者和新李嘉圖主義者認為斯拉法的理論體系從根本上否定了新古典經濟學的“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建立了價值理論的基礎。一些西方經濟學家也運用斯拉法的理論體系研究，得出了許多有益的新觀點，同時有一部分西方者開始懷疑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可以用斯拉法的價值理論代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英國經濟學家斯蒂德曼（1991）就認為即使放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用斯拉法的分析方法同樣可以得到馬克思的結論。米克（1979）認為斯拉法的許多基本觀點與馬克思的體系是一致的，“斯拉法的程序所反映的基本觀點正是馬克思試圖用他的勞動學說來表達的這種觀點”，但“斯拉法的程序比馬克思的程序更為清楚和有效”。

而另一些經濟學家特別是我國國內經濟學家則認為斯拉法的體系并不能代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體系，甚至認為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與馬克思價值理論體系根本不是同一層次的問題，根本就不能并列。丁堡駿（2001，2003）認為雖然斯拉法的某些概念和某些分析方法與馬克思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非常相似，但是并不能就此說明斯拉法的這種實物關系體系與馬克思的價值關系體系是相互貫通的，更不可能按照斯拉法的思想去研究馬克思、放棄多余的勞動價值理論，而相反，按照馬克思的思想研究斯拉法和斯蒂德曼。

魏塤（2001）認為斯拉法的價格理論體系“與新古典主義的價格論和分配論相比，還是有其進步和科學意義的”，但是“與馬克思的價值、資本有機構成、生產價格以及固定資本等基本理論相互比較，斯拉法的理論遠不如馬克思理論科學、深刻、系統和全面”，所以“某些西方學者否定勞動價值論，試圖用斯拉法的價格理論取代馬克思的價值和生產價格理論是錯誤的”。

魯品越（2001）將價格形成機制分成三個層次，“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與剩余價值理論最為深刻，是關于交換價值源泉與本質的理論”，而斯拉法的價格理論則居于中間層次，“指出了生產與生活過程中各個產品之間的客觀聯系決定不同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關系”，而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則居于價格決定機制的最表層，“由理性人通過市場供求關系來確定成交價格”。通過這種價值或價格理論的分層分析，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斯拉法的價值理論與新古典的價值理論做了分析，并統一了分析的框架。

白暴力（2011）認為價值的范疇包括三方面內容，價值價格理論有六個層次，而斯拉法的價值價格理論體系僅僅是完整的價值價格理論中的第三個層次“交換價值或價格直接基礎”的特殊形式“生產價格”的精確計算問題；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則研究了價值與價格的本質，揭示了價值理論體系的第一個層次；古典經濟學的價值理論研究了第二個層次—價值的實體問題，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價格理論則只是研究了價值價格理論的第四個層次市場價格理論。這種六層次價值價格理論的將古典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新古典均衡價值論和斯拉法價值理論統一在一個分析框架內進行比較，使得經濟學界一直在相互爭論的三大價值理論體系的比較問題，得到了統一的認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對不同條件下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與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進行比較。分別研究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和擴大再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與斯拉法價值理論的比較。本文在研究馬克思價值理論與斯拉法價值理論區別的同時，更加側重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與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相通之處的研究，找到兩種價值理論的共通之處，并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從的視角解讀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

勞動價值論

經濟學家普遍地將商品價值歸結為人類的勞動，而且生產商品的勞動不是體現在勞動產品中的各種有用性質的勞動，而是指共同的人類勞動及抽象的人類勞動。這種凝結在商品中的人類勞動，或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結晶就是價值—商品的價值。用公式表示為W=C+V+M，W為商品的價值，C為不變資本，即投入生產中的固定資本與原材料的價值，V為可變資本，即工人的工資，M為剩余價值。在生產過程中不變資本的價值轉移到了新商品中，價值不發生變化，由于不變資本也是由勞動創造，所以C也被稱為物化勞動或者死勞動。而由于勞動力具有特殊的使用價值，所以其再生產過程中生產了比自身更大的價值，即V+M，所以這一部分被稱為活勞動。而一種商品的價值增值便來自于活勞動。

假設W=P·Q，W為整個社會所生產的所有商品的總價值，P為單位商品的價值，Q為商品的數量，則P·Q=C+V+M，及所生產商品的總價值等于死勞動加活勞動之和，P=(C+V+M)/Q，即單位商品的價值為每一單位商品中所包含的物化勞動和活勞動之和。

斯拉法的價值理論體系

斯拉法的價值理論體系是從建立簡單的僅能維持生存的生產方式開始的，這類似于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過程。假定起初只生產兩種商品小麥和鐵，其簡單的生產方程為：

280夸特小麥＋12噸鐵400夸特小麥

120夸特小麥＋8噸鐵20噸鐵

將價值或者價格引入其中得：

280Pw+12Pi=400Pw （1）

120Pw+8Pi=20Pi （2）

其中，小麥的價格為Pw，鐵的價格為Pi，令小麥的價格Pw=1，求解上面的方程可得Pi=10，即一噸鐵的價值等于10夸特小麥。

再引入三種商品的生產，小麥、鐵再加入豬，其中生產方程如下：

240夸特小麥＋12噸鐵＋18只豬450夸特小麥

90夸特小麥＋6噸鐵＋12只豬21噸鐵

120夸特小麥＋3噸鐵＋30只豬60只豬

同樣假設小麥的價格為Pw，并且令Pw=1，假設鐵的價值為Pi，豬的價值為Pp，則方程為：

240+12Pi+18Pp=450 （3）

90+6Pi+12Pp=21Pi （4）

120+3Pi+30Pp=60Pp （5）

解該方程組得：Pi=10，Pp=5。即一噸鐵的價值等于10夸特小麥等于2只豬。

將上述生產方程擴展到K個部門，令A為每年所生產a商品的數量，B為每年所生產b商品的數量，C為……，依次類推。我們稱Aa，Ba，……Ka為生產A的生產部門每年所使用商品a，b……k的數量；Ab，Bb……Kb為生產B的生產部門每年使用相應商品的數量； AkBk……Kk為生產K的生產部門每年所使用的abc……k的數量。再假設Pa，Pb……Pk為商品a，b……k的價值，則生產方程為：

AaPa+BaPb+……+KaPk=APa

AbPa+BbPb+……+KbPk=BPb

……

AkPa+BkPb+……+KkPk=KPk

以其中一種商品的價值當作自由變量，設其價值為1，則由K-1個未知數和K-1個方程最終可求解出各個商品的價格Pa，Pb……Pk。其中Aa+Ab+……Ak=A，Ba+Bb+……+Bk=B，……，Ka+Kb+……+Kk=K 。

簡單再生產條件下斯拉法價值理論與馬克思價值理論比較

假設是在兩部類簡單再生產條件下，第一部類為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為生活資料的生產，則馬克思的生產方程為：

C1+V1+M1=W1

C2+V2+M2=W2

其中，W1是第一部類所生產商品的價值，W2為第二部類所生產商品的價值，C1，C2，V1，V2，M1，M2為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相對應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和剩余價值。

如果簡單再生產要順利進行則必須具備三個實現條件：I(V+M)=IIC；II(C+V+M)=I(V+M)＋II(V+M)；I(C+V+M)=IC＋IIC。其中I代表第一部類，II代表第二部類。

假定生產的K種商品中有一種商品是勞動力，設其為i，則Ia+Ib+……Ik=I，勞動力的價值為Pi，這一價值僅僅夠維持勞動力的生存。還有另一種商品就是管理者或者是資本家，假設其也要參與到生產過程中，設他們為j，Ja+Jb+……Jk=J，資本家要得到的報酬為Pj，這一報酬也只能維持其生存，使其可以參加再生產，因為是簡單再生產，所以不存在超過其生存需要的利潤。由于資本家和勞動力的價格都是僅供維持生存的價格，所以二者應該相等，都等于維持生存的費用，即Pi=Pj=Pl。這樣在斯拉法生產方程中還有K-2種商品，將這K-2種商品抽象為一種大的商品即生產資料，用C來表示，他們也只用一種價格，用Pc來表示，Pc可以理解為這K-2種商品的價格指數。則上述斯拉法方程就可簡化為：

CcPc+IcPl+JcPl=CPc

Ci+jPc+Ii+jPl+Ji+jPl=(I+J)Pl

因為勞動力的生產和資本家的生產都是人的再生產過程，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可以看作是同一種商品的生產，他們的生產都是為了維持人的生存而已，所以沒有區別。當他們投入生產過程時則是兩種商品，因為他們所執行的功能不同。

斯拉法的這一簡化方程與馬克思的兩部類生產方程是完全相同的，而且，斯拉法的這一簡化方程要想順利地進行也必須具備兩個條件：C=Cc+Ci+j；I+J=Ic+Ii+j+Jc+Ji+j。這兩個條件是斯拉法體系自行更新的必要條件。與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實現條件進行對比，條件：C=Cc+Ci+j就是馬克思簡單再生產條件的第三公式I(C+V+M)=IC＋IIC，條件：I+J=Ic+Ii+j+Jc+Ji+j正是馬克思簡單再生產條件的第二公式即II(C+V+M)=I(V+M)＋II(V+M)。而斯拉法方程要想解出產品的價格，還隱含著一個條件。注意最初的兩種商品的生產方程：

280夸特小麥＋12噸鐵400夸特小麥

120夸特小麥＋8噸鐵20噸鐵

其相對價值為1噸鐵=10夸特小麥，這一比例正是12噸鐵與120夸特小麥相比的結果，所以兩種商品斯拉法生產方程隱含著一個條件：12噸鐵·Pi=120夸特小麥·Pw 。在上述斯拉法兩部門簡化的方程中這一隱含條件可表述為(Ic+Jc)Pl=Ci+jPc。這個條件正是馬克思簡單再生產的第一公式I(V+M)=IIC。所以，斯拉法的無剩余生產方程與馬克思的兩部類簡單再生產方程是完全相同的，其運行和實現條件也完全一樣。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簡單再生產過程中斯拉法價值體系的分析方法和理論實質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是共通的，其結果也十分相似。在斯拉法的原著《用商品生產商品》中并沒有將整個社會的生產分為消費資料的生產和生產資料的生產，而是將整個社會生產泛泛的劃分為K個部門，如果斯拉法可以將生產部門劃分為消費和生產兩個部門，可以得到與馬克思價值理論相同的條件。

擴大再生產條件下斯拉法價值理論與馬克思價值理論比較

本文假設剩余率為R，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剩余率R應該相等，如果不相等，通過市場競爭可實現相等，則上述斯拉法體系就變成了：

