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老齡化的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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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老齡化的措施

篇1

設立老齡機構很多國家的政府設立了老齡工作管理機構,在議會成立咨詢委員會,在社會上建立老年問題學術團體,把老齡工作納入國家發展規劃。英國政府由衛生部、勞動保障部和社會服務部分工負責老年人的養老、醫療和服務工作。內閣設有“補充給付委員會”,下設區域分會和地方基層分會,負責申請、調查和發放老年救助金。政府通過老齡問題學術機構定期召開老齡學術研討會,促進學術專家、政策制定者與實踐者的交流與合作。日本總理府設有“老齡問題研究室”,厚生省設有“老人對策室”,都、道、府、縣、町、鄉設有“福利事務所”,主管老年福利事宜。各級政府把老齡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計劃,不定期邀請專家學者參加“老齡政策和老年工作研究會”。

立法保障權益保障老有所養是老齡社會的首要任務,先期進入老齡社會的發達國家在應對老齡化挑戰中普遍通過立法來保障老年人的養老生活。七大工業國家中政府首次為養老保險立法的時間分別為:德國1889年,英國1908年,法國1910年,意大利1919年,加拿大1927年,美國1935年,日本1941年。此外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老人健康法》;美國還制定了《美國老人法》和《禁止就業年齡歧視法》。

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各國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一項重要措施。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貧困,避免退休金制度崩潰,不斷改革國家養老金計劃。有些國家還最大限度地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并對退休人員無退休收入的配偶發給家屬保險津貼。例如:美國的《老年人和遺屬保險》對供養親屬津貼的標準規定:退休工人65歲及以上不享受養老金的配偶,依法領取相當于受保人退休金50%的親屬津貼;受保人死亡后,其65歲及以上的配偶,領取受保人100%的年金。

篇2

一、人口老齡化在我國的立法現狀

當下我們處于人類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科學技術空前發展的年代,有可能吸取發達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教訓和最新成果,揚長避短。《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頒布,總體上確立了老年人在社會生活中的法律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將黨和政府有關老年人權利保護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穩定下來。但同時,對人口老齡化的立法還遠未能從細節上更確切地保障老齡化人口能夠安享晚年。

二、目前對人口老齡化立法狀況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一)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是立法不健全,法律規范適用無法統一,內容欠缺或不合理。保護老年人權益,是一個涉及領域廣泛、情況紛繁復雜的全局性問題。要完成這項工程必須在《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基礎上,完善配套措施,使其操作有據,落實便利。

二是法律關系不清導致的責任缺失。《老年法》賦予了老年人許多方面的權利,要使這些權益真正落到實處,還必須有一套高效的管理體制和一個統一的管理機構,但目前我國老年人社會保障工作確實存在著著政出多門,多家管理這種分散管理體制,缺乏宏觀協調機制,造成既相互爭管,又相互推諉的矛盾,極不利于老年人權益的保障,必須加以改進和完善。

(二)存在問題的原因

一是社會轉型加劇,立法工作滯后。隨著當前我國農村城鎮化建設、土地減少、集體經濟組織保障功能弱化、家庭規模縮小、人口老齡化、孝老養老道德觀念淡化以及人口向城市遷移等現象的出現和發展,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以前制定的法律法規在很多問題的設置上,已不能適應當前社會適用的要求,日益表現出了嚴重的滯后性。

二是被動的消極態度影響了社會養老保障法律制度的發展。目前,在養老保障制度的建設中很多地方是被動地,具有明顯的短期化特征。

三、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的立法思考

(一)對目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具體化、細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是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的基本法,也是其它與此相關法律制定的依據和基礎。其性質決定了這部法律不可能制定得過于詳盡,因此,通過制定實施細則,將《老年法》的原則規定具體化、明確化、詳細化,才能真正達到《老年法》的立法目的,使老年人權益保障落到實處。

(二)關于人口老齡化社會中養老保障行政管理法律關系、經辦法律關系、保障監督法律關系等部門定位問題

對老年人權益保障,我們可以考慮設立一個老年人社會保障專門機構,統一管理老年人權益保障事宜,并用法律的形式確認該機構獨立的法律資格和專業管理的法律地位。

(三)法律實施中的制度建設和責任方面

制度建議,尤其是社會保障這樣的核心制度建議,是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措施,也是國家必須承擔的重要責任。這就需要立法加強監管,完善爭議解決機制及明確法律責任。

(四)確保老齡化人口的權利

老齡化人口的權利主要就是在年老的時候,能夠通過領取養老保障金保障其基本生活。為了確保這一請求權的實現,立法時應對下列問題做出規定:(1)所有公民只要達到18周歲,都應強制參加社會養老保障;(2)保障基金堅持由國家、集體、個人三方共同籌集;(3)繳費的期限、標準以及方式根據各地經濟水平不同,制定不同的標準,實行多元化原則;(4)對養老金領取的條件以及支付方式做出統一規定;(5)社會養老保障基金征收、管理、使用三方分離。

篇3

在老齡問題及應對方面,發達國家走在世界前列。自1850年法國最早進入老齡社會以來,歐美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后就陸續進入老齡社會。2015年,發達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達到23.5%,預計本世紀中葉,將普遍超過三分之一,日本、德國、意大利等國老齡化程度更高,將達到40%左右。比較而言,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程度更深,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應對舉措更為健全,經驗更為珍貴。

一些國家面臨的老齡化挑戰

一是人口規模萎縮危及國家安全能力。發達國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趨勢,將出現勞動年齡人口和總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正在縮減。到2030年,除美國外,幾乎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都將出現停滯或縮減的態勢。同時,越來越多國家的總人口也將開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則,到本世紀末,日本和一些歐洲國家的總人口將會減半。目前,俄羅斯平均每位育齡婦女只生1.1個子女,使得俄羅斯民族正面臨著“無人為繼”的生存危機。適度規模的人口是國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人口規模萎縮趨勢將威脅和破壞發達國家維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續。

