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氣候變化的因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氣候變化　水土保持因素　人類因素

中圖分類號：P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0)09-103-03

氣候變化問題是當今世界非常重視的一個全球性熱點難題。氣候變化不僅和各種自然因素有關，例如太陽輻射的變化、宇宙沙塵濃度的變化、地球軌道的變化、大陸漂移、火山爆發和植被變化等，并且還受到各種各樣的人類活動的影響。人類對氣候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從靜態到動態，從穩定到突變的過程，并且仍然處于發展階段。這是因為氣候變化的原因十分復雜，因為不僅每種影響因素都難于定量定性研究，而且這些復雜的影響因子還是多尺度重合的。

THOMAS研究了近一千年的全球氣溫變化，認為在工業革命之前的氣候變化主要由太陽輻射和火山爆發等自然因素控制，而工業革命之后人類活動的影響則成了主要原因。例如，人類的工業排放和土地，土地覆蓋變化等改變全球地表反照率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過程，進而改變大氣的成分和地表能量交換過程，最終對全球氣候產生了廣泛而且巨大的改變。另外拉迪曼認為，人類活動對于氣候的影響在農業誕生時就開始了，歐洲、印度和中國的早期農民砍伐森林是造成二氧化碳增加的原因，同時，種植稻谷和馴養牲畜產生的大量的甲烷，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溫室氣體。而人類活動引起的氣候變化與自然變化的最大不同是他的變化趨勢是非周期循環和單調發展的，其積累效應是不可低估的。

在2009年，EOS發表了一份關于地球科學家們對于氣候變化的觀點的研究概要。有一個問題是：“你們認為人類活動是影響全球氣候變化的決定性因素嗎?”地球科學家們達成統一認識后認為，雖然自然因素造成氣候變化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類的影響也很重要，出了人類排放的二氧化碳以外，這些影響還包括各種各樣的第一級影響因素，并且這些關于人類對于區域和全球氣候的影響將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被持續關注。POGER PIELKE和KEITH BEVEN等在EOS中建議，在今后的氣候評估中要包含所有的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因素。這些影響因素除了溫室氣體排放之外，還包括人口膨脹、城市化、土地覆蓋和土地管理的變化、動物和昆蟲的動力學影響、區域和地區的水源可利用性變化、水污染和極端水文現象(洪水和干旱)等。實際上，水土保持對上述多個因素都有涉及，并且甚至會有重要的影響。比如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的綠化與城市生態建設、土地植被的變化、土地利用、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后激發的極端水文災害。

1、土地利用對區域氣候的影響

在我國，由于歷史上的長期墾伐，以及近代的過度開墾、放牧和深林砍伐等，引起了植被覆蓋狀況的巨大變化。土地利用變化引起的氣候變化的研究，是當今全球氣候變化研究中的熱點之一。在中國所有的土地利用情況中，四川的旱耕地又是其中很典型的情況之一。四川地域遼闊，地貌以山地和高原為主，農耕地分布廣泛，早耕地比重大，水土流失和與之相關的旱、洪災害等生產。生態問題突出，既導致農作物產量低而不穩，又給長江中下游帶來安全隱患。像這樣的土地利用不當而造成當地生態破壞的例子在我國比比皆是，積小成多，這些土地利用情況的改變必將引起我國甚至全球氣候的改變，因此土地利用的變化一定是預測氣候變化時不得不考慮的因素。

如新疆地區的生態環境從過去的接近60年以來，已經迅速向荒漠化發展。雖然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自然因素，但是人類活動在這個過程中極大的加快了荒漠化的發展，主要包括過度放牧和過度開墾、以及不合理的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從而加劇了天然植被的破壞。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壤鹽堿化。例如塔里木河下游泰特榪湖和瑪納斯河的瑪納斯湖的干涸，兩大沙漠的流沙面積和土地荒漠化面積的擴大以及天然植被的退化，均與人口的不斷增長、現代工業的快速發展、對水土資源的開發利用與日俱增等有密切的關系。根據對新疆地區氣候變化參數的分析表明，新疆的氣候增暖不僅與中國甚至于全球的氣候變暖趨勢基本一致，但是在年內變化中冬季升溫最明顯：另外新疆沙塵暴災害的發生頻率與強度也與全球的變化一致。因此可以看出，某一地區的環境變化，不僅對當地，甚至會對全球的氣候產生同步影響。然而這一地區的氣候變化較之全球又有其特殊性，比如新疆年內變化中冬季升溫最明顯，因此也反映出氣候變化的復雜性。

由于全國的土地利用情況在這些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為了探討其對我國氣候造成的變化，高學杰等使用RagCM3區域氣候模式，嵌套歐洲數值預報中心在分析資料，分別進行了中國區域在實際植被和理想植被分布情況下各15年時間長度(1987-2001)的積分試驗。他們估算的結果是：中國地區冬、夏季的季風環流加強；植被改變引起長江以南降水增多，黃淮、江淮氣溫降低，華南氣溫上升；中國北方降水減少，氣溫在西北部分植被退化的地區升高。這樣的結果和我國的氣候現狀基本一致，也可以看出土地利用的情況的變化在研究氣候變化時是不可忽視的，而且是相對重要的。

2、植被覆蓋變化對于區域和全球氣候影響的預測

植被對氣候的影響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識，研究認為全球氣候中已經包含了植被對氣候的反饋作用。就全球來說，植被的存在降低了反射率，增大了對太陽輻射的吸收，同時，蒸發的增大，加強了全球水循環，在行星尺度上，植被的存在加強了經圈環流，還影響了季風環流。目前各國科學家都對各地的氣候變化做了各種各樣的預測，使用的模型主要有美國的NCAR模型和陸氣雙向耦合模式等。例如呂世華等對三江源的草地荒漠化做的預測。他們利用美國NCAR中尺度非靜力平衡模式MM5V36模擬分析了三江源區草地荒漠化對局地氣候的影響。三江源位于我國青海省南部，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總面積31萬km2，占整個青海省的總面積的43％，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積最大的濕地生態系統。根據預測，草地荒漠化后，地表反照率增加引起地面輻射平衡變化，晝夜溫差加大：土壤濕度和空氣濕度明顯減小，不利于現有植被生長：潛熱通量減小。總的來說，三江源的草地荒漠化后區域氣候變得更加干燥，不利于植被生長和水土保持，氣候變得更加惡劣。陳玉春等也使用NCAR區域氣候模式RegCM2研究了西北植被覆蓋面積變化對我國區域氣候變化的影響，他們分別設計了三組試驗，植被面積擴大試驗、控制實驗和植被面積縮小試驗。結論認為，植被變化對氣候的影響是明顯

的，它對地面溫度、環流場、降水和土壤濕度、徑流量等都有明顯的影響。植被擴大，有利于高原及華北地區的降水，改善氣候環境，其模擬結果符合實際情況，比較可信，對于開展水土保持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實際上，植被不僅會影響區域的氣候，還會對全球氣候造成影響。曾紅玲等利用陸氣雙向耦合模式R42 AVIM，通過有無植被覆蓋的對比試驗分析，總結了全球植被分布對氣候和大氣環流產生的潛在影響。認為全球植被的變化會對氣候和大氣環流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不只是局限在陸地表面及近地層，還可以向上延伸到對流層的中高層。植被的存在還增強了三圈環流，從而使現有的氣候和植被分布更加穩定。

3、生物土壤結皮對全球氣候的響應

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態現象，生物土壤結皮在干旱、半干旱和極地、亞極地區等脆弱生態區廣泛存在，生物土壤結皮對脆弱生態系統的穩定、碳氮循環和生態平衡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沙地生態系統中，生物結皮是隨著沙地的逐漸固定而漸漸出現的，它的形成過程是：沙地中的藍藻隨風流動，先是流動性較大的絲狀藍藻在不穩定的沙地上定居，隨著沙地的固定，形狀較小的藍藻出現，然后早期的地衣和苔蘚出現，然后隨著沙地固定時間的延長，演替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地衣、苔蘚伴隨著藻類結皮的生物結皮。雖然在沙地生態系統中，苔蘚不是最初的沙丘定居者，但是它確實固沙的主要貢獻者，一次有人提出可以將苔蘚植物作為生態系統穩定或者退化的重要指針之一。

實際上，在全世界的干旱與半干旱地區都廣泛存在著生物結皮系統，在那些植物生產力較低的生態系統中，結皮的常常成為當地的主要植被覆蓋，因此它對生態脆弱區的生態系統的維持和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另外，許多研究者都認為生物結皮是干旱與半干旱生態系統至關重要的碳源和氮源，例如在阿拉斯加的北極海岸的苔蘚和地衣組成的結皮的平均覆蓋度達到25％，在極地地區他們因其產生的大量的泥炭更成為了陸地生態系統的主要碳源：究指出，在北極和亞北極地區，地衣的種類已經由于氣候變暖而減少，這更說明了生物結皮各項生理功能和新陳代謝與氣溫變化密切相關；隨著人類活動對臭氧層的破壞，進入到大氣層之類的紫外線也大量增多，而其中的UV-B對地衣會有較強的影響，因為有研究表明UV-B會對脫水地衣的光和作用、色素系統及DNA造成損傷：面對當前的氣候變化，特別是降水的改變，對生物土壤結皮也有重要的影響，因為土壤結皮僅在合適的水分條件下才能進行正常的新陳代謝。研究證明，在美國、澳大利亞和中亞，隨著氣溫的升高和夏季降水頻率的增多，地衣的生態多樣性急劇下降。

現在沙地和荒漠草原生態系統的研究成為了國內外研究的特點。而一方面，結皮在沙地草原和荒漠生態系統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土壤結皮的生長極其緩慢，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一旦破壞，荒漠和沙地生態系統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恢復，對區域乃至全球的生態系統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因此研究土壤結皮和氣候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所以，解決干旱與半干旱區域尺度下生物土壤結皮空間分布特征和規律極其對全球氣候的影響也成了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