(AaPa+BaPb+……+KaPk)(1+R)=APa

(AbPa+BbPb+……+KbPk)(1+R)=BPb

……

(AkPa+BkPb+……+KkPk)(1+R)=KPk

在這一體系中Aa+Ab+……+Ak≤A；Ba+Bb+……+Bk≤B；……；Ka+Kb+……+Kk≤K，這也就是說，每一商品生產的數量至少等于所有各個生產部門合計起來所消耗的數量。在這個體系中，假設一種商品的價格為1，則它包括K個獨立方程，這些方程決定K-1個價格和剩余率。因為存在剩余商品，所以改變原有的假設條件，工資和利潤要對這部分剩余進行分割，工資和利潤不再是只能夠維持生存之用，而是都會存在剩余。這就可以把工資和利潤從先前的方程中剔除，即不再視其為一種商品的報酬，重新建立一組新的方程：

(AaPa+BaPb+……+KaPk)(1+r)+LaW=APa

(AbPa+BbPb+……+KbPk)(1+r)+LbW=BPb

……

(AkPa+BkPb+……+KkPk)(1+r)+LkW=KPk

在這個方程中Aa+Ab+……+Ak≤A；Ba+Bb+……+Bk≤B；……；Ka+Kb+……+Kk≤K；LaLb……Lk使生產部門中生產A，B……K產品分別使用的年勞動量，并且規定他們是社會全部年勞動量的各個部分，假設整個社會年勞動量等于1，即La+Lb+……+Lk=1。由于國民經濟體系需要更新，所以必須從最終產品中將消耗的生產資料一項一項地扣除，余留的便是整個社會的純產品，也就是整個社會的國民收入，我們也令其等于1。即[A-(Aa+Ab+…+Ak)]Pa+[B-(Ba+Bb+…+Bk)]Pb+…+[K-(Ka+Kb+…+Kk)]Pk=1。在這里斯拉法體系暗含著一個假定，就是社會全年的勞動量總和等于全社會的國民收入也就是等于全社會年純產品價值總和，即[A-(Aa+Ab+…+Ak)]Pa+[B-(Ba+Bb+…+Bk)]Pb+…+[K-(Ka+Kb+…+Kk)]Pk=La+Lb+……+Lk。從中可以得到單位商品的價值：

其中，La+Lb+……+Lk為社會全年勞動量，在價值上它等于社會全部純產品的價值，[B-(Ba+Bb+…+Bk)]Pb+…+[K-(Ka+Kb+…+Kk)]Pk為部門B到部門K的全年全部純產品的價值，他也正是花費在B部門到K部門全年的勞動量。所以上式中分子就有兩種解釋：第一，它是A部門全年純產品價值總和；第二，它也是花費在A部門全年勞動量的總和。而分母則為A部門全年純產品的數量。由此可以得到一種商品單位價值也就是其每單位純產品中所包含的價值量，它等于該生產部門全部活勞動的總量除以純產品的數量，即每單位純產品中所包含的活勞動。即P=生產該產品活勞動總量÷該產品純產品的數量。

再將這一結論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進行對比，前文中已經提到了勞動價值理論W=C+V+M，及社會全部產品的價值總和等于物化勞動加活勞動，并且設W=PQ，其中P為單位商品的價值，Q為商品的數量，所以PQ=C+V+M，P=(C+V+M)÷Q，這就是馬克思對價值的第一個定義：每單位商品中所包含的全部勞動的數量，P=勞動總量÷商品總數量。將馬克思W=C+V+M擴展到整個社會生產，假設社會中生產K種商品，每種商品的價值為Pi，則， QLi為生產的第i種商品的數量；，QFi為生產中所消耗的第i種商品的數量，其中QLi≥QFi以保證整個經濟的運行；Vi， M=Mi；所以W=C+V+M就可以變形為：，將上式變形可得到：。這個公式說明社會全部純產品的價值等于社會全部活勞動的量。在此將第一種商品單獨提出，作為例子來分析其價值量的決定，其他商品價值量的分析與第一種商品完全一樣，不再一一進行分析。令，，則上式可以變形為：

其中，V1+M1為第一種產品中所包含的活勞動的量，Q1L-Q1F為第一種產品的純產品的數量。由此可得到馬克思關于價值的第二個定義：每單位純產品中所包含的活勞動，P=活勞動的量÷純產品數量，而這一定義與先前論述的包含剩余產品生產的斯拉法體系中所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

結論

無論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還是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和馬克思價值理論如出一轍，使用了相通的方法，得到了相似的結論。他們都將商品的價值歸結為勞動；社會商品的總價值等于社會全部勞動數量的總和，單位商品的價值有兩個定義：

P=（物化勞動＋活勞動）÷商品總數量

P=活勞動÷純產品的數量

從思想實質上來看，斯拉法的價值理論體系與馬克思的價值理論體系幾乎沒有質的發展，只是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使用了更強的數學工具，更加公式化地表達了勞動決定價值的思想。但也正是由于這種公式化的表達使得斯拉法體系不易讓人清楚的理解。但只要能深刻理解馬克思關于價值理論的表述，用馬克思的價值理論的思想理解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形式上的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就能透過一系列方程理解到斯拉法價值理論體系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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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復雜勞動 簡單勞動 協同勞動 價值創造 制度結構 價值分配

（全文詳見：《制度經濟學研究》，第三輯，第179-197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5）

一、 公理性假設

（一）批判的起點：簡單協作形式

從假設到結論無疑是現代經濟學倡導的方法論的一個主流思路[2]。“個人差異”于是成為了這個主流思路在作為協同勞動批判的歷史起點的簡單協作形式上，——以自然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形式上，所采取的首先的假設前提。馬克思（1975a，第361、372頁）說：“簡單形態的協作，是同規模較大的生產結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特殊發展時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許多工人只是在空間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協同勞動”。馬克思（1975a，第388頁）強調：在簡單協作形式中，“非熟練工人”是遭到“極端排斥”的。這里可進行兩點理論提煉：一是外生生產力和內生生產力的辯證關系，外生生產力以“個人差異”為表現，內生生產力以“勞動差異”為表現[3]（許光偉，2003a、2003b）；二是張維迎（1995）實際上是以“個人差異”為假設，推出“資本雇傭勞動”邏輯結論，而如果“經濟個體被事先看作是相同的”（張維迎，1999，第36頁），也就等于取消了價值理論[4]。從而，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協同處在了簡單的、偶然的形式階段！

（二）概念的辯證法：協同勞動體系

這里，我們首先看到了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協同形式在“總和、擴大”的意義上發展著，馬克思（1975a，第372-373頁）說：“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在工場手工業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態”，“協作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形式”[5]。進一步地，我們考察協同勞動創造價值的現代和一般的形式，應就是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創造價值。為了敘述的簡潔性起見，協同勞動的概念的辯證法體系被簡單地羅列在圖1中（注釋[6]），從而，使我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當前，通過拓展勞動概念來繼承和發展勞動價值論（胡家勇，2003），為什么會是勞動價值論本身面向現代拓展的一個主流。

馬克思（1975a，第375頁）稱協同勞動體系是“一個以人為器官的生產機構”，即在這里，“個人”被分解了，“勞動差異”代替了“個人差異”，并且是“勞動差異”造成“個人差異”，而不是歷史中相反的事實情況。換言之，亦即在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協同勞動體系中，創造價值的勞動分別對應地取得了“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多重規定或各種形式。對此，馬克思（1975a，第388、423頁）所作的進一步分析則是：“由于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促使“在等級制度的階梯的旁邊，工人簡單地分為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及如果說“在簡單協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專業化的協作中，社會化的工人排擠單個的工人還多少是偶然的現象”，那么，機器大工業“則只有通過直接社會化的或共同的勞動才發生作用”。[7]

（三）二重規定形式的規定：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

根據圖1，由于“協同勞動”只是創造價值的勞動形式，與“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作為勞動的二重性或二重規定的稱謂相一致，所以筆者本文進一步地稱“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為勞動或協同勞動本身的二重規定形式。

從歷史上看，對應于“工場手工業的二重起源”，使得勞動在具體勞動規定的意義上率先取得了勞動的二重規定形式[8]。但這必然也只是邏輯上的一個“暫時”，馬克思（1975a，第384頁）明確地說：“工場手工業的分工不僅使社會總體工人的不同性質的器官簡單化和多樣化”，“在發展社會勞動過程的質的劃分的同時，也發展了它的量的規則和比例性”。所以溯本求源，馬克思也終歸是確立抽象勞動規定乃至勞動規定本身的二重規定形式并為之“創立了數學上固定的比例”的第一人。由此，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相應取得了對象于個人乃至一切的經濟組織“加權存在”的普遍形式。

在此基礎上，復雜勞動（ 或者稱“復雜性勞動” ）的規定是：勞動對象性條件下的勞動主體性的整體存在和發展以及對生產力時間因素、技術因素和空間因素的全部考慮；相應，簡單勞動（ 或者稱“簡單性勞動” ）的規定是：勞動主體性的純粹存在和發展——顯然，這里勞動對象性條件已被暫時地“過濾”掉了，以及對生產力時間因素、技術因素和空間因素的純粹考慮，而后者所謂的“純粹考慮”實質乃是強調時間因素的相對舍棄[9]。于是按照此規定，即在形式規定的背后：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創造價值成為勞動價值論的公理性假設（許光偉，2003a）。借鑒馬克思（1975a，第51-52、359頁）的講法，則是差別化勞動，—— 勞動質的差別決定勞動量的差別，協同形成“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同一的幽靈般的對象性”、“社會平均勞動的性質”，以及“社會平均的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社會平均性質的勞動”，或者馬克思干脆稱之為“社會平均勞動”。

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在馬克思的體系內向來是統一的。但我們注意到：馬克思對于協同勞動的形式規定的敘述是在《資本論》的開篇處進行的，而相應的研究則被推遲在稍后的協作理論中進行。這種隔離使得馬克思（1975a，第57-58頁）在處理勞動創造價值的社會方式的選擇上出現了“偏差”：一是經過理論的“簡化”，提出“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的著名的形式命題[10]；二是將“簡化”一般化，進而以“簡單勞動力”直接代替“社會平均勞動力”，從而相應地將“社會平均勞動”最后歸結為“簡均勞動”。由此，通過下文的論證使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這種思路直接影響了馬克思本人對創造價值的勞動的二重規定形式的規定。

二、 協同勞動性質

（一）一般性：一般協同勞動創造價值

一般性，馬克思（1975a，第376、381頁）稱作“協作的一般性質”或“一般協作性質”，即指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單元協同。在數學上，這種性質則可被稱之為“價值創造生產函數的非加總性”，即滿足條件（許光偉，2003a）[11]：

