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紅利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人口紅利；人力資源；年齡結構；撫養比；經濟增長

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逐步加快，近幾年來，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現象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由此帶來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業轉移的問題更引發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創新，使經濟增長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轉變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紅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的經濟學家在對日本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東亞地區國家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創造的經濟奇跡研究時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過對東亞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數據和1990年至2025年數據的預測及經濟數據的分析證明了人口紅利為東亞經濟奇跡貢獻達到了1/3。經濟學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紅利基礎上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完善。

我國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口紅利現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學軍等學者具體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變動過程中，會形成一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而少兒和老年人口比重較低的局面，總人口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較輕，人口生產性強，儲蓄率高，這一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就被稱為“人口紅利”。

2 人口紅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不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與總人口增長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現為：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慢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將帶來社會總負擔的加重，進而引起人均產出水平和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反之，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的豐富供給將帶來充分就業，那么就意味著經濟社會具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即勞動年齡人口優勢的充分發揮實現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二）低社會撫養比

低社會總撫養比是人口紅利時期最為顯著的特征。社會總撫養比由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部分組成，因而人口紅利亦是由少兒人口紅利與老年人口紅利兩部分組成。少兒人口紅利是由于生育投資不足而轉化的一種負債消費，這種負債消費方式在未來是需要加倍償還的，并且必然會加重未來的人口負擔；老年人口紅利則是由于生育投資過度而形成的一種預期回報。雖然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在社會總負擔人口中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但是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在時間上的變動與方向上的變動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三）高儲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認為，人口的轉變過程是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代際更替關系。一個社會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當一個經濟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增加，則消費傾向降低、儲蓄率上升，最終帶來資本積累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的增長效應。因此，高儲蓄率是人口紅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1949年以來，除了“”和“”的影響外，我國的儲蓄水平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3 人口紅利減弱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對策

（一）改革戶籍制度，促進勞動力合理有序區域流動

促進勞動力的有序流動是充分利用人口紅利的必然條件。然而，由于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們要實施具有區域差異的就業政策、改革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等措施來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積極推進戶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導勞動力跨部門、跨地區的合理有序流動，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應。因此，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僅能夠給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而且能夠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效應。

（二）全面開發和提升勞動者素質

加大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完善教育體系的建設規模。東部地區為了避免人口紅利過快衰退，需要繼續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提高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從而為該地區創造人力資本，并根據勞動力供給數量的變化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保持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在利用本地不斷轉移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來承接東部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前提條件下，為了提高勞動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區的教育投入，不嗵嶸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質量和層次，擴大人力資本的存量，從質量上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

（三）適時采取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一些國家已經將退休的法定年齡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的延長直接為我們帶來兩個特別明顯的經濟效益：一是低齡老年人口繼續工作，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二是退休年齡延長，使得一部分贍養的人群轉變成了勞動力人群。低齡老年人口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這部分人群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目前，在我國勞動力充足的狀況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可以作為計劃，在我國未來5-10年內，可以根據職業、技術水平、健康狀況，逐步推行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參考文獻

1.馬春文，武赫.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2（23）：22-25.

2.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4）：42-45.

3.黑田俊夫.亞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人口學刊1993（4）：36-39.

篇2

關鍵詞:后人口紅利時代;人力資源管理;老齡化

1引言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0－14歲人口占16．60%，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這些數據表明，我國老齡化問題正在加劇，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與此同時，2004年春季以來，我國各地均出現程度不同的“用工荒”現象，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未來，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的不斷加大，勞動力無限供給引起的人口紅利時代逐漸消失，“用工荒”現象將日益成為常態，我國將邁入“后人口紅利時代”。在此背景下，企業該如何根據不斷變化的人口情況，創造性地開展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成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必須解決的問題。本文從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視角切入，在對人口紅利及人后口紅利等相關研究回顧的基礎上，重點分析了人口紅利漸失對企業的影響及后人口紅利時代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應對策略。

2文獻回顧

2．1人口紅利相關研究

早在1984年就有日本學者提出了“黃金年齡結構”的概念，自此，有關人口結構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問題逐漸成為學者們研究的熱點問題。但人口紅利的概念則是由美國夏威夷大學的Adrewma-son教授于1997年提出來的。人口紅利一般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比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由此而帶來的經濟發展的有利人口條件。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等于或大于60%的階段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紅利時期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倒U字形分布，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占據絕對優勢。根據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動態變化，人口紅利一般要經過窗口打開、高峰期和開始關閉三個階段。對應地，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先上升、到達頂點、然后開始不斷下降的趨勢。人口紅利的出現會帶來經濟的持續發展，這是由于人口紅利呈現的“中間大、兩頭小”特征，該特征一般表現為勞動力無限供給、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較高的儲蓄率?；谏鲜鲈蛉丝诩t利期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佳時期。人口紅利與經濟之間存在著正向影響的關系。人口紅利的到來會促進經濟發展;反之，人口紅利漸失會因勞動力成本上升，進而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并最終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2．2后人口紅利相關研究

所謂后人口紅利時代，即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經濟發展將不再依靠勞動力的低成本無限供給。在人口紅利漸失的背景下，企業將面臨勞動力供給有限、勞動力成本上升及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問題。于寧(2013)認為“后人口紅利時代”就是人口紅利窗口開始關閉的時期。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到來，對我國經濟發展會帶來機遇和威脅。根據胡鞍鋼的看法，2010－2015年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到最高點(71．9%－71．5%)，隨后開始下降，結合人口統計數據，2010年，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占比達到了頂峰74．5%，然后開始逐步下降;2011年中國的老齡化也達到了9．1%，并且持續上升;2010年中國的總撫養比達到了建國以來的最低值34．2%，然后開始逐步上升，從中國適齡勞動人口占比和中國人口的總撫養比來看，中國的人口紅利在2010年達到頂峰，隨之人口紅利開始下降，我們稱之為后人口紅利時代。后人口紅利時代呈現以下特征:勞動力市場已經從傳統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普通勞動者短缺成為一種常態;員工和企業的關系已經從傳統的企業買方市場向員工的賣方市場轉換;在注重人口轉移，平衡人口供求不均衡的同時，更注重提高員工的素質;人口呈現老齡化;人口老齡化率與工資水平呈U型變動關系。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也必將會發生變化，由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智力密集轉變，由出口驅動型向投資驅動、消費驅動轉變。

3人口紅利漸失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3．1普通勞動力短缺

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數據表明:雖然我國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增長速度開始減緩，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老齡化、少子化趨勢明顯，人口年齡結構已經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長”轉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在此背景下，帶來的首要問題是普通勞動力短缺將日益成為常態，普通勞動力短缺勢必對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

3．2人力成本上漲

人口紅利漸失表明中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達到了“劉易斯轉折點”，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廉價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人口紅利漸失導致勞動力市場會出現供給小于需求的現象，勢必會導致勞動力價格出現上升。人力成本不僅包括員工工資這種顯性成本，而且包括招聘、培訓等隱性成本。由于勞動力短缺，企業為了防止員工跳槽帶來的人力資源的流失，會給員工增加薪酬，人員的頻繁流動也加大了隱形成本漲幅的增加，最終導致企業生產總成本的增加。

3．3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

人口紅利漸失不僅使得企業雇傭足額數量員工的成本增加，而且也導致企業之間對高素質人才的爭奪加劇。人口紅利的漸失，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企業以往通過低勞動力成本的方式來獲得競爭優勢的方法已經不可行，企業必須不斷完善其經營管理，使企業由之前的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質量，降低對低成本勞動力的依賴程度，轉而向高素質人才招聘、培養的方向發展，從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升級為對科技經營人才的競爭。在此背景下，企業間高素質人才爭奪必將加劇。

4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對策略

在人口紅利漸失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面臨著基層員工短缺、人力資源成本增加、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系統性問題。人力資源管理已經成為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創新人力資源管理已然迫在眉睫。結合我國經濟發展趨勢，本研究認為，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努力。

4．1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后人口紅利時代，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將由傳統的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由傳統的出口、投資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促使內部需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力，因此要著重從擴大勞動者的消費能力入手，實現員工的工資主動式增長。

4．2轉變企業用工政策

中國快速老齡化使得中國的人口結構由“啞鈴型”結構逐步向“倒金字塔”結構轉變，預示著中國未來勞動者供給形式的嚴峻性，使得企業必須合理并且高效率地使用現有勞動者，并期望在勞動者不足的情況下，低齡老齡化勞動者能夠返聘，更好地為企業所用，因此，企業的用工政策應更多地從長遠角度考慮，建立完善的企業用工政策體系。此外，企業還可以與勞務派遣公司、高校等進行合作，從而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

4．3完善勞動力市場

隨著中國快速老齡化和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勞動力出現短缺，促使中國勞動力市場由企業一方主導向企業和勞動者共同博弈轉變。中國人力資源服務市場經過二十幾年的發展也逐步完善，使得中國的勞動者能夠有更多地選擇，促使雙方協商共謀企業的發展，使得勞動者在工資增長方面有了發言權，保障了勞動者工資增長的權益和享受企業發展的成果。

4．4加強教育和培訓

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傳統企業賴以生存的基礎不復存在，他們為了生存和發展會進行轉型發展，企業原有勞動者不能適應企業的需求。在人口紅利漸失背景下，通過不同方式的培訓提高企業員工在知識水平、技術能力和品德等方面素質，提高企業職工的職業技能和業務素質;通過建立健全職工教育的制度，通過短期學習、進修和校企合作項目等提高企業職員知識更新速度;制定合理的招聘計劃和科學的薪酬體系，獎懲分明，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建立完善的企業福利政策，在企業和員工之間建立一個長期的共贏關系。

5結語

盡管人口漸失對企業帶來了諸多不利影響，導致勞動力短缺、人力成本上升、高素質人才爭奪加劇等問題，但是只要能夠重視人力資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用工策略、加大人力資本投入、加強培訓，就會實現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消除人口紅利帶來的消極影響，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于寧．“后人口紅利時代”中國的挑戰與機遇:基于老齡化經濟影響的視角［J］．社會科學，2013(12):82－92．

［2］馮蘇京．后人口紅利時代企業人力資源風險［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08(4):69－71．

［3］孫曉芳．人口紅利理論研究與擴展:中國特色人口轉變的視角［J］．云南財經大學學報，2012(5):23－26．

［4］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14年人口統計年鑒［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

［5］于弘文．2014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Z］．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