二是勞動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疊,勞動力面臨長期短缺。人口老齡化還意味著勞動力老化。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與預測,1980年,西歐和日本的年齡中位數分別為34.5歲和32.6歲,到2030年,假設生育率不變的話,這兩個地區和國家的年齡中位數將分別飆升到45.6歲和51.6歲。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將有超過一半的成年人年齡大于正式退休年齡。此外,當前幾乎在所有國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趨勢。這兩方面的趨勢共同推動勞動力供給日益降低,勞動力長期短缺現象逐步凸現。

三是實體經濟增長潛力下降,速度放緩。一方面,全社會用于養老的經濟支出加大,增加宏觀經濟運行負擔,對經濟增長形成外生性影響。另一方面,人口老齡化還通過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給經濟增長帶來內生性影響。這兩方面因素共同導致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歐盟的預測顯示,在當前老齡化趨勢繼續延續且政策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歐盟25國的平均GDP年度增長率將從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難以維系,公共財政負擔沉重。人口老齡化導致養老金、健康保健、護理費用大幅增加。歐洲委員會預測,公共養老金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與人口老齡化程度高度相關,預期壽命每提高1歲,公共養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來,英國養老金已經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養老金缺口達570億英鎊。與此同時,與老年人密切相關的醫療費用和長期照護費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為例,1980年到1990年醫療費用增長的1/4是人口老齡化導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長期照護保險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財政負擔沉重。

五是老年群體成為發達國家重要的政治壓力群體。在發達國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齡組的人在政治參與方面更為活躍,他們投票率普遍較高,關心公共事務,關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為了提升政治影響力而成立專門的政黨。例如,德國灰黨、烏克蘭養老金領取人黨、俄羅斯養老金領取人政黨等,已經成為影響國家政治進程的重要壓力群體,也成為選舉制國家各大政黨爭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緩解財政支出壓力。針對人口老齡化給養老和醫療保障帶來的挑戰,發達國家普遍加大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養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過適度降低養老金待遇水平、延長繳費年限、加強待遇與繳費之間的精算聯系、發展職業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強制度的可持續性。在醫療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過加強疾病預防和健康促進、開發治療老年疾病的低成本醫療技術和藥物、擴大醫療保險基金籌資渠道、提高個人付費比例、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發展補充醫療保險、嚴格控制醫療服務提供成本等措施,緩解政府和社會醫療保險的財政壓力。英國、荷蘭、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都鼓勵發展職業年金和私人養老金,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養老保障,有效分擔了公共養老金支付壓力。德國、日本、荷蘭、以色列等國家,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有效解決了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失能老年人護理費用激增、醫療保險支付難以為繼的問題。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遲退休年齡。面對人口老齡化的沖擊,發達國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適當提高退休年齡,提出“壽命更長,工作更長”的思想。如美國從2002年開始,對不同出生隊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調整方式,把退休年齡逐步由65歲延長到67歲。英國計劃先將女性退休年齡用10年時間逐步延長到65歲。德國計劃把退休年齡從65歲升至67歲。

除提高退休年齡外,一些國家還采取措施鼓勵人們延后領取養老金。一是獎懲并舉。比如,德國現在規定,如果提前領取養老金,每提前1年減少3.6%的養老金給付,如果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再領取,每年增加6%的養老金給付。二是增高提前領取養老金的門檻。比如,意大利原來規定只要繳納37年保費,到54―56歲就可以領取養老金,現在則改為需要繳納40年保費,最早到57歲才可以領取養老金。

三、重視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勞動生產率。經濟持續增長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根本保障。為此,必須重視人力資本投資,加大教育、培訓和研發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許多發達國家都非常重視教育,特別是職業教育和終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資本。歐洲設立的2010年就業指導目標規定,要使85%的年輕人完成高等職業教育,25―64歲人群終身學習的參與率要達到12.5%以上。日本頒布了《促進終身學習的相關法》,為個人終身學習提供便利和激勵。同時,一些國家還非常重視研發費用的投入。瑞典和芬蘭在歐盟國家中研發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國研發投入占GDP的2.5%。這些國家,在老齡化程度較重的情況下,依然保持了較高的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強化家庭養老功能。面對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務需求快速增長、機構照料服務成本增高、政府負擔日益沉重的現實,發達國家大多倡導老年人回歸家庭,實行居家養老,并給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種支持。美國、德國、日本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務,減輕他們的壓力,給他們休息調整的機會,并對照料提供者開展相關知識和技能培訓。此外,還包括在經濟上予以支持,給予照料提供者稅費優惠和現金補貼。比如,韓國政府對與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實行遺產稅和收入稅部分減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貼,使家庭照料老年人這一傳統得到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顧70歲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減稅優惠等。德國在2012年實施了《家庭護理休假法》,該法規定,被護理老人的家屬可以享受護理休假,確保能夠安心護理親人。家屬可以獲得的護理假期最長為2年。

五、鼓勵生育,緩解人口過度老齡化。發達國家認識到,生育率下降和預期壽命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原因。為此,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許多發達國家開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從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齡結構,防止人口過度老齡化。各國實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彈性工作制、實行帶薪產假,減輕女性在工作與家務間的沖突。比如,韓國政府規定,子女不滿6歲時,女性可以有1年時間在家養育子女,每月可領取40萬―50萬韓元的底薪,并保留職位等。日本職業婦女如果在家照顧幼兒,則有“留職有薪”方案,婦女可領工作時40%的薪水在家專心育兒。在法國,孕婦一共有16周產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產假的政府員工拿100%工資。父親可以有11天的陪產假,休假期間工資照拿。二是通過提供生育津貼、稅收優惠等減輕家庭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如西班牙政府規定,勞動婦女所生的子女在3歲之前每個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給予的100歐元補助。如果這個家庭生育第二胎,對于第二胎子女給予每年3000歐元補助。第三胎子女將獲得每年6000歐元補助。 三是給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譽獎勵。如,2008年5月,俄羅斯向多生育的婦女授予“父母榮譽勛章”。四是對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諸如免費或低費的托兒服務、保姆訓練等服務。瑞典規定,幼兒園收費與家長的收入掛鉤,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總收入的3%的托育費。

