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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成人通識教育；人文地理學；體現策略

一、成人通識教育的內涵

成人教育狹義上是指國家國民教育體系中的一類教育形式，與電大教育、自考教育、業余教育、函授教育并列，經考試錄取，學成后發放統一的畢業證，而廣義上的成人教育就可以理解為：學習對象為成人的教育形式，其內涵可以擴展到非國民教育體系。所謂成人通識教育就是在成人教育中的通識教育，具體來說就是成人教育中通識類知識的教育，并且此處所指的成人教育是廣義上的成人教育。國內外的學校教育中，通識教育往往作為一種常態課程內容，并有日趨增加的趨勢。目前，通識教育在我國成人教育中所占的比重雖有所增加，但過分注重專業知識培養的價值取向明顯，通識教育內容長期被認為是成人教育可有可無的附屬品，而且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設置也存在諸多問題，在這種背景下探討成人通識教育問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二、成人通識教育的必要性探討

（一）知識經濟的客觀要求

伴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知識總量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態勢，知識更新速度也很快，學校教育背景下的個人存量知識已經很難滿足人們長時間的應用需求，接受再教育已經成為人們適應社會發展步伐的必然選擇，再教育過程中除了要進行專業化的知識培訓外，通識教育內容也應該有所體現，而且出于非就業目的的成人教育中，成人通識教育則是其教育的重要內容。比如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進步，智能手機、電腦等高新科技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到千家萬戶，而很多人缺乏甚至沒有相關知識的儲備，自主學習還存在一定困難，此類成人通識教育便能夠幫助人們擺脫困境，以適應知識經濟快速發展的客觀需求。現代科技在不斷變革和加速發展的背景下，很顯然深刻影響著成人教育，給成人通識教育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動力[1]。

（二）人們主動學習的需要

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逐漸提高，接受教育已經不再完全是出于謀生等功利性的目的，越來越多的人把學習作為一種自我提高的需要，這恰恰與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相契合。隨著終身教育和“學習化社會”觀念愈來愈深入人心并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今天成人的學習已由原來為了學歷和文憑的提高而逐漸轉變成為了更好地適應時代和社會發展的需要[2]。成人教育往往過于注重專門化的職業訓練，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道德、文化及生活通識性知識的傳授，而這與人們時下的學習需要已經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偏離，恰當的成人通識教育知識能夠滿足人們在這些方面的需求。

（三）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有效途徑

建國后至今，我國國民文化素質有了顯著的提高，但國民整體的文化素質，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與發達國家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提高國民的文化素質必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提供多種途徑的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手段。成人教育因其特殊的人群背景使其在提升國民文化素質的目標下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而成人通識教育無疑是成人教育中的重點內容。通過向成人傳授通識類知識不僅可以提高他們的知識存量，而且還能夠增強他們的學習能力，從長遠來看，起到了“授人以漁”的效果，可謂是一舉多得，事半功倍。

三、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選取原則

（一）生活相關性原則

成人社會有成人社會的特征，成人教育也是如此，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樣，成人通識教育最基本的功用就是提高成人學員的社會生存能力，當然成人通識教育還有其他功用，在此不再贅述，但從基本功用探討成人通識教育的內容就應當具有生活相關性，因為與生活無關則意味著某種專業深度，而這與通識教育基本內涵并不相符。生活相關性知識在成人通識教育中有所體現，就減少了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摸索、甄別所花費的時間，同時，這也符合人們認知的一般心理規律，“由近及遠，由簡單到復雜”，逐步將知識引向深入。

（二）綜合性原則

所謂綜合性原則就是摒棄學科分化的偏見，從綜合視角去學習知識，這也是通識教育在世界各地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畢竟成人教育對象中的絕大多數并非學科專家，即便是學科專家其專業性教育也可以從非通識教育內容中獲取。可以說，綜合性原則既是通識教育的內在屬性，又符合成人教育的一般特點，當然是成人通識教育的重要內容。

（三）廣泛適宜原則

廣泛適宜性原則指的是成人通識教育的內容對其教育對象應該具有普遍適用性，即不應因學習基礎差異而使學習過程和學習效果呈現較大差別，這就需要成人通識教育內容首先具有一定的基礎性，而且教學方式等也應符合這一原則，比如說成人通識教育內容應盡量避免使用專業性過強的專業術語，授課教師的教學語言要通俗易懂，并做到深入淺出，以利于學員理解和掌握。

四、人文地理學知識作為成人通識教育內容的適宜性探討

（一）人文地理學知識與人們生活聯系緊密

人文地理學也稱人生地理學，它是探討人文現象和規律的一門科學，故而與人們的生活聯系非常緊密，可以說人類的一切活動都是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內容，這一點我們從人文地理學的主要分支學科名稱中就能夠窺知一二，人文地理學按其研究對象可以劃分為如下分支學科：人口地理學、旅游地理學、行為地理學、文化地理學、軍事地理學、聚落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等。同時，人文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對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具有極強的指導意義，因此，人文地理學知識作為成人通識教育的內容非常合適。

（二）人文地理學知識具有綜合性的特征

地理學科具有綜合性的特征，人文地理學知識也有著同樣的特征。人文地理學知識綜合性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人文地理學研究對象的綜合性、整體性與復雜性，人文地理學側重于從區域的視角探尋人文地理事物、人文地理現象，而這些事物、現象內容復雜，并且彼此間或與其環境間亦同樣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過程，由此而提煉出來的知識體系當然也就遺傳了這種綜合性[3]。人文地理學知識綜合性的另一個來源就是學科交叉性，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理論等都涉及到諸多學科的交叉，從文理分科的角度看，人文地理學本身就是文理綜合學科，總之，人文地理學是一個復雜的學科綜合體，一個區域的內核將諸多人文、自然學科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學科間的碰撞與融合又通過人文地理規律體現出來。

（三）人文地理學知識通俗易懂，具有廣泛適宜性

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知識結構明晰，人們的已有生活經驗，中小學相關領域的知識都可以作為人文地理學深入學習的先前學習基礎，人文地理學課程呈現也大多都是從直觀到抽象，對于成人通識教育學員具有廣泛適宜性。另外，人文地理學的前沿問題與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人們在日常工作、生活、學習中已經積累了一定的認識基礎。

五、人文地理學知識在通識教育中的體現策略

（一）廣播電視中播放人文地理學專門課程及科教紀錄片

廣播電視具有受眾廣泛，播放靈活的特點，是傳播通識類知識的有效渠道，人文地理學專門課程就可以通過廣播電視專門課程的方式加以體現。目前此類專門課程在我國電視節目中已有所體現，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著人們學習觀的逐漸進步，這類節目的收視率一定會越來越高，電視臺在獲取良好口碑的基礎上也能收獲不錯的經濟效益。科教紀錄片是人文地理學知識在廣播電視中體現的另一種方式，并且在國外已經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美國《國家地理》和《探索》在全球145個國家通過有線網絡等各種渠道播出，成為覆蓋全球的最有影響力的電視節目之一，中國很多電視臺也采購和播出《國家地理》和《探索》頻道的節目，但是這些節目中涉及中國的題材很少。可以說，增加人文地理學相關科教記錄片的制作，對于傳播人文地理學知識是大有裨益的。

（二）在網絡課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學相關課程

網絡已經成為信息傳播的重要渠道，各種形式的網絡課程也日益增多，在網絡課程中增加人文地理學相關課程適應了時展的步伐，也是人文地理學知識推廣的有效途徑。網絡課程形式各異，有各高等學校、初等學校的網絡精品課程，也有各大網站推出的各類免費課程，還有個人自主開辦的相關課程，甚至有些課程學習內容是通過社交通訊工具、博客等傳播和推廣的，所有這些都可以成為人文地理學相關課程的有效載體。當然，目前網絡上一些課程資源的傳播游走于法律、法規的邊緣，比如很多網絡免費數據庫采取上傳者自主上傳的方式獲取課程相關資源，然而這些資源往往未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內容的可靠性很難甄別，這樣并不利于包括人文地理學課程在內的網絡課程的可持續供給，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予以遏制，總之，清潔的網絡課程資源環境更符合網絡課程學習者的利益。

（三）將人文地理學課程納入到成人學校課程中

誠如前文所述，人文地理學適宜作為成人通識教育的學習內容之一，而且鑒于目前我國絕大多數成人學校中普遍存在“重專業、輕通識”的特征，將人文地理學課程納入到成人學校課程中是必要的，在操作層面上也是可行的。成人學校教育中的人文地理學課程屬于通識課程，與一般學校地理科學相關專業課程應該有所區別，課程內容除了人文地理學經典理論的內容外，還應該增加人文地理學實踐案例，如果條件允許，可以在課程中設置部分實踐課程，從而更好地激發成人學員的學習興趣，培養他們人文地理學知識的實際應用能力，成人學校的人文地理學教師也應該不斷探索和革新教學方法，增加現代化教學手段和技術在教學中的應用，這一點主要是考慮人文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時空尺度都比較大，傳統教學手段不利于學生的充分理解[4]。

作者:盧萬合 李朋 單位:吉林師范大學

參考文獻:

[1]宋廣偉.成人高等教育中的通識教育[J].科技咨詢，2007（11）：128.

[2]潘靜.西方成人通識教育的啟示及我們的選擇[J].河北大學成人教育學院學報，2005，7（4）：12-14.

篇2

關鍵詞： 分形理論；人文地理；實際應用

所謂人文地理學，主要指的是以人地關系理論為基礎，對各種人文現象的地理分布、擴散以及變化等進行研究探討的一門學科。在整個人文地理學中，涉及到了多種理論基礎，分形理論作為最主要的一項，目前已經得到了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本文主要對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進行探討，以此來為今后人文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一、分形理論的概述

1.1分形理論的內涵分形概念最早是由美國著名數學家芒德勃羅提出的，該概念提出之后，分形理論繼而形成。 分形理論認為：每一個被分形研究的部分都是整體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分形研究的部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將其視為整體的再現，分形部分所體現出來的特征與發展確實，也可以代表整體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1.2分形理論的特征

分形理論的特征主要體現在5個方面，首先，該理論中所涉及的分形系統十分精細，系統中任何一個細節，其所占據了比例數值都可以任意小。其次，由于分形整體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規則性，因此，在對集合的整體與分形整體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的時候，不能單純的用文字來進行敘述。第三，分形集合往往具有自相似性。第四，相對于拓撲維數來說，分形維數要顯得大的多。最后是在大部分時間里，分形集合的產生的方式都是以迭代方式為主的。

二、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各個分支的實際應用

城市地理、經濟地理和交通地理是人文地理學中的三項重要分支，分形理論作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個重要理論，在以上三項分支中都得到了廣泛應用。

2.1分形理論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廣泛應用始于90年代，自從該理論提出并廣泛應用以來，相關學者對其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城鎮體系作為城市地理學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分形理論在此方面的應用相對來說比較成熟，本文主要從兩個方面對其進行研究，即城鎮體系等級結構的分形研究和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其中，城鎮體系等級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城鎮等級規模分布，其主要指的是在特定的區域范圍內，該城鎮規模的層次分布情況。通過對該區域層次分布情況的分析，來推斷城鎮整體的層次分布情況。在研究過程中，如果我們選取r作為城市劃分的標準，用N（r）代表區域內城鎮數目，那么二者的關系將滿足分形理論中的盒子維數N（r）∝r-D，因此可以判斷這是一個分形模型。其中的分形維數便是字母D。根據D取值的不同，所表現出來的城鎮等級規模結構也不盡相同。比如說，當D1的時候，則表示城市等級規模的分布情況比較集中，整個城鎮體系的發育較為成熟。

而對于城鎮體系空間相互作用的分形研究，則主要指的是對城市結構分布中受空間作用影響的基本狀況。該部分研究主要是對中心城市吸引力的研究。所謂中心城市吸引力，主要是以中心城市為圓心，取一個半徑值。在此前提下，半徑與城鎮數目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樣滿足分形理論中的盒子維數，D仍然是其分維值。同樣，D的取值仍然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的情況。當D的值分別大于2、等于2和小于2的時候，則分別表示中心城市吸引力逐漸衰減、均勻和逐漸增強。

2.2分形理論在經濟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經濟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主要體現在區域差異上的分形理論，區域差異作為經濟地理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目前對于研究所采用的衡量指標主要是基尼系數，該系統與分形之間也存在一定的聯系。意大利經濟學家Pareto在對該問題進行研究的時候，首先對各個國家的收入分配進行了分析，并得出了一下規律：N=N0X-b（b>0）。式中，N0、X和N分別表示總人口數量、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不低于X的人數。從以上規律的等式我們可以看出，該等式與盒子維數相符，滿足分維的定義。同時，諸多研究也表明每個國家的收入分配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在以上關系式中，人均收入可以說是一個隨機變量，因此，我們很容易得出關于X的分布函數，即：F（X）=（X0-b-X-b）/（X0-b-Xn-b）。其中，XnXX0。X0和Xn分別表示最低收入水平和最高收入水平。從以上的分析我們能夠看出，如果我們分別用X、N和N0來表示我國各省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大于某一標度值X的省區市的個數和所有省區市的個數。那么按照上文中所提到的公式，我們便可以求出一個GR，這便是各個省區市年度生產能力的差異狀況。通過該項指標，我們還能夠對未來我國區域差異的動態過程進行準確預測。

2.3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

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主要體現在網絡密度和網絡連通性兩個方面。其中，網絡密度主要指的是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所有交通線之間所構成的交通網絡。在整個交通網絡中，各個城鎮則作為每個結點存在。上文中我們提到，城鎮體系的空間結構具有一定的自相似性，這也就說明交通網絡整體具有一定的分形特征，因此，分形理論在交通地理學中也必然會有一定的實際應用效果。在給定一個具體區域的前提下，該區域中所形成的交通網絡長度必然有一個特定的長度，區域的范圍與交通網絡長度呈現出正相關的關系，也就是說，交通網絡的長度主要取決于區域范圍的具體設定。

在網絡連通性的研究中，網絡的可達性與連通性是評價一個區域交通網絡的優良狀況的兩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傳統的網絡分析中。評價網絡連通性的方法有很多種，其中最常用的則要屬矩陣算法。由前文的討論可知：O≤Dg2≤g1，Dg2≤Dg1，因此0

結語：

綜上所述，分形理論作為人文地理學中的一項重要理論，在人文地理學的各項分支中都有較為廣泛的應用。本文試圖對分形理論進行簡要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在人文地理學中的實際應用進行探討，以此來為今后該理論的進一步實際應用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作者單位：臨滄師范高等專科學校）

參考文獻：

[1] 劉長庚.淺析分形理論在地理學中的應用[J].《長春教育學院學報》.2013（）[19]

[2] 岳文澤，徐建華，司有元.分形理論在人文地理學中的應用研究[J].《地理學與國土研究》.2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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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音樂文化;音樂地理;地理環境

在21世紀科技高度發展的時代,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一直伴隨著人類歷史的展衍。無論人類社會歷史怎樣展衍,都與地理環境密切相連。不同區域的地理環境帶有不同風格的音樂文化,地理環境無時無刻不在影響和制約著音樂文化。

為了使我們詳細了解音樂與地理所建構的知識體系,深度探究音樂文化與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我們有必要首先對地理學、音樂地理學學科內涵作一簡要概述。

一、地理學、音樂地理學學科概念及研究范圍

地理學(geography)是一門研究地球表面自然現象和人文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區域分異的學科,研究主旨在于探討人與地理環境的關系。①地理學學科體系分類將之分為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兩部分。眾所周知,早期地理學研究內容主要偏重于自然現象。我國古代地理學,主要包括水文地貌、氣候土壤、地域風情、疆域山川等方面的內容。在現代地理學研究內容中,以人地關系為主題。它著重研究地球表面人類各種活動或者是人與環境的關系所形成現象的分布與變化。②人文地理學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其研究范疇更為深入詳細;在分支學科中文化地理學與音樂聯系最為密切。故此,針對文化地理學的概念及研究內容,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了解。