4、結　語

由于當前世界上大部分的氣候變化的風險評估都是基于全球氣候模型的，是不全面的，因此我們今后應該加入基于環境和社會資源的地區性的風險評估。比如說，通過提高洪水頻繁地區或者臺風地區的發展規劃和調整，做到不管發生什么樣的氣候變化，我們都能成功的有效適應。

篇2

關鍵詞：風險認知；氣候變化；心理測量范式；雙系統理論

分類號：B849：C91

1 引言

Start（1969）在《社會利益對科技風險》一文中對“How safe is safe enough？”這一經典問題進行了系統而確切的論述，標志著在心理學領域系統研究風險認知（risk perception）的開端。自此，國內外學者對交通、經濟、醫療、消費以及科技等領域的風險認知都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氣候變化風險由來已久，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在過去20年中，研究者已經投入了相當大的努力去探索大眾如何理解氣候變化風險（Vignola，Klinsky，Tam，&McDaniels，2013）。目前，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已成為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是指個體對存在于生活中氣候變化風險的客觀認識和主觀感受，包括對氣候變化風險事件和風險源的認知、風險結果和風險責任的認知。

氣候變化風險與其他領域的風險一樣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利結果的特點，但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相對于其他領域的風險認知具有其獨特性。第一，風險認知對象的特殊性。氣候變化兼具自然風險和人為風險的特征：在氣象學意義上，氣候變化是一個長期氣候狀態變化的漸進系統，通常涉及一系列相關現象，如氣候變暖、海平面升高、冰山融化、海洋酸化等；同時，氣候變化又是人為造成的。例如2007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第四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指出，自工業化以來人類燃燒化石燃料而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是造成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第二，風險認知范圍的廣泛性。氣候變化是在全球范圍內發生的，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從時間上來說涉及過去、現在和將來，從空間上來說囊括了全世界各個地區，甚至關系到地球上每一個人。其研究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是其他許多類型的風險認知所不能比擬的。第三，風險認知主體的差異性。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研究者通常根據主體是否具有相關專業知識，將主體分為大眾和專家，二者在氣候變化產生的原因、引起的結果和采取行動等方面都有差異（Swim，Stern，et al.，2011）。第四，風險認知與行動的矛盾性。這種矛盾性普遍存在，表現為人們雖然擔憂氣候變化，卻沒有采取相應的措施（Gifford，2011）。

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特性決定著研究的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從理論上來說，第一，將風險認知研究的領域從自然風險擴大到自然風險與人為風險相結合的氣候變化領域，為全面研究風險認知奠定基礎；第二，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助于拓展國內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心理學研究的新視野，本文圍繞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主線，在心理學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交叉領域進行研究，在國內開辟了一條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心理學研究路徑。從實踐上來說，第一，公眾與專家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上存在眾多差異，因此，專家面臨著如何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信息正確傳達給大眾的巨大挑戰（Pidgeon&Fischhoff，2011），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為風險溝通和風險決策奠定了基礎（Pidgeon，2012）。第二，公眾既是氣候變化的導致者，又是減緩氣候變化的執行者（Swim，Clayton，&Howard，2011），他們的態度與行動的矛盾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對風險的認知。

2 心理機制

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自提出之后，引起了許多學者的關注，他們開始在風險認知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氣候變化風險的特點進行研究。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既強調氣候變化風險的客觀存在，又重視個人或群體在認知客觀風險過程中的主觀感受。總的來講，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取向，一是心理測量范式，二是雙系統理論。

2.1 心理測量范式

心理測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是闡釋風險認知的主流理論。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在風險認知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是Slovic提出的心理測量范式。20世紀80年代Slovie首先提出用心理測量的方法評估人們的風險認知，對預測到的、并且已經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險事物的風險認知結構進行分析，形成了風險認知兩維度結構——“可怕風險（dread risk）”維度與“未知風險（unknown risk）”維度（Slovic，1987），成為描述人們風險態度和感知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

Weber（2006）嘗試運用該理論進一步分析氣候變化風險在認知地圖中的位置。首先，從可怕維度分析，即激發人們危機感的程度，Leiserowitz（2004）認為由于氣候變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多人還沒有將氣候變化看作可怕的，即在可怕維度上得分較低。而氣候變化風險的形象性、災難性與可控性三個客觀因素都影響著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主觀感受。第一，從氣候變化風險的形象性上來看，當人們根據數據描述對氣候變化風險進行分析時，加之氣候變化本身的抽象性，很難激發起人們強烈的危機感；相反，如果氣候變化被形象描述為如電影《后天》中迅速變化的災難，比如龍卷風、海嘯、暴風雪等巨型災難.就更能激發起人們的關注和強烈的危機感（Leiserowitz，2006）。第二，從氣候變化風險的災難性上來看，當面對兩種死亡方式，即死于颶風或死于冰川融化，雖然這兩種情況都能置人于死地，但人們對前者感到更恐懼，因為由它引起的死亡方式更可怕。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Page和Howard（2010）認為人們將影響身體健康的因素感知為更危險的因素。第三，從氣候變化風險的可控性上來看，由于人們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簡單漸進的變化，比如颶風、氣溫升高或龍卷風等，這些風險是眾所周知的，因此人們認為氣候變化風險原則上是可控的（Weber，2010）。當人們對氣候變化風險有種控制感的時候，其危險感受性就會減小。

其次，從未知維度分析，即風險的可知性程度，包括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了解與氣候變化風險影響本身的特點。一方面，個體對氣候變化的了解，即熟悉性，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人們更容易忽視經常接觸到的并有一定經驗的熟悉風險，對新風險表現出更高的警覺性。例如，在對比溫室效應和冰川融化的風險時，個體對冰川融化新風險更為警覺（Li，Johnson，&Zaval，2011）。Weber（2010）也認為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熟悉性將減少個體的危機感。此外，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熟悉性也將影響個體的控制感（Slovic，1987），進而影響其風險認知。另一方面，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延遲性，人們對一些氣候變化風險表現出未知性。人們長期居住于氣候變化的環境中（solomon，Plattner，Kuutti，&Friedlingstein，2009），對氣候變化的信號難以察覺（Moser，2010），因此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個體生活在氣候變暖的環境中，感受到的是氣溫升高，卻對其延遲的影響如冰川融化不甚了解，因此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未知性。Weber（2010）也認為當人們認為氣候變化是迅速發生時，比認為氣候變化是漸變時，感覺更害怕。

心理測量范式假設公眾對風險的不同反應取決于風險的維度特征，但后續研究發現影響個體風險認知結構的風險特征維度卻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對風險特征維度構成的討論成了風險認知研究的熱點之一。于清源和謝曉非（2006）研究了北京公眾對39個環境條目的風險認知特征，進行因素分析后，將“影響程度”、“可控性”、“了解程度”、“影響的持續性”、“發生的可能性”、“結果的嚴重性”六個維度歸納為“客觀認識”與“主動作用”兩個新的維度，即個體的風險認知機制涉及風險的客觀情況以及個體與風險事件之間交互作用的過程。該模型與Slovic的兩維度模型有所不同，對比二者的研究，我們認為產生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兩點：首先，研究對象不同，Slovic的研究對象是西方人，而于清源和謝曉非的研究對象是中國人，不同國家的個體由于文化、生活經驗等方面的差異，其風險認知可能不同，因此應加強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跨文化研究；其次，研究條目不同，Slovic的研究是對一般社會情境的研究。包含30個社會現象，于清源和謝曉非研究的是環境條目，包括生態環境類、疾病與災害類和生活環境類，由此說明人們可能是根據不同的風險維度特征對不同類型的風險進行認知。但是二者都不是完全根據氣候變化條目進行研究，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從新的角度建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特征維度結構。

心理測量范式作為一種心理機制，其研究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在許多研究中問卷條目所涉及的風險問題可能是被調查者不熟悉的，這樣被調查者所做的回答就不能完全代表個體的判斷；第二，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心理測量范式從數據中得到的信息也僅僅代表被試對風險事件的某些認知狀況，并不能反映個體實際的行為反應。盡管心理測量范式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中，該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如何定位在不同風險維度上，探索了影響氣候變化風險判斷的風險特征。

2.2 雙系統理論

過去15年來，雙系統理論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其中對雙系統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兩個角度：信息加工的兩種方式（經驗系統、分析系統）和個體獲得的兩種不同類型的信息（經驗信息、分析信息）。經驗系統和分析系統之所以能得到重視是因為面對相同的信息，人們卻可能產生不同的認知和行動（Hertwig，Barton，Weber，&Erev，2004）。在經驗系統中人們將目前現狀與個人自己或他人的經驗相聯系，知覺過程自動、迅速，人們通過聯想將環境各個方面的經驗轉化成各種情感，比如說害怕、恐懼、焦慮，進而影響風險認知和決策（Loewenstein，Weber，Hsee，&Welch，2001）；相反，在分析系統中人們運用數字對事實進行描述，通過邏輯分析來評定風險，其過程相對緩慢且需要意識的控制（Marx et al.，2007）。經驗信息和分析信息的區別在于信息呈現的方式不同：經驗信息是對與個體經驗有關的信息進行描述，而分析信息是指運用數字等來對信息進行描述。

首先，就兩種信息加工系統而言。Weber在2004年開始比較兩種不同系統，關注兩個系統中人們對氣候變化不確定信息的理解差異。Weber（2010）認為科學家和大眾對氣候變化風險的不同歸因是由于他們運用不同系統進行信息加工，84%的科學家認為氣候變化是由于人類活動造成的，只有49%的大眾同意這一觀點。在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中，科學家更多地運用分析系統，而大眾則更多地運用經驗系統fWeber&Stem，2011）。這可能是因為，首先，科學家在研究活動中能接觸到更多關于氣候變化的可信賴數據；其次，由于科學家受到的教育和專業訓練，他們比其他群體更傾向于運用數據分析并建立模型。而對于大眾來說，他們更容易受到個人經驗的影響，會自動迅速地運用經驗系統分析信息。當兩個系統所得的結論不同時，經驗系統往往要勝過分析系統，因為經驗系統更快，更生動形象fWeber，2010）。Leiserowitz和Broad（2008）的研究顯示英國民眾更多的根據經驗系統進行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甚至那些經濟來源與氣候密切相關的個體，比如說農民和漁民，當無法從日常生活和個人經驗中獲得足夠反饋時，他們也會運用經驗系統進行氣候變化的風險判斷。類似的，在烏干達地區的雨養農業中，無論是雨水不足或過多都會導致農業受損，但是過去的研究表明在該地區的市民都將雨水預報根據個人經驗轉化為確定性信息，導致潛在的相關風險增加（Marx et al.，2007）。雖然經驗系統能幫助個體迅速做出決策，但也可能會使個體決策產生偏差。