篇3

關鍵詞：人口結構狀況 人口紅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給我國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制造了中國奇跡，據有關調查報告顯示：最近30年來，我國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價勞動力大軍，創造了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奇跡，勞動力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6.8%。隨著不斷降低的生育率，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關系已經發生了徹底的逆轉，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復返，我國傳統的經濟社會結構、價值觀念和文化習俗等都將伴隨人口結構轉變發生劇烈沖擊，將會面臨巨大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我們享受“人口紅利”豐厚回報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今后可能面對的人口“負債”，我國必須及時調整人口生育政策，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變化。

二、人口紅利的內涵

人口紅利的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1998年，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紅利一詞，使人口紅利這一概念逐漸為學界認同和使用。美國學者大衛·布魯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G.Williamson）等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禮物或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 。

國內學者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的一般特征，即“中間大，兩頭小”，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都比較低，有利于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的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即“人口紅利”或“人口機會窗口”。同時，陳友華等學者指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是交替出現的，“人口紅利”只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期 。

“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機會窗口”，其實質意義落腳于人口的負擔系數，也稱撫養系數、撫養比，即人口總體中非勞動年齡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它表明，從整個社會來看，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負擔多少非勞動年齡人口。一般研究中，將50%的人口負擔系數作為“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的分界線。 。即人口負擔系數小于或等于50%稱為人口機會窗口期，也可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負擔系數即是社會總撫養比，計算公式如下：

少兒人口指0-1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勞動人口有兩種算法：

一是按我國現在執行的退休制度， 15-59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59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0歲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歲的話，15-64歲為勞動年齡，則勞動人口為15-64歲的人口，老年人口為65歲及以上人口。按勞動年齡的兩種算法可以算出兩種撫養比，即社會總撫養比（一）和社會總撫養比（二）。

三、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和人口紅利分析

1.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

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狀況變化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高速增長期，1949～1970年；快速放緩期，1971～1978年；平穩波動期，1979～1990年；穩步放緩期，1991～2010年。

1.1高速增長期。建國初期，在“人多力量大”、“偉大母親”和“多生多光榮”等鼓勵多生多育口號的號召下，我國人口出現高速增長，從1949年的54167萬人增至1970年的82992萬人，年均增加人口數2620萬人，年均增長20.526‰。雖然這個階段死亡率由于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的不斷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帶動了我國人口的高自然增長率。

1.2快速放緩期。70年代初，我國人口專家預測：未來我國人口將暴增，我國將承受巨大的人口壓力。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開始提倡“只生一個好”，我國人口出生率開始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33.4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8.25‰，年均回落1.898個千分點；雖然死亡率這個階段趨于平穩，但隨著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也隨之迅速下降，從1970年的25.83‰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12.00‰，年均回落1.7288個千分點。

1.3平穩波動期。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后，我國更加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趨于穩定，但由于執行計劃生育政策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經進入生育年齡，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平穩波動狀態。

1.4穩步放緩期。從1991年起，我國出生率開始呈穩步下降態勢；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間繼續維持穩定，但從2004年開始隨著我國老年人口比重不斷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長率隨著出生率的穩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穩步下降。

2.建國后我國的人口紅利狀況

隨著實行計劃生育前我國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間）逐漸進入勞動年齡，我國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斷提高；隨著我國計生政策的不斷深化，我國的育齡婦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國的少兒人口數也隨之迅速減少，少兒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隨著醫療衛生等社會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我國人口的預期壽命也不斷提高，老年人口數隨之不斷增加，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呈穩步提高。在勞動人口數不斷增加和少兒人口數迅速減少的雙重作用下，我國的少兒撫養比迅速下降，雖然我國老年撫養比也隨著老年人口比重的穩步提高而不斷提高，但抵不過我國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還是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趨勢。

2.1若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即國際慣用算法，也是我國六普以前的算法）。從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國社會總撫養比高達68.61%，其中少兒撫養比高達61.17%；到1964年，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提高，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提高，高達79.37%；到1982年，我國實施計劃生育后少兒撫養比的迅速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迅速回落，為62.60%；之后隨著少兒撫養比的穩步回落，我國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穩步回落，到1990年已經降為49.83%，剛好低于50%的臨界值；到2010年六普時，我國社會總撫養已降為34.28%，遠遠低于50%的臨界值。以上分析說明：若按退休年齡延至65歲來算，199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期，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2.2若以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勞動年齡按15～59歲來算，從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時，我國少兒撫養比為34.36%，老年撫養比為15.70%，社會總撫養比為50.05%，比值剛好等于50%。2010年，我國少兒撫養比為23.70%，比五普時下降10.66個百分點；老年撫養比為19.02%，比五普時提高了3.32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比為42.72%，比五普時下降7.33個百分點，社會總撫養比為42.72%，比50%的臨界值低7.28個百分點。以上分析說明：若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來算，則2000年我國剛進入人口紅利期，隨著少兒撫養比的迅速下降，社會總撫養比也隨之下降，到2010年我國已經處于人口紅利的高峰期。

四、未來我國人口紅利的預測

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讓我國現階段獲得巨大的“人口紅利”，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紅利”的對立面是“負債”，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和不斷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國“人口紅利”的耗盡，以下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和我國建國后歷年1%人口抽樣數據對我國未來的“人口紅利”進行預測。

1.2011～2035年我國人口狀況的預測

1.1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測算。從圖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國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呈有序波動，波動較為平穩，在2000～2010年10年間，我國人口的出生率從2000年的14.03‰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11.90‰，年均下降0.213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0年的7.58‰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4.79‰，年均下降0.279個千分點。根據2000～2010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的波動情況，我們可以推測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也將延續2000～2010年的波動規律，從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從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情況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將降為負數，即我國人口總量開始停止增長（見表1）。

1.2人口總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從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長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時我國人口總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的人口總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數（見表2）。

2. 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結構的推算

2.1 0～64歲人口死亡率的預測

從表1可以看出：從1978～2005年27年間，我國死亡率波動較為平穩，基本保持在6.50‰左右波動，但從2005年開始呈逐年上升態勢，主要是由于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引起的，從表2可以看出，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4.41%緩慢提升到1990年的5.57%，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7.10%，到2010年已經高達8.92%，按照聯合國的定義， 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所以可以推斷2005～2010年我國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斷提高引起的，而0～64歲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較為穩定，從而可以假設2011～2035年我國0～64歲人口的死亡率將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2.2 0～64歲人口數的推算

2.2.1第一步根據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為：

2.2.2第二步根據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數、2010年六普時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歲分年齡的人口存活率來推算2011～2035年我國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

如2011年推算公式為：

3. 2011～2035年我國人口紅利的推算及預測

根據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總量、0～64歲分年齡的人口數、60歲及以上人口數和65歲及以上人口數來推算出2011-2035年我國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比（一）和人口年齡構成和撫養比（二），按我國現有的退休制度，我國社會總撫養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將達到50.16%，社會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對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即將在2017年消失。隨后逐年繼續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比將高達79.01%，其中老年撫養比將高達57.52%，到時我國將肩負著沉重的老年撫養負擔。

若我國把退休年齡延至65歲的話，則我國社會總撫養比從2011年開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將達到50.82%，社會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開始大于50%，這將預示著我國經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退。隨后每年以2個以上百分點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會總撫養比也將高達57.24%，老年撫養比將高達38.36%，我國的人口紅利也將很快耗盡。

五、計生政策調整迫在眉捷

30多年來我國堅定不移地執行計劃生育國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國嚴峻的人口暴增形勢，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人口紅利”。但隨著人口紅利的即將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斷加速的老齡化，我國的人口結構已經從擁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年輕型人口類型逐漸轉向老齡化結構，再加上現有的計生政策給我國帶來了男女比例失調、貧富差距加大和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諸多社會問題等，我國的計生政策已經到了必須及時調整的時候，必須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1.我國現行的計生政策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薄稇椃ā?9條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蓖瑫r《婚姻法》也規定，夫妻雙方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

生育政策：推行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況之一者，由夫妻雙方共同申請，經縣級（含縣級市、區，下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審批，可按人口計劃及間隔期規定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

1.1經市（不含縣級市）以上病殘兒醫學鑒定組織鑒定，獨生子女患非遺傳性殘疾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1.2再婚夫妻，一方生育過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過的；或再婚前雙方各生育過一個子女，離婚時依法判決或離婚協議確定子女隨前配偶，新組合家庭無子女的；

1.3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經縣級以上醫療保健機構鑒定患不孕癥，依法收養一個子女后又懷孕的；

1.4獨生子與獨生女結婚的；

1.5夫妻中一方在礦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崗位作業連續五年以上，現仍從事該項工作的；

1.6夫妻雙方均屬農業人口，第一個子女是女孩的。

2.計生政策調整必要性和緊迫性

2.1人口總量已經得到有效控制。據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測算：2011～2035年，我國人口總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億內，并將在2028年停止增長，隨后將逐年下降。

2.2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育齡婦女生育率為1.18，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學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為2.1，意味著下一代人口相對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

2.3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13.32%，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2%。隨后將逐年提高，根據推算：到2035年，我國60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高達32.13%，65歲及以上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將高達24.40%。按照聯合國的定義，60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

2.4人口紅利即將消退。以我國現行的勞動制度，即以15～59歲為勞動年齡來算，我國人口紅利將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齡延至到65歲的話，則我國人口紅利也將在2032年消失。而我國的大部分行業還是處于勞動密集型，距現代化還有一段很長的路。依靠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亞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據有關數據顯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總撫養比穩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年輕勞動人口比重的不斷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斷提高，老年撫養比開始不斷攀升，成為日本經濟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2.5現有的計生政策已經漸漸不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漸失調：現有的計生政策讓我國傳統的觀念承受巨大考驗，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催生了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流產，讓我國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日漸失調（見表3），將給今后社會發展帶來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貧富差距加大：現有的計生政策讓獨生子女擁有較大的財產繼承，而農村的二胎特別是越窮越生的子女長大后面臨與獨生子女較大的經濟差距，產生尖銳的社會矛盾。三是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著一些社會問題：部分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溺愛，以至于長大后對挫折的承受能力較差，又將肩負沉重的養老負擔；隨著新一代獨生子女進入婚育年齡，男婚女嫁、傳宗接代和姓氏傳承等中國傳統觀念嚴重困惑著獨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會問題；失獨家庭在經歷了“老來喪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獨自承擔養老壓力和精神空虛，帶來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有些機構已做了樣本統計：目前中國15歲至30歲的獨生子女總人數約有1.9億人，這一年齡段的年死亡率為萬分之四，因此每年約產生7.6萬個失獨家庭，按此統計，目前中國的失獨家庭至少已超百萬。

2.6生育需要一個周期。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律，從出生人口變成勞動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紅利已經消退了再來調整計生政策。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個周期，并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并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的?！蔽覈丝谏呤菚r候進行必要的調整了，必須及時通過提高生育率來緩解我國人口結構的變化。