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它以研究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即人類文化活動地域系統的形成及其發展規律為主旨。③其研究內容主要有文化區域研究、文化源地傳播研究、環境感知研究等。這文化地理學研究內容現已納入音樂文化內容,對音樂文化起到輔助作用。擴散、遷移是文化與地理最密切相關的問題。因此,促進了對音樂傳播、區域影響等各方面的深入研究。

對于音樂地理學學科內涵,顧名思義是指針對音樂文化研究運用了地理學的學科理論、研究觀念與方法的邊緣交叉學科稱為音樂地理學。在地理學中,文化地理學理論影響著音樂文化研究。因此,音樂地理學這一邊緣學科研究課題內容已廣泛涉及音樂風格、音樂傳播、音樂文化區域、音樂的社會生活等眾多方面。

二、音樂文化與地理環境

著名學者Parris曾說:“我們無時無刻不受到音樂的熏陶,雖然我們幾乎常常忽視它的存在。音樂從家庭的音響設備里傳出,在我們的汽車里飄蕩。它出入銀行、辦公大樓、超級市場。電影和電視畫面與音樂相配,才使得我們感受致深。工作時,音樂相伴相隨;晨練時,音樂設定了節奏。是音樂催嬰孩兒入眠,幫助人們做健美操。各種典禮儀式及宗教都離小開音樂。”從這段話中,我們可知:音樂無時無處不在我們的生活空間之內。它代表著地域風格,表達著地區風貌。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中,都能身臨其境在音樂之中。讓音樂文化深深的嵌入地理環境之中。

1.音樂文化區劃與地理環境

根據世界各民族音樂風格、地理風貌的差異,在王耀華先生編著的《世界民族音樂概論》一書中,似可將世界民族音樂劃分為九大區域。即:東亞音樂文化區、東南亞音樂文化區、南亞音樂文化區、西亞、北非音樂文化區、黑人非洲音樂文化區、歐洲音樂文化區、北美音樂文化區、拉丁美洲音樂文化區、大洋洲音樂文化區。用地理學科的角度分析,之所以將音樂文化區劃分為九大區域,是因為這九大地區的地形、氣候、水系、山脈都以形成了不同風格的音樂文化。

在中國傳統音樂文化區劃中,“漢族民歌色彩區”是最早的研究成果。根據苗晶、喬建中先生“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研究成果中大致將漢族民歌色彩區分為十一個區域。即:東北部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西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淮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浙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閩、臺民歌近似色彩區、粵民歌近似色彩區、江漢平原民歌近似色彩區、湘民歌近似色彩區、贛民歌近似色彩區、西南部高原民歌近似色彩區、客家民歌特區。“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的劃分不僅以地理環境為依據,而且以文化背景、語言環境、民間習俗為依據。

綜上所訴,我們即可總結出:地區自然環境、文化環境、民間習俗與音樂文化風格、體裁形式存在著密切聯系。音樂文化類型的劃分與地理學描述的不同范圍和不同地貌的自然地理環境劃分是相互聯系的。

2.音樂文化源地傳播與地理環境

文化源地是指人類最早產生文化的發生地。文化傳播是指將文化通過相關途徑促進地區之間的交流。關于音樂文化源地傳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絲綢之路的音樂”。筆者認為,從地理環境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所涉及的路線比較通達,曾有海洋、綠洲、草原三條道路。從文化藝術角度分析,“絲綢之路”所涉及的地區文化環境比較豐富,比如西域各國的音樂文化。

絲綢之路音樂文化的交流主要發生于綠洲道路上。從這條道路上,使得西域各國音樂文化流入中國內地。絲綢之路的音樂文化交流主要體現在樂器(豎箜篌、琵琶、羯鼓等)、樂舞(天竺樂、安國樂、高昌樂等)與樂律理論等方面。④

音樂文化傳播受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因素的影響。我國傳統音樂自古以來都靠傳承、傳播進行推廣。地理環境既可以成為音樂文化傳播的擴散途徑,也可以成為音樂文化傳播的天然阻礙。音樂文化的傳播既能促進世界各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加強地域音樂風格發展,還能縮小音樂文化的區域差異。

3.音樂體裁風格與地理環境

用地理學的角度分析,由于受地形、地貌、氣候的影響,結合音樂起源說中的勞動產生音樂的觀點、方言語音等因素,所形成的音樂體裁風格各不相同。

“漢族民歌色彩區”的劃分就帶有這些因素,舉一些差異較大具有代表性的地區。如:東北部平原包括山東、東北三省及蘇北、江蘇徐州等地區。由于自然環境優越促使經濟繁榮,從而音樂文化發達。民歌的體裁主要是小調、秧歌、勞動號子,音樂風格為五、六、七聲調式。代表曲目:《沂蒙山小調》、《小白菜》等。西北部高原包括陜西、山西、青海東部、內蒙西部等地區。其地貌為溝、崎嶇不平,音樂體裁為山歌,最為熟悉的代表是陜西信天游,曲調高亢,略帶蒼涼感。代表曲目:《走西口》、《三十里鋪》等。江浙平原包括江蘇南部、上海、浙江及安徽等地區。其氣候濕潤,以平原和濱海為主,素有江南水鄉之稱。民歌體裁代表婉轉秀麗的江南小調,風格偏為細膩、委婉。代表曲目:《茉莉花》、《紫竹調》等。粵包括廣東大部分、廣西南部及海南島的部分地區。民歌在方言使用中為粵語。其特色民歌體裁為咸水歌,風格質樸帶有抒情性。代表曲目:《怨爹娘》、《落水天》等。從上述例子更加充分了解到:音樂體裁風格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不同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不同的音樂體裁風格,兩者息息相關。

三、結語

從地理學的角度分析音樂,將音樂文化區劃p音樂文化源地傳播p音樂體裁風格與地理環境相聯系,即可知:不同的地理環境創造不同的音樂體裁風格。音樂不能夠獨立的存在和發展,從一開始就伴隨著人類整個歷史的發展。自然地理學p文化地理學為音樂提供了物質精神基礎,地理環境因素為音樂文化的展衍提供了必要條件。

音樂是文化范疇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表達思想感情的一種方式,也是人類精神文明的特定產物。音樂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既具有外在的表現形式,也具有內在的涵義。音樂是一種特殊的文化資源,具有區域性特點,其特點離不開地理環境的影響。特定的地理環境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先決條件也是滋生和形成不同種族、地區文化傳統、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礎。音樂文化形態描述及音樂文化區域研究所采用的基本觀點與地理學強調的區域觀點是相通并互相借鑒p吸收。地理環境的研究對于音樂文化的研究起著重要作用。音樂地理學的研究縮小音樂文化的區域差異,促進世界各國之間的音樂文化交流p加強地域音樂風格發展。

注釋:

①《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84年版,第1頁。

②李旭旦.《中國大百科全書•地理卷》,《人文地理學》

辭條,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

③張文奎.《人文地理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頁。

④高興.《音樂的多維視角》,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頁。

參考文獻:

[1]高興.音樂的多維視角[M].北京:文化藝術 出版社,2004.115-133.

[2]伍國棟.民族音樂學概論[M].北京:人民音 樂出版社,2004.34-38.

[3]管建華.音樂人類學導引[M].西安:陜西師 范大學出版社,2006.148-153.

[4]王耀華.世界民族音樂概論[M].上海:上海 音樂出版社,2003.36-39.

[5]馬勇,鄧亞波.試論音樂與地理環境[J].人文地 理,1995,(10):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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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建設；

作者：侯艷

“文學地理學”是康德在其《自然地理學》中提出來的一個地理學概念。[1]在中國，隨著梁啟超、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將康德的“文學地理學”和德國那特硁的“政治學”用于中國文學藝術南北差異的研究，遂開創了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歷史。1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在中國蔚然成風，其中頗多學者將其視為一門新學科(2)，并致力于其學科建構。“文學地理學不僅為傳統的文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和方法，解決了傳統的文學研究所不能解決的諸多問題，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文學家、文學作品、文學理論和各種文學現象的認識和理解，而且也為人文地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發展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思路。”[2]然而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屬性到底屬于文學還是其他學科？能否建成獨立學科？特別是學科歸屬、研究對象、方法理論建構、學科建設等問題是目前文學地理學研究所面臨的四大基本困境。

一、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困惑

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在國外，由于從事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學者大部分是地理學家，因此他們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更多地偏向于地理學，并把它作為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提出來。AKDutt曾明確指出：“文學地理學是人文地理學或文化地理學的一個較近的分支學科。”[3]DeborahHart也提到：“文學地理學已經成為一個(地理學)較初級的分支學科。”[4]然而，國內學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目前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梅新林曾從研究實踐中歸納出五種不同的歸屬傾向：“一是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二是從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三是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交叉學科；四是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五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的跨學科研究方法。”[5]曾大興曾將目前學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歸屬概括為四種觀點：一是文化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二是一種學術方法；三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補充或者“補救”；四是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學科。[6]簡言之，國內學界對文學地理學的歸屬傾向有三種：分支學科、交叉學科、研究方法。

首先，把文學地理學理解為一種研究方法的思路最為普遍。金克木、嚴家炎、袁行霈等著名學者都將文學地理學作為一種研究方法，運用于比較文學、現代文學和古代文學的研究中。國內近十幾年來的研究亦都沿著這條思路進行，即在對文學現象進行研究的時候，地理學作為方法論而存在。金克木先生在《文藝的地域學研究設想》中呼吁從地域的角度研究文學藝術。袁行霈在《中國文學概論》中專列了一章來談中國文學的地域性問題，認為文學不光有時間的發展變化，同時也有空間地域的差異和變化。而其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在元代戲劇部分即根據地域進行編寫。李浩在《古代文學研究的困境與學術突圍》一文中更是直言：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的嘗試應用，可以突破古代文學的研究困境，實現學術突圍。[7]可見，這種歸屬思路是把文學地理學當作一種研究文學問題的跨學科方法。

極力倡導文學地理學成為一門獨立交叉學科的學者有陶禮天和鐘仕倫。陶禮天在其著作《北“風”與南“騷”》中正式呼吁發展文學地理學這門人文地理的新興學科，認為：“文學地理學既是人文地理學的子學科即文化地理學的一個分支，也是美學的分支即文藝社會學的一個支脈，因而文學地理學實質是一門邊緣學科。”[8]鐘仕倫則從中國和西方文學地理學發展的歷史過程角度出發，認為“文學地理學屬于地理學與文藝學、地域美學相交叉的新興學科”[9]。馬晶則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文學和地理學兩個知識體系的交叉重疊部分，具有二重性，既有文學學科的特性，又有地理學學科的特性。”文學地理學是“將地理因素影響下的文學研究和存在于文學形態中的地理研究結合在一起的系統”[10]。梅新林也提到文學地理學是一門交叉學科，他界定文學地理學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研究、以文學為本位、以文學空間研究為重心的新興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發展方向是成長為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學科”[11]。在這個界定中，交叉學科、研究方法和綜合性學科的表述同時存在，更可見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困境。

另有一部分學者將文學地理學作為分支學科來探討。鄒建軍提出把文學地理學當作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同時又提到它也是一種批評與研究文學的方法。[12]楊義先生從文化的角度切入文學，持大文學觀，指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會通之學，“要會通文學與地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民族、民俗、制度、歷史、考古諸多學科”[13]。由此可見，楊義先生看到了文學地理學跨學科的特性，同時把它看作是對文學研究領域的新開拓，他明確提到“文學地理學是一個極具活力的學科分支”[14]，同時又提出“文學地理學是一個值得深度開發的文學研究的重要視野和方法”[14]。可見，楊義先生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也存在著和其他學者一樣的混沌和困惑。

對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問題作出重大貢獻的是曾大興，他明確地把文學地理學當作與文學史對峙的新學科，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門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科。沒有文學地理這個二級學科的文學學科是一個不完整的學科。”[15]他把文學地理學提高到與文學史相同的高度，由此將文學地理學列為與文學史并列的學科，認為文學地理學是從屬于文學研究的一個獨立學科。在他看來，作為一級學科的文學，其下的二級學科應該包含文學理論、文學史、文學地理和文學批評，并且它們之間是有等級差別的。“文學批評是一個最基礎的二級學科，文學史和文學地理是兩個并列的較高級的二級學科，文學理論是一個最高級的二級學科。”[15]他還特別指出：文學地理學不應僅僅是文學史研究的一個補充，也不僅僅停留在一個方法的層面。……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產生并發展的，文學也不例外。幾乎所有學科，都有其時間和空間這兩個維度，也就是說，既有解釋其時間關系的分支學科，也有解釋其空間關系的分支學科。……為什么文學有文學史，而不能有一門文學地理呢？[15]曾大興在一定程度上為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定位指明了方向。但是，很明顯，實際上他與鄒建軍、楊義一樣，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學科，不同的是認為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史并列，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是空間的，文學史的研究是時間的，因此時空兩者可以并列，這種理解在某種程度上顯得有些簡單。并且，與文學史關系的緊密糾纏必然會增加文學地理學成為獨立二級學科的艱難性并影響其在學界的認同感。

二、文學地理學研究對象的分歧

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什么？目前國內外的文學地理學主要致力的研究有兩種，一是以地理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稱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多包含文學研究，二是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5]

首先，由于將文學地理學歸屬為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國外學界普遍認為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即是關于文學與地理之關系的研究。“對地理學家來說，他們一直借鑒文學，把它作為一種更好地理解地方的方法。”[16]由此，一方面，他們將文學理解為地理學研究的資料庫，“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地理學家把文學視為一個毫無疑問的資源，‘一個生動描寫風景和生活的價值連城的寶庫’，用它來使自己的文本變得生動”[17]。他們認為文學所有的價值只在于它對生活的反映，它能使地理文本變得更為生動。所以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他們更多地致力于諸如此類的研究：“文學‘數據’應該怎樣被用于更多的地理信息的傳統形式，如人口統計數據，采訪和檔案材料？應該如何調解不同源頭間的矛盾？”[17]另一方面，他們還致力于研究主觀因素對地理空間的塑造，注重地方的意義和內涵的揭示。通過各種文學形式的研究，探索文學對地理空間的展示和建構，文學在地理景觀意義構建上所具有的獨特作用，并通過考察描寫地區的著名作品來探索和揭示人與地理之間充滿感情的關系，進而考察文學與地理學之共通的東西。所有這一切，都是從文學出發去探討地理空間的意義，解決的是地理問題，因而國外的文學地理學研究，其研究對象盡管包含了諸多文學研究，但它是以地理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稱文化地理)研究。

相反，在國內“文學地理學是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這一觀念普遍被認可，正如曾大興明確指出的：“文學地理學研究雖然要借鑒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還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也就是說，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文學，不是地理。”[15]對這一問題，徐玉如也有相同的看法，“文學地理學研究雖然要借鑒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某些理論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還是為了解決文學的問題，也就是說，它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文學，不是地理。文學地理學研究必須以文學作品為本位。”[2]然而，由于對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含混，學界關于文學地理學的具體研究對象還存在眾多分歧。將文學地理學理解為一種研究方法的學者，致力于從地理空間的角度對文學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進行探究，試圖探究文學之所以表現出如此特色的地理因素以及文學本身體現出的地理空間特征。將文學地理學作為分支學科或獨立交叉學科來探討的學者，根據文學地理學學科歸屬的不同，其研究的對象亦不盡相同，大體持有“本位說”“關系說”“空間說”“文化說”“邊緣說”和“地域審美說”等觀點。