其次，從個體獲得兩種不同信息的角度來看，當呈現經驗信息和分析信息時，個人經驗信息更可能吸引人的注意，它的影響比數據信息更值得信賴（Erev&Barron，2005）。這是因為在氣候變化中，個人經驗信息能激發起人們更強烈的情感反應并回憶過去相關事件（Weber，2006）。其實大多數人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和經驗都是間接的，是以新聞和電影中的描述為中介，比如將格陵蘭島或南極冰川融化歸因于氣候變化，個人經驗并沒有提供有力的證據（Weber，2010）。此外，當目前情境不能與過去經驗相匹配時，只要能激發起個體強烈的情感，也能預測個體的行為（Weber&Johnson，2009）。Stern等人（2011）的研究顯示，當個體對氣候變暖將導致冰川融化感到強烈的恐懼時，即使個體沒有冰川融化的體驗，也會更多地參與環保行動。

但是，經驗系統和分析系統并不是一個絕對的劃分。Weber（2010）研究顯示雙系統所涉及的兩種方式是相互平行又相互依存的，分析系統可以幫助個體重新分類與過去經驗有關的氣候變化信息，因此強烈的情感可以在分析系統中被激活。此外，兩種類型的信息也可能在兩種對應的系統中進行加工。Marx等人（2007）的研究顯示，具體的、與個人有關的經驗信息在經驗系統中被加工，并且產生一種有效激勵行為；相反數據信息在分析系統中被加工，除非決策者受過一定的訓練，能有意識地注意數據信息及其影響，否則其結果對行為只有較小影響。

心理測量范式和雙系統理論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心理測量范式側重于分析人們是如何形成風險認知的地圖，探索風險認知特征在其中的作用；雙系統理論從經驗、分析兩種認知途徑和信息類型出發，側重于分析人們如何形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中的過程。兩者基于不同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都能解釋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

3 影響因素

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很多研究者對其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性別、年齡、知識、個體經歷、情感和世界觀。

3.1 性別

Lazo.Kinnell和Fisher（2000）的研究發現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受到眾多人口學因素的影響，包括性別、年齡、父母地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等。Rowe和Wright（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學因素中性別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最大。在基于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中女性比男性經歷了更強烈的情感體驗（Loewenstein et al.，2001），女性比男性更擔心氣候變化（Eva-Lotta，Anders，&Tommy，2007）。彭黎明（2011）進一步細化研究了性別與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之間的關系，分別對性別與氣候變化風險源、風險事件、風險后果與風險責任的認知進行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對風險事件和風險源的整體認知上，男性的分值整體高于女性，但差異不顯著；而在風險后果的認知上，女性的認知程度要高于男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女性更關注氣候變化風險所帶來的不利影響和后果。

3.2 年齡

年齡對個體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也有重要影響。Loewenstein等人（2001）認為風險認知的年齡差異是由于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具有了更加豐富的經驗和生動的想象，所以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也與日俱增。此外，Lazo等人（2000）認為相比年長者，年輕人沒有深刻體驗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峻后果，對氣候變化過程不是很了解，所以導致年輕人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程度不高。但是，也有研究者認為年齡與個體對氣候變化的知識相關，研究顯示作為年輕人的大學生具有更多關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知識，更多地認識到氣候變化的起源與后果，表示愿意承擔起保護環境的責任（Sundblad，Biel，&Gfirling，2007）。以上研究出現不同結果的原因可能是選取被試的差異，但是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加強對大學生的氣候變化風險教育可能會對緩解氣候變化行為產生一定作用。

3.3 知識

目前研究表明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包括氣候變化的現狀、起因和結果（sundblad et al.，2007）。知識的橫向和縱向結構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都有影響。從知識的縱向結構上來說，是否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影響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風險認知，并且是否了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消極后果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決定因素（sjoberg，2000）。從知識的橫向結構上來說，Bord，O’Connor和Fisher（2000）的研究顯示個體關于氣候變化的知識越多，越愿意去采取行動來減少氣候變化帶來的消極影響。此外，彭黎明（2叭1）的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越高，對氣候變化不利影響和后果的認知程度也就越高。Lazo等人（2000）的研究顯示一方面個人的受教育程度能誘發出一種控制感并降低風險認知，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與氣候變化后果的認知沒有太大關聯，因此，某種程度上來說，受教育程度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主要是對風險認知判斷的影響。

3.4 經歷

氣候變化通常涉及一系列的現象，比如說冰川融化、溫室效應、洪澇災害、干旱、颶風等，個人經歷主要是指對上述現象有過親身體驗。Spence，Poortinga，Butler和Pidgeon（2011）研究發現有過洪水經歷的個體對氣候變化表現出更多的擔憂，更多地看到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并且更相信他們的行動將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由此，有過洪水經歷的個體更可能采取節約能源等措施去緩解氣候變化。但是，Whitmarsh（2008）在關于洪水經歷和空氣污染經歷是否影響個體氣候變化態度和行為的調查中發現，在緩解氣候變化方面，洪災災民與其他個體差異很小，但是否具有空氣污染經歷強烈地影響著人們對氣候變化的看法和行為。出現上述結果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洪水是一個迅速發生的過程，一旦離開這個地方，人們受到洪水的影響將變小，而空氣污染則是一個緩慢、漸進變化的系統，人們將更長久、深刻地體驗到空氣污染帶來的后果。在研究過程中，Whitmarsh（2008）引入了環境價值觀的概念，認為有空氣污染經歷的人們有更高的環境價值觀，具有這種價值觀的人更可能把氣候變化看成顯著的風險并采取行動。

3.5 情感

情感作為態度的組成因素，是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因素之一。Leiserowitz（2006）調查顯示關于氣候變暖的消極情感，比如擔憂、危機感、焦慮等。比人口學變量、價值觀等因素能更好的預測個體對公共風險的態度和政策偏好。Maibach，Roser-Renouf和Leiserowitz（2008）的研究結果表明對氣候變化的高憂慮組比低憂慮組具有更強烈的恐懼、焦慮等相關情感反應，并有更強烈的緩解氣候變化的行動動機。而Weber（2010）認為形象、具體的氣候變化結果能激發起個體更強烈的危機感，因此，我們可以預測增加氣候變化信息的形象性可以促進個體緩解氣候變化的行動。同時，諸多研究表明增加對氣候變化風險不良后果的擔憂，能提高個體的風險認知（Fischhoff，Slovic，Lichtenstein，Read，&Combs，1978），并且憂慮也可以促進個體參與緩解氣候變化風險行為（Weber，2010；Marx et al.，2007），因此，加強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和焦慮可能會對緩解氣候變化行動產生作用。此外，當人們把氣候變化看成是一個漸進、可控的過程時，人們對氣候變化的風險意識就會降低；相反，當人們把氣候變化看成是生活中不可逃離的危險事物時，其風險意識就會增強（Weber，2010）。總之，情感與風險認知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人們對氣候變化風險的擔憂、焦慮等情感能影響個體的風險認知意識，反之個體對氣候變化風險的理解也將影響其情感強度。

3.6 世界觀

文化理論起源于Douglas，強調社會文化對風險判斷的重要影響，該理論認為人們的世界觀、價值觀等決定了風險的內涵及個體對特定風險的認知和判斷。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中，文化理論根據人際關系模式將人分成四種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等級主義者（hierarchists）、個人主義者（individualistic）、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和宿命論者（fatalistic）（Douglas&Wildavsky，1982）。不同世界觀群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不同的觀點（Gifford，2011），具有不同世界觀的人會選擇性地注意一些風險，而忽略另外一些風險（Weber，2006）。比如說等級主義者更信賴專家，傾向于將科技看作機會而更少看成風險；但是大多數平等主義者都懷疑專家的知識，他們認為現在的氣候變化已經非常嚴重，并覺得現在的新技術和對自然的污染將對后代產生更嚴重的影響；個人主義者更看重個人的自由和收益，面對氣候變化風險，他們認為自然能夠自我保護，沒有必要過多關注氣候變化；宿命論者對個人無力改變的氣候變化問題寧愿選擇視而不見（Weber&Morris，2010）。

雖然文化理論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釋不同世界觀對人們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但是由于對文化概念本身的爭議，文化理論的操作化遇到了困難，大規模的實證研究仍有待實施。

4 研究展望

綜合以往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不同學科對風險認知的不同領域都有所研究，但在心理學與氣候變化的交叉領域來分析其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在國內是一個開端，因此需要后續的研究者進行深入探索。通過對以往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文獻的梳理和總結，我們認為今后的研究應該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