發達國家雖然在鼓勵生育方面開出了種種優惠,但總體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續低迷,人口老齡化程度仍不斷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續下降, 生育率從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六、吸引國際移民,補充勞動力資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短缺,許多國家采取了吸納國際移民的政策,特別是吸引發展中國家人力資本存量高的素質型人才。比如,美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主要接收技術型、技能型、商務型和學生移民。國際移民對發達國家起到了“一石數鳥”的經濟社會效果,既補充了勞動力資源、緩解了人口老齡化、增加人力資本存量,也增添了其人口增長活力、節省了人力資本培育投入。但也帶來了文化、族裔、、收入差距、社會融入等方面的社會矛盾和沖突。比如,2016年2月,在德國“抵制西方伊斯蘭的愛國歐洲人”組織和歐洲其他反伊斯蘭化組織的共同發動下,歐洲10余國同時爆發反伊斯蘭反移民游行示威。

篇4

一、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帶來巨大壓力

發達國家大多經過40多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才從成年型進入老年型社會。此時,這些國家已基本實現現代化,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目前,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未實現現代化,經濟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相對落后,屬于中等偏低收入國家。同時,我國當前正處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的體制、機制和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思想、組織、物質、制度等各方面的準備還不充分,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實力還較薄弱。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必將對經濟社會產生巨大壓力。因此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沖擊,要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不僅時間緊迫,而且壓力巨大。

人口老齡化還會使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年齡不斷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經濟增長方面,人口老齡化使國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金、醫療費用和福利費用等消費基金不斷增長,影響積累基金,特別是生產性基金的增長,進而影響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在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方面,老年消費群體的日益擴大,直接引起社會消費結構的變化,進而引起產業結構的變化。

在我國養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會化服務體系還不健全,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不斷弱化的狀況下,如何解決老人們的養老問題,已成為一個社會化的難題。

面臨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的嚴峻形勢,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要牢固樹立老齡意識和建設“老人強國”理念,增強緊迫感,切實負起責任,動員全社會力量,積極應對,認真化解,推進經濟社會持續發展。

二、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發展

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發展,通過發展解決問題,反過來,通過不斷解決問題,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1.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實現社會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我國已經進入并將長期處于老齡社會,這是二十一世紀我國的一個重要國情。要切實從老齡社會這一基本國情出發,研究制定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完善法律法規,調整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做好應對老齡社會的各項準備。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為適應人口老齡化高峰期的到來奠定物質基礎。

2.適應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調整優化產業結構。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使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科學技術和勞動者素質,減輕人口老齡化在勞動力方面的不利影響。要把發展老齡產業擺在重要位置,制定老齡產業發展規劃和優惠扶持政策,引導和促進老齡產業發展。重視開拓老年消費市場,以滿足日益龐大的老年群體的需求。

3.加大統籌力度,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堅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加大支農惠農政策力度,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和農村發展。以改革創新精神,加快推進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提高農村對人口老齡化迅速發展的承受能力。

三、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必須加快養老保障體系建設

建立強有力的養老保障體系,是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鍵。要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家庭和個人廣泛參與的養老保障體系建設格局。

1.建立健全老年社會保障體系。繼續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完善農村“五保”供養制度。繼續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設,研究實行將大額的慢性病門診費用納入新農合補償范圍的辦法。建立和完善社會醫療救助制度。大力發展老年社會福利、老年社會救濟事業。鼓勵發展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商業養老保險。

2.大力構建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政府要在增加對老年福利服務設施建設投入的同時,積極引導民間資金投資興辦不同檔次的養老服務機構,實行民辦公助、公民合作、民建民營政府給予政策扶持等方式,保證養老服務機構正常運行,發揮作用。鼓勵社會力量開展以社區為基礎的老年生活照料、家政服務、康復護理、緊急救援、心理咨詢等服務項目,形成為老服務網絡體系,為居家老人,特別是高齡老人提供優質、便捷的服務。

3.鞏固和增強家庭養老功能。當前和今后較長時期,傳統的家庭養老仍是我國的主要養老方式。要在全社會加強以感恩教育、責任教育為重點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揚尊老、養老、愛老、助老的傳統美德。加大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貫徹實施力度,切實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益。要從法律上、制度上、措施上鼓勵兒女養老。積極創新空巢老人居家養老機制,推行協議養老制度,明確子女對老人的贍養責任;建立空巢老人居家養老政府補貼制度等,努力解決空巢老人養老問題。

四、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必須有強力的組織保證

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加快,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齡工作顯得日益重要,老齡工作機構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篇5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 養老保險對策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現狀

(一)人口老齡化的成因及現狀

造成人口老齡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中國的人口老齡化主要是人口政策所致。1973年以來,我國逐步推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總和生育率為2.31,這20年的降低量占到1950年以來的40年的降低量的99%。人口年齡結構從年輕型轉變為老年型是人口發展過程的必然結果。在生育率下降的同時,隨著經濟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醫療技術的提高,我國人口的平均壽命在迅速延長。生育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都促使人口的年齡結構趨向于老齡化,前者使年輕人口比重下降,相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而后者使人口的整體壽命延長,絕對增加老年人口比重。

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億增長到1.53億人,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當于歐洲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總和。人口老齡化年均增長率高達3.2%,約為總人口增長速度的5倍。在21世紀,我國將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社會。2009年,全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達到1.6714億,占總人口的12.5%。與上年度相比,凈增725萬,增長了0.5個百分點,是歷史上老年人口比重增幅最大的一年。平均預期壽命超過73歲。到2010年中國老年人已占全世界22%,60歲以上的老年人1.74億,約占我國總人口的12.76%,其中80歲以上高齡達到1300萬。公報指出,目前全國月人均養老金達到1200元,惠及4700余萬人。

二、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

人口老齡化作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隨著經濟發展,醫療水平的提高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快,高齡老人比重大,撫養比例大等系列問題,對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險制度造成了沖擊。

