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造成溫室氣體的主要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Abstract: Methodologies for estimation based on the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and for decomposition based on energy use are systematically comb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the great meaning of these methodologies used in GHG emission estimation and decomposition for low carbon economy research is boldly affirmed.

關鍵詞: 溫室氣體排放量;清單指南;估算方法;因素分解法

Key word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amount;guidelines for inventories;estimation methodology;decomposition methodology

中圖分類號:X32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9-0223-02

0引言

自1990年開始至今,聯合國氣候變化政府間專家委員會(IPCC)連續了四次全球氣候評估報告,逐漸明確了“人類活動是引起大氣中溫室氣體排放增加,并進而引起全球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這一基本認識。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簡稱《公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旨在“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某一水平上”以應對氣候變(暖)化的國際公約,具體而言就是“個別地或共同地使溫室氣體的人為排放回復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首要的任務就是對各國溫室氣體排放情況――包括歷史的和現實的排放量進行估算,并在此基礎上識別影響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因素。

1基于《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

1.1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的出現及發展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 GHG)是指大氣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紅外輻射的自然的和人為的氣態成分。它以二氧化碳(CO2)為主,同時包括甲烷 (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 (HFCS)、全氟化碳 (PFCS)、六氟化硫(SF6)。

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各種國家溫室氣體清單就開始大量出現,但由于參照標準和應用范圍不同,這些清單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為促進有關氣候變化和應對氣候變化的信息交流,加快對歷史及未來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估算和預測,1996年,IPCC編寫并了第一版《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指南》(簡稱《指南》),首次界定了溫室氣體、排放源與匯的類別,從而為各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確立了基本一致的范圍。隨后幾年,IPCC又相繼編寫了《199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修訂本》、《國家溫室氣體清單優良作法指南和不確定性管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變化和林業優良作法指南》等。這些規定最終匯集成《2006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單》包括一般指導及報告、能源、工業過程和產品使用、農業林業和其他土地利用、廢棄物共6卷。總的看來,IPCC《指南》提供了編制清單通用的基本方法、表式和可供參考的基本參數,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目前各國正嘗試用這些標準來制定適用于本國的溫室氣體人為源排放和匯清除估算清單,以便向《公約》組織匯報。但由于IPCC《指南》對實際數據的可獲得性考慮不足,使得該《指南》用于各個國家或地區時仍然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其中,所提供的排放系數與各國實際排放系數的差異是影響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質量的重要原因。目前,只有美國芝加哥、韓國Chuncheon(春川市)等地區對石油、煤油、柴油、型煤、天然氣和火力發電行業的CO2排放系數進行了實測。2006年,我國根據ACM0002方法指南確定了中國區域電網的基準線排放因子,從而促進了CDM項目的開發。

1.2 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方法對溫室氣體排放量估算的廣泛關注基本上是從1992年《公約》建立前后開始的。有關全球變暖和溫室效應的熱烈討論以及對保持氣候穩定和可持續發展必要性的認識促使一些組織機構開始設計溫室氣體排放量和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估算方法和手段,以便評價組織對環境造成的影響。Paul等人開發出一個根據可獲得燃料清單信息來估算組織機構排放量的軟件系統。由于人為活動(如能源利用)造成的排放源容易準確計算,但土地使用及其他自然現象引起的排放量卻很難獲得,因此有關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估算研究更多集中在化石能源利用領域。David等對1988年國內化石燃料消耗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國溫室氣體的比例進行估算發現,能源數據的統計來源不同以及對溫室氣體成分界定的不同導致計算結果出現較大誤差。

從基于能源利用的溫室氣體(碳)排放估算方法來看,目前主要有實測法、物料衡算法和排放系數法。這三種方法是估算的基本工具,在使用過程中各有所長,互為補充。排放系數法的應用由于有IPCC《指南》可供參考,相對而言是最多的。這種方法往往與碳排放分解技術相結合,用于對各地區、行業某一時期內基于能源利用的CO2排放量進行估算和分解,剖析影響CO2排放較大的因素,從而為相關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導。另外,也有部分研究機構采用AIM/排放模型估算和預測溫室氣體排放量。

從基于非能源的CO2排放估算方法來看,目前單獨研究的不多。M.L. Neelis開發出一種基于非能源消耗的CO2排放估算表格模型(NEAT),可以用于幫助政府根據IPCC《指南》進行碳儲量計算。同期,意大利的S. La Motta將NEAT模型及IPCC方法應用到了本國基于非能源消耗的CO2排放量估算中。

2有關碳排放量影響因素的分解方法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碳排放)量的分解研究始于二十世紀末。1991年,Torvanger使用迪氏指數分解法對9個經合組織國家制造業在1973-1987年間基于能源消費的CO2排放量進行因素分解,首次提出了能源強度的概念及其對CO2排放的重要影響。隨后,B. W. Ang對行業層面的能源消費和能源需求進行分解分析,構建了因素分解分析的方法論,并提出一種不留殘差的分解方法――對數平均迪氏指數分解法(Log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從而為后來基于能源使用的碳排放影響因素研究及其在地區、部門及行業等范疇的應用奠定了模型基礎。

目前關于CO2排放分解的研究相對較多,從這些研究來看,發達國家的研究較多,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相對較少。大多數研究呈現的觀點基本相似,即:從某一時段看,某一地區或部門基于能源利用的碳(或CO2)排放量的變化與其經濟發展速度有關,影響CO2排放的因素主要包括:燃料(主要是指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氣)排放系數、燃料消費結構、產業經濟結構、部門或地區能源強度、人均GDP等。每一種因素對CO2排放的貢獻不同,其中能源強度的貢獻相對較大。

3結語

通過多年來全球科學家、專家學者及政府部門的共同努力,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估算與因素分解研究已經建立起一套較為完整的方法論體系。在此基礎上,發展低碳經濟也有了較為科學的評價方法和控制依據。

參考文獻:

[1]Katrina Brown and Neil Adger, Estimating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Under The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3, Issue 2, June 1993, Pages 149-158.

[2]David Von Hippel; Paul Raskin; Susan Subak; Dmitry Stavisky. Estima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Two Approaches Compared,Nergy Policy, Volume 21, Issue 6, June 1993, Pages 691-702.

篇2

碳源是指向大氣釋放溫室氣體的過程、活動或機制。向大氣中釋放二氧化碳的過程可分為人為排放和自然排放。人類活動特別是工業、能源活動，由于使用化石燃料或原料造成二氧化碳排放的過程屬于人為范疇。聯合國統計的溫室氣體排放和清除針對的是人類活動的結果。能源型碳源二氧化碳約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55%，是人為活動的最主要碳源。能源消費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費是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由于統計數據缺失，我國目前沒有官方統一的二氧化碳排放數據。根據《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路徑與政策研究》一書，筆者應用單位標煤的碳排放系數（2.27t碳/t標準煤）以及《中國能源統計年鑒》能源消費數據，計算了歷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數據，如圖1所示（圖中所列碳排放僅考慮能源型碳源產生的碳排放）。

2我國紡織業溫室氣體排放分析

近幾年，隨著紡織產業高速發展，能源消費也顯著增長。紡織工業能源消費總量由1995年的3531萬噸標準煤增加到2013的6357萬噸標準煤，增長了44%。紡織工業的能源消費主要集中在煤、電、熱力的消耗上，占到90%左右。從工業企業生產成本構成看，紡織企業能源資源消耗占成本的比重超過70%。“十二五”時期，國家對紡織工業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產品單耗值增加為新的約束性指標，并對單耗下降值提出了明確要求。紡織工業先后出臺了《紡織工業“十二五”發展規劃》和《建設紡織強國綱要（2011-2020）》兩個綱領性文件。文件中明確提出了：“十二五”期間紡織工業節能發展目標：單位增加值能源消耗比2010年降低20%；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比2010年降低20%。

3紡織工業的溫室氣體減排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從資源環境約束看，過去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空間相對較大，現在環境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必須推動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在經濟新常態的態勢下，紡織行業也面臨生產增速全面下降，出口形勢嚴峻，資源環境承載壓力大等情況，節能減排將成為紡織行業發展的突破口。紡織行業必須改變粗放增長方式，通過改變能源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用節能低碳技術來達到溫室氣體減排目的。紡織工業改變能源結構的方法有利用生物質能及太陽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則可以通過采用廠房節能燈的使用、新型變壓器的使用、變頻器的使用、新型疏水閥、鍋爐過量空氣系數控制技術、耗熱設備的保溫技術、高溫廢水余熱回收技術、熱定形機尾氣余熱回收技術、節能風機等方法。節能低碳技術則包括低浴比印染技術、常溫染整技術、無水染整技術、機械整理技術、數碼印花技術、短流程印染技術等。

4結論

篇3

經過各方專家的研究，診斷地球并非得了流感，而是出現了全球氣候變暖現象。究竟什么使全球氣候變暖了？全球氣候變暖會有什么后果？

什么是全球氣候變暖

全球氣候變暖，不就是溫度變高幾度嗎？比如冬天，每天都非常冷！要是全球變暖溫度升高幾度的話，不就變得暖和了嗎？沒有了寒冷的冬天，直接過春天，有什么不好呢？而且，幾度范圍內的變暖也不是什么大問題吧！

以上是小璐的想法，你是不是也這樣認為呢？所謂全球變暖，溫度升高3℃，是指全球的平均氣溫升高3℃。就拿我們人體來說，在寒冷的戶外，手表面的溫度雖然會下降，但體溫基本沒有變化。如果體溫升高3℃的話，就會生病發燒，相當危險。

對于地球也一樣，一旦氣溫升高3℃，會出現許多可怕的事情。比方說，在世界各地引起災害，如罕見的超強臺風、暴雨等，或與此相反的旱災（無降雨）。全球變暖被認為可能是這些災害發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地球發燒，誰是罪魁禍首？

全球變暖指的是在一段時間中，地球的大氣和海洋溫度上升的現象。全球氣候變暖的原因中有自然原因和人為原因，但現在變暖的主要原因是指人為因素造成的溫度上升。

從太陽那里獲取的能量常常不是一定的

地球變暖的主要原因與人類沒有關系，而是自然現象造成。比方說，太陽活動周期性變化，地球獲取的能量也因此有增有減。地球與太陽的位置也周期性變化著。另外，火山活動與地球冷暖變化也有關系。火山噴發的煙灰遮擋住太陽光，導致地球變冷；火山噴發減少的話，地球也會變暖。

過去，發生過幾次寒冷化和溫暖化

即使在沒有溫度計的時代，我們利用冰床核心和樹木的年輪等殘留下來的情報，也能推算出以前的氣溫。通過對冰床核心的分析，我們得知在過去的數十萬年中，地球有著幾次變暖和變冷的反復變化期。

人類活動使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急劇增加

18世紀以來，人類大量燃燒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并將產生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到大氣中。二氧化碳的一部分被植物和海水吸收，無法吸收的部分積聚在大氣中。

工業革命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只有280ppm，到2005年激增到379ppm。即使在過去的數十萬年里，這也是突出的高濃度。除二氧化碳以外，人類還使得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等溫室氣體的濃度激增。