梅新林認為文學地理學有一個“雙重范式”，即“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為主導、以人文地理學中的文學地理研究為輔助，然后整合、發展為相對獨立的文學地理學”。因此他主張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即以文學為本位，研究“文學地理學理論、斷代文學地理、區域文學地理、城市文學地理、文人群體活動空間以及文學地理學研究隊伍建設等方面”[18]。梅新林的看法可稱為“本位說”。曾大興從自然環境、人文環境、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與文學的關系來界定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性質，主張“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之一，就是文學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具體言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對“文學要素的地理分布、組合與變遷，文學要素及其整體形態的地域特點與地域差異，文學與地理環境的相互關系”的研究[15]；“概括地講，就是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簡稱文地關系)”[6]這可稱之為“關系說”。鄒建軍則特別提到文學地理學“特定的研究對象”，認為“就是文學中的地理空間問題。”[19]鄒建軍的看法可稱為“空間說”。楊義先生認為文學地理學是會通之學，其研究對象即是研究文學在其自身的區域類型、文化層析、族群分合、文化流動等四大領域間的相互貫通。楊義先生的主張可稱為“文化說”。陶禮天認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的研究對象是文學，主要“致力研究的是文學的地理風土質性以及其主、客觀方面的成因”[8]，他不贊同只關注文學與地理的關系，主張還要考慮到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必須把它與政治、哲學、宗教聯系起來，因此認為文學地理學可以歸入藝術社會學的范疇。陶禮天的觀點可稱之為“邊緣說”。鐘仕倫認為文學地理學是一門文學與地理學相互融合的交叉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文學本身或者是文學作品中有關人地關系的藝術表達。文學地理學實際上是通過文學現象所表現出來的人對特定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的審美反映，這種審美反映可以稱為“地域審美觀念”。也就是說，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文學作品、作家、流派、批評和接受中的地域審美觀念。[9]鐘仕倫的看法可稱為“地域審美說”。

總之，國內學界盡管皆堅持以文學為本位的文學地理研究，但由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問題尚不統一，因此其研究對象、任務和目標亦都處于不明確的困境中。而國外視文學地理學為以地理為本位的人文地理(或稱文化地理)研究的這種傾向，更是增加了文學地理學研究對象確定和統一的困難性。

三、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的不確定

由于文學地理學的學科歸屬、研究對象、任務和目標等還不十分明確，學科規范也沒有真正地正式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迄今沒有完全而成熟的形成，有的是借用別的學科的方法。鄒建軍、曾大興、鐘仕倫、戴偉華、梅新林等皆提出了頗具指導意義的研究方法。

鄒建軍認為，雖然文學地理學還沒有一種或多種只屬于自己的、很有價值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文學地理學研究中，文本解析、實地考察、圖表統計、動態分析、比較對照、追求一種理論上的建構等方法值得重視。[19]他認為，所謂文本解析，即是對作家作品的研究，尤其是對作品的研究，它是文學地理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所謂實地考察，即強調對文學發生地與文學發展地的實地考察，關注作家創作、作品產生的地理背景以及文學史與文學集群的情況。它是文學地理學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謂圖表統計，即是對經過實地考察得來的一些東西進行數據統計，并得出相關的信息。它是文學地理學研究過程與研究結果分析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所謂動態分析，即是借助文化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的動態分析法，對作家與作品的地理分布，以及與地理相關的文學現象進行動態分析。它是文學地理學最具科學性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謂比較對照，即對不同地方的文學與不同時代的文學、對不同環境的文學與不同方向的文學進行比較與對照。它是文學地理學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所謂追求一種理論上的建構，即建構文學地理學的有關理論，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的手段。它是文學地理學具有理論高度之表現的研究方法。

曾大興認為：廣義而言，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兩類，一類是指導和規定學術研究應該如何開展的規則和程序，一類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技術方法。僅就技術方法來講，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學的其他二級學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學地理學都可以使用，這類方法屬于一般方法。而文學地理學自己的方法，即是特殊方法。曾大興進一步提出：文學地理學至今還沒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還是地理學的方法，其中主要是自然地理學和人文地理學的方法，這些方法主要有文獻邏輯推證法、統計計量法、數理模型法等等[20]，它們具體運用于文學地理學研究中，可歸納為五種研究方法，即系地法、現地研法、空間分析法、區域分異法和區域比較法。系地法，就是考證文學事象發生的地點，然后按照形式文學區或功能文學區進行排列；現地研究法，就是把文獻研究法和田野調查法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空間分析法，就是對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包括各種空間元素及其結構與功能)進行分析和解讀；區域分異法，就是按照文學的區域特征及其差異，把它們分為不同的地理板塊；區域比較法，就是把兩個以上的不同區域的文學事象進行共時比較或平行研究。[21]在《文學地理學概論》中，曾大興又補充了“地理意象研究法”，即地理學意象研究和文學意象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并指出地理學意象研究與文學意象研究的不同，它必須準確地考證地理意象所在的地理方位，準確地描述其地理特征、地理價值和歷史淵源；必須細致地描述地理意象的形態特征或者審美特征，闡述它的文學意義和審美價值，必須深挖和揭示地理意象所包含的獨特文化內涵、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6]每一種方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文學地理學學者應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需要，用其所長而避其所短。曾大興還特別強調：文學地理學的研究與文學史的研究是有明顯不同的。文學史的研究可以關在書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獻資料進行歸納，文學地理學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獻資料，還必須走出書房，對文學家的出生成長地、流動遷徙地、文學作品的產生地，以及文學作品本身所描寫的自然、人文景觀與地理空間等等進行實地考察，所以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法和臺灣學者簡錦松教授的“現地研究法”特別值得借鑒。簡氏的現地研究法的內涵比單純的田野調查法要豐富，它實際上是“文獻解讀與現地測量”相結合，在一定程度上“實地重現”作者“寫作的場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們所期待的文學地理學的方法。因為簡氏的“鑒識科學”最多只能實地重現作者的生活環境與寫作環境(寫作的場域)，而很難實地重現作品中的地理空間和地理景觀。因為地理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是有差別的，地理學的真實與文學地理學的真實也是有差別的。[20]

此外，鐘仕倫提出，區域地理學的“區域—比較方法”是文學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它非常適合于作家研究，包括文學流派、風格的研究。鐘仕倫認為：一方面，進行作家的文學地理研究，運用“區域—比較方法”可以描繪出作家的地理區域特征和空間結構分布，并從這種分布中追尋到各個區域具有代表性的文學流派或者文學風格所產生的因果聯系，并且在這種因果聯系中使他們被確認為“一個整體”和“一個個體”。另一方面，正如梁啟超所論“‘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作家的空間結構分布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常常隨著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的遷移而變遷。運用“區域—比較方法”可以對文學的動態空間結構分布進行研究。因而，區域地理學的“區域—比較方法”無疑是建構文學地理學學科基礎和研究方法的最好借鑒。[9]

戴偉華則提出：在中國文學地理學研究中，微觀與宏觀的研究方法并重，相輔相成。微觀研究方法側重個案分析，其具體方法有利用出土文獻、充分挖掘傳世文獻的材料價值、在材料可信的前提下作出合乎情理的推斷、在名物考訂中必須以文體為基礎等。宏觀理論探討，要在對立統一中求新求變；利用歸納法不斷深化，以求獲得更包容更高層級的概念；提升理論思考層次，從本質上說明事物的性質。[22]

梅新林提出“雙重研究法”又稱“二元復合研究法”的觀點。他認為：“文學地理學”既是融合“文學”與“地理學”的新興交叉學科，同時也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文學地理學”的跨學科性質決定了其研究方法的雙重性和二元復合性。就本質而言，“地理學”研究需要運用科學實證方法，而“文學”研究則需要運用美學闡釋方法，它們彼此相距甚遠，但又相輔相成。一方面，對應于文學“外層空間”的“版圖復原”，需要借鑒和運用“地理學”的科學實證方法，包括準確的空間定位，大量的數據統計，以及各種圖表的編制甚至運用地理學專業性的工具；另一方面，契合于文學“內層空間”的“精神探原”，則需要繼承和運用“文學”研究領域的美學闡釋方法，包括對文本空間形態與意義細致深入的描述、分析與闡釋，這是一種審美而非科學行為，需要具備足夠的審美想象力、感悟力與判斷力；而貫通于文學“外層空間”與“內層空間”的“場景還原”，則需要同時交替運用以上兩種研究方法，或由外而內，以美學闡釋方法為導向；或由內而外，與科學實證方法相印證。對于“文學地理學”研究而言，以上兩種方法猶如鳥之雙翼，車之兩輪，彼此缺一不可。例如“文學地圖”，其本身即有隱喻性與工具性的雙重意涵，其科學性與審美性的分野非常明顯。當“文學地圖”之“圖”與“文”有機地融為一體時，便是“地理學”研究的科學實證方法與“文學”研究的美學闡釋方法的交替運用與融會貫通。[23]

綜觀鄒建軍、曾大興、鐘仕倫、戴偉華、梅新林所提出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我們不難看出文學地理學研究在文學、地理學(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文化地理)、地域學、空間學、人類學、文化學、區域學、美學、社會學等相關領域尋求突破，力圖擺脫困境，并創立屬于自己的獨特研究方法。其中曾大興緊緊圍繞地理或空間這一維度，與文學史的相關方法進行比較，探索出有別于文學史研究的六種文學地理學研究的特殊方法，可以說是文學地理學方法論的一大突破。然而盡管如此，曾大興亦認為，文學地理學更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真正意義上的方法論出現，還有待致力于文學地理學的學者的不懈探索和努力。

四、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的困境

一門學科的建設，需要在理論、范式與體系建構三個方面同步推進，并加以系統整合，才能建設成功。目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范式與體系建構還處在不斷探索中，其學科建設亦處在艱難困境之中。簡言之，目前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遭遇到的最大困境，即理論體系擴張與實踐操作困難之間的尷尬以及尚未得到國內外學術界同行的廣泛認可。

就目前的研究看，對理論體系建構著力較勤且頗有建樹的學者有很多，如在理論建構方面，梅新林力圖通過構建“空間”之維的理論，探求文學地理學科理論建構的突破。他通過借鑒和重釋杰弗里·馬丁所歸納的地理學的三個核心問題與弗朗科·莫雷蒂所提煉的文學地圖的雙重空間概念，將它們重構為“版圖復原”“場景還原”“精神探原”的“三原”理論，作為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的三大支柱。在范式建構方面，梅新林以“三原”理論為支持，重建新的“空間闡釋學”譜系，并藉此對影響文學地理學理論建構的若干關鍵問題作出新的反思和辨析，同時提出“文學”研究范式與“地理學”研究范式相輔相成之融合范式。[23]在體系建構方面，他所主張建構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從研究內容看，他認為，文學地理學應該研究作家籍貫地理、作家活動地理、作品描寫地理、作品傳播地理等四個方面，對這四個方面進行動態的、立體的、綜合的研究。就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而言，除了提出“三原”理論，“雙重研究法”(“二元復合研究法”)，還提煉出“本土地理”“流域軸線”“城市軸心”“文人流向”“區系輪動”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與范疇。[23]

就整個體系來看，梅新林構建的文學地理學既有理論支點，又有研究方法和研究內容，確實對中國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建設尤其體系建構有不小的意義。但是，正如彭民權在《文學地理學的體系建構與理論反思》一文中指出：無論從學科建設的體系建構還是實踐操作的層面看，這個理論體系仍然處于初步的構想階段，面臨著不小的困境。首先，整個學科體系的核心是文學家地理，包括其籍貫、流向等。這種對地理因素的突出，很容易導致對文學作品的割裂式研究。其次，對于文學家籍貫與流向的考察往往采取類似科學統計的方式，以圖表與數據呈現。這種研究方法對于文學研究具有多大的有效性，還存在疑問。一方面，古人的籍貫十分復雜，采用數據統計的方法并不能真實展現當時的地理分布與作家流向問題，往往會給人誤導，得出錯誤的結論。另一方面，古代文獻受到人為因素影響太大，真偽難辨。因而，依據古代文獻統計出來的古代文學家地理分布與流向，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還是一個需要存疑的問題。最后，地域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研究者往往與其研究對象有很強的地理關聯，在研究之前容易產生地域期待視野。在地域期待視野與地域身份認同帶來的主觀化影響下，文學地理學很有可能陷入被地域文學、地域文化同化的尷尬。[24]

目前對文學地理學學科建設做出最大貢獻的是曾大興。多年來，他一直致力于對文學地理學的理論、范式與體系建構的探索。在理論建構方面，曾大興緊緊圍繞“地理或空間”之維度，沿用中國學者注重實證研究的治學之風并借鑒西方的“實證主義思潮”，建構出以實證為基礎的理論框架。通過大量的實證研究得出一個結論，再根據大量的結論提煉、歸納而不是演繹出一個觀點、概念或者理論，是他建構文學地理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基本思路。在范式建構方面，提出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史并峙，從空間維度研究文學，與從時間維度來研究文學的文學史相對應，進而使文學這個學科真正達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境界，即時空交融的境界。在體系建構方面，他所主張建構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在研究內容方面，認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包括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文學家的地理分布，文學作品的地理空間及其空間要素、結構與功能，文學接受與文學傳播的地域差異及其效果，文學景觀的分布、內涵和價值，文學區的分異、特點和意義等。對這六個方面進行雙向互動關系的研究，不僅是對文本產生之環境的外部研究，而且是深入到文本內部的研究。就學科知識體系與研究方法而言，認為文學地理學學科的知識體系主要有五大板塊：文學地理學學術史，文學地理學原理，文學地理學研究方法，文學地理學批評，各式各樣的文學地理。這五大板塊相互匹配，有機銜接，由此構成文學地理學學科知識體系的“整體關聯性”。同時總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6種特殊方法以及相應的5個原則。

篇5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城市化的迅猛發展，生態危機日益嚴重，能源危機，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氣候變暖，荒漠化、動植物物種大量滅絕等各類相互聯系的危機日趨嚴重，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也面臨著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20世紀50年代前后，不斷爆發的環境危機以及出現世界聞名的“公害事件”，敲響了環境保護的警鐘，人類開始重新審視自己與自然的關系。1953年，美國人類學家J.H.斯圖爾德(J.H.Steward)在《進化和過程》一書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態學的概念，文化生態學以人類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與天然環境及人造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把握文化生成與文化環境的調試及內在聯系。這一時期，一些從事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與研究的國際組織相繼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1956年成立的國際文物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等逐漸在相關領域發揮重要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地理學的理論方面，自然與人文的統一性已經在全世界得到確認。在人地關系方面，形成了人與環境之間的“和諧論”，從而奠定了現代地理學的統一性與綜合性。和諧論主張分析人與環境的關系，以謀求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間的協調，例如日本學者石田寬就曾提出“預防破壞景觀，建設一個和諧的景觀”的主張。

第一位喚起人們關注自然環境的是美國海洋生態學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靜的春天》一書中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即現代人由于濫用DDT及其它殺蟲劑，已經傷害許多生命，嚴重的改變了自然生態。人類再不節制，未來的春天將不再鳥語花香、熱鬧繽紛，而是一片死寂與靜肅。由于對環境脆弱本質和相互依賴的特點認識不足，人類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破壞著自然環境。20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博爾丁(K.E.Boulding)發表《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形成以生態經濟效益，即生態系統和經濟體系相互作用的經濟效益為研究對象的學科，主張在人口，工業迅速增長，自然資源消耗加劇，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大工業和現代農業所造威的環境污染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把經濟發展同環境，資源，生態結合起來研究其經濟效益。此時，原有的東方文明中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新引發人們的關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文化景觀和自然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并主張將其作為國家的重要職責。

20世紀60年代以后，與景觀和環境相關的概念開始出現在有關國際文件中，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1962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2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關于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性的建議》，第一次提出了保護景觀的目的，指出“為本建議之目的，保護景觀和遺址的風貌與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況下修復無論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藝術價值，或構成典型自然景觀的自然、鄉村及城市景觀和遺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屆歷史古跡建筑師及技師國際會議在威尼斯通過的《關于古跡遺址保護與修復的國際》(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跡的保護中引入了環境的概念。指出：“歷史古跡的要領不僅包括單個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從中找出一種獨特的文明，一種有意義的發展或一個歷史事件見證的城市或鄉村環境”。i969年，L.麥克哈格(L.McHarg)在《設計結合自然》一書中，從自然、歷史、人文的角度探討了環境問題，描述了自然過程如何引導土地開發。規劃設計結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僅是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而且還標志著生態學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規劃之中。