，且 。

恩格斯（1970，第302頁）說：“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換言之，只要是商品生產（價值創造通過市場方式實現），價值創造就會必然采取由兩種基本活勞動形式協同的方式進行。馬克思（1975a，第52-53頁）說：“作為價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勞動時間”；“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馬克思（1975a，第362、423頁）并宣稱：“由協作和分工產生的生產力，不費資本分文”；“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按筆者的看法，協作的一般，——即協同，它的最大的好處乃是在于可以分別抵消個人勞動在勞動能力上的差別，從而提供單位時間意義上的社會平均勞動力，—— 縱然，它本身或許還只是起著整體主義方法論意義上的“參照系”的作用。

（二）總體性：總體協同勞動創造價值

從整體主義方法論的角度看，單元協同直接統馭總量協同，后者則構成協作的總體性質。從數學上看，總體性與一般性則既是等價又是非對稱的。所謂“等價”，指二者的數學特征相同。總量協同仍可表示為：

，且

其中，V、L c、Ls對應代表“單位值V t 、 、 ”沿時間過程加總的總量值，即同時滿足V＝GNV（價值衡量的國民生產總值）＝∑V t 。

所謂“非對稱”，指二者的凸性假設不同。簡單地說，單元協同是一條“無差異”性質的曲線（V t值相對地保持不變）、形狀凸向原點（許光偉，2003a），總量協同則是 “生產可能性”性質的曲線、形狀凹向原點，對應地“邊際技術替代率”也不是遞減而是遞增。

對應的理論解釋有兩點：其一，從一般性向總體性的擴展，其中“內生生產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從而，“個人差異”完全地可由“勞動差異”總體地表現；其二，同時也應該指出，“等價又非對稱”又是詮釋勞動的單位值沿時間的歷史過程產生“加總效應”的邊界。所以，馬克思（1975a，第363、400、556頁）將之歸結為“總體協同勞動創造價值”，他說：“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

（三）局部性：局部協同勞動創造價值

總體總是一定結構的總體。局部性，馬克思（1975a，第375-376頁）廣泛稱之為：“局部操作”、“局部職能”、“局部工人”或“局部勞動”，強調總體工人（勞動）必然是局部工人（勞動）在一定結構協同形式中的總和表現。它的相應數學特征表達是：

但如果令V c代表總體復雜勞動創造的價值份額、Vs代表總體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份額，即假定存在：V = V c + Vs，且滿足 i ＝ j ＝1 、2，則結構協同的滿足條件還可以描述為：

，

由此，局部性質作為總體性質的特殊形態的表現形式，直接對應地在數學上取得了“價值創造生產函數的加總性” 特征。

作為初步的理論小結：即第一，上式只是勞動概念的辯證法在數學上的驗證。“加總性”與“非加總性”在這里實質是辯證統一的，它的進一步的實質是使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性”的科學權威得到鞏固，即通過規定多元勞動要素協同創造價值和對于不同價值創造方式的選擇為勞動的社會規定最終尋求到了歷史多維性。第二，作為對新古典范式的“揚棄”，上式凸顯了生產函數的一元論，即財富創造生產函數的背后是“勞動”被作為單獨和唯一的價值創造要素高度地抽象出來。馬克思完成了這一抽象的全部過程，即將勞動與勞動本身的直接條件（勞動力）相區分，進而與其“生產的條件”相脫離，——即將勞動力作為勞動的人本身的條件、將物質資本（生產資料）作為勞動的社會的一般條件以及將土地作為勞動的自然條件等。由此決定要將復雜勞動與復雜勞動者及簡單勞動與簡單勞動者這兩組分別不同的概念區分開來，如果囿于傳統認識僅僅局限由個人出發去規定勞動的性質，顯然是根本錯誤的。第三，協同勞動性質歸根結底是要以對復雜勞動、簡單勞動的規定而體現出來的，如上指出，所謂對時間因素、技術因素、空間因素的“考慮”，即強調勞動必然只是與勞動本身的生產條件相聯結的。反過來說，具體地區分、規定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也只能是以與其整體地聯結的具體生產條件及其歷史的發展為依據。按照這樣的思路，本文以下以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區分作為“勞動一元論”的總體的實現形式，相應以“資本一般”統合諸生產條件作為“多元分配論”的結構的實現形式，力圖首先基于“的勞動價值理論與企業理論、收入分配理論的互動框架”初步實現兩者的有機對接和統一。

三、 價值創造的制度結構

（一）勞動雇傭資本：阿爾欽——德姆塞茨企業

1．理論難題

10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是科學的，具有崇高科學地位。但不容否認，近年來它承受著來自不同方面的“嚴重侵襲”，依筆者的分析，主要面臨三大理論難題：一是價值創造方式問題（許光偉，2003a、2003b）；二是時間異質因素問題（許光偉，2003a）；三是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矛盾問題（蔡繼明，2003）。不過應該看到：迄今為止，《資本論》也仍然是解決上述“理論難題”的最好讀本。

2．理論創造

考察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協同的企業形式，基于勞動價值論必須實現企業理論和收入分配理論的理論再造。如“阿爾欽 —— 德姆塞茨企業”（張維迎，1995，第100、104頁）即可作為其中的能夠加以首先改造的“他山之石” [12]。亦即，通過揚棄可以找到隱藏在“合作生產的效率”（盛洪，2003，前言，第10頁）背后的東西，依筆者拙見，那就是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兩種基本不同的價值創造要素之間的勞動協同。另一方面從理論史上來看，龐巴維克把資本歸結為“迂回生產方式的產物”，馬克思則說“資本是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但歸根結底如前文強調，資本，—— 準確地說是統合諸生產條件的“資本一般”（不變資本或稱生產資料資本C＋可變資本或稱勞動力資本V），只是勞動的生產條件而已，故簡單地可以說：固定資本（不變資本C中的“具有高價意義”的資本或稱勞動資料條件的資本C1）正是構成復雜勞動的生產條件，而流動資本（不變資本C中的“純粹被動意義”的資本或稱勞動對象條件的資本C2＋可變資本或稱勞動本身條件的資本V）對應是構成簡單勞動的生產條件[13]。筆者深以為上述認識，應成為重新界定勞動與資本之間關系的邏輯起點。

3．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學”標榜自己：形式化、數學化、客觀性和價值中立。其“吹噓的謊言”起碼在兩個方面可以被擊破：第一，生產函數具有二重性，即在“生產諸要素”協力創造財富的背后深藏的是“勞動諸要素”協同創造價值，而“現代經濟學”則根本地忽略這一點；第二，僅就模型本身而言，價值創造生產函數模型要遠比財富創造生產函數模型具有理論上的無比優越性，即前者涵蓋后者，前者可以涵蓋許多后者所不能或根本無法涵蓋的因素如人力資本、企業家才能等等，對于這一點，“現代經濟學”同樣予以完全否定。總括兩者，就是說依據勞動價值論的形式規定范疇“協同勞動”做出的關于生產函數的理論模型，較之于現有并流行的生產函數模型似乎更加深刻和合理：

式中，Lc、Ls代表兩種勞動：復雜勞動、簡單勞動，K1、K2代表兩種資本：固定資本、流動資本，n代表流動資本的周轉次數（已假定固定資本的周轉次數恒取數值1），而復雜勞動則又被區分為“兩類”加以表述：“ⅠL c”代表第一類復雜勞動，“ⅡL c”代表第二類復雜勞動。

依托圖2，對理論模型作三點解釋：（1）兩類復雜勞動。ⅡL c從L c中析出是“加總效應”的直接結果，從而使ⅡL c成為代表L c中“時間異質因素”的單獨因子，并使V c直接裂分為ⅠV c和ⅡV c兩類， ⅡV c形成對V c整體的必要分割。（2）資本約束條件[14]。有兩層涵義：一是制度結構內生；沿著馬克思的內生制度的整體分析框架（林崗、張宇2001，第11-20頁）的認識前行，在價值創造的體系中，“只有生產資本能夠分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種對立只有對生產資本并且在生產資本之內才是存在的”（馬克思，1975b，第187頁）。二是資本構成勞動的局限[15]；從模型中看，K1直接構成ⅠL c的“局限”，K2直接構成Ls的“局限”，而總資本K則構成ⅡL c 的“局限”。（3）企業家均衡。企業家是企業發生的邏輯起點，是最初的“中心簽約人”（楊其靜，2003）；但這里的“ⅡL c”恐怕還只是“全部簽約人”意義的企業家，“勞動差異”應該是令其擔當此職的第一要因。

（二）資本雇傭勞動：古典資本主義企業

1．理論起點

但企業為什么會“真正”存在？還是經濟學真正給出了既符合歷史又符合邏輯的解釋（黃少安，1995，第234 頁）。圍繞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1975a，第358、408、423頁）在不同場合共講了三句著名的話：其一針對“簡單協作形式”，馬克思說“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產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歷史上和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其二針對“工場手工業”，馬克思說“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勞動資料為起點”；其三針對“協同勞動”，馬克思說“勞動過程的協作性質，現在成了由勞動資料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技術上的必要了”。由此我們看到：“企業內分工”凌駕于“社會分工”之上，“財產所有權”凌駕于“企業所有權”之上，并淹沒后者才是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的理論起點。

2．理論模型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敘述，其次我們得到勞動分工在形式上完全相反（或者說勞動在形式上完全被異化）的生產函數的理論模型：

式中，在作為“工人統一意志”的代表的資本家的“統一指揮”下：總資本K的“職能”被分解了，K1直接雇傭ⅠL c，而K2直接雇傭Ls；“資本雇傭勞動”唯一可剩下來的“局限條件”也只是可雇傭的“社會總勞動”的數量了，其中m被設定為復雜勞動協同簡單勞動的比例系數。

依據圖3的三點明細分析是：（1）勞動后備軍。圖3中的“由m遞增導致的L1絕對地向L2下垂的規律”被馬克思（1975a，第707頁）稱作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按“最現代的分析說法”則是：Ls的大量析出，既大大減低市場外生交易費用使“勞動市場替代產品市場”成為可能，又可相對縮小協同勞動的非生產費用（內生交易費用）促使“合作剩余”最大化。（2）資本家邏輯。供給和需求是勞動分工的兩個側面。馬克思（1975a，第702頁）給“資本家邏輯”所作的規定是：“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3）超邊際分析與角點均衡。資本家作為“企業家”，它的“均衡”只能是角點均衡，它的“局限條件”則是社會總勞動的超邊際分析。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話說，即在零交易費用世界里，當資本家實際交易簡單勞動力的效率大于“某種臨界交易效率”時，全部均衡就將是勞動分工結構中的角點均衡（楊小凱、張永生，2000，第34頁）。