（ppm為百萬分比濃度，即一百萬體積的空氣中所含污染物的體積數）

迄今50年間的變暖，“人類活動是主要原因”的可能性非常大

迄今為止，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因素造成的，還是人類排出的溫室氣體增加造成的？

科學家運用超級電腦反復驗證，發現自然因素已無法說明20世紀后半期的變暖現象，但如果考慮上人類活動的影響則得到了很好的解釋。大多數的科學家認為這幾十年人類的活動極有可能是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

全球變暖，我們不知道的那些事

地球正逐漸變暖，人類活動要負主要責任。但地球變暖的進程怎樣？這些變化對全球和局部的影響如何？這一切又會對我們的生活有什么影響？還有很多問題，我們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人們會排放多少溫室氣體

大家都知道，現在地球上的溫室氣體在增加，但是我們無法知道溫室氣體在大氣中最終會升高到多少。

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人類。如果在未來的日子里，我們能很明顯地降低廢氣排放，那么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的上升水平將不會超過400 ppm。但這是不大可能實現的。如果我們繼續現在的做法，到2100年，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將逼近1 000ppm，甚至更高。

我們不知道：

地球究竟會變得多熱

如果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數量翻倍，我們地球將會有多熱？一種方法就是使用電腦來模擬溫室效應的反饋情況，另一種更可靠的方法就是研究億萬年以來，二氧化碳的變化對氣候帶來的影響。兩種方法的結果都告訴我們，大氣中二氧化碳數量翻倍，我們的地球溫度至少會上升2℃。

大部分的氣候模型研究認為，升高3℃的可能性最大。但一些對過去氣候的研究卻表明，升溫可能達到6℃或更高。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之一是，氣候模型只能考慮短期反饋。

我們不知道：

海平面上升有多快

如果巨大的冰層融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需要數千年，我們可能會有時間在海平面上升超過幾米之前把地球溫度降下來。如果冰層對溫度反應快，短時間內就融化了，那我們的子孫將生活在一個海岸線發生巨大改變的世界上。可惜，我們不清楚人類還有多少可回旋的空間。

我們不知道：

是否會有更多颶風和其他極端天氣

在未來幾十年中，低空大氣變得越來越暖、越來越潮濕，將會有更多的能量催生更多的極端天氣，如暴雨、暴雪和風暴、雷暴等。

颶風是相對罕見的，因為它們只能在條件“恰到好處”時形成。較高的海水表層溫度將有利于颶風形成，但如果海面上有較強的風，就會將剛形成的弱颶風吹散，從而降低颶風產生的頻率。但當颶風的能量足夠強大時，海面上的風就無能為力了。颶風還會因大量水蒸氣的加入迅速增強。隨著颶風風速增加，它的破壞性就更強。

我們不知道：

全球變暖究竟會帶來多大威脅

一個空氣中充滿更多二氧化碳的溫暖、潮濕的地球，將會培育更多的生命，如果它們有足夠的時間去適應這個環境的話。但是對今天的植物、動物和人類來說，這卻是場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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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溫室效應 環境生物 森林碳匯

我們面臨著全球變暖，北美的依努伊特人已看到這種趨勢:冰在消失，北極熊在挨餓，倔強的鯨也在移棲。

全球性融化，正在消失的陸地，是一種自然現象嗎?

大多數科學家相信，溫室效應是造成近期地球變暖的原因。

一種天然的溫室效應對地球上的生命是重要的。200多年前的物理學家們就已知道，大氣中的某些氣體從地球表面聚集輻射熱，防止它逸回空間。維持地球的均等溫度的主要“溫室氣體”是水蒸氣和二氧化碳。如果沒有他們的溫暖毯子，地球的表面就會凍結。

溫室效應是怎樣起作用的?

來自太陽的溫度將地球表面加熱，地球反過來使能量向外輻射。某些向外輻射的熱逸入空間。但某些熱被稱為溫室氣體的氣體帶入大氣，溫室氣體吸收的輻射降低層將大氣加熱。

全球變化條件下的林業對策：

1 天然林保護與管理

依據氣候變化將引起植物區系和森林物種的遷移變化，以及在影響氣候變化過程中可能出現大量物種滅絕的預測結果，我們采取的適應管理對策，應是立足有效地保護現有森林資源、遺傳資源、以及各種動植物種的棲息地和生境條件，保存稀有的和瀕臨滅絕的樹種，拯救那些當前或今后可能具有經濟價值和適應性的基因和基因綜合體，防止他們喪失，為森林物種適應未來的氣候變化和復雜多變的新生境提供較大的選擇機會。

1.1 保護現有的天然林資源分布范圍和生態適應性，需要對這些植物種進行基因測定，了解其遺傳資源的主要結構，并進行遺傳分類、篩選出能適應氣候變化條件和生態適應性強的遺傳基因型，進行合理的保護和培育，擴大種群數量，同時進行跨氣候區的引種試驗，這里提出的引種并非常規的引種試驗，它是將其種引入自然環境中，即讓其在天然植被生長的環境中生長，將引入種加入到當地植被的自然演替進程之中參與競爭。

1.2 切實做好天然林分類經營和分區管理。對生態公益林要管嚴，堅決杜絕商業性采伐和人為破壞，使森林資源得以休養生息和恢復發展；對宜林地和林中空地，按照公益林的建設標準，采取有效措施，宜封則封，宜造則造，盡快恢復森林植被；對生態功能低下的疏林地，進行合理補植和嚴格封育，改善林分結構，逐步提高生態功能。

――充分利用自然力恢復發展天然林資源。充分利用自然的力量來恢復森林，同時輔助以必要的人工措施，封育結合。

――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要轉變觀念，依靠自身發展，拓寬就業渠道，發揮林區的區位優勢和比較優勢，通過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種植、養殖，從加工、旅游等非林非木產業上分流富余人員；要與地區經濟發展相結合，大力發展社會服務業，充分吸納勞動力就業；要鼓勵職工自強自立，發展家庭經濟和私營經濟自謀職業；要積極引導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減少林區內就業壓力。

――建立多樣化的產業體系。目前天保工程區產業發展的最大問題是結構失衡，第一產業比重高達73％，而發展后勁不足，第二產業比重22％，且過于分散，競爭力不強，第三產業比重只有5％，尚未形成規模。因此，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繼續鞏固第一產業，發揮森林培育業的基礎地位，大力提升第二產業，培育支柱產業，加快發展第三產業，充分發揮第三產業在林區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保證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

――積極培育后備森林資源。有目的地培育珍貴天然用材林和其他用途的森林資源；建立人工速生豐產優質用材林基地；不斷提高現有天然林生產能力。啟動用材林中、幼林撫育工程，加大森林經營基礎設施建設投入。

2 人工造林對策

基于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迅速增長，氣候已經變化并有可能發生劇烈變化的推論，在今后的人造林活動中，應根據未來氣候的變化趨勢，對造林級數、規劃和科學研究做出了相應的調整。

2.1 適應氣候變化的間伐和輪伐策略。

2.2 適應氣候變化的經營賦予原則。

2.3 適應提前間伐，增大間伐強度。

2.4 適應發展超短輪伐期工業人工林。

2.5 森林病蟲害防治的適應對策。

2.6 發展薪炭林減緩氣候變化。

2.7 森林發貨對策。

綠色植物通過光合作用可以吸收和固定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從而減少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減緩氣候變化。農作物每年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但其固定的碳在收貨后，大部分又以各種方式返回到大氣。相對說來，森林較長時間地儲存二氧化碳而不釋放，而且森林土壤中也可以儲存大量生物量。因此，生物碳匯的討論多集中于森林。

3 森林碳庫的容量

林業在穩定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保護：即對現有森林中的碳儲量加以保護，包括防治毀林和森林火災、森林病蟲害，使得現有森林所含碳不至于釋放到大氣；

固碳：既增加碳庫容積，從而將大氣中的碳吸收儲存。根據IPCC的評估，1995至2050年間，全球大約有3.44億h土地可用于造林活動。

能源替代：森林生物量作為能源資源，不僅可以直接燃燒供能，如農村用的薪柴，還可以通過熱電轉化來發電。

原材料替代：鋼鐵、水泥、鋁材、塑料等重要原材料，屬于能耗密集型產品；均可在一定程度上為木材所替代，從而大量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

4 拓展森林碳匯的挑戰

森林的碳匯功能及其協同效益，為林業的長足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但要將這種機遇轉化成現實，仍需要很多挑戰。

首先是可利用資源總量的約束。地表土地資源是有限的，城市擴張、工業發展、道路建設、糧食生產等都需要土地。毀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增長對居住和工農業生產用地需求增加的結果。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基礎設施與道路體系已較為完善，人口水平相對穩定，因而不僅沒有毀林現象，而森林覆蓋率還略有增加。發展中國家則正好相反。這也是為什么毀林多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原因。不僅土地面積，而且水資源也形成一個重要制約因子。尤其是在干旱半干旱地區，工農業生產業與林業的競爭更加明顯。

中國的新疆塔里木河流域的大規模農業灌溉和工業生產取水，使得塔里木河中下游斷流，成片的胡楊林干枯死亡。

第二，森林碳匯作為一種減少森林談話的手段，必然要與其他手段在自然資源的利用和經濟上存在競爭。森林生物量屬于碳排放中性的可再生能源，而水電、地熱、風能、潮汐能、太陽能等則屬于無碳能源。由于森林及其他生物質能的碳匯功能的實現具有土地空間利用上的排他性，只有其單位面積的減排量高于其他選擇、單位碳的減排的成本低于其他選擇時，森林碳匯才具有競爭力。而且，能源作物種植（如油料和甘蔗作物作為發動機原料的生產原料）如果不與糧食種植競爭的話，必要與森林碳匯的拓展經營形成競爭。

參考文獻:

[1]熊治廷【環境生物學】.