隨著社會經濟和現代工業化的高速度發展，自然資源、人口、糧食和環境等一系列影響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人類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大，正在直接和間接地影響著生物圈。為了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科學依據和有效措施，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IUBS)制定了國際生物計劃，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了人與生物圈(MAB)國際組織，開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態系統與人類活動的關系，以及農業，城市。污染等有關的科學研究。同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7屆會議在巴黎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次明確了“文化和自然遺產”的定義。其中“文化遺產”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遺址，而遺址則指“從歷史、審美，人種學或人類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人類工程或自然與人聯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遺產”則包括：“從審美或科學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由物質和生物結構或這類結構群組成的自然面貌，從科學或保護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地質和自然地理結構以及明確劃為受威脅的動物和植物生境區；從科學，保護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天然名勝或明確劃分的自然區域”。其中“文化遺產”中的“自然與人聯合工程”引起人們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會議在內羅畢通過的《關于歷史地區的保護及其當代作用的建議》(內羅畢建議)，第一次提出了“歷史和建筑地區”的概念，指出：“‘歷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區’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遺址的任何建筑群。結構和空曠地，它們構成城鄉環境中的人類居住地，從考古、建筑，史前史，歷史，藝術和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價值已得到認可。在這些性質各異的地區中，可特別劃分為以下各類史前遺址、歷史城鎮，老城區、老村莊。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跡群”。同時明確了“環境”和“保護”的定義，即“‘環境’系指影響觀察這些地區的動態、靜態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環境”。在這層意義上，定必不僅涉及趨于靜態的文物，建筑物與遺址，還考慮到社會文化進程中的動態性以及歷史和建筑地區環境要素的延續性，而“‘保護’系指對歷史或傳統地區及其環境的鑒定，保護。修復。修繕，維修和復原”。之后，人類環境和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更加引起世界范圍的重視。

1977年12月，一些國家的著名建筑師、規劃師，學者和教授，在秘魯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遺址，簽署了具有宣言性質的《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歷史遺產的保存和保護”部分指出：“城市的個性和特性取決于城市的體型結構和社會特征。因此不僅要保存和維護好城市的歷史遺址和古跡而且還要繼承一般的文化傳統”。在該的結束語中寫到：“古代秘魯的農業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贊賞，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偉，也由于它明顯地表現出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現形式是一座對生活的不可磨滅的紀念碑，在同樣的思想鼓舞下，我們純樸的提出這份”。這一在文化景觀遺產地誕生的莊嚴，無論對城市規劃領域的觀念更新，還是對文化遺產保護范圍的擴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恰好也在1977年，《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為《世界遺產公約》的實施細則予以公布，明確提出了評價世界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標準及其真實性、完整性和相關管理要求。在理論界，J.D.西蒙茲(J.D.Simonds)在《大地景觀》(1978)中全面闡述了生態要素分析方法、環境保護，生活環境質量提高，乃至于生態美學的內涵，從而把生態景觀研究推向了“研究人類居住空間與視覺總體的高度”。

1980年8月，在東京召開的第24屆國際地理大會上，大會主席倫敦大學教授M.J.懷斯(M.J.Wise)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仍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文化生活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界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美國未來學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巨大的變革浪潮：第一坎是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電腦的發明標志著人類進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時代，并將從根本上影響人們的生產方式、政治準則、生活方式、社會傳統及意識形態等。美國經濟學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趨勢――改變我們生活的十個新方向》，提出了未來社會的十個發展方向。在諸多學派中，人文主義學派強調城市空間秩序最終是生態秩序的產物，人類社會在生物學和文化的兩個層面上被組織，從而發生著類似于生物界的競爭，淘汰，演替等過程。生態主義學派強調城市是一種生態系統，人的生活要從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人類必須放棄那種認為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錯誤想法，變得謙虛、溫和與適度。這些思想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尊重順應，到控制征服，到保護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諧共處的演進過程，啟發人類在獲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時，應謀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環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態和自然過程》中重點論述了城市的自然演進過程與城市空間營造的關系問題。

以上國際文件中的定義，理念和相關學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為文化景觀概念形成與發展的理論基礎，在文化景觀遺產保護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8屆會議上，關于文化景觀的概念已經予以提出并討論。會議指出“純粹的自然地已經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為影響之下的自然地，即人與自然共存的區域，這些區域中有相當一部分具有重要的價值”；“應將‘文化’與‘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兩級化；《世界遺產公約》目的不是‘選定’景觀，而是在一個動態的和演變的框架中保護遺產地的和諧與穩定，更深層次的含義就是使人們逐步意識到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1987年10月，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第8屆全體會議，在華盛頓通過了《保護歷史城鎮與城區》(華盛頓)，該“涉及歷史城區，不論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鎮以及歷史中心或居住區，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環境。除了它們的歷史文獻作用之外，這些地區體現著傳統的城市文化的價值”。《華盛頓》列舉了歷史地段應該保護的內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間形式：建筑物和綠化，曠地的空間關系：地段與周圍環境的關系，包括與自然和人工環境的關系等涉及文化景觀的內容。從這些內容看，歷史地段保護更關心的是整體環境，強調保護和延續其中人們的生活。該還歸納了保護歷史地段共同性的問題，指出“今天，由于社會到處實行工業化而導致城鎮發展的結果，許多這類地區正面臨著威脅，遭到物理退化、破壞甚至毀滅”。

在我國，近代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是在20世紀20～30年代，通過外國傳教士和我國派往的留學生而陸續傳入國內。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學地理系內系統地進行講授，其中以法國人文地理學家J.白呂納(J.Brunhes)為代表的人地相關論和以英國經濟地理學家L.D.斯坦普(L.D.Stamp)為代表的經濟地理思想具有廣泛的影響。前者認為人對人地關系的形成具有選擇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導經濟地理應用于城鄉規劃。在這一時期我國的理論刊物上發表的一些有關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分區，城市地理，邊疆勘察、地區綜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觀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經濟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錯。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經濟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城市地理學和歷史地理學以外的人文地理學其他的分支均被視為唯心主義學術思想而一概摒棄”。特別是隨著經濟建設和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要求摸清各地區生產布局。流域區劃，鐵路選線，區域規劃，農業區劃以及建設條件，資源儲量，生態環境等方面情況，為經濟地理學的發展開拓了更為廣闊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于是就出現了人文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結束。

近30年來，“景觀”和“文化景觀”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學、經濟地理學、歷史地理學、人口地理學、區域地理學等學科中被廣泛應用，并對其定義與內涵進行了系統的考證與闡釋。譚其驤先生推動了我國沿革地理和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對我國民族遷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國現代人文地理學奠基人，同時致力于區域地理學等方面的研究，他強調人文地理學的理論基礎是“人地關系論”，研究的目的是謀求人地關系的協調。認為“文化景觀是地球表面文化現象的復合體，它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地理特征”，主張從研究文化景觀來分析人地關系。侯仁之先生倡導以現代地理學的方法，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幾十年來，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變遷，園林營建、水源開發利用，地下古河道復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點等，對北京城市規劃建設不斷提供科學的依據。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議將大學歷史課中的“中國沿草地理”改名為“中國歷史地理”，認為歷史地理學的任務是探討一個地理環境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發展演交的規律。1962年，他發表了《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進一步闡明了現代歷史地理學的學科性質。研究方法及與傳統沿草地理的重要區別，使其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學科。在以后的數十年間，他先后出版

了《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歷史地理學概述》等專著，為這一學科的建立，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侯仁之先生這一理論體系的闡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國現代文化景觀遺產研究的獨立探索。

上述眾多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皆成為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思想基礎。同時，我國關于區域社會和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早在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提出了“基本經濟區”的概念，探討了歷史上各個時期的基本經濟區分布情況，并認為它們是我國歷史上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劃的地理基礎，實際上也與文化發展演變的區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學導論》中指出，“長期以來，地理學科總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兩大互相密切聯系的組成部門。但近30余年來，我國一直按照1950年代蘇聯一部分地理學者的片面論述，把地理學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經濟地理兩門各自獨立的學科，不僅割裂了自然與人文現象的客觀聯系，還把人文現象的研究局限于經濟上的生產配置這一狹隘的范疇之內”。今天“人文地理學正和新興的環境科學、生態科學，區域科學與行為科學相結合，力求在解決世界性資源短缺，人口危機、自然災害、環境污染與生態平衡等重大社會問題上作出貢獻，從而促進了人文地理學在方向內容與方法上的創新”。譚其驤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籠統地，簡單地談論中國文化，而在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區差異應予以足夠的注意”。

在考古學研究方面，經過幾代考古學家的努力，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考古學的年代譜系，在全國各地就已經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細化。長期以來，人們稱黃河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視黃河流域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將中原地區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發現，迅速擴展了人們的視野，面對各地不斷涌現的史前時代的城址、祭壇、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們看到了中華遠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國文明起源過程的新層面，也了解到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遠，成份之復雜。“多元一體”是我國文明起源、發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間的差異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系，無疑是認識區域文化的一個重要思路，也是區域文化遺產保護和發展的重要支撐。基于“多元一體”的文明進程，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復雜多樣的自然地理單元，考古學、歷史學。地理學家們對我國豐富多彩的地域文化開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觀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還有不少著眼于具體文化現象的歷時性或共時性區域研究成果，為深入了解我國文化遺產的區域特性，以及發展演變的時空背景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也成為我國文化景觀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紀70～80年代是中國考古學發展走向成熟的轉折期，經過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終于找到一條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發展道路，一個帶根本性的學科理論，這就是中國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學說”。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著眼于各地的文化淵源、特征和發展道路，從全國范圍將中國史前考古學文化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點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己、的東方：以關中(陜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區系類型說”，即“區是塊塊，系是條條，類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區域差異，也闡述了文化的歷史傳承。這一學術思想在考古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并帶動了國內區域考古學的深入發展，嚴文明先生曾論及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與多樣性，將中國考古學文化劃分為中原、甘肅，山東，燕遼，江浙和長江中游六大文化區。張光植先生也曾將龍山時期文化劃分為相互關聯的山東，良渚、黃河中游、齊家河。清龍泉五個區。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學文化特征而進行的區劃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區域性。上述考古學文化的劃分，本身就說明了中國文化內涵豐富多采，正如蘇秉琦先生言簡意賅地概述為“滿天星斗”。

文化景觀遺產的探索與國際共識

隨著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內涵和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化，促使人們從更廣闊的視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遺產之間的內在聯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遺產類型和相應的保護方式，手段、體系，受到關注與保護的文化遺產類型也在不斷擴充，例如“歷史城鎮”、“傳統村落”，“運河遺產”和“文化線路”等特殊的文化遺產類型。這些新型文化遺產的共同特點，都體現出文化與自然兩者的密切關聯和相互結合，世界文化遺產開始呈現出多元化的價值，并擁有了更為深刻的涵義。1987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考察我國申報項目――泰山時，發現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遺產項目的獨特價值，即它不僅符合世界自然遺產的標準，也同時符合世界文化遺產的標準，促使了在世界遺產類別中，“世界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這一新類別被認可。文化景觀遺產概念的最終確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1992年10月，世界遺產中心會同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與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在法國的拉貝第皮埃爾召開關于將“文化景觀納入《世界遺產名錄》”專題研討會。這是文化景觀遺產在邁向世界文化遺產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為了適應文化遺產的整體區域與多樣化類型，來自各成員國的專家分別對《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見，討論了新修訂的文化遺產評估標準，并總結出文化景觀遺產的定義、分類和提名等方面規定，建議將杰出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體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國圣菲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6屆會議上，決定將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文化景觀遺產納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在《世界遺產公約》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遺產的體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觀遺產”這一新的類型。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意義重大，使人類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關系在文化遺產中得到具體的體現。其背景是城市化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人們生存環境日益遭到破壞，人類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維持生物的多樣性，實現人類與自然和諧健康的發展。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第一條的內容，世界遺產委員會認為，文化景觀遺產代表著“自然與人類聯合工程”，具有多種多樣的形式，兼具文化遺產與自然遺產保護的要求與特性。長期以來，世界遺產始終在“文化”與“自然”兩個支點之間尋求平衡，而文化景觀遺產將文化與自然兩種因素聯系起來，促進了它們之間的平衡與穩定。“文化景觀”是指自然與人類創造力的共同結晶，反映區域的獨特的文化內涵，特

別是出于社會、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環境影響與環境共同構成的獨特景觀。“文化景觀”也是從較大的范圍、較充分的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

自1992年文化景觀遺產正式確定為世界遺產中的特殊類型以來，人們的認識發生了許多變化，對于人類與自然的關聯，被明顯重視起來，衡量世界遺產突出的普遍價值的評估標準也經歷了多次改變與調整。其中，許多實質性的進展與文化景觀遺產類別的納入，以及對其不斷深入的思考直接相關。文化景觀遺產的確立使世界遺產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遺產所代表的自然與文化，人類與環境、物質與非物質遺產之間的關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的附錄中，把文化景觀分為“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有機進化的景觀”和“關聯性文化景觀”三種類型。“由人類有意設計和建筑的景觀”包括出于美學原因建造的園林和公園景觀，它們經常(但并不總是)與宗教或其他紀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聯系。“有機進化的景觀”它產生于最初始的一種社會，經濟、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過與周圍自然環境的相聯系或相適應而發展到目前的形式。“關聯性文化景觀”以其與自然因素，強烈的宗教，藝術或文化相聯系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證為特征。文化景觀遺產作為連接文化與自然的紐帶，更加體現出“人類長期的生產，生活與大自然所達成的一種和諧與平衡，與以往的單純層面的遺產相比。它更強調人與環境共榮共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德國都柏林舉行“有關具有突出世界價值的文化景觀的專家會議”，提出了“未來行動計劃(文化景觀)”。該行動計劃總結了有關提供“成員國在確認，評價，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觀進八《世界遺產名錄》的資格方面的指導”，以及準備“對文化景觀進行專題研究”的建議。1994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18屆會議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與平衡性《世界遺產名錄》的“全球戰略”。并認為主題研究可以作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遺產名錄》的有效方法。人們意識到，歐洲建筑與宏偉，壯觀的人造景觀等古跡在《世界遺產名錄》中占據優勢地位，而具有深度，復雜度和與環境建立多樣化聯系的傳統文化卻鮮有代表。而這種不平衡性正是由于過去將“文化”與“自然”遺產過于簡單地一分為二所造成的，新納入的文化景觀遺產顯然可以作為調整失衡的杠桿。同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斷根據《世界遺產公約》的精神和文化遺產保護的實踐進行調整和完善，逐步擴充世界遺產的類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價值。1977年～2005年間，《操作指南》先后修改達17次。在文化遺產的保護要素方面，從重視單一文化要素的保護，向同時重視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綜合要素保護的方向發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復合特征的“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產”、由文化要素與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觀遺產，均成為國際社會探討加大保護力度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國際景觀生態學會(IALE)與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舉辦的大型學術活動中，都有景觀與文化的專題討論會。1994年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第90屆年會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學中的應用：神話，景觀、通訊”專題報告會；1994年世界自然保護同盟(IUCN)大會提出，要利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來規劃和管理土地資源，促進文化景觀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1995年國際景觀生態學會大會上對景觀類型與人類活動特征、景觀建設的量化因子、21世紀的文化景觀、持續發展與文化景觀等命題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國學者霍納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態導向”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城市的無序蔓延及其對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的出現，是因為將土地的潛在經濟價值置于生態過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態優化”的思想。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圍內得到積極響應，并開始從“生態優化”所強調的單純“保護”，向利用生態來引導區域開發的“生態導向”思想方向發展。在這一思想推動下，美國在區域開發中開始推行“精明增長”計劃，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護農地，保護生態與社會人文環境、繁榮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長目標。精明增長作為一種旨在平衡發展與保護關系的區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在此期間，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國際公約和文件相繼問世，成為人們步入21世紀的共同行動綱領，標志著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成為全球共識。例如1996年聯合國第二次“人類住區”會議，發表了《伊斯坦布爾宣言》，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會議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我國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將可持續發展作為基本國策之一。21世紀人類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思想成為人們解決所有與生命現象有關問題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指導思想，在這一背景下，強調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極為重要。同時，在21世紀，國際上已將生物多樣性的三個層次，即基因、物種和生態系統，拓展為包含景觀在內的四個層次，文化景觀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賦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觀既是“生物多樣性的最后儲藏所”，也是文化遺產保護不可或缺的內容，既是反映過去人類土地利用的歷史和遺跡的證據，也應該成為人類土地持續利用的樣板，并為人類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與文化多樣性的機會。