3．理論比較

兩種理論模型主要有三點區別。區別之一：價值創造的性質。在這里，企業家勞動的一般性質蛻變為“資本家勞動”的特殊性質——馬克思（1975a，第367-369頁）說：“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管理的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并進而蛻變為“企業家勞動”的二重規定性：出資和管理[16]。區別之二：制度結構的形式。雖然二者均取得了“價值創造恒等式” 的制度結構形式[17]：

但后者的“ ”卻只是勞動生產力的“異化形式”。區別之三：價值分配的規則。阿爾欽—— 德姆塞茨企業的分配規則是“剩余分享”： ， [18]。古典資本主義企業的分配規則是“剩余獨占”： ， 。從而，從價值創造到價值分配，后者在歷史中暫時地取得了形式規定上的“合理性”。

（三）混合制度結構：現代股份企業及其發展

1．理論模型

依據本文以上對勞動的本質及功能的基本分析，作為最后的綜合，筆者最終是“實體－條件”論者。即考慮混合制度結構的一般情況[19]，考慮社會主義經濟的一般事實，并最終消除傳統迄今為止仍然實質存在的資本與勞動“兩分”分析的現狀，以及作為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的“最好地理解和最準確有力地運用”，本文更傾向于設定這樣的現實和具一般意義的生產函數的理論模型：

式中，βc、βs分別代表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的人力資本比例，α代表總資本的自有資本比例，ⅡLc1代表“出資 —— 管理勞動”，ⅡLc2則被稱為 “創業勞動” [20]。

總括圖4，對“理論模型”則有三點深化認識：（1）勞動的不斷復雜化。比較L1、L2：L1是更加“現實”的局限條件，m趨于下跌或遞減的結果是分工和專業化在歷史中推動了企業與市場的共同演進。（2）企業性質。一方面V0（零交易費用世界完全勞動分工結構經濟價值創造）和V n（零交易費用世界完全自給自足結構經濟價值創造）[21]，直接構成V的制度約束邊界，另一方面，“m遞減”在這里有了新的實在的意義：L c替代Ls；換言之，在現實世界（正交易費用世界）里：企業只是分別代表不同一體化水平的協同勞動組織。（3）邊際分析與內點均衡。在張維迎（1999，第36-37、53-56頁）那里，“企業家精神”是外生的，“資本雇傭勞動”與“企業家精神”又揉合在一起，而在我們這里，“企業家精神”既是內生的（由ⅡLc2代表），且二者相互分離，即“ⅡLc2= ”與其說是“資本雇傭勞動”，不如說是“勞動雇傭資本”，更準確地說是二者的高度統一[22]。可見，古典的阿爾欽——德姆塞茨式企業在這里又被“復活”了，但是以“企業家團隊勞動”作為新的邏輯起點。

2．理論批判

綜上所述，從而我們看到：從單純的“勞動雇傭資本”制度結構至單純的“資本雇傭勞動”制度結構，再至“資本雇傭勞動”和“勞動雇傭資本”的混合的制度結構，完成了企業理論歷史和邏輯中的批判的“否定之否定”。更進一步地認識：資本也始終是勞動的生產條件，雖然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歷史中的形式；具體地說，汪丁丁（2002，第24頁）所使用的“用于制度分析的生產函數： ”和汪新波基于

時間鏈條或時間序列而“對傳統生產函數的改造”（盛洪，2003，下卷，第61頁），也只是在這個意義上才具有某些“合理性”。即在筆者看來，新古典形式的生產函數的最大錯處在于：將勞動與資本看作是價值創造中的“一種等同關系”，而事實上二者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既不等同，在價值分配中的“地位”，正如下文就要看到的，又非對稱也不等同。由此，新古典的“自然形式”及其所依據的要素價值理論的最大弊處即在于：在所謂的“等同關系”的掩蓋下，個人的“勞動差異” —— 連同“個人差異”本身一同完全地消失了。

3．理論綜合

以下理論綜合仍然基于《資本論》進行[23]。作為進一步的理論小結：有什么樣的價值創造方式，就有什么樣的制度結構形式，也就會有什么樣的價值分配方式。即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對接”通過“一定的制度結構”進行，往深層次看，必然涉及勞動分工、個人分工、企業組織分工、社會分工的辯證對接關系，而從“純粹形式”看，“價值創造恒等式”與“價值分配恒等式”的對應關系則可以這樣來凸顯和表達[24]：

四、 價值分配

（一）工資分享：按勞動分配

空間因素是勞動協同的直觀表象。先來探討I Lc1 與 Ls1的合作與競爭，基于作業工人的純粹的勞動協同的空間層面（分工的形式層面），即工資層面進行，我們因此把“價值分配恒等式”的第一項稱作“工資分享”。按勞動分配在此意義上理解，就是僅僅按內生生產力的空間因素分配。可以進而從中梳理出三點認識：第一，ⅠLc1、Ls1面對的制度結構是“資本雇傭勞動”；按照史正富（2002）的界定，則是“作業型勞動”基本不參與剩余分享。第二，ⅠLc1、Ls1不參與剩余分享的形式原因是工人無法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而實質原因是資本所有權；按照李建德（2000，第308、325-326、331頁）的理論解釋：“企業的本質是交易剩余的定價制度”、是“降低要素契約事后成本的制度裝置”，而“資本所有者相對于合作者工人階級而言，在分割合作剩余時處于有利的地位”。第三，工資分享的具體比例取決于“K1對K2的比例關系”；按照盛洪（1994，第38頁）的一體化用語，則對于“低級一體化”而言，必然的邏輯是企業擴大多元化經營進行專用性資產投資，降低原來使用非專用性資產的成本，從而會傾向壓低“Ls1工人”的工資，相對提高“ⅠLc1工人”的工資；同樣，對于“高級一體化”而言，合理的推理是企業會傾向提向“Ls1工人”的工資，相對壓低“ⅠLc1工人”的工資。相反的情況，也可部分地說明企業專業化經營與多元化經營的一般權衡情況。

（二）利潤分享：按人力資本分配

空間因素的背后就是技術因素的實存。再來探討I Lc2 與 Ls2的合作與競爭，基于人力資本工人的核心體現的勞動協同的技術層面（分工的擴展形式層面），即一般利潤層面進行，我們因此把“價值分配恒等式”的第二項稱作“利潤分享”。按人力資本分配在此意義上理解，就是進而按內生生產力的技術因素分配[25]。由于ⅠLc2、Ls2面對的制度結構是“勞動雇傭資本”，它的重要性和緣由，—— 借用張維迎（1999，第89-91頁）概括的“狀態依存所有權”企業理論：如果企業處于“w + r ”時[26]，“人力資本工人”是所有者，是介于債權人和股東之間的“準所有者”[27]，則已然是在“資本稀缺性的相對下降”（李建德，2000，第361頁）條件下的一個“普遍事實”（史正富，2002；王振中、裴小革，2002）了。這里，引申出的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簡單勞動能否也真正形成人力資本？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其一，歷史地看，人力資本比例“β(βc ,βs)”的大小實際取決于資本稀缺性相對下降的程度，并且“歷史”只是由勞動復雜程度的不斷提高推動的，而不是由相反的資本稀缺程度的不斷下降推動的；其二，邏輯地看，簡單勞動規定雖省略掉“勞動對象性”條件，實質涵義乃是強調專業化生產和簡單操作產生出簡單勞動的持久性和延續性，只不過意味著對時間異質因素的相對舍象，而從邏輯上卻并不直接根除去技術因素；其三，筆者承認本文的框架相對更多地應是受到了周其仁的“市場里的企業：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的觀點影響，只不過是本文尤其強調了人力資本的“個人的產權特性”，并在另外一種意義上試圖將之一般化用以佐證勞動與資本的相對的對立事實或狀態（盛洪，2003，下卷，第68－79頁）。

（三）權利分享：按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分配

空間因素、技術因素的背后又是時間因素的必然的實存。最后來探討II Lc1 與II Lc2的合作與競爭，基于“企業家”的一定制度約束下的勞動協同的時間層面（分工的內核或特殊形式層面），即真正的剩余層面進行，我們因此把“價值分配恒等式”的第三項稱作“權利分享”[28]。按資本分配 ——完整地說，按物質資本分配和按人力資本分配，在此意義上理解，也就是最后按內生生產力的時間因素和技術因素分配[29]。沿著企業家的既有知識路徑，有三大理論議題需要給予總結和交待：（1）企業家的二重性。受到一般的“狀態依存”的企業所有權理論思路啟示：即總體的企業家不可能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根據本文的界定，從而它具有“事前”和“事后”二重性質。具體而言：“ⅡLc1” 取得了事前時間因素和事后技術因素的一重性質，“ⅡLc2”則取得了事前技術因素和事后時間因素的另一重性質。進而，從企業家的二重性規定出發：熊彼特意義的企業家就是時間因素和技術因素基于勞動生產力的“事前性”的統一；奈特意義的企業家就是時間因素和技術因素基于勞動生產力的“事后性”的統一。（2）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的對稱性。作為一種理論上的照應：“時間因素的最后凈剩余”的控制權（事前規定好）與索取權（按物質資本分配的結果）均應歸屬ⅡLc1，“技術因素的最后凈剩余”的控制權（事前規定好）與索取權（按人力資本分配的結果）均應歸屬ⅡLc2，而二者的統一則是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理論照應”的結局是形成最后凈剩余控制權與索取權對應分布上的高度對稱性。（3）企業家精神或企業家才能的稀缺性。在資本仍然稀缺的時代里，企業家精神或企業家才能（以ⅡL c為代表）的稀缺性卻在穩步上升。即雖然ⅡLc1仍然是“剝削者”的總代表，但雙重或多重博弈的結果，會使得奈特意義的企業家具有“更深”的事后性，使得“兩種稀缺性”達成“一般均衡”的格局完全可能，從而，“剝削論”的社會科學意義也似乎正在被有力地改寫。

注釋：

[1]馬克思（1975a，第362頁）明確地說：“協同勞動，這種勞動形式叫做協作。”進一步地澄清，筆者的已有思路完全起源于馬克思的協作理論，故有必要復以此為邏輯起點贅述本文。

[2]但首先，基于方法論的層次性（黃少安，1995，第8頁）的角度看，它更多地只是屬于經濟學方法論的技術思考層次；因此其次，就勞動價值論作為這樣的“假說”體系而言，之所以會完全異于效用價值論的庸俗思想，在于它的“假設”的現實歷史性和公理性，在于以科學抽象法為方法論基礎，歸根結底又在于其基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哲學基礎和思維思想層次對前者的“根本的揚棄”，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講，勞動價值論最終超越于“假說體系”，本質上是一個完整而科學的理論體系。