(一)老年撫養比上升,制度供養人數增加

老年人口撫養比的上升之于養老保險制度來說就是領取養老保險金的人數增加,而為制度繳費的人數不變甚至減少。這種影響對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來講最為突出,當制度運行到成熟期時,面對領取人數的增多,基金往往形成入不敷出的赤字局面。目前我國是統賬結合部分積累的模式,雖然沖擊小于現收現付模式,但同樣也面臨了一定的收支風險。且我國增長時期的運行過現收現付模式,且在制度轉換時形成了顯著的歷史“隱性債務”,因此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正面臨著“舊債新賬”的雙重壓力。

(二)隨著經濟發展,制度內離退休費用剛性攀升

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生活質量的改善,而老年人生活的改善離不開養老金水平的提升。從2005年開始,國家連續6次提高企業養老金水平,平均每年漲幅10%。全國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己由2005年的月人均714元增長到2010年的1200元。另外如蘇州地區2004年月人均養老金為826元,而2010年調整后達到1624元,幾乎翻了一倍。盡管這是一項普遍叫好的民生政策,但是制度內離退休費用攀升養老金標準的不斷提高也為基金的財務平衡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制度低水平、覆蓋范圍小

由于國家在最初設計養老保險方案時,沒有把機關、事業單位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社會統籌范圍。因此,我國目前實行的養老保障制度,存在著統籌層次低、覆蓋面不廣、待遇不統一等現象。社會養老保險同樣如此,其整合性和覆蓋面也是影響它運行的一個重要因素。2008年末,基本養老保險參保人數近2.2億人,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數量比例為28.25%,占城鎮就業人口數量比例72.46%。這樣的情況在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是不利于制度的良性運行和增強基金抗支付風險能力的。

三、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社會保險改革之策

(一)積極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面

要逐步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養老保障制度,加快健全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解決養老問題,中央明確了2020年基本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實現養老不犯愁措施如下:第一,吸收年輕的非國有企業職工參加養老保險,歡迎有較強繳費能力的農民工加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第二,使社會保障體系覆蓋所有的城鄉勞動者;第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創造條件,可以轉移并能有效銜接的社會保障管理體系。通過以上措施,既可達到增加養老保險基金的目標,以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帶來的風險。

(二)做實個人賬戶

我國養老保險統賬結合模式雖以國務院文件的形式在全國推廣,但并未能夠真正落實。原因在于轉軌后,統籌基金的當期支付出現缺口。各地社保部門為了填補缺口均挪用了個人賬戶資金。這導致個人賬戶無法形成真實積累,僅作為名義賬戶存在,有違初衷。個人賬戶沒有做實,未能真正實現部分積累的制度模式,難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需求。做實個人賬戶,并認真做好個人賬戶基金的保值增值,真正實現部分個人投資性質的養老保險制度,對應對人口老齡化風險有重要的意義。

(三)走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養老道路

建立以家庭養老為基礎,社區養老服務網絡為輔助,公共福利設施養老手段為補充,社會保險制度為保障的居家養老體系,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會和國家作用有機的組合起來,使之發揮出最佳效用。具體建議是:

第一,居家養老環境。為了使老年人起居方便,住宅設計要充分考慮方便老年人和滿足老少戶可分可合的需求,公共設施要安排方便老年人活動的場所,使得絕大多數老年人生活在自己的家庭里,繼續發揮家庭養老功能,倡導健康的生活方式,完善具有尊老敬老傳統的家庭養老體系。

篇6

關鍵詞: 建立 綜合養老保險制度 必要性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社會進步的體現。同時,人口老齡化的過快發展,會導致老年人撫養系數升高,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沉重的壓力。中國由于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數大,人口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也更加嚴峻。

一、當前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弊端

(一)基金來源渠道單一,收支矛盾日顯突出

當前我國養老保險的基金來源主要是保險費的收入及其利息收入和財政補貼。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保費欠繳的情況非常嚴重,彈性收繳與剛性支出的矛盾日趨突顯出來,加上老齡人口數量的不斷上漲,享受養老金的人數不斷增加,養老保險費用開支增加,成為應對老齡化危機最主要問題之一。

(二)交費率高,企業負擔重

目前的狀況是,養老金的交費率高達30%左右。由于一些企業破產倒閉,經濟效益不好導致養老金收不抵支,拖欠養老金問題特別嚴重。

(三)歷史欠債嚴重,“空賬”運行規模大

我國當前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制度,但是在實際的實施中卻形成了一種在資金流程上與現收現付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空賬”運行機制。1997年《決定》指出已經退休職工的養老金繼續按照過去的標準,這意味著企業要同時承擔退休職工養老金之需和為在職職工積累養老金的雙重任務,造成企業負擔過重,繳費困難,逃費、欠費現象嚴重。

(四)退休年齡偏低,且男女性別在退休年齡上差距太大

退休年齡的高低決定著領取養老金時間的長短。而退休年齡越低,則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時間越長,即用于支付養老金的基金需求就會越多。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

(一)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傳統理論的沖擊

經濟學理論認為,由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存在,私人養老保險市場成為不完全市場,而強制性政府公共養老保險能解決這一問題,此外,公共養老保險還能解決私人保險市場不能處理的通貨膨脹等風險,在這一理論指導下,各國都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公共養老保險計劃。但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口老齡化使得世界各國的公共養老保險計劃都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從而引發了對政府與市場、國家與個人在養老保險提供中各自承擔作用的探討。

(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沖擊

人口老齡化減少了人均GDP的數量,也減少了勞動力的供給,這些因素與老年人口增加相結合,自然影響到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

1.人口老齡化首先體現在老年人口撫養比的變化上。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出現,65歲以上老人的數量逐漸增加,而出生率的下降導致年輕的工作人口日趨減少,也就是說,工作人口負擔的老年人口越來越多,不管今天的老年人以什么渠道獲得資金來源,老年人消費的是現在工作的人所生產但不消費的產品。大量老齡人口的存在勢必對整個社會生產出的經濟資源提出挑戰,也勢必造成人口跨代之間的收入再分配和跨代之間的不平等。從中國未來勞動力供給看,15至54歲年齡人口數量2015年后將顯著下降,55至59歲和60至64歲人口將成為勞動力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世界平均老年人口贍養率相比,我國在今后50年的老年撫養負擔增長速度更加明顯。