隨著文化景觀遺產進入世界遺產范疇，對其進行有效管理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事實上，經過幾十年的探索，各國將文化遺存的區域保護與國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態建設，社會發展等結合起來，帶有預見性的劃定相關文化遺產保護區，為城市規劃，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關的部門預先提供科學決策的依據，以及新的保護和管理思路，為區域整體協調發展戰略提供有力支撐，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例如美國最早通過設立“國家公園”(nationalpark)制度，堅持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學性，將重要的文化景觀遺產地收歸國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積的、類型豐富的國家財富；在意大利，一般強調不改變文化遺址現狀，尤其重視環境要素的保護，例如在龐貝遺址的保護中得以充分體現；在英國約克郡曾通過“地下古跡分布圖”的編制為保護對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從而免遭大規模城市建設的破壞，在日本，通過國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護實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為歷史史跡保護區被整體保護下來：在德國，結合現代航空測量，遙感技術，頻繁對國土范圍內的文化遺存進行普查。

文化景觀遺產保護理論和方法的

形成經歷了較為復雜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逐漸達成共識。2001年2月，來自南亞、東亞和東南亞的考古，建筑、市鎮規劃及遺產地管理等領域的專家相聚越南會安，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研討會，探討建立和頒布最佳保護范例的區域性標準，以確保亞洲遺產地的內在價值得到應有的保護。會議強調了遺產在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為“在亞洲，天然和人造遺產不僅與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環境有著不解的聯系和淵源，同時也是更多非物質性文化傳統的表現背景。因此，與會專家尤其強調了自然遺產地，非物質遺產和文化景觀的保護規范間的相互關聯性”。針對文化景觀，會議認為“文化景觀是指與歷史事件。活動，人物相關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學價值的地理區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資源以及野生動物或家禽家畜”。與會專家認為“文化景觀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機哲理和觀點，必須得到了解和保護”。同時，“文化景觀并非靜態。保護文化景觀的目的，并不是要保護其現有的狀態，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種負責任的。可持續的方式來識別，了解和管理形成這些文化景觀的動態演變過程”。2005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會安通過了《會安草案――亞洲最佳保護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7屆會議期間，曾就擬在維也納“中央車站項目”場址建造三棟高層塔樓的問題，以及就世界各地歷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遺產城市及其附近，出現的高層建筑建設這一常見問題展開了辯論。經過辯論，世界遺產委員會要求世界遺產中心就這一問題召開專題會議進行研究。2005年5月，主題為“世界遺產與當代建筑――管理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的國際會議在維也納召開。會議實地考察了維也納歷史城市景觀的保護狀況。維也納的歷史城市景觀以中、低層公寓樓為特點，樓房普遍為4―6層，整個城市的屋頂采用19世紀古典主義建筑風格，形成協調的城市文化景觀。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頂和尖頂，從城市的各個角度清晰可見，發揮著地標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紀50～70年代的幾棟高層辦公建筑，由于位于歷史中心的邊緣地帶，當時并沒有被視為對城市文化景觀的侵擾。2001年，維也納歷史中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提高了市民對城市文化景觀價值的認識，他們對新的高層建筑可能對城市輪廓線和文化景觀遺產產生的影響提出質疑，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遺產委員會的關注。維也納會議還討論了有關北京、加德滿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維拉和危地馬拉城等世界遺產城市的高層或當代建筑的案例，這些城市一直在不斷投資興建新的基礎設施、住房和辦公場所，且這種現象會持續下去，并進而對城市文化景觀構成長期威脅。

維也納會議討論的焦點包括，如何協調歷史文化名城或歷史地區與現代化建設的關系：如何在滿足持久投資需要的同時不破壞城市的歷史特點和文化特征；如何確定文化景觀可以接受的變化限度，如何建立適用的評估和評價標準等問題。會議形成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備忘錄》(維也納備忘錄)，并提交世界遺產委員會第29屆會議通過。《維也納備忘錄》是一份具有歷史意義的文件，它側重于當展對具有文化遺產意義的城市整體景觀的影響，其“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國際和相關建議中通常使用的“歷史中心”，“整體”或“環境”等傳統術語的范圍，涵蓋的區域背景和景觀背景更為廣泛，綜合考慮了當代建筑、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文化景觀完整性之間的關系，被視為提倡采取綜合方法維護城市景觀的重要聲明，并作為《內羅畢建議》的補充性區域級指南。在此基礎上，2005年lO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15屆《世界遺產公約》締約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了《保護具有歷史意義的城市景觀宣言》，宣言“強調將當代建筑恰當地融入歷史城市景觀中的必要性，并強調在計劃進行當代干預時開展文化或觀賞影響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締約國”將《維也納備忘錄》中確定的原則納入各自的遺產保護政策”。

在2005年版的《實施世界遺產公約的操作指南》，對一直以來沿用的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的相關標準進行了合并，規定，“如果遺產符合下列一項或多項標準，世界遺產委員會將會認為該遺產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1、代表人類創造精神的杰作；2，體現了在一段時期內或世界某一文化區域內重要的價值觀交流，對建筑、技術，古跡藝術，城鎮規劃或景觀設計的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3，能為現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4，是一種建筑，建筑群，技術整體或景觀的杰出范例，展現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發展階段：5、是傳統人類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開發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種(或幾種)文化或者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由于不可扭轉的變化的影響而脆弱易損；6，與具有突出的普遍意義的事件、文化傳統、觀點，信仰，藝術作品或文學作品有直接或實質的聯系：7，絕妙的自然現象或具有罕見自然美的地區，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階段的突出例證，包括生命記載和地貌演變中的地質發展過程或顯著的地質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陸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態系統及動植物群落演變，發展的生態和生理過程；10，是生物多樣性原地保護的最重要的自然棲息地，包括從科學或保護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價值的瀕危物種棲息地。

篇6

1.1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觀對傳統風水地理學的認知

辯證唯物主義認為既不要用傳統風水地理學科學的一面來掩蓋其偽科學的一面，也不要用其偽科學的一面否定其科學的一面，要通過深入研究劃清其科學性與偽科學性的界限，弘揚其科學的一面，擯棄其偽科學的一面。科學的難能可貴之處就在于其具有邏輯推理與預言的能力。雖然現代科學是建立在嚴謹的定性、定量實驗基礎之上，并有嚴密的邏輯歸納推理，而現代堪輿學與之相比顯得原始落后，但二者竟有類似的追求“預言”的邏輯思維。因此，應該用科學哲學觀認知傳統風水地理學，其正確的成分要研究，發揚光大，做到古為今用；而其迷信的成分也要研究，揭示其實質，做到去偽存真，這才是對待傳統風水地理學的科學態度。

1.2中國風水地理哲學批判

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還是哲學，在其萌芽產生發展過程中，均含有迷信成分[1]。即使歐洲近現代科學的形成與發展，其源頭也含有神學思想，甚至一度神學起了主導作用。因此，產生于兩千多年前脫胎于易學的風水地理學，含有迷信成分，自然在情理之中。傳統風水地理學存在某些迷信和偽科學的思想，有其認識和社會歷史方面的局限[4-6]，因此，不應苛求古人，而應對傳統風水地理學中的迷信和偽科學思想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批判，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中國哲學是綜合思維和辯證思維[7-9]，而西方哲學是邏輯思維和分析思維[10]。以西方哲學思維考察傳統風水地理學，就會認知到其科學和偽科學的雙面性。而其中的偽科學成分，正是中國哲學以綜合思維和辯證思維考察傳統風水地理中的人-空間關系，既確立了不乏經驗科學的理念，同時又給傳統風水地理學蒙上朦朧、詭異、神秘的面紗，并為大量的迷信活動提供了空間場所，故李約瑟（JosephNeedham）稱之為準科學[11]。準科學的概念包含科學的實質，又摻雜了偽科學的內容。傳統風水地理中的迷信產生的原因很多：社會發展的局限性、科技認知的淺薄性、經濟生產的落后性、封建統治者及江湖術士的需要性、哲學科學思維方法的局限性等。事實上，對傳統風水地理中迷信的哲學批判古已有之，王充、呂才、朱熹等有識之士就是典型代表[12-14]，由于其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局限性，批判不徹底，未能區分傳統風水地理中的科學與偽科學成分。中國傳統哲學局限于類比方法認識世界，在傳統的“天人合一”觀念下，對表征萬物序列關系的宇宙圖式賦以象、數、理的意義而無限制地推演，附會以諸多牽強無稽的成分，這正是傳統風水地理學中迷信的源頭。必須進行剔除和現代哲學批判，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構建中國特色的現代風水地理學。

1.3從傳統風水地理走向現代風水地理

傳統的堪輿學即風水學（廣義概念），其胎生于易學。堪輿學也稱風水地理學（狹義概念），實際上傳統的堪輿學（風水學）包括兩大部分，即傳統風水地理學和傳統玄學[15]。這2個傳統領域均含有迷信成分和偽科學思想。現代風水地理學是狹義的堪輿學，其主要研究聚落、民居、陵園等的選址、設計與規劃，是通過對傳統風水地理學的科學哲學過濾，剔除迷信成分和偽科學思想，以狹義堪輿學的科學哲學原理為基礎，結合現代地理學、建筑學、人類生態學、環境景觀學、環境倫理學、行為心理學等學科（不包括玄學），建立起來的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的獨特的學科（圖1）。

2中國風水地理哲學基礎——《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觀

2.1《周易》中的“天人合一”觀奠定了傳統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

2.1.1“天人合一”釋義

“天人合一”是《周易》哲學思想的核心，其思想本質上是關于天人關系問題[9,16-17]。何謂“天人合一”？自“天人合一”思想萌芽至今，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觀點紛雜，見解不一。“天人合一”是中國古典哲學的根本觀念之一，與“天人之分”說相對立。《黃帝內經》“天人相應”學說認為有2個基石：一是大的生態環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質與現象；二是生命（小宇宙）的本質與現象[18-19]。站在第一個基石上，中國古天文學給出了系統的闡釋，即：（1）天地對應；（2）天地氣交；（3）天地同律。站在第二個基石上，中國古中醫學給出了系統的釋義，即：（1）人天同構；（2）人天同類；（3）人天同象；（4）人天同數。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笑敢教授[20]對古代“天人合一”觀進行了梳理，提出8種“天人合一”觀：（1）天道人事相貫通的天人合一；（2）以人事為重心的天人合一；（3）以天道為重心的天人合一；（4）天人感通式的天人合一；（5）道家式天人合一說；（6）禪宗式天人合一說；（7）唯器說的天人合一；（8）作為贊頌語的天人合一。這些都是當代學者“天人合一”思辨研究有的不同傾向。還有學者把“天人合一”思想歸納為4種涵義：（1）“天人合一”思想是政治管理之策；（2）“天人合一”是理想的生存狀態；（3）“天人合一”是超拔的道德境界；（4）“天人合一”是高遠的審美境界[21]。關于“天人合一”的內涵，用《矛盾論》的觀點分析[22]，其根本表述是：“天”與“人”是世間萬物矛盾中最核心最本質的一對矛盾，“天”代表宇宙環境、自然環境、物質環境的物質客體，“人”代表認識宇宙環境、適應自然環境、調適物質資源環境的思想主體，“合”是“天”與“人”矛盾間的形式轉化，“一”是“天”與“人”這對矛盾相生相依、相互作用的根本屬性。“天人合一”構成了人類社會中最根本、最核心的矛盾對立統一體系，這一體系又按照由內到外的順序，存在著四大子矛盾系統（本我與超我、自我與外物、規律與原理、思想與現實世界），而人類一切活動的起點、發展趨向與終結，均在“天人合一”的四大子矛盾系統運動之中。“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可概括為5個命題：（1）人類生于天地之間，既是天地之精華，又是天地組成部分；（2）天地運行的普遍規律人類必須遵循；（3）天地運行規律與人類精神和心理活動具有統一性；（4）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則和天地運行規律是一致的；（5）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是天地人諧調和諧[23]。2.1.2“天人合一”的辯證思維奠定了傳統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無論對“天人合一”思想有多少種解讀，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天人合一”思想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思想核心與精神實質[24-26]。之所以如此，“天人合一”思想的以下3個功能足以證明：（1）揭示了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2）映射了人類生生不息，則天、希天、求天、同天的完美主義和進取精神；（3）體現了中華民族的世界觀、價值觀的辯證思維模式。中國人最基本的思維方式，具體表現在天與人的關系上，實際上體現的就是“天人合一”的辯證思維。其最基本的表現形式是“天”與“人”合而分，分而合的“合―分―合”關系，亦即“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的對立統一關系[27-30]。“天人合一”的這種思維模式蘊含了整體性、矛盾性、系統性、聯系性和動態性五大特性，這五大特性為傳統風水地理的研究與實踐提供了哲學支撐，奠定了傳統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

2.2現代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新“天人合一”觀

2.2.1現代風水地理實踐賦予了“天人合一”新內涵

“天人合一”是傳統風水地理學的核心思想，現代風水地理學仍然是在風水這一特殊領域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地關系），離開了“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基礎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地關系），就會成為“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因此其哲學基礎依然是“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但是，這里有一點必須明確，現代風水地理內涵與傳統風水地理含義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擯棄了封建迷信和偽科學思想。因此，其哲學基礎“天人合一”的思想，與傳統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也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區別”最關鍵的一點在于對“天”和“人”的認識上[31-32]。通過現代風水地理實踐，通過對傳統“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梳理，將會逐漸認識到傳統“天人合一”哲學思想的科學性和非科學性，弘揚其科學的一面，擯棄其非科學的一面，使傳統風水地理學走向現代風水地理學。現代風水地理學認為，科學的“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對其“天”的解釋與以往不同，剔除了迷信成分。所謂的“天”，就是現代科學意義上的“自然”。自然（Nature），即天然，非人為的。自然是無窮多樣性的一切存在物，與宇宙、物質、存在、客觀實在等范疇同義[33-34]。自然，最廣義而言指的就是自然界、物理學宇宙、物質世界以及物質宇宙，從這個意義上講，還應包括人類社會（隨著人類的發展自然而然形成的）。自然通常分為非生命系統和生命系統，被人類活動改變了的自然界，通常稱為“第二自然界”，或“人化自然界”[35-36]。在此基礎上，從現代風水地理學角度出發，現代“天人合一”哲學思想對“自然”的解讀又賦予了新內涵。筆者認為這一新內涵就是把“天”看成是自然（環境）系統，這一自然系統可分為若干層次，但最基本的層次有3層：第1層次是宇宙自然（環境）系統；第2層次是地球自然（環境）系統；第3層次是與人類活動相一致的局域自然（環境）系統。各層次自然（環境）系統之間，緊密關聯，互相作用、互相影響，不停地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傳遞，形成一個巨型、復雜、開放的自然（環境）系統。現代“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對“人”的解釋也賦予了新內涵，認為人是大自然的產物，既是在一定地域空間上從事生產活動、社會活動、各種生活的社會化了的人，又是具有豐富內涵、系統結構、組織功能的系統化了的人。這種對“天”和“人”內涵的新解讀，也給“天人合一”賦予了新內涵，其要義簡言之，即“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人地關系和諧），持續發展”。筆者稱之為新“天人合一”觀。