[2]潘家華【減緩氣候變化的經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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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洋（1989—），女，河南省平頂山人，鄭州大學水利水電工程09級本科生

劉志杭（1990—），男，河南省信陽人，鄭州大學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09級本科生

摘 要：氣候變化是21世紀全球面臨的最嚴峻挑戰之一，亦是各國可持續發展中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應對氣候變化影響要認識氣候變化的自然規律和人類活動的影響及其不確定性，加強適應方式和適應能力的對策研究，提倡低碳之路和可持續發展方式。

關鍵詞：氣候變化 低碳經濟 可持續發展

近百年來，全球經歷著一場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氣候變化，導致了生態環境系統的一系列變化，人類社會的生存安全受到了嚴重威脅。由于目前氣溫上升和二氧化碳量增加的耦合，人們自然聯想到了溫室效應。氣候變化的原因可能是自然本身的演化進程，也可能是由于人類活動引起的對大氣組成和土地利用的持續性改變所致。

1.氣候變化的原理

全球氣候變化究竟由于自然周期還是人類活動，還有一些爭議。目前的主流觀點認為全球氣候是變暖的，溫室氣體的過量排放是變暖的主要原因。但是，仍有一些科學家不斷向這種主流觀點提出挑戰，主要爭議有以下兩個方面：

1.1 氣候變暖的機制

一種觀點認為，全球氣候變暖主要是由于人類各種活動造成的。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為發展經濟，人為改變大氣下墊面，向大氣中排放大量溫室氣體，并釋放大量的熱量。

另一種觀點認為，現代氣候變暖是自然規律所起的作用。盡管20世紀全球氣候變暖明顯，但也不是一年比一年暖，而是氣溫在波動中上升，說明溫室效應增強并不是氣候變化的主導因素。

1.2 未來全球氣候變化的預測

盡管目前所作的大部分預測表明未來全球氣溫將持續上升，但這種預測的結果仍值得進一步探討。

①目前所做的預測只是建立在理論基礎上，而且全球氣候的變化除與溫室氣體有關外，還與其他許多因素相關，而預測模型中只考慮了部分因素。

②從全球氣候的變化特點來看，雖然近百年來全球氣溫普遍變暖，但全球氣溫的升高并非呈直線趨勢上升。從上世紀到本世紀90年代，全球氣溫的變暖并不是持續的。

事實上，氣候變化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過程。限于氣候觀測資料本身的缺陷、氣候模式的不完善性以及影響氣候變化因子和機理的復雜性，到目前為止，在氣候變化成因方面所獲得的結論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今后還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2.氣候變化的危局

近年來氣候變化引起了水資源失衡、農業減產、生態系統受損，對人類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沖擊。具體表現在：

2.1 對水資源的影響

氣候異常，冰川融化，短期內會引起一些地區洪澇災害，長期則會導致局部地區出現嚴重的水資源危機。氣候變化通過大氣環流、冰雪條件變化等引起降雨、蒸發、入滲、土壤濕度、河川徑流、地下水流等一系列的變化，進而改變全球水文循環的現狀，引起水資源在時空上的重新分配，改變了降水分布格局和降水量，引起降水的地區、時間以及年際分布更加不平衡，加劇了水資源的不穩定性和供需矛盾。

2.2 對農牧業生產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是復雜而不確定的，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將發生變動，種植制度和作物品種將發生改變；潛在的荒漠化趨勢增大。氣候變化還將加重農業和林業的病蟲害，加上干旱和洪澇頻率增加的影響，會造成農業生產風險增大。此外，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價格的影響預計會造成全球糧食供給緊張，乃至引起全球經濟收益的波動。

2.3 對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氣候變化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和破壞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物鏈、食物鏈，給地球物種的生存和延續帶來嚴重的后果。氣候變化將在幾十年里發生，而大多生態系統不可能如此快地響應或遷移，自然生態系統將越來越不能與變化了的環境相適應，許多生物物種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影響，加速了滅亡。消失的物種不僅會使人類失去一種自然資源，還會通過食物鏈引起其他物種的消失。

2.4 對沿海地區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海洋的影響包括海面溫度上升、平均海平面上升、海冰融化增加等。這些因素將可能使沿海地區洪災嚴重，風暴的影響范圍擴大，海岸受到更嚴重的侵蝕，以及由于海水倒灌進淡水蓄水層而引發地區性淡水資源緊缺等。

2.5 其它方面的影響

氣候變化可能會增加災難性天氣出現的概率，導致一些特定的生態系統、生態群落和種群發生變化，包括微生物、病毒，可能會加快它們繁殖的速度并引發大量蔓延，這些新型病毒嚴重影響著人類安全與健康。

3.氣候變化的對策

全球氣候變化和自然環境急劇惡化，任何國家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對責任的承擔也不能置之度外，在共同的生存環境下，負有共同的責任。在經濟社會發展日益受到能源和環境制約的背景下，低碳經濟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安全的基本途徑和戰略選擇，正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廣泛認同。

低排放、低污染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既可減少人類在生產和生活過程中對能源的消耗，緩解能源儲藏日益匱乏的壓力，又可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既節省了生產和生活消耗能源的成本，同時由于碳排放的減少，今后治理環境的投入也會相應減少；并且能夠在很大程度上緩解能源供需矛盾，加快工業化進程和環境改善，對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結語：

21世紀全球氣候仍將持續變化，極端氣候頻現，生態環境惡化。氣候的非自然變化對自然環境的影響從局部開始，而以災難性的全局性結果告終。盡管目前我們對全球氣候變化的本質、趨勢和程度的認識還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但無論怎樣都應充分重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加強這方面的科學研究。

在全球攜手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同時，通過發展低碳經濟來解決氣候變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日益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和重視。低碳是實現發展的途徑和手段，也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主要特征和標志。（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

參考文獻：

[1] 王紹武，羅勇，趙宗慈等.關于氣候變暖的爭議.自然科學進展，2005年8月，第15卷，第8期，917～921

篇6

論文關鍵詞：氣候變暖，碳匯

 

1 研究背景及意義

1.1研究背景

全球氣候變暖已是國際社會公認的全球性環境問題,由此而導致的各種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并嚴重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此國際社會高度重視,采取各種措施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圍繞緩解溫室效應和氣候變暖，國際社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探討和協調行動，并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92年6月4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成立，專門負責各國的工業溫室氣體的清單調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UNFCCC）于1994年3月正式生效后。但由于在關鍵性“承諾”條款的內容上存在模糊性，使得在UNFCCC框架下的法律實施和執行都存在諸多的問題。

在1997年12月11日，國際社會根據公平原則以及“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通過了具有法定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京都議定書》的通過使世界各國在減緩氣候變暖的進程中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中國也于1998年簽署了該協議。《京都議定書》第一期將于2012年到期，在2009年12月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并未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京都議定書》未來的發展令人擔憂。

1.2 研究意義

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而造成該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溫室氣體的國度排放。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國和消費國，煤炭在一次能源生產和消費的比重為70%左右，比國際水平的27%高43個百分點。據估算，2000年—2008年，中國一次性能源總消費量累計183.3億噸標準煤，總排放二氧化碳累計450.4億噸碳當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碳排量較大的國家之一。

盡管在《京都議定書》第一期的行動中，發展中國家不承擔強制性的減排任務，但是從長期來看，中國節能減排的壓力很大，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還將繼續增加，另一方面環境污染和生態失衡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制約作用凸顯。

1.3 碳匯及碳匯項目概述

全球氣候變暖是人類面臨的生態問題之首,而人類社會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形成的溫室效應,則是氣候變暖的根源。因此，減少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的手段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減少排放源；二是增加吸收匯。

根據議定書中的定義,源是指向大氣中排放溫室氣體；匯是指從大氣中清除溫室氣體。森林能清除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所以屬于碳吸收匯,簡稱碳匯論文下載。①

碳匯項目是指通過造林從而恢復森林植被，以吸收、固定大氣中的CO2氣候變暖，以減少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緩解氣候變化。

《京都議定書》規定了三種機制,即排放貿易( ET)、聯合履約(JI)和清潔發展機制(CDM) 。排放貿易( ET)是指已經達到減排目標的發達國家把溫室氣體排放權賣給其他發達國家；聯合履約(JI)是指發達國家之間可以通過共同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將獲得的減排額度相互轉讓；清潔發展機制(CDM)是指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通過開展項目合作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將項目所實現的溫室氣體減排量,用于完成發達國家的減排指標。①

2 現狀分析

2.1 主要推動力

中國開展碳匯項目的主要推動力有兩個：

第一，中國快速的工業化進程不可避免地要消耗大量能源和資源。我國目前正處于快速工業化階段，城市化進程、基礎設施建設以及產業結構的轉變，再加上我國巨大且持續增長的人口規模，使我國面臨者龐大的能源和資源需求。根據我國“多煤、少氣、少油”的資源稟賦，形成了以煤炭資源為主的能源結構。隨之而來的是大量溫室氣體的排放。目前，我國面臨著排放總量增加、生態破壞范圍擴大以及能源供需矛盾嚴峻等嚴重問題，已經危及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來自國際社會要求履行減排義務的巨大壓力，中國必須做好迎接后京都時代挑戰的準備。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估計，2001年—2008年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長率為12.28%，總量從27億噸提高到70億噸，累計排放量為415億噸。[1]中國能源資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趨勢顯示中國必須在減排上作出努力。國際上，美國、日本及歐盟等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要求中國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面臨著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艱巨發展任務，承受著國際上要求減排的巨大壓力，因此需要在經濟發展和溫室氣體減排之間尋找平衡。從中國新能源的發展技術水平較低上看，目前中國通過清潔發展機制與發達國家開展碳匯合作項目的代價較低。

2.2 優勢分析

（一） 穩定的政治環境

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規定，CDM項目的實施需要合作雙方國家政府部門的認可和保證，包括國家CDM項目活動運行規則和程序的確定、項目的審核批準，以及邀請公約締約方大會指定的獨立經營實體對CDM項目進行和個性認定和減排量核實、證明等。一個國家只有政治、經濟環境穩定，才能夠保證CDM項目相關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進而保障項目細節的具體實施。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都非常穩定，具有實施碳匯項目所需要的穩定、可靠的社會制度保障。

（二）中國森林發展空間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家對我國森林碳吸收情況進行了比較精確的計算，結果表明，中國森林表現為碳的凈吸收匯。2004年—2008年進行的第七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的結果表明：全國森林面積19545.22萬公頃，新增森林面積2054.3萬公頃，森林覆蓋率達到20.36%，比五年前第六次森林資源普查時全國森林覆蓋率提高了2.15個百分點。②根絕我國林業發展戰略目標，預計到2020年，新增森林面積2960萬公頃，森林覆蓋率達到23.4%以上；到2050年，新增森林面積4696萬公頃，森林覆蓋率達到28%以上。我國森林的快速發展表明我國開展碳匯項目有著資源優勢。

（三）有利的技術合作環境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這使我國通過開展國際合作引進技術的機會增多、成本減少。目前，中國和歐盟之間已簽署《中歐關于氣候變化的共同宣言》，美國也發起《亞太地區清潔發展與氣候新伙伴計劃》等多邊合作，均是基于低碳技術的國際合作。

另一方面，經過中國過去30多年的造林和護林活動，目前可供造林和急需護林的地方多為條件極差的華北西北的干旱區和半干旱區、河谷地區以及石質山區，這些地方的造林和護林存在著較大的技術瓶頸，急需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

2.3 存在問題分析

盡管我國在開展碳匯合作項目上有著先天的優勢，如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如市場機制不完善氣候變暖，而碳匯項目本身對我國新能源項目發展也存在一定制約的因素。

（一）市場不完善

從市場邊界角度看，碳匯項目的交易開展市場屬于國際市場，目前碳匯交易的雙方主要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由于碳匯的交易市場過大，導致市場交易參與者獲得信息的成本過高，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又存在較大的信息技術水平差距，進一步推高了信息獲得成本。

從市場機制來看，由于碳匯交易市場目前處于起步階段，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都不能充分體現，交易雙方處于不平等地位，必然會損害居于不利地位一方的利益。中國目前在碳匯交易市場上屬于供給方，處于不利地位，利益容易受到損害。

（二）發達國家走減排捷徑，不利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

《京都議定書》中規定的清潔能源發展機制（CDM）允許發達國家把幫助發展中國家削減的凈排放量作為本國的減排量，這個規定使得發達國家承諾的溫室氣體減排大打折扣。對發達國家而言，在發展新能源、減少石油減少能源資源的消耗等方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代價很高，很可能會制約經濟的發展，因此很多發達國家通過植樹造林護林等碳匯項目于發展中國家合作。我國也成為開展這個項目的重要發展中國家之一。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發達國家對投入成本較高的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合作項目的實施，不利于發展中國家對一些科技含量高的項目的技術引進，對發展中國家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產生一些不利影響。