4.1 深入探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框架

盡管風險認知的概念提出后，研究者分別從測量、認知、情感等各個角度對風險認知進行了研究，但在心理學領域迄今還沒有形成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的獨立整合理論，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從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來進行探討。首先，對相關風險認知理論在氣候變化領域進行驗證。過去風險認知理論主要是建立在對自然風險研究的基礎上，由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具有其獨特性，許多風險認知理論在氣候變化領域的適用性和解釋性有待進一步驗證，以便全面理解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特性。其次，對比分析不同領域的風險認知結果。比如在氣候變化領域和醫療領域，人們的風險認知在諸多方面表現出差異（Weber&Stern，2011），這種差異產生的根源是風險類型的差異還是個體對不同風險有不同的心理機制，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從而為建立專門的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理論奠定基礎。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根據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特殊性，進一步探索基于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框架。目前各個理論均從各自的角度對風險認知這一問題進行研究，有各自的優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處。心理測量范式很好地分析了風險本身的特征，卻沒有關注風險認知主體的特點；雙系統理論研究個體內部信息加工過程，對群體分析卻很少。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影響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因素既有客觀的也有主觀的，既有個體的也有群體的，既有微觀的也有宏觀的。只有把這些因素結合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因此，我們應該嘗試各理論之間的相互融合，并試圖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基礎上建立起獨立綜合的理論框架。

4.2 進一步探索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

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一直是學者探討的熱點，目前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研究還存在以下兩方面的不足。首先，雖然已有研究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探討，找到一些變量，比如說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對氣候變化的危機感等，但是還有一些變量沒有得到驗證，比如Feygina，Jost和Goldsmith（2010）的研究發現保守的政治態度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也有影響；Li等人（2011）認為氣候變化風險認知還受到當地氣候的影響；謝曉非和徐聯倉（1995）認為個體的風險認知，還會受到心理、社會、文化及制度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次，研究者并沒有對各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進行系統的研究，而且研究者發現情感與風險認知之間存在中間變量。比如Whitmarsh（2008）的調查研究發現環境價值觀在氣候變化經歷和行動中充當著中介的作用。此外，氣候變化的影響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媒體和社會交流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產生作用（Weber&Stem，2011；Reser&Swim，2011；Doherty&Clayton，2011），個人經驗也是通過媒體影響個體的氣候變化風險認知，而非直接發揮作用（Reser，2010；Stokols，Misra，Runnerstrom，&Hipp，2009）。Leiserowitz（2006）的研究發現信息的形象性影響人們的情感，從而影響人們的風險認知，這些間接影響因素還沒有得到進一步驗證。基于此，我們認為，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的研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展開：第一，采用多元化的數據分析方法，進一步驗證證據不充分的影響因素，并探索其他可能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產生影響的因素；第二，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影響因素之間的中介變量加以關注，為建構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獨立綜合理論奠定基礎。

4.3 加強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群體研究

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是一個復雜的心理現象，個體和群體對氣候變化風險認知有所區別。比如Pidgeon和Butler（2009）在風險放大研究中發現：當面對具體的情感體驗信息時，群體比個人有更大的動力去采取保護行動；Marx等人（2007）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研究中也發現群體比個人更容易受到經驗信息的影響。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從個人層面對其心理機制和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并未對群體氣候變化風險認知作詳盡研究。此外，群體中包含不同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世界觀的個體，個體與群體在氣候變化風險認知的上產生差異的原因也值得進一步探索。因此我們今后的研究應該注意：對個體研究結果在群體中進行驗證，并對人們在個體水平和群體水平的表現進行比較，找到聯系與區別，分析其原因并分別在個體和群體水平上制定相關策略。

4.4 拓展氣候變化中風險認知的應用研究

篇3

[關鍵詞] 農業 氣象災害 氣候變化

[中圖分類號] S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1650（2017）01-0294-01

氣候變化及產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有正面與反面之分。盡管氣候變化促進我國部分地區農業的發展，但氣候變化，對糧食生產產生的負面影響是極大的。如，南方洪澇嚴重，北方干旱面積增加，局面地區洪澇、干旱加劇，因為氣候變暖的原因，加速了作物提前發育，抗寒性減弱，給農業生產帶來較大的不穩定性[1]。氣象災害導致氣候變化，必然影響農業生產。為此，分析農業氣象災害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很有必要，便于后續采取預防措施，減少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1 氣候變化總括

氣候變化越大，氣候狀態不穩定，產生氣候變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人類在各種經濟活動中的人為因素。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影響多方面的，因為氣候變化原因，盡管促使部分地^糧食作物增產，而由于局部氣候惡化，嚴重影響了國內糧食生產。氣候變化主要對我國農業產生了負面影響，尤其是氣候變暖產生的旱災與澇災，導致農業產量降低，致使農業發展不穩定。分析氣候變化給農業氣象災害造成的影響，采取預防措施，減少因氣候變化原因對農業氣象災害產生的影響，現實意義巨大[2]。

2 農業氣象受氣候變化影響

2.1 農業氣象受澇漬影響

我國澇漬地區多發于東南與西北地區，澇漬范圍小。東南沿海地區受全球變暖及臺風的影響，是我國最嚴重的澇漬地區。澇漬因為季節不同，分為春季、夏季、秋季的澇漬，尤其夏季澇漬造成的危害是最大的。根據澇漬水分不同，分為洪水、澇害、漬害。洪水受大雨與暴雨影響，導致河水泛濫，毀壞農田與村舍等；澇害集中降雨，致使農田積水，損害農作物，很大程度上影響旱地農作物；漬害由于長時間雨水天氣，溫度低，陽光照射少，低洼地區長期排水不良，導致土地水分飽和，土壤中水分與空氣不均衡，致使農作物產量降低。

2.2 農業氣象受干旱影響

干旱成為我國乃至世界面臨的重要問題。國內干旱地區多為西南云貴高原與黃淮海平原等，因為氣候影響因素，自上世紀開始，我國降水量北方少，南方多。如，黃河流域一直是比較嚴重的干旱地區。比方雨少，南方雨少，導致北方與南方出現干旱與洪澇。上世紀七十年代由于黃河斷流，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從這些年比方干旱情況看，我國北方地區旱情加劇，擴大了旱情面積，華東北部地區與華北的干旱面積也在擴大，氣候變化下，北方旱情出現了加重趨勢。

2.3 農業氣象受風雹影響

風雹在我國氣象災害中分布分散且面積廣泛，強對氣流而產生的一種嚴峻的氣象災害，出現范圍小，強度大，伴隨狂風及降水等。我國多發風雹災害，氣象災害造成了沉重的經濟損失，極大影響了農業生產。因為風雹影響因素，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農業生產受風暴影響面積大。青海地區調整了種植結構，拓寬了種植面積，致使受災面積越來越大。09年江西因為風雹原因，導致農業受災面積增大，造成了沉重的經濟損失，受災面積6000多畝，造成7000多萬元的經濟損失，最嚴重的一次風雹發生于09年的安徽與河南34個縣，小麥倒伏面積300萬畝，其余農作物受災面積超過24000畝，造成16億的農業經濟損失。從上述可見，我國多發風雹，極大程度上危害了農業。

結束語：

我國地域廣闊，各地區氣候變化存有差異，對我國農業生產與發展造成不同影響。氣候變化下，多次出現農業氣象災害，帶來沉重的經濟損失，要求相關部門高度重視，構建科學的農業氣象災害預警系統，促進農業持續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篇4

筆者想從哲學層面，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談談對上述問題的看法。

1 運動變化是絕對的，地球氣候一直在變

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認為“世界是由矛盾組成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①。“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于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穿于一切過程的始終”②。同時認為“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為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③。

氣候也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樣，始終處在運動變化之中，這不僅是哲學的推理，而且為億萬年的史實所證明。

地球大約在50億年前后形成為行星，大約在20億年前地球上出現了大氣圈和水圈，地球氣候史也大約為20億年左右。考證認為地球氣候經歷著時間尺度為幾十年到幾億年為周期的氣候變化，現在科學界公認的氣候周期變化分三個階段④。

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距今22億年～1萬年，其最大特點是冰期與間冰期交替出現；

歷史時期的氣候，一般指1萬年左右以來“冰后期”的氣候；

近代的氣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氣象觀測記錄時期的氣候。

1.1地質時期的氣候變化又可分為

1）震旦紀大冰期氣候，發生在距今約6億年前，曾發生過世界規模的大冰川氣候。

2）寒武紀―石炭紀大間冰期氣候，發生在距今約3～6億年，包括寒武紀、奧陶紀、志留記、泥盆紀和石炭紀四個地質時期，共經歷了3.3億年，當時整個世界氣候比較溫暖。

3）石炭紀－二迭紀大冰期，發生在距今2～3億年。受這次冰期氣候影響的主要是南半球。這時處于北半球的我國仍具有溫暖濕潤氣候帶、干燥帶和炎熱潮濕氣候帶，氣候終年如夏，森林面積遼闊，是我國大規模煤田的形成期。

4）三迭紀―第三紀大間冰期氣候，發生在距今2億到200萬年前，包括整個中生代的三迭紀、侏羅紀、白堊紀，都是溫暖的氣候，當時我國普遍處在濕熱氣候控制之下。晚第三紀末期世界氣溫普遍下降。

5）第四紀大冰期氣候，從距今200萬年開始直至現在。在這次大冰期中，氣候變動很大，冰川多次進退。在中國也發現不少第四紀冰川遺跡，定出4次亞冰期。在亞冰期內，平均氣溫約比現代低8℃―12℃，而在兩個亞冰期之間的間冰期內，氣溫比現代高，極地約比現代高10℃以上，低緯地區比現代高5.5℃左右，這時冰蓋消失，甚至極地冰蓋也整個消失。在每個亞冰期之中氣候也有波動，每個相對溫暖時期一般維持1萬年左右。目前正處于一個相對溫暖的后期。大約在一萬年前，地球各大陸的氣候帶和氣候條件基本上形成現代氣候的特點。

1.2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

自第四紀更新世晚期，從距今1萬年左右開始，全球進入冰后期。挪威的冰川學家曾作出冰后期的近1萬年來挪威的雪線升降圖（圖1）⑤ ，從圖上可以看出近1萬年來雪線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這期間世界氣候有兩次大的波動：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最適氣候期，當時氣溫比現在高3℃～4℃（雪線升高表示溫度上升）；一次是15世紀以來的寒冷氣候（雪線降低表示溫度下降），其中1550～1850年為冰后期以來最寒冷的階段，稱小河冰期，當時氣溫比現在低1℃～2℃。圖1中兩條曲線――挪威雪線及中國溫度變化線，二者顯示中國近5000年來的氣溫變化（虛線）大體上與挪威雪線的變化相似。