2.2.2新“天人合一”觀是現代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

新“天人合一”觀是現代風水地理的哲學基礎，主要是由其思想的要義和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探索所決定的。1）以人為本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最高宗旨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核心是新“天人合一”觀視野下的人地關系問題，其目的是探尋人地關系的規律，為科學調控人地關系提供科學依據，促進人地關系和諧發展，最終促進人的健康發展。現代風水地理的城、鄉及民居選址、規劃、布局，其目的就是創建人類和諧美好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人類與自然和諧，最大限度地滿足人類心理需求，有利于人類身心健康。因此，人地關系和諧、持續發展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最高宗旨。2）人與自然和諧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終極目標人生在天地間，和諧相處是終極目的。人與自然和諧的含義就是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和諧。這種和諧是解決各種生態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實現人地關系持續發展的根本途徑。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協調人地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3）持續發展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不懈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和諧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和一成不變的，總是處在由和諧到不和諧再到和諧這樣的周期變化過程中。每一個變化周期都推動人地關系向更加復雜的方向發展。因此，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周期中，如果不能及時掌控人地關系發展演化的新動向，及時調控人地關系，就可能使人與自然關系惡化并走向極化，最終導致人地關系崩潰，人類走向滅亡。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就是以風水地理環境這一特殊領域為基礎，結合現代地理學、氣象氣候學、水文學、生態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環境科學等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規律，為科學調控人地關系，實現人與風水環境持續發展，人地關系持續發展提供科學依據[23]。因此，人與自然（人與風水環境、人地關系）的持續發展是現代風水地理研究與實踐的不懈追求。

2.3新“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

對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意義新“天人合一”的哲學觀是現代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其核心內涵主要有3點：（1）以人為本；（2）人與自然和諧；（3）持續發展。以此為出發點，即可清晰地看出新“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研究的意義主要體現在3個確立上：（1）確立了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基本原則——“以人為本”；（2）確立了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核心軸線——“人與自然和諧”；（3）確立了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戰略命題——“持續發展”。

3中國風水地理哲學基礎——“天人合一”觀與“人地關系”

3.1中國傳統“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中“人地關系”的闡釋

“人地關系”不僅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主題與核心，而且也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風水地理學研究的源頭與核心。風水地理學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關系”確定為永恒的研究課題。《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風水地理學的基本哲學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對“人地關系”的闡釋，是支撐風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前已述及，關于《周易》“天人合一”思想的解讀，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五花八門，種類紛呈。為了清晰認識和把握“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中“人地關系”的闡釋，以開展深入地風水地理研究，以諸多古代學者的相關研究為基礎[37-41]，歸納梳理傳統經典的“天人合一”觀對風水地理中“人地關系”的解讀，基本上都可以折射統一到5種理論模式中（表1）。

3.2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

在中國這片古老的大地上，特別是漢族分布區，在傳統的聚落選址規劃布局中幾乎都打上了傳統風水地理的“烙印”，典型的案例不勝枚舉，這里僅以浙江蘭溪諸葛八卦村為例，簡析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諸葛八卦村于元代中后期開始營建，至今有600余年歷史。就地形、地貌、水文、氣候、植被、朝向、景觀等而言，堪稱人居理想環境之典范[42]。該村地形中間低平，四周漸高，外有八座山，形成外八卦，內以鐘池為中心形成內八卦。鐘池是諸葛八卦村的核心所在，也是布列“九宮八陣圖”的基點。“鐘池”乃設計的“太極”，在傳統風水地理布局中，往往把“太極”看作與宇宙相連。不僅如此，該村整體格局左有石嶺溪，右有高隆市，前有不漏塘，后有高隆岡，其地形、地貌正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守中”的風水格局，形勢契合了堪輿家的理想模式。綜觀諸葛八卦村的風水地理大勢，映射出山環水繞，負陰抱陽，藏風聚水的一種意境景觀格局（圖2）。由此可以看出，這種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是：以人為本，人適應自然地理環境，自然地理環境對人具有重要影響甚至有決定性作用，人與自然地理環境之間有一種超自然的東西相關聯，具有神秘性。簡言之，這種“人地關系”模式是傳統的人地適應論、地理環境決定論、人地感應論的復合體，既是長期生活經驗的科學總結，又具有一定的神秘主義色彩。

3.3中國新“天人合一”觀和科學觀視野下的“人地關系”理論模式

在現代新“天人合一”觀的框架內，人地關系有了全新釋義，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8個方面：（1）人類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2）自然界是人類存在與發展的根基；（3）自然的精華——人類創造了社會（人類是主體，具有強大的主觀能動性）；（4）人類自然社會構成一個復雜開放的人類生態系統；（5）人類社會必須遵循自然運行規律；（6）人類的物質、精神、心理活動以及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與自然運行規律具有統一性；（7）人類的理想是人類、自然、社會的統一和諧持續發展；（8）人類的追求是生活越來越美好。然而現代人對人與自然關系（人地關系）的解讀也是多種多樣，方創琳于2004年對此作了系統總結[43]。這里有一點需要注意，就是古代或者傳統的“人與天”“人與自然”，和現代的“人與天”“人與自然”或者“人與地（地理環境）”，既有著本質意義上的不同，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對人地關系中涉及到的“人與天”的問題，不要人為地賦予其神秘色彩，要把物質與精神統一起來以辯證的思維解讀“人與天”“人與自然”，辯證地解讀人地關系。以地理科學哲學發展的歷史軸線為基礎，按照不同的歷史階段，把中國“天人合一”觀和科學觀視野下的“人地關系”的理論模式和西方哲學科學視野下的“人地關系”的理論，作一歸納總結（表2）[43-47]，以便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為現代風水地理學在城鄉規劃、民居規劃中做到人地關系協調和諧，從哲學和科學上提供人地關系理論的支撐打下堅實的基礎。這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3.4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

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與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有著明顯的不同，主要是吸收了傳統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科學的理論、方法和模式，剔除了偽科學和迷信的成分。現以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風水地理選址規劃為例進行分析。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位于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交界的貴德縣境內[1,48]，其周邊群山環繞，是相對封閉的盆地，同時，緊鄰黃河河谷，形成山環水繞的格局態勢。基地規劃面積約為47.7km2，水域面積18.8km2，內含侵蝕性構造高山、堆積侵蝕中低山、堆積階地、準平原和黃河現代河床等地形地貌，疊加著濕地、河流和草地等自然資源，構成極為壯觀的自然環境景觀。以基地內、外的自然環境景觀要素為基礎，結合其氣候、水文、風向等，實現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的軸線定位和主要功能定位。在風水地理經典理論“陰陽論”“五行論”“精氣論”“形勢說”等指導下，遵循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的整體系統、因地制宜、山水選擇、負陰抱陽、順乘生氣、陰陽調和辯證、合時有情、科學審美、改造風水（趨利避害）等原則，對基地及其周圍的自然環境景觀進行科學分析，在“預測論”“方位論”“四象模式”的指導下，確定青海黃河果嶺國際旅游度假區的中心定位和坐向；借助堪輿（風水）羅盤，確定其軸心線的走向，使基地各功能區的布局系統、協調、和諧，呈現出“天人合一”之美（圖3）。這一選址規劃布局體現出以人為本、天人感應；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負陰抱陽，藏風聚水；順乘生氣，萬物感應；山環水繞，環境幽美。人、建筑、自然環境有機配合，趨利避害；協調統一，渾然一體；生機勃發，相得益彰，人與自然和諧順暢，做到了游人美、建筑美、自然美“三美”珠聯璧合，和諧統一，可持續發展。由此可以看出，現代風水地理選址規劃布局中構建的“人地關系”模式是：以人為本，人與自然和諧，可持續發展。即人地關系和諧可持續發展論。

4結論

1）《周易》是中國古代一部最偉大的哲學和預測學著作，其“天人合一”觀是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由于《周易》自古至今被人為地誤認為是算命之術，故也被人為地涂上了“迷信色彩”，并滲透到傳統風水地理學中。絕不能因為傳統風水地理含有迷信色彩和偽科學思想，對傳統風水地理所闡釋的而現代科學又無法解釋清楚的先人經驗和事象進行一概否定，因為即使現代科學對人-自然系統的認識也只是微乎其微，無法解釋的事象浩如煙海，數不勝數。傳統風水地理學含有迷信色彩和偽科學思想，必須進行哲學科學批判，必須進行革新，引入相關的現代科學理論、方法、技術，從定性研究走向實證研究，從傳統風水地理學走向現代風水地理學。

2）諾貝爾獎獲得者物理學家李政道曾經對科學巨匠錢學森說：“我國的《周易》是純之又純的科研成果”。其實，中國自古以來在治理山水，建造城鄉、宮殿、園林、民居等工程中，都是以“天人合一”哲學觀為主線，以風水地理學（堪輿學）為指導，風水地理學的實踐，充分體現了《周易》哲學思想“天人合一”的科學性。

3）傳統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是《周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而現代風水地理學的哲學基礎仍然是如此。但是，在現代風水地理研究中，對“天人合一”思想在擯棄“迷信”思想的前提下，賦予了現代科學的新內涵，真正反映出其科學精髓，也可稱為新“天人合一”觀。現代“天人合一”思想的要義有3點：（1）以人為本；（2）人與自然和諧；（3）持續發展。此3點看上去極為簡單，但其哲學、科學內涵極為豐富深刻，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光輝哲學思想的結晶，是指導人類持續發展的最高準則。這些思想必須貫穿于現代風水地理研究的始終。

4）“人地關系”不僅是現代人文地理學研究的主題與核心，而且也是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分支學科風水地理學研究的源頭與核心。風水地理學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地關系”確定為永恒的研究課題。《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是風水地理學的基本哲學思想。因此，“天人合一”思想對“人地關系”的闡釋，是支撐風水地理研究的基本理論和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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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未來的產業優化與升級、農業發展、高技術產業發展、國際貿易、城市化、人口健康、資源綜合利用、社會可持續發展、能源結構優化、環境改善和國家安全等都需要地理科學做出積極貢獻。地理科學專業旨在培養適應國家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具備地理科學的基本理論與方法，掌握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和信息科學與技術等基本理論與技能，了解本學科前沿并受到科學研究的基本訓練，能在有關部門從事教育教學、科學研究、開發和管理工作的高級專業人才，或繼續攻讀碩士、博士學位的人才。西華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專業自1986年創建以來，長期、高度重視人才培養質量與專業內涵建設，已于2000年被評為四川省惟一的地理科學專業省級本科人才培養基地，2008年被評為省級特色專業，2010年被評為國家級特色專業。

一、專業辦學條件

該專業現有專任教師28人。其中，教授8人、副教授14人、高級實驗師1人、講師5人；博士后3人，博士和在讀博士共占專任教師總數的52%。專任教師主要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四川大學和中科院的北京地理所、成都山地所、新疆地理所等，具有良好的人脈資源與學緣結構。專任教師中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人，四川省學術和技術帶頭人后備人選1人。教授與副教授每年至少為本科生講授一門專業基礎課或主干課。近年來，專任教師先后主持或承擔973計劃、863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教育部、四川省科技廳、教育廳和國土資源廳以及地方政府委托的科研項目230余項，出版學術專著8部，發表高質量學術論文358篇，科研成果獲省部級獎勵5項，科研考核連續5年獲全校理科第一名。同時，專任教師還主持或承擔四川省高等教育教學改革工程人才培養質量和教學改革項目9項，教學成果獲省部級獎勵8項。建設有四川省級重點課程1門（人文地理學），省級精品課程4門（環境保護、人文地理學、旅游學、水文學），校級精品課程3門（自然地理學、地球概論、區域分析與規劃），精品課程數量位居全校前列。

該專業課程教學與科學研究所需的圖書資料和儀器設備等較為充足。學校圖書館藏書230余萬冊，有地理類藏書近10萬冊，有中國期刊網、重慶維普、超星數字圖書館以及ebscohost、eco psp、ccc、isi proceeding等多種中外文電子期刊數據庫。學院資料室的面積約200m2，有100余種國內外專業學術期刊和近萬冊藏書，每年新增圖書、雜志1 000余冊。專業實驗室面積約5 400m2，有基礎實驗室28個、開放實驗室23個，儀器設備總價值600余萬元，萬元以上大型儀器28臺；有arcgis、erdas、mapgis、geostar和cass等國內外專業軟件實驗平臺。其中，地理信息系統實驗室為中央與地方共建基礎實驗室，丘陵地區國土資源統籌利用工程實驗室為四川省教育廳高校重點實驗室，資源與環境信息系統實驗教學中心為四川省地理科學專業惟一的省級實驗教學示范中心。

該專業的專業實習和教育實習基地不斷完善。1996年，經四川省國土局同意、省教育廳批準，由四川省國土勘測規劃研究院和川東北地區58個市、縣國土資源局聯合成立“四川師范學院國土管理學院董事會”。董事會不僅為專業建設提供資金與智力支持，同時為學生的實習和見習等提供條件，這也是四川省地理科學專業校地合作辦學的成功案例。此外，還有南充市污水處理廠、青居曲流國家地質公園、凌云山國家森林公園和嘉陵江中游階地等近郊實習基地；樂山—峨眉山地區的部門地理野外實習基地，成都—西安—延安地區的區域地理野外實習基地；以南充市5所中學為核心，輻射四川盆地的廣安、綿陽、廣元、巴中、達州、德陽、樂山、眉山、內江、南充、遂寧和雅安等12個地市的70余所中學地理教育實習基地。

二、主要優勢特色

教師教育是師范院校固有的優勢和特色。作為四川省屬重點師范大學，西華師范大學是四川省教育師資培養的重要基地，歷來把師范專業特色建設作為提升辦學實力的根基。地理科學是研究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表層自然、人文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時空變化規律的科學，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具有區域性、綜合性、實踐性和應用性等特征。學科特征要求地理科學專業教育必須重視“厚基礎”、“強實踐”。

1.負重自強、鑄魂勵教，矢志不渝為基礎教育服務

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地理教師，必須具備厚實的專業基礎知識和扎實的教育教學功底，必須能夠結合實際、靈活自如地將專業知識應用到教學一線。課程與課堂教學是專業知識傳授和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西華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專業最新的人才培養方案于2008年修訂、實施。為了增強學生的專業基礎知識，新方案將各部門自然地理學單獨設課，并開設天文學概論、旅游地理學、文化地理學、城市地理學、災害地理學、數字地球導論、綜合自然地理學、區域經濟學、環境地理學、環境影響評價、水土保持學、土地資源調查、土地利用規劃、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土地法學、房地產估價、可持續發展導論等與中學地理教育和資源、環境與發展問題緊密聯系的選修課程。為了夯實學生的教育教學功底，新方案除開設教育學、心理學、普通話、書法和地理學科教學論外，還增設鄉土地理教學與研究、地理素描與三板藝術、地理活動與地理教學、中學地理微格教學、中學地理新課程改革、地理教學技能訓練等地理教師教育課程，還組織

轉貼于

編寫《地理科學專業學生必讀》供學生查閱拓展閱讀書目、地理學人風采、專業期刊網站、報考研究生及地理教師職業發展等相關信息。

為了引導學生養成良好的學習風氣，除了落實新生入學教育、教學督導制、學生信息員制、期中教學檢查和嚴格考試紀律等常規管理外，還組織大一、大二學生固定時間、固定教室上自習。大一學生參加手工繪圖技能比賽，大二學生參加自然地理野外調研報告比賽，大三學生參加課堂教學技能比賽，所有學生選擇性參加數字測圖技能比賽、gis軟件操作與二次開發技能比賽、遙感專題應用技能比賽、城市規劃軟件操作技能比賽、autocad軟件操作技能比賽、土地資源開發利用與設計比賽等，通過各種比賽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專業核心競爭力。為了促進學生將專業知識應用到教學一線，除了選派中青年教師到中學掛職鍛煉、評聘基礎教育兼職教師外，還定期邀請基礎教育一線名師如四川省教科所張白峽教研員、南充高中何從春高級教師、南部中學趙海特級教師、德陽二中饒萍教師（第五屆全國優秀中學地理教育工作者）等給學生講授示范課，還定期將學生帶到南充市5所中學去參加教研活動、聽公開課、評閱試卷等，還選派優秀本科生去頂崗實習或參加中學地理教師置換培訓項目等，通過“請進來、走出去”真刀真槍地磨煉學生的教育教學能力。