六、計生政策調整的幾點建議

1.首先建議馬上放開單獨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買賣商品那么簡單，無法也不能提前設定條件，所以雙獨家庭比重相當低，其實更多的是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雖然我國已經放開了雙獨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絕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現，但我們不能忽視了一方為獨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們面臨的社會問題也不容小視：獨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養老問題、中國人傳統的姓氏傳承和回誰家過年過節等問題嚴重困擾著單獨婚姻家庭。建議馬上放開一方為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盡可能緩解現有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諸多社會問題。

2.其次建議有條件地放開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開雙方都不是獨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適當加大生育間隔期，以緩解由此帶來的人口增長。選擇在我國人口紅利開始發生轉折時全面放開二胎政策，又適當地加大生育間隔期，有利于進一步緩解我國即將到來的人口結構變化，也不會帶來人口總量的劇增。因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對人口總量不會太大影響。

3.再次建議全國實行統一的計生政策

對現有的計生政策進行微調，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戶籍在全國實行統一的計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總體素質和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進程。因為從1978年計劃生育成為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以來，其實真正全面實行嚴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戶籍人口，而我國城市戶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時僅為29.14%，而占總人口比重高達70.86%的大部分人口實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窮越生，最后影響孩子的戶籍上報和教育，很多失學兒童特別是失學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當前我國大部分農村除戶籍以外其他幾乎與城市沒什么區別，實施城鄉無差別的人口計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

4.最后建議嚴格執行和落實婚育政策

相關部門應制定嚴密的措施，確?；橛呗鋵嵉轿?，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國的人口總量控制在預期范圍內，還能夠彰顯公平。當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層落實不到位，還存在較嚴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據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15-64歲的育齡婦女中：存活子女數達3個及以上的占了13.39%，其中存活子女數為3個的占了9.43%，存活子女數為4個的占了2.91%，存活子女數達5個及以上的占了1.05%；在2009.11.1–2010.10.31間一年內有生育的育齡婦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6.55%，按育齡婦女年齡分，其中15-19歲的育齡婦女占了2.35%。

參考文獻

[1]王穎，佟健，蔣正華.人口紅利、經濟增長與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篇4

關鍵詞：勞動力市場；民工荒；“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就業培訓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2-0099-03

最近幾年，民工荒現象已從沿海發達地區逐漸蔓延到了內地。[1]當“長三角”、“珠三角”對用工荒已習以為常，當重慶等勞動力輸出地開始用優惠政策挽留農民工，當哈爾濱等內地城市出現農民工短缺時，人們不禁要問，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中國緣何陷入“民工荒”？這是否驗證了一些學者提出的關于我國“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說法？本文從“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涵義出發，結合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情況，提出有關我國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問題的一些看法，并揭示當前民工荒現象背后的原因。

一、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概況

“人口紅利”是近年來人口研究的新進展，它將研究關注點從人口總量或人口規模變化轉向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的影響上。自“人口紅利”提出以來，爭論和質疑從未停止過。

“人口紅利”問題最早是在研究東亞經濟增長奇跡時提出的，Andrew mason在《population and the Asia economic miracle》（1997，10）一文中提到了demographic bonus（人口紅利）但并未對之作出定義。他認為快速下降的生育率及有效的經濟政策和其他有利條件共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還深入分析了年齡結構轉變帶來的更多的教育投資，以及高儲蓄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積極影響等。[2]之后，布魯姆與威廉森（1998）將“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視為“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3]布魯姆等（2002）認為“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指在給定的經濟條件下，在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死亡率下降、出生率降低帶來的影響，這種影響通過勞動力供給增加、積蓄擴大、人力資本投入與回報上升三個主要途徑來實現。[4]

國內對人口紅利的研究也很多。蔡昉（2004）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勞動力增加、儲蓄和投資增長、人力投資增加和婦女就業機會增加等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有利影響，稱為“人口紅利”。[5]穆光宗（2008）將人口機會窗口和“人口紅利”做了區分，認為人口機會窗口不等同于“人口紅利”。人口機會窗口形成的有利年齡結構，為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創富、投資及積累三種機遇可能，他將人力資本積累和人力資源開發視為“人口紅利”的實質。[6]彭希哲（2007）認為，“人口紅利”是人口年齡結構優勢在一定的條件下會轉化為超出穩態經濟增長之外的額外經濟成果，而收獲“人口紅利”的時期被稱之為“機會窗口”。[7]鐘水映李魁（2009）將“人口紅利”多種定義分類為“結構論”、“期限論”、“因素論”三種，并將勞動力數量和比例相對較大以及撫養負擔相對較輕，視為“人口紅利”所包含的兩大基本要素。[8]

二、對我國當前“人口紅利”和“劉易斯拐點”的認識

1.人口紅利是否消失?！叭丝诩t利”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而在當前我國就業壓力形勢嚴峻，勞動力資源難以充分利用，勞動力市場配置效率低下，勞動力質量不高的情況下，很難驗證有關我國經濟發展中“人口紅利”正在消失的觀點。從勞動力總量和存量看，目前我國勞動力供給充足，就業壓力巨大。根據聯合國提供的預測數據和國內相關機構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預測數據，我國15-64歲年齡組的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在2015年前不斷上升，此后則處于下降態勢。從絕對數量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5年左右達到其峰值，為10億左右，然后逐漸下降。按照“人口紅利”的涵義，我國當前仍處于“人口紅利”機遇期，充足的勞動力供給的態勢仍未改變。但阻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的因素仍然存在。

首先，當前中國的就業形勢非常嚴峻。一是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量性矛盾非常突出。大批高校畢業生、初高中畢業后不再繼續升學的學生、大量的城鎮下崗失業人員、軍隊退伍人員等需要就業，還有1億多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二是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近年來企業“招工難”與求職者“就業難”同時并存，凸顯了結構性矛盾的進一步加劇；三是伴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和嚴峻的就業形勢，城鎮登記失業人口不斷攀升，如果加上未登記失業人口和大量隱性失業，這個人數規模將更加龐大。這表明，我國當前“人口紅利”難以兌現，“人口紅利”的發揮需要在擴大就業中進一步實現。

其次，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及勞動力市場的二元分割，影響了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成為勞動力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低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指出：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可以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工資高、福利好，具有較好的晉升機制，但同時對技術和文化的要求較高。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低、福利差，對技術和文化程度的要求低，被提拔的可能性較小。在我國，兩個勞動力市場被無形地分割開來，互相流動比較困難。總體上看，職業機會由于存在歧視和壟斷而形成不均等局面。一般而言，進城農民工和城鎮下崗失業人員多集中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工資和福利待遇差，與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員工收入差距較大。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戶籍制度的限制造成的勞動力低效配置，同樣影響著當前人口紅利的兌現，“人口紅利”的發揮需要擺脫制度的掣肘。

雖然現階段我國“人口紅利”作用的充分發揮受到制度性因素的約束，但我國勞動力市場仍有潛力可供挖掘。從我國勞動力質量方面來看，長期以來由于我國人力資本投入較低，導致我國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不高，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問題突出。而教育問題關系著國民素質整體的提高和國家競爭力的增強，我國長期以來存在的教育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集中表現為區域之間、城鄉之間在教育資源和國家財政政策支持上存在的較大差距。農民工大多來自于農村或相對偏遠地區，正是我國教育發展的薄弱之處，高昂的教育費用和較低的收入水平，影響了農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影響著“人口紅利”的發揮。只有通過采取措施促進教育公平、推進教育改革來帶動人力資本提升，才可能實現我國數量型“人口紅利”向素質提高型“人口紅利”的轉變。由此，必須通過教育創造新型“人口紅利”，加快人力資本形成，使高質量勞動力通過影響生產效率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產出水平，充分挖掘我國現有“人口紅利”的潛力。

另外，當前農民工工資的上漲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其背后另有其他因素的影響。農民工工資增長的基礎是總體經濟發展形勢和所在企業利潤的高低。對比從2004年—2010年的數據，GDP從13萬億增長到33萬億，增加了150%左右，而全國的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增加不到90%，農民工的工資只增加了50%左右，是GDP增長的1/3，有些企業經濟效益連年翻番，增長速度超過100%，而其工人工資還停留在10年前水平。因此，從整個經濟或者企業的發展情況看，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要快于勞動收入的提高，企業利潤的增長要快于農民工工資的增長。與此同時，多年來政府和企業所得份額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也得到顯著提高。財政收入由2000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5%增加到2010年的21%，企業稅后利潤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8%增加到2010年的13%。而據統計，自2000年開始，我國城鎮居民收入總額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之和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2000年占比47.4%下降到2008年的43.3%，下降了4.1個百分點。[9]分配不公直接導致勞動力供應出現瓶頸，工資上漲可以說是財富分配的理性回歸。而我國勞動力供給資源豐富，農村未轉移勞動力規模仍然巨大，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新生代農民工的就業觀念發生變化，加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各項惠農政策實施，造成了一個制度性因素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短缺，如果解決束縛勞動力市場自由流動的制度性因素，勢必還會出現一個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和轉移，“人口紅利”的基礎并未消失。

2.“劉易斯拐點”是否到來。1954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中，提出“二元經濟”發展模式?！岸洕卑l展模式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勞動力無限供給階段，此時勞動力過剩，工資取決于維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二是勞動力短缺階段，此時傳統農業部門中的剩余勞動力被現代工業部門吸收完畢，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勞動力由剩余變為短缺的交點稱為“劉易斯轉折點”。1972年，劉易斯在《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的論文中，又提出了兩個轉折點的論述。當二元經濟的勞動力由無限供給變為短缺，此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的壓力，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即“劉易斯第一拐點”開始到來；之后，隨著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業剩余進一步增加，農村剩余勞動力得到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部門的迅速發展足以超過人口的增長，該部門的工資最終將會上升。當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產品相等時，也就是說傳統農業部門與現代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體相當時，意味著一個城鄉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整個經濟發展將結束二元經濟的勞動力剩余狀態，開始轉化為新古典學派所說的一元經濟狀態，此時，“劉易斯第二拐點”開始到來。[10]由此可見，劉易斯拐點包含著豐富的內涵，不只是簡單地意味著勞動力由過剩到短缺，更包含著城鄉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到相近水平，城鄉統一的市場逐步形成和城鄉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方向發展。從當前我國的城鄉二元經濟、勞動力市場分割以及城鄉部門的勞動生產效率差異的情況看，“劉易斯拐點”似乎還很遙遠。