目前，對中國來講，一方面通過CDM項目合作的大都是在森林碳匯方面，對中國走節能減排的實質作用有局限；另一方面中國對新能源等技術的引進仍是走商業途徑，代價較高，這打打增加了新能源研發的成本。

（三）公眾對開展碳匯項目的作用不大

目前，在中國，公眾對全球氣候變暖很關注，但是大部分人并沒有主動意識更沒有渠道參與到與切身利益相關的二氧化碳減排的公共事務中論文下載。中國目前有2000多家環保非政府組織，但是大多處于自發、松散和各自為戰的狀態，徘徊在體制之外。碳匯合作項目一般都由政府部門負責，造林護林一般涉及到的是國有林區，民間資本并未進入，所以公眾與環保非政府組織雖有滿腔熱情，但對于碳匯合作項目開展所起到的作用不大。

3 對策分析

3.1 完善市場機制，提高信息技術水平

碳匯項目順利交易的關鍵是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機制。

首先，根據碳匯交易市場的邊界建立一個統一的碳匯供需信息庫，充分收集信息，提供給交易需求各方，減少交易雙方尋求信息的成本；另一方面還要提升我國的信息技術水平，減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需要從引進技術和培養專業人才兩方面入手；

其次，完善市場的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避免價格長期偏離價值，在定價方面要充分考慮國際市場上的供需情況以及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等問題。

3.2 繼續碳匯合作項目的同時，走開發新能源之路

碳匯合作項目是發達國家履行《京都議定書》第一期承諾的一個捷徑，但是對目前中國來說，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節能減排任務基本上是從增加吸收匯方面完成。所以，在今后一段很長的時間里通過國際合作進行碳匯項目仍是中國節能減排的重點。

在繼續開展碳匯項目的同時，也要從減少排放源方面進行研究開發氣候變暖，積極發展水能、風能、核電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優化我國的能源結構，降低對煤炭資源的依賴。如在農村可以開展沼氣項目，在城市可以通過提高建筑物的節能標準，發展綠色建筑，在政策和資金方面對節能建材的研究開發給予支持。

3.3提高森林碳匯容量的“外延”和“內涵”

碳匯項目的開展是以森林作為依托的，目前我國的森林覆蓋率較之以前有利很大的提高，這都得益于我國的造林護林運動。在新的形勢下，要保障碳匯項目的順利進行，仍需做到：

首先，在國家政策的正確指導下，繼續進行造林護林工程，彌補長期以來森林資源過度耗費所造成的碳匯缺口。目前我國的森林覆蓋率呈現一個顯著增長趨勢，但是要達到我國林業發展戰略制定的目標，仍需要更加努力。這是從“外延”提高森林碳匯容量。

其次，提高森林碳匯容量的“內涵”，即提高森林的固碳能力。我國大多數森林資源的質量較低，固碳能力較弱。大力培育碳匯林和生物質能源林，增強森林生態系統整體固碳能力；同時要抓好森林防火和森林病蟲害防治，預防和減少各類災害造成森林資源的損失。

4 結論

本文對中國開展碳匯合作項目進行了分析，中國有開展碳匯國際合作的先天優勢，如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但是也存在著一些問題，如碳匯交易市場的不完善。 總的來說我國在進行碳匯國際合作上有巨大的潛力，我國也成為重要的碳匯交易的供應方。但是在繼續進行碳匯國際合作的同時，也要加大力度進行風能、水能、核電能源的研究和開發，從根本上走上低碳經濟的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①此段文字來源于《京都議定書》

①三種機制的概念來自于《京都議定書》

②數據來源于第七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

篇7

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理論最早可追溯到馬爾薩斯悲觀的人口理論，而且，長期以來，人口問題也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議題。與人口問題相伴而生的是資源問題和環境問題。由羅馬俱樂部于1972年發表的《增長的極限》強烈刺激了人們對人口、資源及環境擔憂的神經。而近20多年，隨著全球升溫速度的加快和極端天氣事件的頻繁出現，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推動了關于氣候變化的學術研究。1988年成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展開對氣候變化的科學影響和社會經濟問題的綜合評估，分別于1990年、1996年、2001年和2007年了四次評估報告，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1992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達成了《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開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締約方大會上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對主要工業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提出了量化減排標準；2007年在印尼巴厘島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2009年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變化大會盡管沒能達成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但會議還是在國際社會及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氣候變化問題的日益嚴重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發展的原動力，而氣候變化的國際公共物品特殊屬性以及由此帶來的艱難的國際談判則為氣候變化經濟學注入了能量強大的推進劑。氣候變化經濟學目前尚無完整的理論體系，它作為經濟學的研究方向而存在，研究領域集中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氣候變化治理的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本文從以下方面展開對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進展的綜述：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含義，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二、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分析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最早出現在1987年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在由布倫特蘭夫人主持的該報告中，可持續發展被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1989年聯合國環境署理事會在《關于可持續發展的聲明》中，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進一步明確為“可持續的發展是指既滿足當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能力的發展，而且絕不包含國家主權的含義”。隨著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理解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一般性原則基本達成了共識，即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1]公平性原則是指發展的機會及帶來的福利增加應該公平地惠及全體人類社會，包括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可持續性原則是指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僅要著眼當前利益，還要追求長期穩定發展，即發展不能超越資源和環境的承載能力；共同性原則是指世界各國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承擔著共同責任。

潘家華[2]在歸納發展的廣義內涵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的權”與“發展的限”的概念。潘家華將發展歸納為個人、社區、國家和全人類的生活、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水平的提高。這是在人文發展的框架下做出的歸納。所謂發展權，潘家華認為主要表現在人文發展具有方向性和人文發展潛力的可實現性，實現較高水平的人文發展是個人、社區和國家的基本權益。所謂發展限，潘家華認為包括兩層含義：生物學意義上的限和物理學意義上的限。生物學意義上的發展限存在下限和上限兩方面。下限是指人的生存的最低物質保障，如營養、住房、醫療的最低限值；上限是指，在給定的技術經濟水平下，人的營養需求、壽命等方面存在絕對量的邊界，不能無限擴張。物理學意義上的發展限是指人文發展需要物質基礎，即人文發展的物質約束。潘家華所說的物理意義上的限就是自然資源約束，包括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

隨著工業文明的快速發展，人類社會對自然資源的消耗不斷增加，人類發展正面臨日益嚴重的自然資源約束。在人類發展的自然資源約束中，煤炭、石油、天然氣這類化石能源的約束最為突出，溫室氣體也主要由燃燒化石能源所引發，因而人類發展的自然資源約束集中反映在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上。①這一約束就是潘家華所說的人文發展的物理意義上的限。

人類發展面臨溫室氣體濃度的共同約束，但具體到不同歷史階段，以及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這一約束的強度卻是不同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表明，隨著人均收入由低水平階段上升，碳排放強度(每美元GDP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公斤數)呈上升之勢，到人均收入約8000美元，碳排放強度開始下降。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工業化的歷史時期，尚未面臨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在這期間，溫室氣體隨工業化的進程而大量排放。現如今，發達經濟體已走過了碳排放增加階段，進入下降階段；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正處于工業化階段，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排放的增加。但溫室氣體積累所導致的全球變暖效應使得溫室氣體排放約束非常強烈，這一約束同樣施加于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壓制作用。這使得新興市場經濟體承受著發展的不公平。

三、溫室氣體減排的經濟含義

毫無疑問，排放溫室氣體具有負的外部性特征。但正如斯特恩(Stern)[3]指出，溫室氣體的外部性特征有四個方面的獨特之處：一是它具有全球性屬性；二是它影響長遠，并由流量-存量進程所支配；三是它的許多方面尚不能進行科學的判定，還存在不確定性；四是它的潛在影響非常大。

溫室氣體減排具有全球公共物品的本質屬性。按照經濟學教科書的解釋，所謂公共物品是指既不具有排他性也不具有競用性的物品[4]385。某個國家或地區為減排溫室氣體付出了成本，而全球的人們享用減排的收益。

很多經濟學家討論了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與收益，其中，以英國經濟學家斯特恩(Stern)[5]主持的《斯特恩報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影響最為廣泛。《斯特恩報告》以氣候科學的成果為基礎展開，分析了氣候變化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可能損失與減緩氣候變化所付出成本之間的關系。《斯特恩報告》的結論是，世界各國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動，氣候變化所造成的損失將相當于全球每年GDP的5%—20%，而且損失將延續下去；如果立即采取行動，并能將 溫室氣體濃度控制在500—550二氧化碳當量，其成本僅為全球每年GDP的1%左右。《斯特恩報告》在分析中所依據的關鍵因素是貼現率，而正是這一關鍵因素的取值引起了較大的爭論。《斯特恩報告》將貼現率確定為0.1%，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一取值過低。Nordhaus[6]指出按照市場利率確定貼現率，其結果與《斯特恩報告》完全不同，即不是如斯特恩所主張的立即大幅減排溫室氣體，而是初期小幅減排，中、后期大幅減排。Dasgupta[7]認為，0.1%的貼現率是不現實的，這一貼現率的確定更是出于政治考慮，而非學術考慮。斯特恩(Stern)[3]對這些批評進行了反駁。他強調，在《斯特恩報告》中所確定的貼現率是社會貼現率，而批評者混淆了市場回報率與社會貼現率，也混淆了純時間貼現率與社會貼現率。社會貼現率，按照斯特恩的定義，是用以計量一個消費單位在t時間上相對于初始時間的社會價值，它應該參照長期無風險利率取值。盡管在溫室氣體減排的成本與收益方面的爭論激烈，并提出了不同的治理方案，但經濟學家對溫室氣體減排緊迫性的認識是一致的。

四、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

溫室氣體減排的手段有兩大類：命令-控制手段和經濟手段。經濟手段也有兩大類，即基于總量控制的市場交易手段和基于價格控制的稅收手段。經濟學家對于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孰優孰劣的討論十分熱烈。

市場交易手段是指溫室氣體排放權的確定及其交易。溫室氣體排放權是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權利界定，政府確定排放總量或標準，然后確定企業的排放配額(排放權)，企業可以在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其交易，由市場決定排放權的價格。將溫室氣體排放權定性為可交易的商品，其理論依據是資源的稀缺性理論和產權交易理論。前文已述，人類發展面臨著溫室氣體排放的約束，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空間已很有限，因而，溫室氣體排放量也就成為了稀缺資源。產權交易理論則來自著名經濟學家科斯。按照科斯定理，只要明確產權，且其交易成本為零或很小，則產權交易最終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在總量控制的前提下，分配溫室氣體排放權，由于各企業對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需求有大有小，因而排放權就有了可交易的價值，并激勵企業減少排放。美國人Dales[8]于1968年最早提出了排污權交易的設想。稅收手段就是征收碳稅，即根據燃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產品的碳含量的比例征稅。稅收手段的理論基礎來自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當個人的經濟活動在給其帶來利益時也給社會的其他人造成了利益損害，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會成本，這就是負的外部性。庇古提出，糾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過征稅來補貼社會成本，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與社會成本和社會利益相等，實現資源最優配置。排放溫室氣體是典型的具有外部性的經濟行為，糾正這一外部性的具體手段就是征收碳稅。