根據對歷史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的分析，可以將5000年來我國的氣候劃分為4個溫暖時期和4個寒冷時期④：

第一次溫暖期發生在公元前3500～1000年間，當時黃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計當時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年降水量比現在多200mm以上，是我國近5000年來最溫暖時期。

第一次寒冷時期出現在公元前1000～850年（西周時期），據記載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漢水兩次結冰。

第二次溫暖期出現在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年（東周-西漢時期）氣候溫暖濕潤，《春秋》中提到魯國（今山東）冬天無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6世紀（東漢、南北朝），據史記記載公元225年淮河結冰。

第三次溫暖期是7～9世紀（隋唐時期），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長安（今西安）無冰雪，梅和柑橘能在關中地區生長。

第三次寒冷時期出現在10～12世紀（宋代），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公元1131～1260年杭州每10年間降雪最遲日期是4月上旬，比12世紀以前延遲1個月左右。

第四次溫暖時期發生在13世紀（元代），公元1200、1213、1216年杭州無冰雪，長安重設“竹監司”管理竹類，顯示氣候轉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現在15～19世紀末（明清時期），時間長達500年，估計17世紀的冬天溫度要比現在低2℃左右。

由上述可見，在近5000年的最初2000年間，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是最適氣候期。從公元前1000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氣候有一系列的冷暖變動。其分期的特征是：溫暖期越來越短，溫暖的程度越來越低。從生物分布也可以看出這一趨勢，例如在第一個溫暖時期，我國黃河流域發現有象；在第二個溫暖時期象群棲息北限就移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659～627年淮河流域有象棲息；第三個溫暖時期就只在長江以南，信安（浙江衢縣）和廣東、云南才有象生存。而5000年中的四個寒冷期越來越長，程度越來越強，從江河封凍可以看出這一趨勢。在第二個寒冷時期只有淮河封凍的例子（公元225年），第三個寒冷時期出現了太湖封凍的情況（公元1111年），而在第四個寒冷時期在17世紀（如公元1670年）長江也出現封凍現象。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世界氣溫曾出現明顯的波動上升現象。這種增暖在北極最為突出，1919～1928年間的巴倫支海的水面溫度比1912～1918年時高出8℃。巴倫支海在30年代出現過許多以前根本沒有出現過的喜熱性魚類；1938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亞島海域，直到83°05′N，創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記錄。這種增暖現象到20世紀40年代達到頂點。此后，世界氣候又出現變冷現象，以北極為中心的60°N以北，氣溫越來越冷。進入60年代以后，高緯地區氣候變冷的趨勢更加顯著，例如1968年冬，原來隔著大洋的冰島的格陵蘭，竟被冰塊連接起來，發生了北極熊從格陵蘭踏冰走到冰島的罕見現象。進入70年代后，世界氣候又趨變暖，到1980年后，世界氣溫增暖形勢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從22億年前地球氣候的形成至今，全球經歷了不同時期的氣候變化，這些史實證明一條真理――地球氣候一直在變化著。當代的氣候變化態勢，并未超出歷史上氣候變化的范疇。至于20世紀以來明顯增暖的現象，它是氣候變化長河中的一個波動過程，還是永遠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仍然需要冷靜思考，認真分析，不應匆忙作出結論。

2 矛盾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氣候變化有著眾多客觀因素的推動，似不應過分歸因于工業生產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在上一節中已經敘述了地球一直處在變化之中的史實，第二個需要探討的問題是引起這些變化的原因是什么。

對于這個重大問題，本文作者曾在20年前的《試論干旱》⑥一文中作過論述，認為：一個大區域氣候的形成和變化，是綜合因素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有的還在天上。可把這些因素列入表1：

上述因素通過形成五個圈層系統――大氣圈，海洋圈，冰結圈，陸地圈和生物圈，這五個系統的綜合作用，直接影響著氣候，決定著氣候變冷、變暖、變干還是變濕。

在此對這五個系統略作說明：

1）大氣圈是氣候系統中最為活動的組成部分。在外部參數的影響下，大氣環流的穩定特性時間大約是一個月。

2）海洋圈活動性較差，由于水的熱容量很大，因而海洋成為太陽能的巨大貯藏庫。它既可貯藏能量，隨后又以熱的明顯的或潛在的形式把所貯之能轉入大氣層中。其循環的穩定特性時間，在海洋上層變化于數日到幾年，在深層為百年到幾百年。

3）冰結圈，它是氣候系統中比較穩定的因子，多數循環可能是數百年、數千年，甚至幾十萬年。但是，冰結圈尤其強烈地影響著輻射量，影響到水在地面的分布，從而對氣候施加明顯的影響。

4）陸地圈的影響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它們都是水循環的積極干預者和參與者，它們的分布和狀況，影響著大氣的輻射、熱狀況以及大氣和大氣溶膠的交換等。

5）生物圈主要表現為生物群落的數量，包括陸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對水分循環、氣體交換以及熱動態的影響等。

通過對陸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對生物量施加影響，或通過以上各種方式間接地對其他系統施加影響，便形成人類影響氣候的重要手段。

從上述可以看出：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地區在某個時期氣候變化的原因是眾多的、復雜的！人們至今還不能確切地說明各種因素影響程度的定量關系。但是，存在著這些影響卻是肯定的。同時可以斷言：即使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從總體講，自然因素仍然是影響氣候的主導因素。人類活動至今仍然不足以影響地區性氣候的基本屬性，更不足以引起冰期或間冰期等巨大的氣候變化。

只是在相對較小的程度上，個別的、局部的氣候變化，才被解釋為人類活動的結果，如大面積的毀林開荒、毀草濫牧等。這就告訴我們，研究氣候變化，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應當從更廣闊、更深邃的領域去分析和認識，從而采取適當的應對之策！不要人云亦云，自討苦吃。

3 要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現在尚難肯定當代的氣候變暖就是人類活動所致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著許多的矛盾”⑦。

已如前述，氣候是一個巨系統，它的發展變化受制于許多因素，而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復雜的，多數因素存在于人類出現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配，要定量地評價它們對氣候變化的影響，至今世人尚無這種能力，只能說處在探索階段，本文也無法說得具體，只能在有限篇幅內，引用一些有關專家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論，供大家參考。

這些成果包括：25萬年來太陽夏季日照量變化圖（圖2）；50萬年間地球軌道及旋轉軸傾斜參數圖（圖3）；220年來太陽黑子數變化圖（圖4）⑧；1.1萬年來印度拉賈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圖（圖7）；美國1900～1939年氣候變遷圖（圖5）⑨；紀元以來世界溫度波動趨勢圖（圖6）；1萬年來挪威雪線高度（實線）與5000年來中國溫度（虛線）變化圖（見圖1）⑤。

這些研究和觀測成果，可以使人產生如下認識：

1）影響氣候的因子是復雜多變的。而且由于這些影響因子變化的偶然性中包含著某種必然性，因此，氣候變化也具有某種必然性；又由于影響因子的變化具有某種周期性和在周期內的相對穩定性，因此氣候變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對穩定性。認識氣候的這種變化性、相對穩定性和相對可知性，對我們應對氣候災害，利用氣候資源是十分重要的。

2）影響氣候變化的大因子人們尚難控制。如圖2～4所示。到目前為止，人類還無力對氣候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即使發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響因素，如海洋、冰川和陸地上的山原分布等，也不是人們在短期內可以控制和嚴重改變的。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某地區的氣候變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有自然因素的影響。

3）氣候變化具有全球性。中國氣候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波動與世界其他地區比較，雖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響應。因此，得不出外國氣候變好，中國因為某種人為原因氣候單獨變壞的結論。

4）中國的歷史氣候有熱有冷。從圖1及我國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編繪的圖6可以看出：若把圖中溫度“0”線視為現今的溫度水平，則在殷、周、漢、晉時代溫度低于現代；唐代以后，溫度高于現代，最長的溫暖期出現在唐代中期（公元811～1050年），約持續240年，當時在唐都長安可以生長柑橘⑤。

宋代以后，大約在公元1000年前后氣候開始變冷，期間雖有波動，但變冷居于主導地位。

5）世界的歷史氣候有熱有冷。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40年代，世界氣溫顯著上升，在北極最為突出，1919～1928年的巴倫支海水面溫度比1912～1918年高出約8℃；1940年開始雖有變冷現象，但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世界氣候又趨變暖，1980年后，世界增暖趨勢更加突出，引起許多人的關注，并被一些人認為主要是由于人類活動中排放的CO2溫室氣體所致。

6）近代全球變暖是氣候變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還是永遠的趨勢？尚存爭論！但更大的可能是氣候變化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溫室效應在全球變暖的趨勢中是疊加于前述的諸因素中，還是單獨在作用？作用有多大？亦有爭論，但更可能只是一個尚未完全證明的疊加因素！

因此，有關溫室氣體排放使全球變暖的論點，至今只能作為科學研究的課題，而不能作為肯定的結論。

4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氣候變暖是好事還是壞事要做具體分析

前已述及，史實表明溫暖的氣候有其積極的一面，可以簡要的歸納如下：

1）在寒武紀―泥盆紀大間冰期地球氣候比較溫暖，特別是石炭紀是古氣候中典型的溫濕氣候，當時在中國，全國都處于熱帶氣候條件下，森林茂密，形成大規模的煤層。

2）在6000年前的全新世溫暖期，現今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當時為大草原；青藏高原當時降水非常豐富，湖泊水面比現今高出8m～60m；古代四大文明古國，正好誕生在這一時期。

3）在圖6中顯示的公元600年～1050年，是我國最長的一段溫暖時期，比較風調雨順，這對盛唐的出現不無關系。

4）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氣候變暖，往往是全球嚴重自然災害較少時期。

有的學者還專門論述了未來氣候變化與農業的關系⑩，書中引述的資料表明，空氣中CO2濃度的增加會提高C4和C3作物的水分利用率，還認為“氣候變暖還可以由于生長季節延長，積溫增加，因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長的品種以提高產量”。