第一，當前我國城鄉經濟發展差距較大，二元經濟、二元勞動力市場特征顯著。受到戶籍制度的限制，城鄉二元經濟的突破面臨很大困難，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還可能會反復出現制度拐點。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行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取得了較大成就。然而，一些計劃經濟留下的制度性政策仍制約著我國經濟向一元化方向發展。袁志剛等人認為，現有的制度約束限制了勞動力的進一步流出，而并非是剩余勞動力供給不足，中國的改革現實和勞動力遷移情況表明，在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存在著一個勞動力遷移理論的制度拐點。在制度拐點到來之前，勞動力在原有的城鄉分割的制度空間下進行局部遷移，實現的是人力資本在城鄉之間的一種不完全的、可撤銷的再配置。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得到迅速釋放，遷移速度較快；然而當勞動力遷移進行到制度拐點附近時，城鄉分割的制度空間會成為勞動力進一步遷移的瓶頸，人力資本的各項內容，比如社保、醫療、教育等難以在城市制度空間中得到滿足。如不能及時破解制度約束，勞動力遷移速度就會下降，甚至會出現回流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近3億多的農民工從農村和農業中轉移到城市和非農產業中，參與世界分工體系。但是，這些農民工并未能作為城市和非農產業的一個存量而固定下來，而始終是作為一個補充的增量部分在城市人力資本的制度空間之外游離。這說明從農村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并未完成制度的移植，勞動力轉移并未形成人力資源配置的不可撤銷的格局。這種狀況使得城市化進程不徹底、城鄉二元結構難以突破。

第二，當前我國城鄉工農業生產部門的生產率差異仍然較大，工農業產業部門的工資差異較大，“劉易斯拐點”的特征表現尚未出現。以2010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指標衡量來看，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是15907元，農村是4455元，城鎮是農村的3.6倍，城鄉差異較大。[11]如圖1，當城鄉工資差距較大時，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動力較大。當在現有制度等約束情況下，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城市非農生產部門時，供給曲線是S1，工資水平是一個穩定水平，而當工資水平存在較大差距時，就會吸引由L1到L2數量的勞動力遷移。

第三，在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中，第一產業的產值占GDP的比重為10%，但是第一產業所占的就業比重是39%。從世界經濟歷史的角度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和就業比重不斷下降是一個國家經濟走向現代化的基本規律和趨勢。在第一產業比重沒有下降到5%、勞動力就業比重沒有下降到10%之前，還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快速轉移時期?；诖?，我們認為中國目前仍然處于農民工向城市轉移的高速時期。[12]另外，當前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村是落后地區，農村的資金、勞動力向發達城市流動，導致農村的要素不足，發展更慢；這種力量強化了城鄉間發展的不平衡。從這一點來看，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距劉易斯拐點相差較遠。

三、當前“民工荒”的原因分析

戶籍等制度性因素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阻礙因素，是導致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漲的根本原因。我國的勞動力供給彈性在一定時間內無限大的同時，又存在著戶籍限制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等一系列制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當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意愿大于城市所能吸納的能力，表現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就是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定范圍內近乎無限彈性，即接近于水平曲線。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制度的情況下，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成本逐步提高。因此，當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一定限度后，該曲線也具有上揚的趨勢，供給彈性相對降低。從圖2中表現為勞動力需求從D增加到D′時，雇主可以在工資幾乎不變的條件下繼續獲得勞動力，而當勞動力需求提高到D″時，則滿足勞動力需求的供給條件是相應提高工資水平。[13]

在各種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加之中西部地區經濟的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分流了東部沿海的勞動力，使東部地區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暫時超過了供給，出現了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上漲。從另一個角度看，農民工工資低，增長幅度緩慢，城市的戶籍限制使農民工不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保、醫療等待遇，加大了勞動力的遷移成本，使得城市對農民工的吸引力下降。某種程度來看，民工荒的出現形成對市場的倒逼機制，迫使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進一步消除，降低勞動力的遷移成本。

另外，由于最近幾年國家惠農政策的實施，務農收入提高，農民工外出打工的動力降低，加之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觀念改變，也影響著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新生代農民工有著城市夢，希望能與城市融合，不希望再做上一輩那種低廉、苦重、沒有社會地位和保障的工作，這種觀念變化的非市場因素，減少了次要勞動力市場的供給。綜上可見，當前的“民工荒”和農民工工資上漲，不能驗證“人口紅利”消失和“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結論，“民工荒”背后另有原因。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條件下，“民工荒”的出現主要是由于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存在著阻礙勞動力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制度性因素，導致勞動力市場配置的低效率和對勞動力資源配置反應緩慢，從而造成了“民工荒”。由于“民工荒”背后有其獨立的影響因素，因而，當前“民工荒”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出現?；谝陨戏治觯平狻懊窆せ摹彪y題，充分發揮“人口紅利”，逐步向“劉易斯拐點”靠近，需要消除阻礙“人口紅利”發揮作用和向“劉易斯拐點”靠近的眾多因素。

為此，提出以下建議：一是改革戶籍制度，完善勞動力市場機制發揮，消除二元勞動力市場分割；二是增加就業崗位，積極提供就業培訓、就業信息，促進就業；三是加大教育及社會保障投資，提高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保障勞動者生存權益，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四是加大對農業生產部門的投資，提高農業生產率，加快轉移農村人口和農村人口的城市化融合，減少城鄉差距，逐步消除二元經濟體制。

參考文獻：

[1]賀雪峰.民工荒只是年初的正常現象[N].環球時報，

2011-2-25.

[2]Andrew Mason.Will.population change sustain the

“Asian economic miracle”[J].Asian Pacific，1997，

（10）.

[3]David E.Bloom，Jeffrey G.Williamson.DemographicTransi

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J].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98，12（3）.

[4]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The De

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

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J].

RAND，2002.

[5]蔡昉.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

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

[6]穆光宗.中國的人口紅利：反思與展望[J].浙江大學學

報，2008，（3）.

[7]彭希哲.人口紅利的中國特色[J].市場與人口分析，

2007，（4）.

[8]鐘水映，李魁.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綜述[J].

人口與經濟，2009，（2）.

[9]王學力.當前我國工資收入分配存在的問題及政策建議

[J].中國勞動，2010，（10）.

[10]宋岱.論劉易斯拐點與中國經濟選擇[J].人民論壇，

2010，（12）.

[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11

[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

[12]袁志剛.關于中國“劉易斯拐點”的三個疑問[J].當代

經濟，2010，（10）.

篇5

近年來，人口紅利一直成為社會各界議論的熱門話題，更成為理論界研究的焦點。用工荒的現象不僅在華南、東南等許多傳統的用工大省已經出現，而且在四川、湖北等勞務輸出的大省也出現了對勞動力的爭奪。從前兩年用工荒的出現，到現在愈演愈烈的勞動力市場爭奪戰，不難看出，“劉易斯第一拐點”已經顯現，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經歷高峰期。那么，在這種大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挖掘人口紅利，延緩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就成為本文的研究重點。

一、關于人口紅利與農村勞動力轉移研究綜述

（一）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研究

人口紅利概念由bloom等人于1998年提出，并認為人口紅利對東亞地區的經濟成就貢獻為1/4～1/3。在《世界人口現狀（1998）》中，聯合國人口基金會正式使用了人口紅利這一概念[1]。mason（2001）等人認為“中間大，兩頭小”的人口結構就是人口機會窗口或人口紅利[2]。mason（2001）還指出人口紅利期的效應短暫，持續時間為50年。lee et al.（2001），mason（2004）等人還提出了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的兩個階段[3]。sang-hyop lee and andrew mason（2007）的研究認為，在經濟增長中，影響最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4]。andrew mason et al.（2008）的研究指出，人口的老齡化還可能產生第二次人口紅利[5]。misbah t. choudhry et al.（2010）的研究還認為，一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與總人口呈負相關的態勢，卻與勞動年齡人口具有正相關性，但在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6]。國內研究人口紅利的學者也較多。蔡昉（2010，2012）[7]、王德文（2007）[8]等學者的研究表明我國人口紅利已處于逐漸消退的階段，認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而馬瀛通（2007）[9]、解保華（2010）[10]等學者通過研究則認為，我國的人口紅利機會窗口是1990到2030年，因此，人口紅利目前依然存在；學者袁志剛（2010）[11]在其研究中也不認同中國正面臨“劉易斯拐點”的這一說法。車士義（2011）還計算出在結構轉變和制度變遷的背景下，我國人口紅利及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12]。

（二）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以及對人口紅利影響的研究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3]（1954）提出在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社會里，勞動力供給具有完全彈性。但在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過程中，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就會提高，二元結構經濟將轉換為同質的一元現代經濟。拉尼斯和費景漢[14]（1961）針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修正和擴展，提出拉尼斯—費景漢人口流動模型，認為農村勞動邊際生產率對勞動力的轉移有很大影響。托達羅[15]的鄉村—城市勞動力轉移模型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僅取決于城鄉預期收入差異，還取決于城市就業率和失業率。

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對人口紅利影響的問題，國內學者王德文等（2008）[16]的研究表明，簡單培訓、短期培訓和正規培訓對農民工再流動都有顯著作用，都可以增加人口紅利。張廣婷等（2010）[17]認為，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中部地區勞動生產率和gdp提高的影響要明顯高于東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在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受益最小。王小龍（2010）[18]通過實證分析發現，現階段農村公共教育重“基礎教育”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財政支出結構是抑制農戶教育投資的根本誘因之一。李子聯（2011）[19]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經濟增長既產生了“激勵效應”，又帶來了“抑制效應”，其中以“激勵效應”占主導地位，進而提出應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提高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以解決城鄉教育的“二元化”。趙玉奇等（2012）[20]將人口紅利的作用機制拆分為三個效應，并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勞動力數量結構與人均產出間存在明顯的正u型關系，認為可以通過對勞動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來持續開發人口紅利。

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人口紅利問題進行定性分析的較多，對中國人口紅利期的判定也各不相同。關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對于推動經濟增長，學者們都認為具有溢出效應。但在我國正加速步入人口老齡化時期，如何通過加強教育特別是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中職業教育的問題，其研究則有待深入。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問題。

二、人口紅利與剩余勞動力職業教育的關系：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是獲得二次人口紅利的有效方式

一般認為，人口紅利的第一階段較注重于勞動人口的數量，相關的產業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到第二階段，隨著勞動人口增長速度的減緩，主要靠提高勞動人口的質量、產業的升級換代來延續人口紅利，也稱之為二次人口紅利。