中國的老年撫養指數超出了在同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下的老年撫養指數的國際平均水平,意味著中國所要承受的老年撫養指數超出了國際上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其它國家,或者說,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經濟造成的壓力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部分工業化國家早在老年人開始消耗大量國家資源之前就實現了繁榮,而中國在沒有實現經濟的繁榮之前就面臨著嚴峻的老齡化,即“未富先老”現象比較嚴重,因此養老對社會提出的壓力更大。

2.老齡人口的增加使得更多的人領取養老保險金,帶來了養老保險資金預算的壓力。1989年全國離退休人數為2201萬人,到2005年增至5088.2萬人,增長了131.2%。領取的退休金從327.96億元升至5308.77億元,增長了16倍多。現在離退休人數不斷增加的前提下,養老保險資金收入小于支出,存在資金缺口。

三、建立綜合的養老保險制度勢在必行

在當前我國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的社會背景下,只有不斷進行養老保險制度創新,建立綜合養老保險制度,才能應對養老保險供不應求的社會矛盾。

(一)實施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養老方式

在我國現階段,家庭養老仍是目前養老的重要方式,這是由我國社會經濟條件及我國傳統的尊老、敬老、養老的優良文化傳統所決定的。但是,由于老年人口增多,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家庭養老也面臨日益嚴重的危機。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制定有利于家庭養老的政策措施,另一方面發展多種形式的養老機構,使養老服務社會化。

(二)擴大基金來源渠道,建立多層次的養老保險體系

提高養老金保值增值的能力,實行國有資產變現,發行社保長期債券,進入資本市場等措施,把社保基金做大。

(三)積極發展企業年金計劃即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養老保險

強化個人自保的意識,加強企業和個人對養老保險的責任與義務,使得養老保險的各個支柱都得以(下轉第43 頁)

(上接第48 頁)發展和完善,為建立多層次的保障體系打好基礎,為降低基本養老金的替代率,促進個人賬戶實賬運行創造足夠大的活動空間。

(四)逐步做實個人賬戶,解決個人賬戶的“空賬”問題

1.建立賬戶分立制,建立個人賬戶專管體系。將個人賬戶從社會統籌金中分離出來,實行賬戶分立,從而避免社會統籌向個人賬戶“借”的風險。

2.建立專門的基金管理機構來負責個人賬戶基金的管理與營運,確保其保值增值。

(五)鼓勵個人繳費與退休待遇掛鉤,實施積極的促進勞動和就業的養老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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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退休費用增加

    為了更好地保障基本的生活質量,養老保險金水平的提高是勢在必行的,從2005年開始,我國的養老保險金的水平數次進行調整,養老金的增加本身是一個惠民工程,然而退休費用的不斷增加,卻使得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平衡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若是不及時增加養老保險金的收入和改善養老保險基金的經營狀況的話,還會激化養老保險基金的收入矛盾。

    1.2制度層次偏低

    養老保險方案在最初設計的時候,機關、事業單位并沒有在基本養老保險統籌之內,正是由于這樣的舉措使得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險制度呈現出板塊化的格局,其中主要包括如下幾個部分:其一,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的養老保障由國家財政和本單位負責;其二,一些自收自支的單位和企業在基本養老保險的范圍內;其三,家庭和土地供養是農村老年人口主要的養老手段,部分地區還出現了集體補助和政府補貼相結合的形式,個人只需按時繳納一定的費用即可。

    2.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策略

    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的影響,就需要采取相應的應對策略來改善當前的狀況,具體來說,應該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2.1建設農村養老保險制度

    從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發展情況來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建設明顯成熟于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養老壓力的驟增,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也逐漸演變成嚴峻的社會問題,為了更好地對農村老年人口進行養老保障,就需要加快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為此,相關部門應該認識到加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緊迫性,將其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關鍵來采取相應的措施,將養老保險建設的精力適當轉移到農村中來,可以施行集體補助為輔、政府補貼的養老保險政策,建立符合農村實際的養老保險模式,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更廣范圍的社會養老保障。

    2.2改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

    城鎮老年人口沒有土地的養老基礎,相較于農村老年人口的養老問題更大,為此,應該兩個重點,城鎮、農村兩個養老保險都要抓,都要抓到位。為了更好地抵御人口老齡化對社會養老保險的影響,應該適當延長職工退休年齡,這樣就能使養老保險基金得到更長時間的積累。從而才能改善當前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失衡的狀況,更好地完成社會養老保障的使命。

    2.3改革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人口老齡化的出現使得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問題明顯的暴露出來,為了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保障好迅速增加的老年人口的養老保障問題,就需要對當前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養老保障功能的優化。具體來說,應該從如下方面著手:養老保險立法,當前養老保險基金的繳費機制難以很好地適應養老保險支出的需要,為此需要對其進行改革,實行費改稅,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保障基金入口暢通。在此基礎上還需要實行分帳管理、實帳運行,對當前的基金統帳管理模式進行改革。至于及時采取這些措施才能更好地解決基本養老保險的空帳戶問題,此外,還能使個人帳戶得到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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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等收入陷阱;老齡化危機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義是指:鮮有中等收入的經濟體成功地躋身為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了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截至2014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個億,占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于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未來20年中國將進入老齡化高峰。“未富先老”成為中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老齡化的產生,帶來的必然結果是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中國由于經濟發展自身矛盾難以克服,發展戰略失誤或受外部沖擊,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和老齡化危機處于相輔相成的宏觀性經濟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導致的經濟增長停滯無疑不是給正處于老齡化危機加劇的中國一個更大的推動器。其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點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產生,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僅只能維持在6.5-7%的經濟增長速度,導致社會公共性資產財富減少,必然會導致對建立完善的養老機制以及養老保障等福利政策的消極影響;第二點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現和加劇,必然會導致人均持有財富的減少,社會失業問題難以解決,勞動者收入難以提高等一系列問題必然會使得人均贍養老人的負擔加重,從而加重社會負擔,加劇社會矛盾,阻礙社會的文明發展;第三點是中國老齡化危機的加重,使得中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和非洲以及東南亞國家相比,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逐漸失去優勢,這也會導致發達國家的產業經濟體的外移,由于我國過去過度依賴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這種不平衡是不會持續的,同時隨著投資深化,資本報酬出現下降的現象,這導致未來中國的投資增長率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這種投資增長率的降低會進一步加重勞動力供給的短缺。也是限制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威脅;第四點,老齡化危機的加劇,中國的勞動力人口的減少,必將使得勞動力難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從而使得缺少勞動力支撐的中國經濟市場缺乏維持持續增長的動力,這也會使得中國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難度加大。