2.校地合作、科研強化，千方百計培養學生實踐創新能力

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地理學人，必須具備豐碩的實踐經驗、敏銳的學術思維和強烈的創新欲望。實驗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理論聯系實際，學會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拓展知識面、提升綜合素質和激發創新意識的重要途徑，也是地理科學專業教育必須高度重視的關鍵環節。西華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專業已建立起由基礎到綜合、由驗證到設計、由設計到創新，“基礎驗證實驗—綜合設計實驗—創新探究實驗”逐步推進，“實驗—實訓—實習”互為補充，“課內—課外、校內—校外、教學—科研”互相結合，理論教學和實驗教學融為一體、課程教學與科學研究融為一體、專業教育與擇業教育融為一體的新型實驗實踐教學體系（如圖1所示）。必修課非獨立設課實驗實踐均有嚴謹的教學大綱及配套講義，非獨立設課實驗實踐占總學時9.9%；一些技術性或應用性較強的課程，如計算機地圖制圖、測量與地圖學、地理信息系統和遙感等，特別重視綜合性、設計性和探究性實驗，占其實驗實踐學時85.0%；近郊鄉土地理實習、樂山—峨眉山部門地理實習、成都—西安—延安區域地理實習、地理教研論文寫作等，獨立設課實驗實踐占總學時20.3%。

作為地處非中心城市的地方性師范大學，西華師范大學建校65年來歷經兩次分合、七易校名，學校建設發展深受無區位優勢、隊伍不穩和投入有限等問題的困擾與制約，但西華師大人一直秉承團結一致、毫不氣餒、孜孜以求、積極作為的優良傳統。地理科學專業教師承蒙社會厚愛及董事會成員單位支持，已在嘉陵江中游、川東北地區、川中丘陵區、四川盆周山區的土地利用與保護、城市與區域經濟、自然災害與風險管理、數字地貌與環境信息等領域主持或承擔200余項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用型科研項目。教師以身作則，將專業知識應用到生產實踐，激發學生更加熱愛所學專業。利用教師項目較多優勢，鼓勵學生參與地圖數字化與專題制圖、空間數據庫建設與維護、遙感圖像解譯、地理信息系統開發、區域綜合調查、大比例尺數字化測圖等工作，通過科研工作磨煉學生的實踐能力、激活學生的學術思維、點燃學生的創新熱情、增強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等。學生結合科研工作申請大學生創新科研項目、發表科研論文和撰寫畢業論文等成效顯著，廣泛涉獵土地利用評價、旅游資源開發、地質遺跡保護、生態環境評價、區位優勢分析、教育教學改革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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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地理科學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學科，它不但包括自然科學，而且包括人文科學。特別是當前地理學更趨于深入研究國家建設和解決社會問題，凸顯人文科學重要性。中學地理課中包含有豐富的人文內容，為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的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本文在主要在對中學地理教學當中所富含的人文內容進行了充分挖掘，對中學地理教育中如何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方面的滲透培養進行了研究，旨在教學中不但對學生進行科學知識的傳授，更應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與提高。

一、人文精神培養對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性

當前我國正在實施素質教育，素質教育就是要提高學生綜合素質。中國著名的吳傳鈞院士曾談到:“地理教育是一件頭等大事，它不僅關系到發展地理學的問題，更主要是關系到提高全民族素質的問題”。 中學階段是人生的黃金時期，對人的品格形成十分關鍵，要培養全面的品格就應該從這一時期著手塑造。中學地理教學的內容決定了地理教學跨“自然”和“人文”兩個領域。地理科學是人文精神和科學理性的完美結合，地理教育應該為學生人文精神的培養作出貢獻。而傳統的地理教僅局限于學科知識的講授和教學目的的實現，這種偏重單純的知識和技能的傳授卻忽視了學生的自我發展和人文教育的教學模式，顯然不符合知識經濟時代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在新課程改革的背景下地理課教學應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培養，把人文精神的培養放到和科學知識的培養同等重要的地位。中學地理課的教學，應有意識、有目的、有針對性地加強人文精神的教育，把人文精神與地理知識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加強對學生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培養，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這既符合學生個體發展要求，又能提高全民族素質。

二、淺析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就是人類的文化精神、人類的文明素養。人文精神是全面發展的人的最根本、最主要的標志。具體來講，人文精神，是指人對自然、人對社會、人對他人、人對自己的基本態度。地理人文精神是指有關“人對自然的基本態度”方面的內容，主要包括全球意識、“尊重自然、人要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意識、“人口道德”意識、“資源道德”意識、“環境道德”意識、國家意識、地理美等內容。人對自然的態度，是指人與自然應和諧相處，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類自身，可持續發展戰略就是由之而來的。人對社會的基本態度，其實質是一種人生觀和價值觀，如何引導人們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社會;人對他人的基本態度，屬于道德觀的范疇，關鍵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好競爭與合作的關系，競爭是必然的、必要的，但競爭應當是公平基礎上的競爭，而且是競爭的同時更要提倡合作;人對自己的基本態度，核心是正確認識自己和控制自己。

地理學科本身以其特有的學科體系及緊密結合生活實際的特色，所內涵的人文精神則是不言而喻的，在地理教學中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青年學生是祖國未來的建設者，他們肩負著歷史的重任。而作為一個具有穩定的學習能力并將之內化為自己良好素質的跨世紀的接班人， 進入社會后， 他可能會遺忘曾經學過的地理知識，但是能夠較快、較準確地認識觀察客觀事物， 并對一些棘手的人地關系問題， 會做出恰如其分的處置，這正是地理教學中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意義所在。

三、地理課堂是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培養的首要渠道

地理課教學擁有豐富的人文知識內容，在地理教學中滲入人文精神教育，具有其它學科所沒有的獨特優勢。中學課堂中的地理人文知識主要包括人口、聚落、語言、種族、民族、民俗、宗教、經濟、旅游、人地關系等相關內容。如:自然地理能激發學生熱愛大自然、熱愛祖國河山的情懷，讓學生學會欣賞和感受自然之美;人類社會的各類經濟活動和風格各異的民居、民族服裝等人文現象，可引發學生了解人文社會的興趣，提高尊重各民族并與之和諧相處的意識;全球自然環境的整體性和各要素間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有助于學生國際意識、國際觀念的培養和確立。因此，在教學的實踐中我們不能忽視人文精神的教育，更不能將人文精神教育從地理教學中分離出去。

現代教育的最終目標是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和個性的健康、和諧發展。讓學生既掌握現代地理學的基本知識、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形成實事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創造的科學精神，又加強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的熏陶。從人地關系和諧發展的角度培養學生對自然環境的應有尊重和對人類社會的人文關懷，突出思想感情、道德觀念、人格品質的培養，促進學生個性的充分發展，以高尚的倫理觀念、道德情操和人文關懷意識處理人地關系和社會發展。

總之，人文教育是一個長期持久的過程，必須對學生言傳身教，長期熏陶，滋養心性，提高修養，外化為一種生命的力量和動力。把學生培養成有仁愛之心、善良之心、感恩之心的人，把他們培養成熱愛生命、熱愛生活、樂觀向上、積極進取、志存高遠、胸懷天下的人。這也是教育的最終目標。

參考文獻:

趙榮.《人文地理學》.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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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生態；保護；尺度

中圖分類號：F590.31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20539（2012）04000107

20世紀90年代，文化生態理論引入我國并逐漸引起我國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重視，也成為近年來國內的研究熱點，自此在理論指導下的文化生態保護也被提上了政府工作日程。2004年4月8日，文化部、財政部聯合發出的《關于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通知》指出：“在民族民間文化形態保存較完整、并具有特殊價值、特色鮮明的民族聚集村落和特定區域，分級建立文化生態保護區”。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提出了“對文化遺產豐富且傳統文化生態保持較完整的區域，要有計劃地進行動態的整體性保護。”《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計劃在“十一五”期間確立10個文化生態保護區。截至2011年8月，全國已建立11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而如何建設好實驗區并將建設經驗推廣到全國，是當前文化生態保護理論需要加緊研究的課題。本文擬就我國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尺度及其進展作一梳理。

一、文化生態的基本內涵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斯圖爾德指出，生態學理念被引入社會科學中研究人類社會及生產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化生態學就是主要研究文化適應環境的過程和由這種適應性所導致的文化習俗之間的相互適應性的學科[1]。墨菲則指出：“文化生態理論的實質是指文化與環境（包括技術、資源和勞動）之間存在一種動態的富有創造力的關系。”[2]作為人文地理學的重要內容，文化生態主要研究文化系統的組成、功能、結構、空間特性和時間動態，以及系統要素之間與系統內部發生的各種過程及其相互作用的機制[3]。美國地理學家蘇爾開創了人文地理研究的“文化生態學派”，提出既要重視研究人類文化塑造地球表面的過程，即文化景觀的創造和變化過程，也要重視氣候、土壤、河流、植被、動物與人類活動的密切關系，并提出“環境響應”（environmental response）理論，即一個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環境中的行為模式，其產生不依賴于自然條件的刺激，而是來自于后天獲得的文化。這實際上是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里，一個特定文化對生存環境的響應[4]。

文化生態理論的提出來自文化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等多個學科，對于早期的研究，批評者認為，文化生態學未能充分考慮到人對環境的影響，研究通常在“小型地區”進行，其研究結果可能不適用于較大地區，不僅需要研究過去，而且應該研究變遷[5]。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西方文化生態研究的理論及其應用有了較大拓展，影響也相應擴大，而我國國內尚處于初創階段，基本理論研究和構建顯得薄弱，應用研究卻走在前面[6]。

文化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適宜的研究尺度是明確文化生態保護研究范疇的基礎。尺度是在研究某一物體或現象時所采用的空間或時間單位，又可指某一現象或過程在空間和時間上所涉及的范圍和發生的頻率[7]。根據文化生態現象的時空表現和演變過程，筆者認為，文化生態保護研究尺度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尺度。二、宏觀研究尺度：

文化多樣性研究在宏觀層面，研究者強調文化生態的系統性，把文化本身看作一個生態系統或者存在狀態，從文化哲學的高度研究人類文化多樣性、文化變遷等內容。

第一，生態系統論。方李莉把文化比作動態的生命體，各種文化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種不同的文化群落、文化圈、甚至類似生物鏈的文化鏈，并聯成一張動態的生命之網，其對人類文化整體而言具有結構。她認為，現代性造成了文化生態的失衡，解決文化生態失衡需要提高文化自覺[8]。文化生態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9，10]，具有生態性[11，12]，是生態建設的主要組成部分[13]。

第二，生存狀態或精神狀態論。研究者認為，文化生態是人在融合了生態智慧的自我構建和社會構建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生存狀態。它不僅著眼人與自然的和諧，還關注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14]，倡導“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15]；它是由社會環境決定的人民大眾的心理狀態，其核心為社會公理[16]或者是區域性的精神生態[17]。作為文化人類學的延伸，它體現在對人類（民族）文化“差異性”的強調，以人的審美理想體現著人們的靈魂和民族的心聲[18]。

從宏觀上來講，保護文化生態就是保護民族文化生態環境[19]。它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整個民族文化的文化生態保護；二是某個民族的某類文化或特定文化事項賴以生存的條件的保護。保護民族文化生態，應注意做好“保護和建構民族文化的傳承機制、建立和完善傳統文化的適應機制、建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交流機制、文化生態建設與自然生態建設相結合、加強對文化發展規律的研究”等方面工作[20]。三、中觀研究尺度：

區域文化生態研究把文化生態作為區域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加以研究，既豐富了理論研究的內涵，也給文化生態保護實踐工作提供了指導。對特定區域空間文化生態及其保護的研究成為當前學術界關注的熱點課題之一，特別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已經成為政府文化事業建設與發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一）區域文化生態

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學的目的，就是揭示使不同區域各具特點的特殊文化特征和模式的起源，并非要得出能夠應用于任何文化-環境區域的普遍原則。對區域文化生態調查可分三個步驟：首先，必須分析物質文化與自然資源之間的關系，其次分析運用某種特定技術來開發某一地區時涉及的行為模式，三是確定開發環境過程中所需要的行為模式對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影響[21]。可見，區域文化生態研究的關鍵是與生產手段相關聯的行為模式及其影響。司馬云杰也認為，區域文化生態研究的重點是人類文化行為，研究環境適應的不同區域的文化特征[22]。

文化地理學認為，任何文化都帶有該文化形成地域的地理環境的印痕[23]。現代文化生態學立足區域，探討區域文化群落與其地理環境的發生、發展及其內在規律[24]。江金波以此為理論框架探討了粵東北客家民性及其生態成因與文化生態空間格局的優化[25]。角媛梅認為，哈尼梯田文化生態系統就是以梯田稻作為中心的哈尼族生活與環境相協調的人地系統，其由森林生態子系統、哈尼族村寨文化子系統和梯田生態子系統所構成，在空間上形成了特殊的林-寨-田的結構[26]。

（二）外因對區域文化生態保護的影響

旅游對區域文化生態保護的影響是目前討論最多的話題之一。旅游與文化生態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商業旅游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化生態[27]。張中波以麗江古城為例認為，旅游開發導致古城文化生態失衡：古城本土居民的大量外遷、旅游開發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商業氛圍的加重和文化氛圍減弱等[28]。李文兵認為，在旅游背景下，經營者、管理者、游客是古村落文化生態演變的三個切入點，文化生態演變路徑為社區旅游參與-物質文化變遷-制度變遷、村民旅游感知-精神文化變遷-制度變遷。文化生態演變趨勢為：（1）物質文化演變表現為古村落村民居住空間轉換，古村落經濟結構轉換，（2）精神文化演變趨勢表現為宗族文化，（3）風水文化的相關儀式以及傳統民俗得到部分或全部恢復，（4）制度文化演變表現為建立在現代法制基礎上的制度文化保障功能得到加強，民主氛圍增加[29]。四川白馬地區旅游開發實踐表明，大眾旅游開發模式會給自然和文化生態相對脆弱的民族地區帶來較大沖擊[30]。

對于文化生態的旅游開發模式，有學者提出原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次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再生文化生態開發模式[31，32]。王維艷等認為，瀘沽湖摩梭本族人口表現出低速抑或負增長趨勢，“計生”、外出打工、旅游經營制度及過度旅游開發等文化生態因子正在對摩梭母系文化的存續構成潛在威脅[33]。

劉壯討論了地震對當地自然環境的破壞所導致的羌族生活、生產方式、民眾的文化心理等文化生態各方面的影響[34]。苑煥喬認為，城市化所致的人口大幅下降、傳統意識淡漠，使得京西靈水村“秋粥節”文化環境急劇惡化[35]。

（三）文化生態保護區研究

文化生態保護區是在文化生態理論指導下的文化生態實踐。它的建設，是根據同一性質的區域文化特點，選定傳統文化保存相對完整、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及觀念形態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在價值觀和民間信仰以及諸多文化具體表現形式方面具有突出特點的人群聚落空間予以特別的關注，使這一特定地區的傳統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和健康傳承[36]，這是生態博物館的拓展或另類[37]。應在多層面整體推進：在環境層面，著力于對建筑和生態環境的修復、整治；在經濟層面，注重對其經濟活力的培育，積極營造有特色的文化活動和商業氛圍；在社會層面，通過促進社區居民的參與，借旅游、文化等產業的發展幫助解決城鎮或村落衰退帶來的種種內在問題[38]。文化生態的保護，不是簡單劃定數片“生態文化保護區”就可以一勞永逸的，而是在對抗“現代性”的當代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文化自覺，需要在無形的制度建設和有形的技術支撐下實現廣泛的居民參與[39]。要把文化生態保護與自然生態保護結合起來[40]。然而，在文化生態區保護過程中，文化主體存在若干問題：傳統生活不復存在、民族文化迷失、文化傳承人的危機、留守人口比例失衡，因此應加強民族文化主體保護[41]。