（一）二次人口紅利中教育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綜合模型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是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者、人力資本之父。他認為，人力資本指的是人所具有的勞動能力，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人力資本是由投資形成的，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五個方面。在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分析中，研究者所建立的大量模型僅僅用于度量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其目的在于說明教育對增進人的勞動能力，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人力資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如何促進勞動者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勞動者生產率改進的諸多因素中，除教育外，干中學過程中所積累的勞動經驗也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二）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力資源是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轉化為人口紅利的條件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帶來勞動力的增加，進而促進經濟增長，最終實現人口紅利。主要原因是：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不僅增加了勞動供給，而且減輕了勞動負擔，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同時，勞動負擔比下降會帶來儲蓄的增加和人口投資的增加從而導致資本存量的增加，進而拉動經濟增長（見圖1）。

然而年齡結構轉變只是實現經濟增長和兌現人口紅利的必要條件，人口年齡結構轉變轉化為人口紅利需要一系列條件。首先是勞動力資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其次是勞動力質量的進一步提高。這都涉及到有效的制度安排，農村勞動力職業教育正是實現這一條件的有效途徑。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職業教育，并成功轉移到非農部門或者發達地區就業，將引起有效勞動力供給的增加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導致產出的增加和經濟的增長。此外，勞動力負擔比降低帶動農村居民儲蓄水平的提高，再進一步帶動資本積累增加，反過來促進經濟的增長。姚先國等人（2007）[21]的研究還表明每1%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將使gdp增加0.5%～0.85%，每1%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將使全國居民消費額提高0.19%～0.34%。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是增加人口紅利的有效途徑。

（三）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人口紅利是由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的年齡結構優勢產生的。但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將轉變為年老型的人口結構。[22]在改革開放早期，由于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地理優勢，這一地區集中了很多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大多是由非農產業勞動者創造，技術要求較低。然而，隨著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趨緩、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就業擴大，再加上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有了比較高的要求。因此，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和中國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我國人口的轉變開始進入低生育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出現遞減趨勢。事實上，最近幾年，在勞動力市場上，盡管農民工工資逐年提高，但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的增量在減緩。

由于我國東西部地區發展極不平衡，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可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繼續發揮其比較優勢。中西部地區仍然有較大的潛力，具有經濟增長的后發優勢。而東部地區則需通過產業升級和加強勞動力培訓，挖掘出內涵的人口紅利，從而維持經濟增長。也就是說，通過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提高勞動者的生產技能，可以增加一部分人口紅利。有計量分析表明，在制造行業，勞動生產率與員工受教育年限成正比。具體是，員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1年，勞動生產率就會上升17%。并且假定由高中學歷員工替代初中學歷員工，那么勞動生產率將提高24%；如果由大專學歷的員工來替代，那么，勞動生產率甚至可提高66%。這就說明，教育水平的整體改善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三、農村剩余勞動力及職業技術教育的問題：總量與結構、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的不平衡

目前，關于勞動力的職業技術教育方面，還存在著總量與結構、地區與地區、基礎教育與職業教育之間極不平衡的矛盾。具體有：

（一）總量與結構之間的矛盾導致“用工荒”與“就業難”并存

目前，總的勞動力人口還是基本充足的，但存在結構性矛盾。根據全國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結果顯示，我國城市化水平達到49.68%，與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增加207 137 093人，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居住在鄉村的人口為674 149 546人，占50.32%。顯示我國城市化水平處于上升狀態。張安良、金彥平（2010）[23]指出，農村剩余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5.7%，且農村剩余勞動力自2001年開始每年增加100萬人。然而實際農業生產不需要這么多的勞動力，以張安良和金彥平的實驗結果估算，我國農村仍有將近2億的剩余勞動力。

然而，盡管我國勞動人口總量不少，但由于結構性的矛盾，加上地區之間的不平衡，企業招工難與農村勞動者就業難兩大問題相互交織。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很多企業出現招工難的問題，特別是一線制造業、家政業、餐飲業等行業招工難的問題依然嚴峻。同時，中西部地區也加入了勞動力市場的爭奪戰，使得用工荒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勞動力就業壓力也很大，相當部分剩余勞動力就業困難。以河南省為例，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農民工大省。據調查，河南農村的富余勞動力為3 200萬，截至2010年底累計轉移2 360萬，還有800萬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

（二）基礎教育水平整體提高，但職業技術教育嚴重不足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關于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通過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進行對比，發現文盲率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個百分點，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數也由35 701人下降為26 779人，而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數則由33 961人上升到38 788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 146人上升為14 032人；上升幅度最快的是具有大學文化的人數，每十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由3 611人上升為8 930人。這說明我國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此外，根據全國總工會的資料，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在國家九年制義務教育體系下所接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①（見表1）。

然而，除了基礎教育以外，在勞動力技能培訓方面，未接受過任何培訓的人數比重高，接受培訓的次數偏少。據全國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課題組的調查顯示，自外出務工以來，沒有參加過任何培訓的新生代農民工為61.1%，高于傳統農民工（59.1%）2個百分點。受培訓次數在2～5次之間的占受訓人數的比重僅為44.6%，比傳統農民工（77.8%）低33.2個百分點；外出勞動力接受培訓次數在6次以上的新生代農民工占受訓人數的比重為11.5%，比傳統農民工（14.2%）低2.7個百分點。這就說明，我國農民工在接受職業技術培訓方面還需大大加強。

（三）“技工荒”倒逼職業教育

由于我國產業發展極不平衡，東部沿海地區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消耗了大量的資源、土地、環境等要素，為了能夠可持續性發展，必然要向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轉變。事實上，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已開始進行產業升級，實施“騰籠換鳥”策略。這些地區產業發展需要的是素質更高、經過專門培訓的勞動力。然而，目前有一定技術、特殊技能，能適應產業升級要求的高素質農民工卻相當缺乏。由于產業升級和人才培訓都需要有一個過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長時間，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這種用工短缺現象也不會馬上緩解或消失，即使漲工資也不可能立竿見影。

“民工荒”的出現說明中國已經到了非重視職業教育不可的地步。目前的情況是，社會“重仕輕工”現象普遍，多年來學生都是把大學深造作為學習的第一目標，以至考大學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人們把國家公務員作為職業首選，以至于公務員考試招錄比例屢創新高。而職業技術教育卻乏人問津，造成招生困難，舉步維艱。目前職業技術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經費很少，發展緩慢。從每年的中考報名咨詢會上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在普通高中教育的攤位，特別是名校的檔口，往往是人頭涌涌，水泄不通，而中職教育的檔口往往是門可羅雀，報名和咨詢人數寥寥無幾。其實中職教育的學校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由于人們的思想觀念的原因，總認為這些學校畢業的學生低人一等。導致分數高的學生都去報考普通高中，而分數低的學生，即使內心極不愿意，也只能被迫報考中職學校。這就是社會觀念輕視職業教育而造成的。

四、職業技術教育中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制度不健全、體系不完善

造成目前用工荒的原因主要是技工荒，而技工荒的原因是由于職業技術教育的滯后性，那么，職業技術教育落后又是由哪些因素引起呢？以下從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進行分析。

（一）宏觀因素：制度不健全、投入不足

1. 制度不夠健全。政府沒有出臺相關政策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效果的最大因素。政府缺乏統籌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政策規定，每年國家政府工作報告都指出要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但沒有出臺具體相應的法律法規，更沒有專門針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政策出臺。地方政府沒有認識到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在實現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地方政府在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培訓方面說的多，行動的少，實際投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更少，甚至有的政府部門謀求部門利益，把對農村勞動力技能培訓看作是搖錢樹，導致培訓機構、培訓設施重復建設和培訓隊伍低水平運作。

2. 投入經費不足。目前培訓經費來源主要有三個途徑：政府、企業和農民。農民普遍存在不愿意或者愿意但支付不起培訓費用的現象。企業由于對培訓不重視和短期行為，不愿意為農民工提供培訓經費。國家“陽光工程”補助培訓經費和省級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補助培訓經費雖然總體數額不小，但分攤到單位勞動力的培訓經費偏少，不能滿足培訓所需。地方政府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經費投入偏少，在貧困地區經常出現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經費不能足額下發等情況，甚至出現資金撥付部門克扣培訓經費現象，這無形中減少了人均培訓經費。

此外，戶籍制度也是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的因素之一。勞動者自由流動和自由遷移是市場經濟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盡管改革開放使對勞動者流動的限制逐步放寬，但由戶籍制度派生出來的其他一系列制度與福利，如教育制度、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政策等形成了強大的阻力，阻止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自由流動，從而影響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培訓。

（二）微觀因素：企業個人不重視、職業教育體系不完善

1. 企業和個人不重視職業技術教育。由于農民工的流動性相對較強，部分企業片面追求短期利潤，管理觀念落后，缺乏對農民工培訓的積極性，致使企業教育缺位。即使輸入地企業開展了少數農民工培訓，也往往是即時性、快餐式的，培訓質量得不到保證。另外由于農民工素質普遍偏低，雇用農民工的企業大部分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由于我國經濟仍然處于較低水平的發展階段，較低的利潤率使企業難有足夠的資金與時間對其員工進行培訓。農村勞動者個人也不重視培訓教育，沒有充分認識到勞動的培訓教育能產生經濟效益。在老一代農村外出打工的農民工中，初中及初中學歷以下的比重超過50%，即使在新一代農民工中也超過30%。農民工個人文化水平偏低，自我認識不足使農民工本身沒有養成接受培訓教育的自我意識。這也制約著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的開展。

2. 職業技術教育體系不完善。主要表現為培訓內容不完善、培訓層次較低，勞動力培訓與市場需求不對接。目前的農民工培訓多為一次性培訓，培訓內容針對性不強。根據2001-2010年情況，從行業角度看，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專業技術人員的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呈現上升態勢，2009年有所回落，2010年趨于回升，說明該行業人才需求旺盛。同時存在人才過剩和人才需求缺口的現狀說明了我國勞動力培訓存在與市場需求不對稱的情況（見表2）。

然而，目前很多地方為了完成培訓任務，匆匆開展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沒有充分前期調研準備，沒有從當前就業形勢與勞動需求出發開設針對性較強的專業。培訓機構主要從自身資源出發，能開設哪些專業就開哪些專業，沒有考慮到市場需求。培訓以短期培訓為主，很少培訓機構會對同一農民工開展持續的培訓，由于培訓期限偏短，學員只學到相關專業的一些表面知識，缺乏深入學習了解，造成許多學員即使參加了培訓，也不具有過硬的技能，無法順利就業。此外，課程設置不合理，對于進城務工必備的法律保護知識、組織意識、專業生產等方面知識涉及的少，難以適應市場對勞動力素質的全面要求，造成培訓與轉移就業銜接不夠，出現供給缺口現象。