對于未來尚難確定的變化，作者引述這些言論并非是在期盼氣候變暖，而是建議對氣候變暖問題深入研究和辯證思考，科學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獨言。

5 具體矛盾具體解決，中國應尋求自己的應對氣候變化之策

已如前述，氣候變化是永恒的主題，氣候變化可能誘發水旱等自然災害的變化早為史實所證明，人們應當居安思危，科學應對，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1）堅持科學發展觀，強化對氣候變化的研究，努力探究氣候變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別應注重我國或我國不同地域氣候變化的具體原因和表現形式，力爭對未來氣候做出比較科學的預測；

2）加強學科交叉和聯合攻關，從不同角度研究氣候變化可能給農業、工業、水資源、生態環境等帶來的有利和不利影響及其應對措施；

3）加強氣候及氣候變化的科普宣傳，使人們對氣候變化具有正確的認識，以便沉著冷靜地看待氣候變化，做到人和自然和諧相處；

4）繼續貫徹節能減排的方針，該方針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一為節約能源，二為防治污染，要把防治大氣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優先的地位，努力造就大氣安全、水土安全，促進和諧社會的形成；不要因為全球變暖原因的爭論而影響節能減排方針的執行；

5）在小尺度上，人類強烈的活動可能對小氣候或局域氣候造成不良影響，從而危害人類自己。因此，在關注全球氣候變化的同時，要加強人類活動影響局域氣候的研究；

6）在大尺度上，由于影響氣候的因素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國無力也無責承擔全球氣候變化的責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災害都歸咎于氣候變化，從而放松對具體災害的具體分析，又要防止有人把自然問題政治化、國際化、用氣候變暖大做文章而宣揚新的“黃禍論”。

6 簡單的結語

一個時期以來“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熱議話題，但本文作者以科學發展觀為統率、以哲學為指導、以地質史和水文氣象資料為依據，提出了自己的認識，主要包括：

1）運動變化是絕對的，20多億年來，地球氣候一直在變，人們早有認識，并非當今發現；

2）矛盾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氣候變化有著眾多客觀因素的推動，似不應過分歸因于工業生產中的二氧化碳排放；

3）要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看問題，現在尚難肯定當代的氣候變暖就是人類活動所致，現在的氣候變化很可能是氣候變化長河中的一段波濤，并非永遠變暖的趨勢；而且其變幅并未超出歷史上出現過的范疇；

篇5

1氣候變化對農業資源的影響

1.1氣候變化對熱量資源的影響

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域溫度呈現升高趨勢，溫度提升最明顯的地區是華北、內蒙古東部和東北地區。在將來各種氣體排放的影響下，以冬季變暖情況最為突出，這主要在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多導致溫度升高。1.2氣候變化對光資源的影響

當前我國平均白天時間正在逐漸變短，減少幅度最顯著的地域是華北和東北地區。輻射減少也許是因為火山噴發、城市建設和空氣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方面的因素影響，由于輻射的減少導致農作物的光合作用減弱，以至于農作物不能有效地利用光資源。

1.3氣候變化對水分資源的影響

我國年平均降水量改變趨勢不顯著，但地區降水量波動很大，華北、東北和西北東部呈現出下降趨勢。在將來各種氣體排放的作用下，降水變化分布相對穩定，年降水增多明顯地區是華北、西北和東北地區。由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導致溫度升高，進而造成農作物需水量增大，在其他氣象因素保持穩定的前提下，華北地區不同作物的需水量由于溫度升高而變化的情況會有所不同，但越來越緊缺的水資源將會影響農作物的產量。

2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生長發育的影響

溫度是影響農作物生長速度的主要因素，溫度的變化決定了生長期的長短。溫度升高，其生長速度相對增加加快。據調查發現：平均溫度增長1℃，水稻生長期平均減少7.6d。但溫度增高對不同品種水稻的生長作用是不同的。溫度升高對冬小麥影響最大的階段是其生長前期，對后期的影響很小，導致春季生長期提前，拔節期影響最為顯著，抽穗以后各生長期影響較少，冬季生長期和全部生長期顯著減少。通過研究冬小麥的生長情況，在土壤不缺水的條件下，黃淮海地區秋冬季溫度升高，播種期到開花期過程變短，開花期到成熟期過程有所增長，播種期到成熟期整個生長期的過程變短。總之，氣候變化讓農作物生長期變短，并且對生長前期的影響高于對生長后期的影響。

3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產量的影響

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產量上，由于全球氣候變化正負效應的不一性。當前主要解決辦法是使用氣候模型與作物模式相關聯，對作物產量可能遭受的影響制定解決方案。在模擬未來氣候環境條件下，溫度增高，作物生長速度加快，生長期變短，不同品種水稻產量會受到不同的降低。溫度升高造成小麥生長過快，生長期變短，春小麥產量降低程度也會高于冬小麥。由于不同地區未來降水量變化不同，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雨養冬小麥產量會有所增加，而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春小麥產量會有所降低。

4氣候變化對品種布局的影響

在溫度升高的影響下，人們可以通過改變種植環境、替換產量較高的中晚熟品種來解決產量問題，以確保產量的增加。在溫度升高的影響下，在不考慮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對作物生長的影響的基礎上，東北地區玉米不同品種種植區域會呈向北移動的趨勢，在受溫度影響較大的區域可以考慮用中晚熟品種代替早熟品種，縮短玉米的生長期；干物質含量增多，能夠提升東北區域春玉米產量。東北區域不同品種的玉米可種植區域呈向北擴張的趨勢，小興安嶺能夠播種極早熟玉米品種。所以，在溫度升高的影響下，會利于喜溫和晚熟品種的播種，進而能夠增加作物產量。

5氣候變化對作物生產潛力和氣候資源利用率的影響

農作物生產潛力是判斷農業氣候資源狀況的主要根據，其生產潛力的大小決定于光、水、溫3種條件的狀況和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據調查發現，溫度升高對熱量豐富地域作物產量的影響呈現為下降趨勢，遼寧地區將來因溫度升高超過了玉米生長的適宜氣溫，作物生產潛力呈降低趨勢；但東北地區另外兩省通過播種晚熟品種，使生產潛力呈上升趨勢。在氣候變化的影響下，光、水、溫3種資源的分配不均是導致生產潛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河北地區降水量逐漸下降，雖然光、溫資源可以滿足作物生長所需，但是冬小麥的產量在逐漸降低。將來氣候變化明顯限制春玉米的生產潛力，而降水量變化造成的影響會高于溫度變化影響，降水量變化趨勢對其影響作用會更加顯著。當前全球很多地區農業氣候資源利用率較低，我國光能利用率、熱能利用率、水分利用率和綜合利用率在全球僅處于中等水平。

6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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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氣候變化的特點

1.1平均溫度明顯上升 由于大氣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濃度明顯增加，造成地球表面溫度上升，全球氣候變暖，進而引起全球的氣候變化。中國近100 年來年平均氣溫明顯增加，比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略高，這對農作物生產具有重大影響。

1.2降水出現區域性與季節性不均衡 溫度的提高會加快地表水的蒸發，導致水循環加劇，暴雨出現的概率增加，雖然降水量很大，卻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各地降水量和蒸發量的時空分布也會顯著改變。降水既會出現區域性不均衡，也會出現季節性不均衡，即在農作物最需要水的時候出現季節性干旱，從而給農業生產帶來嚴重影響。過去的概念是中國西北部缺水，今后在中國南方也可能出現季節性干旱，水資源短缺將成為一個嚴峻的問題。

1.3極端氣候現象有增多趨勢 極端氣候現象指一些發生在特定地區和時間的罕見天氣事件，極端氣候現象的罕見程度一般相當于觀察到的概率密度函數小于10%，這些極端氣候現象包括干旱、洪澇、低溫暴雪、颶風、致命熱浪等。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的發生和全球變暖有關，也是氣候變化的表現之一。在全球氣候變暖的總趨勢下，大氣的環流特征和要素發生了改變，引發復雜的大氣――海洋――陸面相互作用，大氣水分循環加劇，氣候變化幅度加大，不穩定因素增加，導致這些小概率、高影響天氣氣候事件的發生機率增加。極端氣候事件對農業系統的影響往往大于氣候平均變率所帶來的影響。

1.4冰川消融導致海平面上升 在內陸地區增溫造成冰川退縮，雪線上升，在南極冰川逐步融化、冰架面臨坍塌，而北極冰帽正在持續消融中，漂浮在北冰洋上的成年厚冰塊不斷融化，這些因素再加上海水受熱膨脹將會使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會給農業生產帶來一系列問題。

2.氣候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2.1氣候變化對農作物生產的影響 農作物對降水存在類似倒U 型曲線的敏感性關系。當降水嚴重不足時，農作物對水分的需求得不到滿足，會出現干旱癥狀，從而影響作物的正常生長；當降水量增加到一定范圍內，加上溫度及光照的配合，作物得以茁壯成長；當出現連續大雨、降水量超過一定范圍時，又會對作物產生不利的影響。在開花期出現陰雨會影響作物授粉，造成落花落果；長期陰雨還會誘發病害；降水量過多會造成農田漬害，嚴重時作物會被淹死。

2.2氣候變化對種植制度的影響 CO2 倍增時溫度升高，增加了各地的熱量資源，使各地的潛在生長季有所延長，無疑對多熟種植有利，從而使當前多熟種植的北界向北推移。當前我國的一年一熟制大約可向北推移200~300公里 ，一年二熟制和一年三熟制的北界也將向北推移 500 公里左右。麥、稻兩熟區、雙季稻種植區和一年三熟制的水稻產區，只要水分條件能滿足生育期的需要，種植北界均可向北推移。這種變化有可能使一年二熟、一年三熟種植的面積擴大。