（四）民族文化生態研究

在文化人類學視角下研究文化生態，其主要目標和任務就是揭示出各民族、各地區的文化形態與自然環境的關聯[42]。楊建華等將西南文化生態圈內的諸多文化群落分別劃入到相應的亞文化生態圈、文化生態叢、文化生態簇所構成的文化生態層級體系之中[43]。學者們提出了若干保護方略，如“文化生態園”模式[44]、民族文化生態經濟模式[45]、民族文化生態村模式、生態博物館模式等。以文化生態村和生態博物館的方式保護鄉土聚落和文化遺產的做法，在國內越來越多。但生態博物館不只是一群建筑，而是一個社區，它所保護和傳播的不僅是文化遺產，還包括自然遺產和生態環境、原住民的文化啟蒙和教育引導。尹紹亭認為，民族文化生態村是全面保護和傳承優秀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由當地民眾自覺參與的、自主經營、管理的中國鄉村建設的一種新模式[46]。有學者提出了民族文化生態村的兩個成功模式：一個依托景區的發展模式（貴州仙人洞村），一個是原生態文化村寨的發展模式（云南南堿傣寨），可根據不同類型的村寨特點建設民族文化生態村[47]。民族文化生態村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種資本之間的良性循環需要兩個重要條件：良好的社區參與、良好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和發展方案[48]。四、微觀研究尺度：

文化生態因子研究對具體文化因子的生態環境現狀及其變遷予以研究，從整體上探討文化生態保護與開發。各種民俗、民間工藝、傳統音樂、口頭傳說等都是文化生態保護的研究對象。民間藝術的文化生態研究浩瀚了傳統民間文化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造物觀念、造物與環境的關系、信仰觀念、技術因素、民間社會組織結構形式，以及文化的時空發展等內容[49]。潘魯生等倡議把“民間工藝文化生態保護計劃”納入全民教育領域，建立民間藝人檔案，建立指定的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域，設立文化旅游的景點，建立民藝資料館所，設立民藝研究機構，在有條件的都市科研院所設立民藝作坊，吸引民眾參與，體驗民間生產、生活方式[50]。河洛大鼓作為一種曲藝形式，其發生、發展、衰敗的每個環節都反映著河洛文化的生態狀況，因此應從河洛文化生態系統的各要素考察尋求保護策略[51]。挑擔、砍柴、走紙寮作為閩西傳統時期的主要勞動生產方式，以及與這些勞動相關的自然環境、社會歷史文化因素，共同構成了閩西客家山歌傳承的文化生態[52]。客家“好歌”文化生態變遷：形式由集體性的山間勞動變成娛樂休閑；內容由愛情生活變為現代化發展；方式由即興演唱發展到專業化創作；以及多媒體技術運用、團體組織表演等。客家山歌表現形式豐富，并融入文藝創作、民族旅游，但這種變遷喪失了固有的獨特韻味[53]。學校教育、自我教育以及生活模式教育三個方面，為云南傳統音樂文化保護與傳承創造了良好的土壤[54]。有研究認為，傳統音樂舞蹈藝術，對其保護主要有三種觀點：（1）對于瀕危的、難以推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只能用“博物館式”方式保護；（2）對有生命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積極借助市場力量保護，走市場化道路；（3）對于有些口頭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要據其形態特征決定特殊的保護方法，即活態傳承[55]。

對于微觀文化生態的保護和利用，有人提出合理旅游開發[56]、“師徒父子”傳承[57]的方式，還有一些針對某項文化事項的具體研究，如對“唱新聞”的內容與形式加以發展和創新[58]、對上黨梆子要保護好戲曲小生態的活態特征[59]、洮岷地區“花兒”的文化空間保護[60]、非文字生活世界發掘[61]、女書及女書文化的原生態環境保護等[62]。

五、文化生態保護研究簡評

（一）文化生態保護研究應以宏觀尺度為指導，立足于中觀和微觀尺度

文化生態保護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方法，然而操作性不強，特別是宏觀研究尺度。因此，需要在現實的空間內和可控的條件下，通過可操作的技術手段，開展理論與實踐有機結合的綜合性研究。審視文化生態研究的三個尺度，筆者認為，應該以宏觀尺度為指導，以中觀和微觀尺度為基本立足點。其原因如下：一是遵從斯圖爾德文化生態原始內涵，二是研究尺度的可操作性。文化生態保護對象是生態環境與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文化是特定時間和空間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和結果，所以文化生態保護必須在特定區域范圍內開展。文化生態保護主體是社區居民，只有文化凝聚力較強的社區居民才能真正參與區域文化生態保護。三是現實需要。無論是自然遺產保護、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還是從整體出發的文化生態保護，都是我國文化發展戰略之一。因此，從中觀和微觀的角度開展具體研究是我國文化生態保護的現實需要。

（二）文化生態保護原則

文化生態保護強調三個原則：（1）整體性：文化生態保護整體性首先是文化與生態環境的整體性，即并不單純保護文化的符號、語言、規范等，而是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全面保護文化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這既涉及自然環境，也包括經濟環境、政治環境、社會環境等。其次是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的整體性，即互相依存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與之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2）針對性：區域文化生態差異性明顯，環境和文化生存之間的互動帶有鮮明的地域性，必須開展有針對性的研究和保護。首先應針對不同類型文化生態開展類型化研究和保護。如歷史文化名城、名村、特色文化村寨、以自然景觀為核心的特色村寨等。其次，針對具體文化因子開展個別化研究和保護。區域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形式多樣，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不可移動文物、可移動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口頭傳說和表述、語言、表演藝術、社會風俗、禮儀、節慶、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和實踐、傳統的手工藝技能等以及與上述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文化空間。因此，應采取富有針對性的研究理論和方法以及保護方略。（3）參與性：文化生態保護的主體是生產、生活于特定環境中的社區居民，也是保證文化活態生存、可持續利用與發展的基礎。應加強對文化主體的文化自覺、參與意愿、參與路徑等內容的研究。

（三）文化生態可持續利用

一是應采取分層次的開發模式，即按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類型分層次開發：對音樂、舞蹈、戲曲等表演類遺產應優先開發；對工藝、美術類等生產性遺產重點開發；進行產業化開發，對儀式、節事、習俗類制度性遺產控制開發。

二是應對文化生態保護區進行功能分區。旅游開發可能會給文化生態保護帶來消極影響，如過度性開發、商業化污染、社區參與不足、居民遷移、文化涵化等，筆者認為，可以采取功能分區的方式，把文化生態保護區分為“前臺”和“后臺”，“前臺”就是供旅游者觀賞游玩的旅游規劃區，“后臺”就是遠離旅游者的規劃控制區，目的是保護文化生態原真性的傳承，嚴格控制開發。

（四）多學科綜合性研究

文化生態保護是一個綜合性研究領域，匯集文化人類學、人文地理學、生態學、文化哲學、社會學、藝術學、民族學、旅游學、民俗學、建筑學、規劃學、歷史學、文學、傳播學、博物館學、教育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學科，各學科研究尺度和向度各有不同（參見圖1）。圖1文化生態保護研究學科分布圖

因此，研究方法也應呈現多學科特點。文化生態傳統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化人類學的田野工作法、民族志法等，隨著相關學科的介入，抽樣調查、跟蹤調查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也應得到廣泛的應用。除此之外，還應當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開展深入研究，如GIS、生態環境監測、信息系統數據庫等。

概言之，文化生態系統涵蓋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文化生態研究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相關理論和方法，這對文化生態保護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運用多學科研究手段和方法，又要使理論與實踐形成良性互動，為文化生態的整體保護提供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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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鄉村分廣義鄉村與狹義鄉村，廣義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區域，狹義的僅指農村居民點。鄉村地理學家HughClOut認為鄉村人口密度較小，具有明顯田園特征;鄉村社會地理學家GarethLewis認為鄉村是聚落形態由分散的農舍到能夠提供生產和生活服務功能的集鎮所代表的地區［1］，本文的研究對象針對廣義的鄉村。學界對鄉村人居環境的定義持不同態度。城鄉規劃學與建筑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鄉村建筑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間的綜合;生態環境學的觀點是，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設平衡生態系統為目標的紛繁復雜的生態巨系統;風水倫理學的觀點則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工景觀與自然萬物的沖突與融合;社會學、1．鄉村人居環境內涵鄉村分廣義鄉村與狹義鄉村，廣義的指城市以外的所有區域，狹義的僅指農村居民點。鄉村地理學家HughClOut認為鄉村人口密度較小，具有明顯田園特征;鄉村社會地理學家GarethLewis認為鄉村是聚落形態由分散的農舍到能夠提供生產和生活服務功能的集鎮所代表的地區［1］，本文的研究對象針對廣義的鄉村。學界對鄉村人居環境的定義持不同態度。城鄉規劃學與建筑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鄉村建筑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所有地表空間的綜合;生態環境學的觀點是，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地相互作用、以建設平衡生態系統為目標的紛繁復雜的生態巨系統;風水倫理學的觀點則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人工景觀與自然萬物的沖突與融合;社會學、人類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以經濟屬性和社會屬性為基礎，以人為主體，關注人的需求的滿足;形態學認為，鄉村人居環境是生產方式與生活狀態的統一，物質與精神的契合，人工與自然的協調。綜上，鄉村人居環境的內涵為:以鄉村居民為主體，在鄉村(包括鄉鎮、村莊和聚居點)地域范圍內進行居住、耕作、交通、文化、教育、衛生、娛樂等日常生活，在認識自然、改造自然地過程中形成人與自然、物質與非物質結構相結合的有機體，滿足鄉村居民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需求［2］。

2．國外的鄉村人居環境研究

2．1鄉村地理學研究

國外鄉村人居環境研究始于鄉村地理學。該研究階段主要研究鄉村聚落與地理環境。1826年杜能提出古典農業區位理論，運用經濟學分析生產區位與消費區位間距離，得出在空間上農業生產方式顯同心圓式圈層結構。1841年德國科爾首次系統闡述聚落的形成，對大都市、集鎮和村落等類型的聚落進行比較分析，論述了聚落分布與地理環境及交通線之間的關系，重點研究地形對村落區位的影響［3］。1933年德國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創立中心地理論，為鄉村地理學和空間聚落研究做出突出貢獻。20世紀60年代起，學界更加專注鄉村社區演變與重構、開敞空間保護、鄉村矛盾沖突等問題。

2．2鄉村發展研究

20世紀中期，人口由城市轉向鄉村，鄉村發展模式在利益驅動下發生巨變，景觀和空間形態改變，歐洲國家鄉村問題突出，鄉村經濟振興需謀求新的出路，工業化、城市化作用于鄉村，帶來褒貶不一的影響。該時期研究重點拓展到社會學、經濟學、環境學、生態學等更廣闊的學科領域。漢森提出政府應該加大對貧困地區的經濟支持，尤其是教育、技術的投資，進行遷移援助計劃的申請，從而轉移貧困地區的剩余勞動力［4］。托馬斯分析了英國農村的交通問題，認為應該建立政府基金，負責大部分農村的服務資金，用于建設城鄉交通網絡［5］。布恩斯探討了城市化、工業化和商業化對鄉村聚落產生的影響，并提出相關公共政策［6］。在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鄉村作為工業拓展空間被大規模占用，城鄉差異逐漸縮小，但是傳統的鄉村空間形態改變，社會結構面臨重組，聚落內部出現“空心化”，村落出現無序或蔓延現象，大規模的工業化促使鄉村資源大量開發利用，超過鄉村環境承載力，生態系統破壞。此外，學者認為鄉村發展必須注重城鄉互動，指出政策制度對于鄉村發展所起到的作用［7］。

2．3鄉村轉型研究

近二十年，西方國家普遍進入后城市化時代，城郊鄉村開始依托城市主體謀求與城市的融合發展，但總體環境卻因居住空間拓展、社會階層混雜、生態空間占用而惡化。而距城市較遠的偏遠地區鄉村依然貧窮，交通不通暢，自然文化遺產不受應有的重視而屢遭破壞，隨之鄉村聚落空間形態變遷進程緩慢。1996年在《伊斯坦布爾宣言》中，聯合國“人居環境中心”明確提出要突出可持續的人居環境發展觀，強調必須使城市、城鎮和鄉村不同層次的人居環境均實現可持續發展。2004年聯合國于世界人居日，再次明確提出城鄉關聯發展。這一時期的鄉村轉型研究關注可持續發展背景下的鄉村功能和鄉村空間的轉型，倡導開放性的鄉村空間。

3．國內鄉村人居環境研究

我國真正的系統研究鄉村人居環境起于20世紀90年代，集中反映在建筑學、城鄉規劃學、地理學和社會學等學科上。

3．1建筑學與城鄉規劃學研究

建筑學和城市規劃學者針對城市化背景下鄉村環境巨系統開展探究。吳良鏞最先提出中國人居環境研究理論，建立起人居環境研究基本理論框架，為中國人居環境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8］。雷振東、劉加平等注重鄉村聚落空間形態研究，關注村落發展模式［9］，注重探索鄉村建筑設計模式，推廣生土建筑。李昌浩等主要研究人居環境中的建筑設計，側重于微觀住宅設計的節能系統、生態系統建設，在實際的農村住區建設中采用新理念、運用新技術。趙萬民針對重慶地區山地人居環境建設進行理論和實踐探索，重點研究山地人居環境［10］;趙煒根據山地人居環境建設的發展過程，提出山地人居環境的總體發展思路［11］。

3．2地理學研究

從地理學層面來看，鄉村人居環境偏向于類型研究、鄉村聚落區位分析等宏觀研究。鄉村聚落重構、鄉村土地利用和生態環境整治等問題成為研究重點。自然地理學者從地形、地質、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方面研究鄉村環境演變，如甘枝茂等研究了陜北黃土溝壑的鄉村聚落土壤水土流失情況，提出防治措施［12］。經濟地理和人文地理學者更關注鄉村土地利用狀況、鄉村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自然環境保護的互作用。王成新等總結村落“空心化”的發展階段，從規劃設計、管理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探討解決措施。

3．3社會學研究

社會學更加關注鄉村政治、社會變遷及文化轉型。周世亮通過實證研究村莊政治文化變遷，分析中國城鎮化對中國鄉村政治文化的影響［14］;陳玉平重點研究鄉村轉型對鄉村傳統民俗文化的影響［15］。朱康對關于鄉村文化轉型的認識，提到鄉村城市化的問題，認為鄉村社會分化是城市文化對鄉村文化的沖擊，同時城市社會規范深入鄉村，在矛盾和沖突中，實現城鄉整合，伴隨著文化鎮痛［16］。然而，鄉村文化演變過程在空間上的特征和具體行為研究仍不深入。

4．目前鄉村人居環境研究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4．1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框架，各學科割裂、創新性不足。

國內外鄉村人居環境的研究尤其集中于地理學、建筑學、城市規劃、社會學、政治學、生態學等學科。但鄉村人居環境理論仍缺乏整體性、系統性的理論研究框架，學科間缺乏通力合作，溝通不足，割裂明顯，各領域研究較為片面。深入鄉村內部，對鄉村行為主體與鄉村人居環境之間的行為影響研究、鄉村聚落發展模式的探索實踐比較欠缺，研究的內容宏觀，對于解決問題適用性不強，研究成果生搬硬套，較少考慮不同地域的需求。

4．2研究方法傳統，資料來源有限，實時研究技術運用不廣泛。

鄉村人居環境研究目前的研究方法單一，多為經驗性研究，累計積累素材進行階段性整理和總結，尤其是大數據時代的空間分析技術(RS－GIS)和實時動態監控等技術手段未得到普及，造成科研成果滯后，不能及時反映鄉村發展問題。調研資料來源有限，影響科研進度、精確性和科學性，不利于掌握鄉村聚落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

5．對鄉村人居環境研究的相關建議

5．1強調學科交叉滲透，著重進行基礎理論建構

鄉村人居環境理論對學科的綜合性要求日益增加，學科交叉明顯，因此充分發揮各學科的優勢，如加強地理空間分析技術在鄉村人居環境研究中的運用，使鄉村人居環境基礎理論研究更深入。

5．2重視鄉村人居環境的本土化資源整合、重構與優化

鄉村人居環境研究應堅持因地制宜，以鄉村本土環境為基礎，將鄉村本土的資源進行整合，從鄉村實際出發，探索運用鄉村自身的自然和人文資源塑造鄉村聚落空間形態的有效可行途徑。研究課題應更加關注鄉村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建設，解決限制鄉村發展的主要瓶頸問題，提出鄉村發展時序和關鍵途徑，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相對應的人居環境建設對策，使鄉村人居環境實現本土化資源整合、重構與優化。

5．3注重鄉村居民的生存感受與傳統文化傳承，強調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