五、農村剩余勞動力職業技術教育培訓的途徑：制度和模式的創新

盡管中國的勞動人口增長速度減緩，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源泉的枯竭。相反，通過創新制度安排，通過提高基礎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等，那么，中國有望獲得新的人口紅利。

（一）宏觀層面：完善制度，加大投入

政府應充分認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培訓對增加人口紅利的重要意義，有關部門需完善職業技術教育的制度，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一個寬松環境。具體是：

1. 建立農村勞動力職業技術培訓的長效機制。政府要制定長期穩定的農民工職業培訓與就業政策，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應建立起如同九年制的基礎義務教育制度一樣，實行免費或低費的職業培訓。如建立專門的農民教育和管理培訓機構，整合農村教育資源，加強農民教育培訓基地建設，逐步建立以村為基礎、以鄉鎮為主陣地、以縣為補充的培訓體系。此外，相關部門還應建立健全勞務供求信息網絡，開展勞動力供需信息的交流，只有這樣，才會取得較好的效果。

2. 加大職業教育經費的投入。在職業教育培訓的體系中，由于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尤其是針對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培訓更具有外部性，雖然用人單位是培訓的受益者，但由于農民工流動性大，企業一般只能短期受益，其收益可能抵償不了其培訓的投入。因此，職業技術教育的大部分投入應由政府來承擔。政府要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把農民教育培訓納入公共服務的范疇，作為公共財政的必要支出。同時，通過市場化運作，多渠道籌措培訓經費。

（二）微觀層面：多種模式，按需施教

在對農村勞動力資源進行調查的基礎上，做好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按照行業、區域以及培訓對象的特點，采取不同的培訓內容和形式，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提高就業能力和就業率為目標，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具體措施有：

1. 采取社會各種力量多方參與的模式。在由政府主導的勞動力培訓的模式下，還要充分發揮民間力量的作用，組織和動員社會資源共同參與，實行多種辦學方式進行勞動力培訓。同時，培訓的方式可采取招投標制和項目管理制等方式，可根據勞務需求方的要求開展定向培訓，不斷提高培訓效率，教育培養好一批就業技能強、從業素質好的農村勞動力大軍。

2. 實行對癥下藥、因材施教的策略。針對農村大齡勞動力的培訓，應大力發展農村基礎教育和掃盲教育工作，加強農民勞動技能培訓，使他們能夠具備基本文化素質、基本生活能力、基本社會的認識或者能夠掌握1～2門種植、養殖新技術。鑒于這部分勞動力年齡偏大、文化層次較低、接受能力較差的特點，可采用分散學與集中學相結合的培訓方式，教材方面盡量使用較簡單的鄉土教材，如可多編寫一些卡通式、操作說明式、流程圖示等教材，以便他們一看就懂、一學就會、一干就靈。對于年輕的農村勞動力，職業學?？膳e辦中等學歷教育，向城鎮和第二、三產業輸送高素質的新增勞動力。由于他們一般都具有九年制的義務教育水平，文化層次不算低，可在此基礎上對他們進行更高級各種知識的培訓，重點培訓學員對實踐技能的掌握，多實踐操作，少理論學習。

3. 建立完善的勞動力職業技術教育激勵機制。建立農村剩余勞動力培訓獎勵基金，對參加職業培訓的勞動力實行困難補貼；對學習技能進步快、表現優秀的農民工實施獎勵；對于用人企業和培訓單位在開展農民工就業培訓的過程中表現突出的也實行獎勵政策，以提高其進行培訓工作的積極性。

4. 實行“先培訓后就業”或“訂單”式培養體制。可在農村普通中學和職業中學中開設就業轉移技能培訓課程，并與技術等級證書評定結合起來，以此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培訓體系。職業學校還可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接受用人單位的“訂單”，按照用人企業的要求培養合格的勞動力。同時，職業技術學校還應優化培訓專業，合理確定培訓規模。

篇6

關鍵詞：基后人口紅利時代；人才紅利；外向型人才；高職教育

一、引言

在進入5G時代的當下，生活方方面面都存在網絡，手機、平板、電腦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必需品。共享單車、外賣平臺、支付寶等，生活中好像離不開互聯網。國內外經濟的不斷發展，就業形勢、勞動密度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中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而在此過程中，作為市場主要勞動力的高等教育人群，必然因此造成高等教育模式的轉變。作為主力軍的高職院校，如何從招生、教學、指導就業等方面進行改革，爭取培養外向型高職人才。[1]

二、后人口紅利時代與外向型人才的概念

本質上來說人口紅利時代關乎人力資本與科技發展。人力資本理論本質上也是將人通過教育培養成為勞動力的過程。而后人口紅利時代意味著教育的深化，不僅需要提高教育的數量，也要提高教育的質量。同時提升教育的數量和質量，也是解決了中國社會問題。中國人口紅利時代來臨，不僅因為互聯網時代的不斷發展，也是因為中國人口的快速增長。而其主要原因當然是互聯網時代，人們消費習慣、生活習慣等各方面的改變。互聯網社交、移動支付、快遞、共享經濟進入人們的生活。人口紅利時代，才能夠保持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2]在如今的經濟環境下，對外交往的廣泛與頻繁經濟交往，也為外向型的人才創造力很好的外部條件。我們也需要培養鍛煉出大批的外向型的人才，當下特別是經濟型的人才。外向型的經濟以及其他的客觀條件決定了外向型人才的培養。一方面需要具有較好的政治思想素質，較高的政策水平，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和開拓創新精神；另一方面又必須掌握較全面的現代經濟技術知識，包括懂得世界經濟、國際貿易、金融、法律知識和外語等，成為復合型人才。[3]

三、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外向型高職人才培養現狀

在后人口紅利時代，就是將知識與技術轉變的核心，而這也將是高職學校教學的核心，將是高職學校人才培養的核心。較高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的應用性人才需求大增培養學生，已經是當下教育發展的重點部分。外向型高職人才培養，不僅是要強調知識和知識目標所包含的因素，更是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的應用。教師在課堂教學中在有限的時間內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而學生需要把學習到的知識遷移到生活中，并且根據已有的知識，去了解拓展其他類型的知識，并且重點的是應用在實際中。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注重我們已有的知識和我們目標學習的知識之間的關系。學生應從知識的角度去出發，了解自己所掌握的內容和需要掌握的內容，教師也應該從學生實際學習的角度出發，了解學生的實際情況和需求。這種方式才是最好培養外向型人才方式。當前我國的中職院校主要還是民辦教育，民辦教育在這個時代還是有大幅度提升的可能。并且其實中職學校的學生差異比較大，在經過一定的篩選之后，中職學校學生的基礎可能比較薄弱，能力也比較不一，所以這也增加了高職院校的教學難度，更增大培養外向型高職人才的教學難度。[4]無論是普通學校還是中職院校中，其實大部分的老師還是采用傳統授課的方式，也就是老師講授學生聽講，板書PPT為主的這樣的方式，內容也主要為我們所選取的教材上的內容，而并不涉及到實際生活。而如果培養外向型人才，更加需要實際的操作和全方位的訓練。但我們知道中職教育應該是一種技術性的、職業性的教育，當然也應該具備一些信息素質相關的本領，擔任起未來國家發展的重任。[2]傳統的教學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隨著新科技發展的新模式也會不斷發展。拓展學生眼界，使中職院校課程更加趣味性。[5]

四、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外向型高職人才培養改革

在后人口紅利市場時代，市場、經濟、就業各個方面連成一條產業，推動著整個高等教育領域向前移動，也推動著高職院校向前移動。從如今的社會發展，和人才需求上來看，市場中更需要綜合性、交叉性、外向型、復合型的人才。為了培養外向型高職人才，高職院校也需要開展新的改革，首先隨著時代的發展，必然有專業的興起與衰落。增加新專業、改善硬件措施、大量引進師資、重視教學質量、理論與實踐結合，這都是高職院校改革中需要做的。不僅是在中職院校，在當代大學中，在普通高等教育領域，學生大部分均在學習理論知識，社會實踐、實習學習較少，將學習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中職院校中學生應用能力差，競爭力相對較弱，必須加強實際的訓練，對于外向的培養。[6]中職院校中仍然是以傳統講授為主，甚至傳統教授過多，主要還是老師講授、學生接受的單方面輸出，學生在學習和教學的過程中，無法獲取更多知識與技能。中職院校中也沒有培養專業型人才。進入中職院校的學生普遍學習較差，學習積極性低，學習狀態較差，學習結果不理想。無法使專業知識達到更佳層面。那么改變傳統教授，進行多風格多方面教學也是改革重點。中職院校中學校的硬件設施與軟件設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此類學校多為民辦學校，教學過程中硬件設施較差，教師也缺乏教學經驗與教學鍛煉，教學效果不良好。改善學校的硬件和軟件各方面，也是改革的重要部分。學歷與能力的雙方面要求，使中職院校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壓力較大。在關于中職院校中教學改革之前，我們也應該正視中職院校教學中的問題，仍然使傳統課堂知識枯燥死板，無法與學生進行良好交互。而在實踐活動中，中職院校學生參與少、經驗少、關注少。在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從學校、教師、學生三個層面去改良改善。學校應該改變自身硬件、軟件及各類設施，通過投入資金的方式，改善教學環境，給教師與學生塑造良好的學習氛圍。當然與此同時，學校也應該大量引進先進師資，對學校教師加強管理。對教師加強培訓，改善教師傳統的教學理念，改以教師為重、以教學為中心，為以學生為中心。教師與學生的成功交互，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增強其積極性。教師也應該跟上時代潮流，與互聯網結合，布置以互聯網為基礎的實操作業，并且加強學生網絡自習。在當今時代，實現資源共享，隨時、隨地、隨便學習。只有學生明確自身定位，了解到自己未來的出路。明確自身目標，加強自身要求，共建創造力與思維力的提高，爭取做外向型人才。

五、后人口紅利時代的外向型高職人才培養意義

強化學生思維的培養，使同學和老師都理解到外向型人才培養的重要性。那么強化老師的觀念，強化學生的觀念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讓同學明白，外向型人才的重要。讓老師更加積極教學。我們也可以在我們的教學情境中去進行改變，使用一些科學的方法在我們的具體教學中創立比較好的教學情境時，老師和學生的教學更加便利。我們對于教學情景的改良，其實更加能吸引到學生，將學生的興趣以及在實際生活中去使用它的可能性。

六、結論

篇7

30年來，我國憑借廉價而充足的勞動力這一“比較優勢”而成為世界工廠，跨國企業在中國主要投資加工制造業，就是利用中國的“人口紅利”期賺取“勞動力紅利”，所以在2008年實施新勞動法后，由于提高了用工成本，外資紛紛撤資。發達國家都是在“人口紅利”期結束前提前進入了富裕水平，而我國在經濟總量靠前、人均財富落后的情況下，“人口紅利”期將接近尾聲，“未富先老”成為人們的擔心，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征顯現，我國逐漸進入后“人口紅利”期。