現行中國社會面臨的這兩大問題可以說是中國社會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需要解決和克服的兩大經濟和社會問題。解決這兩大問題主要還是需要政府的宏觀制度和措施實行。其中,公共支出是宏觀措施的重要方面。

持續穩定政府公共支出對社會保障尤其是養老保障機制設立的支持。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迅速的城鎮化、大規模的非農化和生活水平的整體提高,社保制度將滯后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經濟增長使人們對社保的期望要求更高,社保制度面臨的壓力更大。雖然社保制度會加大社會增長的壓力,但為了協調社會發展,要始終保持社保制度與經濟增長的同步發展,才能充分發揮保障居民消費和擴大內需的應有作用。從而有效應對老齡化危機,保持經濟增長后勁。

通過完善和調整相關勞動工作制度,協調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增長平衡點。深化社保體系改革,以解決好“養老金”問題;要大力完善社會養老事業,積極解決空巢家庭等社會問題,以解決“養老服務的問題”;開展“積極老齡化”,適當提高退休年齡,一方面增加勞動供給,以解決勞動投入減少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提高退休年齡,延長工作年限,有利于提高社會勞動工作總量,特別是熟練的技術勞動力能夠有利于提高生產率,加大技術創新力度,以達到提高就業率和提高產出的雙重目標。以積極心態應對老齡化和社會增長之間的矛盾,積極地可能發揮人口勞動力的作用,為廣大勞動力人口盡可能解決養老等問題,從而另一方面,促進勞動力的積極性和工作效率,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決也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

完善相關人口和教育制度,有效解決老齡化危機和應對中等收入陷阱。適當放寬計劃生育政策,逐步擴寬二胎政策范圍和取消限制,并且鼓勵優生優育,完善相關教育政策和人才培養機制,如擴寬義務教育范圍和年限,加大對偏遠地區教育資源的支持,完善高等教育機制和專業技術教育制度,并大力支持在職教育培養和教育領域的創新改革,治理于更優勞動力人口的培養。從而一方面能夠有力緩解老齡化危機,并能夠通過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的提高,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中等收入陷阱的解決。

加大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導,積極倡導形成政府主導,市場化、社會化、多層次的老齡產業和老齡服務業的發展模式。鼓勵和引導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參與、共同發展,逐步形成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力量興辦,企業或機構按市場化的要求自主管理的體制和運行機制。據南開大學的李建民教授預測,目前我國老年人的消費總需求約為1萬億元,2050年左右,我國老齡市場的消費需求將達到5萬億元。因此,積極挖掘老齡化潛在的巨大市場,積極利用老年人的消費需求,從而促進社會需求和社會經濟增長,這也是積極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良好契機。

參考文獻:

[1]全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東亞的經驗及啟示[J]. 世界經濟研究.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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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老齡化;養老保險制度;未富先老;人口機會窗口

作為人口再生產模式轉變的結果之一,人口的老齡化已成為世界范圍內不可逆轉的趨勢。人口老齡化及與其相關的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不僅關系著我們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老齡化也會通過對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等要素市場的作用進而對整個宏觀經濟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老齡化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大多國家也都面臨著養老保險改革的困境,與西方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情況不同,我國的人口老齡化面臨著“未富先老”的形勢,因此不斷健全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體系,降低老齡化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實現養老保險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便顯得尤為重要。

一、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態勢

(一)人口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的態勢

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一般都經歷了漫長的時間,經濟高速發達,基本上實現了現代化,他們屬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已具備了應對老齡化壓力的能力,而我國則是在經濟尚不發達的情況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即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僅有1000美元,屬于典型的“未富先老”。

(二)區域間人口老齡化差距明顯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均衡,因此,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也表現出了由東向西的區域差異特征。顯然,東部沿海地區的人口老齡化比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以更快的速度在發展,城市地區的人口老齡化也比農村地區更嚴重。說明在選擇養老保險制度模式時,必須充分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及城鄉、區域間的特殊情況。

(三)2000-2025年間“人口機會窗口”期會始終打開

“人口機會窗口”指由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速度先于老齡化的速度,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由于人口再生產的慣性,孩子數量的下降速度快于老年人口的增長速度,幾十年后,老齡人口才會逐步超出未成年人口,在這一人口轉變的進程中,會造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即總人口出現“中間大,兩頭小”的構成形狀,使得勞動力供應充足,社會負擔也相對較輕,對經濟發展非常有利,人口學家稱這一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①我國在200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后,盡管老齡人口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在2030年之前,由于老齡化的速度慢于出生率的下降速度,而人口的撫育比也較低,因此這段時期為我國的人口機會窗口期。基于人口紅利的存在,應利用這個機遇期來大力發展我國經濟。

二、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挑戰

(一)老齡化導致人口贍養比不斷提高

人口撫養比包括老年贍養比和少兒撫養比,贍養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勞動適齡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老年人口。目前,國際上通常將0-14歲的人口定義為少兒人口,15-64的人口定義為勞動年齡人口,65歲及以上人口定義為老年人口。很明顯,人口老齡化的不斷發展將導致人口撫養比的下降和贍養比的不斷提高(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1950-2010年世界人口老年贍養比僅由9%上升至12%,而從2020年至2050年老年贍養比將從14%上升到25%,相比之下少兒撫養比將穩步下降。在發達國家,少兒撫養比自1950-2010年也一直呈下降趨勢,而老年贍養比自1950-2010年一直呈上升趨勢(表2)。總之,在老齡化背景下,世界人口負擔系數總體將呈現贍養比不斷上升,少兒撫養比不斷下降,及總撫養比整體上升的態勢。