[3]生產力的技術性質是“個人差異”在歷史過程中的體現；生產力理論性質是“勞動差異”在社會系統中的體現。

[4]這也是價值理論在“現代經濟學體系”中缺乏應有地位的要害之處。相反的邏輯是：在“看不見的手”范式下，個人先天必然地是無差異的，從而，方法論個人主義在一個理論的“片面性”上發展到了極端。無疑，博弈論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制度分析的最新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抽象的個人假定”，但也只是初步奠基了整體分析的個體分析基礎，在這里，“個人差異”也還沒有真正向“勞動差異”延伸。

[5]流行的認識是：“簡單協作”與“勞動協作或協同勞動”的區別不在于協作，而在于“勞動分工”（林崗、張宇，2001，第448頁）；精到的見解是：“簡單協作”屬于以自然分工為基礎的一種社會分工形式，因而直接面對的是“個人差異”，而“協同勞動”屬于以企業內分工為基礎的一種社會分工形式，因而直接面對的是“勞動差異”。即在這里，勞動與個人本身的不斷分化以及它的直至完全被獨立地“抽象”出來，而產生了今天被我們稱之為“企業理論”的那些東西，所以，馬克思（1975a，第375頁）才會說：“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在生產過程中引進了分工，或者進一步發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過去分開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

[6]馬克思（1979，第41-42頁）著重指出：“所以，在這里，‘勞動’、‘勞動一般’、直截了當的勞動這個范疇的抽象，這個現代經濟學的起點，才成為實際真實的東西”；“亞當·斯密大大地前進了一步，他拋開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一切規定性，——干脆就是勞動，既不是工業勞動、又不是商業勞動、也不是農業勞動，而既是這種勞動，又是那種勞動。有了創造財富的活動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規定為財富的對象的一般性，這就是產品一般，或者說又是勞動一般，然而是作為過去的、物化勞動。這一步跨得多么艱難，多么巨大，只要看看連亞當·斯密本人還時時要回到重農主義，就可想見了。”

[7]作為簡單的理論小結：（1）“勞動差異”和“個人差異”的關系，就是內生生產力和外生生產力的關系；（2）“勞動差異”和“個人差異” 的關系，就是企業內分工與社會分工的關系，更進一步地看，也就是企業和市場的關系；（3）按馬克思（1975a，第389-398頁）的講法，“勞動差異”遵循“保持比例數或比例的鐵的規律”，而“個人差異”則是遵循“商品的價值規律”。

[8]馬克思（1975a，第375頁）以“技術狀態”的非獨立化和“勞動操作”的獨立化，論證了工場手工業的產生，思路多少與盛洪（1994，第36頁）教授的有些不同。如果說馬克思是正確的，則馬克思應當是說：“勞動差異”在不同的“專業化狀態”上得以體現，簡單地說，“個人專業化”分化出簡單勞動，而“個人非專業化”則引致復雜勞動。

[9]關于企業內分工對于簡單勞動產生的弊處，馬克思（1975a，第376-379頁）大致講了三點：（1）企業內分工“把局部勞動變為一個人的終生職業”；（2）“整天不斷地從事同一種操作”，工作日中的時間空隙“會隨著他的操作變化的減少而趨于消失”；（3）“不斷從事單調的勞動，會妨礙精力的集中和煥發”，使局部工人成為一個片面的人。

[10]根據馬克思在此處的補充敘述，該形式命題可以用數學等式：“ ”表示，其中h代表倍數，其它的字母符號含義見下文。

[11]意味著單位時間的價值創造生產函數不能分解為僅包括 （復雜勞動的單位值）或 （簡單勞動的單位值）的兩個獨立的價值創造生產函數。

[12]從張維迎（1999，第45-46、289頁）的模型也可以導出勞動雇傭資本或勞動與資本分享利潤的結果，但本文所使用的“阿爾欽——德姆塞茨企業”概念與之至少存在兩點不同：（1）假設前提不同；如上所述，“個人差異”取代了團隊成員“同質性”的假設。（2）團隊生產內涵不同；在筆者看來，阿爾欽——德姆塞茨企業僅僅是以簡單協作勞動過程為基礎的團隊生產方式，從企業理論來看，則是一種“過渡型”企業。

[13]這種“二分法式”的界定，似乎深受資產專用性理論的影響。但我們應該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來理解這一點。借用資產專用性理論的“術語”，即復雜勞動只是在專用性投資的條件下才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勞動，而簡單勞動則應直接地就是非專用性投資的對應物。另一方面，資產專用性理論的用以解釋企業存在原因的依據——“粘性成本”，似乎也只有基于“資本作為勞動之生產條件”的意義上，才可以最終得到完全地闡釋。

[14]這也許是“勞動雇傭資本”的特征性規定。

[15]進而理解這一層涵義至關重要：一方面外生變量為內生變量設定制度的約束邊界條件，另一方面外生變量與內生變量的劃分又是相對的，關于這一點，新制度經濟學為我們提供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但也許張五常（2000）說得更為直截了當些，即他反復強調：“局限條件是真實世界的事”，萬萬不能“子虛烏有地作出來”。

[16]古典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家是出資者和管理者的直接統一；而運用委托——理論，我們看到：在“兩權分離”的時代里，資本家成為委托人，勞動者是人；鑒于此，張維迎（1999，第2-5頁）稱之為“企業家職能分解”。回歸理論的源頭看，筆者還是愿意把它叫做“資本家職能分解”。

[17]該恒等式依據生產力二重性質理論（許光偉，2003a、2003b）做出， 、 、 則可以看作是勞動生產力的理論性質。

[18]一般地，可稱m1為“分割剩余”，而稱m2為“凈剩余”。

[19]制度就是共同信息（李建德，2000，第141頁）。從此規定出發，博弈乃是不同信息結構下的組織行為。張維迎（1995）從一種意義上得出“博弈論”的一個“極端”：資本雇傭勞動，推而廣之，在混合信息結構下的企業行為，在一般意義上說，必然是“混合”的博弈論的規定。

[20]一方面考慮到“組合勞動”創造價值（史正富，2002）；另一方面，企業家勞動在揚棄“二重規定性”的基礎上，在這里繼續采取了“多重規定性”的形式，即“II Lc1的人格化”可以被看作是出資者（外部投資者）和管理勞動者基于委托——結構的統一，而“II Lc2的人格化”則是創業者（風險投資者）本身。所以，在“存在一個最優的企業家自有資本比例”（楊其靜，2003）的企業結構中，我們更愿意看到：“企業家勞動”作為一個整體（ⅡL c），它的“人格化”乃是“企業家團隊”。

[21]V0、V n都是“虛擬”的，故在圖4中均以虛線表示。

[22]作為“企業家精神”的代表，IILc2更多地是“熊彼特意義下的企業家”，為了變成現實的“企業家”，“他”尋求了（1-a）K的外源資本；從這一點上理解，IILc1也可以相對地被看作是“奈特意義下的企業家”的最初代表。進一步地澄清界定：單獨地看，IILc2只是“熊彼特意義的生產函數的創新者”，IILc1只是“奈特意義的不確定性的承擔者”；而整體地看，作為“企業家團隊”，自有資本的功能應是雙重的，即既為外部投資者提供擔保服務（楊其靜，2003），又為企業家（精神）的均衡提供約束條件。

[23]恩格斯（1970，第210頁）說：“馬克思的整本書都是以剩余價值為中心的。”寬泛地界定：《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研究剖析價值創造及其一般的實現問題，《資本論》第三卷則相對完整地研究剖析了價值創造和價值分配的全部問題。對于這一點，馬克思（1975c，第29-30頁）在著手寫作《資本論》第三卷的一開始也就予以聲明，并強調：對于《資本論》第三卷的“各種具體形式”來說，《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卷“只是表現為特殊的要素”。本文這里，按照馬克思的既定思路加以延續，則理論綜合的“各種具體形式”，應就是指由價值創造決定的價值分配。

[24]“對應關系”的確立依據：（1）生產力的時間因素、技術因素和空間因素協同創造價值；（2）相應地，價值分配按生產力的時間因素、技術因素、空間因素進行；（3）李建德（2000，第307頁）的“社會分配公正理論”，即“當要素契約對剩余的分割，達到各要素所有者邊際激勵的生產成果時，能夠使社會總效率達到極大”。由此可見，價值創造不是價值分配的“直接依據”（陸立軍，2002），卻是“唯一”終極的依據；所有權不是決定著價值分配的“唯一”依據，制度結構則是決定著價值分配的“直接依據”（胡家勇，2003；許光偉，2003b）。

[25]“按人力資本分配”是“按勞動分配”的直接的更高形態，實質是按“個人勞動”分配。這里，“勞動差異”完成了向“個人差異”的相對全部轉移；并且，筆者很愿意以李建德（2000，第404頁）的“聯合所有者”概念去整合馬克思的“個人所有制”理論以及“自由人聯合體”構想，因為在那樣的社會及企業形態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勞動將會在完整意義的個人體內高度、自由地協同和發展。

[26]除π0是筆者設定的“人力資本工人”的滿意利潤外，其它字母含義皆取自張維迎的描述。

[27]這要分兩種情況：如果“人力資本工人”可以用人力資本入股，他當然就是所有者；如果“人力資本工人”的人力資本因為計量問題或者其它的原因，無法折算為股本（但仍然是實際的“總資本”的一部分），他就還不能算是名義上的所有者。

[28]廣義地看：“企業價值分享”、“企業所有權分享”、“企業管理分享”（王振中、裴小革，2002）都可歸入“權利分享”范疇。

[29]整體地看：企業家團隊勞動（無論IILc1，還是IILc2）是勞動生產力的時間因素（消除不確定性）和技術因素（提供創新功能）的統一；而企業家團隊（ⅡL c的人格化）則是出資者、管理者和創業者的統一。首先，我們看到IILc2中“有相當部分是他們所提供的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報酬”，而其次沿著“理性的企業家往往會自愿成為企業殘值的最后索取者”的思路（楊其靜，2003）：如果繼續令π1為創業者的滿意利潤 ，則當 “ ” 及 “ ” 時 ，外部投資者是所有者；當“ ”時，創業者是所有者；而當“ ”時，管理勞動者是所有者。從而，時間因素和技術因素的統一也是“狀態依存”意義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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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馬克思勞動價位論作為整個馬克思經濟孕大廈的基石?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產業結構和勞動形式發生童大變化的今天?一些人對勞動價值論的真理性地位開始懷提和動搖。為了從根本上消除懷挺?更加堅定地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價位的真實源泉、勞動價值論與非勞動價值論的共存、價值決定與價位分配、勞動內灑與外延的拓展、勞動價位論科學性與革命性的統一等問題是窩要澄清的理論認識問題。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是繼承了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古典學派的價值理論，在同形形資產階級庸俗經濟理論的斗爭中創立起來的。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一直面臨著來自各個經濟學派的斗爭。特別是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自動化、電子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人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更進一步引起了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思考，一些人據此便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產生了懷疑。為了不讓紛繁復雜的現象影響人們的視聽，全面準確地把握勞動價值論的實質，始終讓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保持它應有的地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有必要澄清如下幾個理論認識問題。