實際上,拉動經濟增長的除“人口紅利”外，還有“土地紅利”。由于房地產業對土地資源的完全依賴性，以及土地的稀缺性，房地產業在發展歷程中經歷了一個房價高漲的“土地紅利”階段。隨著國家對房地產業調控和土地監管越來越嚴，房地產業依靠囤積土地資源賺取超額利潤的時代即將結束，如何應對后“土地紅利”時代的激烈競爭成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當前亟需解決的問題。

一、我國房地產業發展歷程及趨勢

1.發展歷程

我國房地產業的發展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起步階段(1992年以前)，在九十年代初期才有了真正的房地產開發。

非理性炒作與調整推進階段（1992年至1998年），房地產業從最初的高速增長以至出現混亂（典型的現象是海南、廣西北海的房地產泡沫），到宏觀調控后回落、復蘇，經歷了大起大落。

高速發展階段（1998年至2002年），經過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受國家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固定資產投資拉動內需政策的影響，房地產業迅速發展，也同時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

房價快速上漲與國家宏觀調控并舉的“土地紅利”階段（2002年至今），房地產市場異?；钴S，價格快速上漲（見

圖1），2009年1-6月份全國商品房平均房價比2008年、2005年分別增長19.5%、46.2%，國家出臺了多項宏觀調控政策對房地產業進行調控。

該階段房地產市場持續走熱，帶動了房價高漲，房地產開發企業可以輕松的賺取超額利潤。相當數量的房地產開發企業以土地資源為導向，占有大量土地資源，延長開發周期，以土地增值為主要獲利手段。尤其是部分房地產企業的大盤開發策略，也是依靠先進的資源優先的超前戰略，低價獲取大宗的優質土地資源，以低土地成本確保項目盈利水平，享受“土地紅利”。

2.發展趨勢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將帶動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中國房地產業經過近20年的發展已日益成熟，國家對土地及房地產業的監管日趨嚴、緊，伴隨著宏觀調控的不斷加強，房地產開發企業傳統的經營模式將受到巨大的挑戰，靠囤積土地輕松掙錢的“土地紅利”時代逐漸結束，將進入到市場化競爭、規范化經營的穩定發展與微利時代，大型房地產開發企業都走向了跨區域發展、多項目運營的發展模式。企業的戰略布局、資源整合與分配、異地項目的高效運營與實時監控、業務高效協同成為急需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的大型房地產企業紛紛通過進一步規范專業化管理體系、優化業務流程、加強戰略合作、加大管控力度等舉措，提高管理效率，增強自身的綜合競爭力，積極應對市場變化帶來的嚴峻挑戰。

二、房地產業“土地紅利”時代分析

1. “土地紅利”的原因分析

政府因土地出讓金遠遠高于土地整理儲備的成本獲取“土地紅利”；房地產開發企業憑借儲備的大量土地資源、延長開發周期賺取土地增值帶來的“土地紅利”。

（1）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政策成為土地出讓金高漲的推手。根據統計，2006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約7000億元，而2007年就達到13000億元，2008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下降，但仍然達到9600億元，土地出讓金成為地方財政的主要來源，因此，各級政府都會積極創造條件，扶植房地產等產業發展，土地需求增加從而帶動土地出讓金不斷升高。根據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監測，上海市2007年每公頃土地出讓金平均為2560萬元，2009年每公頃土地出讓金躍升為4159萬元。

（2）土地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決定了土地資源供給數量的有限，造成土地有限供給與相對無限需求之間的矛盾，根據市場經濟規律，需求大于供給的時候，土地的出讓金價格就會逐步攀升。同時，自2002年以來，由于房地產需求的增加，帶動房價高速上漲，房地產開發企業儲備的土地資源大幅增值，輕松的賺取“土地紅利”。

時間差和房價高漲是房地產開發企業賺取“土地紅利”的重要原因。盡管相關法律規定了企業獲取房地產開發用地后的開工建設時間，由于沒有嚴格實施，從而致使房地產開發企業都大量囤積土地、放緩開發速度、延長開發周期，隨著時間推移，賺取土地增值帶來的“土地紅利”。

根據克而瑞(中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中國房地產測評中心、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聯合的“2009年三季度末中國房地產企業土地儲備TOP10榜單”，土地儲備前十名的房企，其土地儲備之和已達3.05億平方米（見表），僅憑借土地儲備資源的增值，上述企業每年都可以獲得巨額的經濟效益。

2.中國房地產業逐步進入后“土地紅利”期

隨著房價高速上漲，社會各界對房地產企業囤積土地的意見越來越大，政府部門不斷出臺政策加強對房地產開發用地的監管，加大力度清理閑置土地，嚴格控制每宗土地的開發建設時間?！吨袊嗣窆埠蛧鞘蟹康禺a管理法》第二十六條規定：以出讓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進行房地產開發的，必須按照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約定的土地用途、動工開發期限開發土地。超過出讓合同約定的動工開發日期滿一年未動工開發的，可以征收相當于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百分之二十以下的土地閑置費；滿二年未動工開發的，可以無償收回土地使用權。國家調控、限制房地產開發企業大規模囤積土地不按規定時間進行開發，將是今后一個時期的主調，囤積土地的風險越來越大。隨著政府調控的不斷加強和市場變化，房地產行業的競爭將進一步加劇，宏觀調控和競爭的變化必將推動中國房地產市場發育成熟，未來行業將進入結構與戰略調整階段。房地產企業逐步進入后“土地紅利”時代，依靠土地增值賺取超額利潤的時代將一去不返，房地產企業只有主動提高自身綜合競爭力，才能應對未來的市場變化。

三、房地產企業應對未來市場變化的管理建議

面對未來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和激烈競爭，房地產企業要全面審視自身能力，通過管理轉型，從戰略、管控及執行三個層面提高自身綜合競爭能力，積極應對未來市場變化。

1.提高防范政策風險的能力。目前，規范房地產開發企業囤積土地、調控房地產業的呼聲越來越強，房地產企業必須加強風險意識，提前預測、及時掌握國家對房地產業的調控政策，防范政策變化的風險。尤其是目前擁有大量優質土地儲備資源的房地產企業，其他同行不僅羨慕，而且嫉妒，都千方百計的想分一杯羹，難免會利用國家調控政策大做文章。要針對風險所在，未雨綢繆，提前制訂應對措施，防范風險。

2.提升戰略布局能力。戰略布局是依據企業戰略目標和方向進行戰略部署的行為，房地產開發企業的戰略布局包括業務布局、區域布局及布局時機等方面的內容。外部環境的客觀變化需要房地產開發企業必須不斷地重新審視戰略布局。房地產企業要根據公司的戰略目標，結合未來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變化、目標區域、消費者需求等情況，從房地產行業發展態勢和全國視野綜合分析市場發展趨勢，研究戰略布局，解決產業發展規模、分布區域等問題。

3.提升品牌運作能力。品牌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實力、產品質量、管理水平的綜合體現，公司要努力塑造品牌。首先，通過內部管理大力提升產品質量；其次，通過加強物業管理做好售后服務，良好的后續管理能夠維護企業品牌形象，提高客戶滿意度，實現口碑傳播和客帶客銷售。通過提升產品質量和服務真正使公司成為具有生命力和競爭力的房地產品牌。

4.提高產品研發與創新能力。要對房地產市場及客戶需求進行持續的深入分析，設計最大限度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形成標準的產品體系，促進項目的快速開發，縮短開發周期。每一類標準產品要明確目標客戶群、目標區域、項目規模、建筑風格、視覺識別和設計定型等關鍵內容。

5.優化并確定高效的管理和運營模式，充分發揮公司總部、項目公司的管理職能。進一步清晰地界定公司總部與項目公司之間的管理關系，包括管理內容、管控手段和方式，明確職能部門之間的業務協作關系和各專業職能運作方式，提高公司進行資源整合的專業化管理能力。

6.通過規范業務流程，逐步實現精益化管理。通過房地產業務鏈的流程優化，逐步實現規范化、標準化和體系化。整個流程體系由高到低逐步細化，形成一整套從規范化到精益化的流程管理體系，以保證業務流程真正能被有效準確的執行。

7.通過科學的績效管理體系，確保企業戰略目標的實現?？冃Ч芾淼哪康氖峭ㄟ^調動組織和全員的積極性，發揮優勢，提高公司績效，為公司實現并創造價值。績效管理要體現量化評價、公正公平、重點突出、便于操作、考核結果與獎懲任用相結合等原則。

8.培養高水平的人才隊伍，確保戰略與管理的有效執行。通過實施人才戰略、優化企業人才環境、創新企業用人機制，建立職業化、專業化的員工隊伍。人才隊伍建設從依賴個別核心人才向增強企業團隊能力轉變，將個人能力沉淀到企業的知識體系中。

篇8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改革

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時代，許多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我國于1999年進入老齡社會，是步入老齡化社會比較早的發展中國家，這也與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有著一定的聯系。在享受了三十多年的人口紅利之后，我國終于進入了人口紅利的拐點，老齡化社會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人口紅利為我們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我們已經習慣了人口紅利帶來的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現在老齡化已成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人口紅利的消失不僅會減慢經濟增長，還將使我們養老保險面臨很大壓力。

人口老齡化是對某一人口總體中老年人口的比例動態上升趨勢的描述，它是反映特定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一種概念。按國際通用標準，60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10%以上，或65 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的7%以上，便稱為老齡化社會。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趨勢及特點：

我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2005 年底達13 億。我國人口年齡結構已經步入老化型，由于中國人基數很大，在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業將越來越快。

（一）中國人口老齡化成因：

一是長期以來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出現的較低生育率。另一方面是經濟的快速增長、科學技術的進步，人民醫療條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類在健康和長壽方面已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人口壽命大大延長。

（二）中國人口年齡結構

我國現在老齡化人口（60歲以上人口）比例為13.26%，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到了8.87%，隨著嬰兒潮人口的不斷老化與計劃生育的影響，我國的老齡化進程還將有所加速。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一）老年撫養比上升，制度供養人數增加

老年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對于養老保險制度來說就是領取養老保險金的人數增加，而為制度繳費的人數不變甚至減少。這種影響對于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模式來講最為突出，當制度運行到成熟期時，面對領取人數的增多，基金往往形成入不敷出的赤字局面。

（二）退休壽命增加，制度給付年限延長

在我國，目前人均壽命已經是72歲，隨著社會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科學技術和醫療水平不斷發民，人均壽命越來越長，這意味著退休壽命的增加，人均領取養老金的年限越來越長，需要給付的基金量越來越多。