(二)老齡化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

人口老齡化導致贍養比不斷提高意味著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隨著出生率的下降,未來勞動人口也越來越少,相應地繳費人數也會逐漸減少,因此,政府的財政負擔將會越來越重。以我國為例,從1998至2005年,各級財政針對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金資金支出約在4000億元,3600億元左右為中央財政資金補助。在2006年,各級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基金補貼971億元,其中中央財政安排為774億元,同比增長分別為49.2%和42.3%②。近年來,雖然政府在養老保險領域的財政支出力度不斷加大,但養老保險改革中的最大問題仍舊是資金的匱乏問題,逐年擴張的基金缺口正在使當前的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著嚴重的財務風險。

(三)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提出挑戰

社會保障基金作為老百姓的“保命錢”,它的安全性和保值增值也一直受到人們的關注。目前個人賬戶基金的投資范圍僅限于銀行存款和政府債券,企業年金規定投資于銀行存款等流動性產品和貨幣市場基金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資產的20%,投資于國債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資產的20%,這種投資保證了基金的安全性。但隨著老齡化的到來,需要進一步探討如何使基金在保值的基礎上實現增值。

三、國外應對老齡化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實踐——以德國為例

德國是世界上老齡化較為嚴重的國家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老齡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兩德統一以及提前退休人口的持續增加,德國的法定養老金開始趨于萎縮,政府的財政危機也不斷加重,因此德國進行了以開源節流為主要手段的養老保險改革。

首先,提高養老金繳納比例。為解決不斷增加的養老金領取人數與繳納人數比例不斷下降帶來的收支失衡問題,德國一直在不斷提高養老金的繳納比例,同時,降低法定養老金的替代率,德國政府正設計將退休員工養老金占工資的比例逐漸由53%降為2020年的46%,到2030年降為43%。

其次,鼓勵支持補充養老保險的發展。德國政府為鼓勵雇主和雇員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從2002年1月起,允許雇員以工資轉換方式建立自己的企業補充養老金,同時政府對企業建立的企業補充養老金提供一定的稅收減免或相關補貼,這些措施的實施使德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的普及程度逐步得到提高。

再次,繼續發揮政府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的主導作用。德國的社會保障事業同政府的社會政策密切聯系,政府組織、規劃和推動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并為養老保險的持續運行提供強有力的財政支撐,同時政府根據社會經濟的變化制定和適時推出社會保障政策,對各種民間組織和社會保險機構進行監督。

德國作為當今世界上社會保障體制較為健全的國家之一,其制度的創立和成長也歷經了漫長曲折的歷史進程,其中的很多經驗和做法值得我們去吸收和借鑒,比如德國完善的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法定養老保險與補充養老保險相結合的保障方式,以及在老齡化趨勢下引入的長期護理保險和“個人服務時間存儲制度”等,這些都值得我們去借鑒并適當地結合自身的實際更好地建立健全適合我國國情的多層次、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

四、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國養老保險的制度選擇

(一)養老保險制度應定位于保障型制度

社會保障具有互濟、調節收入再分配的功能,養老保險無疑也具有這種功能,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養老保險制度也必須進行不斷地調整和變革,建立一個統一的保障型的養老保險制度而非福利型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僅可以發揮養老保險的保障功能而且還可以發揮其收入再分配和激勵的功能,這也是我們在養老保險制度設計中所追求的。

(二)建立多層次、多支柱的養老保險模式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應更加靈活,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要,家庭養老、社會基本養老保險、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等都是建立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通過建立多層次、多支撐的養老保險模式,也可以充分有效地分散保險責任,給予公民以全方位多層次的保障。

基本養老保險應堅持廣覆蓋的原則,為公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在此基礎上企業年金可以保持養老保險的替代水平,保障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因為壽命延長而下降,鼓勵個人購買商業性儲蓄養老保險,政府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這樣也可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養老需求。

(三)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基金運作的市場化步伐

雖然安全性是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的基本要求,但在老齡化趨勢下,養老保險基金不僅要做到安全性,而且要實現保值增值。應不斷擴大養老保險基金的投資范圍,除銀行存款、國債、股票等品種外,國家還應適時出臺相關政策法規給予優惠,讓養老保險基金積極參與到資本市場的運作中。

20世紀80年代以來,社保基金的投資運營也出現了由政府部門投資到私募基金公司投資運營的趨勢。私人運營的社保基金具有靈活性和盈利性,體現了市場作為基礎手段配置資源的要求。政府可以通過挑選相關私人基金投資公司運營部分社保基金,同時制定法律法規加強監管,通過市場化道路不斷壯大社保基金規模實現保值增值。

五、小結

為了應對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挑戰,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同時減少其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在對其他國家養老保險改革的有益經驗進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我國所處的具體的宏觀經濟環境,有必要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重新的定位和選擇。通過堅持保障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原則,不斷建立健全全方位多支柱的養老保險體系,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基金的市場化運作,達到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才能更好地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挑戰。

注釋:

①蘇春紅.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8.

②2006年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

參考文獻:

[1]蘇春紅.人口老齡化的經濟效應與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選擇[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8.

[2]孫祁祥,朱俊生.人口轉變、老齡化及其對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挑戰[J].財貿經濟,2008,(4).

[3]楊燕綏,李學芳.“創造”老齡人口紅利[J].中國社會保障,2010,(5).

[4]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中國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J].經濟科學參考,2011,(34).