2.3氣候變化對病蟲害的影響 由于溫度升高，害蟲發育的起點時間有可能提前，一年中害蟲繁殖代數也因此而增加，在新的有利環境條件下，某些害蟲的蟲口指數將增加，造成農田多次受害的幾率提高。病蟲越冬狀況受溫度影響將更加明顯，冬季變暖，容易越冬，蟲源和病源增大；害蟲的休眠越冬期縮短，世代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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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氣候變化；城市化；碳排放；低碳

中圖分類號 F291.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3）04-011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4.019

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氣候變化問題已成為人類關注的焦點。全球氣候持續變暖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健康，同時也已經并正在產生著一系列的嚴重后果，這些后果不僅僅局限于正在頻發的各種自然災害，同時由于各國或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因之而產生的利益分歧及對損失的規避等一系列的行動，均可能進一步引起國家之間尖銳的經濟、政治沖突。而城市既是CO2 及其它溫室氣體的排放源，又是減排的重點領域。傳統的城市發展模式具有“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特征，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必然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能源稀缺、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等諸多全球化的挑戰[1]。

縱觀近兩百多年的城市發展，可以看出，人類的生態環境問題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危害程度上越來越嚴重，已從點源污染發展為目前大范圍、大規模的生態環境問題，這一切引起了全球碳平衡的失調，進而抬升了全球的溫度。同時生態環境問題的全球化使得當前城市競爭也在日趨生態化，探求城市發展的生態之路成為新一輪城市競爭的關鍵。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峰會上再一次將全球的目光聚焦到CO2的排放和環境問題。中國的氣候變暖趨勢與全球基本一致，平均氣溫和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都在不斷升高，《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指出，近百年來，中國的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5 ℃-0.8 ℃，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近50年來，中國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2.5 mm，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這些數字都告訴了我們一個嚴峻的事實：全球變暖正在威脅著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城市化、碳排放、氣候變化三者正以一種危險的方式交織在一起。因此，研究氣候變化條件下碳排放和城市化之間的關系，引導城市以一種節約資源、減少碳排放量、最大限度地維系生態環境格局的模式來建設和發展，是唯一可行的緩解發展與生存矛盾、優化城鎮化與生態環境關系的路徑。

1 氣候變化對城市化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化對城市化的影響是全方位、多層面的，它可能會影響到城市的生產生活、生態系統、能源供給，還可能會擾亂當地經濟并使城市居民遭受生計和財產損失，甚至還可能導致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尤其是極端天氣對全球各地的城市會產生明顯的影響，很多變化通過氣候影響的累積效應顯露出來，并且已經進入到人們的現實生活中。全球氣候變化對城市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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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氣候變化；水文循環；水資源

中圖分類號P4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3）91-0132-02

0 引言

隨著社會發展，人口和經濟都在飛速增長，水資源變得異常珍貴，然而，經濟的發展卻使得不少工廠的生產廢水和居民的生活污水大量排放，導致水資源嚴重污染和環境惡化。同時，全球工業化的發展導致二氧化碳等氣體排放到空氣中而造成全球的溫室效應，據資料表明，全球平均氣溫在20世紀升高了0.6℃，到21世紀全球地表平均可能增溫1.1℃～1.6℃。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已經成為了全世界關心的重要環境問題之一，因為全球氣候變化定會改變全球水文循環的現狀，導致水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重新分配并改變水資源數量，從而影響全球的生態環境和人類生存。

1氣候變化對水文循環產生的影響

水文循環是氣候系統重要組成部分，更是研究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影響的基礎，雖然水文循環可以對氣候系統進行反饋，但它也會受其制約。如果氣候產生了變化，那么水循環也會有相應的變化，因為流域水循環基本上都是受日照、降水 、氣溫、風相、相對濕度等這些影響，而這些因素都屬于氣候條件，而其中影響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是降水，畢竟降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水循環的開始。除了這些直接影響的因素以外，氣候因子可以通過氣溫、日照、風相和相對濕度對路面蒸散發過程造成影響，從而間接的對水循環造成影響。所以，氣候變化對水循環的影響是研究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影響的基礎。

1.1對降水產生的影響

從20世紀全球的降水資料分析，雖然在20世紀的陸地降水增加了2%，但是在北半球部分地區的降水量卻減少了2%，而非洲和南美洲的部分沙漠地區降水更少。從我國范圍來看，我國近百年來的降雨量變化不大，看不出很大區別，但是如果從50年來看，我國很多地區降雨量都減少了，例如我國東北地區、四川地區、青藏地區、黃淮海平原等，除了這些區域，還有我國的黃河、海河流域的降水量在五十年間減少了50～120mm，雖然如此，我國其它地區的降雨量卻有所增加，例如西部地區、西南地區、長江下游、東南丘陵以及東北地區的降水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華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由其明顯，內蒙古和東北地區的降水量也在逐漸增加。

1.2對河流產生的影響

以往50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各大河流的實測流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趨勢，下降最多的是海河流域，相比1980年前的徑流量，總共減少了40%～70%，并且地下水位也下降了。黃河下游花園口在22出現了不同情況的斷流，就連主要支流也發生過斷流，黃河的年徑流量也在快速減少。淮河的遞減率達到26.95%，而下降趨勢最小的是珠江，十年來的遞減率才為0.96%。徑流對于降水的變化比對氣溫變化更敏感，但是河流徑流量的下降不完全是因為氣候變化而造成的，人類的活動也是影響河流徑流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1.3對蒸散發的影響

蒸散發是地表熱量平衡和水量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由于實際蒸散發的測定工作較為困難，所以只能用蒸發皿蒸發量來最為參考指標。根據我國總共664個氣象站在96年～00年口徑20cm的蒸發皿資料顯示：在96年～2000年期間，我國的蒸發皿蒸發量有顯著的下降趨勢，80年代～90年代的年蒸發皿蒸發量比60年～79年減少了99.8mm，下降幅度達5. 8%.黃河流域在80年代～90年代的年蒸發皿蒸發量比60年代～70年代減少了136mm，下降幅度達到7.5%。

1.4 對海平面水位變化的影響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溫室效應的出現，冰帽、冰川、冰蓋慢慢發生融化現象，因此導致海平面不斷上升。根據材料表示，全球在1961年～2003年期間，海平面平均上升速度為1.8±0.5mm/年，TOPEX/Poseidon衛星高度儀在此期間測量的海平面上升全球平均速度為3.1±0.7mm/年。通過這些數據可知，全球海平面的上升趨勢是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不斷上升的海平面不但會導致土地鹽漬化和淡水鹽化，也會導致沿海地區發生海嘯災難。

2 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產生的影響

2.1水資源的管理與供給

在我國六大江河徑流減少的背景下，我國水資源逐漸出現了供給緊張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北方地區更加突出，氣候條件對水文循環產生的影響直接改變了水資源的數量，對我國的水資源管理增加了難度，甚至有少數地區連飲用水斗成了問題。所以開展氣候條件對水文水資源影響的分析和研究是當前我國乃至全世界都需要重視的科學問題。

2.2水生態環境變化

由于溫室效應，令很多地方的河流和湖泊的水溫持續上升，從而影響水質，而河川徑流量的不斷減少會導致水里的化學物質濃度增加，兩者相互作用，湖泊中的藻類和浮游生物也會增加，魚類也會因為水質發生變壞而提早遷徙。例如我國太湖藍藻事件，2007年以前太湖藍藻都是在7～8月發生，但是在07年5月，太湖被大面積的藍藻侵襲，2008年4月，太湖再次發生藍藻爆發現象。雖然太湖藍藻事件的主要原因不能歸咎于氣候變化，但氣候變化的確能導致河流水質變化，畢竟我國的黃河和淮河是因為氣候變化導致的徑流量減少而引發了生態環境的惡化。

3結論

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也導致了人類生活環境產生了的變化，如我國水資源的急劇減少，使得部分地區存在嚴重的干旱現象；全球氣溫上升導致海平面上升，使得部分地區出現海嘯。所以人類要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減少氣候變化對水文水資源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保障人類生活的安全與健康。

參考文獻

[1]胡良溫.近100年江河源區生態環境與氣候演變趨勢研究[D].西北農林科技大學，2006，5.

[2]林而達，吳紹洪，戴曉蘇，等.氣候變化影響的最新認知[J].氣候變化研究進展，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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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氣候變化；人口死亡率；面板模型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149（2013）03-0020-06

一、引言

過去的100年，地球經歷了以全球變暖為主要特征的氣候變化，根據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氣溫升高了0.74℃，本世紀氣候將繼續變暖，且速度超過過去一萬年中的任何時期。中國是氣候變暖最顯著的國家之一，近百年來地表平均氣溫升高了1.1℃，自1986年以來經歷了21個暖冬，2007年是自1951年有系統氣象觀測以來最暖的一年。氣候變化通過氣溫、水文和生態系統對人類健康產生影響，如熱浪或極寒等極端氣候事件、大氣中有害氣體的含量增加等，氣候變化使得病菌、寄生蟲及敏感源更為活躍，真菌孢子、花粉和大氣顆粒物濃度增加，使人群免疫力降低，疾病的發病率增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每年全球的痢疾患者和瘧疾患者中，分別有4%和2%的人的發病原因是由于氣候變化，全球每年因氣候變化而死亡的人數超過10萬人，如果這一情況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到2030年，每年將有30萬人死于氣候變化。但目前為止我們對于氣候變化如何影響人類的健康還一無所知，只有加強氣候變化影響人體健康的研究，才能采取適當措施減緩氣候變化的不利影響。