斯特恩(Stern)[3]認為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各有優勢，市場交易手段的優勢是排放量的確定性以及國際合作的有效性，而稅收手段的優勢是價格的確定性及實施的便利性。張中祥和巴蘭茲尼[9]認為市場交易手段與稅收手段的優劣取決于很多因素，難以辨明，關鍵看具體的執行環境。斯特恩同樣認為，由于不同經濟體風險的不同以及市場完善程度的不同，市場交易手段和稅收手段在不同經濟體中執行的效果也會不同。

《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溫室氣體減排三個靈活機制，即聯合履約(JI)、清潔發展機制(CDM)和排放貿易(ET)，推動了市場交易手段的實施。目前，全球形成了兩種類型的碳交易市場：自愿市場和規范市場。自愿市場主要是個人或企業出于環境保護的道德意愿而進行碳交易的場所。規范市場是基于國際、國內或區域的強制性排放指標而建立起來的碳市場。在規范市場中，歐盟溫室氣體排放貿易市場(EUETS)是最大的市場，其交易量占全球交易量的62%。[10]正是由于實際效果突出，市場交易手段受到了一些學者的推崇。Hepburn[11]樂觀地估計，到2050年碳交易將促成全球減排60%—80%，因而，碳市場在未來幾十年會迅猛發展。Hepburn進一步認為，相對于碳交易突出的優勢，碳稅的缺陷十分突出。一是與碳交易相比，碳稅的國際協調的難度很大，甚至無法實現。二是碳稅不能如碳交易機制那樣，使得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在國際市場出售減排指標獲取收益。三是碳稅在實行起來會有很大的阻力，減排壓力大的產業集團會強烈反對；而環保集團也會反對，因為碳稅不能確定量化的減排目標。四是碳交易與碳信用體系相伴生，并對相關企業的興起起到帶動作用，而碳稅則不能。五是碳交易是一種蘿卜加大棒的手段，而碳稅僅僅是大棒手段。

諾德豪斯[12]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諾德豪斯認為以《京都議定書》為代表的市場交易手段是個新鮮事物，并沒有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未來發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稅收是個歷史悠久的、成熟的政策手段。諾德豪斯對美國二氧化硫交易市場和歐盟碳排放交易市場進行了實證研究，他指出由于碳排放配額的供給和需求缺乏彈性，往往會造成碳排放市場中碳價劇烈波動，而價格劇烈波動會使得依靠價格引導資源優化配置的目的無法實現。Hepburn[11]反對稅收手段的理由之一是碳稅的國際協調難度大，而諾德豪斯則認為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中加入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因而市場手段的國際協調難度更大。與市場交易手段相比，碳稅更透明、更直接，因而更能得到各國的支持。

五、氣候變化治理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

氣候變暖是影響全人類的公共事件，因而對這一事件的治理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但是，溫室氣體減排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國際社會共同治理氣候變暖的復雜性。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帶來了搭便車的后果，使得私人部門對提供公共物品缺乏動力，只能由這一社會的政府提供它。在國際社會，各國是謀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部門，但國際社會沒有政府部門，增加溫室氣體減排這一公共物品的供給就成了難題。

針對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進展十分艱難，其矛盾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從現實的橫截面角度看，各國的產業結構、減排技術水平以及承載氣候變化的程度存在差異，因而對減排的目標量以及減排的急迫性也就不同；第二，從歷史的縱向角度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累計排放的溫室氣量不同，而且，由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已經揭示了溫室氣體減排對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第三，正是由 于溫室氣體減排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影響，它成了個別國家壓制他國的工具。

以《京都議定書》為標志，莊貴陽[13]將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認識及談判內涵劃分為三個階段并分析了其特征。1997年達成“議定書”之前為第一階段，其特征是對氣候變化科學認識的辯論；1997年至2005年“議定書”生效為第二階段，其特征是辯論減排的經濟影響及技術的可行性；2005年以后為第三階段，其特征是大國及國家集團之間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政治舞臺上展開政治經濟博弈。在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政治經濟博弈中，發達國家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集團是矛盾的主線，歐盟、美國和“77國集團+中國”是三股相互制衡的力量。

潘家華等人[14]分析了溫室氣體減排國際談判的五個關鍵要素。一是共同愿景，其核心是2050年的長期減排目標，它涉及科學、經濟、政治、倫理等因素。隨著國際談判的深入，有關共同愿景的實質談判會逐步展開。二是技術，談判各方在此問題上分歧很大。發展中國家強調發達國家轉讓先進技術，主張建立全球技術基金，依靠非市場的多邊公共資金推動技術開發與轉讓。以美國和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陣營強調發揮市場的作用，從而淡化政府的責任，并對技術轉讓附加減排或限排的條件。三是資金，談判各方都贊同實現減排目標需要穩定的資金來源，但對所需資金的具體數額有分歧。四是適應，即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適應的核心是資金，重點是信息、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等。在適應問題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愿再向適應基金提供資金，而發展中國家堅持發達國家要承擔氣候變化的歷史責任。五是部門承諾方案。由于締約方眾多，利益難以協調，很難達成2012年以后綜合性全球氣候協議，因而以各經濟部門為單位提出部門承諾方案的提議得到各方的重視。日本提出部門方法可以科學識別各經濟部門的減排潛力，通過加總每個部門的可能減排量來制定國家減排目標。但是，許多大量排放溫室氣體的部門和活動并不適合國際合作，而且，部門方案可能引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不信任。更有人指責部門方案是混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上應承擔的責任。

國際合作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基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會議之所以能夠接連召開，就在于國際合作的基礎還存在。但各國、各利益集團為獲取各自的最大利益在談判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國際合作的進展并不順利。因而溫室氣體減排的國際談判是各國間的政治經濟博弈。

六、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發展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所帶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增加階段，面臨著經濟發展與減排的矛盾。在成為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之時，中國在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中面臨著不斷增加的壓力。為了維護中國的發展權，以及在氣候變化治理國際談判中的公平地位，中國學者對公平的減排方案進行了研究。在人文發展權與發展限的概念基礎上，潘家華、陳迎[15]提出了碳預算方案。該方案將保證氣候安全的450ppm當量水平設為全球碳預算總量，并將碳預算總量按全球人口進行平均的初始分配，然后根據各國歷史排放和未來需求進行碳預算的轉移支付。潘家華、陳迎在方案中以直接累積方法計算碳排放的累積量，盡管這一計算方法有待改進，但方案總體上體現了公平原則和滿足可持續發展原則，兼顧了歷史、現實與未來需要。樊綱等人[16]指出最終消費是導致溫室氣體排放的根本原因，基于這一理論，他們提出應以最終消費來衡量各國的碳排放責任，并提出了消費排放的概念。以實際碳排放計算，1950-2005年在全球累積排放量中，中國占比高達10.19%，但以消費排放計算，中國累積消費排放僅占世界累積消費排放總量的6.84%。樊綱等人進一步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擴展為“共同但有區別的碳消費權”原則，依據此原則，將1850年以來的人均累積消費排放作為國際公平分擔減排責任與義務的重要指標。

中國是自然災害多發國，氣候變化更增加了災害發生的頻率和程度，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迫切的任務。一些學者對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響進行了深入研究。樊綱等人[16]對中國減排的制度安排、能源戰略、技術政策以及經濟手段及其經濟影響進行了綜合研究。溫宗國[17]等學者側重研究了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還有學者對低碳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細化研究，如潘家華等人[14]研究了低碳經濟對就業的影響。情景分析是重要的實證方法，也是制定氣候變化治理政策的重要依據。由戴彥德領銜的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課題組[18]對低碳發展前提下中國2050年能源需求暨碳排放進行了情景分析。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和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主持的2050中國能源和碳排放研究課題組[19]研究了2050年中國低碳發展情景。

七、結語

氣候變化經濟學可以界定為關于氣候變化及其治理手段的經濟影響的研究，其淵源是可持續發展理論，公平性原則、可持續性原則和共同性原則同樣是氣候變化經濟學的基本原則。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集中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以及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等領域。在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方面，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一致認為減緩全球變暖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緊迫工作。在溫室氣體減排手段的經濟分析方面，學界對市場手段和稅收手段孰優孰劣展開了分析和爭論。在氣候變化的國際政治經濟分析方面，更多的學者應用博弈分析方法進行論述。有關中國的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成果豐碩。潘家華、樊綱等學者提出的國際減排方案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更多學者深入研究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及其影響；低碳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也成為研究前沿。

氣候變化問題歸根結底是可持續發展問題，因而可持續發展是治理氣候變化的前提。發展既有現實性又有歷史性，治理氣候變化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是現實性與歷史性的統一，其含義是：第一，應對氣候變化、保護人類免遭或減輕因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作為一個整體，人類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應該有所削減；第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上的責任又是不同的，發達國家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其排放的溫室氣體都比發展中國家要多，對溫室效應和氣候變化負有更大 責任，因此應率先并大幅減排；第三，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歷史和現實責任都較小，又面臨著發展國民經濟的重任，因此應該有一定的排放增長空間；第四，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空間也不是無限的，它們應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量降低排放增長的速度。

篇8

關鍵詞 氣候變化；時間偏好；不確定性；技術變遷

中圖分類號 F0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2）11-001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4

大量科學研究發現，人類的許多活動，如發電、交通運輸、砍伐森林、工農業生產等都是溫室氣體的重要來源。由于許多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可在大氣中殘留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它對氣候的影響具有極大的滯后性。即使溫室氣體排放量未來能逐步穩定下來，其對全球溫度的影響也將是巨大的。因此，溫室氣體排放及其引致的氣候變化、全球變暖等問題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由于氣候變化與經濟系統之間密切的內在聯系，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分析自然成為了眾多經濟學家的研究熱點。

從經濟學本質來看，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涉及外部性。標準的外部性理論指出在確定性條件、完全競爭以及單一政府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征收庇古稅、采取科斯提出的產權分配以及直接管制等手段加以解決。但全球氣候變暖是在較大不確定性和市場失靈條件下的跨期國際間協調的集體行動問題，該問題涉及面廣、跨度長，且更加復雜。

氣候變化問題作為一項全球性挑戰，同時存在明顯的不均衡性。從溫室氣體排放量來看，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溫室氣體排放所承擔的歷史責任不同。發達國家現期排放量所占比重較大，而發展中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將可能隨著經濟發展而大幅增長。從氣候變化的未來影響來看，如不對溫室氣體加以控制，環境惡化問題會對各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其中發展中國家的情形更為糟糕。因為受到低收入和資本有限的約束，發展中國家要平衡增長與氣候變化的關系面臨著更大的挑戰。因此，要遏制全球氣候進一步變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參與和合作是必需的。而要推行一種有效的國際合作機制，避免“搭便車”現象出現，就要在氣候變暖的后果、各方的責任、激勵機制等問題上達到共識。為形成有效可行的國際協定，所有國家必須了解減緩氣候變化對于其增長、產業競爭力、安全、公共財政及環境的影響，尤其是減排成本對增長可能帶來的沖擊，減少其對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前景的負面影響[1]。可見，氣候變化的經濟學研究進展對于各國制定可行的減排政策，促進氣候政策的國際間協調，有效平衡經濟增長與氣候惡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1 國外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析的研究概述