[5]張車偉.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后果及其戰略對策[J].湖南社會科學,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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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口老齡化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

一、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現狀、趨勢

我國民族地區老齡化水平并不一致,而且其老齡化過程也不完全同步,就是同一個民族在不同地區其老齡化程度和趨勢表現也不相同,同一地區各個民族老齡化程度和趨勢也不盡相同。所以,我國民族地區老齡化情況十分復雜。

具體來講,我國少數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趨勢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人口年齡結構屬年輕型。我國一些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比較低,人口年齡結構還處于年輕型。青海玉樹自治州1982年老年人口比重為6.10%,1990年為5.81%。而根據1990年~2050年青海人口老齡化預測,2000年全省老年人口65歲以上人口比重為4.62%,2005年為5.64%,2010年為6.38%,2050年為14.46%。從2000年四川民族地區年齡構成看,人口年齡結構大多處于年輕型。例如涼山州、阿壩州、甘孜州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比例分別是5.12%、5.36%、5.48%。有的民族地區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鎮的水平,這可能與鄉村少數民族年輕人口流動、戶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城市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吸納能力的提高,城市打工和做生意比較收益的刺激,使農村有較高文程度的青年移居到城市等有關。

第二種類型:人口年齡結構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我國少部分民族地區由于自然的、歷史的原因、計劃生育政策、人口慣性等影響,還處于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四川德格縣更慶鎮城區人口老年人口系數和老少比,屬于年輕型人口,而農村的老年人口系數和老少比則達到了成年型人口,所以,從全鎮總體看,應該屬于年輕型向成年型轉變。

第三種類型:有的民族地區人口年齡結構已經進入老年型。廣西壯族自治區就很早進入了老齡化階段,1995年廣西65歲以上占總人口比例6.61%,1996年為7.06%,1997年為7.62%,1998年為7.52%,1999年為7.95%,2000年為7.12%。由此可見,廣西是在1996年開始進入人口老齡化行列。新疆石河子地區人口年齡結構也基本進入老年型。20世紀80年代至今,石河子地區2000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即達11.70%,2003年已升至15.43%。因此,石河子地區已步入老年人口社會,而且呈現逐年遞進上升的趨勢。

貴州黔東南州人口老齡化問題也具有代表性。第五次人口普查時, 貴州黔東南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達23萬人,人口老齡化問題將突出的表現為鄉村人口老齡化問題。而且貴州黔東南州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將逐年增加,到2010年將達到53.09萬,其老年人口系數也將達到12.7%。

通過上面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具有較大差異性。從發展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進入或即將進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區,其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很快;而人口年齡結構未進入老年型的民族地區,也必然發展到老齡化階段,而且這個過程發展很快。所以,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二、 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影響分析

1.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

第一,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發展速度,以及民族地區國民收入分配及再分配、投資、消費、儲蓄、稅收、財政支出帶來相關影響。

第二,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提高,以及贍養功能的發揮等方面產生不利影響。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必然使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下降,從而導致勞動力不足。同時,民族地區老齡化加快,使本來不太富裕的家庭增加更沉重的負擔,也必然對家庭養老功能的發揮產生不利影響。

第三,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與和諧、消除貧困、實現社會公平產生消極影響。代際關系和諧是整個社會和諧與穩定的重要組成部分。老年人口比重增大,又必然使民族地區城鎮職工退休人員增加,從而對在職人員收入產生影響,也必然加重以家庭養老為主的民族地區農村老人子女負擔,從而導致兩代人利益分配的矛盾。此外,人口老齡化的加快,就可能增大民族地區反貧困難度。無論是絕對貧困還是相對貧困,都會對社會公平產生消極影響。

第四,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傳統倫理和社會心理產生沖擊。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逐漸形成了尊老的傳統美德,也就形成了家庭“養兒防老”、“養兒送終”的道德理念,也深深扎根于民族地區各民族人們心里。然而,人口老齡化的加快,使老人和子女心理受到沖擊,也會使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和整個社會心理受到沖擊。

2.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

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也會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某些積極影響,比如它可以促使民族地區增加人力資本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促進生產力發展。同時,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加快,對出生率也會產生影響,對可能對推動教育水平提高和計劃生育工作產生積極作用。此外,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可以促使民族地區老年市場形成和老年產業發展。

由上可知,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從多方面會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但從長期趨勢看,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

三、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路徑依賴和對策措施

1.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路徑依賴:走可持續發展道路

民族地區突出的“未富先老”問題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極為不利,成為制約民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路徑只能走可持續發展道路,才能真正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

2.解決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對策措施

第一,轉變觀念,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民族地區老齡化問題,制定科學的老齡事業發展規劃,保持民族地區人口穩定適度增長。民族地區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樣,人口老齡化發展很不平衡。加之,民族地區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很快,一旦進入老齡化,“未富先老”必然嚴重影響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甚至對民族地區穩定與和諧產生極大危害。因此,必須轉變觀念,未雨綢繆,從戰略上高度重視民族地區老齡化問題。

第二,發展民族地區經濟,增強經濟承載能力,緩解“未富先老”帶來的巨大壓力。發展才是硬道理,如果民族地區經濟不發展,就無法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發展經濟,增強經濟承載能力,對經濟本來就落后的民族地區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尤其重要和急迫。

第三,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養老模式和社會保障體系,在民族地區開展各種形式的針對老年人口的扶貧開發活動。一方面,要發揮家庭養老為主的功能,貫徹“以家庭養老為主,與社會扶持相結合”的原則;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區城鎮,國家和企業要承擔養老責任,積極推進養老保險。在民族地區農村,推動社會保障法制建設,要積極探索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計劃生育保險等,積極開展“關愛女孩行動”、“少生快富”扶貧工程等項目以及在民族地區開展各種形式的針對老年人口的扶貧開發活動。

第四,建立適合民族地區的農村和城市的老年服務體系,加強機構建設,搞好民族地區社區福利和社區服務,大力發展民族地區老年產業,開發利用“銀色人力資源”。必須加大民族地區城市和老有所養,農村社區環境、醫療衛生、服務的投入和建設,搞好民族地區社區福利和社區服務,加強其硬件、軟件建設,使民族地區真正做到:“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

同時應該大力發展民族地區老年產業,開發利用“銀色人力資源”,可以變人口壓力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也可以帶來經濟社會效益,滿足老年人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