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詳細匯總資料計算，2010年我國男性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72.38歲，比2000年提高了2.75歲；女性為77.37歲，比2000年提高了4.04歲，但全國平均水平掩蓋了顯著的區域差異，過去20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不斷提高的同時，其區域差異進一步擴大。同時我國幅員遼闊，各地區氣候類型復雜多樣，既有熱帶、亞熱帶和溫帶季風氣候，也有溫帶大陸性氣候和高原氣候。本文對研究我國復雜區域氣候如何影響人口健康提出了新的估計方法，即從時間變化和空間分布兩個角度考察，利用省際面板數據模型，使用分段函數方法得到氣候變化的變量，研究各區域氣候變化與人口死亡率的關系，由于數據全面，使得結論更有說服力，本項實證研究對于準確評價氣候變化對我國居民社會生活造成的負面影響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氣候變化與人口關系已有的研究主要采用整合評估模型（IAM），它整合了經濟、人口、社會、技術、海洋、陸地、能源與大氣等因素，通過評估影響氣候變化各因素的變化趨勢及其之間的動態關系，研究不同因素條件下氣候變化的可能結果和范圍。該方法能夠研究人口因素，如人口年齡結構、家庭規模變動、城市化等與氣候變化的關系，但IAM模型中往往含有大量的變量，甚至有上百個參數需要估計，如果要研究氣候變化與人口的關系就需要將其他因素設定為常量，這將嚴重影響估計結果的可信度。

其他研究方法還有克林克伯格（Klinenberg）利用相關分析方法研究了美國的人口死亡率和氣溫變化，研究發現極低溫度和極高溫度都與人口死亡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戴斯庫尼斯（Deschnes）等人利用回歸方法研究了美國氣溫變化與居民人口死亡率的關系，認為氣溫對于人口死亡率具有非線性的影響，在15～20℃時，人口死亡率是最低的，隨著溫度降低或升高，人口死亡率都會增加。王麗榮等人利用統計分析方法，整理了廣州市、上海市10個冬季和夏季的逐日死亡數據和氣象資料，發現在最高溫度達34℃的高溫天氣死亡率明顯增加，冬季死亡率隨最低溫度的下降而略有增加。方博等人利用相關分析方法研究了2003～2007年上海市低溫寒流季節超額死亡率，發現氣溫驟降和天氣急劇變化影響居民生命健康，導致居民死亡率的增加。

三、計量模型與數據

氣候變化有著豐富的內涵，氣溫和降雨量是氣候變化最重要的指標，對其他氣候條件的變化有重要的影響，同時在氣候變化的眾多指標中，氣溫和降雨量指標也是對人口死亡率產生最直接影響的指標。所以本文在討論氣候變化對人口死亡率的影響時，使用的是氣溫變化和降雨量變化這兩個指標。

1.回歸方程

人口死亡率的回歸方程如下：

其中，DRct是第c個省第t年的人口死亡率；εct是隨機誤差項；Rainctj和Tempctj用來描述每年降雨量和氣溫波動的情況。Rainctj是第c個省第t年的不同降雨量的天數，將24小時的降雨量每5毫米分成1個區間，超過50毫米的歸為1個區間，共11個解釋變量；Tempctj是第c個省第t年的日平均氣溫的天數，將日平均氣溫每5℃分為1個區間，低于-5℃的歸為1個區間，高于30℃的歸為1個區間，共9個解釋變量。γst是固定效應指標，表示不隨時間變化的各省之間的差異水平。設計降雨量每5毫米為1個區間和氣溫每5℃為1個區間是為了能夠更精確地確定降雨量和氣溫變化對人口死亡率的影響。本文的實證研究假定人口死亡率回歸方程能夠得到θj和δj向量的無偏估計向量，通過固定效應模型控制不隨時間變化的各省之間的差異水平，而且由于氣象數據的波動是隨機的，所以待估參數與人口死亡率是正交的，θj和δj向量通過各省之間降雨量和氣溫波動數據是能夠被識別的。

2.數據

本文所采用的降雨量和氣溫數據來自國家氣象信息中心數據應用服務室共享服務辦公室，由于各省內都有大量的氣候數據采集地點，如北京有3個采集點，新疆有68個采集點，如果把各省采集點的數據取平均值，計算量繁復，也需要確定各采集點的權重問題，所以本研究統一采用省會的數據代表各省的平均降雨量和氣溫，由此產生的測量誤差在可接受的范圍內。具體的數據采集點如下（括號內是氣象站編號）：北京（54511）、天津（54527）、石家莊（53698）、太原（53772）、呼和浩特（53463）、沈陽（54342）、長春（54161）、哈爾濱（50953）、上海寶山（58362）、南京（58238）、杭州（58457）、合肥（58321）、福州（58847）、南昌（58606）、濟南（54823）、鄭州（57083）、武漢（57494）、長沙（57687）、廣州（59287）、南寧（59431）、海口（59758）、重慶奉節（57348）、宜賓（56492）、貴陽（57816）、昆明（56778）、陜西榆林（53646）、敦煌（52418）、西寧（52866）、銀川（53614）、烏魯木齊（51463）。

本文得到30個省市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氣溫和日24小時降雨量數據，然后將每年30個省市的日平均氣溫合并排序，從而得到2004～2010年的日平均氣溫的各分位數值。2007年的最低氣溫數值為-20.4℃，是2004～2010年度最高的，比第二高的2008年還高3.2℃；各年的日平均氣溫中位數處于16.2～17.3℃，波動幅度較小；2008年的最高氣溫為33.7℃，是各年當中最低的，具體統計分析見表1。

人口死亡率、居民人口數和各地區GDP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其中各地區GDP數據利用GDP平減指數統一調整到以2004年為基期。GDP平減指數計算方法首先利用本年度名義GDP除以上年度名義GDP，得到GDP的名義增長率，再減去《中國統計年鑒》給出的GDP增長指數，可以得到GDP平減指數。

四、實證分析結果

1.實證結果

從模型回歸結果可以看出，11個降雨量解釋變量只有1個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氣溫變化所有9個氣溫區間解釋變量都在5%水平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人口死亡率與氣溫變化呈現非對稱u型曲線，相對來說，溫度較高時的人口死亡率高于溫度較低時的人口死亡率。人口死亡率在日均氣溫低于5℃的時候基本保持一致，在5—10%區間的時候最低，此時的溫度屬于氣象意義上的涼爽天氣，也是體感較舒適的天氣。隨著日均氣溫的升高，人口死亡率線性增加，當氣溫處于25～30%區間的時候達到最高，具體結果見圖1。之所以在日均氣溫高于30%區間時人口死亡率略有下降，可能是由于此時屬于氣象意義上的炎熱標準，人群的戶外活動因此受到限制，死亡率反而比25～30%區間略有下降。氣溫處于25～30%區間的回歸系數為0.10727，氣溫處于5～10%區間的回歸系數為0.09145，這意味著氣溫處于25～30℃區間比處在5～10%區間的天數每多一天，人口死亡率要上升0.01582（0.10727-0.09145）人/千人。

實證結果表明極端氣溫對人類的健康有很大的影響，人的正常體溫是通過機體調節產熱和散熱的動態平衡而實現的，暴露于高溫或低溫中的人溫度調節能力和溫度敏感性均變差，這就使維持身體正常體溫的能力降低，導致人口死亡率增加。而且患有心腦血管病或循環系統障礙的人，極端氣溫使得體溫調節系統處于超負荷狀態，增加死亡的危險。所以極端氣溫往往導致超額死亡率，這也是影響人口死亡率的重要外部因素。

2.穩健性分析

本研究對人口死亡率模型進行了6種形式的擴展來分析人口死亡率與氣溫變化關系的穩健性，分別為：①不含降雨解釋變量，即在模型中剔除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的11個降雨解釋變量，只保留截距項和氣溫變量；②人口死亡率對數，在原始模型的基礎上對被解釋變量取對數再進行回歸；③含氣溫變量的1階滯后項，在原始模型的基礎上加入9個氣溫變量的1階滯后項，建立動態面板模型；④含AR項，在原始模型的基礎上加入AR（1）項進行自相關修正；⑤采用2006～2008年的數據，對原始模型采用2006—2008年的數據進行回歸；⑥含人均GDP項，在原始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人均GDP項，分析我國各地的經濟發展程度對人口死亡率的影響。

由圖2可以看出，6個擴展模型與原始模型氣溫變量的回歸系數較接近，都呈現類似的非對稱的u型，其中不含有降雨解釋變量、人口死亡率對數、含AR項、2006～2008年數據，這4個擴展模型中氣溫解釋變量都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含人均GDP模型的氣溫解釋變量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顯示人口死亡率模型具有很好的穩健性。

如表2所示，擴展模型①，剔除降雨變量后，氣溫解釋變量能夠獨立解釋人口死亡率的變化；擴展模型②，對人口死亡率取對數后，只是改變了各回歸系數的數量級，將模型的總殘差平方和從8.59降低到0.27；擴展模型③，加入氣溫變量的1階滯后項后，氣溫變量和其1階滯后項都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但氣溫變量的回歸系數與原始模型相比并未發生大的波動；擴展模型④，AR（1）的系數通過了1%水平的顯著性檢驗，加入AR項后模型的DW值從1.81提高到2.08；擴展模型⑤，利用2006～2008年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模型的系數估計結果與2004～2010年數據較接近，說明我國人口死亡率與氣溫變化的關系具有很好的穩健性，不隨時間維度選擇發生大的波動；擴展模型⑥，加入人均GDP項之后，方程回歸系數為-0.1342，且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在相同的氣候條件下，區域經濟的發達程度能夠顯著地影響區域人口死亡率。具體來說，區域經濟越發達，人口死亡率越低，區域人均GDP每增加1萬元能夠降低區域人口死亡率0.1342人/千人。

擴展模型的實證結果說明經濟發展能夠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首先是因為經濟發展會增加公共衛生服務支出，在患病時人們能夠及時得到必要的基本醫療服務，特別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公共衛生的邊際支出效果更顯著，因此，在經濟水平不發達時，經濟發展對降低人口死亡率的基礎作用會非常明顯；其次是因為隨著經濟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居民生活質量、飲食、居住和環境條件等也相應提高，良好的生活質量是居民健康的重要基礎，同時人們對于高質量生活的追求，能夠促進健康教育的傳播和普及，提高了人們的健康意識，培養良好的衛生習慣，這也能夠有效降低人口死亡率。

五、研究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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