一、價值的真實源泉問題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沒有差別的人類勞動。勞動是價值的源泉和實體，是商品內在的屬性。為了區分開商品的使用價值與價值，馬克思把勞動區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是一次勞動的兩個方面，并不是兩次勞動。具體勞動是指不同的勞動者使用不同的生產資料，作用于不同的勞動對象，生產出不同的勞動產品，把整個生產過程看作是有區別勞動在起作用的時候，這樣的勞動稱作具體勞動。抽象勞動是指不記勞動的具體形式和過程，無論是誰，無論使用什么樣的生產資料，生產出什么樣的勞動產品，都不考慮，已把它抽象成了一般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付出，這時的勞動已具有了一般性上的意義，這樣的勞動就是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

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決定的，由三部分構成:C}V+}。其中C是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包括廠房、機器、設備、原料、然料)通過具體勞動的作用轉移來的價值。生產資料與勞動對象雖然是物，但它是在前一個勞動過程中物化了的勞動，追根溯源，它也是勞動的凝結。Y與m是由抽象勞動再創造出來的新價值，其中Y用來補償勞動力商品的價值，m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為了透徹地剖析剩余價值的形成過程，馬克思還進一步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認為勞動力是商品，勞動不是商品。勞動力商品和其它普通商品一樣，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兩因素。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商品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的。勞動力商品又和普通商品不一樣，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使用價值—勞動不但能創造價值，而且還能創造一個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這種由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價值，就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的出現就在于勞動力的價值和勞動創造的價值是兩個不同的量，其差額就是剩余價值。通過如上分析可以看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關于價值的源泉是非常清楚的，它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凝結。

二、勞動價值論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價值論的共存問題

在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同時，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根據需要，創立了多種價值理論，其中主要有以龐巴維克為代表的邊際效用價值論，以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薩伊為代表的生產要素價值論，以馬協爾為代表的均衡價格理論，以重商主義者約翰·羅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價值論等。這些非馬克主義的價值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價值的形成過程。邊際效用價值論認為，商品的價值是由其商品的有用性和稀缺性決定的，這個有用性是指對消費者某種欲望的滿足程度，稀缺性是指商品的供給相對于消費者的需求來說的有限性和短缺性，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是形成價值的必要條件。生產要素價值論是從價值分配的角度來闡述價值決定和形成的，他為了論證生產要素參加分配的合理性，于是牽強附會地把除勞動以外的土地、資本等要素也說成了價值的源泉，于是自然形成了薩伊的“三位一體”公式，勞動得工資，資本得利潤，土地得地租，各得其所，資本剝削的性質在薩伊這里就被完全掩蓋起來了。均衡價格理論把商品在市場競爭中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交換價格當作了商品的價值。貨幣主義價值論最基本的觀點是貨幣就是金銀，金銀就是價值，貨幣等于價值。

非的價值理論，雖然沒有真正揭示出商品價值的真實源泉，甚至對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范疇的認識模糊不清，但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從各自的角度談了自認為是價值的這種實體的形成過程。它們分別在各自所處的時代、范圍和賴以產生的條件環境里，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了生產力的極大發展。因此，不能簡單地用一種理論去否定另一種理論，用非此即彼的觀點來對待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非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系，這既不符合社會科學發展的規律，也不符合社會價值多元化發展的現實。

勞動價值論是從社會公平角度關注人性的解放。與之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價值論是從效率的角度關注財富的增加。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西方經濟學價值論的確有沖突，基本理論相悖，但那是因為它們分別處在不同的研究領域里，對基本的社會價值判斷不同造成的。他們的關系并不是同一個窩里的死對頭。他們之間的爭論，只能是一種基本價值判斷的爭論，而不應是各自理論體系中的某個具體問題，更不應用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解釋另一種體系的概念理論，或是干脆相互混雜，因為從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去看，對方的理論都大謬不然。對待不同的價值理論，只有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學科的立足點和局限性，才會更深刻地發現它們各自的意義，珍視它們各自的價值。不同的價值理論，可以在各自的理論域與現實域里.根據各自的需要，朝著各自的方向，按照各自的發展規律努力發展。相互之間，以包容的心態，海納百川的胸懷，取其之長，補己之短，在一個更大的理論域與現實域內共存共容，最終共同趨向更加完善。

三、正確認識價值決定與價值分配的關系問題

在現實中，往往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懷疑甚至否定按生產要素分配，特別是懷疑或否定土地、資本等非勞動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獲取報酬的必要性;二是為了維護按生產要素分配的合理性而去“改造”或者干脆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兩者都是不必要的，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價值決定與價值分配屬于完全不同的范疇，各自解決的是完全不同的問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解決的是價值創造問題;按生產要素分配解決的是價值分配問題。人類社會采取何種分配方式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和結構決定的，它們從來不取決于價值是如何創造的。勞動創造價值，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它是一個客觀的過程，存在于商品經濟的人類社會之中、其間人類社會幾經演變，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采取了不同的分配方式;而勞動創造價值、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卻始終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曾改變過任何社會制度下的分配方式。

是否需要以按生產要素分配來修改或“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呢?我認為這也完全沒有必要。認為物質生產要素或物化勞動也能創造價值的觀點，從根本上背離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把一些物質生產要素包含到創造價值的源泉中去，這不僅與他們把價值的創造與價值的分配混淆起來有關，而且更主要是與把在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創造同使用價值的生產混淆起來直接相關。馬克思從來不否認物質生產要素在社會生產和財富的創造中的作用，甚至可以說對它們的巨大作用是十分重視的。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引用并肯定了古典經濟學的鼻祖威廉·配第的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在《哥達綱領批判》一文中，馬克思又一次明確地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可見，商品生產一方面是使用價值的生產或者財富的創造，另一方面是價值的創造，即抽象勞動的凝結。不了解這一點，就不可能弄懂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也就會用使用價值或財富的生產過程取代價值的創造過程，進而把除勞動以外的其他各種生產要素也包括到價值創造的源泉之中去。

四、生產勞動的內涵與外延拓展問題

在馬克思的理論中，生產勞動是指直接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然而，與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產生的歷史條件相比，現代經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現代經濟中，一個以知識創新為特征的新經濟正在深刻地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信息技術和知識為核心的現代科學技術和現代經營管理成了除資本、勞動力和土地之外的另兩項重要的生產要素，而且在生產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現代勞動的知識含量空前增大，勞動的創造性日益提高，腦力勞動的主導作用日益增強。在分析、研究勞動創造價值，勞動的內涵與外延必須進一步考慮:創造價值的勞動作為一個整體，其內涵主要由科學技術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熟練操作勞動四部分勞動構成。不同層次的勞動，在創造價值中各自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在外延上，隨著科技發展和生產分工的細化，間接生產勞動將會越來越多地從直接生產勞動中分離出來，它在生產勞動整體中的比重會越來越大。過去只把直接生產勞動看作價值源泉已不符合實際了，現在應該明確:不論是直接勞動還是間接勞動(包括服務性勞動)，都是勞動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五、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與革命性辯證統一問題

篇8

【內容提要】單個資本數量有限與生產資本最低額不斷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產生的直接原因。股份制為經濟發展迅速籌集大量資本，有利于吸收和培養優秀經理人才，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也具有產生食利者階層，助長投機欺詐活動等消極作用。

【英文摘要】The direct cause of the appearance of the stock system is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imited amount of single capital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lowest sum of productioncapital.Stock system has produced a large amount of capitalfor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d the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but it has alsonegative effects on producing a new class living on interests,assisting the profiteering and swindling activities,etc.

【關 鍵 詞】馬克思/股份制理論/資本集中

Marx/stock system theory/capital concentration

【 正 文 】

馬克思在《資本論》等經典著作中，對股份制進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形成了系統的理論體系。馬克思的股份制理論，對于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探索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的意義。

馬克思研究股份制的理論前提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股份制時，股份企業制度還處于雛形，馬克思對有關股份企業制度的一些結論只是通過理論分析得出，并未經過實踐檢驗，這就意味著這些結論的確立必須依賴若干 前提條件，搞清楚這些前提條件，對于我們正確認識馬克思的股份制理論極為重要。

1.人力資本零增長假設。馬克思所描述的股份制度之所以與后來實際發展狀況有所偏離，與他抽象掉人力資本有關。在馬克思看來，股份企業中主要涉及兩種類型的人——擁有資本所有權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的勞動者（廣義上說也包括經理），這兩種人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即資本家無償占有勞動者的剩余勞動。由于資本家不勞而獲，所以，馬克思稱之為“多余的人”。資本家即股東之所以成為多余的人，是相對于他們對剩余價值沒有任何貢獻而言的。事實上，在股份企業的實際運行過程中，股東的“用腳投票”和“舉手投票”行為不僅影響企業利潤水平，且一部分股東的確付出了一定的決策勞動，有時股東的決策勞動是一種復雜勞動。如果承認勞動力是人力資本，那么勞動者對其人力資本的所有權就和資本家對其物質資本的所有權至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工作越復雜，崗位越重要，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就越高，勞動者就越有發言權。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與完善，分工、協作水平的不斷提高，資本家對勞動者的人力資本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顯然，資本家只有讓渡相應的財產和企業利潤，才能取得勞動者的合作。所以，我們看到現代股份企業常常出現勞動者參與分配企業財產權或企業利潤的現象，這與現代社會人力資本迅速增長，其重要性日趨顯露有直接的關系。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經理在企業經營管理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知識，形成人力資本的積聚，并據此參與企業收入分配。總之，馬克思的分析，抽象掉了股東和經理的人力資本因素，并假定述勞動者的勞動力是靜態的，沒有考慮教育等因素引起的人力資本積累方面的問題。

2.完全信息假設。即使假定人力資本零增長，勞動者也有可能索回部分剩余勞動，因為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是一項“主動資產”，這意味著勞動力的定價是私人信息。即是說，只有勞動者本人知道自己的技能和知識水平，資本家無法準確判斷，也就無法準確定價。同時，勞動的供給是由勞動者本人控制的，在計件工資不適用的場合，資本家可以延長勞動時間，卻無法任意提高勞動供給水平。馬克思假定勞動力是公共信息，資本家很容易知道勞動者的人力資本質的高低與量的大小，同時他還假定了監督成本為零，資本家能準確判斷勞動供給水平，在完全信息條件下，資本家取走了全部剩余價值，并獲得了對勞動者的完全控制。所有這些假設都是隱含的，一旦放松假設條件，我們便會看到，勞動者利用人力資本的私人信息，確實為自身爭取了一些應得的權益。