從20世紀90年代起，經濟學界就開始對是否要采取經濟手段來減緩氣候惡化、全球變暖展開了一系列討論。他們通過建立不同的經濟模型來比較減排成本和不采取減排措施氣候變化對經濟造成的損害，從而提出不同的政策結論和主張，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甚至針鋒相對的幾派觀點。其中主要包括以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英國首相經濟顧問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為代表的“激進派”；以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為代表的相對“保守派”；以克拉克獎獲得者、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戴龍·阿西墨格魯（Daron Acemoglu）為代表的學者引入了導向性技術變遷因素，得出更為系統的結論，估且稱為“綜合派”。

2006年10月，受英國政府的委托，由斯特恩主持的團隊歷經一年的調研時間，了一份關于全球氣候變化的詳實報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下文簡稱為Stern報告），全面闡述了氣候變化對社會、經濟、環境等帶來的影響，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關注。Stern報告圍繞氣候變化問題，運用經濟增長理論框架采用成本—收益方法展開了詳盡的經濟學分析，系統剖析了氣候變化與增長的關系，平衡減排成本與氣候損害的政策決策，遏制氣候變化的政策手段以及國際合作的開展等，得出了許多有益的結論。該報告最重要的主張是與不采取減排行動可能帶來的未來損害相比，各國立即采取強有力的減排行動是必要的、合適的[2-3]。

Stern報告以后，引起了眾多學者的批判與質疑，其中較為有影響的是威廉·諾德豪斯教授William D. Nordhaus的研究。他對Stern報告的分析提出了強烈質疑，指出該報告提出的應立即采取有力減排措施的結論，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近似為零的時間貼現因子和特定的效用函數假設。如果根據當前的市場真實利率和儲蓄水平而改變假設條件，則該報告較為激進的結論不再成立[4]。馬丁·魏茨曼教授Martin L. Weitzman也對Stern報告較為激進的結論提出了質疑。他指出該結論主要依賴于低貼現率的假定以及分析過程中對難以量化的不確定性的忽略。如果對這兩大因素重新加以考量，得出的氣候政策主張將會明顯不同[5]。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約瑟夫·阿羅Kenneth J.Arrow也同樣針對Stern報告中對未來遠期進行近似于零的貼現因子的設定提出了質疑，但他仍基本認同該報告的主要結論，認為各國應迅速采取行動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而不要甘冒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巨大的未來損害的風險[6]。

大多經濟學家對氣候變化問題的爭論及其政策主張的分歧主要源于時間貼現因子的設定及對氣候變化損害的不確定性的考量上，而對于技術進步對氣候政策的內生性回應沒有予以充分考慮。戴龍·阿西墨格魯Daron Acemoglu等學者引入導向性技術變遷（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從全新的視角分析了氣候變化政策。他們在環境約束和有限資源條件下將內生的、導向性的技術進步引入到增長模型中，基于不同類型技術（清潔型技術和污染型技術）對環境政策的內生性回應，對不同環境政策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首先建立一個兩部門（污染型投入品和清潔型投入品）的導向性技術進步模型，然后在污染投入品生產中引入可耗盡資源進行均衡分析，最后從單一經濟擴展到兩國模型；從而得出有關遏制氣候災難發生的政策類型，最優氣候政策的結構及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延遲實施環境管制的代價，生產污染型投入品是否使用可耗盡能源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國際技術聯系、國際貿易對國際間氣候政策協調必要性的影響等重要結論。他們認為在兩種投入品替代性強度不同的情況下，氣候政策主張截然不同[7]。因此，該研究結論更加系統、全面，并對氣候政策的國際協調提供了初步的理論依據。

可見，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分析關注的焦點包括：用模型來刻畫增長對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對技術選擇進行經濟學分析和建模，計算碳的社會成本以及探討碳稅、市場機制及其它政策安排等方面。而分析的關鍵在于探討如何平衡減排成本和不采取減排行動的風險的戰略，即對采取不同環境政策所帶來的遏制環境退化的收益以及減緩經濟增長的成本兩方面的權衡比較。因此，面對全球變暖的威脅，國際社會應當作出多大程度、多快的反應，是當前經濟學家分析的首要問題。目前國外學者對于各國是否應立即采取大幅度的減排行動，仍存在較大分歧。通過梳理相關最新的研究成果，我們能厘清不同政策主張背后的原因以及當前研究存在的不足，為國際社會制定更合理的氣候變化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論基礎，并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2 國外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分析的爭論焦點

不同經濟學家從各自的政治立場和價值觀念出發，基于不同的假設條件、考量因素和模型設定，圍繞氣候變化問題進行系統的經濟學分析，從而得出不盡相同的結論。總體來看，相關研究爭論的主要焦點在于政策主張（包括減排目標、減排行動的快慢、減排的階段性安排等）以及減排措施等方面，而政策結論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時間貼現因子和特定效用函數的設定兩大關鍵假設，對不確定性因素以及技術變遷因素的考量等方面。

2.1 政策主張

Stern報告率先提出了較為激進的氣候政策主張。報告中指出要遏制氣候變化的惡劣影響，各國必須迅速采取有力的大幅度的減排措施。該報告收集了大量關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及其經濟成本的證據，并用不同的手段評估了成本和風險，并得出盡早采取有力行動的收益遠遠超出不行動的經濟成本的重要結論。基于標準經濟模型的結果，報告估計如果不采取減排行動，氣候變化的整體成本和風險相當于每年全球GDP至少損失5%。如果將更大范圍的風險和影響考慮進來，損失估計會上升到20%甚至更多。而從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成本來看，將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450-550 ppm二氧化碳等價物水平CO2e（當前水平為430 ppm二氧化碳等價物，工業革命前僅為280 ppm二氧化碳等價物），氣候變化惡劣影響的風險會大幅降低，即意味著要在205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目前水平上至少降低25%。如果當前立即采取有效減排措施，實現穩定溫室氣體濃度目標的成本可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如果考慮到效率的提高以及控制環境污染的其它收益，成本還會有所降低。因此，盡管采取長期持續的措施來實施減排，控制氣候變化的成本較高，但是從成本和收益的對比可看出立即采取有力的行為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根據該報告的測算，若對溫室氣體排放不加以控制，氣候變化將會對增長和發展產生嚴重影響。據測算，如果當前不采取減排措施，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在2035年可能會達到前工業時代水平的兩倍，即全球平均氣溫至少升高2℃多。長期來看，氣溫甚至有50%的可能性會升高5℃。這無疑會對自然地理、人們的生產生活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即使處在溫和變暖的水平上，所有關于氣候變化對各地區、部門影響的研究以及其對全球影響的經濟模型估算，均表明氣候變化將對全球產出、人類生活以及環境造成惡劣影響。顯然，所有國家都會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最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受其影響最深，盡管它們前期排放的溫室氣體比重較小。由于氣候變化是不可遏制的，各國只能盡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其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因此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至關重要，比如進行更有效的規劃，培育更能抵抗氣候變化的作物和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等。

可見不論從成本—收益的對比，還是從對氣候變化不加以遏制可能帶來的未來損害程度來看，Stern報告都認為各國迅速采取強有力的減排行動勢在必行，延遲行動的代價極大。

而該結論與許多早期的經濟模型包括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RICE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等得出的結論大相徑庭[8-10]，大多經濟模型均支持“氣候政策斜坡理論”（climate policy ramp）。Nordhaus認為采取漸進性的全球減排路徑是最優的，即起初實施緩慢溫和的減排政策，隨后在中長期加大減排力度，減緩全球變暖的政策是逐漸緊縮的，最后將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650-700 ppmCO2e水平上（這與Stern報告中設定的溫室氣體濃度的穩定目標450-550 ppmCO2e水平相距甚遠）[11-12]。其原因在于資本回報率的變化，目前回報率較高的投資主要在于有形的、技術和人力資本投資，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害預計將遠超過產出，因而轉向更為集約型的減排投資更加有效。實施減排的組合方式及時機則取決于成本、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害程度等。相類似地，Weitzman也不贊同Stern報告較為激進的政策主張，認為減排并非一個緊急性的行動。

盡管許多批評者認為由于全球氣候變化的成本和損害程度存在極大不確定性，而且這種成本和損害將發生在遙遠的未來，因此Stern所倡導的迅速有力的溫室氣體減排行動是不成立的；但Arrow認為即使Stern報告中的假設條件存在缺陷，但報告的基本結論仍是合適的。他指出在進行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分析時，要特別注意以下兩方面：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通常是不可逆的，且在大氣中存留的時間長達數萬年；氣候變化問題具有全球范圍的外部性。因此，現期進行大幅減排與當前不采取行動而遭受可能的風險和損害相比較是福利改進的。

Acemoglu等學者通過引入導向性技術變遷的視角，設立兩部門模型，得出當清潔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的替代性強度不同時，氣候政策也隨之變化的結論。他們認為當清潔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有較強替代性時，只要對污染型投入品的生產征收暫時性的碳稅（或對清潔部門補貼）就可實現經濟的可持續長期增長，這一結論比Nordhaus更加樂觀；當兩部門的替代性不夠高時，與Stern的觀點類似，要避免氣候災難需要永久性的政策干預；但當兩部門生產的投入品是互補品時，要阻止氣候持續惡化的發生必須以犧牲經濟長期增長為代價。同時Acemoglu等也認同Stern報告中，延遲政策干預的代價十分昂貴的觀點。他們指出政策反應速度越快，低速增長的轉換期就越短，但代價高昂的原因不僅是由于直接的環境損害（與Stern報告類似），更重要是因為政策干預的延遲進一步擴大了清潔型和污染型兩部門間的差距，延緩了從污染型技術導向清潔型技術的轉變。

2.2 減排措施

在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手段方面，不同學者也有不盡相同的主張。Stern報告提倡全面、多種減排手段并用，并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協議框架的主要內容進行了闡述。

 Stern報告指出由于溫室氣體主要來源于能源消耗、

① 貼現（discount）包含兩個相關但易混淆的概念，其一指貨物貼現率，即衡量不同時點上貨物的相對價格，又稱作資本實際回報率、實際利率或資本的機會成本；其二指隨時間推移不同家戶或不同代人經濟福利的相對權重，又稱為時間偏好或時間貼現因子。本文提到的貼現率主要指后者。