（三）經濟發展，制度內離退休費用剛性攀升

勞動保障部數據顯示，全國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已由2005 年的月人均 714 元增長到2010 年的1200元。盡管這是一項普遍叫好的民生政策，但是制度內離退休費用攀升，養老金標準的不斷提高也為基金的財務平衡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三、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改革與應對措施

（一）整合貫通養老保險制度，繼續擴大覆蓋面

目前還需要盡快解決的是農村人口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及與城市的對接。對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進行改革，使其與全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統賬模式的接軌。

（二）提高保費遵繳率

第一，應該從社會保障立法、規范管理流程等方面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提高保費遵繳率，以保證養老金收支均衡。第二，建立鼓勵企業參加養老保險的激勵機制，同時建立綜合管理和有效實施的機制。

（三）調整養老金給付標準

通過人口和經濟信息的采集和處理，建立科學的財政和養老金收支平衡的預警和監控體系，一方面可以確保養老金制度的長期財務均衡，另一方面可以為老年人口提供適度的經濟保障。

（四）適時適度提高退休年齡，控制提前退休

目前，退休年齡增加5歲，中國的退休人口將減少三分之一，在相同的給付水平下，養老金支出可減少三分之一。

（五）保值增值養老保險基金，做實個人賬戶

由于養老保險基金的特殊性，社會統籌部分基金現收現付，只有個人賬戶內的積累額才是可以適當考慮保值增值的。只有切實做好個人賬戶，杜絕“空賬”，才能有效保證養老基金收支平衡。

（六）推廣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

政府可以實行讓稅政策，鼓勵發展企業補充保險和實施私人養老金計劃。如果企業年金和個人儲蓄能夠在養老保障的總替代率中做出一定的貢獻，那么政府實施的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就有降低的空間和可能，從而使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財務收支得到緩解。

參考文獻：

[1]駱勤.人口老齡化與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J】.財經論從，2006

[2]林毓銘.充分認識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從“空賬”向“實賬”轉化的長期性【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4，（03）

[3]李建新.轉型期中國人口問題【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篇9

近來，有關老齡化危機的說法不時見于報端和網絡。倡導此論者大都想將文字變成警鐘，提醒國人注意中國進入老齡化階段的種種危機，暗示政府應該放松乃至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盡管我敬重他們深沉的憂患意識，但卻不能不說：有關老齡化危機的預設很可能是偽命題。

首先，“老齡化挑戰”與“老齡化危機”是兩個概念。從上個世紀初開始，西方世界就開始面臨老齡化的挑戰，但迄今尚未遭遇我們所說的老齡化危機。

美國自上個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老齡人口增加了兩倍，國民收入則翻了三番。日本2006年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為2660萬，屬于世界排名第一的老齡化國家，可是日本的經濟仍然極為發達?；谶@個事實，已經經歷了老齡化考驗的國家提出了“人口不是命運”的口號，普遍將老齡化當做應該慶賀的進步現象。

其次，中國所面臨的“老齡化挑戰”并非獨特到難以解決的地步。渲染“老齡化危機”者都強調中國“未富先老”，會遇到諸多可怕的難題。

從表面上看，這個觀點似乎言之有據：中國2011年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為9.1%（國際上公認的老齡化標準是7%），同年人均GDP僅為5449.71美元（發達國家為人均兩萬美元以上）。

不過，只要參考歷史上的數據，我們就會發現這是個成問題的假設：1950年，世界超過60歲以上人口達到8%時，美國和歐洲大部分國家的人均GDP都不到1萬美元（換算為今天的水平），也屬于“未富先老”，但“老齡化”并未阻礙它們的發展。

事實上，由于勞動人口年齡上限的增加，中國未來幾十年內并不存在勞動力短缺問題。以2011年為例，勞動力新增人數比老齡人口新增人數多1.1%。從人口預測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2010年按15～59歲計，2020年按15～64歲計，2050年按15～69歲計（歐盟已列入計劃），約從目前9億略多先增長到10億，然后逐步減少，到2050年仍維持在9億。也就是說，所謂的人口紅利遠未終結。

相反，由于產業轉型和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國目前仍有多達2億的待業人口，許多中年以上人群存在嚴重的就業難問題。老齡化社會的到來將為這些人提供就業機會，推動共同富裕的進程。只要應對得當，“老齡化挑戰”將帶來巨大的機遇。國人非但不會老無所依，而且將接近各盡所能的境界。由此可見，強調“未富先老”者預先設定了老年人的非生產性角色，其偏頗的立場決定了他們難以作出合理的判斷。

最后，渲染“老齡化危機”者忽略了人類面臨的一個根本危險：巨大的人口壓力正在使生態系統走向惡化。在許多擔憂“老齡化危機”的人眼里，“白發蒼蒼，搖籃空空”是個可怕的征兆，但實際情況恐怕恰好相反。

篇10

在電商領域，所有喊“下半場”的人基本上還都是跟“上半場”的巨頭們競爭、PK。我們更愿意用“第二場”這個概念，表明一個新的立場。

什么叫電商的“第二場”？“第二場”的驅動力變了，我們認為第一場的驅動力，它的用戶群體是消費偏低的人群，或者叫做以比較關注價格的方式進行消費的群體，而這個群體現在并不是主流群體。現在的主流群體或者我們在“第二場”里應該面對的人群叫做成長中的中產階級，正在向中產階級的方向邁進。也許幾年前他們都是潘咳禾澹但他們每天都在成長，通過自己的努力，讓自己的收入變得更多，可能在一些一二線城市里打拼，當有一定的經濟積累，加上有更好生活方式的追求時，導致他對消費這件事有了不一樣的態度。

這些人的典型特征也是什么值得買上典型用戶的畫像：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同時每年線上消費金額至少超過1萬塊錢，26～35 歲的人群是主導，這樣的人群將會成為電商“第二場”的主力。

玩法變了

從開始有電商這個概念時，都是講人口紅利的問題，只不過最開始是整個互聯網的人口紅利，后來到了移動互聯網的人口紅利。從去年開始，所有人都知道，尤其在中國無論是PC互聯網還是移動互聯網的人口紅利都消失了，每年的增長非常緩慢。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不能叫“下半場”，因為玩法完全不一樣了。如果還是用上半場的游戲規則和上半場面向用戶的方式去做我們的生意，肯定會遇到非常大的困難。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可能要尋找新的游戲規則，或者創造一個新的游戲場地來服務于一群新的人，這就是我們所謂定義的電商“第二場”應該怎么去做的事情。

用戶對于好產品的追求是一直存在的。只不過那個時候的人群絕對不是主流人群，是非常小眾的人群。他們對網購的理解不僅是尋找新的生活，而是尋找全世界最好最前端的那部分產品。

對于用戶買東西來說，國內買不到，所以才會有海淘。首先需要抓住的是核心用戶對海淘商品的特定需求：第一，國內稀缺的商品。比如紙牌屋同款的滑船機，國內買不到，只能國外買，而且這種商品體積非常大，很難去囤貨。第二，國內缺乏認知的商品。比如降噪耳機在剛問世的時候，大家對于降噪本身的認知非常有限，愿意嘗試的人很少，這個時候，早期用戶和核心用戶的高質量內容就變得尤為重要。第三，國內沒有的價格。很多產品的定價策略具有地域歧視，譬如家用的干洗機，美國的標價僅為兩三百美金，但淘寶上的要價卻高達六七千元。

從我們自身的角度，我們每天都在推薦非常好的產品，同時帶給用戶非常好的價格。全球范圍內什么樣的產品正在發生促銷，正在發生優惠，我能第一時間告訴用戶。其實有大量的用戶能看到這個信息，但自己不具備購買這個產品的能力，因為購買門檻還挺高的。尤其是在移動互聯網的場景下，大家想在一個APP上購買，點擊一個鏈接之后跳轉，你要填各種信息，還要找轉運公司，對普通用戶來講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人愿意嘗試的同時，嘗試之后一定要產生內容，這是我們做的另外一件事。當他知道了一件事，并非常迅速地傳遞給其它用戶，產品就會得以新一輪的普及。

在哪兒決策才有價值

在電商領域，除了海淘，還有很多門檻是可以降低的，雖然已經有很多的巨頭們把很多事情做的不錯了，但其實有很多的領域還有優化的空間，也是提示我們還有很多可以找的機會點。比如說產品質量怎么提升，比如說優質的中國造的產品。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生產制造能力，但誰也不知道這些優秀的廠家他們造出來的產品到底在哪里，叫什么牌子，他們跟單純追求低價的產品戶別到底在那里，其實這些都是機會。

我們設計了一套通用法則，三好體系。電商的“第二場”我們希望能聚焦在三個“好”下面做文章。

（1）好價格。毫無疑問所有做電商的一定逃不過價格。好價格新的一個維度是說我們要把真正好的價格給到對的人，這是我們“第二場”應該聚焦去做的事，而不是單純天天做五折優惠就能起到效果。我們要把真正好的價格給到真正合適的人群，這后面要有強大的數據和技術做支撐。

（2）好文。核心就是買家秀，買家秀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強大，強大到用戶產生一個購買決策已經完全不用看所謂商品詳情頁。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尤其是在買一些新領域的產品的時候，你是看詳情頁多，還是跟朋友聊天獲得的資訊多？這種獲取資訊的方式已經產生了非常大的轉變。毫無疑問的是我們要幫用戶縮小選擇范圍，這是最核心的一點，因為在所謂電商“上半場”的時候，大家追求的全部都是產品多，海量的產品越多越好，幾百萬、上千萬的 SKU，怎么排序？競價排名。這樣能選到好物嗎？很難。怎么幫助用戶篩選真正好的東西，我們不篩選大量的 SKU，而是把頭部的好的東西幫用戶篩選出來。

（3）內容以人為本。什么叫以人為本，所謂詳情頁的介紹，比如你去買家具，去淘寶或者京東上搜，發現所有的廠商在淘寶、京東上的名字，一定是新中式什么什么，美式鄉村什么什么，歐式復古什么什么，必須得起成這樣的名字用戶才可能找到你，這是被逼的。這是上半場的游戲規則。第二場，是有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一個家具的品牌，你去搜一下。所以我們在做的是說人話的過程，把產品介紹方式用說人話的方式講出來，讓用戶更有親切感、信賴感，這是我們不遺余力每天在努力、學習、提升的一點。同時也因為我們做了這一點，獲得了大量用戶心理上的認同，他更愿意相信值得買式的推薦方式，而不是說直接給他一條優惠信息這樣的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