關于股份制的產生

股份制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古羅馬社會就已開始出現股份制的雛形，然而，現代意義上的股份制則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產生、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對股份制產生的研究，包含著豐富的內容。

單個資本數量有限與有效生產所需最低資本額不斷提高的矛盾是股份制產生的直接原因。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由于所需資本的最低限額不足，國家不得不對這些私人企業進行補助，這就促使某些享有合法壟斷權的企業的形成，這些由過去獨資性質的私人企業轉化為國家投資與私人資本合股或私人資本之間合股經營的企業，這就是現代股份企業的前驅。對此，馬克思寫道：“單個的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要蛹化為資本家而必須握有的最低限度價值額，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在不同的生產部門內，也由于它們的特殊的技術條件而各不相同。還在資本主義生產初期，某些生產部門所需要的最低限額的資本就不是在單個人手中所能找到的。這種情況一方面引起國家對私人的補助……另一方面，促使對某些工商業部門的經營享有合法壟斷權的公司的形成，這種公司就是現代股份公司的前驅。”（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343.）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初期，股份企業數量不多，規模不大，組織簡單，主要以滿足在貨幣轉化為資本過程中所必需的價值額為目的。18世紀產業革命的興起，推動了生產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企業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創辦一個大型企業所需的最低投資額也在不斷增加。往往超過了單個資本家的投資能力，單純依靠資本積聚已遠遠不能滿足擴大再生產追加資本的需要，單個資本的數量有限性與創辦大型企業所需巨額資本的矛盾日益突出。為克服這一矛盾，采取發行股票的方式籌集資本，實行資本入股聯合經營，創辦股份企業是理性的抉擇。

市場經濟的發展是股份制產生的根本條件。“股份公司是隨著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而產生的，并席卷了它力所能及的一切工商業部門。”（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1.）馬克思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海外貿易和手工工場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達到相當的程度。 只有社會分工和市場經濟已有相當程度，較大數量的資本積聚在單個資本家手中時，才能同時雇傭許多工人在一個工場內生產，從而產生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的發展進一步擴大了社會分工，推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海外貿易促進了世界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并推動著國內市場經濟發育的完善與成熟。在西歐，正是由于16世紀世界貿易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給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有力的推動，才“揭開了資本的近代生產史”（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167.）。市場經濟的發展， 為實行股份制提供了必要的運行條件，因為股份制要求生產要素通過市場機制進行合理流動與優化配置。

經濟主體的獨立所有權和利益是股份制產生的特殊條件。在股份制企業，所有權主體多元化，即每一個股東都擁有企業財產的一部分所有權，也就是股份，并據此享有一定的權利和利益，承擔一定的風險和責任。可見，股份制的推行和發展，有一個特殊的前提條件，就是投資入股的每一個經濟主體（投資主體或股東）具有獨立的所有權和利益。也就是說，具有獨立所有權的每一個經濟主體，為了追求自己獨立的經濟利益，才有可能聯合起來投資組成股份制企業。正如馬克思所說：“當資產者的利益要他們這樣做時……，他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在競爭和私有財產所容許的范圍內‘協議’的，股份公司就證明了這一點。”（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C〕.人民出版社，1965.430～431.）

信用制度的發展是股份制產生的主要基礎。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人企業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礎，同時，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國家規模逐漸擴大合作企業的手段。”（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8.）在馬克思看來，信用雖然不是股份企業產生的原因，但它在促進和加速股份制發展進程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信用制度通過銀行把社會上閑散的資金集中起來，對資本家發放巨額貸款，使其擴大生產規模，進行技術改造，兼并中小企業，加速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馬克思認為，“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這些， 為創辦股份企業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另一方面，股份企業的建立和發展與信用制度特別是銀行信用有著直接的聯系。首先，股票本身是一種特殊的信用憑證，發行股票是信用活動的一種特殊形式，這只有在信用制度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產生。其次，股份企業的資本，是依靠發行股票集中起來的，而股票的發行和購買，很大一部分是通過銀行資本家來實現的。可見，股份企業的高度發展有賴于銀行業的高度發展，廣而言之，信用制度集中一切社會閑散資金，通過資本市場上的股票買賣，為建立股份企業提供了單個資本家所無力提供的巨額貨幣資本。因此，如果沒有高度發達的信用制度，股份企業就不可能得到大規模的發展。

競爭是股份制產生的催化劑。首先，競爭創造了股份制產生的前提。在馬克思看來，競爭和信用是資本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其次，競爭加快了信用制度的發展。對此，馬克思生動地描寫道：“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7.）第三， 競爭使小資本通過股份企業實現了價值增值。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只要新的、先進的生產設備普遍得到采用，較小的資本就有可能被排除在這種生產之外，但是，這些較小“資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結合，在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動場所”（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 292～293.）。股份企業不僅能為較小的資本帶來發展的經濟空間，而且還使那些貯藏貨幣等潛在資本通過認購股票實現了價值增值。因此，股份企業的出現既是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和資本自身增值的要求，同時也是競爭作為一種外在強制力量，迫使企業做出的選擇。

股份制的基本特征

股份制具有區別于非股份制的一些基本特征。

股份企業采取了發行股票的集資方式。在非股份制企業中，財產是由個人或合伙人出資和掌握的，而不是發行股票。股份企業的資本則通過發行股票來籌集的，在這里，股票是股份企業發給股東的入股憑證。“股票，如果沒有欺詐，它們就是對一個股份公司擁有的實 際資本的所有權證書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價值的憑證。”（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87.）股票有很多類別， 普通股和優先股是最常見的兩種形式。除此之外，馬克思還從行業的角度對股票進行了分類，“首先是貨幣機構本身的股票：銀行股票；股份銀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鐵路股票最重要；運河股票；輪船公司股票；電報局股票，公共馬車公司股票）；一般工業企業的股票（礦業股票最重要）。其次是公用事業企業股票（煤氣公司股票，自來水公司股票）。……保管商品的企業股票……最后，作為全體的保證，有各種保險公司的股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C〕.人民出版社，1979.238.）。不管五花八門的股票有什么樣的不同，歸納起來， 股票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股票所代表的資本是虛擬資本。在馬克思看來，股票與債權（匯票）、國家證券一樣，“它們所代表的資本的貨幣價值也完全是虛擬的，是不以它們至少部分地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的；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并不代表資本，那末，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注：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2.）

第二，股票可以流通。股東認購了股票之后，不能退股，但可以通過轉讓股票的方式收回資本。因此，股票作為一種“所有權證書，例如鐵路的所有權證書，每天都可以易手，它們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國外出售這種證書而獲得利潤”（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M〕. 人民出版社，1975.235.）。

第三，股票價格決定的特殊性。股票價格與一般商品的價格決定不一樣，它不受價值規律支配，主要取決于預期股息收入的多少和當時銀行存款利率的高低。一方面，當銀行存款利率一定時，股票的市場價格同股息收入成正比，假定一張股票的票面金額是100元， 當時的銀行存款利率為5％，在預期股份企業提供的股息為10元的情況下， 這張股票可以按照200元的市場價格出售； 如果股份企業提供的股息收入不是10元而是15元，則這張股票的市場價格為300元。另一方面， 在預期的股息收入已定的情況下，股票“價格的漲落就和利息率成反比”（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 假定一張股票的票面金額仍然是100元，又假定股份企業每年提供的股息為20元， 如果銀行利率為10％，則這張股票的市場價格為200元， 如果銀行利率下降到5％，股票的市場價格就由200元上升到400元。此外， 股票的市場價格還取決于它們的供求狀況。馬克思指出：“在貨幣市場緊迫的時候，這種有價證券的價格令雙重跌落；第一，是因為利息率提高，第二，是因為這種有價證券大量投入市場，以便實現為貨幣”（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30.）。相反，在經濟繁榮時，銀根放松和對股票需求的增加等使股票價格上揚。

股份企業采取了社會資本的資本形式。在非股份制企業中，資本是以私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資本的所有者用自己的私人資本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種企業就表現為私人企業。股份企業的成立，“使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條件，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換言之， 股份制企業的資本在形式上不單獨屬于某一股票所有者，而歸全體股東所有，股份企業利用這種集資的社會資本去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種企業就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對于股東而言，雖然失去了獨立支配其持有股票對應的資本的權力，但他要收回資本，可以通過轉讓股票的形式來進行，而不必象非股份制企業主那樣，主要以出售其企業財產為前提。從表面上看，是股票的自由買賣，從深層次上分析，則是資本在企業之間、產業之間的自由流動與重組。因此，股份企業尤其是上市企業使其經營資產更加社會化、商品化和市場化，從而與非股份制企業在資本所有形式上區別開來。

股份制企業具有特定的產權結構。與非股份制企業的資本所有權、經營管理權結合在一起，所有者、經營管理者結合在一起不同，在股份制企業中，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是分離的，資本的所有者、經營者是分離的，是不同的經濟行為主體。對此，馬克思寫道，在股份制企業的場合，“實際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即別人的資本的管理人，而資本所有者則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即單純的 貨幣資本家”（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這樣，在股份制企業內部，“留下的只有管理人員，資本家則作為多余的人從生產過程中消失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6.）。不僅如此，而且股東對投入財產的所有權是明晰的， 但對企業產出的商品或財產增值來說，除了自己知道能按一定比例索取股息之外，則不知道自己擁有哪些權利。因此，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有一個共同點：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483～484.）

股份制企業的行為不一定是追求利潤的極大化。首先，由于實行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轉化為單純的經理，資本所有者轉化為單純的所有者。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業主收入……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為資本所有權的報酬獲得的。而這個資本所有權這樣一來現在就同現實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完全分離，正象這種職能在經理身上同資本所有權完全分離一樣”（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493～494.）。因此， 股份資本只是作為生息資本，股東據此取得報酬，他們對企業的成長和經營績效的關心與他們作為非股份制企業所有者時對企業行為和經營績效的關心是不一樣的，從某種程度上講，他們對股份資本的增值速度的關注更勝于對企業行為和經營績效的關注。其次，經理人員的收入，只是單純的監督工資，“這種監督工資象所有其他工資一樣，會隨著一個人數眾多的產業經理和商業經理階級的形成，越來越具有確定的水平和確定的市場價格”（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7.），換言之， 經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特定價格的職業選擇，但由于其收入和企業利潤水平的低相關性，他們缺乏使企業利潤極大化的內在動力。