農業和森林砍伐，因此有效的減排治理也應從這三大主要領域著手。首先，要減少能源消耗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可通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變需求以及推廣清潔能源、電力、交通運輸技術來實現，這需要各國共同采取有力而審慎的政策手段來進行有效激勵。為實現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的穩定目標，全球電力部門需要在2050年以前去二氧化碳化率達到至少60%，運輸部門同樣需要進行溫室氣體的減排處理。即使可再生能源能廣泛地推廣應用，預計到2050年化石燃料仍然將占據全球能源供應的一半以上，因而碳捕獲和碳儲存的廣泛應用顯得十分必要。其次，非能源消耗，如森林砍伐、工農業環節等引起的溫室氣體排放的減排也同樣重要。對于許多相關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和應用，私人部門起到主要作用，而這需要清晰、長期可靠的市場結構和激勵政策。有效的政策選擇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通過碳稅、基于產權分配的貿易或管制手段進行碳的合理定價；推行鼓勵低碳技術創新和應用的政策；采取措施減少影響能源效率的壁壘，并通過教育宣傳手段告知大眾應對氣候變化的方式，通過信息交流、討論和教育手段來改變人們的偏好和行為。

同時，氣候變化作為一個全球性問題，各國應作出集體回應，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性合作應基于各國對長期目標設定和行動協議框架的共識。《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為國際性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礎，但各國間仍需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達成國際性共識，并形成更積極的合作協議框架。該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①碳排放交易，擴大全球性碳排放交易是一種實現減排的有效手段，同時能為發展中國家向低碳發展轉型提供資助；②技術合作，通過非正式的協調和正式協議均能提高全球創新投資的有效性，產品標準的國際性合作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手段；③減少森林砍伐，由于森林砍伐導致的溫室氣體排放比運輸部門更多，管制森林砍伐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高效手段，應推行大規模的國際性試點計劃來探討有效的管制手段。④提高適應能力，由于最不發達國家受氣候變化的影響最大，發達國家應遵守承諾通過海外發展援助基金為這些國家提供資助，加深他們對氣候變化影響的認識，并資助那些更抗洪澇災害的新作物物種等研究。

盡管Nordhaus對于Stern報告激進的政策主張持懷疑態度，但他仍肯定了Stern報告的主要貢獻在于選擇氣候變化政策時綜合考慮了經濟目標和環境目標，從原則上糾正了《京都議定書》的致命缺陷。對于該報告中提及的多種減排手段，他更側重于提倡征收碳稅的手段。他認為，與總量管制以及《京都議定書》中減排機制安排等數量導向性的手段相比，運用價格導向機制，提高碳排放定價，建立透明可比的全球性碳價信號（碳稅等），對于溫室氣體排放的社會成本內部化以及激勵低碳技術的研發十分關鍵。

Acemoglu等人的研究發現，最優的減排手段包括碳稅和對清潔型投入品的研發補貼兩部分，因為僅僅依靠碳稅來減少碳排放并影響研究投入的方向，會導致過度的扭曲，因此碳稅的過度使用是可以避免的。他們通過數值較準，在合理的參數設定以及兩種投入品間的替代率足夠高時，進一步驗證了通過有效的減排措施迅速將技術進步導向清潔技術是最優的，而且最優的氣候政策不會減緩經濟的長期增長的結論。這一研究對于有些學者關于征收碳稅會產生過度扭曲，并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的觀點給予了有力的回應。

此外，他們將一國模型擴展為兩國模型，研究發現當世界范圍內僅存在國際技術聯系而無國際貿易發生時，且兩部門投入品間是高度可替代性的，僅僅發達國家（北方）實施環境管制就足以遏制氣候災難的發生。但在自由貿易條件下，若沒有全球政策協調，發展中國家（南方）將淪為“污染天堂”，從而導致氣候的加速惡化。這無疑為世界各國進行氣候變化政策的積極合作與協調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2.3 貼現率和效用函數的假設

在假設條件方面，Stern報告運用R—K—C最優經濟增長模型，分析社會決策者最大化無限期內貼現后的消費效用，即社會福利函數的經濟路徑選擇。在該分析框架下，Stern報告設定了近似為零的貼現率和效用函數中的消費邊際效用不變彈性，并充分反映了英國當局“政府大廈”功利主義（Government House utilitarianism）色彩，作為全世界的社會計劃者，決定著全球應對氣候變暖風險的方式。而這種分析用于指導各國家進行氣候變化磋商談判顯然不太合適。事實上，各國在進行商討溫室氣體減排和責任分攤的磋商談判過程中，會充分權衡自我收益以及減排投資與其它投資的收益比較。

顯然，Stern報告激進結論與其它研究的分歧主要源于貼現率①的假設。零貼現率意味著無限遠期的未來世代的經濟福利與當代人同等對待；而正貼現率指未來世代的福利與當代人福利相對是縮減的（discounted）。時間偏好無疑是氣候變化的經濟學分析的焦點問題。Stern報告認為設定正貼現率意味著忽略遙遠未來的巨大成本，在此假設前提下進行長期決策是不可靠的，因而將實際時間貼現因子設定為每年0.1%。近似為零的時間貼現因子實際上代表著基本的倫理道德標準所提倡的代際中立（intergenerational neutrality），同樣是英國政策功利主義傳統的體現。而Nordhaus指出零貼現率使得分析氣候變化問題時將大多發生在遙遠未來的氣候變暖損害的貼現值夸大，現期決定對于未來不確定性事件變得更為敏感，從而導致犧牲現期較多的收入（消費）以小幅度地增加未來收入（消費）。從倫理學出發，對代際間時間偏好的設定也有不同的觀點，比如Rawlsian （minimax） welfare function勞斯福利函數等，而該報告對其它可能的選擇并未加以提及和比較。

同時Nordhaus對于Stern報告中設定的對數效用函數及消費邊際效用不變彈性，即不變相對風險規避系數（彈性設為1）也提出了質疑。在有限時期內，人們等量的消費可視作為擁有相同的福利水平，但研究氣候變化問題時我們考慮的是無限遠期，不同代人的消費效用存在著極大不確定性。未來世代的各種偏好，比如不同消費的效用水平，與老一代人消費的差別，對不同消費（物質或精神追求）的不同偏好等，為我們建模分析氣候變化政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

Nordhaus進而指出Stern報告中貼現率和效用函數的兩大假設與現實市場利率水平是嚴重脫節的。從資本實際回報率角度來看，在最優增長模型框架中，該實際回報率是內生決定于時間貼現因子，消費邊際效用彈性和人均產出增長率的。根據Stern報告的相關假定（人均產出長期增長率1.3%），實際利率的均衡水平僅為每年1.4%，與現實實際利率水平不太匹配，相應的全球最優凈儲蓄率也為現實水平的兩倍。事實上，減排決定是基于當前減排邊際消費成本與未來減少的氣候變化損害的貼現后的邊際消費收益的平衡作出的，其中資本實際回報率起著關鍵作用，但該報告對這種內在聯系也并未考慮。

為進一步證實Stern報告兩大關鍵假設的不合理性，Nordhaus通過不同的貼現率和消費彈性設定通過DICE模型進行了校準，證實了Stern報告所得出的激進結論主要依賴于貼現率和消費彈性兩大關鍵假定，進而通過資本實際回報率來產生影響的。其它學者運用模型進行校準的結果也較為類似。例如PAGE模型的發明者Chris Hope根據他的假定條件和貼現因子，模型得出的碳平均社會成本為$43/t（Stern報告測算出的碳社會成本為$350/t），而將0.1%的貼現率帶入PAGE模型后，碳成本便提高到$364/t[13-14]。Mityakov運用另外一個關于氣候變暖的校準模型，發現Stern報告關于貼現率的假定使得氣候變暖損害的現值夸大了8-16倍[15]。

Arrow同樣對Stern報告中貼現率的設定提出了質疑，但其觀點略有不同。他認為對成本—收益進行估算時，要適當地權衡未來影響與現期影響間的關系，其中時間偏好是關鍵因素。他同樣也指出Stern報告中所采用的近似為零的貼現因子與現實觀察到的儲蓄率和利率水平不太匹配，但他利用Stern報告中的成本、收益方面的數據，將邊際消費彈性設定為2（與當前大多經驗證據一致），發現只要時間貼現因子低于8.5%，減排取得的收益（相當于避免氣候變化的損害）都會超過氣候變化的成本。因此他認為支持立即進行強有力的減排措施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等價物）水平的結論對時間貼現因子的取值并不敏感。實際上，貼現因子和邊際消費彈性兩大假設是通過共同影響資本實際回報率來起作用的，因此，他的觀點與Nordhaus的質疑并無矛盾。

2.4 不確定性的考量

由于氣候變化損害發生在未來遠期，而且存在極大不確定性。Weitzman指出Stern報告的激進主張主要源于低貼現率的假定以及未充分考慮不確定性。同時他認為對氣候變化問題進行貼現還存在很多未解決的問題；關于氣候變化政策的研究沒有充分考慮到小概率的氣候變暖損害的影響，而收集更多關于具有厚尾型概率分布的不確定性的信息，對結構性參數不確定性進行更好的量化是當前研究的首要問題。因此他認為將遏制氣候變暖問題簡單地概念化成一種最優的消費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相當于購買保險來抵消一種小概率的可能發生的大災難的行為是不妥當的，要將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正式納入分析框架進行考慮。

Arrow也同樣指出對減排收益和氣候變化的成本進行估算時，要考慮到氣候變化惡劣影響的不確定性及體現風險規避傾向的行為（偏好）影響，尤其是對不確定的未來損害的態度。因此，對氣候變化的未來損害的不確定性進行更精準的刻畫和模擬，將有效彌補當前大多研究氣候變化經濟模型的不足，更準確地擬合出氣候變化與增長的動態變化，為氣候政策的設定與協調提供更切實有力的依據。

3 研究述評與展望

氣候變化政策研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其假設條件的設定，各國利益的平衡，效用函數的設定、科學數據的處理、模型的選取與運用、遏制氣候變暖政策的未來成本和收益的確定、未來學習與技術進步的前景等方面都會影響決策結果。因此單憑某一個經濟模型或相關設定，不可能制定出客觀合理的全球氣候變化政策，而需要對不同的情境、假定條件和模型設定進行比較和穩健性分析，盡可能較全面地反映氣候變化問題的本質。

當前國外關于氣候變化的政策主張爭論的核心問題主要在于時間貼現因子和效用函數的設定、對未來損害不確定性的處理以及內生的導向性技術變遷等（見表1）。

時間偏好的高低直接反映人們對當前世代福利與未來世代福利的權衡，低時間貼現因子的設定使得無限遠期不確定性的氣候變化的損害被無限擴大，從而得出Stern報告中較為激進的結論：立即進行更加廣泛且及時的干預是必要的，而且這些干預必須長期存在，從而會減緩經濟的長期增長。但以Nordhaus為代表的其它經濟學家對其近似為零的時間貼現因子提出了質疑，指出Stern報告中關于時間貼現因子以及消費邊際效用彈性（彈性為1）的設定得出的均衡利率水平與實際市場利率極不相符，從而動搖了結論的可靠性。Nordhaus的分析得出了較為樂觀的結論：有限度的、漸進式的干預政策是必要的，而且最優的管制政策對經濟長期增長減緩的影響有限。Arrow雖然支持Stern報告中要立即采取大幅減排行動的結論，但在模型驗證中仍修正了消費邊際效用彈性的假設，以保證資本回報率與現實水平相一致。