交易所成為股份制經濟的重要特征。1865年以前，交易所在資本主義體系中還是一個次要的要素，國債券代表著交易所證券的主要部分，且數量有限。但在1866年經濟危機之后，情況大不一樣了，股份企業大量涌現，不管是鐵業，還是化學工業、機器制造業、紡織業，或是商業、農業等行業的企業，都采取了股份制形式。股份企業幾乎包括了國民經濟的所有部門，與此相適應，股票交易大量增加，并成為交易所的主要部分，交易所的職能也隨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使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強，并且在進一步的發展中還有一種趨勢，即要把包括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在內的全部生產，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換職能在內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經紀人手里，這樣，“交易所就成了資本主義生產本身最突出的代表”（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1028.）。此時的交易所已不可同日而語，它成為集中和再分配貨幣資本的重要場所，是股份企業運行狀況的集中反映，成為股份制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征和其運行機制的集中體現。

對股份制的利弊分析

股份制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對經濟的發展具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它對經濟的發展又具有一定的消極作用。股份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股份制可以為經濟發展迅速籌集大量資本。股份制產生以前，資本積累主要依靠企業把一部分剩余價值轉化為追加資本，這種方式由于受到剩余價值量增長的限制，速度比較緩慢。股份制的出現打破了這種限制，它通過資本集中的方式，把眾多的社會閑散資本集合起來，在較短的時間內變成巨額資本。馬克思指出：“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 ）雖然通過市場競爭對企業進行吞并也能達到資本集中的目的，但通過股份制形式進行的資本集中與之相比，更具有自己的優勢。因為，股份制是一種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它貫徹了自愿聯合的經濟原則，避免了劇烈的經濟震蕩，能較為穩妥地集中巨額資本。

2.股份制的出現，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出社會需求，另一方面又創造了技術手段。正如馬克思所言：“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 完成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8.）這表明，股份制的出現，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以新的形式無代價地合并了在它的形式背后所實現的社會進步”（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64.）。19世紀50年代， 股份制還只是處于自己發展的最初階段，它們還遠沒有為自己創造出適當的結構，但是它在當時就已經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強大杠桿，對經濟迅速增長的影響，恐怕估價再高也不為過。

3.股份制促進了資本有機構成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是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趨勢，股份制的出現加速了這種趨勢的進程。股份制特有的集資方式在使生產規模迅速擴大的同時，也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為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股份制企業必然會利用集中起來的資本，大力采用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加速設備更新，調整資本結構，“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689.）使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4.股份資本的增加，可以阻撓和抵銷平均利潤率下降。資本的本質是追求最大的剩余價值，“在資本還沒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時候，它總是只尋找自己價值增殖的特殊條件，而把共同的條件作為全國的需要推給整個國家。資本只經營有利的企業，只經營在它看來有利的企業。”（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4.）在馬克思看來，股份資本的增加可以阻撓和抵銷平均利潤率下降這一趨勢，在股份制的場合，資本利潤采取了純粹利息的形式，“那些僅僅提供利息的企業仍然可以存在；這是阻止一般利潤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為那些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龐大得多的企業，不一定參加一般利潤率的平均化”（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4.）。

5.股份制有利于吸收和培養優秀經理人才。在馬克思的筆下，股份制企業的管理人員通常不是由資本所有者自己進行的，而是由專門的管理人員經理來承擔的，由此產生了職業化的經理隊伍。這種職業化經理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所有者擁有的資本與經營才能的不對稱。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企業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一個龐大企業的生產、供應、營銷、管理等是異常復雜的工作，靠單個業主或資本家憑借自己的經驗和能力往往已無法勝任。這時資本家只得把企業的經營管理權讓渡給具有專門才能的人，而那些具有經營管理才能的人卻不一定具有開辦企業所需的資本。在這里，不是誰有財產誰經營，而是誰有能力誰經營。馬克思在談到資本主義信用制度下即使自己沒有財產的人也能夠作為“可能的資本家”得到貸款時指出：“一個沒有財產但精明強手、穩重可靠、經營有才的人，通過這種方式也能成為資本家”，“這種情況雖然不斷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現有資本家歡迎的新的幸運騎士召喚到戰場上來，但鞏固了資本本身的統治，擴大了它的基礎，使它能夠從社會下層不斷得到新的力量來補充自己”，“一個統治階級越能把被統治階級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進來，它的統治就越鞏固，越險惡”（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 1975.679.）。對于股份制企業來說， 其中“單純的經理”連借入資本都可以沒有，這有利于把那些本身并無多少資本但具有專門經營才能的優秀人才吸引進來，讓他們得以施展才華，并經受鍛煉，在實踐中很快成長。

6.股份制能分散風險，并控制和操縱社會資本。馬克思認為，商業銀行用貼現、貸款和發行銀行券使固定起的資本暫時得到自己的運用，股份制則把游資固定起來。例如，鐵路股票可以非常自由地流動，但這些股票所代表的資本，即投放在鐵路建設上的資本卻是固定的。如果企業在購置廠房和機器設備方面投放的資本和用于支付工資、購買原料的資本不相適應，他就不得不馬上關門，幾乎每一次經濟危機都同游資和固定起來的資本之間應有的比例關系遭到破壞有關。不可否認的是，在工業上運用股份制的形式，標志著現代經濟生活中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一方面，股份制顯示出過去料想不到的聯合的生產能力，使工業企業具有單個資本家力所不能及的規模；另一方面，在股份制企業中聯合起來的不是單個的人，而是資本。這樣，私有者變成了股東，資本的積聚加速了，特種工業巨頭出現了。特種工業巨頭只對其所有的那一大宗股票負責，而支配的卻是公司的全部資本，其結果，一方面，資本家投資的風險由少數資本家承擔變成了眾多股東共同分擔；另一方面，大資本家的少數資本控制和操縱著社會資本。

股份制對經濟發展也具有消極作用。

股份制的發展產生了一個食利者階層。由于股份制企業所具有的特 定產權結構和運作方式，使資本所有者不再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活動，他們只是攬一點像公司董事或監事之類的閑差事，以“剪息票”和“拿紅利”為主，逐漸形成了食利者階層。馬克思指出，股份制企業的出現“再生產出一種新的金融貴族，一種新的寄生蟲，——發起人、創業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496.），“對于這些董事和監事來說， 管理和監督實際上不過是掠奪股東、發財致富的一個借口而已”（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8.）。并且， 董事或監事每出席一次企業會議都可以得到一定的報酬，“破產法庭進行的審理表明，這種監督工資照例和這種掛名董事實際擔任的監督成反比”（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39.）。

股份企業的發展助長了經濟活動中的投機和欺詐活動。由于股票的買賣價格與生產過程中發揮職能作用的現實資本無關，而取決于預期股息收入的多少、當時銀行利率的高低和市場供求狀況等。股票價格決定的特殊性使股票交易帶有相當大的風險性和投機性，由所有權證書如股票“價格變動而造成的盈虧，以及這種證書在鐵路大王等人手里的集中，就其本質來說，越來越成為賭博的結果”（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54.）。在這場賭博中，小魚為鯊魚所吞掉，羊為交易所的狼吞掉。因此，股份制“在創立公司、發行股票和進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產出了一整套投機和欺詐活動”（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

股份制的發展會引起貨幣市場及相關企業的混亂。股份制的發展一方面使資本大量集中，生產規模驚人地擴大，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但由于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使生產的擴大遠遠超過社會對產品的需求，大量商品過剩，不能實現從商品到貨幣的驚險跳躍，這必然引起貨幣流通領域的激烈震蕩和混亂。另一方面，股份企業的發展使競爭更加激烈，更加不擇手段，一些股票投機者和大的集團為打敗對手，往往通過股票交易尤其是買空賣空等方式影響股票價格，造成對方破產。同時，股票所代表的資本是固定在建設項目上不能自由流動的，有的股份企業為了獲得高額利潤，往往采取股票摻水的方法使股票的發行數量與實際生產能力嚴重脫節，使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等各種比例關系遭到破壞，造成生產、流通的混亂。正常的比例關系和經濟運行秩序“被信用制度和與此相聯的聯合經營（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貨幣市場的混亂會使這類企業陷于停頓，而這類企業反過來又會引起貨幣市場的混亂（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396.）。

股份制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科學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股份制的運動、變化規律，以及這種運動、變化規律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的內在聯系，準確地把握其發展趨勢，從而對股份制的歷史地位進行了深刻評價。

股份制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社會主義聯合生產方式的一種過渡形式。在馬克思看來，股份企業的出現是現代最不尋常的經濟現象，標志著現代各國經濟生活的新時代；它的問世是時代的曙光，其重要意義不亞于歐洲產業革命時期的蒸汽機的問世。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社會主義聯合生產方式的一種過渡形式，是對私人資本和私人產業的揚棄，它使得私人資本取得了社會的性質。對此，馬克思分析說：“那種本身建立在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社會集中為前提的資本，在這里直接取得了社會資本（即那些直接聯合起來的個人的資本）的形式，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并且它的企業也表現為社會企業，而與私人企業相對立。”（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在這里，私人資本終結， “資本達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這里資本不僅按它的實體來說自在地存在著，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現為一種社會力量和社會產物”（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C〕.人民出版社，1980.22.）。隨著股份企業這種“社會企業”的發展和“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它越是擴大，越是侵入新的生產部門，它就越會消滅私人產業”（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6.），因此， 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作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 人民出版社，1975.498.），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經的過渡點。 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相互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 的社會財產。這一轉變是資本所有權由私人性質向聯合生產者性質的轉變，是財產所有權性質的轉變，由此將引起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社會主義聯合生產方式過渡提供了形式上的手段和線索。

股份企業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存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的范圍之內。它在本質上是聯合的資本家，而不是對資本家的否定。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主義經營本質上就是私人經營，即使由聯合的資本家代替單個資本家，也是如此。”（注：馬克思. 資本論：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5.272.）

股份企業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的自我揚棄。在股份企業中，資本的私人性質直接表現為社會化的形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股份企業在保存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時，又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體地說：

第一，從資本所有形式上看，股份企業的出現使原有單個私人資本轉化為聯合的社會資本而成為股份資本，股份資本取得了對他人資本和社會勞動的支配權，使它作為社會資本而與私人資本相對立，因此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75.493.）。

第二，從企業組織形式上看，股份企業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方式上，并以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的集中為前提，是一種聯合的生產和經營組織形式，因而表現為社會企業形式，是在“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基礎上對資本主義的私人產業的揚棄”（注：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M〕.人民出版社，1975.496.）。

第三，從經營管理方式來看，資本的所有權與經營管理權已經分離，執行單獨職能的經理是對原來職能資本家的揚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