不確定性是氣候變化問題的另一個重要方面。評估各種決策的有效性必須充分考慮不確定性程度，較長的時間跨度和可能的各種結果。因此，氣候變化的科學、經濟及社會后果的綜合不確定性使得各國要達成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一致意見十分具有挑戰性。同樣地，不確定性也會影響稅收、產權分配和管制手段等政策工具的選擇。例如，存在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時價格工具或數量工具（稅收或配額）的取舍。因此，不確定性的普遍存在意味著采用簡單的方式進行未來貼現和效用函數的設定可能有誤導性。

導向性技術變遷的引入，使得進行氣候變化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時，充分考慮到了傳統污染型技術和清潔型技術的未來演進路徑與導向性選擇，從而得出了更為樂觀的結論：在兩種投入品替代性較高條件下（較符合現實情境），只要及時對污染型生產采取有效的環境管制政策（征收碳稅或對清潔型生產給予補貼），仍可保持經濟的長期增長，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的良性循環。這一研究不僅對鼓勵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積極采取減排行動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為進一步研究氣候政策的國際協調引入了全新的視角和方向。

通過對當前國外氣候變化經濟學研究的最新進展進行梳理和比較，發現該領域目前仍存在許多待解決的問題，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對于時間偏好的設定進行經驗驗證，使其與市場實際利率與儲蓄率水平相匹配；試圖將內生性時間偏好引入氣候變化問題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選取合適的概率分布引入隨機變量來刻畫氣候變暖問題的不確定性，進一步量化環境損害的未來成本或自我修復能力的不確定性；引入內生的導向性技術變遷來深入分析最優氣候政策及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試圖運用微觀、宏觀數據對污染型和清潔型投入品的替代彈性進行估計；建立更為全面合理的兩國或多國模型，分析各國氣候政策的協調合作，為減緩氣候變暖的國際協定的達成奠定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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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Analysis of Climate Change： Review on the Latest Progress in Foreign Researches

ZHANG Ju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篇9

關于氣候變化及其應對的問題應該歸屬于科學或社會的范疇,但如此完全不能夠解釋本次哥本哈根會議引起的巨大關注。

原因很簡單,目前全球金融危機雖然已大體上得到控制,但當務之急應該是穩定經濟增長的態勢,解決失業率節節高升的難題,而不是熱衷于討論似乎遙不可及的氣候變化問題。

但實際上氣候變化越來越成為一個經濟問題。

哥本哈根會議的一個關鍵議題是,對二氧化碳減排規模提出力度更大的控制目標。其基本的邏輯基礎在于,以二氧化碳為主的六種溫室氣體(GHG)的持續排放是造成地球變熱的主要原因。溫室氣體的持續排放,則來源于過去100多年來工業革命的化石能源消耗,因此應對氣候變化的關鍵就是大幅度降低化石能源的消耗。因此,如果會議能夠達成全球范圍內限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協議,則世界各國改用替代能源資源及采取能源效率措施的動力便會急劇增大,其在經濟領域將產生廣泛的影響。

以油價為例,當前決定國際石油價格走勢的供需兩方面力量相互糾結,其直接結果是導致石油價格在一段時期內窄幅波動。石油輸出國在希望從較高的油價中獲益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過高的價格將刺激替代能源或新能源的開發和使用,減少未來對石油的需求,因而不利于長期維持高價格。另一方面,石油輸出國也不愿意石油價格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石油消費國則正好相反。為減少對進口能源的依賴,它們一直致力于開發替代能源。油價低廉雖然有利于經濟增長,但是卻會挫傷其國內對替代能源的熱情,損害將來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高位油價雖然能為企業和消費者提供開發和使用替代能源的動力,但卻會導致生產成本上漲和通貨膨脹壓力。

在金融危機之后,各國亟需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有可能帶來一場“綠色產業革命”,成為新一輪國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明確提出,美國準備在新能源和環保問題上重新領導世界。2009年6月,美國眾議院能源和商業委員會以33票對25票的優勢通過了《2009年美國清潔能源和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在2020年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83%。該法案還確認,新清潔能源技術和能源效率技術的投資規模將達到1900億美元,其中包括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達到900億美元的投資規模),碳捕捉和封存技術(600億美元),電動汽車和其他先進技術的機動車(200億美元)以及基礎性的科學研發(200億美元)。

二氧化碳公平減排則是哥本哈根會議另一個關鍵但是富有爭議的議題。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條約》(UNFCCC),制定了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實施“共同而有差別的責任”的準則。原則上說,對于沒有達到基本的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一定時間內需要免除強制性減排;而對于當前已經達到高度的發展水平的發達國家,則需要對減少排放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0月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為-1.1%,其中發達經濟體為-3.4%,發展中經濟體為1.7%。從當前經濟走勢看,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經濟數據反彈的主要動力均來自于政府的刺激政策,國內消費與投資狀況并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發達國家擔心,其工業競爭力會因發展中國家在減排方面的軟弱承諾而遭到削弱,因而其國內一些人士提出,對那些來自未制定嚴格溫室氣體減排目標國家的進口商品征稅。這一觀點遭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激烈反對。

篇10

（一）人口膨脹加劇資源消耗速度近幾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仍保持較快增長的趨勢。2013年常住人口達到2114.8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802.7萬人,分別比2012年增加45.5萬人和28.9萬人，增速分別為2.2%和3.7%。外來人口的增加已經成為北京人口膨脹的主要原因。人口規模持續快速增長，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也給首都帶來能耗、資源、交通等方面的巨大壓力。從能耗看，2013年北京每天消耗2.6億度電、2707.7萬立方米天然氣、3.1萬噸成品油和1000萬立方米水，與2009年相比，分別增加0.6億度電、707.7萬立方米天然氣、0.8萬噸成品油；從排放看，2013年北京每天產生生活垃圾1.84萬噸、排放污水425.5萬立方米，與2009年相比，分別增長0.04萬噸生活垃圾、51.5萬立方米污水。從出行情況看，2013年，每天僅公共交通客運量就達2204.9萬人次，與2009年相比，每天增加400萬人次。初步測算，常住人口每增加1人，平均會帶來大約2.6次的出行。目前，北京常住人口規模的快速膨脹，特別是中心城區人口過度聚集的狀況仍在延續，而新城疏解中心城區人口的作用并不明顯。

（二）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加重城市承載力北京作為資源輸入型的特大城市，自然資源匱乏，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近年來，雖然在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上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是，環境污染、資源浪費嚴重等城市頑疾仍然大量存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問題日益突出。1.垃圾處理出現缺口。2013年，全市生活垃圾清運量671.7萬噸，比2012年增長3.6%。全市有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廠24座，垃圾無害化日處理能力2.1萬噸。根據2011年北京市環保支出項目調查結果：全市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已填容量占設計容量的58.5%；生活垃圾焚燒場實際處理能力為1955噸/日，超過設計處理能力1835噸/日。市環保局公告指出，未來兩三年內，北神樹等7座垃圾填埋場均將填滿封場，而目前新的垃圾處理設施建設壓力巨大，全市或將出現近萬噸處理能力的缺口。2.水資源短缺與浪費矛盾加劇。一方面，北京屬于資源性嚴重缺水城市，目前又處于歷史上最大枯水期。北京的供水結構，已由2000年前的以降水和外來水等新水為主，轉變為目前的以地下水為主。水資源的嚴重短缺，不僅對經濟產業發展的硬約束不斷增強，而且也造成地下水超采日趨嚴重。2013年末北京平原地區的地下水平均埋深24.5米，比1980年末下降18.1米，儲量相應減少92.5億立方米。地下水位持續下降的同時，地下水環境污染也隨之加劇。由于缺乏河道稀釋用水，全市特別是中心城區的河道水體污染問題十分嚴重，水環境質量十分堪憂。另一方面，生活用水浪費明顯。2014年5月份，北京開始實施階梯水價。在此之前，居民用水一直實行統一價格，對價格不敏感。同時，節水技術創新和節水設施開發不足，節水政策法規不夠完善，節水宣傳力度不夠，導致生活領域用水浪費明顯。3.環境污染情況嚴重。2013年，全市PM2.5為89.5微克/立方米，未達到國家二級標準，距離世界衛生組織要求的PM2.5年均濃度安全值（10微克/立方米）差距更大。2013年，北京空氣質量優良天數不足全年一半，五級和六級重污染天數累計占比高達15.9%。能源結構低端是造成大氣污染的重要原因。目前北京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比重仍然偏高，清潔能源比重偏低，對大氣環境質量產生直接影響。2012年，煤炭在北京終端能源消費中占比15.6%，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8個百分點，比OECD國家高12.1個百分點；而從國外的情況看，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首都煤炭使用率極低或基本沒有煤炭消費。

二、緩解首都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的對策建議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城鎮化正處于質量與速度并重發展的新階段，加強城市化管理和人口服務已成為國家發展的戰略問題。北京作為一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有限、人口高度聚集膨脹、日益被“城市病”困擾的特大城市，必須按照人口資源環境相均衡、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相統一的原則，準確把握首都市情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穩妥推進人口規模調控。

（一）多層面做好人口壓力的疏解1.創新人口發展調控體制，統籌人口服務管理。加強人口發展和調控綜合決策體系建設。成立由國家有關部委、駐京部隊和市政府有關部門組成的首都人口發展協調機構，負責統籌人口的綜合管理與服務，督促檢查人口政策措施落實情況，形成更為健全的首都人口工作體系。建立科學的人口規模調控指標體系和人口調控責任制。目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已將調控人口規模的目標納入市委市政府對區縣黨委、政府的績效考核內容，還需加快建立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公共資源配置的人口評估機制。建立北京市與中央部委、軍隊進京落戶工作協商機制，研究制定統一的進京落戶標準和審批辦法。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建立居住證制度，推進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2.調整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人口分布壓力。調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切實按照城市戰略定位，加快產業布局優化。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繼續深化落實、調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對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要求的產業進行疏解調整，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產業進行合理引導。促進北京各功能區之間以及北京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升整個首都經濟圈的產業競爭力，有效緩解交通擁堵問題，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

（二）多手段治理環境問題1.增強公眾環保參與意識。控制PM2.5，需要公眾的廣泛參與，相關部門應抓住時機，采用多種形式適時宣傳。例如通過各種媒體制作形式多樣的電視節目、宣傳片、公益廣告、漫畫等；讓公眾參與到治理大氣污染的行動中，如不燃放煙花爆竹、不隨意街邊燒紙、減少餐飲油煙、出行時盡量拼車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等。2.做好收集運輸過程中的垃圾分類。建議相關部門做好餐廚垃圾的分類工作，特別是要做好收集運輸過程中的垃圾分類，確保垃圾進入生活垃圾處理廠時已經處于分類狀態，建立從源頭分類、儲運到終端處理較為完善的垃圾分類管理體系。同時，還應注重提高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建議相關部門出臺政策，鼓勵居民生活垃圾源頭減量，在此基礎上優先采用綜合處理、垃圾焚燒和餐廚垃圾資源化技術，降低垃圾填埋處理量。3.引導研發向節能環保項目傾斜。一方面加大政府引導，增強企業對科技節能環保項目投入的積極性，特別是把部分科技力量投在節能減排上，從前期減少污染發生；另一方面加強周邊地區聯動，對服務對象在周邊地區、享受不了北京優惠政策的節能環保企業給予關注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